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

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樂。不是解決生還是死的問題，而是要保證死的質量。不是從生向死的轉化，而是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過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優化調節，使人在死亡過程中避免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優化死亡狀態，使死亡安樂化。現代文明社會應尊重患者的生命權與個人選擇自由，對患者以臨終關懷。安樂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據，安樂死的實施從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法律不應回避安樂死，安樂死應該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死亡問題，是每一個活著的人所不可回避的問題，人之死亡，作為一個重要法律事件，必將會引起與之相關的許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體現了新陳代謝的普遍規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樂。不是解決生還是死的問題，而是要保證死的質量，基于死亡問題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義的重要性，本文試圖探討安樂死這一死亡方式的相關法律問題，以有效地打擊違法犯罪，切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秩序。

支持安樂死 安樂死合法化的關鍵首先在于有無自主選擇安樂死的權利。我國憲法尚未明確規定命權，未明確規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權利，但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我國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每個人在享受自由權的時候都有義務尊重其他每個人的自由。馬克思則把自由理解為：自由就是從事一切對別人沒害處的活動的權利。死亡的權利本身體現的是一種人格利益。而這種死亡方式也是一種無害于他人的行為。反對安樂死論者認為生命的價值在于社會，這種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會的。誠然生命的價值在于社會，因為價值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概念，價值只能在社會中才能得以體現。而生命的價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價值屬于社會而生命是個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樂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絕，被迫痛苦的生存下來是自由嗎？自殺被認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為，那么法律是不是應該給自殺而又未果的行為給予法律的制裁讓其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呢。既然法律沒有，就承認了生命屬于個人，自殺行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注釋⑤）。我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生命健康權的內容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即維護生命安全，禁止別人非法剝奪人的生命的權利：“生命利益支配權”，即意味著生命權的主體是不是可以隨意處分自己生命的問題。傳統的民法理論對生命利益支配權持否定態度。例如一些國家都曾規定自殺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是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我國未作出此類規定則是一種默許的方式承認了生命利益支配權。也就承認了生命屬于個人，個人有權處分自己的生命。人權作為法律與道德最高價值取向的契合我國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與足夠的重視。我國政府已分別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謂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人權的本質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 的是使人擺脫一切壓迫和歧視獲得有尊嚴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發展（注釋⑥）。其實人權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自由和平等。世界人權宣言宣稱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僅僅宣稱擁有某項權利而不使這項權利變得實際可行那么所謂的權利只是口號式的權利而不是實實在在的權利。安樂死需要法律給患者這種尊嚴和自由的保障。安樂死也需要法律明確界定安樂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與一些相近似的行為如無意愿安樂死等區分開來，以維護法治的秩序

例子：據當代商報報道，長沙市某單位的一名退休職工因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為自己進行安樂死，但是其家人和醫院都拒絕了他的這個請求。生似乎已經感覺不到任何樂：疼痛與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積蓄已然耗盡。20日，患者張建波在53歲生日時，選擇了以 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病痛。

第二篇：企業文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企業文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筆者從事企業文化工作多年，常常有人帶著一臉的疑惑，問起這樣的問題：企業文化是什么？企業文化到底能給企業帶來什么？企業到底需不需要企業文化？當然這也包括一些專業的企業文化從業人員，由此筆者深刻地意識到當今企業文化紅紅火火、如火如荼的熱潮背后，的確存在著意識不到的危機。

也許有人說我這是在危言聳聽，或許是在庸人自擾。面對如今的企業文化建設熱潮，筆者作為一名企業文化從業人員沒有感覺到任何欣喜，而是從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悲哀。為什么說是悲哀呢！看看目前中國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以及所發生的一切，細心的人就會發現企業文化變味了，的現在的企業文化已經不是真正“企業”的文化，而是企業的“文化”。尤其是一幫所謂的學者、專家把企業文化涂脂抹粉的費力打扮，今天來個企業文化溯根覓源熱，明天又是企業文化談玄說道熱……結果是企業文化真的文化起來，變成了“陽春白雪”，變成了一幫文人騷客酒桌上的談資，和一些企業家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一時間，企業文化真正的受眾面——企業員工卻無法理解和認識企業文化，從而失去了讓我們認識到企業文化真正作用的目標。在這里，筆者強調一下：企業文化不應該一味搞“陽春白雪”的文化，更應該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下里巴人”的企業文化。如果本末倒置的話，我想我們的企業文化熱潮恐怕只是浮眼煙云，不會給中國的企業帶來任何作用。

