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調查性報道

調查性報道

一、調查性報道的定義：

在屹立于潮頭的報刊和廣播電視新聞事業中，調查性報道是一個強有力的報道領域。調查性報道源于美國從未消亡的黑幕揭發傳統。20世紀60年代，調查性報道開始在美國長盛不衰，接著影響了世界許多國家。目前，調查性報道與解釋性報道、客觀性報道鼎足而立，成為美國新聞界以至整個西方新聞界的主流流派之一。在其它國家的新聞界，調查性報道也同樣受到公眾的歡迎。20世紀80年代，調查性報道來到中國，幾乎剛一出現就以自己特有的穿透力和影響力，成為中國新聞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毫不夸張地說，對調查性報道的重視已成為全球新聞界的主流。

關于調查性報道，我們首先要在理論上進行一定的闡述。對于什么是調查性報道，國內外很多學者以及一些新聞媒體都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和判斷，我們對此進行了搜集和整理。

（1）通過記者的調查，揭露某一社會集團企圖掩蓋的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隱私。（美國CBS《60分鐘》）。（2）對某人或某集團力圖保密的問題的報道，報道的事實必須是自己挖掘出來的。（美國《新聞日報》記者）。

（3）英國學者David Spark說，調查性報道就是尋找和收集被勢力掩蓋的事實，他收集的不是被提供好的、勿庸置疑的信息，而是被掩蓋的秘密。

（4）一般是報道某些人和某些組織試圖掩蓋的新聞，強調在調查性報道中調查和收集材料必須是記者的原創行為，而不是另一個人或另一個組織的調查行為，選題和采訪必須由新聞媒體獨立進行，調查性報道面對的是一個重要的事實，而對這個事實某些人或某些組織力圖使其保密。

（5）調查性報道以暴露或揭丑為核心，以社會的腐敗現象、犯罪政府官員的錯誤行為，內部新聞以被某些人企圖掩蓋的事實作為目標。它是新聞媒體相對獨立的、揭秘的深入的采訪活動，它比較費時，篇幅較長，經常以連續報道的形式出現。

二、調查性報道的題材選擇：

調查性報道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前期的選題策劃。調查性報道在選題上遵循的衡量標準有：重大性、公共性、獨家性和故事性。

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如災難性報道，對社會有極大危害、反常并帶有懸念的題材，對政府部門或者官員濫用公共權力的報道，對企業和政府管關系以及投資環境的報道等。公共性要求選題與公共利益相關、貼近公眾生活，如三農問題、城市生存狀況問題、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等。獨家性強調通過記者獨立調查揭示出事實的真相。

主要有以下幾點：

1、有沒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證和澄清的事實？

2、這些事實有沒有關切度？你所調查的問題，老百姓是否關心？

3、這一事實有沒有價值？它是否反映出社會發展變革中的某些典型特征？

4、它是不是有區隔性？這樣的選題會不會同時也被其它欄目選中？

三、調查性報道采訪：

調查性報道是新聞報道中最復雜、最艱苦、難度最大的一種報道。調查性報道所調查的問題本身錯綜復雜、盤根錯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卷入報道的各方人士出于各種原因，或不愿意透露事實，或設置障礙，甚至故意散布假消息誤導記者，使記者的調查更加困難；此外，所調查的問題涉及權勢集團，他們往往更會以各種方式向媒介和記者施加壓力，阻礙調查的進行。記者在調查中必須遵守法律、社會道德及職業道德，不僅要結果正確，還要程序合理。

調查性新聞報道的艱巨性要求記者在精神上和體力上都有高度的韌性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在深入調查、揭發內幕的過程中，由于事實本身的復雜性，加上通常總會有人企圖掩蓋，調查性報道的問世往往會耗費幾個月或幾年時間。比如在著名的水門事件中，伯恩斯坦等記者在4個月中采訪了1000多人，每天工作12—18個小時。

調查性報道對記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方面記者要獨立展開調查活動，挖掘隱藏在表面現象下的真相。另一方面還需要記者具備在艱苦條件下的工作能力及堅定的信念，此外，記者還要具有相當的分析能力、嗅覺靈敏、思維活躍。

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必須有崇高的職業道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無私無畏的精神。而且要有扎實的采訪作風和采訪韌性。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應該潔白而無可非議。調查性報道的揭秘性、挑戰性和記者決心披露事實真相、維護正義的激情使這種報道形式獨具魅力。毫無疑問，一個成功的調查性報道，記者的素質是絕頂重要的。一位研究者指出：“??所有美國優秀的調查報道都具有如下品質：對事實真相的渴望，強大的內驅力，精確的判斷力，果敢的決斷力，持久的忍耐力，豐富的想象力，正直感，對條理性的領悟力和一種基本的直取要害的知覺。”

主要有以下幾點：

1、質疑精神：記者要有懷疑一切的介入態度和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工作作風。質疑是他們的生存方式。

2、平衡意識：應該讓事件中沖突的各方和不同觀點的組織（群體）有同等的發言機會。

3、平等的視角：在調查記者面前，只有被調查者這一相同的身份，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4、平靜的心態：記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沖動，這會有助于你對事物作出更準確地判斷。

四、調查性報道的功能：

調查性報道是增強媒體公信力的有力保證。一個電視新聞媒體的權威性主要取決于在重大事件、熱點問題、新聞人物出現后，是否有記者的調查行為，記者能否依靠自己的采訪調查獲得更多的背景和細節、發現更多的事實和展示事實的角度。調查性報道往往是一個媒體的品牌形象。調查性報道是欄目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因為其采訪調查的壓力、獲取事實的艱難，往往是對一個記者職業能力的最大挑戰；同時，還要有成熟穩定的制度、方法，以保障報道的成功制作播出，保護記者的安全、利益不受侵害。這種高標準抬高了調查性報道的涉入門檻，也成為欄目的獨特競爭資源。

五、在中國面臨困境與挑戰：

近年來，在改革開放和輿論監督的大旗下，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明顯增多了，在主題上，它們的表現與西方調查性報道驚人的相似 ：二者都注重揭露政府官員的腐敗和社會上的罪惡，都力圖為公民們伸張正義和主持公正。中央電視臺節目《新聞調查》以前的定位語為：“新聞背后的新聞”，“正在發生的歷史”。具有“全球、全國人民關注的高關注度”“記者面對的是犯錯誤的人，是出了問題的人，是下了監獄的人??然而，對照嚴格的西方調查性報道的經典定義，人們會發現，中國的調查性新聞報道是軟化的。

這種軟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調查性新聞多以報告文學形式出現，多發表在書刊上。

如前所述，中國的調查性新聞報道經常選擇具有文學色彩的報告文學題材，選擇時效性較差、風險較小的雜志書刊為載體，這是一種在形式上的軟化。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它們趨利避害，尋找到了更為有利和寬松的發展空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影響的調查性報道雖多出于新聞記者之手，但很多都發表在文學期刊或以書籍的形式出現，比如 ：全景表現1976年唐山大地震慘狀和內幕的《唐山大地震》（錢鋼），揭露由于人為破壞、生態失去平衡的《伐木者，醒來》（徐鋼）和《北京失去平衡》（沙青），揭露1956年廬山會議內幕的《烏托邦祭》（蘇曉康），揭露中共歷史冤案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還有暴露中國體育界弊病的《強國夢》和《兵敗漢城》（趙瑜），戴煌揭露政府內部某些腐敗的《權柄魔術師》、《在案層厚網的覆蓋下》等等。調查性報道的先鋒、作家趙瑜說，“調查性新聞報道在中國的角色和地位暴露出的更多的是尷尬和無奈，以至于一些記者和作家只能把調查報道這只脆弱的羊趕到文學小說的草原上去。”還有人戲言盧躍剛是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苦苦地執著地與強勢群體較勁，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這像是一個略帶幾分苦澀的黑色幽默。

