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透析聽證制度

透析聽證制度

聽證制度已成為當今世界各法治國家程序法的一項共同的、同時也是極其重要的制度。聽證制度所要求的是通過公開、公正、合理的程序形式將國家機關的決定建立在合法適當?shù)幕A上，避免國家機關的決定給相對人帶來不利或不公正的影響，從而實現(xiàn)公平、公正這一崇高的價值日標。然而，目前我國對聽證制度的研究正是處于起步階段，相關規(guī)定尚待完善，所以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完善我國的聽證制度己成為我國法制建設的歷史使命。本文中筆者試從聽證制度的歷史發(fā)展、聽證制度的類型、當事人在聽證中應享有的權利的角度來分析和探討我國的聽證制度。

一、聽證制度的歷史發(fā)展

聽證制度發(fā)源于英國，早在1724年，英國法庭就曾在判決書中寫道：“上帝從伊甸園驅逐亞當時，同時也給予他辯白之機會。” 而這種“給予他辯白之機會” 既是聽證的原意，同時也是聽證的最低要求。當然那時的聽證還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聽證。現(xiàn)代意義的聽證最早源于美國1946年的聯(lián)邦行政程序。這個法律的制定，在行政法的發(fā)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它改變了傳統(tǒng)行政法上以行政效率優(yōu)先的行政原則，取而代之，確立了以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對行政權力的行使予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則，使聽證制度成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宗旨在行政程序法上的最集中的表現(xiàn)。同時，也成了行政程序法現(xiàn)代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后來，很多國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時，都規(guī)定了聽證制度(如1958年西班牙、1976年德國、1993年日本)。這些國家在進行行政裁決過程中，當可能會影響當事人的權利時，行政機關必須通知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參加聽證會，使他們有機會陳述意見，反駁對自己不利的指控和證據(jù)。

二、聽證制度的類型

根據(jù)不同的標準，可以對聽證的類型進行不同的劃分。根據(jù)聽證中當事人所享有的權利的不同，分為正式的聽證和非正式的聽證。正式的聽證是指當事人具有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所有權利的聽證；非正式的聽證是指當事人不具有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所有權利的聽證。根據(jù)聽證在國家職能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將聽證分為立法聽證、司法聽證和行政聽證。立法聽證是指立法機關用于收集信息，作為制定法律參考的聽證；司法聽證是正當法律程序的一種，是司法機關為了查明案情依據(jù)司法程序所展開的聽證，其規(guī)定嚴格，內容復雜，強調程序和結果的公正性；行政聽證是指行政機關進行調查的聽證，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目的在于收集信息，其貴在效率，不能完全模仿司法聽證。根據(jù)適用時間的不同行政機關的聽證又可以進一步分為事前聽證、事后聽證和結合聽證。行政機關的決定立即使當事人陷入危難的情況時，必須舉行事前聽證，或雖然不使當事人立即陷入危難狀態(tài)，然而可能給當事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時也必須舉行事前的聽證；關于金錢利益的決定，除數(shù)額較大的采取事前聽證外，其余都采用事后聽證。因為金錢利益事后補償，對當事人不會產生任何損害，而事后聽證可以方便行政機關迅速做出決定；行政機關有時對于某些決定，事前進行非正式聽證，決定后當事人不服，進行正式聽證，或者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的決定時，先進行非正式的聽證，不服非正式聽證時再進行正式聽證。

三、當事人在聽證中應享有的權利

截至目前，世界各國對國家機關功能的定位存在“工具論”和“平衡論”兩種不同的理論。總的來看“平衡論”既考慮到了國家機關的有效運轉，同時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所以，逐漸為執(zhí)政者所接受，成為治理國家的有效的理論。為了制約國家機關的權力，防止其被濫用和救濟由其造成的不利后果，以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授予當事人相應的權利尤為必要。具體到聽證程序中，概括起來，當事人應當享有下列權利：

