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印刷術的傳播歷程及影響[推薦]

中國印刷術的傳播歷程及影響

一 在東方的傳播

東亞和東南亞的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不僅與中國山水相連或隔海相望，而且與 中國有著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政治、經濟、文化交往頻繁，關系 非常密切。他們使用中國的漢字，效仿中國的政治乃至科舉制度，同中國一樣地信奉佛教、尊崇儒家思 想。他們經常、大批地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和佛教徒，從中國索取或購買佛經和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印刷術發明后首先傳往這些周邊臨國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事情。中國早期印刷品流入這些國家也在情理之中。

1、傳入朝鮮

從現存文獻來看，朝鮮是最先接受中國印刷術的國家。歷史上，中朝兩國的文化交流至為悠久。到公元前二、三世紀時，兩國的交往已相當密切。七世紀時，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那時正值中國的唐朝。他們經常派學生到中國學習。這些學生回國時往往帶走大批書籍，同時也 學到不少先進的工藝技術。印刷術當然也不例外。

由于缺乏記載，人們還難以斷定朝鮮出現印刷術的年代。從現存記載看，比較可信的說法是 十一世紀。公元1237年，當時的高麗翰林學士李奎報(1108-1241年)撰有《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稱 ＂高麗

顯宗二年始雕經版。可斷為半島出版的最早印刷品，是高麗朝總持寺1007年刻印的《 寶篋印陀羅尼經》。＂已故韓國學者安春根教授在《新羅時代的印刷出版問題》一文中，建 議：＂有必要確認1007年出版的《寶篋印陀羅尼經》是我國(按：韓國)最早的印刷物。＂至 于1966年在南朝鮮東南慶州佛國寺發現的、刻印于七八世紀之交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經專家們考證，認為它是中國唐朝武后時期的印品。為由中國傳入品。

朝鮮最早出現的印刷術是用來刻印佛教經典的。顯宗王詢時，契丹人大舉入侵，顯宗王詢南 行避難，契丹屯兵松岳城(今開城)。當時顯宗兵力不足，難以退敵。便與群臣商議，想借助 于佛力退敵，發誓刻印《大藏經》。自顯宗二年(1011年)起，歷經德宗、靖宗以至文宗，到公元1082年完工，歷時71年。這部《大藏經》，主要根據宋《開寶藏》和遼《契丹藏》 刊刻而成，全藏六千卷，刻成以后，經版藏于符仁寺，世稱高麗＂大寶＂。

1232年，蒙古入侵朝鮮，焚毀了高麗＂大寶＂。其時蒙古兵力強大，高宗束手無策。于 是又效法顯宗，重新刻印《大藏經》。這次刻印工程，起自1237年，成于1251年，全藏6，7 91 卷。這部經版后世幾經修補，一直保存至今，即有名的《高麗藏》。與此同時，還在靖宗八 年(1042年)，刻印了《兩漢書》和《唐書》；靖宗十一年(1045年)刻印了《禮記正義 》 和《毛詩正義》；更于1058年刻印

了《黃帝八十一難》、《傷寒論》、《本草備要》等書。從此，中國的儒家經典、史書、醫書等各類書籍，在朝鮮陸續刻印，廣為流傳。朝鮮半島不但采用了中國的雕版印刷術，而且還采用了畢升發明的活 字印刷術。他們先后應 用泥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鉛活字、鐵活字(圖11-1)，還有后來創制的瓢活字印書。其 中最有成就的是銅活字。

大量鑄造金屬活字，是朝鮮印刷史上最突出的成績。它們鑄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國鑄銅幣、銅印和制作錫活字的影響，因為朝鮮銅活字采取的雕木字模、作細沙 反模，然后澆注銅液等基本方法，與中國銅幣銅印鑄造法，幾乎是一樣的。

朝鮮半島大規模鑄銅活字，是從十五世紀開始的，韓國學者孫寶基教授認為朝鮮半島的金屬活字始于十三世紀初的高麗朝，比中國文 獻記載中國南宋時期出現的金屬活字錫活字印刷約晚一個世紀。而且都由政府主持。當時太宗李芳遠感到中國書不能完全傳到朝鮮，雕版又不能盡刊天下之書。所以他要＂范銅為字＂來刷印群書，并在1403年2月設立了＂鑄字所＂，幾個月內就鑄成數十萬字。那年是明永樂元年癸未，所以稱這年所鑄之字為＂癸未字＂。

朝鮮半島不但很早鑄銅活字，也是較早采用鉛印的國家。世宗在公元 1436年＂命世祖大王書 綱目大字，范鉛為字。這次制作的鉛字，字身特別大，約3.5厘米寬，3厘米長，字形略高。

