第一篇：“延安整風”的啟示

“延安整風”的啟示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先后開展了“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三嚴三實”學習教育活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對進一步純潔黨組織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學習教育的過程中，我們要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要認真總結“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驗教訓。開展各項活動的時候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為人民群眾謀幸福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調動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工作。使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

關鍵詞：共產黨 人民 整風 教育

當前，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全國各地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三嚴三實”教育之后的重要舉措。“兩學一做”教育使黨的教育從“少數”向“多數”拓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這項任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順立完成“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自開展此項活動以來，在社會上起到了較大的積極作用，“四風問題”不同程度受到了扼制，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不斷提升，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有所改善，黨的執政信心也不斷增強。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所做的距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我們必須借?b歷史的經驗教訓，把“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開展得更好。

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多年來，在建黨、治黨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已經形成了較完備的理論體系，同時在黨的發展史上，也有慘痛的教訓。因此，我們在開展任何活動的過程中都必須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發揚好的，糾正錯的。為了更好的開展“兩學一作”教育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延安整風運動”。因為“延安整風運動”是我們黨教育實踐的典范。是我們黨進步成熟的標志。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思想整頓。通過“延安整風”，使中國共產黨變得更加堅強，更加純潔，更加團結，更加有向心力和領導力。

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一次整風運動，史稱“延安整風”運動。當時中國共產黨建黨20多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勝利，但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思潮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很大傷害。由于當時的形勢特殊沒能來得及在黨內進行系統的總結和糾正，黨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造成指導思想上分歧，這些分歧在某些地區或某些方面繼續影響革命事業。“延安整風”就是為了解決思想領域里的問題。目前的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和“兩學一做”教育同樣是為了解決黨內的思想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有時我們忙于搞經濟建設，思想意識領域明顯出現了一些問題，嚴重的制約了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矛盾不斷加劇，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受影響，此刻也正需要統一思想認識，象習近平同志所說的“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借鑒“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驗教訓。

“延安整風運動”過程中，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現實出發，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其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明確了為什么整風，為了誰整風，依靠誰整風和整什么風的問題。從一開始整風的調子就定在更好的為人民謀利益上。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中強調“共產黨應為人民謀利益，而不是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絕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延安整風”因為指導思想明確，所以在整風過程中集思廣益，充分發揮了全黨的集體智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延安整風運動”另一成功經驗是，活動有明確的思路和明確的任務，以及明確的重點。“整風”以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為重點，特別強調對黨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整風”始終如一都是為了統一全黨思想認識問題，使全體黨員向人民靠攏。當時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的毛澤東同志很多講話都涉及黨員的思想問題。不同場合嚴厲批評了一些黨員干部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重點批評了“鬧獨立的問題”。他說：“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看不見全體利益”。還說：“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允許違背這個原則”。由于“延安整風運動”思想方法對頭，大多數黨員干部思想覺悟有了明顯提高。由于“整風”有明確的方針，“整風”過程中對事不對人，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挽救人不整人，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從開始就受到了黨員群眾的贊同。“整風”一開始讓每個黨員閱讀有關文件，然后每個人聯系個人的思想工作和實際進行檢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逐步取得認識上的一致后，提出努力方向和改正錯誤的具體做法。當時中央不斷強調“全黨要團結”，一定要避免歷史上錯誤斗爭的方法。當時犯有嚴重錯誤的王明稱病沒有參加會議，黨對其沒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做耐心細致的工作，毛澤東同志還多次看望他，并派人聽取他的意見，周恩來同志也同其談心，經過耐心細致的工作，王明同志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且寫信給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七大上，王明同志仍然被選舉為中央委員。由于思路清晰，方法得當，“整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延安整風”最突出的貢獻是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整風”通過開展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大討論。全黨清醒地認識到了馬列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其必須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一些“左”的或“右”的思想都是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情況思考問題造成的。而中國革命的一個又一個勝利，正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經過大討論，全體黨員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全黨思想進一步統一，形成了黨內空前團結。“延安整風運動“在黨的歷史上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可以說是黨的驕傲，是黨永久的精神財富。

另外，我們也不能不清楚“延安整風”中不該有的支流，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四月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盡管其磨滅不了“整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們必須得接受其教訓。“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十余天就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好在中央及時發現了問題，錯誤很快就得到了糾正。目前，我們站在歷史的新高度，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實施了一系列戰略舉措。開展“群眾路線實踐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兩學一做教育”也是為了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我怎么做”等問題。可仍有少部分人，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仍然高高在上，盛氣凌人，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執行文件，造成一次又一次“洛陽紙貴”，一次干部下鄉活動，僅填表冊就數千斤，結果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官僚”整“官僚主義”，形成了“官僚”的平方；用“形式”整“形式主義”形成了“形式”的平方，讓人民群眾很不滿意。

所以說，我們黨在開展任何“活動”過程中都要回望歷史的經驗教訓，應該一切從實際出發，有明確的目的，有明確的思路。明確為了誰，為誰解決什么問題，用什么方法解決問題。首先在黨內形成統一的思想認識，注意黨內的團結，注意改善黨群、干群關系，注意提高黨的思想政治覺悟。象“延安整風”那樣，使黨員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思想覺悟得到提高，“照照鏡子，洗洗澡”，然后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人民群眾面前。象“延安整風”那樣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讓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自省、自律、自查、自糾。時下，人民群眾深惡痛疾的是用人腐敗、以言代法、以權謀私等問題。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如果用三個字概括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反映在就業、就學、就醫、社保等各個方面。我們的黨員干部應通過學習教育活動帶頭扼制這些現象。