2.記者在調查活動中的獨立性弱化，深入報道受到局限。

西方調查性新聞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媒體相對獨立的調查”和“某些社會勢力企圖在調查活動中阻礙”。中國媒體的官方性質一方面為調查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使得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帶上了“軟化”的烙印。

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國媒體，具有官方性質，這就使得調查性新聞在進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官方色彩，這個特征首先給記者的調查采訪活動帶來很大便利（在許多調查活動中，中國的媒體能得到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此同時，記者調查的獨立性也大大減弱。此外，很多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往往是待其蓋棺定論之后再采訪，而不是新聞記者獨立觀察的結果，是記者根據有關方面的調查結果進行的再報道。

3.調查性報道的時間性嚴重滯后。

調查性報道與日常新聞報道不同，它往往與發生的事件有相當的距離，往往是事件在前，調查在后。調查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但中國的調查性新聞時間嚴重滯后，極端的例子比如錢剛的《唐山大地震》，在事情發生后的10年才披露了當時的真相，戴晴的《王實味、儲安平、梁漱溟》寫的都是幾十年前的陳冤。直到政府有關部門對歷史冤案有了明確認定之后才敢于下手。其他如蘇曉康的《烏托邦祭》等也是同樣的情況。當然，即使這樣的調查報道，依然可能充滿風險，與西方的經典案例相比，其中的距離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為時間滯后，記者在調查活動中受到的阻撓和壓制程度大大減弱，有時甚至可能沒有遭到任何壓制，新聞表現出一種相對軟化的趨勢。

4.調查性新聞的負面性弱化、正面因素加強。

中國現行的報道方針是以正面宣傳為主、負面報道為輔。這決定了以揭丑為宗旨的調查類新聞在新聞報道中只能占據很小的比重。盡管相對于80年代，中國的輿論環境已經大為寬松，媒體輿論監督的力度大為增加，但相對于人民對于正義和公正的呼喚還有距離。輿論監督呼聲很高的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其揭露性的報道還占不到節目的10％，以關注“正在發生的歷史”和“新聞背后的新聞”著稱的《新聞調查》真正的調查性報道作品也占很小的比例。

中國的傳媒在近年中涌現出相當數量的調查性報道，但其負面性有所減弱。許多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報道，經常在其中加入有關部門在處理事件時的良好態度、改革的決心等正面性、光明性的內容，使得報道的力度和深度趨于緩和。負面性的降低同時也導致調查性新聞出現一定程度的軟化。

六、疑問：

1調查性報道的“調查深度“如何評判？ 2調查性報道的傾向性問題。

七、參考資料：

葉子、李艷 《電視新聞》 2008.7 孫玉勝《.十年》P100 2003年8月版

徐國源 《論深度報道的結構模式》2003年4期《采編生活》 何勇：《由事物的邏輯到理性的邏輯———對電視新聞述評的思考》，《現代傳播》1998年3月。

穆冰《試論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3-11-21 賽納《的內容與樣式——2001年5月19日在開播五周年電視深度報道研討會上的演講》

余仁山《解密<新聞調查>》2008年5月1日

7094129 吳建昕

第二篇：中西方調查性報道

調查性報道開始于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美國。20 世紀 60 年代，它勃興于整個

西方國家。目前，它和解釋性報道、客觀報道一同構成了西方國家新聞報道的主流。

一、中西調查性報道概念比較

(一)西方概念中的調查性報道。

西方對調查性報道的研究已近百年，定義和認識較為系統化。盡管不同的學者對調查性報道的認識角度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西方學者對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和認識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報道對象為揭露被人為有意隱藏的事件;第二報道內容具有分析性，細節更為詳盡;第三，報道制作者—記者，必須獨立調查，新聞文本應保證原創性。通俗地講，在西方，調查性報道是一種具有英雄主義性質的活動—記者孤身犯險，自主調查挖退進仃J甲國化明解瑛，x7新聞頭踐中調查性報道的開展更具指導性。

(三)中西調查性報道的概念差異。

縱觀中西對于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和認識，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國家對于調查性報道的理解是遵循著“揭露丑聞”這一核心的，而在中國，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則在一定層次上發生了變構。可以說，中國更多的學者和從業人士認為，調查性報道主要并非僅僅揭露丑聞，而是承擔著更多社會教化的重任。

(二)中國調查性報道的發展歷程。

《申報》在1882年刊登的中國第一條電訊稿就是披露一位官員讀職的消息，可以稱為調查性報道的雛形。在晚清、民國以及建國后至70年代末，中國的調查性報道一直由于權力系統的干預阻撓而難以真正形成。直到80年代，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才浮出水面。1980年《工人日報》發表了“渤海二號”鉆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調查報道，以及《人民日報》的《白衣下的污垢》、《蔣愛珍為什么殺人》，《中國青年報》的《命運備忘錄》等等，都屬于調查性報道。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電視在中國的興起，電視調查性報道異軍突起。比如《逃不掉的罪責》、《難圓綠色夢》、《“糧食滿倉”的真相》、《探秘傳銷大本營》等，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的同時充樸分握了組論游髻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影響了政府的政策措施，為中國媒體做了守望社會的模范作用。2003年《南方都市報》的孫志剛事件”成為中國調查性報道的巔峰。“孫志剛事件”從《南方都市報》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網的轉載成為全國關注的新聞，最終引起《中國青年報》、新華網、CCTV,《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的關注。媒體的調查性報道成功地將社會中潛藏的毒瘤公之于眾。

(二)調查性報道的中國定位。

與西方媒體的調查性報道相比，當前中國媒體的調查性報道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迥異的一面。一些著名的調查性報道，不僅僅揭露了令人發指的黑幕，還成功地促使政府進行作為和改變，促進了社會民主的發展。中國媒體通過調查性報道的方式進行輿論監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國媒體進行調查性報道的目標并非僅僅是為了“揭丑”。僅是為了“揭丑”。2000年，著名的調查性新聞節目《新聞調查》提出了“探求事實真相”的口號，被認為是最能發揮調查類節目優勢的一種定位選擇，例如《陳丹青的出走》、《舉報人李文娟》、《中日經貿關系解析》等。這一類調查性報道是在深人細致地調查一個代表性事件后，引導觀眾思考表象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此外，許多事情，特別是官員犯罪案件的調查性報道，都必須在有關部門下最終結論后才能跟進報道。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報道

實則變成了一種勸服性的“教化”。由此可見，中國的調查性報道的內容以及在社會中的作用遠較西方的調查性報道復雜。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既是社會的輿論監督執行者，同時也要承擔社會思想者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要擔負教的責任。

四、中國調查性報道的借鑒

通過中西調查性報道各方面的對比，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調查性報道的特點，同時也看到了中國調查性報道的不足。西方調查性報道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綜合來說我認為有三點:

1。規范媒體管理體制，重司法管理輕行政控制，切實保障調查性記者的權益。

2.成立專門的調查性組織，讓調查性記者能夠形成合力非形單影只。

3.提高調查性記者的新聞專業主義操作技能和真正心懷天下的執業理念。

無論現狀如何，無法否認的是，調查性報道登陸中國僅僅30載，已在中國生根發芽。雖然調查性報道與本土文化、文圖理念以及本土社會狀況存在著差異和沖突，但曲折的融合進程中，我們依然能看到未來的希望。或許當下的中國媒體還無法像“水門事件”中美國媒體那樣，但假以時日，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進程的推進，我們相信，會有一天，中國的調查性報道能夠真正成熟，成為中國社會中為民代言、監督權力的重要力量。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調查性報道興起得相對晚一些,發展緩慢一些,其社會影響也不及西方有些調查性報道那么轟轟烈烈。它通俗的稱法是調查報告。其新聞性、時效性不如西方調查性報道那么強烈,更像情況匯報與調查研究資料。早期比較成功的調查報告要數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了。最近一、二十 年,我國的調查性報道逐漸受到新聞界重視。有些報紙出現了調查性報道專版,如《南方周末》開辟了調查專版,《中國青年報》也有本報調查欄目。電視也開辟了《新聞調查》等欄目。其社會功能越來越多樣化,全面化。作為一種新聞報道方式,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其社會功能在中國和西方國家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明 顯不同的地方。

一、中西調查性新聞社會功能相似之處

1.監視社會的功能

西方善于寫揭露性調查報道。新聞界往往不惜人力和物力,不懼權勢和恐嚇,對一些“隱瞞的消息”進行調查與揭發。對政府機構、公司企業等存在的弊端以及某些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系統、全面地調查研究,對社會陰暗面進行無情地揭露與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確能除惡去邪、伸張正義、維護公理,起到監視社會的作用。《紐約每日新聞》記者威廉·謝爾曼假扮成病人去一家福利醫院治感冒,醫院要求他“先檢查檢查腳",然后開出幾種無關痛癢的腳痛藥和其它一些毫無用處的藥物。記者用親身體驗的方式獲得了事實的“鐵證”,從而揭穿了福利醫生的騙局,并幫助該市追回了3100萬美元的醫療補助費,成功地打擊了假、丑、惡的社會現象。中國也有類似的報道。前幾年,《湖南日報》記者也以“病人”身份去一家性病醫院查探虛實。本沒一點毛病的他被醫生說得是性病纏身,幾乎病入膏肓。醫生要他接受長期治療,并開出一長串的醫藥。記者采用了同樣的辦法揭露了性病醫院坑騙病人、謀取暴利的罪惡本質。《南方周末》2001年3月29日揭露了一家“地下錢莊”的黑幕。文章報道,由于銀行人為的為貸款者設置了很高的門檻,高利貸找到了市場空間,急需資金支持的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被擋在門檻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錢莊”借貸。高利貸者殘酷的剝削逼得有些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社會的大萬花筒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調查性報道的監視社會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使光明的一面發揚光大,使陰暗面暴露無遺,使整個社會走上真、善、美的健康之路。

2.輿論調查的功能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非常注重民意調查,特別是遇到重大事情如總統選舉時。他們還調查國民素質、社會資源、環境教育等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在克林頓性丑聞傳出之后,《今日美國》綜合了多家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寫出了一篇《美國人把緋聞與政績區別對待》的文章。文中說:“今日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 6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發生,58%的人說作為總統他的工作干得不錯,事發前則有60%的人認為他政績出色。”這些統計數據和其他采訪材料綜合就可得出民眾對克林頓的基本意向:一方面公眾對克林頓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仍充分肯定克林頓的政績。中國近幾年也有類似的輿論調查,但大部分是由專門的調查研究所組織的,由新聞媒體就某一新聞事件而進行的輿論調查是少之又少。在這方面,我們是可以學習和借鑒西方的。

3.科學說理的功能

調查性報道通常是記者通過實地調查而獲取的第一手材料,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可靠性。記者在寫作時又采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辦法,使新聞含有很高的精確性、科學性和論理性,能讓讀者相信它并接受它的一些觀點。請看美國世界研究撰寫的《世界情況報告·正視中國的局限》中的一段文字:“最近幾十年,中國還改善了本國公民的健康狀況。由于這些努力,嬰兒死亡率從1960年的150‰下降到1970年的69‰, 1980年降到41‰, 1992年降到27‰——這個水平接近于臺灣的26‰。”文章運用了大量的數據說明并輔以有力的定性分析,使其觀點顯得合情合理,無懈可擊。中國的調查報告一向講求論證的嚴謹性和分析的科學性。它適當采用定量法,但更注重定性研究,往往以觀點統率材料,以材料印證觀點。1980年《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調查報告《不要讓子孫后代埋怨我們》一文中,記者用調查所得事實材料說明了北京水源給首都的經濟生活、環境衛生和人民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分析了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這種說理就很能使人信服,結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4.巧妙宣傳

西方新聞界從不承認自己的宣傳功能,但也不否認自身的立場問題。站在一定立場上采寫出來的調查性報道,有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宣傳傾向。在美國,在政治上親某一黨派的報刊總是極力維護本黨派的利益。在采寫敵對黨的問題性的調查報道上便極盡所能貶低異已,抬高自己。只是他們采取的是一種比較巧妙的手法,盡量隱藏自己的宣傳意圖。就如在美國總統選舉前夕,他們常常利用民意調查來影響和左右美國總統選舉而不是直接站出來為某位總統候選人拉選票一樣。

二、中西調查性新聞社會功能的不同之處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歷史傳統和價值觀念,在運用調查性報道時,其報道對象、報道范圍、報道的側重點等各有不同。所以它的社會功能與其功能表現程度也有不同之處。簡單地比較一下,調查性報道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主要扮演著以下不同的角色。

在西方,調查性新聞首先是作為“政治腐敗的揭丑人”而存在的。由美國記者斯蒂芬斯著的《新聞與揭丑》一書中就收集了大量美國黑幕報道的經典作品,其中就包括如《參議院的背叛》、《聯邦官僚機構是如何運作的?》等許多揭露政治腐敗的新聞作品。

其次,調查性新聞是名副其實的“社會黑暗的'掏糞者'”。西方新聞記者往往以大無畏的精神把觸角刺向社會的黑暗角落,揭露社會矛盾,暴露社會隱患,以促進社會改良和社會進步。《瘋狂融資》一文通過大量的采訪與調查,揭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下的聯合銅礦公司在創立五年之中劫掠了大眾上億美元的財富的事 實真相,讓人看到了壟斷資本家和大財團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大肆掠奪民眾財富的陰暗面。

最后,西方調查性新聞還是“民情輿意的調查員”。最有代表性的是關于總統選舉前夕的選票預測。1976年由記者米爾斯寫的《新罕布什爾州預示總統競選難分伯仲》一文就準確地預測了南方“鄉巴佬”卡特擊敗在任總統福特而入主白宮。他們還對社會上一些引起爭議的問題進行民意測驗,如關于墮胎問題、民族歧視、性別歧視等問題。當然,西方調查性新聞并不是一支萬能的筆。它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如國家利益、政治壓力、資本控制以及這種報道形式自身的局限性等等。但它在反映公共利益、維護公共道德等方面確是一個出色的斗士。

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調查性新聞則主要扮演著以下三個角色:

第一,政策宣傳家。1999年獲獎作品《土地承包中維護婦女合法權益》,記者調查了土地承包過程中婦女受歧視、被剝奪土地承包權的情況,對此現象進行了批評,并在報道的最后就土地承包中侵犯婦女權益問題采訪了最高人民法院,借法院的名義普及法律知識,大張旗鼓地宣傳了男女平等的國策。

第二,公益維護者。如《中華工商時報》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對北京市假冒偽劣商品的調查》、《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發表的《商洛地區艾滋病調查報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后一篇文章中,記者使商洛地區艾滋病滋長、漫延的內幕曝了光。據有關方面的調查,商洛地區HIV攜帶者比例高達到23∶ 1,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非法之徒利用農民的無知與貧窮,非法進行抽血販血,而商洛地區所轄7縣(市)共約有12700多人有賣血史。那些帶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卻已無法查清其流向。這么觸目驚心的數字和令人懼怕的事實讓人們無法不關心起自身的安危。文章巧妙地呼吁政府部門對高危人群進行監控,對已查明是HIV感染者人群進行嚴密監控,督促公安部門給予協助,嚴懲犯罪分子,維護公眾的利益。

第三,問題研究員。我國的新聞體調查報告帶有濃厚的分析研究味道。它經常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從各個側面進行細致調查,深透研究,挖掘出其深層原因,并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決策。1998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作品《關于鄭州亞細亞商場、集團興衰的調查》可算是此類調查性新聞的經典之作。記者敏銳地 抓住了商戶堵門討債**這一案發事件,從亞細亞的管理、用人制度到它的監督機制,從流通體制到高層管理矛盾,層層剖析了“亞細亞”由盛到衰的深層原因,道出了企業內部存在的根本問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調查性新聞的角色都不是單一的、固定不變的。因為它的社會功能即使在同一篇報道里也是多重的、多方面的。我們只有既借鑒西方的一些成功作法,又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方式,才能充分發揮它所具有的全部功能。

第三篇：調查性報道案例分析

09廣電新聞 鐘小萍 200924118

一個調查性報道的典型案例

——以淘寶腐敗來看調查的回顧與分析

《IT時代周刊》于2012年4月26日發表的一篇報道《淘寶腐敗黑幕調查：淘寶腐敗黑幕調查：商家行賄小二做大銷售額》掀起了軒然大波，引來淘寶公司來勢洶洶的危急公關，以及商場上的一些口水戰。此時正是網店熱火朝天，淘寶春風得意馬蹄疾起時，淘寶公司卻被一篇報到撕開了神秘的面紗，告訴那些聚攏而來的商家們，呵！淘寶后院正失火呢，誰進去誰遭殃！

一、淘寶腐敗丑聞

淘寶是致力打造全球領先網絡零售商圈，由阿里巴巴集團在2003年投資創立。淘寶網擁有幾千億元的年交易額，是目前亞太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肥沃的土地是腐敗容易滋生的溫床。淘寶小二為中心的地下黑色產業鏈由此產生并且蔓延開來，在整個淘寶系統瘋長，大有不可擋之勢。《IT時代周刊》記者經過發現、調查，取證，終于挖掘出了這個黑洞，報道一出，噓噓聲、嗤笑聲、辯解聲，聲聲不斷。

二、淘寶黑幕調查體現的調查性報道特征

該報道記者從“腐敗探源”入手，通過列舉事實講述了淘寶小二們的囊中取利的“各種生意”，最后探究了淘寶腐敗的根本原因。報道洋洋灑灑近一萬字，從中我們可以找出調查性報道的一般特征和此篇報道的獨特性。

（一）該報道體現的調查性報道的基本特征

1、以法治的眼光看待

腐敗是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的，是用法律準繩來作為衡量依據的，調查性報道的著力點也基本上是在政界和商界的腐敗上。淘寶腐敗黑幕報道，記者通過法治的眼光，通過淘寶小二這個中間杠桿的不正當的牟利的操作，看到了淘寶交易平臺上的不平等；通過淘寶內部高管們的被驅逐、被起訴，閻利珉帶出的“泥”看到了淘寶的腐敗涉水有多深。同時從邏輯分析的角度探究淘寶市場占有率近乎壟斷、商家行賄淘寶小

二、高層管理不善等腐敗的根源。

2、故事性

故事是件好看的外衣，里面包著調查性報道最嚴肅而深刻的內核。記者借助一些列事實材料，把它編織成意見故事的外衣，首先是刻畫興旺而華麗麗的淘寶形象，接著是一些開著寶馬揮金如土的淘寶小二活動著的形象，再接著是商家們在淘寶“受傷”的經歷，緊接著是馬云在淘寶內部針對腐敗的開刀，閃電驅逐管理高層，卻又通過邏輯分析，得出一個極富戲劇性的結論：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通過故事，記者直逼淘寶腐敗的內核，卻又引人入勝。

3、數字與案例做事實支撐點

在此報道中，數字就是天枰。通過一些列的數字，讀者自己可以看到或推算出基本事實，從淘寶的年交易額、商家數目、刷信譽的價格、被辭退和起訴的淘寶高管的賠償金額，商家的損失金額等等不一而足的一些列數據，淘寶的腐敗就呼之欲出了。

4、引用商家、電子商務專家、消費者等多方觀點、“做了四個月淘寶沒有一筆生意。叫我怎么過？沒法過！現在我開始痛恨淘寶。”引用商家的觀點表明淘寶腐敗給商家帶來的危害。“吐出300萬，那吃下去的是多少呢？肯定多得很。”引用賣家的評論說明腐敗之深；引用商家冰兒、小蒙的遭遇和觀點，“職業差評師專門欺負我們小賣家，差評師同時拍下七八個產品，給差評，因為這樣才有威懾力。”說明淘寶存在刷信譽的事實。這樣的例子在報道中隨處可見。

5、平衡性

記者不僅采訪了受害商家、電子消費專家、消費者等多方的觀點，還陷入淘寶的陣營，采訪了淘寶公司的內部人員。如記者假扮賣家采訪到淘寶公司人員，得到“采用的是全人工刷鉆，不會被封店”的等觀點。到刷信譽的事實和他們的基本觀點。還有阿里前員工莫莫對淘寶“忽悠銷售”的披露。并且根據同行天貓對淘寶年幾百億元的年交易額的信息披露，記者提出是否虛假繁榮的質疑。這種體現記者采訪兩面信息，體現平衡性的例子在該報道中不乏其處。

（二）此篇報道的獨特性

1、俯瞰、評論的話語方式

大量信息的搜集和梳理之后，使得記者對淘寶腐敗事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于是在敘事話語中，就帶著俯瞰的視角和類似于小說中“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同時，也有不少類似于“當淘寶沒有干凈的小

二、上下級之間互握把柄時，對馬云來說，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淘寶小二的腐敗便如同韭菜一樣，割完一茬再長一茬，很難有根治之日。”等等的評論，但這種方式是建立在有大量事實根據上的，仍然不影響記者的“中立”立場。

2、帶宿命意味的語言

如果說從一開始的“對馬云來說，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是一種籖語，那么“閻利珉帶出來的‘泥’只是淘寶小二腐敗中的一種形式和三個人而已，更大的黑洞依然在阿里的公關和馬云的狡辯中，如陽光般‘燦爛’。” “其實默許的不僅僅是小二參與行騙，默許的還有是誰都知道的腐敗，這才是馬云帶壞小二的根本原因。”“當輪崗后的領導們面對前任的污點，又能怎樣呢？因為他的把柄握在另外一個人手中。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貫穿于報到各處的這樣的充滿著淘寶與馬云宿命氣息的句子，共同組合起來，真有一種“永劫回歸”的宿命的味道。

