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校技術轉移的主要障礙分析（共）

高校技術轉移的主要障礙分析

高等院校作為重要的科研機構之一，擁有強大的科技資源，在“科技強國”的大環境下，如何充分利用其科技資源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經濟發展，國內各高校做了許多有益的實踐和探索。囿于國家現有體制機制等原因，高校在技術轉移問題上存在多重困惑和障礙

一、高校專利申請和授權的概況

三十余年以來，尤其是2006年以來，我國高校的發明創造呈現爆炸式增長狀態，以專利申請和授權為例，高等院校已經成為專利申請和被授權的重要主體。比如2011年，我國國內職務發明申請共324224件，其中企業申請231551件，所占比重為71.4%；高等院校申請63028件，所占比重為19.4%；科研單位申請25222件，所占比重為7.8%件；機關團體申請4423件，所占比重為1.4%。同樣，2011年國內職務發明技術類授權情況是，企業授權58364件，所占比重為61.4%；高等院校授權26616件，占28.0%；科研單位授權9238件，占9.7%；機關團體授權851件，占0.9%。

我國高校職務發明申請和授權數量在國內職務發明技術類申請和授權的比例分別如下圖:

圖1.1 2011年國內職務發明技術類申請主體分布圖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公布的2012年第02期技術類統計簡報）

圖1.2 2011年國內職務發明技術類授權主體分布圖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公布的2012年第02期技術類統計簡報）

由上圖可見，高等院校在我國在職務發明申請和授權數量所占比例方面位居第二，是國內技術類申請各方中僅次于企業的重要主體之一。同時，我們從高等院校技術類授權所占比重（28.0%）遠遠高于其技術類申請所占比重（19.4%）的分布情況可以推測，高等院校的技術類申請中的所體現的潛在無形資產資源質量要遠遠高于其他各方的技術類申請中所體現的潛在無形資產資源質量，也說明高等院校作為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在服務社會、服務經濟發展、實踐“科技強國”戰略方面正日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高校技術轉移的主要障礙

盡管我國高校技術科技成果申請和授權數量巨大，但技術轉移工作卻存在重大障礙因素，從而造成科技成果大量閑置和流失。技術轉移的主要障礙如下：

（一）國家和社會整體上重視申請、輕轉化的氛圍，導致科技成果申請的數量大幅攀升，有市場價值的科技成果比例較小

目前國家和地方對專利等科技成果的數量非常重視，從資金資助上對專利的申請進行獎勵，而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獎勵、激勵政策相對不足，從而導致大量垃圾專利、無價值專利的產生。而美國大部分高校每年申請的專利不足100件。

（二）無形資產多頭管理，反而導致無人管理

《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規定，高校資產管理機關負責無形資產的監督管理。教育部《高校財務制度》規定，高校財務處室對無形資產的處置行為實施財務管理。教育部《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的規定，高校應當設立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統籌管理知識產權工作，一般歸口于科技處室。這樣一來，在科技成果無形資產的管理方面，就存在高校科技部門、資產監管部門和財務部門三個機構共同管理的情況。但是，科技成果具有較強的時效性特征，從專利權、技術秘密權等以權利為表現形式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專利、技術秘密等以無形資產為表現形式的科技成果，往往要經過報批、審計、評估等程序。

多頭管理的結果是：其一，科技成果形成時歸高校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因程序復雜，極少有高校將所有的科技成果知識產權列入高校資產管理體系，從而導致各高校的無形資產大部分飄在賬外,明明擁有大量的無形資產資源,卻在會計賬表和現有的信息系統中幾乎沒有反映；其二，只有極少數科技成果在處置或轉化時，才進入資產管理部門和財務部門的視野，且程序復雜，反而阻礙了成果的轉化。

（三）無形資產處置機構不健全，且程序復雜

在教育部《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規定，高校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統籌管理知識產權工作的情況下，高校科技處室一般主管專利的申請事項，加上目前國家整體上重申請、輕轉化政策，目前在無形資產處置上的現狀是：高校要么沒有知識產權轉化機構，要么轉化機構在現有體制下無所適從。而美國斯坦福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大多數高校設置有技術轉移辦公室（TTO）負責技術轉移工作，并取得了大量成效，形成了諸如硅谷等新興產業技術集聚效應。另一方面，當發生專利技術的轉讓、授權等事項時，要根據國有資產處置的要求對專利等進行評估，然后根據資產變動數額的大小負責向教育主管部門上報審批。這樣就犧牲了科技成果與市場對接的寶貴時間。

（四）缺乏專利運營的體制機制，導致高校科技成果無法與社會對接

高校科技成果要與社會對接，首先要存在與社會對接的通道，從內部來講，需要存在技術轉移的機構，從外來講要鼓勵專利運營機構的設立和運轉。目前教育部僅允許高校存在一家資產公司，使得高校缺乏技術轉移的商業化運營機構。同時，社會上的專利運營機構也幾乎沒有。

自2000年高智發明進入中國并引起高層重視以來，相關專家對高智發明、高通公司、IBM等公司的專利運營模式進行了廣泛的調研，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專利運營公司作為專利管理的運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2012年5月，國內第一家專利運營機構北京知識產權運營公司的成立，揭開了國內專利運營機構設立的序幕，對國內專利運營事業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

（五）技術轉移的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相對缺失，無法刺激創新能力的提升

高校是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商業化的重要力量。高校應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知識創新的中心、科技型企業的孵化器、高新技術的輻射源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智力支柱等多重角色。在我國科研體制和創新體系中，對大學技術轉移的考核制度相對缺失，似乎大學、科研院所進行技術轉移只是份外之事，只是教授和研究員的業余工作。政府或國家對于高校技術轉移的考核制度和激勵制度規定極少。1999年3月科技部等部委發布的《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2007年4月上海市政府發布的《上海市發明創造的權利歸屬與職務獎酬實施辦法》，2009年12月2日，北京市科委等機關下發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股權投資暫行辦法》，均從不同方面規定了對科技成果完成人的獎勵和激勵數額。尤其是 2012年1月南京市委、市政府于頒發的《深化南京國家科技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建設打造中國人才與創業創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采取了個高的獎勵辦法。但這些規定只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技術轉移知識產權激勵政策上的一些有益嘗試，在國家層面上尚缺乏類似的規定。因此，針對高校技術轉移績效考核制度，將技術轉移工作納入大學科研院所的年度績效考核目標，并制訂適當的激勵政策，已經是當務之急。