另外，我們就更加注重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延安整風運動”告訴我們，任何活動都不能傷害人民群眾這一主體。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讓人民遭殃。“延安整風”中“搶救失足者”本來是要審查干部，完成清洗壞人壞事的工作，可是出現了方向性錯誤，把“審干”變成了抓“特務”，方向一偏造成了“擴大化”，部分群眾變成了被整對象。我們無論是開展什么活動，都應慎密思考，做細致工作，不追求轟轟烈烈的場面，不讓人民群眾遭殃。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我們的群眾路線，不是滿足于那個熱熱鬧鬧，主要是要做經常的，細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這是一點一滴的工作，這樣的工作，積累起來，才有我們偉大的成績”。

總而言之，“延安整風”同我們黨所開展的黨的教育活動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我們黨不斷成熟的標志。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設的必然要求。我們應該在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認真總結黨的歷史進程中的成功經驗和教訓，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使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更加密切，使人們的黨組織更加先進純潔，使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更加鞏固。讓我們的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作者簡介：蔣清秀，敖漢旗委黨校，講師。）

第二篇：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

本文節選自《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周恩來》，作者：劉明剛 原載于：《紅巖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說：王(王明)、博(博古)、洛(張聞天)、稼(王稼祥)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再加上康生這樣的人不斷地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因此，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斗爭過火的偏向。

周恩來這次回延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參加正在深入開展的整風運動。

周恩來參加整風，并不是這時才開始的。1941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的決議，周恩來領導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南方局高級學習組的整風學習。不過，在重慶那種險惡的環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資料缺乏，使他難以集中時間，系統地整理自己的認識。

回延安后，便有了這種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來參加了高級干部的學習。為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分清路線是非，特別是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他在學習文件、參加中央會議的同時，閱讀了大量歷史資料，寫了四篇5萬多字的學習筆記。

這四篇筆記是《關于共產國際指示及反立三路線的研究》、《關于新立三路線的研究》、《關于四中全會決議和1931年8月共產國際主席團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的研究》、《閱讀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后的筆記》。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學習筆記，著重分析了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指導；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筆記是閱讀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后寫的，著重說明在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與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外衣的迷惑有關。

在學習的基礎上，周恩來對自己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檢查，寫下了兩萬多字的筆記。從11月15日起，他在整風學習會上作了5次發言，是整個會議中講得最細、檢查時間最長的發言。

周恩來回顧了參加革命20多年來的斗爭歷程，著重談了六屆三中全會以后到這次整風運動前的情況。他在發言中說：“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同時，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對自己的失誤和不足之處，他也作了認真的檢查。當然，在當時緊張的氣氛下，他也說了一些過分譴責自己的話。在報告的結束語中，周恩來表示，在今后“必須從專而精入手。寧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攬許多。寧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淺嘗即止。寧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寧務其大，不務其小。這樣，做出一點成績，才能從頭到尾，懂得實際，取得經驗。”周恩來的發言實際上是以史為綱，對重大事件進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啟發人們的深入思考。

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學習中，黨內對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認為“這是啟發思想的一種爭論。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他覺得自己參加了“六大”的籌備、召開以及貫徹執行等各項工作，是當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應當認識得更加清楚。因此，經過深入的思考，并與當年參加“六大”的同志交換意見后，周恩來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黨校就“關于黨的‘六大’研究”作了兩次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歷史實際情況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風的思想方法，兩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并從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階級關系，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革命形勢和黨的策略，黨的各項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響等6個部分對中共“六大”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對統一全黨認識、推動延安整風運動的健康發展，對黨制定《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均有重要作用。

遭過火批評被認為是“犯經驗主錯誤”的代表

延安整風運動的宗旨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這種方式開展黨內的思想斗爭，很多人還不太習慣，因此不免出現偏差。在第二階段整風會議上，對周恩來的批評就有過火的偏向。

在胡喬木組織編寫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有這樣的記載：

在會上，一些同志對洛甫、恩來等同志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有的說：王(王明)、博(博古)、洛(張聞天)、稼(王稼祥)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再加上康生這樣的人不斷地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因此，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斗爭過火的偏向。上述過火的批評，過高的“上綱”，給檢查者以較大的精神壓力，這對于后來的黨內斗爭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是一個應當總結的教訓。

書中還指出，當時對周恩來有一些“偏激之詞”，甚至認為他是最危險的人物。

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在《讀〈周恩來傳〉筆談》中寫道：

周恩來在黨內經過多次復雜斗爭，根據馬列主義原則，依靠黨的組織，同右的和“左”的傾向作不妥協的斗爭，并在斗爭中克服了這些傾向的事跡，由于種種原因，清楚地知道這些情況的人并不多，而且長期流傳著對他的許多不實之詞。

加之周恩來本人從來不宣傳自己的功績，卻經常過分檢討自己的過失，在黨內就產生了一些誤解，使他受到不少過分的責備，以致在某些重大問題上是非不清。如認為周恩來在六屆三中全會上糾正李立三路線錯誤時，采取的是“調和主義”的態度；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之所以能統治中央，是由于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成了“俘虜”，對王明等人妥協的結果，所謂經驗主義的代表，就是指周恩來。這種誤解一直延續到1942年延安整風，并且不指名地將它寫在1945年黨的決議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錯誤路線統治中央蘇區時期，周恩來的功過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義會議他才擁護毛澤東的。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寫道：

