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憲法思想史

三、憲法學的歷史發展憲法學作為法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生和發展都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明晰的歷史軌道，因此，對憲法學史的研究可以使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來把握這一學科發展的脈絡。唯其如此，才能使我們的憲法學更加繁榮。

（一）憲法學在西方的產生和發展周葉中主編：《憲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頁。

1．萌芽時期近代意義的憲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但從思想淵源來說，思想家們就憲法中有關問題進行的分析和闡述，則可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從古希臘、羅馬到封建社會末期，就是憲法學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萌芽時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烏爾比安、福德斯庫、博丹和科克等。在他們的思想中，與憲法問題存在密切聯系的主要有政體問題、法治問題、關于基本法的問題、關于國家主權的問題等。隨著資本主義的形成，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呼喚，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近代憲法的頒布實施，憲法學也開始進入初創階段，并隨著資產階級憲政實踐的不斷推進，資產階級憲法學者的不斷探索，而日益完善，從而在19世紀末最終建立起獨立的、較為完整的憲法學。因此，從資本主義形成到19世紀末是憲法學的創立時期，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漢密爾頓、麥迪遜、埃斯曼、戴雪、狄驥等。盡管格老秀斯等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學家們并沒有形成系統的憲法學說，但他們作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對憲法與憲政問題所作的闡述不僅深刻、獨到，而且產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影響。在他們的思想中，除繼續討論政體、法治、主權等問題，并賦予其新的含義外，還涉及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人民主權、分權、政治法等問題。

2．創立時期在創立時期，以政治家和政論家身份闡述憲法問題的主要有美國建國前后的杰弗遜、潘恩、漢密爾頓、麥迪遜、馬歇爾等人。當然，在這一時期真正對作為一門學科的憲法學的創立和成熟做出更為直接貢獻的還是以憲法作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憲法學家。主要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的一些憲法學家。在德國，蓋爾伯為適應19世紀60年代普魯士立憲君主制的現實，構思了德國國法學體系，提出了國法學的基本原則。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頒布后，拉班德奠定了實證主義憲法學的基石，葉林涅克作為19世紀德國憲法學理論的完成者，也致力于法實證主義憲法學的完整化和系統化。在法國，由于其憲法學的理論基礎是大革命中奠定的，因而其一開始形成就具有鮮明的政治學色彩。一方面法國的憲法學通常不包括基本人權。另一方面，其他國家憲法學不包括的內容，如政治制度、比較憲法制度、政黨、輿論、壓力集團等，法國憲法學則都予以研究。在19世紀后半葉，推動法國憲法學發展的學者，主要是埃斯曼等人。埃斯曼是法國古典憲法管理論的集大成者，也是法國現代憲法學的創始人，其理論主要體現在《法國憲法和比較法綱要》中。在英國，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憲法學家是戴雪，其憲法學理論核心是兩個部分，即議會主權原則和法的統治原則。在日本，憲法學誕生于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之后，其主要標志是1889年6月伊藤博文出版的《憲法義解》一書。1897年前后，日本憲法學進入了形成期。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首先是一木喜德郎的《國法學講義》。

3．發展時期在20世紀，盡管有些國家憲法學理論尚未全面展開，但就世界范圍而言，憲法學毫無疑問處于繁榮和發展時期，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立后，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型憲法學，以及隨著世界范圍內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一大批新興民族主義國家的形成，又出現了雖然在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憲法學范疇，但在內容上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這些國家要求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愿望的憲法學，從而使憲法學的發展呈現出多樣而豐富的特點。這一時期的德國，憲法學的發展突出地表現在涌現出了許多不同的學派，圍繞憲法本質問題出現了以凱爾森為代表的純粹法學派和以魯道夫?斯蒙特為代表的政治憲法學學派，在憲法學基本理論方面出現了規范主義憲法觀、決斷主義憲法觀和綜合過程論的憲法觀三大派別。在法國，狄驥和馬爾佩是20世紀前期最為著名的憲法學家，狄驥將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理論和社會學方法引入憲法學領域，創立了法國社會連帶主義憲法學理論。馬爾佩受歐洲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理論的影響，提出了法的一般理論必須在分析法之后得出的觀點，從而變革了早期資產階級的憲法理論。隨著第五共和國憲法的頒布實施，法國憲法學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其主要特點仍然是憲法學與政治學合為一體，許多憲法學原理融于政治學理論之中。在英國，20世紀以后憲法學獲得了發展，這種發展主要圍繞堅持、補充、批判戴雪的憲法學理論而展開，其代表人物是詹寧斯。除圍繞對戴雪學說的評價之外，現代英國憲法學還涉及一些其他重要課題，主要包括英國憲法的歷史發展，英國憲法的淵源，憲法的概念、范圍和性質，國王、內閣、議會、法院及相互關系，地方政府、政黨、文官制度，法的統治，英聯邦組織，英國與歐共體、公民身份、移民和引渡，各種自由與權利的保障等。在美國，20世紀以后憲法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20世紀初的美國學者們日益強調憲法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行為科學理論為基礎，憲法學重點研究了司法行為和最高法院判決的決定過程。70年代以后，圍繞憲法解釋的基礎問題，學術界形成了解釋派和非解釋派。此后，批判法學研究也推進了美國憲法學的發展。日本在1910年前后，憲法學進入了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特點是以美濃部達吉等為代表的民主主義憲法學初步形成，以及與此唱反調的以穗積八重為代表的保守憲法學理論的登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憲法學既繼承了戰前憲法學的合理因素，又根據憲法的價值發展了憲法學理論，最突出的表現在：強調“作為社會科學的憲法學”；強調比較憲法學的必要性；重視“憲法解釋學的實踐性”等。