（六）技術無形資產投資相對缺失，使得高校技術資本化無法實現

高校的技術轉移一般采用技術轉讓、實施許可、技術入股等方式。采用技術轉讓和實施許可方式實現技術轉移，發明人或產權人可以較為直接和簡單地拿到費用，因此這兩種方式被高校廣為采用。相比技術轉讓和實施許可方式，采用技術入股方式，發明人或產權人獲取收益的周期較長，并且在法律上存在重大障礙，因此在實踐中較少采用，從而造成技術類無形資產投資相對缺失的狀態。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部《關于積極發展規范管理高校科技產業的指導意見》。2005年10月教育部《關于積極發展規范管理高校科技產業的指導意見》規定，高校資產公司是高校無形資產的唯一投資主體，高校資產公司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任務。但在實踐中，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工作由高校的科研處（室）管理，而科研處（室）卻無可以進行商業運作的公司作為合法的持股主體，造成技術持股無法開展的被動局面。另一方面，技術資產入股投資之后，由于技術股份回收收益的周期較長，要想轉讓股份獲取利益，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以公司負債率為根本依據，高校資產公司為避免負債率過大，從而導致沒有達到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目的，往往拒絕采用技術入股方式促進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

（七）專利侵權行為的賠數額過低，導致專利侵權案件屢禁不絕 盡管2013年新修改的專利法第65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但是，眾所周知，專利侵權的調查取證難度巨大，卻權利人損失數額難以確定。在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賠償。賠償數額過低，造成侵權行為的成本低廉，在客觀上刺激或放縱了侵權行為的發生。

三、高校技術轉移體制機制的建議

高校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技術轉移工作充分體現了高校服務國家經濟和企業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體制機制的建設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雖然規定了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高校的技術轉移工作起到了促進工作，1999年教育部《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對高校知識產權的保護做了規定，但僅限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并非知識產權的管理的全面性規定。大學技術轉移工作固然可以適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相關規定，但由于高校技術轉移工作的特殊性，有必要制訂一部針對大學技術轉移的《大學技術轉移法》，對大學技術轉移的下列問題做出統一的規定。

（一）強化對有市場價值的科技成果的資助力度

通過強化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獎勵、激勵政策，鼓勵有市場價值專利的形成和產生，從而促進大學創新能力的提升。

（二）改變多頭管理的現狀，允許高校技術轉移機構統一處置無形資產

鼓勵高校設置知識產權管理委員會，同時設置技術轉移辦公室統籌管理技術轉移工作。技術轉移辦公室有權對科技成果統一處置。不再要求科技成果在處置前統一入賬，而是規定在技術轉移成功后才歸屬學校資產管理體系。

（三）簡化無形資產處置的程序，在技術轉移方面賦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權

在技術轉移辦公室有權對科技成果統一處置的前提下，在發生專利技術的轉讓、授權、投資入股等事項時，可由學校和市場自行協商確定專利處置的價值，且在專利資產變動數額的巨大（比如超過5000萬）時向教育主管部門審批。

（四）校內允許技術轉移辦公室設立技術轉移商業化公司，校外鼓勵專利運營機構的設立和運營

改變教育部《關于積極發展規范管理高校科技產業的指導意見》一個學校只能有一個資產公司的規定，由技術轉移辦公室負責技術轉移的行政事務，技術轉移商業化公司負責商業化運作，使高校科技成果與社會或市場充分對接。同時鼓勵或允許地方參照北京知識產權運營公司，促進國內專利運營實體的產生。

（五）改變現有技術轉移的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

從國家整體上制訂發明創造的權利歸屬與職務獎酬實施辦法，提高對科技成果完成人的獎勵和激勵數額，尤其是鼓勵高校采用科技成果完成人投資入股自辦或合作開辦企業，同時建立針對高校技術轉移績效考核制度，將技術轉移工作納入大學科研院所的年度績效考核目標。

（六）改變專利法對專利侵權行為的賠數額過低的規定，加大侵權行為的賠償力度。

第二篇：高校技術轉移中心的功能

技術轉移作為高校服務社會的一種具體表現手段, 是構成國家自主創新體系的關鍵環節, 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和社會經濟進步的要求, 是衡量現代高校的一個重要標準, 也是高校履行三大任務的重要良機和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高校技術轉移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它可以把高校的科研、技術、人才等優勢直接、快速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有力地推動行業技術進步與發展，實現技術研究與開發的經濟和社會雙重效益;同時，它可以參與到經濟發展的主戰場，推動所在地方及國家的經濟發展，實現學校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高校技術轉移中心的宗旨是實現高校科技成果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從到科技成果到商業產品的轉化，實現其商業價值；通過技術服務進一步促進高校優化調整學科專業結構，促進大學生就業創業、促進高校深化科研管理體制改革，實現科技成果轉化反哺科研和教學的良性互動，推動高等教育真正實現率先發展、創新發展和科學發展；進一步推動學校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融合，有利于進一步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機制。

成立高校技術轉移中心，不僅能夠促進高校的技術轉移及科技成果轉化，同時對高校知識產權的保護、科研工作的發展以及人才隊伍的培養都具有重要意義：1.高校技術轉移中心可作為紐帶和橋梁，有效促進高校技術轉移和科技成果轉化；2.高校技術轉移中心可加強高校的知識產權保護；3.高校技術轉移中心可促進高校科研工作更好發展；4.高校技術轉移中心有利于促進高校科研隊伍的穩定與發展。