不可否認，會上也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有人把教條宗派說成是反革命集團，說王明是特務，讓他講怎樣出賣黨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面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風點火，攻擊武漢長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他還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和葉劍英同志，要公開批判周恩來。

在這個關鍵時候，幸虧毛澤東及時發現并阻止了這種過火的批判。他說：周恩來同志自大革命以來做過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義就是周恩來等同志打響的第一槍。

毛澤東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風在“搶救運動”外，再來一個“反周”，那就很危險了。不過，在整風運動基礎上形成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有反經驗主義的內容。《決議》寫道：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后，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

《決議》對周恩來不點名的批判對于后來的歷史也有著不良的影響。1975年3月，張春橋、姚文元掀起了一場反“經驗主義”的鬧劇。他們不但善于從變幻莫測的政治風云中尋找時機，以求一逞，而且善于從歷史檔案中尋覓攻擊對手的武器。當時，他們以反“經驗主義”為突破口，企圖借助歷史上對周恩來的過火批判來打倒周恩來。關于這個問題，由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寫道：“張春橋、姚文元這樣步調一致地批判‘經驗主義’，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風時，周恩來曾經被認為是‘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

因此，在整風運動中，確實存在對周恩來的過火批判。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過火批判的偏向與20世紀30年代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能同日而語，它沒有把肅反“逼供信”的錯誤做法搬到黨內來，也沒有采取簡單化的“懲辦主義”，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歷史事實證明，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每一個緊要關頭，周恩來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確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期，周恩來也有不少正確的主張，并同“左”傾錯誤進行過斗爭。特別是四中全會前后，周恩來忍辱負重，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由周恩來和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正當周恩來為糾正黨內第二次“左”傾錯誤而盡心竭力之時，共產國際卻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對瞿秋白、周恩來他們仍將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內卻將已經回國的王明拒于其外大為不滿。

為了糾正六屆三中全會的所謂“錯誤”，共產國際改變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決定，于1930年12月派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來華。

在沉重的壓力下，周恩來為了避免因嚴重的分歧而導致黨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對六屆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錯誤”承擔了全部責任，并提出與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權衡各方面的情況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針。對此，瞿秋白對周恩來說：“你還要背著這個擔子。”果然，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對三中全會又進行了猛烈地批評。周恩來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會議通過的決議指責中共“黨的領導對于共產國際代表有不可容許的不尊重的態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認共產國際的路線”。米夫在會上談到改造黨的指導機關時說：“在改造中我們要看誰能為黨的一致而斗爭”，“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對于此次會議，劉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風時說：本來，(六屆)三中全會雖然未在思想上糾正“立三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當時還是糾正了的。當前問題是解決了，本來可以不開(六屆)四中全會的。但米夫到中國后與王明結合，卻召集四中全會，打擊恩來、秋白。

經過這場突然襲來的軒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黨內思想極度混亂，小組織活動到處都是，情緒嚴重對立，正常的黨內批評已難以進行。羅章龍等正在醞釀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準備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不少黨員一時不知所從，全黨面臨大分裂的現實威脅。這種狀況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歷史中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一旦出現大分裂，就會給黨帶來致命的打擊。面對這樣復雜而艱難的局面，周恩來該怎么辦？他極其痛苦--聽任黨組織出現大的分裂，是對黨的不負責任；自己遭受了不應有的打擊，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這從他的思想和性格來說，又是絕對做不到的。

周恩來后來說：這時支配著他的想法就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他不顧自己的處境，懇切地說服大家，不能意氣用事，要團結起來，使黨避免出現分裂，共同渡過這段最艱難的時刻。他還代表中央同羅章龍、王克全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并告誡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與糾紛，但黨沒有分裂，這與周恩來發揮的巨大作用是分不開的。今天看來，他的種種努力不是幫助教條主義“流毒全黨”，而是維護全黨的團結與統一。

面對整風運動中過火的批判，周恩來仍是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嚴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擔責任。而同樣受到批判的王明，卻始終耿耿于懷，不斷地喊冤叫屈。對此，周恩來的評價是：他還是站在個人利害上來了解問題。

宰相肚里能撐船。周恩來襟懷坦蕩，對自己的過失從不原諒，經常自覺地作自我批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錯誤要逢人就講”，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取得別人的幫助，二是可以給別人以借鑒。延安整風期間，他對自己20余年革命歷程的功過是非進行了深刻的檢查，抱著嚴于律己的態度，誠懇地檢討了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檢討了抗日戰爭初期武漢的工作。后來，周恩來屢作自我批評，甚至是過分的檢討，目的在于教育全黨，引以為鑒。

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周恩來不僅在黨內講得很多，而且在黨外也經常講。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對出席青年團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說：“我雖然有二十七八年的黨齡了，還不是犯過許多錯誤。每次談起來，總覺得自己對革命有所欠缺，總覺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滿意。”

1961年，周恩來在上海同一些演員談話，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這就是周恩來，在他身上有一種嚴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謙虛，更加襯托了他人格的偉大。正是由于有這種嚴于律己和謙虛的精神，周恩來在參加延安整風運動中思想上收獲甚豐，他這樣說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

第三篇：延安整風心得體會

延安整風心得體會（三篇）

心得體會是指一種讀書、實踐后所寫的感受性文字。

延安整風心得體會

71年前，我們黨針對黨內存在著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現象，在延安開展了一次以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所帶來的效果，正如所指出的，中國“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對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一科學概括和論證，標志著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71年后的今天，為了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新一屆黨的領導集體重溫延安精神，確定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目的是為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我認為，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與延安精神的內涵是一致的，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與我們黨重視自身建設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延安精神不僅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也是我們開展新時期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最好教材。通過重新學習回顧延安精神，我有如下體會：