那么說到企業文化對于企業作用，以上這些人的疑問，在下認為他們對企業文化的認識是極其膚淺的，根本沒有從思想深處去領會和理解企業文化。即使有時候談起企業文化的重要性，他們也會說出這樣的理解：企業文化是企業通向21世紀國際市場高速公路的通行證。但是，筆者以為這樣的理解也是膚淺的，沒有從企業文化的根上去了解企業文化。要想真正地認識到企業文化功效，我想我們必須從企業文化給企業帶來的效益入手，科學、客觀、公正地分析企業文化的作用。

結合筆者多年來研究企業文化的心得，同時從中國國情的實際出發，在下提出這樣的論點“企業文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那么為什么我要提出這樣的論點呢？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按照市場發展規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回顧中國企業發展歷史，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屬于短期的經濟時代，那時，中國的企業只要生產出產品，一般不大愁利潤。所以從那時起中國的經濟保持了25年的快速增長，隨著經濟發展，一個行業接著一個行業從暴利走向微利甚至走向全行業虧損，再走向企業之間的整合，從而出現相對壟斷，沒有哪一個行業能夠逃出這個規律。

當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我國加入WTO后，整個的商業環境和終端市場都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變化，我們拆掉三堵墻：拆掉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墻，使過去只在國內市場的經營變為可以在國際市場經營；拆掉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墻以及中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墻，使企業競爭國際化、公開化；拆掉企業各職能部門之間、員工之間的墻，使部門與部門、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系，轉變為一種市場關系。而這一切變化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能否感知這些變化就是所有中國企業事實上都面臨的問題。

那么，中國企業在某個特定的時期取得競爭優勢并不是很難，難的是長期保持這種優勢。如果說短期的優勢可以憑借點子、概念、創意獲得的話，那么長期優勢則必須依靠企業文化。回想當年春節晚會上，牛群和馮鞏的相聲《點子牛》的熱潮，一時間，華夏大地的“點子”熱，有的企業追腥逐臭，把企業的身家性命壓在所謂的點子上，結果又有幾個點子讓企業基業長青！這只是一處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而已，中國企業獲得基業長青的根本還是在于又自己的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魚”只能滿足一時之需，而“漁”卻讓企業有謀生的本錢。同樣，“魚”好比企業的產品，而“漁”則是企業文化。

在企業發展的初期階段，很多活動是以人為中心運轉的。比如管理靠的是某個“鐵腕”領導，企業創新依靠某個人的靈感。這就相當于把企業的前途系在少數人的身上，他們個人的一舉一動，比如跳槽、去世。都將給企業帶來極大的動蕩。相反，注重企業文化建設的企業應該將個人的決策轉化為企業文化，即團隊意識、核心競爭力等。比如，建立塑造企業精神、提升企業理念、打造企業共同價值觀……這一切就好象一個人賦予其遠大的目標和深邃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走向成功。沒有思想和目標的人，最終走向毀滅，同樣而言，沒有文化的企業，是愚蠢的企業，是一個永遠無法長大的企業。

在國外，很多日本、美國的企業中，它們的企業文化獨具特色，而且創新層出不窮，并且其企業文化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企業在國際市場盡領風騷，可以說這樣的企業就是擁有現代化捕魚設備的“漁”業巨頭，市場中的魚大多數被他們打撈過去。而我們的企業充其量也就是駕著一個破舢板，拉著一張小網，打撈人家剩下的小魚小蟹，這不足以果腹。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結果？中國企業的發展規律都是從市場參與者到競爭者的階段。其實，所謂市場競爭者有三類人：一類是領導者，領先者，游戲規則制定者，也就是所謂行業巨頭，比如美國微軟、通用、日本東芝、夏普等企業，在每個行業都有這樣的主宰者。一類是競爭者，另一類是參與者，中國多數企業充其量是市場的參與者，有一部分可以做到競爭者的行列。所以價格戰是中國企業通常做法。一旦宏觀緊縮就沒有其他競爭手段。深刻地反省一下，中國企業有多少企業是在管理的深層和核心競爭力及企業戰略上下工夫，有多少企業能夠有自己的企業文化。所以中國企業多數夭折在襁褓階段，平均只有3歲，那么中國企業還拿什么談成長和壯大。想想也真是可笑，我們的企業在吃完了自己盤子中的魚以后，竟然忘記了捕魚的方法，結果是活活的餓死。