此外，在1688年，朝鮮人還鑄成鐵活字，鑄造鐵活字在技術上是比較困難的。由此可見，中 國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術傳入朝鮮半島后，朝鮮人民在學習、吸收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和 發 展，尤其是在金屬活字的應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人們可以從現存最早的銅活字印本 《 直指》(圖11-2)，可見朝鮮半島于十四世紀時銅活字印刷水平之一斑。為印刷術的推廣應 用 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創新、發展與發明是兩回事。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從活字制作，到揀字排版，到刷印、拆版和還字，有著一整套完整、科學的工藝方法。后來中國乃至朝鮮 出現的泥、木、錫、銅、鉛、鐵等活字，除材質的不同外，工藝技術上與畢升發明的活字印 刷并無實質性不同。拿木活字來說，畢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試用過 木活字，只是因木字遇 水膨脹故，改木而用泥。此后不久木活字又被采用，這有西夏文木活 字印刷的佛經實物為證。西夏木活字印刷與畢升泥活字印刷除材質之外，工藝技術上無多大區別。再以金屬活字中 的錫活字為例，元王禎《造活字印書法》介紹的、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金屬活字——錫活字，時在宋末，與宋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相比，除材質和活字制作上略有不同外，就是排版時 采用以鐵條貫之，界行印書，作為活字印刷的整個工藝，亦無實質性 不同。此后出現的銅活 字、鉛活字、鐵活字，銅、鉛、鐵與錫同為金屬，在活字印刷工藝上能有多大的區別? 故＂ 發明＂一詞是不宜濫用的。濫用則有背歷史的真實，反倒讓人莫明其妙。

2、傳入日本和琉球

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同朝鮮半島一樣，日本使用中國的漢字、崇信佛教和儒家思想，學習和使用中國的典章制度，與中國交往甚密。中國發明的造紙術、制墨術、印刷術，在這種密切的交往中不失時機地傳入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關于印刷術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時間，日本學者禿氏佑祥博士指出＂是通過公元754年東渡日 本的中國人鑒真(687-763年)大和尚一行人的傳授＂。據日本古書《三國傳記》載，鑒真和 尚在日本主持過三部律典的印刷。雖然此書晚出，但鑒真及其隨行弟子在日本傳授印刷技術 的可能性不可否定。況且，刻印佛經、傳播廣遠，乃當時佛教徒對佛祖虔誠的一種被認為是 功德無量的事，鑒真一行即歷盡艱辛到了日本，在日本刻印和布施佛教經咒是情理中事。故 此時傳入日本之說是可信的。

公元770年，日本曾刻印《無垢凈光經根本陀羅尼》等佛經一百萬卷，分藏在一百萬座小塔 里，置于十大寺院內，至今尚存。鑒真大師將印刷術傳入日本不久，日本即興師動眾，進行了如此巨大的刻印工程，難以讓人置信，加之此后二三百年間日本沒有發現有關印刷事業的 記載，故一般學者對此百萬經咒是否為日本所刻印，尚持懷疑態度。其實。此次大規模佛教 經咒的刻印工程，事出有因：

公元七世紀末，武則天既老又病，為滅罪延壽，決定翻譯《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為漢文，以廣為抄寫或刊印，普施供養，廣做功德，達到神祗保佑、消災延壽。此后在中國興起了長 達數百年的刻印《無

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熱潮。這股熱潮很快傳到與中國交往甚密而又崇 信佛教的朝鮮和日本，勢在必然。

時隔不久，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呂武裝叛亂，當時的日本稱德女皇派兵平叛，并 發愿造百 萬佛塔，每塔置陀羅尼經咒一枚，以求護國、驅惡。遂于平叛后調動全國工匠三十一萬五千 余人，投入大量資金，用了六年多的時間，到公元770年完成此項工程。日本造百萬小木塔，刊印百萬經咒，時在鑒真大師赴日之后，且鑒真大師與稱德女皇和主持這次刊印工程的太 政大臣道鏡和尚有著十余年的交往，加之日本百萬經咒刻印尚不嫻熟，據此可以 認為此百萬經 咒系在鑒真影響下由日本人刻版印刷。值得一提的是，據潘吉星先生 考證，此百萬經咒所據之 底本與韓國發現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所據底本為同一個版本，即中國武周時期的原刻 本。若此，則日本雕版印刷的起始年代要早于朝鮮半島。然此畢竟還是推論，因刻印百萬經 咒并無日期記載。在日本有年代可考的印刷品，是1088年(宋哲宗元 佑三年、日本崛河天皇 寬治二年)所印的《成唯識論》。這是宋版書傳入日本以后的產物。歷史上自唐迄宋，有不 少日本僧人和商人從中國帶回佛經和書籍。譬如：日本僧人宗睿入唐多年，于公元865年回 國時，曾帶走佛經和書籍七百余卷，其中就有印本書《唐韻》和《玉篇》，宋太宗太平興國 十二年(983年)，宋太宗將刻印不久的佛教經典《開寶藏》一部賜給日本僧人 大周 然，帶回日 本。無疑，這對日本以雕版印刷事業為主的印刷業的興起具有推動作用。此后，由于日本篤 信佛教，需要刻印佛教經咒，雕版印刷逐漸興起。出現了＂