（二）憲法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張慶福主編：《憲政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1頁。憲法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憲法法學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憲法學兩大階段。為了便于從宏觀上科學地把握憲法學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可分為萌芽時期、形成時期、發展時期和新中國憲法學時期。1．萌芽時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憲法學在中國的萌芽時期。在此期間，通過對西方憲政制度的介紹和中國應進行立憲思想的提出，人們對民主憲法、共和、議會等問題的認識開始從直觀走向理性并形成一種理論體系，這種理論體系即是憲法學在中國產生的萌芽狀態。日本憲法學在中國早期憲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所以說萌芽形態的中國憲法學是在中西憲法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此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王韜、鄭觀應、林則徐、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王鴻年等，代表著作是王鴻年撰寫了中國最早的一部憲法學著作——《憲法法理要義》（1902年版）。2．形成時期從1991年到1930年是憲法學在中國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憲法學已從分散的理論與知識，形成為初步容納各種憲法學知識的體系。隨著憲法學說的發展，憲法學教育也開始在中國得到發展；同時，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研究憲法學的組織機構；此外，對外國憲法問題的研究，出現了從單純介紹日本憲法轉向介紹研究歐美國家憲法的狀況，還開始出現采取比較方法研究憲法和憲政的比較憲法學著作，從而使憲法學理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3．發展時期從1930年到1949年是憲法學在中國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憲法學教育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這一時期憲法學發展最具特色的是憲法學專題研究的開展和新民主主義憲法理論的產生。就憲法學的專題研究而言，五權憲法理論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憲法學研究的重點。就新民主主義憲法理論來說，一些進步學者既研究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又對蘇聯憲法理論進行介紹和研究，這既促進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發展，也為在中國產生馬克思主義憲法學奠定了必要的基礎。4．新中國憲法學時期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是新中國憲法學時期。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國憲法學的初創階段，學者們根據當時中國的客觀實際情況，探討了憲法學的理論問題，試圖建立系統的憲法學理論。1957年到1965年是新中國憲法學的曲折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政治色彩過于濃厚，憲法學自身的科學性與學術性缺乏，研究成果也基本上屬于宣傳性、注釋性的內容。1966年到1976年，由于憲法實際上名存實亡，憲法學者們也失去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條件和環境，因此，憲法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階段。1978年以后，特別是1982年憲法制定和頒布以后是新中國憲法學走向恢復和繁榮發展的階段。

第一章

古希臘的憲法思想

一、柏拉圖

在《理想國》中提出了四種政治制度，分別是斯巴達和克里特政制、寡頭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柏拉圖對這四種政體分別給以了批判。第一個是斯巴達政體，這是一個軍人掌權的國家，他們爭強好勝，貪慕虛榮。第二種是寡頭政體，從榮譽政治中產生，在社會采取財產私有制后出現，是一種根據財產標準確定資格的制度。政治權力掌握在富人手里窮人是沒有什么權力的。在這種制度下，人人崇拜財富，貪欲之心嚴重破壞了社會風氣。在這樣的國家里，統治者的奢靡使得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黨爭、內戰很容易爆發。第三是民主政體，在這種政體下，他們打著人人平等的口號，不加區別的把一種平等給予一切人，而不管他們是不是事實上的平等者。這種極端化的自由破壞了民主社會的基礎，最終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第四是僭主政體，這個應該說是從民主政體發展而來，民主制下極端的放任和自由使人民不屑于任何的約束，不管是個人還是法律，最終走向了極端的奴役。那些起初扮演窮人保護者的人民領袖利用民眾的力量獲得政權后便開始魚肉人民，當人民發現他們培養和擁護的人的真實面目時，“他已經足夠強大，他們已經沒有辦法把他趕出去了”。這就是僭主政治。

柏拉圖詳細的評述了四種政體，并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但并沒有接著給我們一個可以替換這四種政體的理想政體。到他的《法律篇》，在他的新理想國里，柏拉圖認為存在著兩種國家政體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其他政體形式均由此演繹而來。“一切其他政制實際上都是這兩種母制的變種”。因此，如果要選擇自由與法律的密切結合，在一個國家中就要有具備這兩種因素的政體。

所以，在《法律篇》中，柏拉圖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設計了一種全新的政治體制——混合政體，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相結合的“混合政制”。這是一種在節制、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倫理基礎上建構而成的政治模式。他認為只有在在這種“ 混合政治”中，自由、和平以及智慧等政治精神才能真正的生根、成長并獲得很好的發展。在這種政治觀的指導下,柏拉圖認為在《理想國》中他曾經批判的四種政體都不是一種體制,而只不過是一些體制的主導性成分, 只有這種“ 混合政治”才是現實的最優體制,才是各種善理念的現實的體制根基。對于君主制和民主制，柏拉圖曾說“一個是極端的服從,一個是極端的不服從,那么其結果在兩個社會都不能令人滿意。” 可以看出，柏拉圖在此揭示了極端君主制的極權法則與極端民主制的自由原則,這兩類權力原則由于違反權力的制約

原則而在現實中無法取得理想的結果。柏拉圖主張以法治為核心內涵的混合政體, 在法律統治下的“混合政治”才是一個真正有效的政治模式，才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

二、亞里士多德

亞翁對法律本質的認識可以說開后世社會契約論、自然法觀的先河。探討法律的本質，離不開對國家本質的認識，但亞翁與我們所奉行的馬恩列斯經典學說不同，他認為國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種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會團體，國家之形成是出于人類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說：“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種政治動物)。”[4]城邦國家的建立是出于人類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則是這種需求的保障，因而，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而正義是治理國家的最基本的原則，是立法的最高依據。同時，亞翁又說：“自然正義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賴于接受。”[5]從其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國家看成是基于人類滋生要求而結成的最高的社會團體，這種觀點與后世的社會契約論可以說是大同小異，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盧梭的社會契約學說的源頭即是亞翁之理論，只不過盧梭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又對其進行了文采飛揚、邏輯嚴密的發揮罷了。由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保障國家正常運轉的法律，實際上被亞翁認為是正義的化身且不依賴于接受，這種法律觀與西塞羅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鳩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極其相近。盡管我們今天可能不盡贊同亞翁的論述，但試想在遠古的古希臘時期，這種思想是多么的難能可貴!

亞翁是在比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種政體之后得出的結論，他強烈的反對君主專制，他說：“最高統治權的執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這一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的統治的要旨是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則由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就是正宗的政體。反之，如果他或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只照顧自己一人或少數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變態政體。”[7]因而，他得出結論說：“應由多數人來治理國家??似乎是很正確的??。” “相對于一人之治來說，法治(The Rule of Law)更為可取。”

第二章

古羅馬的憲法思想

一、波里比阿

敘述羅馬共和國崛起的過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強調，羅馬人能夠在戰場上無往而不勝，是因為羅馬共和國政體的優秀。所以，他會在適當的時候，對羅馬共和國政體做專門分析。[3]在《通史》的開頭，波里比阿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如此偏狹、如此漠然，以致他不愿意尋找羅馬人是用什么方法、在何種政治制度下，在不足53年的時間里，將幾乎整個有人類居住的世界置于他們的統治之下。如此成就，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4]在第3卷有關全書計劃的說明中，他再次聲明要對羅馬共和國政體進行專門研究；第6卷稱“我已經多次明確指出，我一直認為這一分析是我的計劃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5]因此，波里比阿特意在第6卷、當羅馬于坎奈遭遇慘敗后的關鍵時刻，中斷有關第二次布匿戰爭的敘述，專門論述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以揭示羅馬政體在其命運最低谷時所具有的優越以及坎奈之后的逐步復興。[6]在此過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政體循環論。