高校技術轉移機構的主要職能包括：研發科技成果、申請技術專利、許可、轉讓及推廣科技成果；對內發布技術需求，對外發布技術信息；為企業提供技術咨詢、科研項目設計和技術服務等；為科技創業人員提供科技服務，并對科技成果轉化進行全過程跟蹤。

其主要功能分析如下：

1.技術集成利用高校轉移中心的技術資源優勢，對市場前景廣闊的技術成果進行開發研究和系統集成，為企業提供先進的成套可轉化成果，解決技術轉化中的技術成熟性、配套性問題，降低成果產業化的風險，增強企業對技術轉移的信心。

2.信息服務

廣泛收集、整理高校技術創新成果，將技術成果向社會進行展示、宣傳，為社會提供先進制造業各類信息，如行業發展、行業規劃等信息，形成集技術研發、推廣、擴散、產品化與產業化為一體的信息中心。

3.資金運作

對產業化前景良好的技術項目進行開發及包裝，向企業及政府有關職能部門進行推薦申報，吸引風險創業投資和政府科技計劃投資，為項目的啟動及深度開發尋求資金支持，從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4.咨詢服務

提供項目為核心的技術轉移一站式服務、技術咨詢服務，市場調研與開發服務、技術成果產權管理服務、技術交易服務、技術成果項目評估篩選與鑒定服務、各類人才培養服務，形成技術轉移各類服務為一體，為技術轉移提供重要依據，為企業投資項目出謀策劃，回避風險，提高技術轉移成交的信譽度和轉化率。

第三篇：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融資障礙分析論文

摘要：目前我國的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融資渠道不暢，融資方式單一。文章首先介紹了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常用的融資方式，然后從企業內外兩個方面分析了其所面臨的種種融資障礙。

關鍵詞：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融資；信息不對稱

高校中小科技企業作為我國高校科技產業的主要組成部分，近年來發展迅猛，部分企業已取得驕人的業績，成為高科技創新領域的生力軍。然而，由于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制約，特別是由于資金短缺，更多的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發展遭遇難題，并未達到其掌握的創新技術應回饋社會和企業本身應有的效應。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在進行融資時卻遭遇種種障礙，融資難已成為阻礙其發展的主要因素。

一、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常用的融資方式

（一）自有資金投入

高校自有資金投入是我國高校中小科技企業最主要的融資方式之一。在我國高校科技企業的發展實踐中，企業的啟動資金大多數來自于高校及高校產業集團的自有資金投入。這種方式有利于高校參與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從而有利于實現高校科技成果產業化，也能為高校創造一定的經濟效益。同時，高校自有資金投入，企業不需要對外支付利息和股息，不會發生融資費用，也不會減少企業的現金流量。除高校母體的自有資金投入以外，隨著企業的發展，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將自己的權益性資本不斷的注入企業，通過自身積累進行內部融資。

（二）銀行貸款

目前高校中小科技企業一般將銀行貸款作為企業外部融資的首選方式。我國絕大多數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負債方式是短期的銀行借款和商業信用，一般很少有長期負債。由于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融資渠道，銀行貸款成為其另一主要的融資方式。

除了上述兩種常用方式外，高校中小科技企業也在嘗試其他的融資方式，如風險投資、股權融資等，但這些方式在現階段受到種種限制，在實際中應用不多。

總的來說，我國的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目前的融資渠道不暢，融資方式單一。絕大多數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只能選擇內部融資和銀行貸款這兩種方式，資金來源非常少，大大束縛了企業的發展。

二、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融資障礙分析

（一）企業自有資本金嚴重不足

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初始規模多是由系辦、院辦研究所發展起來的，高校對其的資金投入非常有限。數年來，國家對高校用教學經費投資舉辦企業進行了宏觀調控，況且高校是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本身資金緊缺。而且高校經費是國家非經營性資產，而高校科技產業資金是經營性資產，前者不能隨意劃撥給后者。另外，我國高校科技企業普遍存在著上交學校利潤與繳納國家稅收的雙重任務，使得企業的積累劇減，企業經營資金出現困難，企業內部融資障礙很多。

（二）信息不對稱引起信用危機和逆向選擇問題

信息不對稱是金融市場上常見的現象，而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問題比大企業更加嚴重。因為大企業的公開信息很多，金融機構獲取相關信息的成本比較低。而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信息基本上是內部的，具有非透明性，導致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在尋求貸款和其他外部資本時很難提供相關的信用信息。由于信息不對稱，企業外部投資者處于很被動的局面。一些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在進行信息披露時，往往“揚長避短”，甚至出現信息欺詐的情況，最后直接損害了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群體形象，導致群體信用危機。另外，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多處于初創階段，由于創新本身的不確定性，技術先進性邊界的模糊，從而無法提供相關信息的精確資料，而且就算這些企業能提供這些相關資料，其真實性和完整性在銀行面前也大打折扣。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銀行在對企業進行信用評級時，對中小型科技企業的評價一般鑒定于D級客戶。如果是信用貸款，對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就非常不利。信息不對稱還會導致逆向選擇的產生。銀行為了嚴格控制自身的貸款風險，減少信貸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必然會減少對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貸款。

（三）銀行貸款非常有限

高校中小科技企業進行外部融資一般首選銀行貸款，但是銀行為了防范金融風險，1998年以來普遍推行了抵押、擔保制度，貸款條件越來越嚴，固定資產貸款越來越少，流動資金貸款期限越來越短。商業銀行貸款很多是根據企業的資信情況來決定的。而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大部分規模小、知名度不高、信用等級較低、市場前景不明朗，再加上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導致銀行對高校中小科技企業放貸的風險與收益不對稱，即銀行以貸款投入企業，一旦失敗將會損失貸款的全部本金和利息；而投資成功，則不論投資的收益有多高，銀行也只能收回本金和利息。另外，越是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和項目，風險越大。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在強調貸款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投資收益，如果對企業的發展前景不了解，自然不會輕易放貸。因此，銀行貸款與高校科技企業的運行特點相悖，銀行難以為高校中小科技企業提供可持續的融資。