一、堅持正確的群眾觀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經驗，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精神是中國在延安時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進的群體意識。從中國的群眾路線可以看出，中國最根本的出發點是一切為了群眾,最重要的支撐點是一切依靠群眾，最成功的切入點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最閃耀的閃光點是為民、務實、清廉。弘揚延安精神、堅持群眾路線，對于推動機關轉變作風、開展好教育實踐活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當前，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我們黨面前,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數黨員干部脫離了群眾，思想上輕視群眾，感情上冷落群眾，對群眾的困難和疾苦漠不關心，這嚴重削弱了黨的戰斗力。開展延安整風精神心得體會對此，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部署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風的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深入分析發生問題的原因，努力解決作風不實不正不廉問題，這本質上就是要黨的作風，清洗思想和行為上的灰塵，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復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

二、堅持正確的群眾觀，就要改進作風，提高為群眾辦實事的能力

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增強黨性修養，強化宗旨意識，堅持以德修身，切實把服務群眾、為廣大群眾謀取利益作為謀劃工作、落實決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發點，把群眾是否贊成、是否答應、是否高興作為衡量我們工作得失的標準。

三、堅持正確的群眾觀，就要傾聽群眾意見、了解真實情況

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機關，深入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望聞問切”，從群眾中了解情況、汲取營養，挖掘群眾中隱藏的智慧，防止“閉門造車”、“唱獨角戲”，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舉措，把群眾的創造吸收到文件、講話、文章中來，使我們的思想和舉措符合實際情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深入企業不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獲取那些在辦公室難以聽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聽順耳話，也要聽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也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解決問題。開展延安整風精神心得體會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應當率先垂范，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群眾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真正做到講實話、干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堅持正確的群眾觀，關鍵要加強制度約束，使我們黨的干部將黨紀國法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進群眾路線的貫徹

一是要完善服務群眾制度、聯系群眾制度、接待來訪制度，使干部下企業、接待來訪等行為制度化、常態化，讓黨員干部覺得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運動式的一窩蜂或者隨大流;

二是將干部是否貫徹制度作為評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標準納入考核體系，不斷健全完備的選人用人機制，切實選拔能夠密切聯系群眾的黨員干部;三是建立黨內監督同群眾監督相結合的機制，對群眾缺乏感情、無視群眾的利益和要求而群眾又反映強烈的領導干部要予以處理。

延安時期形成的以群眾路線為基本內容的群眾觀，幫助中國趕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國民黨政權，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們繼續發揚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完全可以達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確保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延安整風心得體會

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教育和引導各級領導干部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轉變作風，真正做到為民、務實、清廉”。這是新的歷史時期黨中央對領導干部作風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學發展觀教育。

2、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教育。

4、廉潔自律的人生習慣教育。

因此，我身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名人民教師應深入開展科學發展觀的教育，并把它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教育結合起來，同黨紀和國家法律法規教育、黨的光榮傳統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廉潔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結合起來，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轉變作風，不斷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切實作出順應民意、維護民利、贏得民心的正確決策并付諸實踐，努力取得人民滿意的成效。加強“情為民所系”的教育。堅決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風，心系群眾、深入群眾，同群眾打成一片，成為群眾的貼心人。加強“利為民所謀”的教育，堅持不懈地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不斷為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盡職盡責、不負重托;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做到真抓實干、務求實際的效果，不搞形式主義、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業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實中，創造實實在在的工作業績。始終保持一身正氣、一塵不染。加強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講操守、重品行，堅決抵制腐朽沒落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蝕;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確選擇個人愛好，擺脫低級趣味，決不沉溺于燈紅酒綠、流連于聲色犬馬;慎重對待朋友交往，堅持擇善而交，注意凈化社交圈。

延安整風心得體會

延安教學的行程雖然只有四天，但在這幾天中，我從中感覺到延安不僅僅是一個地名，而且是代表了一種精神：延安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原則，它是伴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而逐漸形成，最終成為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伴隨著我黨我軍的成長壯大。要理解延安精神，就必須認識到當時我們黨為什么要堅持實事求是。

一、客觀現實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

我黨成立后的二十年中，在創造輝煌的同時，相繼犯過一次右傾和三次激進的左傾嚴重錯誤，特別是當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統治全黨的時候，我國的革命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當時最為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在當時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無法也不可能對思想政治路線進行深入的檢討，因此，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思想始終存在。

而在土地革命時期，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我們黨內補充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在他們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因此他們在帶來先進思想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非無產階級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與黨內原有的教條主義思想很快結合，到1941年的時候，這些思想問題已經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主觀主義，其中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二是宗派主義;三是黨八股。這三種表現都狹隘而機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中主觀主義是黨內一切錯誤思想的基礎，也是教條主義者的痼疾，它將馬列主義的經典和前蘇聯的斗爭經驗奉為“金科玉律“，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忽視中國革命的實際，結果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事業。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做出延安整風的決定，本身就是本著實事求是的方針。為能更好地指導中國革命，更有效地進行抗日戰爭的指導工作，同時也是為加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就必須馬上帶領全黨對適合中國革命的理論方針進行探討。整風中確立了實事求是作為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則，核心問題就是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心任務就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二、領會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要實事求是的原則

在我們黨內，最早將一切從實際出發、開展調查研究，作為研究問題根本途徑的理論提高到思想路線高度來認識的是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基本點。