《淘寶腐敗黑幕調查：淘寶腐敗黑幕調查：商家行賄小二做大銷售額》中，俯瞰、評論的話語方式、帶宿命意味的語言在調查性報道中是否合適？

依照調查性報道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記者是不宜在報道中對報道的人物或事件發表意見或評論的，但由于記者對淘寶黑幕調查的介入很深，完全不評論不表態這是很難的，假如評論的基礎是記者在對事件調查中基于事實推理等而得到的認識，那就不完全妨礙報道的客觀性和中立性。

雖然如此，基于新聞行業的專業精神，調查性報道記者還是少發議論為好。

而宿命意味的語言，則有助于借助“講故事”，也可以說是記者的評論，時報道更加引人入勝，但這種類似于小說的筆法的渲染性的宿命語言普遍運用于調查性報道，筆者認為是不適合的。

第四篇：王克勤：調查性報道基本問題梳理

調查性報道基本問題梳理

王克勤

以捍衛公眾利益或公民權利為己任，以揭發政治權力與市場權力違法犯罪等種種黑幕為途徑，由媒體獨立調查完成的調查性報道目前越來越為中國新聞界，也包括整個中國社會所認可與肯定。

在更多的媒體致力于調查性報道、更多青年記者致力于調查性報道的今天，對于調查性報道的基本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梳理，很有必要。為此，作為一名長期致力于調查性報道的老記者，我在此談談個人的見解與想法。

調查性報道是揭露黑幕的深度報道

調查性報道，是職業新聞記者通過獨立、深入、細致、全面的偵查式、訪問式調查，所完成的一種揭露被某些人或某些組織故意掩蓋、損害公眾利益或公民權利行為內幕的深度報道，又稱之為揭黑報道、揭發報道、揭丑報道、扒糞報道。

調查性報道涉及的領域及其廣泛，政治、經濟、社會、法治、文化、環保等領域均有適合調查性報道的選題。但是監督對象應該是特定的，即權力集團與資本集團，而不是對于普通公民不適當行為的揭發。

調查性報道的核心特征有三：一是捍衛公眾利益或公民權利，二是揭露黑幕，三是記者獨立調查。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條都不能稱之為調查性報道。

另外，調查性報道應該是深刻而全面的報道。一般而言，調查性報道是獨立文體的深度報道的一種。既然屬于深度報道，必須有深度報道的基本特性。所謂深度報道的特性，核心在兩個關鍵詞：“深刻”、“全面”。不對事件或問題發生的原因進行深度挖掘，并充分反映問題背景信息者，不能稱其為深刻；不對事件或問題進行全面立體的展現，尤其是問題產生的諸多關聯因素進行立體分析與解構者，不能稱其為全面。此即深度報道。而當下許多青年記者所做“深度報道”，在我看來不過是長篇報道，僅僅是將浮在表面的有意思的故事展示給讀者，不能說不好看，但許多讀者不知道作者講了什么，也不明白為什么發生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事件的背景與關聯因素有哪些。因此，這樣的報道不能稱之為深度報道。而調查性報道是所有深度報道中最應該具有“深刻”、“全面”特征的報道樣式。

根據所報道問題的類型不同，調查性報道可分三類：突發事件類調查報道、專題問題類調查報道、歷史真相類調查報道。

突發事件類調查報道是媒體針對新近發生的一些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突發事件進行的深度挖掘與真相調查，它是一種對動態問題的調查報道，也是目前調查性報道的主體。例如，2003年《南方都市報》的《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2005年我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河北“定州村民被襲事件”調查》，均屬于此類報道。

專題問題類調查報道是媒體針對某一專題問題（包括社會熱點、難度、疑點、焦點問題）進行的深度調查性報道，是一種靜態問題的調查報道，這類報道能夠最充分地實現公眾知情權，為公眾提供解疑釋惑的服務。例如我在《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發表的《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2010年發表的《山西疫苗亂象調查》就屬于此類報道。

歷史真相類調查報道是媒體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真相的再調查，揭出歷史事件真實原貌，這也是一種靜態問題的調查報道。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中國記者楊繼繩的《墓碑》、《文藝春秋》發表的《田中角榮研究-—金脈和人脈》，均屬此類。

中國調查性報道呈“駝峰狀”發展趨勢

寬泛意義上所講的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大約有100年的歷程，與美國調查性報道誕生的時間相吻合。最早的政治黑幕揭發者，有1903年被慈禧下旨活活杖斃的沈藎；還有同樣終年于31歲的黃遠生，1915年12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市都板街廣州樓菜館門口被槍殺，做記者僅4年。

但是按照專業主義的角度看，真正嚴格定義上的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大約也僅僅十多年的歷程。我以為當從1998年《財經》雜志的創辦算起。《財經》與這個時期同樣致力于揭發黑幕的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一起將調查性報道定位在“捍衛公眾利益”、“揭發黑幕”、“記者獨立調查”這樣三個核心特征上，并以此為選題的要件，尤其是《新聞調查》當時的選題要求必須是揭發黑幕的，這是最為核心的要求。

經過十多年的跌宕起伏的發展，中國調查性報道的發展軌跡呈現為“駝峰狀”波浪式發展情景，我將之分為四個時期。

首先是成長期：1998年《財經》雜志創辦至2002年，標志著調查性報道在中國興起。

第一個高峰期在2003年，以《南方都市報》孫志剛事件報道以及中央電視臺評選出中國八大風云記者為主要標志。八個風云記者除軍事記者冀惠彥外，其他均是揭黑記者。

第一個低谷期始于2004年，有關部門針對全國性的輿論監督情形，出臺了不得跨地區跨行業監督的“兩跨文件”，2005年、2006年調查性報道滑坡。

第二個高峰期在2007年，《財經》雜志發表了《誰的魯能》揭發了當下轉型中國“黑箱私有化”背景下，個別人“合法”瓜分國有資產的黑幕。

第二個低谷期在2008年和2009年，北京奧運會、建國60周年為各大媒體報道的主旋律，調查性報道進入第二個低谷期。

第三個高峰期在2010年，上半年與下半年分別出現了《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以及《南方都市報》的《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因此把中國調查性報道再度推向一個高峰。

總體觀察，嚴格定義上的中國調查性報道這十多年來呈現以下態勢：1.越來越多的記者投身揭黑報道；2.越來越多的媒體介入揭黑報道；3.越來越多的好報道、好欄目在中國出現；4.調查性報道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5.全社會越來越重視與尊重調查報道記者。

選題確定要緊扣重點、難點和疑點

要寫出一篇好的調查性報道，首要條件便是獲得有價值的新聞線索。獲取新聞線索的路徑主要有線人報料、公開的報道、同行推薦、內參及政府的相關文件、相關會議、網絡信息（著名的公眾BBS、部分博客等）、親朋間信息交流、讀者來信，等等。