1、申請由無偏見的官員作為主持人的權利：

2、得到通知的權利，通知中必須適當?shù)卣f明聽證所涉及的主要事項和問題；

3、提出證據(jù)(包括證人證言和物證、書證等證據(jù)形式)和進行辯護的權利：

4、通過互相質問及其他正當手段駁斥不利證據(jù)的權利；

5、聘請律師陪同出席的權利：

6、要求只能根據(jù)聽證卷中所記載的證據(jù)作出裁決的權利；

7、取得全部案卷副本的權利。

四、對我國聽證制度的探討

綜上，聽證是一種集中聽取意見的制度，可以區(qū)分為司法聽證和立法聽證、行政聽證等形式。司法聽證如刑事、民事審判等已為人所共知，立法聽證、行政聽證則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舶來于西方的制度。1982年制定的憲法以及此后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的發(fā)展，為聽證制度的移植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我國憲法規(guī)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lián)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努力為人民服務。”在這里，聽取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是原則的、籠統(tǒng)的，在―定條件下可以也應該表現(xiàn)為具體的法定形式，聽證就是被國外的實踐證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是中國移植國外聽證制度的首次嘗試，也是中國行政程序制度發(fā)展的重要突破。在該法中，“聽證”一詞在中國法律中首次出現(xiàn)并成為與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并列的行政處罰決定程序。它不僅界定了聽證程序的定義，而且還明確了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和條件、聽證的告知通知制度、公開聽證制度、主持人及其回避制度、對抗辯論制度和聽證筆錄制度等。

如果說《行政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是在行政領域關于行政處罰、價格、立法聽證方面的嘗試，那么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規(guī)定的“社會涉及面廣、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決策事項，應當向社會公布，或者通過舉行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重大行政決策在決策過程中要進行合法性論證。”，則為全面推行聽證制度提供指針。《黑龍江省規(guī)范行政執(zhí)法條例》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行政執(zhí)法層級監(jiān)督可以通過調閱審查有關案卷、文件或者資料，向行政執(zhí)法單位和行政執(zhí)法人員考核了解有關情況，向社會各界和行政管理相對人進行調查，就有關重點問題組織調查、收集證據(jù)、制作筆錄等形式開展調查，為以“聽證”形式開展行政執(zhí)法層級監(jiān)督提供了依據(jù)。

雖然聽證制度已在中國建立，但目前還只限于少數(shù)幾個法律，適用范圍很窄，程序也很不規(guī)范具體；在操作的層面看，行政聽證制度確立后，各地和各政府部門對聽證制度的實行做了許多努力，但在眾多受到處罰有權要求聽證的案件中真正舉行聽證的卻寥寥無幾。這表明聽證制度還沒有真正在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從上述存在的問題看，要完善中國的聽證制度，應重點抓好以下幾點：

第一、提高國家機關依程序執(zhí)法的意識，樹立程序法治觀念

立法聽證和司法聽證比較復雜，可以先以行政聽證為突破口。行政關系是一種傾斜的、不平等的關系。行政權力有易擴張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約和控制，就極易產生對相對人權益的損害和侵犯。而避免發(fā)生行政違法和侵權的方法之一就是賦予行政機關更多的程序義務，而相對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權利，從而保持行政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平衡，促使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達到公開、公正和民主、高效。所以，自20世紀以來行政法治已從注重行政行為的結果發(fā)展到不僅注重行為結果而且強調行政程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聽證制度也就是在此情況下獲得重視與發(fā)展的。

由于中國長期的集權體制和受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影響，程序一直被談視。在立法中，往往實體規(guī)定多，程序規(guī)定少或根本沒有；在執(zhí)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權的實現(xiàn)，而忽視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觀念上，往往認為程序繁瑣、麻煩，影響效率，甚至多余，不能理解程序對實現(xiàn)實體正義的深刻影響和重要意義。所以，聽證制度在中國的完善，首要任務是要在思想觀念上認識程序，了解程序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逐步擴大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