春日版＂、＂高野版＂、＂五山 版＂等版本。內容多是禪僧語錄、僧史、僧傳等。

日本雕版印刷興起后的一個明顯特點，是有不少中國刻工到日本從事刻書事業。他們除刻印 佛經外，還刻印了不少小學課本、字書等其他書籍。據日本印刷史家長澤規矩也著《和漢書 ◆印刷◆◆◆歷史》記載，元末明初一段時間中國到日本從事印刷業者多達五十多人。質量較好和刻書較多者首推天臺的陳孟榮和俞良甫。其中：陳孟榮刻書質量甚佳，除自己單獨 刻印外，有時也同別人合刻，并在刊記中刻有＂孟榮妙刀＂、＂孟榮 刊施＂等字樣；俞良甫 系福建興化路甫田縣人，在日本刻書長達三十年之久，刻印《唐柳先 生文集》(圖11-3)、《集千家注 分類杜工部詩》等多種，一般刊記中刻有＂中華大唐俞良甫學士謹置＂、＂大明國俞良甫刊 行＂等字樣。

印刷術傳入日本后，中國刻工東渡日本，對日本印刷事業的興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至 于日本的活字印刷，出現較晚，可能與日本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有關。日本稱活字版為＂ 一字版＂、＂植字版＂，或仿照中國稱＂聚珍版＂。

日本采用活字版印書，不僅比中國晚，而且比朝鮮半島、甚至比歐洲 都晚。這是需要研究、探討的一個問題。1597年，日本用木活字排印過《勸學文》一書，書后有＂此法出朝鮮＂一 語。有人認為日本的活字印刷傳自朝鮮，或系以此 為據。但尚有日本于1593年用活字

排印的 古文《孝經》一說。故日本的活字印刷究竟傳自中國還是朝鮮還難成定論。

日本的活字印刷業始于十六世紀末年，當時從兩個方面傳入了不同的活字印刷術。一方面，豐臣秀吉在十六世紀末侵占朝鮮平壤時，把李朝鑄字中的銅字劫往日本，使日本熟悉了朝鮮 的活字印刷術。另一方面，意大利教士范利安于1590年從印度果阿帶了一部西洋鉛字印刷機 到日本，第二年便用以印書。因為后者是作為傳教工具，所印又是西文書，因而沒有發生什 么影響。而由朝鮮傳去的源于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則大受歡迎。得到廣泛流行。1593年日本就 仿照朝鮮活字版的方法制成木活字，用來印成古文《孝經》一卷，這種印書法很快擴展開來。由于當時日本所印的書都是漢文書，也由于兩國文化聯系極為密切，由中國傳去的活字印 刷術也就容易為日本人所接受。這種情形直到十九世紀西洋印刷術重行輸入日本以后，才有所改變。

東方海上的琉球(今日本沖繩)，同中國大陸交往甚早，并采用中國文字。十四世紀后半期(明太祖洪武年間)，琉球成為明朝屬國。明朝大批航海人員遷到琉球，琉球的對外交通有了 改進。琉球國王經常派遣學生在北京國子監讀書，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瓜留學生 到南京留學；清末北京國子監仍有琉球學生在讀書。他們回去時往往攜帶著大批書籍。同時，當時明朝政府也定期派遣使節到琉球去。使節的船上照例帶著刻字工人，以便臨時刊印 文告。他們在琉球要

停留一段時間，這對琉球的刻書業是不會不產生影響的。相傳在十六 世紀初期(明武宗正德年間)，琉球國王就已翻刻過中國的《四書》，隨后又刊印《五經》、《小學》以及其它書籍。起初只是翻刻中國所印的圖書，后來也將本國學者著作雕版付印，這樣中國印刷術就在琉球扎下了根。