波里比阿認為，人類歷史上一共存在過6種基本政體，其中3種為正常形態，分別是王政、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另外3種則是正常政體的變態，更準確地說是墮落形態，分別是僭主政治、寡頭政治和暴民政治。對政治社會的產生，他是這樣來解釋的：因為時常降臨到人類頭上的災難，如洪水、瘟疫、饑荒等，人類的大部分被消滅，知識和社會制度隨之湮滅。隨著幸存者人口的重新增長，人類再度組成集團。“因為他們天然的弱點，我們只能期待他們同類相聚，在這種情況下，那個體力和勇氣超群的人成為領袖，統治著其他的人。” [7]因體力和勇氣而樹立的統治，被稱為君主政體。“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家庭和社會關系開始在這類共同體中發展起來，王政觀念開始誕生，于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了關于善、正義以及與之對立的觀念。”所以，王政與君主政體的不同之處，在于這里“每個個體開始形成一種理論觀念和義務意識，而它們乃正義的發端和目標。” [8]王政時代，統治者雖仍是一人，統治方式卻與君主制下不同，王的統治“被他的臣民們自愿接受，對臣民的統治訴之于理性，而非恐懼或暴力。” [9]國王們修建宮室，建造要塞，為人民開疆拓土，給他們創造優良的生活，并因此得到人民的認同。

二、西塞羅

第三章

中世紀的憲法思想

一、教會法學派

二、人文主義法學派

三、馬基雅弗利

四、布丹

中篇

近代憲法思想

第四章

憲法與啟蒙運動

一、科克

二、孟德斯鳩

三、盧梭

四、休漠

五、康德

六、黑格爾

第五章

憲法與近代革命

一、洛克

二、潘恩

第二篇：行政思想史

第四節

帕金森的“帕金森定律”

一、生平與著述：英國著名行政學者。代表作：《帕金森定律及關于行政的其他研究》，帕金森定律發表于1958年。

二、帕金森第一定律：1.工作的增加只是為了填滿完成這一工作時可資利用的時間。（這是帕金森在對組織機構 的無效活動進行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的關于組織機構臃腫低效的原因之定律）2.該定律源于兩個法則：其一是增加部屬的法則，其二是增加工作量的法則

3.引申：委員會工作方式的“繁瑣定律”，在“議事日程上所要討論的問題中，花錢的多 少與討論時間的長短成反比”，因此委員會工作方式的效率是很低的 4.組織機構臃腫的根源：掌權的嫉妒病、二流的領導、三流的下屬

三、帕金森第二定律：開支的增加只是為了抵消進款，公共開支多花在哪些精心設計的 并不適合的建筑物上，追求形式，導致浪費。

四、簡評： 對組織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分析透徹而精辟，為改進組織效率提供了有用的 方向，應嚴格以事定職，以職選人。精減機構人員，節省開支。

第六節

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

一、生平著述：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政策分析的創始人，其所提出的漸 進決策模式，跳出了傳統的以及西蒙的理性決策模式，較好地解釋了西方國家行政決策實現。代表作：《漸進調試的科學》1959年

二、林德布羅姆主要觀點：1.對傳統的全面理性決策的特征歸納及批駁1）全面理性決策特征：問題既定、目標價值明確、考察各種可行的方案及結果，用價值 比較各方案及結果以擇優2）批駁：受認識能力、價值觀念、決策技術、人性弱點、政治問題時間變遷等局限，全 面理論決策模式不可能。2.提出了漸進決策模式

三、基本觀點1.在現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礎上，采用漸進方式對即行政策加以修改，通過一連串小小的 改變，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實現決策目標。2.漸進決策應遵循的三個原則：按部就班、積小變為大變、穩中求變 3.采用漸進決策的原因： 1）政治上的一致要求2）技術上的困難（能力有限、時間智慧有限等）3）對現行計劃的連續性要求

四、簡評：漸進決策模式是一種有用的思想和決策方式1.從認識論看，其注重歷史與現實條件，認識到事物的運動是一個前后銜接的不間斷的 過程2.從方法論看，漸進決策模式注重事物變化的量的積累，以量變求質變 3.局限：具有保守性，只適合于某些條件下，不具有普適性。

第四章

應用與發展時期的西方行政學說

第一節 德羅爾的政策科學思想

一、生平與著述：1.以色列政策科學家，政策科學創始人，其研究旨在幫助政府改進政策制定質量和提高 政策執行的效果2.代表作：政策科學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的再審查》1968年、《政策科學構想》1971 年、《政策科學探索》1971年

二、主要思想與觀點提出了“系統群研究”的政策科學方法論

第二節 彼得的《彼得原理》

一、代表作：《彼得原理》《彼得處方》

二、彼得原理：在實行等級制度的組織中，每個組織成員都會晉升到他所不能勝任的那一 級。1.組織的工作是由組織中的那些尚未被提升到其無力勝任的那一級職位的組織成員來從 事和完成的2.階層界限分明的典型金字塔結構，較之無層級或平均主義的等級制度更為有效，因為 將有更多的人未能被提升到他們所無力勝任的層級3.智能、才能測驗將導致被測者更早被提升，因而未必能夠促進工作效率 4.“一事成功，諸事不順”，當人被提升到其不能勝任的職位時（即為成功），則容易導 致其身體失調與精神不安（諸事不順）

三、不能勝任工作的人的典型癥候：課本280頁

四、簡評：該原理揭示了一個最基本的人事行政原則：知人善任，適才適用，即一個人的 專長，能力應與其工作職位相適應。

第三篇：管理思想史

科目：管理思想史

學院：

班級：2008

姓名：

學號：20080511404

歷史與社會*歷史學 級（1)班 郎治倫

淺析亨利·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

——及對中學課堂管理的影響

作為一名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師范類本科生，在本學期選修了“管理思想史”這門課程后，受益良多。其實，在以后的中學課堂生活中，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運用到法約爾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發展歷史中，有著太多的偉人提出了純理論的或者實踐性很強的管理理論，但是在這其中，我最為推崇的是亨利·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他被人們尊稱為“管理過程之父”！代表作是《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

