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迎接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的到來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迎接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的到來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現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們占到全國1.5億農民工的6成，大約有一億人。對一號文件的這一新提法，社會給予了高度關注。

正如人們所議論的，拖著“拉桿箱”進城的他們和“扛著蛇皮袋”進城的父輩們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可工可農，可進城可返鄉，而前者當中很多是“五谷”不識、從沒下過田土的“農盲”，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圓“城市夢”。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這一群體描述為“三高一低”。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正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等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15年”。以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為例，他們身處城市，城市卻拒絕接納，根在鄉村，鄉村已無法回歸。在社會保障、就業培訓等很多方面沒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納。他們，正是“社會結構滯后”的代表性群體。

當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在中國的舞臺上走來，我們首要的姿態應是擁抱、歡呼。他們，是中國產業發展可依賴的人才大軍。一切資源之中，人的資源最寶貴。相比父輩而言，他們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見識大為豐富，接受新技術、新知識、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強。事實上，他們大部分已經成為中國制造業、服務業等的主要勞動力來源。當中國步入老齡化時代，他們將是中國發展最活躍的生產力群體。

他們，是中國城市化最有潛力的群體。今年的一號文件，側重支持城鄉統籌以及城鎮化發展。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更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可靠支柱與巨大潛力在農村的消費與農民的城鎮化。這一億人的父輩，或許半輩子在城里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但靈魂深處還是頑強維系著“葉落歸根”、還鄉定居的鄉土情結。而夢想城市生活、積累一定資本的他們，無疑將是城鎮化的熱烈響應者。

但我們確實不能回避，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新課題。驀然回首，他們來得如此快，如此龐大，以至于我們必須承認，政府與社會還缺乏足夠的準備。迎接他們，須總結借鑒近30年對待農民工的經驗與教訓，政府的治理要創新，民間的力量要參與。

迎接他們，就不應使之成為被城市冷漠對待的一群。他們雖然擺脫了收容遣送等舊規定的束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也開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業機會的獲得、同工同酬、勞動維權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平等、被歧視的方面。他們雖然在城市里奮斗，但常常只能棲身工棚或棚戶區，無法像城里人一樣進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說，他們的父輩給社會的壓力主要是就業，那么他們面臨的身份認同、性、婚姻、保障等問題，則遠遠超出了就業的范疇。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迎接他們，就要避免他們成為頹廢消極的一群。南方一個大省3大監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農民工罪犯9成在26歲以下。他們當中有的已經完全看不出他們父輩們所具有的勤勞、堅忍、節儉與執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揀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滯留城里游蕩，或回鄉后偷雞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農搖頭嘆息，令基層派出所頭痛。他們當中部分人極易形成游民，成為社會秩序的潛在挑戰者。

迎接他們，就要力爭使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成為可以向上流動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存在的普遍社會現實，但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除了以健全的社會保障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還應該給每一個人的發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機會。如果貧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富有者，文盲能夠通過努力成為知識分子，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弟能夠通過奮斗，成為企業家、官員、教授——這樣的社會，才會充滿活力、和諧穩定。

迎接他們，就要讓他們成為能夠發出自己聲音的一群。盡管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盡管他們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輿論場里，他們如同隱士，社會很少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戶籍在鄉村，但是很多人沒有回鄉參加村委會主任“海選”，而在城里他們又往往難以參與政治選舉與公共生活。他們應該盡可能被納入到政治參與的進程中來，從而能夠理性、大聲地表達利益訴求。

當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走來，每一級政府、每一個公民須明白：沒有這一群人的和諧，社會就難以和諧;沒有這一群人的成長，中國就難以科學發展;沒有這一群人的幸福，我們的國家就很難說使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增加;而從長遠來看，沒有這一群人的自由發展，其他“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就難以具備。

還有億萬進城謀生的打工農民，承受著危機沖擊和產業轉型的巨大壓力，甘冒著減薪欠薪和隨時失業的現實風險，支付者種種職業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長的人生代價，托舉起城市的高樓大廈，召喚出城市的昌盛繁榮。可是，至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被拒絕于城市的發展之外、社會之外、體制之外。讀一讀媒體關于南京農民工凍死街頭橋洞的新聞吧，我們如何卸下心頭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們亦當清醒：交通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密集，然而，與之伴隨的是機動車對路道資源的一再擴張，是自行車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擠占、被壓縮，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斷然取締。中國是一個自行車大國，是一個恰逢低碳社會到來、無法重復美國消費故事的國情，步行和自行車交通仍是我國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者還難以進入“有車一族”，他們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們行走的路權如何保障? 房地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火熱，然而，與之伴隨的是房價對普通百姓的重壓和裹挾。有業內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遺憾就是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問題。當時希望通過經濟適用房既解決百姓住房，又拉動經濟增長，卻出現了有錢人買了多套經濟適用房，有的城市還沒有廉租房的政策。后來，國家下達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結果也基本踩空，從而造成民生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住房體系的嚴重缺位。于是，我們在一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墻或一路之隔的“棚戶區”里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社區圍墻，成了貧富的“楚河漢界”。

還有，城市普通教育發展中門檻不斷抬高的擇校和地產與名校牟利的“勾兌”，文化設施建設中競相攀比的豪華和風格樣式的崇洋，道路環境整治中對馬路攤點的清理和對“美麗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劇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艱辛。

當我們還在問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艱難求解之時，一個新的城市二元結構圖像又已隱約浮現。

這里，有城市的財力問題，有發展的階段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的執政理念，是發展的價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徑選擇。

人民城市，應當人民做主，人民創建，人民共享。

第二篇：迎接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的到來---段羨菊

迎接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的到來

段羨菊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現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們占到全國1.5億農民工的6成，大約有一億人。對一號文件的這一新提法，社會給予了高度關注。

正如人們所議論的，拖著“拉桿箱”進城的他們和“扛著蛇皮袋”進城的父輩們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可工可農，可進城可返鄉，而前者當中很多是“五谷”不識、從沒下過田土的“農盲”，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圓“城市夢”。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這一群體描述為“三高一低”。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正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等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15年”。以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為例，他們身處城市，城市卻拒絕接納，根在鄉村，鄉村已無法回歸。在社會保障、就業培訓等很多方面沒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納。他們，正是“社會結構滯后”的代表性群體。

當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在中國的舞臺上走來，我們首要的姿態應是擁抱、歡呼。他們，是中國產業發展可依賴的人才大軍。一切資源之中，人的資源最寶貴。相比父輩而言，他們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見識大為豐富，接受新技術、新知識、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強。事實上，他們大部分已經成為中國制造業、服務業等的主要勞動力來源。當中國步入老齡化時代，他們將是中國發展最活躍的生產力群體。他們，是中國城市化最有潛力的群體。今年的一號文件，側重支持城鄉統籌以及城鎮化發展。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更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可靠支柱與巨大潛力在農村的消費與農民的城鎮化。這一億人的父輩，或許半輩子在城里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但靈魂深處還是頑強維系著“葉落歸根”、還鄉定居的鄉土情結。而夢想城市生活、積累一定資本的他們，無疑將是城鎮化的熱烈響應者。