毛澤東早年就十分重視實際調查的重要性。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深入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對當地的農民運動進行了三十余天的實地考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予污蔑農民運動的言論以迎頭痛擊，得出農民運動“好得很“的結論。

毛澤東同志在1941年3、4月份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作為一名領導者，如果不能夠做到“了解下情”，而是一味地“不求甚解”，指導工作時是“異常危險的現象”，而要做到這些，“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做調查”。由于客觀世界是不斷變化的，而人們認識事物需要一個過程，簡單聽取匯報或是短時間內對事物的認識都會是片面甚至錯誤的。1941年8月1日中央還專門下發《關于調查的決定》，要求黨員干部深入社會，通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狀況、革命特點和規律，切實將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同志反復地宣揚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工作方針的重要性。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經典著作中，他教育全黨要從實際出發，深入研究中國的現狀，掌握其規律，將馬列主義理論活學活用到中國的革命實踐當中來，堅決同那些穿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決裂，創造出中國化的馬列主義作為理論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

三、抓好軍隊黨建工作的核心是堅持實事求是

從延安整風之后，實事求是原則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方針政策的根本原則，并且在黨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當代中國黨的建設過程中，實事求是原則依然被貫徹執行，并且被應用于各個領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黨政治理論工作的重點，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變化，我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和重點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新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逐漸形成。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建設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

在我們實際工作生活當中，有些單位的黨組織活動流于形式，同志之間明哲保身互不得罪，互相吹捧，報喜不報憂的現象到處都是，這種風氣由上層傳染到下層，最終造成的局面是費力不少，收獲極小。宗派主義現象嚴重，相好的互相照顧，對立的互相制肘;明里和和氣氣，暗里互相傾軋，勾心斗角等。

這些現象都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一再強調改正的。在整黨過程中，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篇：延安整風對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啟示

延安整風對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啟示

【內容提要】 延安整風的歷史經驗啟迪我們：加強黨的建設要摒棄只有斗爭才能解決矛盾的“斗爭哲學”，但增強黨的團結不是一團和氣，不能放棄正確的黨內斗爭；群眾運動不適合執政條件下的黨內生活，但在不搞群眾運動的情況下要注重提高黨內監督和制度建設的質量，探索發揮黨員主體作用的新途徑；加強黨員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發揚整風精神，解決實際問題，防止新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黨八股”。

【關 鍵 詞】延安整風 黨內斗爭 整風精神 思想教育 制度建設

今年是延安整風70周年。70年前，亦即1942年，中國共產黨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推進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成為黨的建設史上的偉大創舉。對于延安整風，鄧小平同志作過高度評價。他說：“從延安整風以后，無論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氣勃勃，生動活潑，心情舒暢，團結一致。??沒有這樣的黨的風氣，我們能夠戰勝比我們強得多的敵人嗎？我們能夠在建國以后，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嗎？”[1]此后，建國初期的歷次整風、改革開放初期的整黨、后來開展的“三講”教育、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和當前的創優爭優活動，都是對延安整風的繼承和發展，都強調以整風精神搞好教育實踐活動。特別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再次重申了延安時期形成的三大作風，指出：“必須在全黨大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斗。”[2]30的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70年過去了，回顧延安整風的寶貴經驗，借鑒歷史智慧，居安思危，謙虛謹慎，對于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一、加強黨的建設要摒棄只有斗爭才能解決矛盾的“斗爭哲學”，但增強黨的團結不是一團和氣，不能放棄正確的黨內斗爭

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必要的黨內斗爭。延安整風就是我們黨總體上正確開展黨內斗爭、成功解決黨內矛盾的光輝典范。1942年，中共中央為了統一全黨思想，以延安為中心，以高中級干部為重點，以解決思想路線問題為切入點，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以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當時我們黨同各種“左”傾、右傾錯誤和偏離黨的組織原則的不良傾向進行了堅決的健康的黨內斗爭，同時也對極少數帶對抗性質的黨內矛盾進行了恰當處理。毛澤東明確講：“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3]歷史證明，延安整風通過對大量非對抗性矛盾和少數對抗性矛盾開展嚴肅、正確的斗爭，增強了黨的純潔性，增強了黨的團結統一。正如《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4]955這種從嚴治黨、正確處理黨內矛盾，以適當斗爭增強黨的團結的有效方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為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今天黨的歷史方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四大嚴峻考驗，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改革創新、增強活力，又要求團結統一、促進和諧。但是，黨的團結不是一團和氣，而是在堅持共同政治目標、價值追求與組織原則基礎上的思想統一和行動一致。黨不是無所事事的清談館和可以自由出入的俱樂部，而是先進分子為實現共同理想而組成的戰斗部隊，堅持共同的理想信仰、行為規范和組織紀律，是黨的團結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增強黨的團結，一方面要摒棄簡單化、絕對化的“斗爭哲學”，轉變只有斗爭才能解決矛盾、達到團結與和諧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對黨內存在的一些不良傾向、不正之風要開展必要的斗爭，對不同類別、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黨內矛盾，要具體分析其復雜性和特殊性，采取不同的辦法加以解決。