同泰勒的科學管理主張不同的是，法約爾從總經理的辦公桌旁，以企業整體作為研究對象，建立了有關原則、標準、方法、程序等內容的完整管理理論體系；這不僅僅適用于公私企業，也適用于軍政機關和社會團體”。這是法約爾“一般管理理論”的基礎所在。他第一次從經營職能中獨立出了管理活動；提出管理活動所需的五大職能和14條管理原則。這三個方面也構成一般管理理論的核心內容。

一、一般管理理論的內容簡介：

（一）、獨立管理活動和分析管理五大職能

法約爾首先從技術、商業、財務、安全、會計、管理這6中基本的企業活動中把管理和其他活動加以區分，這成為了以后的管理過程學派和組織理論的重要基礎。

法約爾把管理活動劃分了五大職能，分別是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就如同在課堂上，現實按照課前設想進行教學，再在課中組織學生學習，并調整好學生的學習狀態，這個時候的班級就好比一個有了良好的管理系統的企業。

1、計劃是否具有統一、連續、靈活和精確的特性，對管理工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同時也是整個管理活動的出發點和依據；

2、組織職能則是進行管理活動的基礎，組織職能就是要建立企業的物質和社會的雙重結構；

3、指揮職能即運用領導藝術以推動組織業務、促使其人員發揮作用、減少無效耗費的過程，使組織成員的活動得到保證。要進行有效的指揮的話，就應當做到以下幾點：a.對職工有深入地了解；b.對組織和職工之間的協定要很了解；c.對組織要進行定期檢查，并使用概括的圖表來促進這項工作；d.召集主要助手開會，以便統一指揮和集中精力;e.力爭使組織成員團結、主動、積極和忠誠；

4、協調職能就是連接、聯合、調和所有的活動和力量，即要分清主次，就是使事情和行動都有合適的比例，從而良好的協調好企業的各個部門之間的工作進度。在課堂上也應當協調好學生之間的學習進度，立秋擁有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

5、控制職能是管理活動的最終手段，是用來防止和改正在執行實施計劃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偏差。沒有控制，其他四種要素活動的效果既得不到驗證，也得不到保證。進行有效控制的方法有 ：首先是要及時采取行動；其次是要檢查人員應具備必要的條件；最后則是應注意控制的度，避免對各部門的領導和工作進行過多的干預。這也就要求老師在課堂上能夠良好的把握住學生的心理變

化，控制好課堂教學的方向！

統觀以上管理的五大職能，這五大職能互不干涉，有著很強的獨立性；它們基本概括了管理活動的基本內容，具有全面性；管理活動濃縮為五大職能，簡潔易懂，具有很強的簡潔性。法約爾提出的這五大職能的三種特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后人難以取代。管理是以計劃為中心的各個管理職能交替發揮作用的循環往復的過程，因此，法約爾被人們稱為“管理過程之父”。其實，當課堂上能夠良好的運用這五大職能過后，課堂也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

（二）、管理的十四大原則

1、勞動分工：這是合理的利用個人力量和集體量的最好的方法，這使得大規模生產和降低生產成本成為了可能；

2、權力與責任：權力指揮與要求別人服從的力量，權力與責任二者互為因果，有權必有責；

3、紀律：紀律對于企業取得成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幾率是企業同雇員之間關于服從、勉勵、積極、規矩、尊重的契約；

4、統一指揮 ：一個下屬都應該接收而且只應接收一個上司的命令；

5、統一領導 ：凡是具有同一目標的全部活動，僅有一個領導和一套計劃；

6、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組織要考慮的首要目標，獲得個人利益不可以犧牲集體利益為代價；

7、合理的報酬：薪給制度應當公平，對工作成績與工作效率優良者應有獎勵，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既能夠獎勵有益的努力和激情，又不超過合理限度，達到雙方的滿意；

8、適當的集權和分權:要根據本組織的實際情況，適應改變集權與分權的程度這一原則已經成為了現代管理學中的重要問題和原則問題;

9、等級制度:在取得授權的情形下,不同部門的低層級管理人員越過上級權力與信息鏈直接進行溝通與交流,以節省時間提高效率，同時也是執行權力的路線;

10、秩序: “凡事各有其位”(各有其位，各稱其位)，即保證一切工作都能夠正常有序的進行;

11、公平:善意和公道.公道是執行已訂立的協定,善意地對待員工,關注平等.12、保持人員穩定:任何組織都有必要鼓勵職工做長期的服務，因為這是組織相對穩定的基礎所在；

13、首創精神:是創立和推行計劃的動力，也是企業發明和建議能夠得到有效執行的可能性的大小的關鍵點；

14、人員的團結:全體成員的和諧與團結是企業發展的巨大力量，是組織生存與發展的最大的力量，努力地實現組織內部的和諧，避免組織內部的紛爭和分裂！

對于這是四點原則來言，課堂中老師應當盡量的保持在教學事務中的公平、有序、團結、積極向上，并且老師也應當合適的估計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創新性，以求學生的主動積極的學習！

二、對法約爾管理思想的分析與評價：

（一）、法約爾的貢獻

法約爾是“現代經營管理之父”，他對于管理過程和管理組織理論的開創性

研究，其中特別是關于管理職能的劃分以及管理原則的描述，對后來的管理理論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后來成為管理過程學派的理論基礎，也是以后各種管理理論和管理實踐的重要依據，對管理理論的發展和企業管理的歷程均有著深刻的影響。法約爾系統性、理論性的提供了科學的管理理論構架，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可以適用于各行各業，給實際管理人員帶去了很大的幫助。法約爾還強調要使管理真正有效，還必須積累自己的經驗，并適宜地掌握合理運用這些原則的尺度。

（二）、法約爾一般管理理論的局限性

1、管理原則缺乏彈性，以至于有時實際管理工作者無法完全遵守；

2、有些概念關系還有些混亂：如管理與領導之關系，領導之于指揮、協調、溝通等。

三、法約爾的管理思想的現實意義

法約爾指出管理理論具有普遍性，因此，他認為可以把管理作為一門學科，通過進行管理教育來培養所需的管理人才。因此，法約爾的管理思想還具有計劃的重要性；管理教育的重要性；管理的實踐性。如果一個老師良好的理解的法約爾的主張過后，又能夠很好的運用到中學課堂上的話，那么法約爾的主張就是一份很好的課堂管理守則！遵從這些守則，有助于良好的進行中學的課堂管理！