但我們確實不能回避，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新課題。驀然回首，他們來得如此快，如此龐大，以至于我們必須承認，政府與社會還缺乏足夠的準備。迎接他們，須總結借鑒近30年對待農民工的經驗與教訓，政府的治理要創新，民間的力量要參與。迎接他們，就不應使之成為被城市冷漠對待的一群。他們雖然擺脫了收容遣送等舊規定的束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也開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業機會的獲得、同工同酬、勞動維權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平等、被歧視的方面。他們雖然在城市里奮斗，但常常只能棲身工棚或棚戶區，無法像城里人一樣進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說，他們的父輩給社會的壓力主要是就業，那么他們面臨的身份認同、性、婚姻、保障等問題，則遠遠超出了就業的范疇。

迎接他們，就要避免他們成為頹廢消極的一群。南方一個大省3大監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農民工罪犯9成在26歲以下。他們當中有的已經完全看不出他們父輩們所具有的勤勞、堅忍、節儉與執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揀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滯留城里游蕩，或回鄉后偷雞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農搖頭嘆息，令基層派出所頭痛。他們當中部分人極易形成游民，成為社會秩序的潛在挑戰者。

迎接他們，就要力爭使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成為可以向上流動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存在的普遍社會現實，但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除了以健全的社會保障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還應該給每一個人的發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機會。如果貧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富有者，文盲能夠通過努力成為知識分子，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弟能夠通過奮斗，成為企業家、官員、教授——這樣的社會，才會充滿活力、和諧穩定。

迎接他們，就要讓他們成為能夠發出自己聲音的一群。盡管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盡管他們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輿論場里，他們如同隱士，社會很少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戶籍在鄉村，但是很多人沒有回鄉參加村委會主任“海選”，而在城里他們又往往難以參與政治選舉與公共生活。他們應該盡可能被納入到政治參與的進程中來，從而能夠理性、大聲地表達利益訴求。

當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走來，每一級政府、每一個公民須明白：沒有這一群人的和諧，社會就難以和諧；沒有這一群人的成長，中國就難以科學發展；沒有這一群人的幸福，我們的國家就很難說使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增加；而從長遠來看，沒有這一群人的自由發展，其他“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就難以具備。

第三篇：半月談：一億新生代農民工深度撞

新生代農民工：夢想在大時代升級

■

半月談記者 車曉蕙 黃浩苑 吳俊 潘旭

在中國1.5億進城務工的農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約有1億人，占60%多。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將他們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給予重點關注。

然而，他們是難以定義的一群。盡管他們仍被社會歸類于“農民工”，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內心抗拒這個稱呼：有人稱呼自己為“新產業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廣“新工人”這個稱號以取代農民工的群體標簽，甚至有人認為自己就是“白領”。不管怎么說，“三高一低”的群體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經使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形象有著截然的不同。或許，從他們想要成為的社會角色看，與其說他們是“農民工2.0”，不如說他們是“新市民1.0”。

總之，他們是“新人”，轉型期中國涌現出的又一個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會群體。對他們的觀照，應有全新的視角；對他們的評判，應有積極的期許。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嫌惡和排斥，那些居高臨下的擔憂和憐憫，都無助于我們認清這一群體肩負的歷史使命，更無助于我們正確處理這一群體的有關事務。唯有在更深更廣的歷史坐標上，我們才能尋找到這一群體的準確定位——他們，是“中國夢”的新一代承載者。

自從改革開放將中國推入世界經濟大潮以來，交織了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的“中國夢”就成了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追求。如今，這個“中國夢”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動力，那就是新生代農民工。

作為“中國夢”的新一代承載者，新生代農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國制造”的水平。在許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正在迅速成為“中國制造”的主體勞動者，已經占到打工群體的80%以上，而且可以預見的是，5年之內，90后打工者又將成為中國加工制造業的主體力量。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術，使中國勞動力的整體素質躍上新臺階，為中國制造增強競爭力、向“中國創造”邁進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礎。

作為“中國夢”的新一代承載者，新生代農民工旺盛的消費需求、日益增強的消費能力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前進的新動力。與省吃儉用、掙錢養家的父輩們相比，計劃生育時代出生的他們較少家庭負擔，得以將更多的收入用于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他們不僅要在物質層面改善自己的吃穿住行，更要在精神層面追求文化生活和娛樂享受，消費風格越來越接近于城市年輕人。當前，中國經濟正從外貿依賴型轉向內需拉動型，新生代農民工堪稱最大的內需制造者之一，他們的消費潛力絕不可小視。

作為“中國夢”的新一代承載者，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中國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強大的推動力。作為自我意識強烈的一代，“我是一個有夢想的人”成了記者在采訪中聽到新生代農民工最多的自我評價。他們的夢想在城市，他們渴望留下來，擁有和城里人一樣的戶口、住房、醫療條件和職業發展空間，他們對文化認同、階層流動、政治參與也有著更多的訴求。然而，我們的戶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體系、教育等許多領域，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剛剛破題。面對堅硬的制度壁壘和文化之墻，新生代農民工的夢想正在形成強大的沖擊力，倒逼著中國改革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填補空白，涉向深水。

作為“中國夢”的新一代承載者，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改變中國城鄉面貌的決定性力量。他們的離去，使農村勞動力日漸短缺，為新農村建設提出了諸多新課題，但客觀上也減輕了農村發展的負擔。他們的到來，使城市獲得了大批年輕移民，也深度考驗著城市的管理和服務能力。可以說，他們的去留，決定著中國城鄉的融合或分裂，如若我們能夠善待這一群體并逐步使他們融入城市，中國城鄉的面貌將發生根本的改變。

正如同“中國夢”正處于從“國強”落實到“民富”的關鍵階段一樣，新生代農民工的命運也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歷史性時刻。對于他們自身來說，群體的意識正在形成，種種生存和發展的要求從零散的呼聲開始走向社會化的行動，例如不滿工資收入“用腳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而對城市和政府來說，對他們的重視度剛剛有所提高，相關制度堅冰的打破正在醞釀之中。是把握歷史的機遇，加速改革讓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讓和諧社會建設進入城鄉一體化的新階段，還是漠視一個龐大群體的上升愿望，制造新的階層隔離和對立？一切都取決于我們的選擇！

當然，處理有關一億人的問題必須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這一群體，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發現、把握并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渴望。

一億新生代農民工深度撞擊“城市化中國”之一

“我是一只小小鳥，我卻想飛得更高！”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像第一代農民工把“進城掙票子、回村蓋房子娶娘子”作為進城打工的最終目標，學本事、長見識、改變人生命運、實現個人價值、提升社會地位，開始成為他們中很多人的新觀念、新追求。他們來到城市打工，不僅謀飯碗謀生存，而且謀事業謀發展；他們不僅被用人單位選擇，也主動自我選擇；他們不僅艷羨城市物質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識文化世界的豐富；他們不安于現狀和命運安排，而力圖通過個人奮斗打通社會階層流動上升的路徑。他們的主體世界已經發生變化，“城市化中國”卻對這樣的新變化、新期待客觀上準備不足，應對滯后。

要“錢途”更要前途——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空間調查

■

半月談記者 周清印 劉元旭 傅丕毅 肖春飛

新追求：“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

今年3月的一個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檔的歌廳，半月談記者邂逅一群90后的外地打工者。外面飛雪正緊，夜已深深，這群少年卻剛投入一周勞作后的扎堆狂歡，啤酒壯膽，揮舞著麥克風高歌狂吼。“我和我追逐的夢擦肩而過，永遠也不能重逢”（劉德華）“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擦干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鄭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鐘，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成龍）??讓記者頗感驚訝的是，在兩三個小時的點唱中，他們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數勵志類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勁，個個爭當“麥霸”。記者現場強烈感到，這是一群不甘于在城市邊緣和底層茍且生存的“追夢人”。