一是不能忽視新時期的反對錯誤傾向斗爭。延安整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開展黨內反對錯誤傾向斗爭。“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4]970這啟示我們，反傾向斗爭是黨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政黨不能忽視必要的反傾向斗爭。十七大修改通過的《黨章》在總綱中明確指出：“必須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全面落實黨的基本路線，全面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黨章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2009年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還強調：“要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影響，始終保持立場堅定、頭腦清醒。”[2]13為什么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仍然提出關于反對“左”與右的論斷？這是有著特定意義的，這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方針和重要的政治提醒。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要警惕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右的傾向，尤其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揚照搬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和輪流坐莊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礙仍然是“左”的教條主義和僵化思想，因此要防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回潮。對于嚴重或明顯違反黨的基本路線的錯誤傾向要進行斗爭，及時糾正、絕不姑息。開展反傾向斗爭，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正確處理黨內的錯誤傾向問題。在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尤其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為這種思潮恰恰是從“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論依據”的。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防止新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又要謹慎使用“左”傾、右傾的提法。對于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和工作實踐中的不同意見以至偏差，不能隨意說成是政治傾向上的“左”和右，更不能重復過去機械過火的路線斗爭。

二是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思想建黨是黨的一個優良傳統。黨內矛盾大量表現為思想認識上的矛盾，比如理想信念的局部動搖、黨員道德滑坡、各種意見分歧、封建主義殘余、落后守舊觀念不同程度存在。對這些矛盾既不能用對付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也不能姑息遷就。對于思想認識、工作方法上的差異，不適用斗爭的方法，更不能用上綱上線、殘酷斗爭的辦法，而應當求同存異、增同減異、求大同存小異，或者交換意見、互相啟發；或者調查研究，逐步形成共識；或者擱置分歧，等待實踐檢驗，慎下結論。對黨員干部社會交往、休閑娛樂、生活作風方面的不良現象，要及時提醒、批評、制止。對作風飄浮、敷衍塞責引發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損失的，要堅持批評教育與問責相結合。對弄虛作假、虛報浮夸的，必須嚴肅追究責任。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開放方向正確，但是由于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以及少數干部的自律不嚴，黨內確實滋長了自由主義、好人主義、息事寧人、姑息遷就等庸俗作風，極少數人把行幫習氣帶到黨內，在黨內不稱同志稱兄弟，攀親結貴甚至拉幫結派。對此，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增強黨內生活原則性和實效性，堅決反對上下級和干部之間逢迎討好、相互吹捧，堅決反對黨內生活庸俗化。領導班子要開展嚴肅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2]33從這個意義上看，延安整風期間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必須大力弘揚。對黨內生活庸俗化的現象，必須進行堅決斗爭。如果不對這些不良風氣開展斗爭，而是容忍這種風氣的存在，就等于助長這種風氣，這無異于打擊了大多數公道正派的共產黨員，并削弱黨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三是對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要區分性質，開展恰當的斗爭。這些年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使得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影響到黨內，黨內矛盾在利益問題上出現多元復雜的局面。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先富帶動后富的過程中，黨內確實出現了少數黨員干部嫌貧愛富，甚至出現地方保護主義、維護既得利益進而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對立的情況。為此，黨組織對困難黨員要加大關愛力度，加強人文關懷；對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摩擦，可以進行協調和整合；對鋪張浪費、奢靡享樂、揮霍公款的，必須嚴肅處理。不能把市場經濟的交易法則帶入黨內生活，對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買官賣官的行為，必須嚴厲懲處。少數腐敗分子與黨的矛盾已經帶有對抗的性質，要進行嚴肅的組織處理，乃至繩之以法，絕不手軟。

二、群眾運動不適合執政條件下的黨內生活，但在不搞群眾運動的情況下要注重提高黨內監督和制度建設的質量，探索發揮黨員主體作用的新途徑

延安整風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發揚民主，開展了群眾運動，黨員參與的程度高、監督的力量強，調動了黨員干部的積極性。歷史表明，革命戰爭時期群眾運動總體上發揮了領導群眾、組織群眾和服務群眾的作用，是特定時期黨內自我糾錯的一種途徑，也是民主革命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常用形式，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群眾運動畢竟屬于革命黨思維，到了黨在全國范圍執政的時候，弊端就比較明顯了，特別是突擊式的群眾運動容易引起氣氛緊張，出現過火斗爭，乃至發展成“大民主”，導致黨內生活混亂，社會失序。建國后黨多次發動群眾運動的深刻教訓表明，群眾運動不適合執政條件下的黨內生活，也不利于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新時期我們不能通過群眾運動來發揮黨員的主體作用，而要通過制度建設和創新監督機制來調動黨員的積極性，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這既有利于擴大黨員的有序參與，又能保證黨內生活正常化和社會的繁榮穩定。

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建設的力度之大、出臺的制度之多，表明全黨充分認識到“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思考制度建設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可以得出一個新認識：把黨內民主建設推向新階段，不能滿足于已有的制度，或者簡單地再制定一些新制度，而是要從整體上提高民主建設的制度化水平，并形成一整套黨內監督機制以配合制度的落實，提高制度運行的質量。機制與制度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機制是以制度為依托建立的有明確目標、實施方法和保證措施的程序系統。所以，機制是執行制度的中介方式。有了科學合理的程序性、規范性機制，制度才能真正運行，并持續產生效果。

當前，完善黨內基本制度和監督機制，一個重要方面在于進一步提高黨員對黨內事務的參與度。這需要設計程序性機制保證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得到落實。比如，推進黨務公開，健全黨內情況通報制度，及時公布黨內信息，暢通黨內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寬黨員意見表達渠道，建立健全黨內事務聽證咨詢、黨員定期評議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等制度；建立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里話的機制，制定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具體程序性機制，營造黨內民主討論、民主監督環境；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黨內選舉制度，黨內民主決策機制；推廣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由黨員和群眾公開推薦與上級黨組織推薦相結合的辦法，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直接選舉范圍。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選舉人依照規定自主行使選舉權，等等。當然，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也要加強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黨員民主素質，引導黨員正確行使權利、認真履行義務。而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加強黨性修養，提高運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識、開展工作的本領，注意聽取不同意見，防止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同樣十分重要。