3、傳入東南亞各國

印刷術傳入朝鮮、日本之后，陸續向其它周邊鄰國傳播，在東南亞各國，較早接受中國印刷 術的是菲律賓、越南，之后才傳向泰國、馬來西亞等其它南亞國家。

1.向其它南亞國家的傳播

中國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一帶居民，自宋代開始就陸續飄洋過海，到南洋諸國謀生。到了 明朝，中國人到南洋各國的越來越多。他們帶去了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紙張、筆墨和 文化知識，對南洋諸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據明代史書記載，南方諸國諸如泰國、柬埔寨、爪哇等，在明初都曾得到明朝政府所贈送的 ＂歷書大統歷＂和＂大明寶鈔＂(明代通行的紙幣)。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曾命禮部印 制《列女傳》一百本，分賜諸蕃，暹羅(今泰國)、柬埔寨各得到一百本。中國印刷品

直接傳 到南 洋各國，包括中國刻印工匠在內的中國沿海居民直接到這些國家經商或定居，必然會引起當 地對印刷術的興趣，促使他們開始并發展他們本國的印刷業。

二 向西方的傳播

中國的印刷術不僅傳到東、南各國，而且還向西方傳播，經由中亞、西亞而影響了非洲、歐 洲，進而傳到美洲、大洋洲。盡管現在還沒有得到歐洲印刷術是由東方傳去的直接證據，但 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歐洲印刷術的產生，不僅僅是晚于中國印刷術數百年，而且是在中國印 刷術的深刻影響下誕生的。這一點已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接受。

一、元朝時期歐洲人和中國的接觸

中古的歐洲對中國一無所知，阿拉伯國家無形中形成了隔絕東西的壁壘，十三世紀初期，成 吉思汗打破了這堅固的壁壘，使中國和歐洲在短時期內正面相對。在中國印行書籍已有近六 百年的歷史情況下，歐洲才萌發了對書籍的需要。出現了最初的雕版印刷。關于雕版印刷如 何進入歐洲，目前尚無明確的文獻證據。但在蒙古人統治時期，歐洲人已經感受到來自遠東 的影響。有人據此對印刷術傳入歐洲的路線，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假說。1.蒙古人的印刷

蒙古人是通過維吾爾突厥人開始接受印刷技術的，成吉思汗征服的西夏帝國，是 采用印刷的民族，主要借助印刷術來翻印佛經。當時西夏的國教為佛教，所有漢文和西夏文雕版印刷的 經文，都奉國王命令刻印。目前所發現的文物中，與漢文和西夏文經文在一起，還有兩種用蒙古文字印的經文和一些紙幣，反映了征服者如何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

蒙古大軍向東推進時，經常接觸到懂得印刷術的民族，他們所接受的文化是以印刷為基礎的。蒙古人開始征服中原時，中國的雕版印刷事業正處在歷史的興盛時期。蒙古人統治中原以后，印行書籍的數量并未減少。蒙古人不但用漢文，而且還用他們本民族文字譯印中國古代文籍。

蒙古人征服中國北部之后，又轉而向西，深入波斯和俄羅斯，軍鋒直抵匈牙利和波蘭，統治 勢力逼近到威尼斯、布拉格和巴伐利亞等城市；而這些城市恰恰是后一世紀歐洲最早推行印 刷活動的地方。蒙古人是否曾留下可以啟示印刷的東西呢? 鑒于當時蒙古人尚未達到高度文明，以及那時的戰爭多為襲擊性質，沒有與當地人民進行較多的文化交流，似乎還難予肯定 的回答。然而，那印刷的咒符或紙牌等物品，隨軍傳入，是完全可能的。況且，蒙古軍隊中 的維吾爾人，也完全可能隨身帶有像宗教畫像等比較重要的印刷物。

最早提出中國印刷通過俄羅斯傳入歐洲的，是歷史學者約維斯。他在1550年說：＂在廣州的 印刷工人采用與我們相同的方法，印刷各種

書籍，包括歷史和儀節的 書，……教皇利奧曾將 這樣一本書賜閱。這是葡萄牙國王連同白象一頭送給教皇的禮物。因而我們可以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達印度以前，基種人和莫斯科人已經把這一種對學問可以發生無比幫助作 用的樣本傳給我們了＂(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第136頁)。

歐洲最早的印刷品，是十四世紀末在德國紐倫堡出版的宗教版畫。現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 歐洲最早的木刻版宗教畫，是現藏英國曼徹斯特市賴蘭茲圖書館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 stoph)及耶穌像。此畫印刷于1423年。畫面刻著圣克里斯托夫背著手捧十字架的年幼的耶穌 渡水圖，圖的左下角有從中國傳去的水車；圖下有兩行文字，意為：無論何時見圣像，均可免遭死亡災。