其中一個名叫王鵬鷹的少年，兩年前從皖北南下廣州打工，每月掙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但生來倔強的他還是決定辭職北上，來首都闖一闖。他連連嘆氣：“在廣州干了兩年，每天重復同樣的簡單工種，感覺不到前途，沒有奔頭啊。閑下來就無聊得很，拼命上網，還是悶得發慌。我都18歲了，夜里想想大好年華就這樣耗掉，真不甘心。我可以預料到，這樣干個兩三年后，除了能攢個兩三萬，別的什么也留不下、學不成，一點前途也沒有。那時，人都崩潰了，要錢又有什么意義呢？” 如果說“夢想”是新生代農民工愛聽的流行歌曲中的關鍵詞，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現在他們與人交談中的高頻詞。20歲的杜翔宇來自河南農村，剪著時髦的發型，穿著耐克運動鞋，完全看不出與城里同齡人的區別。“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我們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費和享受了；但是，如果與城市中的同齡人相比，我們的吃苦耐勞絲毫不差。老人們總是說我們‘這山望著那山高，對工作挑三揀四’，但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們想得更多。賺錢雖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杜翔宇得意地對記者說，“通過參加培訓班和不斷充電，我現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負責電腦系統安裝，雖然剛開始干，工資不高，每個月只有１５００塊錢，但我看重的是能夠學本領，有前景。等各方面能力具備了，我打算自己創業開公司。”

喬志遠從遼寧錦州高中畢業后輾轉北京等多個大城市打工。酷愛玩電腦的他在找工作時并沒有把工資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準了與計算機相關的崗位，參加了自學考試。“作為年青一代的農民工，我們所承擔的家庭經濟負擔較輕，擇業時現實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發展的機會和職業的前景。”小喬在表達自己的追求時，胸有成竹。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中僅有的3位農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后農民工。“與我們這些上世紀７０年代出生的農民工相比，他們身上具有很多優點：眼界開闊，對新技術、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強；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更加注重個人長遠的成長空間。”

新階梯：打工仔照樣可以晉升管理層

事實上，在新生代打工大軍中，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員靠奮斗和歷練逐步改變了地位，躊躇滿志地躋身于“技術骨干”或“中層管理者”一族，初顯城市“小白領”的體面。盡管這類人比例還很小，但起到的榜樣激勵效應很大，讓那些初來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頭。

精干的打扮，锃亮的皮鞋，眼前的孫恒給人的印象自信而干練。19歲從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孫恒便將實現更好發展作為自己的追求，最終成為一家制衣企業的結構設計部門主管。如今已２９歲的孫恒感悟道：“打工不能僅僅靠吃力氣飯，必須有一技之長，這才是最大的發展資本。剛來時在流水線上干操作工，工資只有１０００塊錢，但我始終不甘心這樣干下去。省吃儉用有了一點積蓄后，我自費到服裝學校進修服裝設計，并在３年后被提升為部門主管，現在每個月的工資有三四千塊錢。” 的確，和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賣體力在城里打拼不同，在新生代農民工看來，有一門技能，就等于有了金飯碗；而有了“人有我優”的現代技能，就等于給自己的跨越式發展搭好了上升階梯。

在天津金達制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樓里，來自河北邯鄲永年縣農村的王曉霞，一邊聽著ＭＰ３，一邊將數碼照相機里的照片往筆記本里傳。今年２４歲的王曉霞是天津一家企業的輔料庫主管。倉庫的進出貨管理全部實行信息化管理，為了競聘這一崗位，她用攢下的錢購買了筆記本電腦。她只有初中文化，特別想再攢點錢，繼續進修，取得更高的文憑或有價值的職業技能證書。

天津市建工集團工會主席畢志純說：“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見識多，更注重職位晉升和價值實現，更想在城里有一個體面的生活。”

新職場：時興職業也開始眷顧新生代農民工

體面，不僅存在于企業內部的晉升上，還存在于社會各行業美譽度和尊榮度的選擇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發力和社會化分工的趨細，在加工制造業和家政、保安等傳統服務業之外，一部分洋溢著現代氣息的時髦職業也成了某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職場新選擇，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專利”。當保安，曾是很多厭倦掏體力干重活的農民工的憧憬：衣著齊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頭。而今，許多保安公司卻苦于農民工保安流動性太大而應對無策。經父親在北京的部隊戰友介紹，18歲的于海濤去年從山東臨清來到一家中央級新聞單位當上保安。開始他還覺得挺新鮮、挺體面，但不到半年便發現，和他一同站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后農民工走馬燈似的走了好幾撥。于海濤對半月談記者說：“由于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個人頂兩個人的班，站12個小時的崗。北京冬春，下了10場雪，經常是夜里剛躺下沒幾個小時，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而工資又不見漲，每月還是千把塊。我可能干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興職業，用雙手設計屬于自己的未來。雖然暫時貧窮，但年輕就是資本，就有希望。”

據介紹，同樣是山東籍的一名80后農民工魯鑫，五六年前闖北京時也是靠當小區保安起家，后來試了好幾個職業，最終鎖定了一家民營文化傳媒公司執行統籌一職。雖然只是幫老板打下手，但每年要操辦各種很有挑戰性的項目，與各界名流打交道，他收獲很大，自認為“長了見識，找到了自我”。

每天感受著日益變化而多彩的城市風景線，時裝模特等相當另類的時尚職業也悄然映入新生代農民工的視野。21歲的孟憲杰畢業后離開秦皇島老家，通過親友介紹，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食堂上班。一次偶然從時尚雜志看到招聘時裝模特的信息，他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前去應聘。1米88的身材，陽光的外形，很讓拍攝方滿意。為了達到更合適的出鏡效果，小孟決心堅持健身，還要提高文化品位，訓練出高雅氣質。

半月談記者調查中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范圍擴大、工種日益多樣的同時，擇業創業的自主性、獨創性意識也在普遍增強。眉清目秀的周立影在北京她叔叔開的一家網店工作了三四個年頭，已能熟練自如地使用電腦進行網上客服和發單配貨。她向半月談記者透露，今年上半年自己忙著開一家少女服裝網店，而老家那邊總催促她回去相親。她不想讓無聊而尷尬的相親耽誤了自己創業，也不想匆匆把自己嫁了。業未立，她可以創；家未成，她只有等待。她默默觀察到，北京人結婚很晚，而她才20歲，有耐心能在北京找一個真正“懂”她的另一半。

新需求：渴望通過繼續教育和技能培訓全面“提素”

教育和因教育獲得的技能、素質，無疑是現代社會主導底層群眾向上流動最重要的機制。“大批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技能和文明素質的高低決定著他們的就業穩定性、擇業的競爭力和發展空間，也關系著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實現階層流動。”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郭金興博士說，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全面“提素”，既是個體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重要支撐。

2008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在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學歷占到９０％，整體素質相對薄弱。南京師范大學實施的“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調查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脫離土地和農業束縛，轉變自身定位，對接受繼續教育的渴望十分強烈。

上海電視大學近30%的學生是農民工。上海打工者成立的第一個讀書組織——“外來建設者讀書會”負責人胡一心始終難忘的一件事是：一位名叫丁進軍的江蘇青年因為工作調整到上海遠郊金山，依然堅持騎車4個小時趕到虹橋參加讀書活動，每次讀完書回到金山，已是凌晨兩點多??每次講起這個故事，胡一心都不免感嘆：“新一代農民工的求知欲是何等旺盛！”