（四）企業自身素質存在不足

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脫胎于高校，其管理者大部分是高校科研隊伍中的教學人員，這些人具有較強的科研能力，但是市場意識不強，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顯得有些乏力，管理水平低下。另外，高校中小科技企業還普遍存在設備落后、產業組織不合理、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低、產品不夠成熟等問題。從企業的財務狀況來說，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負債率高、流動負債比率高、內部積累偏低，其擴張能力和長期償債能力有限，不能吸引外部投資者，也缺乏內部融資的能力。

（五）政策和社會環境的制約

1、金融壟斷制度存在。隨著我國經濟制度的改革，民營企業、高技術企業、股份制企業迅速崛起，但是我國的金融市場基本上還是由國有銀行壟斷經營。融資格局與經濟增長格局之間嚴重不對稱，金融資源配置處于一種低效率狀態。金融壟斷形成兩個歧視，所有制歧視，仍以國有企業為服務重點；規模歧視，仍以大、中型企業為服務重點。高校中小科技企業融資服務體系缺位。

2、資本市場體系不健全。我國缺乏分級發展的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從誕生的那天起，股票發行額和上市公司選擇就受到規模限制，這些硬性條件是高校中小科技企業達不到的。雖然我國證券市場于2004年6月25日啟動了中小企業板。但目前中小企業板無法真正為中國的中小企業服務，因為中小企業版的上市標準與滬深兩市的上市標準沒有區別。這些使得高校中小科技企業基本不可能到資本市場進行融資。

3、風險投資

發展緩慢。我國風險投資業市場化程度不高，風險投資制度不符合國際慣例，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不完善，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如信托法）來制約，而且風險投資主要來源于政府撥款，形成了一種政府主導性的發展模式。由于資金來源有限，規模普遍偏小，難以達到分散風險、建立適度的投資組合的運作目的。同時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使許多國內的風險投資資金大量滯留在生產領域，也使外國的風險投資者望而卻步，不利于拓寬高校中小科技企業的融資渠道。

高校中小科技企業應該成為推動我國科技產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的生力軍，但是，由于目前融資障礙頗多，融資困難重重，大大影響了它們的發展。只有為高校中小科技企業拓寬融資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資方式，才能真正解決其資金短缺的瓶頸問題，高校中小科技企業才能取得更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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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西部旅游障礙分析

西部旅游業發展的障礙分析

[摘要]獨特的資源優勢和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為西部旅游業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條件，但思想觀念、管理體制、基礎設施和產品開發中的問題則成為了這一戰略實施的障礙，為此，必須從這四個方面入手，采取相應措施，促進西部旅游業跨越式發展。

[關鍵詞]旅游業；跨越式發展；西部地區

跨越式發展是西部旅游業發展的模式選擇，其含義主要是指發展速度快，要大步前進，而不是小步跟進，在短時間內，確立旅游產業的主導產業地位。從實踐看，這一模式具有可行性和現實意義。例如，在90年代以前，云南省還是一個旅游基礎設施落后、旅游產業規模弱小的邊疆省份，而在“九五”前4年，云南省國際旅游收入年均增長速度超過20％，大大高于全國12．7％的年均增長速度。截止到1999年底，云南省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數居全國第6位，旅游外匯收入居全國第7位，擁有涉外旅游飯店數居全國第2位。旅游業已成為有力促進云南省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和快速增長的主導產業，90年代云南省旅游業所走的就是一條跨越式發展的道路。

西部大開發的實施給西部旅游業跨越式發展帶來了發展契機，促進了旅游業在西部經濟中戰略地位的形成，但是，西部旅游業要實現跨越式增長必須首先克服制約具增長起步的障礙因素，為此需要政府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戰略舉措。

一、西部旅游產業跨越式發展所面臨的主要障礙

(一)觀念滯后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實現西部旅游業的跨越式發展，必然要實現旅游要素產權主體、市場交易主體和開發經營方式的多元化，這決定了西部旅游業首先要進行觀念的創新。

西部旅游業目前高成本低效率的開發模式是與陳舊的旅游業發展觀、資源觀密切相聯的。目前西部地區旅游業發展仍在走與東部地區旅游業“同構化”的道路，照搬東部的經驗，尚未挖掘西部特色，走出一條新路子。

西部旅游業觀念陳舊的原因在于，西部經濟發展落后，西部地區國有經濟改革進程普遍慢于東部沿海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旅游業跨越式發展必然要求觀念和思想的大解放，摒棄傳統的思維定勢，突破傳統的觀念障礙。

(二)體制創新不足

面對開放、多元化、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西部旅游業跨越式發展要求微觀和宏觀的管理體制盡快實現制度創新，扭轉經濟、社會效益不高的局面，但目前旅游業體制創新的步伐緩慢。

在企業制度方面，公司治理結構仍有待確立，一些旅游企業雖然在名義上按照現代公司

結構模式建立了管理組織結構，但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并未發揮組織功效，反而增加了機構數量，降低了管理效率，“一言堂”現象仍是國有及國有控股旅游企業的頑疾。

在旅游管理體制方面，盡管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政府管理機構雖然有所精簡和調整，但離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對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表現在：在決策方面，一些旅游管理部門延用計劃經濟下高度集權的領導模式，由長官意志代替企業行為，由行政命令代替市場規律，導致決策失誤；在市場參與方面，一些政府投資興辦并管理的旅游企業仍受到政府種種保護，導致了旅游業的壟斷經營和不公平競爭，降低了旅游資源配置效率；在市場管理方面，政府部門無法有效地對旅游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的監控，致使欺客、“宰客”的現象仍大量發生，使得一些外地游客視西部一些名勝游覽線路為“畏途”，最終放棄旅游計劃。