歐洲人雕版印刷書籍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雕刻陽文的文字或圖畫，上面蘸墨，然后鋪上紙張，用刷子輕輕刷拭，印成書頁；所用印墨，同中國一樣，也用煙炱和膠混于水中制成；印頁均為單面，在一塊版上同時印出兩面，然后對折。其印刷工藝、原材料等和中國雕版印刷是完全一致的。這一切都表明，歐洲的雕版印刷術是在中國影響下產生的，而且在技術特徵上和中國也是完全相同的。

在中國開始推廣應用雕版印刷八百年、發明活字印刷四百年后的1440-1448年之間，德國人谷騰堡發明了鉛合金活字印刷術。這時雕版印刷術在歐洲已相當普遍，谷騰堡的發明是在中國影響 下出現的當無疑義。但是，有的西方學者迄今還堅持谷騰堡的獨立發明權，認

為他的發明和中國的印刷術，甚至和歐洲的雕版印刷術都無關系，顯然這是一種偏見。谷騰堡的活字印刷，晚于中國畢升的膠泥活字四百年，而此時的東西方接觸之頻繁遠非昔日可比，況且此時中國雕版印刷已應用八百余年。各國學者們提出的谷騰堡的鉛合金活字印刷和歐洲的雕版印刷 源于中國的論據的可靠性姑且不談，僅這四百年到八百年的漫長歲月，在東西方多渠道接觸的情 況下，說中國發明的印刷術沒有給歐洲帶來影響，本身便是離奇的、不可思議的事情。總之，中國發明的印刷術，首先傳入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各國，其后通過中亞傳入中東和阿拉伯，并通過阿拉伯或蒙古軍隊進攻歐洲的戰爭傳到歐洲，最后通過歐洲傳到美洲、澳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方。這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時間將會為這一歷史事實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

第二篇：印刷術對文明的影響

印刷術對文明的影響

2012級新聞學張云帆

20122114084 印刷術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在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中都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與它給世界文明帶來的深遠影響密不可分。

印刷術最早的雛形是我國早在先秦就出現的印章，章體較小，字數少，多為人名或者為官名，分為陰陽兩種形式，印文均反刻在印章上，這種反刻的形式成為日后早期印刷術的特點之一。拓片和印染的出現極大的促進了印刷術的產生，直到隋唐時期（7世紀左右），雕版印刷術的出現正式開始了印刷術的歷史。宋代（11世紀左右）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這是印刷術史上一次重大飛躍，它彌補了雕版印刷術費時費力，不易保存等缺點，極大的提高了印刷效率。400多年后，德國商人約翰?古登堡在畢昇活字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法，同時還造出了印刷機，雖然它并不是我們所說的一臺真正意義上的機器，但它已經具備了機器的某些特點，所以部分人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部分啟迪是從印刷機上得到的。古登堡將鉛、銻、錫三種金屬按科學、合理比例熔合鑄成的鉛活字，并采用機械方式印刷，這套印刷術采用的原理和技巧，部分仍沿用到了今天。它的出現，開啟了印刷技術的新時代，也成為現代印刷技術的起源。

印刷術作為一種媒介，極大的促進了文化成果的共享以及思想的傳播，當然它的出現也是建立在造紙術的發明之上，印刷是乃是一種大規模的復制，它首先要求有足夠的載體來承載它所復制的內容，所以在提及印刷術的作用時，總要提及造紙術的發明。

在雕版印刷術出現后，唐朝的詩歌典籍，故事文獻等有關文字的記錄，都大量的保存了下來，超過了之前的歷朝歷代。宋代出現的活字印刷術更是有力的推動了宋朝文化的空前繁榮，宋朝所保留下來的文字記錄也躲過唐朝，從唐詩宋詞的數量上可以略窺一二，雖然不同朝代文獻的數量和它們距離現在的時間長短不一有關系，同時也受部分文物尚未出土、當時戰亂的破壞、統治者政策的變化等多種因素影響，但筆者認為，印刷術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效率不斷提高，復制品規模不斷增大，使古代書籍存留幾率升高，保留了中國的歷史典籍和傳統文化；印刷術繁榮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印刷術減少了手抄本的錯誤；印刷術對文字普及，交流知識、共享文化成果、傳播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645年，日本“大化改新”，向中國派遣大量的“遣唐使”，雕版印刷術隨之傳到日本。到了宋朝，高麗國也專門派人到中國學習雕版印刷術，公元14世紀，朝鮮人從《夢溪筆談》中，了解到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不久之后便掌握了此項技能。此后，越南等其他亞洲國家均開始學習并使用中國的印刷術。

印刷術不僅對亞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對歐洲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思想變革以及社會轉型時期。