然而，從全國范圍看，當前對農民工的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足，體制不順，效果不顯。當前，為農民工提供穩定就業服務不是“硬指標”，又不能很快表現為政績，往往不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重視，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服務政策弱化，對農民工在城市創業的扶持更欠缺。參加過幾次培訓，農民工喬志遠搖頭說，一些培訓內容設置與實踐脫節，與農民工就業實際需求脫節。農民工被動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訓，可選擇空間不大，農民工普遍感覺“用不上”，“學了也白學”。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黃曉燕博士說，企業培訓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強的優勢，但目前企業在農民工培訓中存在缺位，積極性沒調動起來。

在深圳一家4S體驗店，未滿20歲的陳怒與店面經理侃侃而談，他的目光巡視著4S店中的名車，并一一指出奔馳、寶馬發動機故障該如何處理。盡管汽車技術書籍很貴，陳怒還是每周省下一頓早餐錢，幾元幾元攢起來買書。他很希望公司能有這方面培訓，但“公司只在乎掙錢，不會管你的夢想”。

由于缺乏相應的知識技能，新生代農民工往往難以獲得良好的發展空間。南開大學博士生劉敬威在“三農”專家劉純彬教授的指導下，通過對500余位返鄉的年輕農民工走訪和問卷調查發現，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年，相對較低的文化層次決定了他們在城市屬于就業弱勢群體，多屬于“非正規就業”，從事的多是收入低、無保障、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不穩定的職業。

為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新期盼和提升文明素質的新需要，城市和政府應將新生代農民工納入農村中等職業教育范圍，將農民工培訓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繼續加大資金投入，加大在繼續教育、現代技能培訓等方面的服務供給力度，幫助他們不斷提升和積累人力資本。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半月談記者在廣東代表團會議現場聽到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黃華華承諾，廣東每年拿出7個億，專門用于農民工的培訓。

投入有了，培訓什么？以什么方式培訓？應設計適合農民工特點和實際需求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工廠、開發區、社區辦學校（如民工夜校），由政府給予全額免費培訓，或者發免費教育券。尤其是當前我國的農民工已出現了明顯的分層，應分類提供個性化的教育和培訓服務。例如，對有創業想法的農民工進行項目選擇、經營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的培訓指導，對有一定知識技能的農民工進行專業技校的系統教育。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目前我們對農民工的培訓只停留在淺層，讓他們學會一些簡單技能，有口飯吃就行。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更注重個人發展，企業需要更有吸引力的東西才能留得住他們。“在中國，很少有人關注農民工的職業生涯設計、能力建設和心理疏導，表面的職業培訓不是新生代農民工想要的，他們有向上的渴求，政府和社會也應該加強發展方面的培訓，為其創造向上發展的渠道和機遇。”

一億新生代農民工深度撞擊“城市化中國”之二

近年來，有關戶籍制度改革的話題很熱，相關改革卻停滯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戶籍牽涉的社會管理功能復雜、成本高昂，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戶籍制度，成了當前橫亙在農民工面前最堅硬的一道制度壁壘。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初步在觀念上切斷自己和農村的聯系，為了一個身份和歸宿，他們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戶籍、融入城市的目標不斷抗爭。

“我們要一個身份”——新生代農民工的戶籍情結調查

■

半月談記者 劉元旭 王瑩 葉建平張濤

理想：融入現代城市

“走出相對落后的農村到城市打工，對我來說，就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會回去。”２１歲的農民工劉建松說。

留著時尚發型的劉建松，２００７年從山東濱州陽信縣河流鎮農村來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廠打工。他說，他已習慣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網吧上網。“一跨出校門，便進入城市打工，不會種田，也不愿種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為了能像城市人一樣活著。”已經成為一家制衣企業結構設計部門主管的孫恒說，“農民工”是一個貶義詞，是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一種排斥和歧視。

不做鄉下人，成為城里人。這一點得到了接受采訪的新生代農民工的集體認同。一名女工說：“上一代農民工打工主要就是為了賺錢回家，我們則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戶。上一代是與本村人攀比，我們這一代與城里人比。”

據統計，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中，約８５％不愿回到農村，７５％的人認同自己是“城市的產業工人”。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詹寧教授認為，相比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更高，大多在從事現代工商業活動，有一定的現代產業技能，鄉土觀念漸趨淡薄，沒有返鄉務農的意愿，也沒有務農的技能。他們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這幾乎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現實：被排斥在城市邊緣

夢是誘人的，然而，現實是沉重的。“我們在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作出貢獻，卻無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有一種強烈的被邊緣化和被排斥的感覺。”高中未畢業便從河南農村出來打工的杜翔宇無奈地說。這種挫敗感和被排斥感在懷揣“城市夢”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黃曉燕博士認為，受城鄉二元結構中的戶籍問題制約，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仍面臨子女住房、就業、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礙，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正逐步在城市內部演變為新的二元結構。

孫恒說：“我們深切體會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別想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質量較差，可如果到城里來上，受戶籍限制，在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后，必須回原籍升學。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學難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個脫節的問題。”

29歲的年輕母親、河南信陽農民工彭偉也有同樣的煩惱。她來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穩定的工作，但是女兒將來必須回到戶口所在地考試，這就必須先回到家里去讀書，因為兩地的教育體制和內容都不一樣，在深圳讀書會耽誤孩子。彭偉坦言，農村的戶籍就像是一個烙印，永遠在提醒她：“回到應該回到的地方去！”

讓農民工頭疼的子女上學問題遠不止這一個。國家權威研究部門調查發現，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讓收取農民工子女借讀費，但很多地方并未將進城農民工子女納入當地義務教育體系，不少城市公立學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學校，仍然變相收取所謂的“捐資助學款”。

社會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難題。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郭金興博士說，雖然現在農民工也可享受養老、醫療等保險制度，但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實行省級統籌，難以互聯互通。２００８年發布的《長江三角洲１６城市農民工的基本特征與生存狀況》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農民工中，參加養老保險的有１１．７％。

半月談記者采訪中，農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還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不能帶薪休假，女工無法享受帶薪休產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務，沒有資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們的戶籍制度限制了流動，城市里很多聲音指向了農民工群體：應該離開城市，應該回去，不應該留在這里。”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戶籍制度造成了一個排斥體系，用以維持我們勞動力的廉價，這個廉價包括工資和福利，如果沒有戶籍制度這個排斥體系，農民工就會融入城市。如要保持獲得廉價勞動力的能力，就得保持獲得廉價勞動力的社會系統。破解戶籍制度之難，不是一個地方的政府或者企業能夠解決的，它需要上升到國家的層面統籌解決，需要很大的勇氣。”

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處長陳國瑞說，戶籍是人口登記與管理的方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揮了有序就業與管理人口流動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附加了許多功能，捆綁了很多福利，像教育、醫療、社保等，戶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鄉二元結構，令農民工無法享受到許多同等待遇。

期待：享有“同城待遇”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還不到５０％，據有關專家估算，如果未來１０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會消費額將可以從目前的１０萬億元增加到２０萬億元，年均２０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可以維持２０年。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這一提法引起兩會熱議。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兩會表示，廣東正研究農民工落戶城市的“積分制”。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長黃奇帆在新聞發布會上則披露：重慶計劃在兩年內給300萬在重慶工作10年以上的農民工解決城市戶籍，另外再用10年時間以每年20萬人的速度解決200萬農民工子女城市戶籍。