第四篇：思想史意義

試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思想史意義

2006-1-2 閱讀2816次 本站網友 青青草 發表 【字體：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內容摘要】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新的文學接受對象和文學評價的標準、原則，徹底顛覆了前此所有的舊的文學觀念和審美原則。“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一新的接受之維的確立，使文學價值觀念逆轉并引起接受對象的遷徙，文學性質由此發生根本轉變，文學創作立足點也發生根本轉移，文藝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從而宣告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來臨。

【關鍵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思想史意義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指導延安解放區文藝發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在當時的解放區、國統區和淪陷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以后，更是直接制約和影響了新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和面貌。一般學者在研究這一歷史文本時，多著眼于《講話》在當時的政治意義及其在解放后對中國大陸文藝界所產生的影響，鮮有從社會思想史角度來反思和定位《講話》的作用和影響。《講話》從發表至今已逾60多年的歷史，從當下社會語境來看自有其局限性所在，但若放在整個文學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講話》的意義卻非同尋常，因為《講話》的出現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言路發生了轉變，引起文學研究中價值論、作家論、讀者論等方面研究的徹底變化。從文學理論史的角度來說，研究現代以來的中國文論，以及未來的中國文論發展，《講話》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下面我們分而論之。

一

《講話》在思想史上的首要貢獻就是它徹底顛覆了延續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學價值觀，標志著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端。

文學的價值取向是文學價值構成形態中的一個重要維度。價值取向問題，說到底也就是文學的接受目標或曰文學的歸宿問題，亦即一個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20世紀40年代，這一問題成為各種流派和立場的理論家們共同關注的目標。就連自由主義文學家也說這一問題“實在是文學理論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1]。

在文學價值取向問題上，中國歷代主流文學，其創作目標或者說接受對象，基本上都是上流社會的人物。文學不過是統治者精神消遣的對象，有時也可以充當他們“治國安邦”的工具。無論是“載道”的文學還是“緣情”的文學，都是統治階級主流文化中的一個因子，無論它們對勞動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多大程度的同情，充其量不過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文學，而不是勞動人民自己的文學。因為，古典文學作品中所“載”之“道”，是統治階級的馭人之“道”，所“緣”之“情”，是封建貴族和士大夫官場失意的牢騷之“情”或恣情山水時的娛樂之“情”。廣大窮苦的勞動者是無法進入文學創造和表現的領域之中的。文學作品的內容大都離勞動者的生活太遠，再加上，廣大勞動者根本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文學只能是游離于他們精神世界之外的東西。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在它引導下的解放區文學實踐，從根本上解決了文學如何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問題。《講話》的中心問題之一，就是文學的價值取向問題，亦即“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的問題。[2]《講話》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3]盡管“文藝為工農”的發明權并不在于延安《講話》，但《講話》無疑把這種觀點和精神系統化了。

《講話》還明確而系統地提出了文藝大眾化的新方向，給文藝工作者樹立了一個新的人生觀，并確立了一種新的文學接受對象和文學評價的標準、原則，徹底顛覆了前此所有的舊的文學

觀念和審美原則，使文學創作的立足點發生了根本的轉移，宣告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來臨，文學發展的歷史要從此改變和重寫。

文學價值論牽涉到話語領導權問題，在文學活動中至關重要。因為文學作品由誰來寫、寫給誰看、怎樣來寫？站在社會上層人、知識精英的立場還是站在底層民眾、普通勞動者的立場上寫，最終又是為誰來服務，其結果和面貌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這個方面問題的解決與創作過程中主體與接受客體即讀者問題的解決是密切相關的。

二

文學創作主體論問題與價值論關聯最為緊密，這一問題在《講話》之前始終懸而未決，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上的一個難題。文學主體論方面的問題首先就是文學創作主體的態度和立場問題，也就是一個為誰寫作、怎樣寫作的問題。這一問題自“五四”以來一直是文學界著力探討的一個問題，只是由于找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始終沒有結果。

從歷史上看，自“五四”時期文學革命先驅提倡“平民文學”，中經1930年革命文學陣營內發起的文學大眾化運動、1932年的文學語言的“中國普通話”和“拉丁化”之爭、1934年的大眾語論戰、抗戰后再次掀起的文藝大眾化及繼之而起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都是圍繞著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這一中心而進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藝家包括左翼文藝家在內，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動力等根本問題認識不清，理解不到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首先是一個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的問題，因而對問題的討論也就止于文學形式問題的層面上，難以從實質上加以解決。

從創作實踐上看，“五四”新文學革命，其作用和影響基本上止于知識分子圈子內，與底層民眾關涉基本不大。這一情形雖經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學的沖擊，亦未見大的改變。淪陷區一位評論家在探討這種情況的原因時說道：“左翼作家聯盟號稱以工農大眾為讀者對象，寫描寫工農痛苦的文章”，這樣一來，“雖然題材是廣泛了，而文學的實際并沒有像那些題材一樣的屬于民眾。即使描寫工農的作品，也是出于文人所想像，至多不過是觀察了的。因此，文學還不真正是一般民眾的。”[4]這種認識明顯看到了問題癥結之所在，即文學不屬于人民大眾的原因在于作家沒有真正深入大眾生活，作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想大眾之所想，再進一步說，就是沒能夠真正站在大眾的立場上，表達出他們的思想和感情。

《講話》在這個問題上給予了理論上的分析和解決。《講話》在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動力、對象和任務的基礎上，明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大眾”的范圍，就是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指出“大眾化”不僅僅是一個文學語言或文學形式的問題，而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問題。［5］文藝大眾化問題之所以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是因為文藝工作者“的心靈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文藝要真正做到為廣大工農兵群眾服務，那就首先要求文藝工作者在立場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眾一邊，即“把立足點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6］。解放區在延安整風之后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也正是出于這一原因。

說到底，文藝創作上的“大眾化”或“化大眾”問題不是“普及”與“提高”等方面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為誰寫作的問題，即帶有實質性的立場問題，是站在誰的立場上普及與提高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價值論方面的目標才能開始實行。

當然，創作主體思想的變化離不開其他社會因素的制約。精神現象的產生及發展，畢竟最終取決于社會經濟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約；此外，接受主體的文化水平及審美趣味，也制約著文學作品的傳播。僅僅從創作主體因素著手，是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對此，馮雪峰做過精辟的概括：“人民大眾之文化的要求，誰都明白是和政治的及生活的要求和斗爭相一致的，而首先?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是民主的政治，是他們從重重的壓迫與剝削下解放出來，是他們生活和地位的真實的改善，以及反映和協助這種要求與斗爭的文化和