11世紀左右畢昇創造的活字印刷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到歐洲，有力的推動了14世紀時期文藝復興的發展。活字印刷術在文藝復興的前期，普及了文化知識，提高了當地人民的教育水平，同時讓當時的代表人物的作品、觀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為文藝復興在意大利興起發展減少阻礙。1477年，古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印刷已經傳遍歐洲，為文藝復興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15世紀末期，文藝復興逐步由意大利發展到歐洲各國，金屬活字印刷術成為各國先驅思想交流的橋梁之一，它在歐洲各國的普及性以及便捷性，推動著文藝復興走向鼎盛時期。文藝復興是歐洲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它被認為是歐洲歷史的序幕。縱觀文藝復興的發展過程，不難發現，印刷術的不斷完善，成為推動文藝復興發展的客觀條件之一。自此，中國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對世界的影響力由直接轉為間接，最后逐漸消失，而德國古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術逐漸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杠桿，影響力逐步擴大。

繼文藝復興之后，另一場轟轟烈烈且持續一個多世紀的思想解放運動——宗教改革，開始在德國興起。宗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希望可以將《圣經》發放給普通民眾，讓民眾直接與上帝對話，而不是通過第三人作為媒介來和上帝溝通。此時需要大量的《圣經》，而印刷術在又經過一個世紀的完善后，勇敢的接下了這個重擔，它在短時間內的大規模復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資產階級的訴求，打破羅馬教廷對廣大人民精神的專橫統治。馬丁·路德曾稱印刷術為“上帝至高無上的恩賜，使得福音更能傳揚①”。

在《圣經》廣為流傳的同時，德語也在不斷統一，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印刷術間接為德國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促進了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的產生。

在宗教改革的同期，新聞事業也利用這種新型技術，在悄然間飛速猛進的成長。17世紀初期，定期報刊的興起，成為了近代新聞事業正式誕生的第一個標志。新聞事業的發展，對日后的文明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17世紀后期，印刷術應用到了紙幣之上，而印刷紙幣的出現為日后資金流通，各國改革提供了便利條件。

18世紀，英國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在這次機遇下，印刷術又一次迎來了春天，在此次大革命中，印刷術從手工工具轉變為機器，開啟了印刷術機械化的時代。機械化的印刷術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牟取的利益之高，使得它迅速隨著工業革命在全世界普及開來，并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又回到了中國，刺激了中華民族工業的發展，同時在西方國家擴展殖民地的過程中，傳播了西方的先進思想，讓落后地區逐步與世界文明接軌。

20世紀50年代中期，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國興起，電子技術、激光技術等被加進印刷術中，加快了印刷術現代化的發展。

電子媒介的出現，曾對印刷行業出現打擊，廣播和電視出現的時候，人們預測報刊將很快消失，可是現在報刊事業依舊紅紅火火。網絡媒體的迅速壯大，令這種預言再次出現，認為紙質書籍，報刊將會像泡沫一樣消失，可時代發展至今日，書籍報刊依舊存在，而印刷術在不斷完善中，繼續履行自己的職責，普及文化，傳播知識，同時仍在不遺余力的推動著社會的發展。

馬克思在《機械、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中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土階級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強大杠桿。”所以說中國人發明的印刷技術為現代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革離不開印刷術，而印刷術對文明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其積極影響體現在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筆者期待印刷術的下一次飛躍，會給人類文明帶來新的血液。

① 吳偉：《文化西游印刷術》，華文出版社，2009

第三篇：簡述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對社會發展、科學傳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響

簡述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對社會發展、科學傳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響

中國是印刷技術的發明地，很多國家的印刷技術或是由我國傳入，或是由于受到中國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日本是在中國之后最早發展印刷技術的國家，公元8世紀日本就可以用雕版印佛經了。朝鮮的雕版印刷技術也是由中國傳入的，高麗穆宗時（998~1009年）就開始印制經書。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經中亞傳到波斯，大約14世紀由波斯傳到埃及。波斯實際上成了中國印刷技術西傳的中轉站，14世紀末歐洲才出現用木版雕印的紙牌、圣象和學生用的拉丁文課本。我國的木活字技術大約14世紀傳入朝鮮、日本。朝鮮人民在木活字的基礎上創制了銅活字。