(三)基礎設施建設滯后

良好的旅游基礎設施是旅游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因為旅游景觀的吸引力不僅來自于其本身的旅游美學價值，也來自于其可進入性。建國50余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西部地區極為落后的基礎設施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與旅游產業蓬勃發展的要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以陜西省為例，陜西省內鐵路營業里程平均每平方公里0．013公里，低于湖北、河南等中部相鄰省份，貫通南北的干線鐵路還沒有打通，一些鐵路長期處于超飽和狀態。陜西公路網不完善，全省公路密度只有21公里／百平方公里，平均密度比東部少13公里。西安與周邊城市，如太原、武漢、重慶、成都、銀川等之間的公路交通大通道還未形成。全省高等級公路只有332公里，二級公路2469公里，全國排名24位，上述狀況嚴重制約了陜西實現旅游強省的戰略目標

。而西部其它一些省份的情況甚至更差，如甘肅敦煌這一世界知名的景點就囚交通小便而使旅游經濟效益受到嚴重影響。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目前尚未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礎設施投資渠道，投資嚴重依賴政府。

(四)產品結構單一化

西部地區旅游資源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點，具有開發多元旅游產品得天獨厚的條件，西部有青藏高原、九寨溝、峨眉山、黃河壺口瀑布、天山天池、祁連山冰川等著名天然旅游資源；更有以都江堰、秦兵馬俑、麗江古城、塔爾寺和布達拉宮為代表的世界級人文旅游資源。但西部地區對旅游資源開發利用非常不足。在東部地區，旅游業已形成了觀光旅游、度假旅游產品和特種旅游產品并存的多元化產品供給結構，而西部旅游的產品仍以觀光旅游產品為主。即使在觀光旅游產品中也仍存在著大量的重復現象，以相互簡單模仿為基本特征的“塑像熱”、“造廟熱”、“仿古一條街熱”、“人造景觀熱”輪番出現，致使旅游產品間的特色無法形成互補效應，產品的市場吸引力在相互抵消中下降。在激烈的國際和國內競爭中，西部資源優勢被開發不足的劣勢所抵消。1999年，西部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國際旅游的總收入為13．589億美元，僅占當年全國國際旅游收入的9．6％，只相當于廣東省國際旅游收入的41％，北京市的54％。

綜上所述，西部地區旅游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克服上述4個主要障礙，克服這些障礙，并非一蹴而就。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防止在發展規劃中對旅游產業發展的速度、規模及作用的過高預期，避免因為盲目地“上項目”、“輔攤子”而造成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應充分認識到旅游產業對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充分認識旅游業發展在西部中的重要地位，克服障礙因素，積極促進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二、實現西部地區旅游業跨越式發展的對策

(一)樹立市場化、協調化、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旅游業依靠優惠政策，依托國際市場，迅速得到了發展，因此，旅游業是我國市場化、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產業之一。但是，在西部旅游業發展中，應當反對兩種錯誤的觀念；一是由于西部經濟發展落后，計劃經濟思想影響大，因此，在旅游業發展中存在著普遍的依賴政府的思想。二是對旅游市場發展中出現的市場失靈問題認識不清，存在著盲目市場化思想。為此，應當堅持走市場化道路的同時，探索西部旅游業市場化發展特殊路徑，綜合運用政府職能及市場機制，解決旅游市場的市場失靈問題，促進旅游業在西部的快速發展。

地區間的不協調性是包括東部和西部在內的全國旅游業發展面臨的一個較大問題。因此，西部在發展旅游業時，應當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在與東部的旅游資源與產品的互補性開發和利用中實現與東部的互動式協調發展，進而促進自身和全國旅游業的健康發展。

由于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思想的影響，西部落后地區極易在“旅游扶貧”的名義下放任竭澤而漁的開發行為，進而造成地區經濟“資源空心化”現象。國家環保總局發布調查報告指出，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呈現功能性紊亂，因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損失相當于同期GDP的13％，間接和潛在損失則更大。旅游產業曾普遍被當作一種“無煙工業”，但在我國旅游業發展僅僅20余年的時間里，就產生了相當多的“旅游公害”，不僅危及自身發展，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這種現象在西部地區尤為突出。因此，在西部旅游開發中，應特別強調對開發對象的選擇，開發程度的控制及開發過程的監督，以防止旅游開發中出現對象錯位和程度失控現象。

(二)建立面向市場、強調效率的管理體制，實現制度創新

1．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提高旅游企業的科學管理水平。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突出優點在于企業產權明晰，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與管理層的責、權、利明確，在權力的行使上相互制衡，形成有效的閉環制約和多元激勵機制。因此它對解決我國旅游企業、旅游企業集團中依然存在的“領導一言堂”、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產增值緩慢等傳統弊病富于針對性和有效性。貫徹實施現代企業制度能夠使旅游企業在制度上實現創新，從市場中獲得效益。同時，旅游企業進一步發展的規模化與集中化也必須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相同步方能取得目標效果。

2．進一步打破政企不分，條塊分割的舊體制，建立高效的旅游行業管理體制。旅游業是由核心旅游業和輔助旅游業構成的綜合性產業，要實現高效持續的協調發展必須有賴于一個高效的管理部門運用市場化手段對其進行整體規劃、規范、指導和控制。這就要求管理部門承擔相應的職責，改變管理職能扭曲的現實狀況。

在資源配置方面，旅游產業發展要提高可持續性、均衡性和集中度，就要求打破行業、地區的限制，以實現旅游資源的區位優勢互補和產業間及地區間優化配置。這在各級政府主宰資源配置權的前提下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政府退出資源配置者的地位是整個旅游資源配置方式優化的前提。

在產業管理方面，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跨地區、跨部門的旅游資源配置活動日益增加，旅游經濟管理應走出以條塊分割、政企不分為基本特征的傳統部門管理模式，過渡到產權明晰、職責明確的產業管理模式中。西部各級旅游主管部門應通過制定旅游產業政策，提供信息引導，編制行政法規，規范旅游市場秩序，協調針對旅游產業的各種行政、法律和經濟管理手段的實施，來保證旅游經濟活動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所以，我們所強調的加強旅游產業管理，既非政府主管部門的“無為而治”，也非政府主管部門的“過多干預”，而是政府部門應當行使自身應有的產業管理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講，西部旅游產業管理體制的創新是實現旅游產業發展戰略目標的前提條件。