國外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范圍較廣，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適用于對相對人不利的處理；三是在有些國家，聽證不僅是用于具體處理行為，而且還廣泛適用于制定法規(guī)等抽象行為。相比之下，我國目前的聽證程序主要還只限于行政處罰，而且還不是全部的處罰。當一種程序和制度還尚未被立法所廣泛采用時，其影響力和效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當前我國應盡快擴大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盡量在對相對人實施不利處理時適用該程序，今后再逐漸擴大到抽象行政行為領域。

第三，要盡快完善聽證制度的程序規(guī)定

《行政處罰法》的一個顯著特點和重大突破是對行政處罰的程序（其中包括聽證程序）作了較為詳細具體的規(guī)定。但對于一項鮮為人知的全新制度而言，關于聽證程序的規(guī)定仍是簡單而粗疏的，無法滿足實際操作的需要。因此，聽證制度的完善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程序上的完善，它要求對聽證中的主體，聽證的當事人和參加人，聽證的原則、步驟、方式和具體程序作出詳盡的規(guī)定，使聽證制度達到規(guī)范化、法制化，具有操作性，便于執(zhí)行。

第四，提高行政執(zhí)法水平，保證行政聽證制度的實施和實現(xiàn)聽證程序法制化無論是對行政機關還是對行政執(zhí)法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行政執(zhí)法人員擯棄優(yōu)越感和專橫的作風，增強民主和法治意識，樹立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而要達到這一要求，除加強對行政執(zhí)行人員進行法制教育，提高其執(zhí)法水平外，還必須從制度建設的層面上加以保障，強化行政執(zhí)法責任制度，對于違反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定，該聽證不舉行聽證，或不認真實施聽證的人員和行為，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予以嚴肅處理。

第二篇：聽證制度

*******城鄉(xiāng)規(guī)劃管理局

聽證會制度

為了迅速有效地處理已批準的建設工程引起的群眾集體上訪問題，促進社會穩(wěn)定，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制定本制度。

一、召開聽證會工程必須具備的條件

（一）已經縣規(guī)劃管理部門批準；

（二）建設單位尚未開工建設或已按規(guī)劃要求施工未發(fā)現(xiàn)違法行為；

（三）周圍居民對已審批工程的合法性有可能產生異議引起集體上訪或已經引起集體上訪，雖經信訪部門解釋集體上訪有升級趨勢的。

二、確定聽證會的程序

（一）對已批準建設尚未開工符合上述條件的工程由局辦公室提出召開聽證會建議，報主管局長批準后由局辦公室會同業(yè)務股室落實有關事宜。

（二）來訪接待部門對已有群眾來訪符合上述條件的工程認真核實后，填寫集體上訪問題處理意見單（或領導包案問題通知單），提出召開聽證會的意見。

（三）將填好的處理單呈報主管領導批示，由辦公室轉包案領導簽署意見后交承辦業(yè)務股室落實。

（四）業(yè)務股室具體經辦人與建設單位聯(lián)系并落實聽證會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等事宜。

三、聽證會參加人員范圍

（一）與該工程相關建筑居住的居民群眾或群眾代表；

（二）項目所在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街道辦事處）、縣信訪局、派出所；

（三）局業(yè)務股室工程項目審批經辦人、監(jiān)察大隊、局信訪接待室。

四、聽證會的召開

（一）按事先定好的時間，局信訪接待室召集并組織我局參加聽證會人員準時到會；

（二）聽證會由信訪接待室與工程所在地信訪辦主持；

（三）局工程審批股室就工程審批的依據(jù)和群眾提出的問題進行報告和解答。

五、聽證會后的延伸工作責任

（一）聽證會后局信訪接待室負責向上訪群眾出具正式書面處理意見書；

（二）負責整理聽證會議召開情況，通報縣相關部門；

（三）負責整理有關材料歸檔備查。

第三篇：聽證制度比較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與國外聽證制度比較

一、聽證制度的適用范圍比較

? 美國

? 1946年美國正式制定并頒布《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規(guī)定了行政聽證程序，使之成為行政決策程序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由此成為世界各國建立聽證制度的典范。