印刷術的傳人使歐洲宗教改革的主張廣為傳播。馬丁·路德曾稱印刷術為“上帝至高無上的恩賜，使得福音更能傳揚”。在1517年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議之前，人們已經用一些本國的民族語言印刷圣經，使宗教改革的條件日趨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數人所專有，而為普通百姓所能學習和理解。同時也使宗教信仰因國家不同而有變通，羅馬教會再不能保持國際性的劃一形式。新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糾正教會的弊端，特別是贖罪券的出售，自從印刷術應用到大量的印刷贖罪券以后，出售贖罪券成為一種謀利手段。與此同時，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冊子、傳單和布告等方式，廣泛傳播其觀念和主張，如果沒有印刷術，新教的主張

可能僅限于某些地區，而不會形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重要運動，永遠結束教士們對學術的壟斷、克服愚昧和迷信，進而促成西歐社會早日脫離“黑暗時代”。

在印刷術出現以前，雖然已有民族文學，但印刷術對民族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西歐各民族的口語在16世紀之前已發展為書寫文字，問世紀逐漸演進成為現代形式，同時一些中世紀的書寫文字已在這一過程中消失。一度成為國際語言的拉丁文也日漸式微，終于成為死的語言。新興的民族國家大力支持民族語文的統一。與此同時，作者們在尋找最佳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勵他們用民族語言以擴大讀者市場。在以民族語言出版書籍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印刷術使各種語文出版物的詞匯、語法、結構、拼法和標點日趨統一。小說出版廣泛流通以后，通俗語言的地位得到鞏固，而這些通用語言又促進各民族文學和文化的發展，最終導致明確的民族意識的建立和民族主義的產生。

印刷促進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推廣，書籍價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獲得知識，因而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書籍普及會使人們的識字率提高，反過來又擴大了書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業者從早期印行的手冊、廣告中發覺印行這類印刷品可以名利雙收。這樣又提高了他們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例證說明，印刷術幫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們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如在早期德國的教會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鐵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師。這充分說明印刷術能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會處境的機會。

印刷技術傳到歐洲，加速了歐洲社會發展的進程，它為文藝復興的出現提供了條件。馬克思把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的發明稱為“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中國人發明的印刷技術為現代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我國發明的活字版印刷術，在國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成為現代印刷術的主流。在中國發明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影響下，對中國古代活字版印刷術，有突出改進和重大發展的是德國人谷登堡，他創造的鉛合金活字版印刷術，被世界各國廣泛應用，直到現在，仍為當代印刷方法之一。

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光輝篇章，而建立這一偉績殊勛的莫大光榮屬于中華民族。

第四篇：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對社會發展、科學傳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響（共）

簡述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對社會發展、科學傳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響

歷史上任何重大工藝技術的發展，都有它自身的繼承性和延續性，新的、先進的工藝技術，總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舊的、落后的工藝技術的基礎上向前演進。印刷術也不例外。

中國發明的印刷術，經過源頭期和古代期以手工操作為基本特徵的、長達數千年漫長歲月的演變并傳往世界各地之后，到了十八九世紀，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后的工業革命中，隨著近代以動力、機械、冶金、光學、化學、電器，以及紡織、造紙為中心的工業體系的形成，印刷術及其印刷事業也獲得了劃時代的、突破性進展，開創了以機械操縱為主要特徵的、印刷發展史上的新紀元。

印刷術的傳人使歐洲宗教改革的主張廣為傳播。同時也使宗教信仰因國家不同而有變通，羅馬教會再不能保持國際性的劃一形式。新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糾正教會的弊端，特別是贖罪券的出售，自從印刷術應用到大量的印刷贖罪券以后，出售贖罪券成為一種謀利手段。如果沒有印刷術，新教的主張可能僅限于某些地區，而不會形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重要運動。

中國的印刷術傳入西方后，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隨著西方基督教徒的傳教活動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又回輸到它的故鄉。正是這一回輸，直接導致了中國近代一百余年科學文化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重大變革。中國的印刷術及其印刷事業，谷騰堡創制的鉛合金活字印刷也比北宋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晚了四百年，而種類繁多、技術復雜的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回輸，卻大都在十九世紀，而且其中多數又是邊發明，邊傳入的。顯然，這是由當時迅速發展著的資本主義商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爭奪、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和瓜分世界而使幾乎整個世界都卷入了資本主義漩渦這一現實情況所促成的。

西歐各民族的口語在16世紀之前已發展為書寫文字，問世紀逐漸演進成為現代形式，同時一些中世紀的書寫文字已在這一過程中消失。一度成為國際語言的拉丁文也日漸式微，終于成為死的語言。新興的民族國家大力支持民族語文的統一。在以民族語言出版書籍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印刷術使各種語文出版物的詞匯、語法、結構、拼法和標點日趨統一。小說出版廣泛流通以后，通俗語言的地位得到鞏固，而這些通用語言又促進各民族文學和文化的發展，最終導致明確的民族意識的建立和民族主義的產生。