(三)拓寬多元化投資渠道，加快旅游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拓寬基礎設施的投資渠道是當務之急，為此，可以考慮以下一些方式：一是政府可以進一步加大對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一方面可以促進包括旅游業在內的西部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可以拉動內需，加速經濟增長。二是可以采用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給方式，在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向社會全面開放，吸引社會資金進入。三是向外資進入西部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優惠政策和良好的行政服務，吸引外資進入。為此，西部資本市場的建設、金融工具的創新(如發行西部旅游建設債券、西部旅游企業債券、西部旅游建設投資基金等)和融資方式的改進(如采用BOT等方式)等是首先應采取的舉措。

(四)突出資源特色優勢，實現旅游產品多元化

具有“世界歷史文明博物館”、“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館”、“世界天然博物館”等眾多美譽的西部地區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旅游資源，悠久的古代文化、奇特的民族風情、多彩的自然風光為西部地區旅游業依據優勢資源發展特色產品創造了優越的前提條件。

旅游產業是典型的特色經濟，西部地區應當隨著國內旅游需求的逐漸成熟，個性化、多元化趨勢的逐漸形成，針對不同細分市場，根據自身資源條件，設計、開發和銷售具備比較優勢、自身特色鮮明的旅游產品，在體現特色中實現產品多元化，在體現特色中實現與東部地區的互補效應，為實現跨地區旅游經濟體系的“點線”聯合、客源分享、聯合促銷等創造條件。實現產品的多元化的同時，要努力提高旅游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實現產品的綠色化、精品化，優化西部旅游產品結構并提高西部旅游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努力再開發出像“秦兵馬俑”、“九寨溝”這樣具有世界影響的旅游絕品來，鑄造出21世紀西部旅游業輝煌發展的燦爛明天。

第五篇：國外高校技術轉移的主要模式和典型案例

國外高校技術轉移的主要模式和典型案例

目錄

一、技術許可辦公室（OTL）模式

典型代表：美國斯坦福大學技術許可辦公室

1.人員構成2.運作方式

3.專利政策

4.工作成效

二、設立技術轉移公司模式

典型代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創辦的帝國創新服務公司

1.人員構成2.運作方式

3.工作成效

典型代表：劍橋大學設立的劍橋企業有限公司

1.組織架構

2.業務內容

3.知識產權許可模式

4.投資孵化模式

三、其他模式

【編者按】

高校作為我國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的重要創新主體，在貫徹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創新體系和創新生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創新源泉作用。近年來，隨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系列政策法規的修訂和發布實施，國內高校不斷優化完善內部科技成果管理制度，探索構建符合創新規律和實際需求的技術轉移工作體系，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本期內容聚焦國外高校技術轉移的主要模式，并對典型案例進行深入梳理和分析，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些參考。

報告正文

一

技術許可辦公室（OTL）模式

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即技術許可辦公室。美國在《拜杜法案》的推動下，自20世紀80年代起，許多大學建立了技術許可辦公室等專門機構，現已成為美國大學技術轉移和知識產權經營的標準模式。俄羅斯于2003年引入高校OTL模式，目前俄羅斯大學等研究機構創辦OTL已超過100個。

OTL模式的主要特點：

將專利營銷放在工作首位。OTL模式強調大學親自管理專利事務，并把工作重心放在專利營銷上，以專利營銷促專利保護。

工作人員均為技術經理。OTL模式下，工作人員必須既有技術背景，又懂法律、經濟和管理，還要擅長談判，被稱為“技術經理”。技術經理只管專利營銷和專利許可談判，在決定申請專利后，專利申請的具體事宜交由校外專利律師事務所辦理。

發明人和發明人所在院系參與分享專利許可收入。允許發明人分享收入旨在激勵教師不斷披露發明，并配合隨后的專利申請和許可工作；允許發明人所在院系分享收入，提升了發明人在院系中的地位和聲望。

典型代表：美國斯坦福大學技術許可辦公室

1970年，斯坦福大學建立技術許可辦公室，主要職責是促進學校科技成果產品化，包括技術成果評估和市場風險預測、技術許可、專利申請等知識產權管理工作。該辦公室由學校分管科研的副教務長直接管轄，向上對教務長以及學校校長負責。

1.人員構成目前辦公室共有人員52人，其中負責人1名，助理2人，授權專員18人，授權助理9人，產業合同辦公室8人，其他行政及管理人員14人。

2.運作方式

一般包括以下6個工作環節：

①發明人向OTL提交申請材料（發明和技術披露表），OTL記錄在案，并指定專人（Technology Manager）負責審查和了解其市場潛力。

②在充分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礎上，由OTL獨立決定是否申請專利（美國專利申請的實際費用高達上萬美元，通常情況是先有企業愿意接受專利許可，學校才申請專利）。

③制定授權策略并征集可能對此感興趣的公司。

④對各企業進行篩選以保證專利許可效果，企業需具備使該項發明商業化所需的基本條件。

⑤進行專利許可談判，簽訂專利許可協議。

為避免利益沖突（conflicts of interest），學校規定發明人不能參加OTL與企業之間的專利許可談判，談判由技術經理全權代表學校。這是因為發明人往往集多重身份（教師、專利許可收入的分享者、公司顧問和公司董事）于一身。如果發明人與談判企業之間存在關聯，OTL要交研究院院長（Dean of Research）和發明人所在院院長復審；如果與發明人有關聯的企業最終被確定為專利許可對象，則OTL還要起草備忘錄，證明該企業是經過篩選的，并建議兩院長予以批準。

⑥OTL對專利許可持續跟蹤，確保許可收入及時收取并進行正確分配。

3.專利政策

斯坦福大學的專利政策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原則性體現為學校在發明所有權的歸屬問題上持毫不含糊的態度，即依據《拜杜法案》，聯邦政府資助的發明所有權歸大學；企業和其他機構資助下的發明，依據拜杜法案精神，通常也歸大學擁有。靈活性體現在以利益共享為原則的專利許可收入分配制度，即先將專利申請費、OTL辦公費從專利許可收入中予以扣除，即為專利許可凈收入，再由發明人、發明人所在院、發明人所在系三方平分專利許可凈收入。