文化生活。”[7]這一看法可謂道出了問題的實質所在。因為，決定文學性質和發展方向的經濟、政治如果在實質上根本不反映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僅憑文學家們進行書齋里的革命根本上無濟于事。楊晦所說的國統區文學雖然“一直沿襲著?五四?的，或者是說再加上大眾文學的傳統”，對文學“大眾化”和“民族形式”問題有過深入和熱烈的討論，卻因為遠離勞動大眾的翻身解放這一主題，“不能正確地了解這個問題的發展來由，所以，爭來爭去，始終不曾捉住要領”[8]，也正是出于這種原因。

后來，文學家們終于明白了這個道理。作家臧云遠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指出，“大眾化”問題雖經長期探討終無結果，過后“批評家們提出?要向生活的密林突進?，但沒有把問題解決，延安方面可把這問題解決了——請看《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批評家也無話可說”[9]。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相應的經濟、政治條件缺乏或根本不具備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為大眾”的文藝。“革命文學”難以達至自身的目標，國統區文學家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向，原因就在這里。

這個問題之所以在解放區文藝界得到解決，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她所領導的廣大解放區建立了工農兵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具備了解決文藝服務目標的社會基礎。在經濟、政治利益上代表廣大勞動群眾的共產黨，必然也要制定出相應的服務人民的文藝政策。從毛澤東文藝思想本身的發展情況而言，《講話》之前，毛澤東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提出了文學大眾化是“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群眾服務”的思想。延安講話不過是這種思想的合理延伸的結果。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解放區經過文藝整風、各種形式的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觀念深入人心，經由政策化的引導，被確立為解放區文學的主流權威觀念。在此觀念之下，廣大解放區還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工農兵文學思潮，涌現出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的工農兵作家，創造出了一系列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充滿清新的氣息和健康的情調的作品，滿足了廣大勞動群眾的精神需要和審美需求。

三

對文學接受主體的關注也是《講話》中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文學接受方面的問題在《講話》具體表現為文學評價的標準問題，這一問題與文學創作主體論緊緊連在一起。因為，文學創作的目的是為了給人看，但寫給誰看完全取決于創作者抱有什么樣的文學觀念。創作完成以后，作品需要投入到接受主體即讀者的接受教程中才能產生作用、發生影響，但影響的效果，即作品思想內容的好壞和藝術水平高低，則取決于接受者的評價，因此文學評價的標準順理成章的成為文學接受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讀者地位的確立是20世紀中期興起的接受美學的焦點所在，《講話》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分析與接受美學有著質的區別。接受美學賴以建構的理論出發點是抽象人性論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稱的讀者對象是模糊、不具體、沒有階級和社會地位區分的讀者，而《講話》的出發點則是基于階級論之上的人性論，它所述及的讀者對象是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其指稱對象是具體的，有明確的身分限制。

《講話》在文學思想史甚至社會思想史上的意義也正是體現在這里。《講話》發表之前，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剝削階級的文學家們能夠完成這方面的任務，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作家也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不要說封建社會剝削階級的文學，就是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相比，《講話》的發表也標志著中國文學發展中具有根本性質的方向轉折。因為，“如何使文學之?為工農?的方向獲得真實徹底解決的問題，是一個中國新文學建設之最根本、最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問題”[10]。“為工農兵服務”這一新的接受之維的確立，使得文學活動中價值觀念發生逆轉，接受對象發生遷徙，從而使文學性質發生根本變化和轉折，文藝從此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成為人民自己需要而且從此也能得到滿足的精神工

具。1949年7月，周揚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所作的“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中指出，在為工農兵服務這一新的接受觀念下，文學家們開始真正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創作的對象和目標。由于“人民軍隊與人民政權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藝已開始真正與廣大工農兵群眾相結合”[11]，“新的主題、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地涌進了各種各樣的文藝創作中”，“民族的、階級的斗爭與勞動生產成為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12]“文藝與廣大群眾的關系也根本改變了”，“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13]。在這種情形下，“五四”以來進步文藝界久爭未決的“?大眾化?、?民族形式?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至少找到了正確解決的途徑”[14]。

新的接受之維確立以后，文學創作的要求及文學評價的標準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工農大眾既然成為文學接受的中心目標，則以表現工農大眾這一目標作為文學創作的基本要求，成為文學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結果。邵荃麟的一篇評論文章對此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今天的文學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壯麗輝煌的史詩題材，更主要的是從我們周圍比較熟稔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間，去認識社會變革的真實面貌，去感覺他們的愛與憎、憤怒與欣悅，從瑣屑與平凡中間去窺察他們的新生與沒落的過程，從各階層的生活細節中去看到他們意識的矛盾、變化與孕育狀態，從這種方向上以達到典型創造的境界”[15]。

在文學批評實踐中，能否滿足工農大眾的精神需要，既是衡量作家創作目標的政治尺度，也是判斷作品藝術性的一個標準。從能否滿足大眾精神需要這一基本前提出發，在實際的文學批評中，理論家往往把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具體化為“為工農大眾”這一價值目標。黃藥眠談及文學的政治性特征時說：“今天，把接近人民為人民服務，向人民學習當作為考驗作家生活態度的基本前提是非常適當的。把文藝之政治傾向性更加強調，把現實主義，更具體化為：?寫廣大人民所需要的東西，寫廣大人民認為最有意義的東西?是非常之正確的”[16]。對于文學現象和作品的藝術評價標準也仍然無法脫離這一功利主義的原則和要求。理論家們在探討現實主義、藝術的真實性等問題時，也首先強調這一點。在現實主義問題上，何其芳提出：“現實主義要向前發展”，“必須強調藝術應該與人民群眾結合，首先上在內容上更廣闊，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盡可能合乎人民的觀點”[17]。邵荃麟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論證了藝術評價的標準與文學接受目標的關系，指出：“藝術的真實性，是不能和它的社會的歷史性獨立開來的”，“我們總喜歡以能使知識分子同自己起共鳴的思想感情作為決定藝術真實性的標準。這多少是知識階級獨霸文化的傳統觀念”。他認為站在大眾以外的立場“去衡量藝術”是一種“舊的美學觀點”，“只有屬于大眾的，能使廣大群眾起共鳴的，富于現實斗爭功利性的藝術，它的真實性才更廣大，它的藝術力量也更強”。以服務工農大眾這一價值目標作為文學批評藝術標準的重要尺度，邵荃麟認為這不僅是“出于政治的要求，其實也是藝術本身的要求”[18]。