? 美國隊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規(guī)定涉及兩種情形：

?（1）行政機關裁決具體事項；

?（2）行政機關制定法規(guī)。

日本

? 為了提高行政決策的質量，日本廣泛實行了聽證制度，從國會委員會審查案到行政機關制定命令，行政聽證制度均適用。日本行政機關做出的處分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影響程度較高時，應當使用聽證制度。

? 日本《行政程序法》規(guī)定聽證可由行政機關認為需要時使用，“屬下列情形之一時，必須采取聽證程序：

?（1）擬作出直接剝奪相對人的資格或地位的不利處分時；

?（2）擬作出撤銷許可證等不利處分時；

?（3）相對人是法人時，擬作出命令解任董事，解任從業(yè)人員，或者命令除名其會員的不利處分時；

?（4）行政廳認為適當時，也可以實施聽證。——這是賦予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可以在法定范圍之外舉行聽證。

德國

? 在聽證范圍上，德國既具有一般規(guī)定，又對具體事項做出了細致的規(guī)定，也就是說，德國在聽證制度適用范圍上受到了限制，不像美國和日本那么廣泛。

? 1976年《聯(lián)邦德國行政程序法》規(guī)定，其聽證范圍使用行為標準，也就是說，在作出對參與人的權利產生影響的行政決定之前，就應當給他提供陳述對為自己辯駁的機會。兩德統(tǒng)一之后，德國于1992年制定并通過了新的《行政程序法》。

? 德國的聽證分為兩種：適用于一般程序的聽證；適用于正式程序的聽證。其中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分別對這兩種聽證做了明確規(guī)定，同時還規(guī)定了一些免除聽證的例外情形。

二、聽證主持人比較

? 美國

? 在美國，除非另有法律規(guī)定由其他人主持聽證外，正常情況下都由行政法院來主持聽證，即美國的聽證主持人采用行政法官制。

? 行政法官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點：

? 第一，地位的相對獨立性；

? 第二，在主持聽證時，行政法官需遵循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

? 第三，在主持聽證時，行政法官需遵循職能分離的原則；

? 第四，行政法官公正地主持聽證。

日本

? 在日本，基本上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或指定的人員擔任聽證主持人。? ? ? ?

? 德國

? 《日本行政程序法》規(guī)定聽證主持人的職權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當會做出與利害關系人有不利影響的處分時，若聽證主持人認為必要，則可以要求利害關系人參加聽證；

（2）當聽證主持人認為必要時，擁有允許當事人或參加人與助理人共同參加聽證會的權利；

（3）當聽證主持人根據(jù)聽證結果認為有必要繼續(xù)進行聽證時，可以制定新的聽證日期，或者在當事人不出席聽證的情況下終結聽證以及制作記載，聽證審理經過的聽證調查書或制作記載關于當事人及參加人的主張是否合理的報告書；

（4）同時還規(guī)定了不能主持聽證的人員類別。

德國的聽證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或者指定人員擔任，且聽證主持人并沒有被賦予決定的權力，只享有組織聽證的權力。聽證程序的結果僅作為決策的參考，最終的決定權還在于官署。

? 由于行政機關是程序的主人，而聽證主持人僅是代表行政機關主持聽證，故聽證主持人的選任是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68條規(guī)定，聽證主持人的職權為：