而這些國際巨頭，你卻很難找到所謂的“核心”人物。相反，我們的很多企業，在某些人被“挖”走后，這個很快就陷入困境。這些企業的領導者真應該反思一下，為什么對某個人要有這么強的依賴性。還回到“魚”和“漁”的這個比喻中來。我們的企業是看到眼前肥美的鮮魚，還是努力學會捕魚方法，逐漸提高自己的水平。誠然魚自然很重要，可以解決一時之需，但是捕魚技巧更重要，因為自己擁有再大的魚、再多的魚，也會有吃完的那一天。但是別人的捕魚技巧會越來越好，必將在全球的市場中捕獲更大、更多鮮美的魚兒。

在企業文化建設這個過程中，我們的企業要絕對摒棄多少年來中華民族根深已久的小農主義思想，而應該放寬我們的視野，從實際工作出發，扎扎實實、實事求是地搞好企業文化建設。時下，有兩種不良的走向，一是裝神弄鬼的企業文化，一些企業把企業文化做成了沒有血肉的“標本”，以最華麗的辭藻、最現代的意識、最昂貴的包裝，整出一套“領導”文化或者“御用”文化，結果換來的只是企業文化虛假的外殼。我想這樣的文化絕對不是我們企業文化工作者初衷，這樣是在屠戮和糟踐企業文化。二是扒皮吸髓的企業文化，一些人打著企業文化專家的幌子，對企業文化進行診治，其實這樣的江湖術士根本就不了解企業文化，實際上是在浪費企業的資產和人力之后，到頭來，沒有治病救人，反倒加速了企業病入膏肓進程，這樣只是肥了個人，損了企業。

所以說，我們進行企業文化建設，就必須明白企業建樹企業文化的最終目的，不應該是停留在眼前能夠為企業帶來多少經濟效益的——“魚”，而是應該以長遠的發展眼光，使企業文化發揮其自身功效，提升企業凝聚力、增強團隊意識、塑造企業形象等諸多方面入手，教會企業掌握在全球市場中捕魚的方法——“漁”，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也才有資格從哪些國際巨頭的盤子里面分出一塊蛋糕，否則的話，我們的企業只有的是那么留下的殘羹剩飯，那樣的話，這無疑就是中國企業最大的悲哀。

同樣而言，中國不應該成為全球最大的加工商和制造商，遍及全球的“MADE IN CHINA”不是我們所應該驕傲的，而是我們深刻反思和警醒的。中國的企業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中華民族同樣也不能失去自己賴以生存的文化。

說道這里，我想起中國了一則古老“點石成金”的故事，一位神仙會點石成金之術，能夠用手指將石頭點成黃金。一次他下界想滿足世間兩個人的心愿，這兩個人一個是乞丐，一個是富豪。他點出兩塊很大的石頭分別給這兩個人。乞丐非常滿意的捧著金子就離開了，而哪個富豪卻沒有拿那塊金子，神仙就問哪個富豪多少塊金子可以滿足他的心愿，哪個富豪回答到：“我想要你哪根點石成金的手指”。

雖然這則故事諷刺了哪個富豪的貪婪，但是這里我引用這則故事目的就是想說明，中國的企業對待企業文化建設不應該象乞丐那樣，只滿足眼前的金子，而是應該象哪個富豪一樣，不要被眼前的金子所誘惑，只有得到了點石成金的手指，才能有更多黃金。

第三篇：企業文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企業文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筆者從事企業文化工作多年，常常有人帶著一臉的疑惑，問起這樣的問題：企業文化是什么？企業文化到底能給企業帶來什么？企業到底需不需要企業文化？當然這也包括一些專業的企業文化從業人員，由此筆者深刻地意識到當今企業文化紅紅火火、如火如荼的熱潮背后，的確存在著意識不到的危機。

也許有人說我這是在危言聳聽，或許是在庸人自擾。面對如今的企業文化建設熱潮，筆者作為一名企業文化從業人員沒有感覺到任何欣喜，而是從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悲哀。為什么說是悲哀呢！看看目前中國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以及所發生的一切，細心的人就會發現企業文化變味了，的現在的企業文化已經不是真正“企業”的文化，而是企業的“文化”。尤其是一幫所謂的學者、專家把企業文化涂脂抹粉的費力打扮，今天來個企業文化溯根覓源熱，明天又是企業文化談玄說道熱……結果是企業文化真的文化起來，變成了“陽春白雪”，變成了一幫文人騷客酒桌上的談資，和一些企業家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一時間，企業文化真正的受眾面——企業員工卻無法理解和認識企業文化，從而失去了讓我們認識到企業文化真正作用的目標。在這里，筆者強調一下：企業文化不應該一味搞“陽春白雪”的文化，更應該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下里巴人”的企業文化。如果本末倒置的話，我想我們的企業文化熱潮恐怕只是浮眼煙云，不會給中國的企業帶來任何作