尤其是40年代后期，為工農大眾服務這一功利主義的文學要求成為普適性的新的美學原則，延安“講話”所確立的文學應當為廣大工農群眾服務的思想已成為批評界的共識，“我們的文藝應該為人民——其中的最大多數是工農——服務，這已經沒有什么疑問了”，“那些模糊的?為文藝而文藝?或?超階級?、?超斗爭?的文藝思想，已經沒有存在的余地”[19]。在此情形下，文學研究中的社會學批評成為文學批評中的主流方法，既是那個特殊的社會環境發展的產物，也是特殊的社會環境下文學自身選擇的結果。

文學及其理論要隨時代而變化，但文學創作的出發點與最終服務目標必須是從廣大的普通民眾，這一立場和宗旨不能變。這一文學理念，是《講話》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遺產，也是《講話》在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抹去的一頁。

第五篇：社會福利思想史

社會福利思想史資料

（資料僅供參考）

一 單項選擇

1、在“有道”的理想社會中，應該重點關心照顧的是老人和兒童。

2、在《論語·子路》中孔子集中表現了“庶”、“富”、“教”、社會教化論思想。

3、孟子把“民”置于社會各構成要素的序化關系之中，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命題。

4、范蠡以農作物收獲循環為依據，提出了谷物平糴思想，成為中國救荒史上平糴理論的鼻祖。

5、《管子》之書認為國軍出巡要行“九惠之教”之首是老老。

6、韓非提出了“勢、發、術”相統一的系統社會控制制論思想，為君主專制主義奠定基礎。

7、韓非從“性惡論”和“自由論”出發，社會福利的主張主要是“貧富分化合理論“、反濟貧論”和“反足民論”等。

8、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兼愛說”他認為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之間應該無條件的彼此相愛，這反映了小生產者要求平等互愛的善良愿望。

9、墨子福利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把“勞者得息”作為“利民”的重要指標。

10、賈誼和晁錯提出了“即粟備荒論”，他們強調以糧食儲備為核心內容的社會儲備的重要性。

11、耿壽昌創立常平倉制度主要是著眼于邊地設防的實際提出的，具有國防戰略意義。12.、在《禮記》49篇中，蘊含著豐富的社會福利思想，其中《禮運》闡釋了“大同之世”的保障思想，《大學》闡明“親民”思想，《王道》表達的是“恤民振窮”、“安老壞少”的思想。具有“原典”的意義。

13、董仲舒認為百姓貧窮空虛的主要原因是“與民爭利”。

14、王符繼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把天心與民心統一起來，提出了“天以民為心”的思想構成了其社會福利思想提出的基本理論依據。

15、鮑敬言社會核心的論點是“無君論”。

16、李嗊社會福利思想主張——生民論，就是以“禮論”為理論前提和依據建立起來的。

17、朱熹認為，人的貧窮是天命氣數所決定的，所以人生有貴賤、貧富的區別。

18、朱熹主張設“社倉”來解決饑民的糧食問題。

19、董猥的《救荒活民書》是中國救荒思想史上的集大成式的著作。20、鄧牧認為君主乃禍亂之源。

21、朱元璋社會福利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儒家傳統的重民思想。

22、朱元璋在洪武初年詔令設立“養濟院”以收養孤貧殘疾者。

23、林希元是明代最為突出的代表。

24、王銀肯定“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觀點，在中國福利思想上具有特殊價值。

25、李贄福利思想主要觀點：“童心說”和“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

26、康有為“公車上書”中闡述的“恤窮論”為具有代表性。

27、康有為的“大同世界”思想主要包括“公養，公教，公恤”。

28、“民生主義”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所謂民生就是民國的生機。

29、“民生論”是其社會福利思想提出的理論依據。

30、在孫中山看來兒童福利和老人福利是社會福利的核心內容應該制度化、規范化。二 多項選擇

1、漢王朝采用的福利方法：賑濟、放貸、徙流民、、、、、等。

2、賈誼、晁錯、耿壽昌的貴粟備荒論。

3、“入粟以受爵”的措施是：驅民歸農，入粟受爵，禁奢侈風氣

4、阮籍構思的理想社會的兩個特點：無君無臣、，萬物自理自定的社會；平等的人人際關系和諧的社會。

5、“恤民樣民”思想的措施是：恤鰥寡孤獨、減免服役、建社倉、恤刑嗔罰重視教化。

6、宗族保障模式的主要特點：恢復井田制、恢復封建制、恢復井田制和分封制，又必須與宗法制相結合。

7《救荒活民書》揭示賑濟方法存在的問題：常平、義倉之弊，賑濟過程中弊端，弊粟之弊，勸分之弊。

8、朱元璋重民思想包括：民為國本，以寬待民，民安則國安。

9、“安養生息“的恤民論的措施：令民歸耕，減免賦稅，救荒賑災。

10、龔自珍“農宗論”的思想價值：最直接動機是為了解決生活無著，饑寒凍迫的流民生機問題；從宗法家族構思了“宗族社會保障”的典型模式。

11、婦女福利思想的特點：無論男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天朝田畝制度》規定了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實行自愿結婚；婦女參加考試實行放足。

12、民生論的思想淵源：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的影響；歐美非科協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民生思想”的演化軌跡 三 判斷改錯

1、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如果說“重禮”是其表層結構的話，那么“貴仁”則是其思想核。

2、所謂“使民以時”就是在役使時不要老百姓耽誤農時，并且不要過度勞民的意思。

3、孟子以“民貴君輕”，“與民同樂”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其出發點并不在于“為民請命”而是為了防范“賊民興，桑無日”局面的出現。

4、所謂“放貸”主要是指政府貸給災民種子、糧食、牲畜、農具等生活會生產用品，以幫助災民維持生計和生產。

5、在王符看來“愛日”就是珍惜百姓的勞動時間。

6所謂“越名教”就是不為禮法名教所束縛，同時擺脫種種欲望；所謂“任自然”就是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在“無為、法自然”中實現一種理想的人格和人生。于是嵇康提出了“養生論”探討如何保持和延長生命問題。