?（1）決定是否允許其他相關人員參與聽證（在當事人沒有提出異議的情況下；

?（2）制作聽證筆錄；

?（3）對聽證秩序負責。

三、聽證代表比較

? 美國

? 由于美國利益表達的多元化以及聽證制度比較寬松，其聽證代表的范圍正呈現(xiàn)不斷擴大的趨勢。

? 1962年美國聯(lián)邦巡回法院在一個判決中明確提出：只要不影響行政決定的順利進行，任何利害關系人都擁有要求參加聽證的權力。也就是說，從直接利害關系人到間接利害關系人都可以成為聽證代表。

日本

? 日本的聽證代表所代表的利益相當廣泛，不僅包括所有的利益相關人，而且對專家學者非常重視。

德國

? 德國的聽證代表范圍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廣泛的，既包括直接的利益相關人，還包括權力或利益受到間接影響的相關人。

第四篇：聽證制度

由來：聽證會起源于英美，是一種把司法審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聽證會模擬司法審判，由意見相反的雙方互相辯論，其結果通常對最后的處理有拘束力。在中國，除了行政程序中有聽證制度外，立法中也有聽證制度，已經有多個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規(guī)時進行了聽證。

聽證會是一個新生事物，因此有必要明確它的含義。聽證會有幾層意思：第一，立法聽證是由誰來聽？示范稿規(guī)定是由立法機關的主體來聽證，不是工作人員來聽證。

第二，聽證會聽什么？既包括對與立法有關的客觀事實的描述和反映，又包括聽證陳述人從自身出發(fā)提出的包含個人價值取向的主觀意見；

第三，聽證會與其他聽取意見的方式，如座談會、論證會相比，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公開性，聽證陳述人是從報名的公眾中產生的，而不是由會議的舉辦者在小范圍內邀請的，會議的舉行也是公開的，允許公眾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和報道；

第四，強調聽證會的作用，聽證會中獲取的信息和公眾意見，應當作為立法的重要依據(jù)。對聽證會中公眾反映強烈的、重要的意見，法案沒有采納的應當作出說明。

聽證是掌握權力的決策者聽取公眾意見的一種方式，也是公眾參與立法和公共決策的一種途徑。然而，這樣一套有利于科學與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在實際操作中卻幾乎陷入可有可無的境地。

從早期的圓明園湖底防滲膜事件、廈門PX項目和六里屯垃圾反焚燒事件，再到近年來發(fā)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環(huán)境事件，如果在項目建設前期，真正做到聽取民意，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事態(tài)惡化，使項目去留決策過程更科學、更民主。

啟動聽證程序誰說了算？

目前召開的各類聽證會，鮮有公民個人提議召開的。在重大環(huán)境決策中，公眾因為不知道自己擁有可以提起聽證的權力，往往在項目上馬后才提出反對意見，喪失了參與決策的主動權。

我們越來越不會開會了？

聽證會上，跑題、超時、攻擊、被打斷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少數(shù)公眾在參加對某個項目的聽證會時，還會把所有對社會的不滿都講出來，偏離了聽證的目標。

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

利害關系人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充分表達意見，聽證陳述人無法最大限度地代表不同的民意，政府部門有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之嫌。

聽證制度之所以出現(xiàn)如此多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嚴謹?shù)某绦蛑萍s和制度性保障。“只有按照預設的程序，經過充分的表達后，立法或決策才能被認為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

誰有資格出席聽證會？

在近年來召開的聽證會上出現(xiàn)了一些怪現(xiàn)象，聽證代表并不是直接利害關系人，代表數(shù)量并沒有根據(jù)不同的利益群體進行嚴格限定，無法最大限度地反映不同聲音。

“如果聽證會的場地和時間允許，應當盡量滿足利害關系人出席環(huán)境行政許可聽證會的要求，而不應不區(qū)分實際情況就死板地規(guī)定聽證會最多有幾人出席，超過幾人申請時就應該推舉代表。必須在盡量滿足利害關系人的出席請求、更充分地聽取多方意見的聽證宗旨的指導下，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確定聽證會座席數(shù)量。”