4.工作成效

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后15年時間里，斯坦福大學獲得的總收入不超過5000美元。1968年，斯坦福大學試點由學校親自管理專利事務，即申請專利，并把專利許可給企業界，當年創收5.5萬美元。2013-2014年年報數據顯示，該財年斯坦福大學共獲得655項發明技術的許可收入，總計約1.1億美元，其中40件發明帶來的收益超過10萬美元，40件發明中的6件發明帶來的收益超過100萬美元。

對于斯坦福大學身處其中的硅谷和生物技術灣而言，OTL許可出的技術是一些高技術產業成長和壯大的源泉，OTL的技術轉移與硅谷和生物技術灣的成長和發展是同步的。其中，著名例子之一是1981年，OTL將斯坦福大學教授StanleyCohen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Hebert Boyer于1974年聯合發明的“基因切割”（gene-splicing）這一重大生物技術，申請了發明專利，并以非獨占性許可方式將該技術許可給了眾多企業，從而開啟了全球生物技術產業。

二

設立技術轉移公司模式

設立技術轉移公司或稱創新服務公司是部分國外高校實施技術轉移的重要模式之一。這類公司主要提供知識產權商業化服務，協助高校技術與知識產權向產業轉化。高校設立獨立的技術轉移公司，可以作為第三方服務機構，為學校成果轉化服務提供專業服務。

典型代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創辦的帝國創新服務公司

1986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成立帝國創新服務公司（Imperial Innovations），當時是學校的一個部門，后來獨立成為學校所屬的一家企業。帝國創新服務公司作為第三方服務機構，與帝國理工學院建立了排他性的合作關系，通過將帝國理工學院的技術許可給其他公司或成立創業公司，對學校優質的技術進行發展、保護和商業化。2006年7月，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另類投資板塊（AIM）上市，募集3億英鎊用于技術商業化前期投資。

1.人員構成帝國創新服務公司現有全職人員27人，其中主管1人，業務總監2人，高級授權專員5人，負責IP及技術轉移孵化工作11人，負責技術及行政工作8人。

2.運作方式

帝國創新服務公司主要從事技術商業化和投資活動。技術商業化包括保護帝國理工學院及其伙伴的知識產權、協助技術發展并最終將技術許可給企業或者圍繞該技術設立新公司。投資行為專注于對治療、診斷、醫學技術、工程與材料，以及信息通訊、數據技術等領域早期公司的長期投資，且主要投資英國“金三角”區域的企業。在英國，由倫敦、劍橋和牛津形成的地區被稱為“金三角”，這一區域匯集了一大批世界級研究機構，包括帝國理工、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四個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大學。

3.工作成效 帝國創新服務公司每年評估約400項由帝國理工學院師生提供的發明，完成30至40項許可案件，設立8個新公司及對60個新技術進行專利申請。同時，除了與帝國理工學院合作，帝國創新服務公司還為在倫敦與高校有關的NHS Trusts（NHS綜合醫院）提供技術轉移服務。目前帝國理工學院在數據技術、物聯網、生物醫學與制藥、新材料、清潔技術、能源、設計、基礎設施系統、金融服務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與轉化都與相關產業建立起了長期而可持續的伙伴關系。

2012年起，帝國創新服務公司與帝國理工學院合作建設帝國理工學院創新實驗基地，成為初創企業社區的典范。基地每年舉辦各類創新創業活動80多場，約有3000多名學生參與各種項目與活動，集中支持80多個初創企業項目，同時特別為帝國理工學院的亮點科研成果和學生團隊舉辦推介路演活動，每年都能吸引400多家倫敦及全英國的高科技企業和投資機構參與，其中70%的推介項目募集到600多萬英鎊概念驗證啟動資金。2014年還增設專門資助女性創業者的專項基金。

截至2015年7月，帝國創新服務公司投資的企業達98家，市值約3.27億英鎊，其中最大的企業是位列英國富時250指數的切爾卡西亞制藥公司（Circassia Pharmaceuticals）。2015年9月，路透社首次發布“世界最創新大學榜”，帝國理工學院位列第12位，在英國大學中排名最高，其次是劍橋大學第25名、牛津大學第40名。

典型代表：劍橋大學設立的劍橋企業有限公司

劍橋企業有限公司（Cambridge University Enterprise）是劍橋大學全資公司，代表劍橋大學負責專利申請和技術轉移工作。劍橋大學在每個系、研究所、中心、實驗室都設有聯絡員，聯絡員由系主任批準，專門負責本系科研人員與劍橋企業有限公司的聯絡。劍橋企業有限公司每年召開3次與所有院系聯絡員見面商談的會議，劍橋大學分管研究的副校長親自參加。

1.組織架構

目前劍橋企業有限公司擁有約40人專業團隊，管理超過1000個科學技術項目，持有60個以上初創企業股權。在組織結構上，劍橋企業有限公司設有支持服務部、營銷部、財務部、種子基金部、顧問服務部、自然科學部、生命科學部。公司董事會成員全部由劍橋大學任命，包括：4位學校代表（劍橋大學教授、劍橋大學分管研究的副校長）、3位學校外部代表（前政要、風險投資家），劍橋企業有限公司高管（不超過3位），劍橋大學財務部主任作為劍橋大學股東代表，是董事會的觀察員，劍橋大學財產主管兼任董事會秘書。同時，公司設立投資委員會，成員有劍橋大學教授代表、美國風險投資公司Highland Capital Partners和歐洲風險投資公司Amadeus CapitalPartners。