7、唐太宗接受尚書左丞戴胄的建議在鄉村設立社倉。

8、張載所謂的“民吾同胞”并不意味著人們之間是平等的關系。

9、李贄所說的“童心”實際上就是“人欲”。

10、唐甑的“愛人救民”說，實際上是勸誡統治者階級實施善政，把剝削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11、康熙把“愛民”視為君德的 核心內容，也是他考察官吏的基本項目。

12、洪仁玕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思想制度，在中國福利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了具有近代意義的社會福利思想。

13、鄭觀應的福利思想包括：賑災論、慈善論和養民論等。

14、康有為“仁道論”和社會批評思想體現了他對貧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既然百姓“欲富惡疾”的欲望是合理的，就予以保護。

15、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四簡答

1解述中國社會福利思想線索？

分為六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宋元時期，明清時期，近代時期。

2簡述孔子惠民利民思想？ 1濟眾助人，2均無貧，3薄賦斂，其次，“使民以時” 3孟子制民恒產的主要內容？

1所謂“制民恒產”就是建議統治者給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2國家把給予每一農戶的“百畝之田”, “五畝之宅”作為一種制度規定下來。3孟子還將人們的經濟狀況與道德狀況直接聯系起來，探討了“恒產”與“恒心”的關系，從而為“制民恒產”提供了理論基礎。

4簡述《管子》貧富論的主要思想？

它既分析了貧富問題產生的原因，又提出了解決貧窮問題的具體辦法。1《管子》分析了百姓貧困的原因。2《管子》認為貧富應該有度，貧富無度就會造成兩級分化嚴重，對封建國家是不利的。3《管子》的作者分析了“甚貧”對社會穩定的危害，并提出了“貧窮線”問題。

5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小國寡民”理想社會模式的獨特價值在于：

1老子提出的“小國寡民”理想社會模式，是對當時社會的強權剝削和壓迫的直接否定，是對現實社會制度最尖銳，深刻的批評，也體現的中國古代人民追求平等公正的迫切愿望。２在“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方案中，老子提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等內容，作為理想社會生活的福利指標。３老子認為實現上述理想社會福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避免交往，百姓“重死而不遠徙”。6什么使李覯產生了激進的社會批判思想？

他揭露了當時社會上嚴重的貧富不均的情況。2他進一步分析道，土地占有不均是農民饑寒凍餒的根本原因。3他還認為封建統治者侵奪百姓的勞動時間。7張載理想的宗族保障模式的主要特點。

1在經濟結構方面，恢復井田制；2在政治結構方面，恢復封建制；3恢復井田制和分封制又必須與宗法制相結合。

8簡述理想社會的“親民論”的內容及其局限性。

內容：1顧炎斌以“人性自私”思想為依據，提出了別具特色的“親民論”2他認為如果讓縣令終身任職，并由子孫繼承，他就會把百里之縣看作是自己的私產，而使出全部的精力來治理地方，由此，天下便可以達到大治。局限性：由此可見，顧炎斌給人們提供的仍是一個以“私利”和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改造社會方案。從總體是那個看，他的“親民論”也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罷了。9 簡述顧炎斌剖析貧富論的原因？

首先，他認為貧富嚴重分化問題引起百姓不安，是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其次，他還深刻的剖析了百姓貧困的原因。再次，他還分析了由于明清之際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導致的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

10解述貧富不齊的原因呢及局限性？

龔自珍把商賈看成是貪欲膨脹，道德敗壞者，他們是一種兼并社會財富，破壞社會秩序穩定的惡勢力。正是商人的兼并導致了社會的貧富大不齊。局限性：他關于貧富不齊的原因分心，顯然是片面的，他沒有談及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貪婪剝削，而把罪責全部推到商人身上，這顯然是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觀點的翻版，沒有看見貧富分化問題的實質。11簡述孫中山福利理論的主要內容。

1救濟工農2安老懷少3理想的福利保障模式4其次他認為“平均地權”是實現福利保障理想社會的最主要途徑。論述題

1孟子社會福利思想的理論依據？

1孟子社會福利思想的總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說”和頗具民本主義色彩的“仁 3 政”學說的基礎上。2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并把對這個問題論證的結果作為構想社會治理方案的依據。3孟子的性善說把人們的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生的，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但對于解決社會問題有很大幫助。4孟子社會福利思想又一重要理論依據是其民本主義的重要思想。5從“民貴君輕”的基本命題出發，孟子提出君主必須愛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殘民，罔民，進一步開展了其重民思想。2《周禮》中包含哪些福利思想？

《周禮》主要探討，政府關于社會福利的具體措施的運行辦法。包含了一下福利思想：一，備荒賑饑思想，1災前備荒2災后救濟。二，惠民恤民思想，1恤民振窮2無息貸放3免服徭役。

3自利自己思想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韓非從“性惡論”和“自利自為”的人際關系論出發。他接受了老師荀子的“性惡論”觀點，雖然沒有明確地使用過人性這個概念。韓非的性惡則是為了滿足人的生理本能而生，無法改造，只有依法限制之。“自利自為”的人際關系論又有以下三種：1父子，母子關系中的2君臣關系中3一般社會職業中。4漢初統治者的社會福利政策？

漢初統治者一方面奉主“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為統治哲學，實行“無為而治”；另一方面則頒行了一系列以“與民休息”為主旨的社會福利政策，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實行社會救災，救濟和優撫政策。

5論述李世民的社會福利思想的依據及其內容？

依據：繼承了儒家傳統的“民水君舟”的重民思想，又從隋王朝的短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內容：1“民水君舟”的重民思想2“恤民養民”思想：恤?寡孤獨,減免賦役，建社倉，恤刑慎罰，重視教化。

6論述唐甄的社會福利思想的主要內容？

1他在社會福利思想領域的突出貢獻則在于他提出了兩點核心主張：其一，“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其二，“夫治國之道，必先富民”。2他認為，一個真正的賢者，必須以“救民愛人”為職責，判斷一個人物的賢愚，不是依據抽象的道德原則，而是看他的行動是否對社會做出了實際的貢獻。3他在批判宋明道學的基礎上，提出以“救民愛人”作為儒者最高的道德標準。

7論述《天朝田畝制度》包含了哪些福利思想？

1從內容上看，包括了政治，軍事，文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政治措施2與社會福利有關聯的社會思想主要表現在：首先，洪秀全理想天國的基本原則可以用“四有二無”來加以概括。其次，要實現“四有二無”的理想社會，就必須實現土地公有，將一切土地按平均主義原則分配給農戶耕種。再次，《天朝田畝制度》還規定取消對產品的私有，按著平均主義原則統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