公眾的意見能被采納多少？

作為聽證會參加人，公眾很想知道，大家提出的意見都是怎么被處理的？方案的確定是不是采納了聽證會意見？如果不是，為什么？

在聽證會結束后，公眾該如何監(jiān)督政府的決策過程呢？很多國家采取的方式是將公眾的評議或評議的摘要、解釋，公布在登記通報中。李楯在其《關于制定聽證規(guī)則，以制度保障公眾參與立法決策的建議》中提出，聽證會結束后，聽證會舉辦者應制作如實、全面反映聽

證會情況及尚須搞清問題的聽證會報告書，面向社會公布；聽證會允許公眾旁聽和傳媒報道；聽證會的全程記錄、聽證會報告書、書面證言、證據(jù)及其他材料，及與聽證相關的工程規(guī)劃、環(huán)境評估等資料，全部存檔，并允許公眾查閱、復制。同時，聽證機關還對公民采納和不采納的理由通過網絡向社會公開。“就是相當于將聽證會放在一個開放透明的環(huán)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現(xiàn)利益尋租、貪污腐敗行為。”

信息公開是基礎，找好定位是關鍵。程序正義第一位

聽證會是法治社會的一種游戲規(guī)則，中國目前還缺少充分發(fā)揮聽證制度的基礎和土壤。法治社會由法制和國民的法律意識所構成。法制是由立法、司法整個系統(tǒng)所建造起來的一種法律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立法是做得比較好的，與美國相比都不遜色。美國的憲法才不到5000字，而中國的憲法遠不止這個字數(shù)；我國法律基本上沒有大的空白，美國有的法，中國基本上都有。但是，較之于法治傳統(tǒng)悠久的國家，我們的法制特點是偏重于實體法

被動應付不可取，事先告知有必要。

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實踐

北京《法制建設》2007年第2期 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 李富瑩

聽證，通常是指決策機構在做出直接涉及公眾利益的決策時，聽取利害關系人、社會各方以及有關專家學者意見，以實現(xiàn)良好治理的一種必要的規(guī)范性程序設計。近年來，隨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廣泛應用，社會關注度較高，質疑其公正性的聲音也隨之而來。本文擬結合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實踐，嘗試從法律制度層面提出完善聽證制度的一些建議。

一、聽證制度的由來

聽證制度源于西方法制比較健全的國家，其傳統(tǒng)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國自然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即：非經聽取意見，不得作出不利于當事人的決定。它要求任何權力必須公正行使，無論法官判案還是行政裁決，只要對當事人作出不利的決定，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

從歷史發(fā)展的軌跡看，西方的聽證制度最初僅適用于司法領域，后來由于其在維護民主、踐行法治、保障人權等方面的獨特作用，逐漸被運用到行政程序和立法程序中，成為約束國家機關活動的普遍性程序規(guī)則。1946年美國公布的《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規(guī)定了行政聽證程序，這部法典對后來其他國家的行政聽證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立法聽證同樣出現(xiàn)在美國，二戰(zhàn)后開始在亞太地區(qū)及其他一些殖民地地區(qū)逐漸流行開來。

二、聽證制度引入我國的發(fā)展進程

（一）制度層面

從制度建設角度看，最早將聽證制度引入我國的是1996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處罰法第42條明確規(guī)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yè)、吊銷許可證或者執(zhí)照、較大數(shù)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

之后，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將價格聽證引入我國。價格法第23條規(guī)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yè)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

2000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立法法將立法聽證引入我國。立法法第34條和第58條都規(guī)定，立法過程中的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2004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行政許可法又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許可領域。

（二）政策層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廣泛建立聽證制度：“各級決策機關都要完善重大決策的規(guī)則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和社會聽證制度，......，防止決策的隨意性。”

2004年、2005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強調，要建立健全社會聽證制度，讓人民群眾更廣泛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

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也要求：社會涉及面廣、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決策事項，應當向社會公布，或者通過舉行聽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