用。

那么說到企業文化對于企業作用，以上這些人的疑問，在下認為他們對企業文化的認識是極其膚淺的，根本沒有從思想深處去領會和理解企業文化。即使有時候談起企業文化的重要性，他們也會說出這樣的理解：企業文化是企業通向21世紀國際市場高速公路的通行證。但是，筆者以為這樣的理解也是膚淺的，沒有從企業文化的根上去了解企業文化。要想真正地認識到企業文化功效，我想我們必須從企業文化給企業帶來的效益入手，科學、客觀、公正地分析企業文化的作用。

結合筆者多年來研究企業文化的心得，同時從中國國情的實際出發，在下提出這樣的論點“企業文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那么為什么我要提出這樣的論點呢？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按照市場發展規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回顧中國企業發展歷史，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屬于短期的經濟時代，那時，中國的企業只要生產出產品，一般不大愁利潤。所以從那時起中國的經濟保持了25年的快速增長，隨著經濟發展，一個行業接著一個行業從暴利走向微利甚至走向全行業虧損，再走向企業之間的整合，從而出現相對壟斷，沒有哪一個行業能夠逃出這個規律。

當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我國加入WTO后，整個的商業環境和

終端市場都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變化，我們拆掉三堵墻：拆掉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墻，使過去只在國內市場的經營變為可以在國際市場經營；拆掉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墻以及中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墻，使企業競爭國際化、公開化；拆掉企業各職能部門之間、員工之間的墻，使部門與部門、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系，轉變為一種市場關系。而這一切變化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能否感知這些變化就是所有中國企業事實上都面臨的問題。

那么，中國企業在某個特定的時期取得競爭優勢并不是很難，難的是長期保持這種優勢。如果說短期的優勢可以憑借點子、概念、創意獲得的話，那么長期優勢則必須依靠企業文化。回想當年春節晚會上，牛群和馮鞏的相聲《點子牛》的熱潮，一時間，華夏大地的“點子”熱，有的企業追腥逐臭，把企業的身家性命壓在所謂的點子上，結果又有幾個點子讓企業基業長青！這只是一處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而已，中國企業獲得基業長青的根本還是在于又自己的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魚”只能滿足一時之需，而“漁”卻讓企業有謀生的本錢。同樣，“魚”好比企業的產品，而“漁”則是企業文化。

在企業發展的初期階段，很多活動是以人為中心運轉的。比如管理靠的是某個“鐵腕”領導，企業創新依靠某個人的靈感。這就相當于

把企業的前途系在少數人的身上，他們個人的一舉一動，比如跳槽、去世。都將給企業帶來極大的動蕩。相反，注重企業文化建設的企業應該將個人的決策轉化為企業文化，即團隊意識、核心競爭力等。比如，建立塑造企業精神、提升企業理念、打造企業共同價值觀……這一切就好象一個人賦予其遠大的目標和深邃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走向成功。沒有思想和目標的人，最終走向毀滅，同樣而言，沒有文化的企業，是愚蠢的企業，是一個永遠無法長大的企業。

在國外，很多日本、美國的企業中，它們的企業文化獨具特色，而且創新層出不窮，并且其企業文化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企業在國際市場盡領風騷，可以說這樣的企業就是擁有現代化捕魚設備的“漁”業巨頭，市場中的魚大多數被他們打撈過去。而我們的企業充其量也就是駕著一個破舢板，拉著一張小網，打撈人家剩下的小魚小蟹，這不足以果腹。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結果？中國企業的發展規律都是從市場參與者到競爭者的階段。其實，所謂市場競爭者有三類人：一類是領導者，領先者，游戲規則制定者，也就是所謂行業巨頭，比如美國微軟、通用、日本東芝、夏普等企業，在每個行業都有這樣的主宰者。一類是競爭者，另一類是參與者，中國多數企業充其量是市場的參與者，有一部分可以做到競爭者的行列。所以價格戰是中國企業通常做法。一旦宏觀緊縮就沒有其他競爭手段。深刻地反省一下，中國企業有多少

企業是在管理的深層和核心競爭力及企業戰略上下工夫，有多少企業能夠有自己的企業文化。所以中國企業多數夭折在襁褓階段，平均只有3歲，那么中國企業還拿什么談成長和壯大。想想也真是可笑，我們的企業在吃完了自己盤子中的魚以后，竟然忘記了捕魚的方法，結果是活活的餓死。