在勞務輸出大省四川，成都市近年來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率先取消了遷入指標限制，以“準入條件”代替入城指標，又率先在全國建立一元化戶籍登記制度，逐步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在此基礎上，成都不斷調低進城準入標準。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市長李靜告訴半月談記者：2008年，成都再次下調準入條件，提出在成都市區租住成套私人住宅即可入戶，并實現中心城區和遠郊區縣之間、郊區各區縣之間、城鎮和農村之間的自由遷移。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建議，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開，但在中等城市，應該積極放開戶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開，縣城則要“敞開城門”，讓農民“自由進城”。在２８００多個縣級市縣區中依托縣城建設一批１０萬至３０萬人的城市，讓農民工在戶籍所在地縣城實現市民化。

附加在戶籍管理上過多的社會管理職能，如土地征用、財政統籌、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民政低保等，是戶籍制度改革的瓶頸。李靜說，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剝離附加在戶籍上的社會管理職能，實現戶籍人口自由遷徙，實現由條件準入制向合法固定住所入戶制的跨越，使戶籍管理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南開大學博士生劉敬威建議，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項目應不分城鎮居民與農民工，盡快實施農民工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逐步建立城鄉一體、轉接方便的社會保障體系。

同時，在教育公平方面，流入地政府要將長期居住在本地區的農民工子女納入公辦學校的招生計劃和教育經費預算，并可考慮實施教育券制度。此外，取消針對農民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就業機會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有關專家也表示，現階段的戶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漸進地推進，應充分考慮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供給能力和政府財政的最大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操之過急，盲目進行城市人口擴容，將會導致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整體“休克”和新的“城市病”。一億新生代農民工深度撞擊“城市化中國”之三

在許多大城市，不斷飆升的高房價令城里人也望房興嘆，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住房夢并未因此而破滅。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拒絕入住工棚，而一步步堅實地邁向定居的夢。

工棚不是歸宿——新生代農民工的住房意愿調查

■

半月談記者 潘旭 肖春飛 葉建平舒繼華

“多想有個窩”

進城打工１０年，來自安徽安慶潛山縣的２９歲農民孫恒卻始終有著強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業集體宿舍里的他，夢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小窩”，將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過來，但高昂的房價讓他根本無力承受，想申請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戶口”，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實現。

利落的發型、黑色皮夾克配同色休閑褲，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黃志雄，從2002年起就到遼寧沈陽打工，他獨家代理的品牌專柜今已進入了許多大商場。在別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黃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為還沒有經濟能力購房，不能在沈陽市落戶，黃志雄不能繳納養老、醫療和勞動保險等費用。

河南商丘民權縣農村的杜紅梅２００８年高中畢業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銷售，雖說每月能拿到２０００多元的工資，但仍因居無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邊緣”。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經濟學院房地產研究所所長郭松海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說，政府有職責將新生代農民工住房納入整個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體系統籌兼顧。要讓農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經濟適用房或廉租屋的優惠政策，同時著力培育農民工住房租賃市場。此外，新生代農民工遠離故土，客觀上要求解決宅基地置換、買賣的問題，即使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自由轉讓，也增加了農民的融資手段，增強農民進城購房能力。

“我們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為“蝸居”所困時，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帶的新生代農民工開始向“住有所居”邁出一大步。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市市長劉賜貴在職工之家福建代表團駐地接受半月談記者專訪時介紹，廈門在工業開發區附近建設專門的外口公寓，為來廈務工人員提供居住生活環境，而已成為高級技師的農民工，可享受廈門市人才引進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劉賜貴透露：“最近，我們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蓋到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民工，擴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給。”

上海寶山、閔行、奉賢、青浦等郊區，都有一些屬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小天地。走進位于寶山區永清路的創業公寓，便能感受到強烈的“農民工社區”的氣息，公寓內超過300套房只租不售，這使得公寓成為外來務工人員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輕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將這群注重消費的群體過濾沉淀了下來，他們從事各行各業：酒店服務員、個體戶、機械工人??還有黑車運營者。

來自重慶的26歲的孫元娟來上海已有5個年頭，經過幾次輾轉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網、夜宵、逛街、聚會，是從事海鮮干貨生意的這對姐妹主要的業余活動。“周圍迪廳、飯店、K歌都有，而且不貴，很對我們的胃口。”妹妹說。

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與孫元娟相比，來自四川巴中的廚師鄢興敏也是2004年來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與親戚們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興敏隨著工作的變換已經住過4個地方，但這一次次輾轉并沒有讓他從合租走向單租。他告訴記者，這并不是經濟問題，關鍵是合租后互相有個照應，廚師出身的他經常幫親戚家做飯，晚上8口人一起圍坐吃飯，更是其樂融融。

華東師大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文軍總結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政策制度、社會關系、個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會關系為自身發展提供保障，也能讓他們在適應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彎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一般不多見了，工棚對于年輕的打工者來說變得陌生起來。與其說是新生代農民工對住房有要求，不如說是他們對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給他們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類城市生活”。

來自湖南長沙的張晶晶今年22歲，2008年來到上海后先后在一家包裝企業和平面設計公司打工，住過2次集體宿舍，都是3人一間，十來個平方米，沒有娛樂設施。晚上聽MP3成了她打發時光的唯一選擇。兩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個月，各種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讓她覺得“包吃住”的工作臨時性太強。“因為工作變動大，總感覺我的生活也不屬于這里。”張晶晶如是評價她的宿舍生活。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晶晶在普陀區華東師范大學的校園里看到了合租招租啟事，當時便硬了硬頭皮租下了，沒想到那里成了她來上海后穩定的生活圈。閑暇時，張晶晶喜歡逛華東師大的校園，偶爾也可以在學校食堂里解決晚飯。

“住在集體宿舍里，你不可能請朋友到你這來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間。”鄢興敏告訴記者。對于這些年輕的打工者來說，自己的住所不僅意味著生活，還意味著社交，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里，認識更多的朋友對他們至關重要。

孫元娟目前已經有了廣泛的朋友圈，她把這歸結于城市生活的結果，業余時間的玩樂讓她認識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有一個老板一口氣送了她10張上海世博會的門票。“住集體宿舍怎么可能有那么豐富的生活呢。”孫元娟得意地說道。

一個買房的夢

單獨租房并不是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上海的高房價并沒有將他們的夢想嚇跑。相反，在郊區買套小房子的想法一直是他們中不少人的奮斗目標，而有的已經列出了詳細的計劃。

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已起步且初現成效，不過要將外來務工人員納入這一體系恐怕還為時尚早。但他們建設“小家”的夢想卻一刻不停。鄢興敏目前所住的三室一廳市價在70萬元左右，花30萬能在同樣的小區里買套6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鄢興敏瞄準著幾乎是全上海房價最低的地方，算起了自己的小賬。

鄢興敏理性地意識到，要買房，靠目前2000多元的工資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他已經向目前自己打工的餐飲企業提出辭職，準備用6年的積蓄開個小飯館，自己“單干”。廚師出身的他打算自己任飯館廚師，節省營業開支，盡快將飯店做大。“10萬的積蓄可以靠攢，但30萬就一定是賺出來的。”鄢興敏分析著。