對線索的判斷，是做好選題的前提條件。一般來說，線索首先應具有公共性。公眾所關注與感興趣的難點、疑點、重點、焦點問題，或者關注者范圍廣的熱門話題等，往往都是調查性報道選擇的題材。在選擇調查性報道的題材時要緊緊抓住公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疑點問題，挖掘新聞背后的新聞，事實背后的事實，剖析事理，切中時弊，直逼要害，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其次是重要性。重要性的強弱取決于“新聞報道的主題將以某種方式對多少人的生活產生影響”。對讀者影響越多、直接影響越大、產生的影響越迅速，則新聞價值越大。

故事性和獨家性的要求不可忽視。選題必須關注題材的曲折性、沖突性、顯著性、異常性（荒誕性）、人情味，這是從受眾閱讀角度的一個重要考量。而且最好獨此一家的報道，如果大家都做過，那就要做到別人做不到的深度，發現別人不能發現的內幕。

另外，時效性同樣是考量調查性報道的一個要件。對歷史題材而言，只要有深度，無論是怎樣的調查，對于大眾傳媒而言，都是新聞。

采訪的過程是尋找證據的過程

“罵一個人是流氓不是本事，證明一個人是流氓才是本事。”情緒沒有任何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是事實與證據。我們所進行的調查采訪與查找文字材料的工作其實都是為了取得證據。調查性報道的真諦就是追問、求證，通過不斷地追問、求證，找到最能說明事實真相的證據。

因此，調查性報道成敗的關鍵在采訪調查。一個好的調查性報道其工作量配置應該是：10%用于選題遴選；75%用于采訪調查；10%用于思考梳理；5%用于新聞寫作。

一名記者要做好調查性報道，首先必須堅持不斷研究。所有成功的調查性報道工作過程，其實都是專題研究的過程，調查性報道不僅僅是偵察、訪問、核實，更多的是對于大量已知或未知情況的不斷研究與分析工作。而做好調查前的背景資料的搜集研究，是完成整體調查采訪的基礎，只有如此，才能制訂出周密的采訪計劃，并梳理出事情的主要問題之所在。

采訪必須堅持現場原則，這是剛性要求，即深入到新聞事件現場求證采訪，沒有在事件現場的求證過程，一般談不上是真正的調查性報道。在信息來源方面，即每篇調查報道中，準確信源不能少于6個，即事件中的正方、反方、中立方均應該采訪到；其他相關各方應該采訪到；事情關聯的相關各級機關努力采訪到。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會是有偏見的，所以單一的信源就可能出現偏頗或不準確，即偏聽則暗，兼聽則明。要全面立體的呈現事實，只有進行眾多的采訪與核實，才能夠盡可能的呈現出一個更加逼近真相的事實來。

精確的報道才是客觀的報道。對于各方面的說法與情況介紹都要尋找證據，以求證其真實性、準確性。揭發報道常常面臨各種各樣的反撲，為了確保記者自己的安全，也要確保證據齊全。有了鐵的證據，才能夠呈現事實的真相。在尋找證據過程中，我個人認為，物證高于書證，書證高于人證。對于調查中所獲得的證據，要妥為保管，必要時請專業機構做證據保全。相關證據至少保存兩年，因為現行民事訴訟的時效是兩年。

要求寫出的每一個字都有證據支撐，要求提供證據的人按指印，而且要有錄音、錄像。記者要將所有的證據復制之后，把第一手證據全部交到編輯部，編輯部拿到所有證據之后，再考慮編發稿件。總之，不能為了好讀而犧牲與影響新聞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否則就是本末倒置！

準確和平實——調查性報道寫作基本要求

準確是調查性報道寫作的首要要求。記者要抱定“寧可喪失部分新聞時效，也要確保事實準確；寧愿不登，也要準確”的決心，對不能確定的事實，一定要舍得放棄；對于關鍵事實，一定要核實、核實再核實；一篇文章的直接引語不能少于10處，要客觀展示當事人的原話，做到原汁原味，也就是說：要求無一字一句無出處。

新聞專業的基石是真實，而平白樸實的語言是最能夠實現真實準確表達的語言，平實是調查性報道寫作的語言要求，記者要學會保守地、謹慎地寫作，寫新聞永遠不能文學化、情緒化，更不能慷慨激昂、隨意宣泄。

150年前，即1861年美聯社記者戈貝賴特便說過：“我們的行當是傳播事實。我的指導原則不允許我就我所傳播的事實做任何評論，我只限于報道事實。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堅持用超然客觀的姿態寫作，即“機器人寫作”—保持置身事件之外的陌生人心態寫作，只限于陳述事實，不得有任何評論；不能為了追求可讀性而犧牲與影響新聞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客觀準確地展示事實乃是記者的本分，寫作新聞要求有律師的嚴謹做派，要有強大的邏輯鏈條，寫作時要學會留有余地，我們距離真相永遠是有距離的。

任何時候，記者要想到自己交出來的稿件就是最后的終稿、成品，是公開與讀者見面的。不要有任何依賴思想，想象自己就是編輯。要知道被監督對象連你的標點符號都要研究，他們會挖地三尺，一定要挖出你的問題，沒問題都要找出問題的。

為了保護自己，也要做得更加專業才是。可以說，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是逼出來的。

（本文刊載于《法治新聞傳播》2011年第2輯）

第五篇：調查報道

大學生觀看電影的心理、行為和態度的調查分析

(2011-01-28 11:32:00)轉載雜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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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八股文

大學生觀看電影的心理、行為和態度的調查分析 厲國剛 楊云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調查，獲得相關數據后，分析了大學生觀看電影的心理、行為和態度等，以求通過大學生這一觀眾群體來了解我國電影觀眾的特性和電影文化的現狀，分析我國電影產業面臨的問題，并為探尋可能的出路提供依據。【關 鍵 詞】國產電影 電影院 電影文化 大學生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業余生活時間逐漸增多，休閑娛樂內容也日益豐富多樣，電影作為一項雅俗共賞的娛樂活動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而在電影觀眾群體中大學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同時因其兼具了電影的藝術與商業雙重身份所延伸出的藝術探索和輕松娛樂兩種相對典型性的受眾心理特點，研究他們的審美情趣和觀影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了解當前眾多電影觀眾的特性。為此，本次調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大學生群體收看電影的具體情況，并加以分析和探討。

本次調查在今年四、五月間展開，為期約三周時間。考慮到研究成本和操作的可行性、便利性，隨機選取了杭州下沙高教園區的五所大學，共發放了調查問卷450份，回收有效問卷422份，回收率為93.8％。其中男生178人，占42.2％，女生244人，占57.8％，女生略多于男生。

具體調查主要由選修《大眾傳媒文化》課程的部分同學實施。采用的調查方式以書面問卷調查為主，同時也結合了網絡調查等形式。

調查的主要內容圍繞著大學生對電影的接觸度、喜好度、觀影動機、觀影途徑、觀影行為及對電影的認知、評價、態度等幾個方面展開。下面就這次調查結果做分析。1.大學生對電影的接觸較多，喜好度頗高

本文對大學生電影接觸度的調查，在對調查結果匯總梳理后發現，6.5%的大學生最近一個月來一部也沒看，53％的大學生看了1—5部，29.1％的大學生看了6—10部，而看了10部以上的占11.3％，中位數是5部，可見，大學生對電影的接觸程度相當高。

就大學生對電影的喜好度而言，回答“非常喜歡”的占23.7%，“比較喜歡”的占51.4%，二者合計達75.1％之巨，回答“一般”的占22%，表示“不太喜歡”的有2.6%，沒有人“很討厭”。這表明了電影這一集娛樂休閑、教育科普、藝術品味等于一身的文化藝術形式在大學生群體中具有較明顯的受喜愛程度。