三、聽證制度的目的與功能

關于聽證制度的目的與功能，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可以使社會中相關利益群體或者個人在決策過程中能有機會平等地表達意見，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從而讓最終的決策有利于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正義。二是，可以讓普通公眾通過聽證形式有機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到關系其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中，改變決策僅由官員單方面主導的局面，實現(xiàn)政府與公眾的直接溝通、互動和信任，實現(xiàn)公眾對社會事務管理的參與。三是，通過聽證形式增加那些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不會因公開影響社會秩序的決策的透明度，改變暗箱操作，為公眾有效參與和監(jiān)督決策提供前提條件。四是，通過聽證形式在決策過程中聽取包括有關團體、專家學者等各方面意見，特別是與決策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的意見，盡最大可能實現(xiàn)決策的理性化和科學化，把決策變成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過程。五是，通過完善的聽證程序規(guī)范，保證有關決策嚴格依據(jù)有關法律和程序進行，避免決策由少數(shù)人或者少數(shù)部門主觀臆斷或者任意作為，提高決策的合法性和規(guī)范化程度。

簡單地說，聽證制度的核心目的與功能在于，在一個嚴格設定的法律秩序框架中，聽取并充分考慮與決策有利害關系的各種利益訴求，從而使決策獲得合理性和正當性的支持，進而實現(xiàn)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四、聽證制度在我國實踐中反映出的主要問題

考察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實踐，應當說，聽證在不同程度地實現(xiàn)前述目的與功能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在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公共決策領域，在其他領域社會反響似乎沒有那么強烈。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許可、行政處罰涉及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往往是個別人或者是比較有限的社會群體，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一般不太關注，社會反應和報道自然就少一些；立法聽證的事項雖然涉及面較廣，但專業(yè)性、技術性較強，普通民眾往往也不太關心。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公眾對立法以外的公共決策關注度非常高，尤其是價格聽證，因為價格問題關系每一名社會成員最關心、最直接、最現(xiàn)實的切身利益，其任何變動都會牽動公眾的神經，而且價格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每個人都能從各自的角度談出其不同的看法、認識和感受。

從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公共決策領域的聽證實踐看，反映出的主要問題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哪些公共決策事項在決策作出前，應當采取聽證方式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帶有一定的隨意性。除價格法外，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對適用聽證的公共決策事項范圍沒有明確、具體和硬性的規(guī)定，已有政策文件的規(guī)定在措詞上往往比較抽象、原則和籠統(tǒng)，比如，在實際工作中，哪些屬于“重大事項”，哪些屬于“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似乎沒有固定和一致的理解和說法，這在客觀上造成社會公眾認識上的部分偏差，認為公共決策是否聽證完全為決策者所左右和操縱。

第二，由于缺乏統(tǒng)一的程序規(guī)則，實踐中，聽證程序五花八門，不規(guī)范。這主要表

現(xiàn)為：

1、聽證代表的產生方式主要由聽證組織者確定，即所謂的“官定”模式，常被批評為更多地體現(xiàn)著官方的自主性；

2、聽證代表的廣泛性、代表性受到質疑，有些代表甚至被批評為是“決策者的代言人”；

3、聽證過程中，聽證代表特別是弱勢一方的知情權、質證權、辯論權等參與權，沒能獲得應有的保證。

第三，聽證與最終的公共決策之間的相關性缺乏制度保障。這主要表現(xiàn)為：

1、聽證后形成的聽證報告未對聽證中反映的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作出負責任的、積極的回應，或者給予合理的說明和解釋；

2、聽證后作出的決策與聽證中反映的意見形成“兩張皮”的現(xiàn)象，聽證會更像一種公眾發(fā)泄不滿情緒的合法場所。因此，社會公眾暴露出對聽證的一種“審美疲勞”，有的聽證甚至被認為基本上是“做秀”、“走過場”，聽證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受到極大質疑。