鄢興敏的孩子目前2歲大，由他父母幫忙帶看，他計劃等孩子大些后便把孩子和老人一同接來上海。

孫元娟相比之下可能離這一目標更近，她男友目前在徐匯區園林局任職，在上海已經有房。打算今年年底結婚的她即將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家，一套房子或許對于她來說才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標志。當孫元娟們在上海工作、居住、安家買房后，“農民工”三個字或許不再適合他們。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曾和同事一起做過一個調查：有55.9%的新生代農民工將來準備“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留下來成為“新城市人”。當然，對于更多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買房，當下還僅僅停留在夢想階段——夢想畢竟是好的，它會給人以目標和動力。

一億新生代農民工深度撞擊“城市化中國”之四

曾幾何時，農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勞、逆來順受的形象，他們似乎滿足于做“中國制造”這部大機器上最忠實最可靠的螺絲釘，不管勞動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錢拿回家養活一家老小，就能繼續忍下去。然而今天的新生代農民工不這么想，也不這么做了。

對“血汗工廠”說不——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待遇觀調查

■

半月談記者 車曉蕙 王瑩 章苒 黃浩苑

新生代農民工：“用腳投票”倒逼工廠漲工資

來自農民工輸出地安徽阜陽的20歲機修工陳怒已經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輟學出來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資800元，第二年漲到1300元，第三年沒有什么漲工資的跡象，陳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選擇跳槽。

陳怒說：“深圳的消費很高，如果不包吃住，我們辛苦打工一年剩不下什么錢。如果我拿1500元的工資，每個月要給家里寄800元，我自己只剩下700元，這700元要包括住房和吃飯，最后算下來我一個月只有300元吃飯錢，要很節省才勉強過得下去。1500元是一個普通員工很正常的工作報酬，可是現在連生活下去都有困難，我要另尋出路。”

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超大規模的世界500強企業，深圳的員工有40余萬，其中約有30萬員工起薪點為最低工資標準。2008年9月，深圳市總工會向富士康發出工資集體協商要約。考慮到勞動成本問題，富士康公司僅在員工福利等方面與工會達成一致，簽訂了集體合同，而在工資增長這一涉及員工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卻避而不談。

但是，金融危機后招工難的問題倒逼富士康重回調薪談判席。2009年12月26日，富士康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富士康科技集團集體合同(草案)》,合同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上有了明確約定：在集團實際工作時間滿一年(含)以上且符合績效考核要求的員工工資平均增長幅度不低于3%，并將于每年12月定期就此進行集體協商。

富士康工資集體協議的簽訂，使30余萬員工脫離了領取最低工資標準的境遇，這在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今年3月1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深圳將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引導企業提高工資待遇等多項措施，進一步增加深圳的就業吸引力。

但是，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反映，深圳很多企業還是緊貼最低工資標準發放工資，農民工的待遇并不會因為每月增加100元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用工企業：“現在農民工的流動性實在太強”

不可否認，新生代農民工對勞動強度的耐受性已經大大降低。來自湖南新寧縣的李方今年24歲，17歲就南下廣東打工，目前是上海青浦一家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一身黑色西服黑皮鞋和他的職業似乎不怎么搭調。

初去南方的李方在廣東一家家具廠做小工，每月掙數百元的工資剛夠他打牌、抽煙。他的工作和生活沒有質的改變。4年后，李方不甘做小工，又回到了老家。經父母介紹，他做起了賣飼料的工作，2000元的月固定工資加提成原本夠他在老家過上滋潤的生活，但一個“累”字還是讓他放棄了。“早出晚歸，托貨、送貨，又累又麻煩。”至今李方回憶時還露出痛苦的表情。

在浙江杭州，真功夫餐飲管理公司的人事經理黃洲勝在招聘市場已經“駐扎”了一周多，才招到1名員工。他承認自己的公司待遇不算高，不能包員工住宿，1000多元的工資吸引力不高。“我們屬于比較辛苦的行業，招聘的員工都是90后的，他們吃不了什么苦。公司只能適當考慮給他們減輕點工作壓力，在業余生活上給他們豐富一點，提供一個好的開心的工作環境，給他們一個心理安慰。”

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待遇要求，杭州顧家工藝沙發公司的工作人員唐偉鋒則表示比較樂觀。他認為，新生代農民倒逼企業提高待遇后，企業為員工提供良好的保障，反過來員工會給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據他介紹，自己的公司今年提高待遇后，很快就招到了想要的技術工人。

但是，由于當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普遍不高，主動為員工漲工資的動力不強，相關企業的農民工流動明顯加快。浙江紅葉制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崇元告訴記者：“公司曾經招過一個小青年，干了4個月就不辭而別，一個月內在義烏換了6家企業。這樣的例子并不新鮮，在義烏非常普遍。在當地企業中，紅葉公司已經屬于員工穩定性最好的企業之一，絕大多數企業每年新招員工要占到全部員工的60%。”

從事餐飲業20多年的義烏新晶輝餐飲董事長任承堅也感嘆說：“以前員工流動率在20％左右，最近幾年流動比例在增加，現在流動率已經到了40％，有些員工甚至連該拿的工錢也不要，也不跟公司打招呼，突然間‘蒸發’，去年下半年就發生10多起這樣的事情。”

半月談記者采訪的一些企業家認為，當前農民工的流動性已經到了企業能夠忍受的極限。浙江紹興天圣控股公司工會主席魏國良說：“每年都要新補充近千名員工，這對企業產品質量會造成很大影響。因為高流動性導致企業的熟練工越來越少，而且容易誘發勞資糾紛。”

政府：努力當好企業和員工的“紅娘”

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和企業在待遇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一些主要用工地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浙江杭州市江干區勞動保障局副局長陳英平說，新一代農民工的文化層次比較高，待遇要求也高，以前是“有工就做”，現在是“試試看”、“挑挑看”。招工難的矛盾根源在于待遇問題，從政府來講就是如何化解矛盾，搭建平臺，做好企業和員工的“紅娘”。政府要想辦法出臺政策，強制、扶持、鼓勵企業提高員工的待遇。

“新生代農民工日益成為主力軍，單純重復勞動的加工企業對他們沒太大吸引力，這些企業以后招工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甚至被淘汰。”針對此，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給企業開出的三劑藥方是：注重員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資水平；注重給員工提供良好的培訓和成長機遇；重視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她還建議，政府部門應更加關心、扶持和培養新生代農民工，加強企業用工環境建設。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世界銀行的普查報告表明，在中國1685元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這1685元是計算了每個人每天的營養攝入量，2個人可以養活4口之家，每周工作40個小時可以得到的水平。如果按這個標準計算，珠三角農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個小時，每個月加班120個小時才能拿到1685元的工資，而在這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農民工工作時間非常長，許多人卻連這個維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資都拿不到，這樣的工資水平顯然很難吸引到足夠的勞動力。對于那些“血汗工廠”來說，以廉價的方式來獲取高額原始利潤的低成本時代肯定要結束了。

一億新生代農民工深度撞擊“城市化中國”之五

高漲的權利意識，是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新人”的鮮明特征。他們不僅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還要主動參與政治表達和社會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態進行活動。他們不再逆來順受的群體特征，使許多人擔憂其成為社會新的不穩定因素，但對一個主動尋求向上流動的社會群體，正確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視野評判他們的未來，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們的要求，用積極的行動來促使他們早日融入城市社會。

流動，但不能流失話語權—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度調查

■

半月談記者 譚劍 傅丕毅 舒繼華 吳俊

新生代農民工里的“政治明星”