從性別分析來看，男女之間在電影的接觸度和喜好度方面差別不明顯。

2．大學生看電影主要出于娛樂放松的目的，不少人也看重其藝術性，為精彩的經典情節而看

在被問到看電影的主要原因時，有51.9%的被調查者回答“娛樂放松”，此外，“為精彩的經典情節而看”占43.8%，“為大片新片而看”占30.6%，為了“豐富見識或感悟生活”的占26.5%，為了“關注自己喜歡的明星”的占28.2%，“為學習外語”占13.7%，“其他”占0.9%。因此，大學生觀看電影的最主要動機為“娛樂放松”和“為精彩的經典情節而看”，這也可以概述為娛樂性是大多數大學生看電影的動機，而藝術性也是一個被看重的電影元素。娛樂放松與藝術享受，也正是電影的商業與藝術的雙重特性所延伸出來的受眾觀影動機的反映。3．從喜歡的電影類型與電影產地來看，呈現集中化態勢 對“您所喜歡的影片類型”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最喜歡的影片類型依次是喜劇片（51.9%）、動作片

（47.4%）、愛情片（42.4%）、科幻片（28%）、動畫片（27.5%）、文藝片（25.1%）、故事片

（23.9%）、懸疑驚悚片（23.7%）、戰爭片（19.7%）、歷史紀實片（13%）。可見，從大學生所喜歡的電影類型上看，喜劇片、動作片、愛情片在觀影群體中呈現集中化趨勢，三者所占比例均在五成左右。喜劇片在大學生最喜歡的影片類型中占據了首位，這與大學生觀影的動機密不可分。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大學生看電影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娛樂放松，而喜劇片正是以或詼諧幽默、或搞笑另類的風格滿足了他們的這一觀影需求。

通過性別分析，發現男女之間在最喜歡的影片類型上差別較大。就男生而言，他們最喜歡的影片類型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動作片（64.6%）、科幻片（44.9%）、戰爭片（40.4%）、喜劇片（40.4%）、驚悚片（30.9%）。而女生最喜歡的影片類型依次是喜劇片（60.2%）、愛情片（53.7%）、動作片（34.8%）、動畫片（32.4%）、文藝片（27.5%）。這與男女兩性的心理特點直接相關，男性相對而言更加側重追求視聽美感的享受，對恢宏大氣、場面壯觀的動作片、科幻片、戰爭片更為青睞。而女性則更加側重尋求情感寄托，感情細膩，偏于感性思維，自然對喜劇片、愛情片、文藝片情有獨鐘。

關于大學生對電影產地的偏好，調查顯示，美國電影最受喜歡，占51.4%，其次是歐洲，占22%，港臺，占20.9%。接下來依次是中國大陸（16.6%），韓國（14.7%），日本（7.8%），其他（1.4%）。顯然，中國大陸電影并未得到大學生的推崇，對大學生的吸引力不強。分性別來看，男生對于歐美電影較女生更為喜歡，而女生對于韓國等亞洲地區的電影比男生更喜歡些。其中，男生中66.9%最喜歡美國電影，女生為34.8%；26.4%的男生最喜歡歐洲電影，女生為18.9%；而對于韓國電影，男女之間比例相差有一倍強，男生為8.4%，女生為19.3%。這種差異與不同國家的影片在風格和類型上明顯不同有很大關系，歐美電影中科幻片、戰爭片相對較多，對男生有吸引力，而韓日則愛情片較多，對女生吸引力較大。此外，也與大學生在觀看電影時所注重的因素有較大關系。調查顯示，影片對大學生的吸引力主要體現在情節（72.5%）、題材（45.5%）、演員（42.9%）、視聽效果（41.5%）、思想性（35.8%），此外為導演（6.6%）、票房（5%）、獲獎（2.6%）、其他（0.9%）。應當說，從整體上來看，歐美電影在情節設計、題材選取、演員角色塑造、制作水準以及所彰顯的思想內涵方面都較我國大陸電影有客觀的優勢，再加上美國電影以及香港電影多年來一直處于一個系統和完善的電影工業循環之中，己經開拓了較為穩固和良好的受眾市場，他們在大學生中的受喜愛是不難理解的。

在“視聽效果”、“導演”與“演員”方面，男女之間差異明顯。其中，53.4%的男生更注重視聽效果，而女生為32.8%；因導演因素而去觀看電影的男生為11.8%，女生為2.9%；在演員于影片的吸引力方面，女生為52%，男生為30.3%。這說明了男生更加注重電影的視聽效果，對恢宏大氣、場面壯觀的影片更為青睞，而女性更側重于尋求情感寄托，偏于感性思維，對韓國電影以及好萊塢電影中所涌現出的俊男美女、好萊塢巨星更為追捧，她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是追星族，因此在觀看電影時也更為注重演員等個人因素。

4．通過網絡觀看電影成了絕大多數大學生的首選，去電影院的比例很少

隨著媒體的日益發展，人們觀看電影的方式與途徑也日趨多樣化。在被調查對象中，最經常觀看電影的途徑是通過網絡，占84.8％；其次是通過電視（上的電影節目），占19.2％；再次為去電影院觀看，占15.4％。另外依次是“在教室看”（9.5％），“VCD或DVD”（8.1％），“其他”（0.5％），“錄像廳”（0.1％）。通過性別分析，通過電視（上的電影節目）來進行觀看的差異較大，男生為12.4％，女生為24.2％，其他差別不大。這與女性為電視媒介的主要觀眾直接相關。

可以說，網絡時代已經到來，大學生作為網絡媒體的重度接觸者，通過網絡觀看電影漸成潮流。這與網絡的普及性、便捷性、共享性與經濟性有很大關系。電影院作為一種傳統的觀影方式，并未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選擇去電影院觀看電影的比例只有15.4％。在被問到“您最近一次去影院看電影距離現在有多長時間”時，回答“1個月內”的占23.7%，“1－6個月”的占24.4%，“7－12個月”的占10.2%，“13－24個月”的占5.5%，“24個月以上”的達36.3%，男生回答“24個月以上”的比例更是高達43.3%。這說明許多人長期地遠離電影院，幾乎不去電影院看電影，這顯然不利于我國電影產業的發展。美國電影業的發達與其有龐大的青少年觀眾群是分不開的，為此我國電影業有必要加強營銷，吸引更多的人前往電影院看電影。在“影響您不去電影院看電影的主要因素”的回答中，“票價高”的占44.3%，“有其他渠道（網絡）可看”的占43.4%，“沒時間”的占23.7%，“沒興趣”的占16.4%，“交通不便”的占15.9%，“其他”為4.5%。其中，女生中有52.5%是因為票價高而不去電影院看電影，50.6%的男生是因為可以通過其他的渠道觀看電影。可見，票價高與網絡上影視資源獲取的便捷性、經濟性是大學生不去電影院看電影的主要原因。大學生畢竟是無經濟收入的純消費群體。