五、幾點建議

近年，公共決策領域聽證實踐中反映出的諸多問題已引起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據(jù)了解，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按照國務院領導的指示要求一直在抓緊起草有關規(guī)范聽證制度的政策文件，2007年有望出臺。在該文件正式出臺前，建議地方的聽證實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些嘗試：

一是為更好地發(fā)揮公眾在確定聽證決策事項上的主動性、主導性，可以參照市政府向社會征集為市民應當辦哪些實事的做法，就地方權限范圍內哪些具體公共決策事項在決策前應當舉行聽證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在征集意見的基礎上，將那些事關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xiàn)實利益的事項，影響面廣、社會關注度高的民生事項，以及各方利益群體意見分歧比較大的事項確定為聽證決策的議題。

二是在聽證代表的選取上，應當確保將受政策調整影響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和其他相關利益群體獲得足夠、充分的代表名額，在此基礎上，在各利益群體內部，盡可能采用相對客觀、不易被人為因素控制的隨機抽樣方法具體確定各方的聽證代表。

三是在舉行聽證前，應當要求提出政策建議的一方充分披露信息，避免其利用強勢地位壟斷信息而導致利益受影響方在聽證的起點上就處于不利地位；聽證進行中，應當保證各方聽證代表享有平等的發(fā)言權，對利益受影響一方的聽證代表應當給予特別的關照。

四是凡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決策事項的聽證，應當邀請媒體公開、全程進行現(xiàn)場報道，讓公眾了解聽證的具體情況和會上的主要意見，既便于社會監(jiān)督，也有利于贏得公眾的信任。同時，應當允許公眾自由旁聽。

五是聽證后形成的聽證記錄要全面、準確和客觀，并向社會公開，允許公眾免費查閱。

六是聽證后作出的決策應當向社會公布，并附有詳細的決策報告。決策報告應當對聽證中反映的各種意見作出積極回應，對意見采納情況作出解釋和說明，特別是對不同意見要給予認真、審慎的考慮，避免“選擇性聽取”，應當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聽證上反映的所有意見都得到了決策者的認真對待，即使有些訴求并沒有在決策中全部得到滿足。

第五篇：聽證制度

學易解析09年公考申論熱點系列：聽證制度

一、聽證制度的類型

立法聽證（包括國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聽證）、行政決策聽證（包括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劃和其他抽象行政行為、政策的聽證）、具體行政行為聽證（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給付等行政處理決定的聽證）。

二、聽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與缺陷

1.具體行政行為聽證的適用范圍過窄，抽象行政行為的聽證范圍不全面；

2.聽證主持人員的資格規(guī)定不明，素質不高，相對獨立的地位沒有確立；

3.聽證代表篩選程序空白，參與人僅限于行政相對人，對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護不足；

5.行政聽證程序中舉證責任不明確，聽證筆錄的效力未作規(guī)定，聽證程序與行政決定權力的抗衡機制無法保障；

6.法律對聽證主持人是否應當寫出聽證報告以及聽證報告的效力未作規(guī)定，致使聽證作用未能有效發(fā)揮；

7.各地區(qū)、各部門制定的行政聽證配套制度存在條塊矛盾；

8.聽證會結果不公開，缺乏有效監(jiān)督。

三、原因分析

1.重實體、輕程序的落后法制觀念；

2.程序對權利的保障作用還未充分發(fā)揮出來；

3.非法而卻有效的途徑選擇使得合法的法律救濟途徑得不到有效的發(fā)揮；

4.公民的法律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薄弱的法制現(xiàn)狀。

四、對策

1.建立公正、公開的聽證代表篩選程序；

2.做好聽證程序化和規(guī)范化工作；

3.公開聽證結果。

五、聽證制度的意義

聽證制度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和現(xiàn)代行政程序的重要的支柱性制度，對于保障公民參與國家管理，保障國家管理的民主性、科學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保護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有著極為重要和不可為其他制度所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