實踐證明，加強黨的建設要把思想教育擺在首位，但教育不是萬能的，黨內教育要通過制度執行來保證，通過加強監督來持續。作為一個有著七千多萬黨員的大黨，黨內本身就像一個復雜的社會，迫切需要激發黨員的潛能，讓黨內生活既嚴肅又活潑。在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監督黨員的主體作用是否充分得到發揮，保證黨員在黨內當家作主的制度設計是否科學并得到貫徹，特別是監督制度是否得到落實，顯得尤為重要。制度的執行力關系到制度的公信力。如果制度執行與不執行一個樣，執行好壞一個樣，黨員和干部對制度就容易趨于麻木。如果長期違反制度不僅逃脫懲罰而且還能從中受益，那么會打破黨員心理的平衡，使另一些人違反其他制度以謀求補償，并對新的制度產生排斥。其后果是正常的黨內秩序被破壞，黨的威信和社會基礎秩序遭到削弱。所以，加強黨的建設，保障黨員的主體地位，不僅需要創新制度和完善制度，更需要通過程序性機制提高基本制度的執行力。

三、加強黨員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發揚整風精神，解決實際問題，防止新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黨八股”

延安整風是黨的建設史上一種嶄新的思想教育形式。我們黨結合戰爭年代的具體條件和實際情況，主要通過批評教育的形式，清除黨內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把學習理論、總結歷史經驗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達到自我糾錯和自我完善的目的，開拓了思想建黨的新途徑。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延安整風之所以能形成一種風氣、“一河大水”，較好地沖刷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很重要的一點，靠各部門、各單位聯系實際學習理論，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改進本職工作，這些涓涓細流形成了整風“河水”。比如，各單位從實際情況出發，在整風的部署安排上有先有后，內容上各有側重，方法上有所區別，有的先開展黨風整頓，有的先整頓學風、文風。根據地的整風與國統區的整風有區別，軍隊系統與黨政機關的整風也不完全一樣。而且在學習過程中，大家不是抽象地談論理論和黨史，而是聯系具體的事件、戰斗戰役和地方工作中的具體問題乃至白區工作的教訓來研究整風文件，并且分析錯誤產生的原因。比如，在討論會上，一些黨員干部聯系許多經歷過的事實，說得入情入理，有聲有色。他們深深體會到：“從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錯誤的原因，現在才曉得是犯了主觀主義。”“原來是沒有調查研究瞎沖沖，失敗啦！”有一位同志說：“一九三五年東征以后，黨提出爭取×軍的口號，我們很奇怪，人家武裝那樣好，還爭取得來？他們是反對土地革命的，爭取他們干啥？現在才知道，爭取×軍做建立統一戰線的橋梁。那時就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情況，也沒研究×軍的情況，就分析不出正確的結論；對執行決議，也沒信心，也很勉強。”[5]正是這種聯系實際、解決問題的整風方法，促進了優良作風的形成。

反過來，同時期的國民黨恰恰不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必然不得人心。比如，抗戰時期國民黨對我們黨開展的延安整風一直密切關注。1947年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還專門印發了共產黨的幾個整風文件——《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蔣介石對此還特別作了說明：“這次四中全會印發給你們的共產黨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三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學習的風氣。他們黨的紀律、黨的組織、黨的調查、黨的學習，是這樣認真這樣嚴密，而我們則松懈散漫，毫無教育毫無計劃。”[6]盡管國民黨很重視中共的延安整風，但由于國民黨的階級本質和唯心史觀的作用，使得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可能學到延安整風的精神實質。1940年11月，譚平山提出：“救國必先救黨”，“必須清理黨的成分。”[7]“國民黨的黨員大都是地主資本家小資產階級，與三民主義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執行三民主義之政策。”[8]國民黨曾經開展過的“整肅”、“革新”運動，因為形同虛設、徒有虛名，而終至曇花一現。這是國民黨敗退臺灣島的一個重要原因。延安時期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啟示我們，開展黨員教育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物質條件，但更要務求實效、解決自身的突出問題和群眾的實際問題。今天，我們加強黨的建設無疑需要一定的形式，也需要創造和運用新的形式，但更要進一步發揚整風精神，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改進黨的作風，贏得老百姓的擁護和支持。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由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由偏僻封閉的小環境到改革開放的大舞臺，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掌握的資源更多，視野更開闊，同時擔負的責任更重，面臨的環境更復雜，誘惑也更多。我們黨的最大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一個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面對更加復雜的環境，需要大力發揚整風精神搞好黨內思想教育活動，防止新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黨八股”，不斷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防止新的教條主義，關鍵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深刻把握中國的實際包括改革發展的實際。我們固然要學習和借鑒世界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更要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脫離當前實際；不能鼓吹和照搬民主社會主義，教條地、斷章取義地曲解馬克思主義，更不能以加強權力制衡和民主監督為借口，套用西方所謂的“三權分立”制和多黨制。很多做法，在國外也許是“點睛之筆”，到了中國就可能成為“敗筆”，很多制度在國外不是問題，但移植到中國來，就可能“水土不服”，出現問題。所以，抓中國老鼠要靠中國貓。改進黨的建設必須從當前黨內實際和基本國情出發，既堅持改革創新，防止思想僵化，又避免把改革變成“改向”。我們要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形成組織優勢、政治優勢和作風優勢的強大合力，增強政治上的核心競爭力和黨的生機活力。