關于大學生所能接受的去電影院看電影的票價問題，15.2%的被調查者認同5元以下，19%接受5－10元，回答“10－15元”的有23.7%，“16－25元”的占15.6%，“26－40元的”占21.3%，5.2%的被調查者接受40元以上的電影院票價。接受15元以內的比例為57.9％，其中，女生選擇15元以內的比例為65.2%，遠高于男生的47.7%，而選擇16元以上的男生比例要高于女生，男生為52.3％，女生為34.8％。這說明女生對價格高度敏感，如果降價將有可能吸引不少的女性觀眾。

關于去電影院觀看電影的原因，調查顯示，因“約會需要”的占36.7%，“影片本身的號召力”占33.4%，“感受好萊塢大片的視覺沖擊”占26.5%，“打折/贈票”占21.8%，“關注參演的明星”占15.6%，“常規的文化/社交消費”占13.5%，“好友推薦”占11.8%，“其他”為4.5%。除“打折/贈票”與“關注參演的明星”項，男女有一定差別外（女生中有29.5%的人是因為有打折/贈票，男生為21.7％；11.2%的女生是因為關注參演的明星，男生為7.3%），其他選項男女間差別不大。調查結果說明，由于約會等社交需要是大學生去電影院看電影的主要原因，由于電影本身的因素（包括視聽效果），也是重要的原因。而打折、贈票等價格因素，吸引女生去電影院的比例較高，不少女生也會因為電影中有喜愛的明星而去電影院觀看。

大學生除了觀影的途徑主要以網絡為主之外，他們對最新電影資訊的了解也大多借助網絡，占67.8%，其他為報刊雜志（44.3%）、聽別人說的（28.4%）、電視（21.3%）、電影海報（20.6%）、廣播（2.4%），另有1.9%的被調查者不關注。就男女性別分析，除通過電影海報項有一定差別外（女生25.4%，男生14%），其他比例趨于一致。可見，對于電影資訊的宣傳渠道，可以考慮更多地傾向于網絡媒體。5.大學生觀看電影的行為調查

在“您一般會和誰一起看電影”項的調查中，63%是與朋友同學一起，33.9%是約會男(女)朋友，6.9%是陪同父母長輩，5.5%是一個人去觀看，“其他”項為1.7%。整體而言，大學生較多地與朋友同學和戀人一起看電影，電影成了一種聚會或約會，增進彼此的感情的方式。而陪同父母長輩一起看電影的情況很少，究其原因，一是大學生在家時間不長，有時間上的局限性；二是在觀看口味與類型上出現代溝；三是在電影市場中較少老少皆宜的影片。相對而言，女生較男生更傾向于與朋友同學一起（女生為67.2%，男生為57.3%）、陪同父母長輩，而男生則較多地為約會戀人（男生為39.3%，女生為29.9%）或獨立看電影。

關于大學生對觀看外國電影的原配音選擇上，76.8%的被調查者選擇原音觀看，10.7%選擇中文配音，其他則持無所謂態度。大學生英語水平相對較好，在觀看電影時頗為看重那種原汁原味的氛圍。

6．大學生對電影的認知、評價和態度

關于電影在哪些方面對大學生有較大的影響，回答“改變看待事物的角度（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占59％，41.2%的被調查者認為看電影對他們平時行為處事的方式態度有影響，回答“時裝時尚方面的導向”的占31%，“語言”占24.6%，其他為5.2%。男女間除“語言”項無明顯差異外，“改變看待事物的角度（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男生為53.4%，女生為63.1%）、“平時行為處事的方式態度”（男生為35.4%，女生為45.5%）和“時裝時尚方面的導向”（男生為26.4%，女生為34.4%）方面均有一定差別。隨著西方電影的大量入侵，其價值觀乃至意識形態也潛移默化地得以滲透，它們將其所宣揚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形象化、生活化、情感化，對大學生思想與行為上的影響是巨大的。由于青年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定型，社會化過程還在進行，心理發展具有鮮明的過渡性質，他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往往會通過相同認識的共鳴與反差認識的沖擊而不斷整合與變動。調查顯示，大學生對含色情暴力內容影片的看法較為理性也較為開放，回答“只要對影片的主旨表達有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要注意一個度的問題”的占52.4%；認為“人大了，自己有判斷力了，小孩子還是別看的好”的占27.5%；回答“這是每個人的可選擇的權利，沒必要禁止”的有12.8%，男生更是高達21.9%；回答“很排斥，但別人看不看與我無關”的占5%，其中男性為3.4%，女性為6.1%；認為“無所謂，偶爾看看，消遣消遣”的占3.3%（男性為5.6%，女性為1.6%）；也有不少的人認為應該禁止。相對而言，男生更傾向于接受，而女生傾向于排斥。大學時期正是性成熟和易于模仿的階段，但特殊的社會角色決定了大學生又必然處于性壓抑，外在評價與內心感受相沖突的階段，這種矛盾必須正確引導，使其形成正確的性觀念和規范坐標，如果正面引導不夠的話，很容易影響到其未來的發展。那么，中國電影是否有必要學習西方實行分級制呢？38.9%的大學生認為“要分級，這樣才能保證未成年人不看到暴力色情的影片”；28.8%認為“不必分級，但要把好關，保證內容健康積極向上就行”；13.5%認為“反正網上都能搜到，分了也沒用”，其中男生高達22.4%；另外18.8%持“無所謂，與我無關”的態度。整體而言，對于電影分級，支持和反對的大學生勢均力敵。7.結語

從調查結果來看，就像可口可樂、麥當勞一樣，西方電影，特別是好萊塢電影，也以它不同的生活形態和藝術表現，以及不同的價值觀念占領了我國電影市場相當大的份額，包括大學生這一年輕而重要的受眾群體，這是值得反思和重視的。

當前，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愈演愈烈，各國的文化交流和沖突日趨明顯，我國電影業顯然已受到了來自西方國家電影的滲透和挑戰，一系列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面臨著全球化浪潮對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全方面影響，中國大陸電影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全球化與現代化以及民族化的多重悖論之中”。①可以說，已到了迫在眉睫，必須尋求創新突破的時候了。近年來，中國大陸本土電影每年生產上百部，但其中大多數并不能及時有效地進入到國內影院發行，有些被禁，有些由于資金等其他問題所限。而美國和印度等國家每年有上千部電影進入商業運轉，在這樣的競爭格局下，談我國民族電影業與好萊塢電影的抗衡，無異于螳臂擋車。“?民族電影?這個概念在中國成為一小部分藝術電影和每年政府投資拍攝的沒有票房的?主旋律電影?的可憐拼湊”。②顯然，我國電影產業的出路堪憂。

“美國電影是在工業化的商業機制里運轉，中國電影是在計劃下的政治體系里運轉，少數中國藝術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對于中國電影工業來說沒有任何大的起色和良性循環”。③為此，有必要解決我國民族電影業中各個環節的弊病，建立良好的市場運作機制，鼓勵個性化電影與商業主流電影共存，減少政府對于電影創作的干涉，重建相對寬松的審查制度，規范電影產業環境，是拯救目前國產電影的必經之路。而將富有我國文化、民族特色的，又有時代感、全球化特性的電影給廣大觀眾，并將我國電影推向世界，提升我國的電影文化競爭力和影響力，這應該是我國文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注釋： ①蔡曉芳：《大學生視野中的中國大陸電影調查研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第169頁。

②郭小櫓：《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電影——一次有關電影的調查報告》，《電影藝術》，2001年03期，第23頁。③同上，第70頁。

（該文為浙江省社科聯普及課題成果之一，課題編號：2007081。以及浙江工商大學高教課題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