廣東安道集團辦公室主任魏小明，1982年生于四川。2008年，魏小明當選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80后最年輕農民工人大代表身份使她成為廣東的“政治明星”。

2002年8月，中專畢業的魏小明來到深圳，跑了2個月人才市場，最后在老鄉的介紹下進了一個塑膠工廠做一線普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與高溫相伴，車間沒有空調，汗水如洗，工作環境十分惡劣。魏小明沒有放棄，工作之余還堅持看書和學習函授大專。當選人大代表讓她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她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在工作之余，魏小明會走進農民工聚居的地方，傾聽農民工朋友的訴求，切實履行人大代表的職責。

新生代農民工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使魏小明在人大會議上屢屢為農民工群體權利鼓與呼。談起這幾年在人大履行職責的經歷，她說：“第一年，我關心的是社保轉接問題。第二年，我的議案是為外來女工購買生育保險。因為在深圳，對于持有深圳戶籍的女性而言，她們在生育后的有關費用是可以報銷的，非深戶則不行。2009年4月，這個議案被深圳市采納，所有外來女性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險。第三年，我又呼吁將農民工職業病納入工傷保險范疇。”

魏小明認為，當今社會是法治社會，農民工維權的方式和途徑多樣，不必偏激地以暴制暴。農民工的維權意識比過去普遍有所增強，敢于提出自己的訴求，敢于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作為新生代農民工，我們法律意識更強，不會逆來順受，一樣可以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安道集團80后女工何雪青舉例說：“我覺得我的工作內容增多了，負擔也比過去重，在春節前，我就和公司領導提出要加工資，這是我應得的報酬。領導雖然是我們的上級，但在工作中我們是合作的關系，不是強制命令。”

以農民工身份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將自己的調研重點放在了維護新生代農民工權益上。康厚明在兩會提交的議案，就是立法規范農民工工資支付、增長機制，讓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可持續較快增長。

謹防話語權“懸空”

浙江義烏市是全國最先探索農民工參選人大代表的城市。義烏市就業管理服務局局長黃允龍說，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參與權、表達權、選舉權的訴求遠高于老一代農民工。

曾經擔任過義烏市人大代表的農民工鄧如如說：“一方面農民工的政治權利訴求越來越高漲，另一方面在許多地區農民工的政治權利實現不多。政府應該像保障農民工經濟權利一樣，保障他們的政治權利。”

農民工政治權利的落實在制度上還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義烏市人大副主任樓林祿說，一是代表名額分配難，二是選民資格認定難，三是農民工的流動性增加了選舉成本。

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一項針對湘、粵兩省農民工群體的問卷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政治的關注度比上一代明顯提高，在調查的1256名農民工中，對國家大事表示“關注”和“非常關注”的占74.7%。但同時，只有21.6%的農民工參加過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會選舉，參加過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區居委會選舉的農民工僅占5%。

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鄧秀華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深深地烙上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印跡，政治權利實際上容易處于一種“懸空”狀態。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是農民工參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們遠離家鄉、信息不通，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而城市盡管與農民工利益有著直接關聯，但由于制度安排無法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無法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

深圳市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所長認為，既無法參加農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許多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事實上的“政治邊緣人”。由于農民工缺乏話語權，許多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時很少考慮他們，缺乏為他們提供相關公共服務的意愿，也導致農民工群體對政治的疏離感，加劇了城市社會對農民工的排斥，阻礙了他們的政治參與，進一步弱化了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和維護合法權益的能力。

記者調查中發現，缺乏組織依托是阻礙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最大障礙。針對湘、粵兩地農民工的專項調查表明，只有21.5%的農民工所在單位成立了黨、團組織；農民工所在單位或社區成立工會的比例只有16.2%，專門代表農民工權益的組織幾乎沒有；75.6%的農民工沒有參加任何打工地組織，參加過所在單位民主管理活動的農民工也僅占12.9%。在僅有的少數能代表農民工權益的組織中，能發揮作用的很少。

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林來梵教授說：“絕大多數農民工有參與當地政治生活的熱情，但這種熱情目前沒有得到更有效的釋放。一個群體如果長期處于主流社會的邊緣，游離于政治制度外，合理的政治訴求得不到表達和重視，是很令人擔憂的。”

積極探索從政治上引導、團結、凝聚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盡快建立農民工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實現機制，建立農民工維權組織！”今年3月9日，全國政協委員、農工民主黨中央原副主席左煥琛在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強烈呼吁贏得現場一片掌聲。

鄧秀華建議，糾正社會偏見，消除歧視，促進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互動良性發展，讓農民工獲得政治信任感和認同感。同時，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和組織化程度，享有話語權，多提供易于為廣大農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參與形式，如城市社區選舉、聽證會、農民工工會等，改變“弱勞工強資本”的格局，使農民工能與資方平等溝通和談判。

2009年11月，四川遂寧市政府發布公告，擬從遂寧籍外出務工及返鄉創業優秀農民工中公選3名副科級領導干部。目前，全國首批農民工科級干部即將走馬上任。面試考官、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李羚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突破，是我們黨面對全國過億、還將繼續壯大的新群體，如何從政治上引導、團結、凝聚他們的重要探索。”

一些專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如果沒有養老、醫療、就業、上學等制度保障，在沒有資本，也沒有多少“知本”的情況下，很可能成為社會穩定隱患，這一問題是涉及未來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一大問題。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并不能全面概括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過度渲染負面評價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政治形象十分有害。畢竟從整體上看，這是一個充滿朝氣和活力的龐大群體。他們是寶貴的人力資本，更是推動中國改革前進的新生力量。他們的出現和沖擊，是中國城市化的產物，同時提醒著城市化的缺陷和空白。善待一億新生代農民工，將使未來“城市化中國”更顯海納百川的氣度，更見以人為本的情懷。

第四篇：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首次出現在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年齡在18歲到25歲之間，他們占了外出打工農民工的主體，約有1億人。新生代農民工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當下，各地節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務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老一代農民工為養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放下書包進工廠”，賺錢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們希望跳出“農門”進“城門”，像城里人一樣生活。然而，他們卻有更多的困惑與迷茫。尤其是90后農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接納；根在農

村，卻與農村日益疏遠。他們只好尷尬地流動在城鄉間。

羊城晚報記者深入川、粵、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農民工，觸摸他們的打工生活和城市夢。70后最怕你跟他講勞動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賺錢；80后既怕加班，又怕總放假，兩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則三餐飽飯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簽幾年的“賣身契”。

為改變，他們進城尋求“機會”

“現在最頭痛的是人員不穩定。”深圳一家汽修廠家負責人朱先生告訴記者。“我們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90后，干兩天就想干別的或者干兩天就走了，我們最煩這個。”朱先生說，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來就想干銷售，不行就跳走，結果干了三四年還是什么都不會。朱先生感嘆，找

做事踏實的老一代農民工越來越難。

廣西南寧一家鞋廠的人力主管告訴記者，他們傾向于不招90后入生產一線，因為很多人干不長，流動

太頻繁。

深圳鵬強人才市場的經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這個特點。他說，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職者對職業的訴求已發生變化。“很多年輕人到深圳是來看一看，打工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情況有很大差別。”汪炬文說，很多90后年輕人抱著尋找“機會”的心態來到深圳，他們希望尋找自己心目中的“機會”。他們沒有父輩那樣嚴重的生存危機，沒錢的話家里會寄過來，因此他