2.業務內容

劍橋企業有限公司設立了四個業務單元：技術轉移服務、咨詢服務、種子基金服務、基礎服務。

①技術轉移。業務內容包括代表劍橋大學申請專利、項目評估、市場調研、尋找商業伙伴、代表發明人與合作商家進行技術對接、協商談判、撰寫合同協議等。企業有限公司是劍橋大學所有知識產權專利的法定申請人，每年收到200多份商業計劃申請，經過嚴格的程序對技術成果的市場價值進行研判，并在1個月內決定是否申請專利。每年公司的專利申請量約20件，占申請量的1/10，旨在確保申請專利的高品質和專利成本的合理控制。

②咨詢服務。劍橋企業有限公司咨詢部門工作人員與劍橋大學各個研究室、實驗室以及教授保持著密切聯系，定期或不定期了解各個領域技術進展，尋找潛在項目。咨詢服務形式主要有：科學顧問委員會、企業開發產品咨詢、利用各個院系的儀器設備、專家證人以及政策咨詢等。劍橋和英國都積極鼓勵科學家參與企業咨詢。在英國，衡量大學教授的指標之一是影響力，而咨詢是增加影響力的重要內容。

③種子基金。劍橋企業有限公司擁有一個獨立的風險投資基金，即“劍橋企業種子基金”（TheCambridge Enterprise Seed Funds），為初創企業提供種子基金并扶持孵化。自1995年以來，獲得種子基金投資的初創公司5年內的成活率達到97.4%，大大超過44.6%的英國平均水平。劍橋企業種子基金由劍橋大學而非政府所有，只投資于以劍橋大學知識產權為基礎的新公司，所有盈利返回資金池或重新投資。截至目前，該基金共投資了70家公司，共計1070萬英鎊，同時帶動市場上10億英鎊投資。

④基礎服務。主要包括搭建劍橋創新創業載體等相關服務，包括為入駐孵化器的個人或者小型團體提供企業啟動時的相關注冊、財務支持、法律咨詢以及辦公場所等服務。

3.知識產權許可模式

①許可方式。劍橋大學將非獨占許可放在首位，這樣可以增加同一項知識產權的許可協議數量，增加知識產權許可收入。

②許可對象。劍橋大學知識產權許可主要面向企業，并產生許可收入，另有一部分許可給研究機構，不收取許可費用。2010年，劍橋企業有限公司簽署了116項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其中85項為商業目的的許可協議，31項為以研究為目的的許可協議。2010年正在執行中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達695項，其中202項是以研究為目的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

③許可收入構成。劍橋大學的知識產權許可收入分為五部分：知識產權許可費用（fees）、階段性支付（milestone payments）、企業償還劍橋大學的專利費用（reimbursementof patent costs）、替代許可費用的股權變現（equity realisation）和產品銷售提成。

從實踐看，達到產品銷售收入提成的許可協議在數量上不占優，但卻是劍橋大學知識產權許可收入的主要來源。劍橋大學絕大部分簽訂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都產生了收入，但只有不到1/5達到產品銷售收入提成，只有1%產生了顯著的產品銷售收入提成。從許可收入的分布看，劍橋大學超過80%的知識產權許可收入，來自2%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大部分知識產權許可收入來自于少數明星專利。

⑤許可收入分配政策。劍橋大學知識產權許可是以凈收入作為分配基礎，即許可收入減去費用支出。相關費用支出包括：專利申請費用和維護費用、法律費用、保險費用、訴訟費用、第三方（例如項目資助方）應得收入，概念證明基金。由劍橋企業有限公司參與商業開發所獲得的凈收入，由技術發明人、發明人所在院系和劍橋大學三方共享。具體如下表所示：

凈收入

發明人

所在院系

劍橋大學

10萬英鎊以下

90% 5% 5% 10萬～20萬英鎊

60% 20% 20% 20萬英鎊以上

34% 33% 33% 4.投資孵化模式

①技術轉移前孵化。在技術轉移之前，即專利生成之前，劍橋企業有限公司提供兩項商業化增值服務：

一是支持好的想法。研究人員有好的想法是第一步，但將想法轉變為產品和商業，則需要時間、資金和支持。劍橋企業有限公司為此提供概念證明資金（proof of concept fund），為發明的早期階段提供支持。2010年劍橋企業有限公司獲得54項想法披露，有40個想法獲得概念證明基金。

二是支持好的應用。好的想法還需要轉化為應用，劍橋企業有限公司幫助科研人員從外部獲得轉化資金。2012年，劍橋大學科研人員獲得了1750萬英鎊的轉化資金。

②大力孵化劍橋師生初創企業。劍橋大學將孵化師生初創企業作為技術商業化的重點，在外部資金還未進入時，公司首先投入概念證明基金、轉化基金、種子基金，孵化劍橋師生初創企業。其中，概念基金和轉化基金都是為幫助科研人員開發產品的原型；種子基金用途更為廣泛，不僅可用于概念證明和轉化，還可以作為知識產權許可前投資、種子前投資和種子投資。

同時，與外部資金共同推動劍橋師生初創企業發展。外部資金包括首輪新資金和跟進資金兩部分。例如，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兩位教授研制出塑膠電子（plastic electronics）技術，又稱柔性電子（flexible electronics）技術，是引發電子技術革命的開創性新技術。劍橋大學基于這兩位教授的科研成果，于2000年成立企業Plastic Logic，該公司已成為全球塑膠電子行業的領導者，研制的全彩色柔性電子顯示器獲得德國Elektronik雜志2013光電子產品大獎。2011年該企業與俄羅斯國有納米技術公司（Rusnano）和該企業早期投資者美國硅谷風險資本簽訂了總計7億英鎊的投資協議。

三

其他模式

除了上述兩種應用較多的技術轉移模式，部分高校還根據自身實際，采取了其他的技術轉移模式，比如技術管理公司模式，這種模式主要由完全獨立的市場化公司或服務機構負責大學的專利申請和技術許可，大學和公司之間依據合同約定分配許可收益；再比如，最早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建立的研究基金會模式，通過設立附屬于學校的非營利性法人組織，開展技術轉移活動。這些模式的運作方式和實施流程不盡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大學和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在促進高校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