印刷促進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推廣，書籍價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獲得知識，因而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書籍普及會使人們的識字率提高，反過來又擴大了書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業者從早期印行的手冊、廣告中發覺印行這類印刷品可以名利雙收。這樣又提高了他們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例證說明，印刷術幫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們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如在早期德國的教會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鐵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師。這充分說明印刷術能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會處境的機會。

從人類文明文化的方面說，印本的大量生產，使書籍留存的機會增加，減少手寫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絕滅的可能性。更深層次的說，印刷保存了我們的思想而不至于斷代

對人類的精神文化的財產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保護。

參考：《印刷通史》

110210124 印一

單寧

第五篇：中國傳統文化在韓國的傳播及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在韓國的傳播及其影響

漢唐以后，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思想以及文字、繪畫、建筑、雕刻等等，傳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傳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唐鑒真東渡以后，把中國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帶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大量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中國的文化。此外，日本的文字、建筑都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現在在我國幾乎已經消失了的十字亭，在日本還有完好的保存；在韓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就更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實學思想。如果我們看韓國哲學家譬如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鏞等人的著作，你不會認為它們是韓國人寫的著作。另外，中國的一些禮教內容，在中國早已失傳，但在韓國還保留的相當完整，因此，韓國備西方國家稱為是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去年的端午節申遺之爭，最終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中國文化不但對韓國、日本，對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這種影響。所以，形成了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東亞文化圈特別是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思考，關注和思考的焦點就是它們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不但在漢唐時期傳播到了韓國、日本等國，還在明清之際，通過西方耶穌會士，通過東學西漸，傳播到了歐洲一些國家，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先后傳到西方后，對于促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國的影響最大，法國成為當時歐洲中國文化熱的中心。從17世紀開始，中國的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大學》等，就通過法國傳到了歐洲。法國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如笛卡兒、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推崇程度，讓我們現在都感到震驚。伏爾泰就在禮拜堂里供奉著孔子的畫像，把孔子奉為人類道德的楷模，他認為，中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極力主張法國乃至全歐洲都應該在政治、法律、哲學、文學和工藝技術等方面效法中國。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直到費爾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過中國哲學，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如萊布尼茨就認為，正是中國的發現，才使歐洲人從宗教的迷惘中覺醒過來。萊氏學術思想的形成，除了希臘哲學外，還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與耶穌會士白晉通信探討《易經》思想，以易卦的陰陽二元論與西方數學的二進制相匹配，至今仍為學界所樂道。同時，在歐洲大陸還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如《孔子道德論》、《中國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國道德哲學與政治立法》、《中國的哲學》等，這種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的辯證法思想，也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就很容易解釋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文化，中國人那么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夠在中國順利傳播和發展這個問題。

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在過去，就是在現在，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仍具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舉韓國和日本為例。

他山之石——韓國 我們知道，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的現代化程度要比我們高，但韓國的現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而是在對傳統文化尊重、繼承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化。到過韓國的人對韓國人的愛國精神和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觸。譬如，韓國目前最著名的大學之一成均館大學，該校現在仍以儒家思想為宗旨，以仁義禮智為校訓；韓國為了傳承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內容納入了大、中、小學的教育科目中，每年2月和8月，韓國人還會按照傳統方式到文廟去祭祀孔子；還有按照傳統儒家教學方式授課的學院，講授的主要課程就是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在中國幾乎已經消失殆盡的傳統縣學和書院，在韓國至今還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也在2004年底在韓國首都掛牌成立。韓國還將儒家文化的精神，通過電影、電視，各種媒體，向全社會廣泛宣傳。儒家思想在現代韓國倫理道德觀念中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在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下，韓國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他們仍然保持著代代相傳的孝順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風尚，如5月8日被確定為韓國的“雙親節”，以提醒人們重溫淵源悠久的孝順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風俗。我們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定為“人類傳說及無形遺產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中韓端午節“申遺”之爭以韓國的勝利而告終。可以說，韓國是以儒家文化立國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學者稱作“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國度”。這一稱號沒有給中國，而是給了韓國，韓國沒有拋棄和否定傳統文化，而是把傳統文化有機地融入到了現代社會中，現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條具有韓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由于強大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韓國非常強調社會倫理價值。事實證明，在韓國，傳統文化價值和道德規范，不但有助于維系整個社會的和諧和團結，對于振奮民族精神，推進民族復興，也是很有幫助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時，韓國民眾發起獻金運動，紛紛將家里的黃金捐給國家，結果韓國最早度過危機。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實現現代化，不必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并不是矛盾對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中的要求結合起來，應是一個民族實現現代化的最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