們對工作的要求與老一輩有很大差別，注重工作環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當流水線工人。”生于1991年的陳志文，是廣西南寧武鳴縣人，初中畢業后就出來打工，結果在某工廠干了個把月就辭職了，他已記不清換了多少家工廠。父親覺得他沒定力，去年強行帶著他在一家瓷磚廠工作。節后，陳志文說什么也不肯再跟父親回瓷磚廠了，他說受不了生產線每天的重復勞作，更不愿像父親那樣一輩子耗在生產線上。

廣西天等縣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黃桂德認為，90后不愿上生產線，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勞，而是他們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來有所發展。天等縣一家企業的老板向記者抱怨，該縣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務員，很多人不愿意來工廠。“他們覺得能看到希望，將來也能開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業管理者有著共同的感受：70后愛加班；80后愛看世界；90后愛嘆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則出現數目龐大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嚴重缺失；把子女帶在身邊，則成為浩蕩的“流動兒童”，學校教育又出現巨大困難，這是新生代農民工遭遇的窘境。

為發展，他們重視子女教育

與老一代農民工“單打獨斗”的情形相比，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攜家帶口進城務工。

來自廣西桂平的80后陳隆，決定帶4歲的兒子去深圳上幼兒園。“農村我們回不去了，都不會干農活了。我想給兒子創造機會，讓他將來可以留在城市。”陳隆說，自己曾是留守兒童，不愿兒子重蹈覆轍。但

現實也擺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戶城市，孩子高考時，還是要回老家。

在廣西天等縣孟養村龍彰屯，差不多整個屯都搬到深圳了。“他們在深圳掙了錢，回老家蓋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卻沒幾個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過年過節都不回來。屯子里的紅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進行。”

當地一位干部說，去年村委會換屆選舉，在深圳公明設立了選舉分會場。

但并非所有兒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兒童仍是困擾新生代農民工的大問題。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兒童1.3萬人。記者走訪的數十位返鄉農民工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明確表示，因為不想讓家人成為“留守兒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選擇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輩常年在外打工，難

以顧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務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便輟學。24歲的四川金堂縣新鑫村民王天壽告訴記者，他小學畢業后就外出務工，而21歲的弟弟黃召華小學沒讀完，就跟著哥哥打工了。淮口鎮就業服務站負責人陳敏告訴記者，這樣的家庭在當地并不罕見，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響，很多“留守兒童”長

大后選擇了外出打工。

來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工作單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過33%，通過親友、同鄉介紹的超過36%。這些靠自己打拼出來的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近乎瘋狂。一項針對近5000

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將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廣東等地已實施農民工積分入戶、“流動兒童”入讀當地公立學校等政策，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來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調查顯示，60%的受訪農民工不愿或沒考慮好

是否入戶城鎮。主要原因是不愿放棄土地、城市生活壓力大、擔心工作不穩定、農村環境趨好。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為子女，他們回鄉另謀出路

廣東東莞虎門鎮，一房一廳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孫三代迎來了龍年。這是王磊一家在廣東過的第三個春節。

王磊，河南省駐馬店人，1987年生，一個兩歲孩子的爹。他是虎門中心客運站的一名普通車管員，與他那大半輩子都漂泊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樣，王磊打算到兒子要讀書的年紀，就結束打工日子，舉家回老家發展。“學門手藝，比如修車，在我們那邊開個修車鋪；老婆賣賣衣服，可以從虎門進貨，拿回

去賣，比打工強多了……”

不像父輩農民工一樣：打工、賺錢、娶媳婦、生娃、蓋房，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剛剛25歲的王磊對自身的人生規劃異常清晰。大約三年前，他辭去了工廠工作，因為“不自由”，而且“學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滿意，正規穩定、相對自由，加班還有三薪，最重要的，是離自己“學手藝”的夢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萬萬名新生代農民工的縮影，他們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線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業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勞”的標準衡量他們，指責他們耐不住性子，批評他們“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獲”，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許已經不合時宜。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生代打工者的瀟灑建立在父輩的艱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獨生子女比例較高，在多數家庭中，父母打工掙錢蓋起了房子，為新生代解決了后顧之憂；還未成家的新生代，沒有養家的壓力，活得更灑脫，換工作、換城市、換圈子、換活法，成為他們的常態。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兒童”，父親在長三角當過多年建筑工，給家里蓋起了大房子，現在年紀大了就在客運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時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親當環衛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兩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為人父的王磊，現在覺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內地漸漸發展起來了，不少老鄉回去了。”王磊說，在虎門中心客運站看著回東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開始為回家做準備。

記者手記

培訓和服務掉隊了

與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體力打拼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技能培訓的欲望強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輕農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經變化了，他們不想只在酒樓端盤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齡耽

誤了。”中山大學教授郭巍青主張直接由財政出錢，為年輕農民工做培訓項目。

也有學者建議，在勞動力輸出地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同時，加強省際勞務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發到勞務輸出省，引導農民有序流動。但記者采訪發現，在四川金堂、湖南長沙、廣西南寧等地，幾乎均未進

行跨省勞務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務工者自己尋找為主。

新生代農民工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沒有務農經歷，不愿或難以回到鄉村。他們表面上被城市接納，實際在就業、醫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與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別，這樣的“半城市化”狀況讓務工

人員處在“進不去”城市和“不愿回”農村的尷尬境地。

第五篇：新生代農民工

2010.12.10

從近幾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在近半年內發生了“十二連跳”系列自殺之后，“新生代農民工”也日漸作為一個群體，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從公務員申論考試入手，運用利益主體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現象的原因及解決對策，供考生參考。何謂“新生代農民工”?

主要指由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輕群體，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1.5億人里面占到60%，他們出生后就上學，上完學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很大困境，其產生原因可以從政府、社會、企業、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合法權益有效機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保護他們的勞動權益和人格尊嚴。此外還有戶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難重重；

社會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還存在觀念上的諸多歧視，使他們難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宿感；而他們在勞動供給和行業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這使得社會出現了“用工荒”，造成了勞動資源的浪費；

企業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視性待遇；或者給他們極低的工作報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視他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方面，他們在心態和觀念上，對職業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較之第一代農民工高，而他們又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和融入較高層次就業市場的本領，同時他們工作耐受度較低，缺乏父輩的吃苦耐勞精神，心理抗壓能力比較脆弱，這些因素進一步限制了他們在城市的發展；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關部門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出臺切實措施保障其利益，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生產便利的同時，還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區功能，為打工者提供勞動、生活權利方面的制度性關懷；

第二，全社會要以更寬容的心態來接受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相關機構要積極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技能等方面的培訓，開展各種活動，拓寬新生代農民工的社交渠道，讓他們處于一個更加開放、多元的人際關系網中；

第三，企業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勞動報酬，同時依照法律規定為其提供社會保障；同時要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需求，發揮集體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消除他們的集體焦慮感；

第四，新生代農民工要端正心態，不怕吃苦、不懼困難，在基礎性崗位上積累經驗、提高技能，加強自身的敬業精神；同時，制定職業規劃，腳踏實地去努力，不好高騖遠，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去奮斗，實現自己的夢想。

以上是關于新生態農民工這一熱點問題的解析及備考指導，華圖教育希望考生能從中總結規律，受到啟發，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并且多多關注國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體評論，讓自己的申論知識儲備更加充實全面，為自己迎接考試，繼續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