防止新的形式主義，關鍵要求真務實，解決實際問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決制止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又說：“機關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層干部要堅守一線，領導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層特別是經濟落后、問題較多的地方調查研究，了解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幫助解決困難。領導干部下基層要輕車簡從，不擾民，不搞層層陪同，不組織群眾迎送。”[5]31實踐表明，形式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與整風精神相違背，與黨的宗旨相違背。只有解決服務群眾的問題，才能談得上依靠群眾的問題，群眾才會讓你“靠”。這方面，蘇共亡黨的教訓是深刻的，近年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教訓也是深刻的。對此，必須警鐘長鳴。

防止新的“黨八股”，關鍵要切實改進學風、文風、會風。毛澤東同志指出：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人們從文風狀況中可以判斷黨的作風，評價黨的形象，進而觀察黨的宗旨的貫徹落實情況。所以，文風會風不是小問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從領導機關做起，大力整治文風會風，提倡開短會、講短話、講管用的話，力戒空話套話。這要求我們在工作和學習生活中，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務虛”與“務實”相結合，形成通俗簡短、務實管用、符合實際的文風會風，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的力量。”改進學風、文風、會風，最終還是為了惠民利民，使黨的方針政策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為群眾所理解，為群眾所支持。正如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告誡全黨的一樣：“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4]812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4—45.[2]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285.[4]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延安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整風運動紀事[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181.[6]蔣介石．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C].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253.[7]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C].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295.[8]公安部檔案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173.【作者簡介】肖純柏，中國延安干部學院 教學規劃處，陜西 延安 716000

第五篇：學習延安整風心得體會

學習延安整風心得體會

通過重新學習回顧延安整風的歷史經驗，我有如下體會∶

一、堅持正確的群眾觀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經驗，也是 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整風精神是中國在延安時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進的群體意識。從中國的群眾路線可以看出，中國最根本的出發點是一切為了群眾，最重要的支撐點是一切依靠群眾，最成功的切入點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最閃耀的閃光點是為民、務實、清廉。弘揚延安精神、堅持群眾路線，對于推動機關轉變作風、開展好教育實踐活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當前，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我們黨面前，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數黨員干部脫離了群眾，思想上輕視群眾，感情上冷落群眾，對群眾的困難和疾苦漠不關心，這嚴重削弱了黨的戰斗力。開展延安整風精神心得體會對此，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部署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風的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深入分析發生問題的原因，努力解決作風不實不正不廉問題，這本質上就是要黨的作風，清洗思想和行為上的灰塵，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復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

二、堅持正確的群眾觀，就要改進作風，提高為群眾辦實事的能力

=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增強黨性修養，強化宗旨意識，堅持以德修身，切實把服務群眾、為廣大群眾謀取利益作為謀劃工作、落實決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發點，把群眾是否贊成、是否答應、是否高興作為衡量我們工作得失的標準。

三、堅持正確的群眾觀，就要傾聽群眾意見、了解真實情況

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機關，深入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望聞問切”，從群眾中了解情況、汲取營養，挖掘群眾中隱藏的智慧，防止“閉門造車”、“唱獨角戲”，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舉措，把群眾的創造吸收到文件、講話、文章中來，使我們的思想和舉措符合實際情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深入企業不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獲取那些在辦公室難以聽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聽順耳話，也要聽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也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解決問題。開展延安整風精神心得體會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應當率先垂范，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群眾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真正做到講實話、干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堅持正確的群眾觀，關鍵要加強制度約束，使我們黨的干部將黨紀國法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進群眾路線的貫徹

一是要完善服務群眾制度、聯系群眾制度、接待來訪制度，使干部下企業、接待來訪等行為制度化、常態化，讓黨員干部覺得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運動式的一窩蜂或者隨大流;二是將干部是否貫徹制度作為評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標準納入考核體系，不斷健全完備的選人用人機制，切實選拔能夠密切聯系群眾的黨員干部;三是建立黨內監督同群眾監督相結合的機制，對群眾缺乏感情、無視群眾的利益和要求而群眾又反映強烈的領導干部要予以處理。

延安整風時期形成的以群眾路線為基本內容的群眾觀，幫助中國趕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國民黨政權，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們繼續發揚 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完全可以達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確保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教育和引導各級領導干部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轉變作風，真正做到為民、務實、清廉”。這是新的歷史時期黨中央對領導干部作風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學發展觀教育。

2、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教育。4、廉潔自律的人生習慣教育。

因此，我身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名人民教師應深入開展科學發展觀的教育，并把它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教育結合起來，同黨紀和國家法律法規教育、黨的光榮傳統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廉潔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結合起來，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轉變作風，不斷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切實作出順應民意、維護民利、贏得民心的正確決策并付諸實踐，努力取得人民滿意的成效。加強“情為民所系”的教育。堅決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風，心系群眾、深入群眾，同群眾打成一片，成為群眾的貼心人。加強“利為民所謀”的教育，堅持不懈地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不斷為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盡職盡責、不負重托;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做到真抓實干、務求實際的效果，不搞形式主義、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業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實中，創造實實在在的工作業績。始終保持一身正氣、一塵不染。加強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講操守、重品行，堅決抵制腐朽沒落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蝕;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確選擇個人愛好，擺脫低級趣味，決不沉溺于燈紅酒綠、流連于聲色犬馬;慎重對待朋友交往，堅持擇善而交，注意凈化社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