而這些國際巨頭，你卻很難找到所謂的“核心”人物。相反，我們的很多企業，在某些人被“挖”走后，這個很快就陷入困境。這些企業的領導者真應該反思一下，為什么對某個人要有這么強的依賴性。還回到“魚”和“漁”的這個比喻中來。我們的企業是看到眼前肥美的鮮魚，還是努力學會捕魚方法，逐漸提高自己的水平。誠然魚自然很重要，可以解決一時之需，但是捕魚技巧更重要，因為自己擁有再大的魚、再多的魚，也會有吃完的那一天。但是別人的捕魚技巧會越來越好，必將在全球的市場中捕獲更大、更多鮮美的魚兒。

在企業文化建設這個過程中，我們的企業要絕對摒棄多少年來中華民族根深已久的小農主義思想，而應該放寬我們的視野，從實際工作出發，扎扎實實、實事求是地搞好企業文化建設。時下，有兩種不良的走向，一是裝神弄鬼的企業文化，一些企業把企業文化做成了沒有血肉的“標本”，以最華麗的辭藻、最現代的意識、最昂貴的包裝，整出一套“領導”文化或者“御用”文化，結果換來的只是企業文化虛假的外殼。我想這樣的文化絕對不是我們企業文化工作者初衷，這樣是

在屠戮和糟踐企業文化。二是扒皮吸髓的企業文化，一些人打著企業文化專家的幌子，對企業文化進行診治，其實這樣的江湖術士根本就不了解企業文化，實際上是在浪費企業的資產和人力之后，到頭來，沒有治病救人，反倒加速了企業病入膏肓進程，這樣只是肥了個人，損了企業。

所以說，我們進行企業文化建設，就必須明白企業建樹企業文化的最終目的，不應該是停留在眼前能夠為企業帶來多少經濟效益的——“魚”，而是應該以長遠的發展眼光，使企業文化發揮其自身功效，提升企業凝聚力、增強團隊意識、塑造企業形象等諸多方面入手，教會企業掌握在全球市場中捕魚的方法——“漁”，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也才有資格從哪些國際巨頭的盤子里面分出一塊蛋糕，否則的話，我們的企業只有的是那么留下的殘羹剩飯，那樣的話，這無疑就是中國企業最大的悲哀。

同樣而言，中國不應該成為全球最大的加工商和制造商，遍及全球的“MADE IN CHINA”不是我們所應該驕傲的，而是我們深刻反思和警醒的。中國的企業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中華民族同樣也不能失去自己賴以生存的文化。

說道這里，我想起中國了一則古老“點石成金”的故事，一位神仙會點石成金之術，能夠用手指將石頭點成黃金。一次他下界想滿足世

間兩個人的心愿，這兩個人一個是乞丐，一個是富豪。他點出兩塊很大的石頭分別給這兩個人。乞丐非常滿意的捧著金子就離開了，而哪個富豪卻沒有拿那塊金子，神仙就問哪個富豪多少塊金子可以滿足他的心愿，哪個富豪回答到：“我想要你哪根點石成金的手指”。

雖然這則故事諷刺了哪個富豪的貪婪，但是這里我引用這則故事目的就是想說明，中國的企業對待企業文化建設不應該象乞丐那樣，只滿足眼前的金子，而是應該象哪個富豪一樣，不要被眼前的金子所誘惑，只有得到了點石成金的手指，才能有更多黃金。

第四篇：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美文

有位工人師傅，在工廠里干鉚工，工資不多，也就800元多一點。妻子下崗后，自己買了臺小型豆汁機，在鬧市街頭給人家磨豆汁，一天也就掙個十塊、八塊的。夫妻倆沒錢買樓房，帶著女兒住在簡易的、低矮的破瓦房里。他們省吃儉用，一個月的收入勉強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離他們家不遠處，剛建成一家文具超市。每個星期天，這位工人師傅都要領著他們的小女兒到這家文具超市里去轉一圈。文具超市里的文具琳瑯滿目，非常精美，而且價格也不菲。女兒站在文具架前，愛不釋手地撫摸著那些誘人的文具，臉上總是露出了非常羨慕、渴望的神情。

這位工人師傅帶女兒來文具超市的頭幾次，售貨員以為他們在為購買哪款文具而猶豫不定、取舍不決。但是，當她靠近這父女倆，熱情地向他們講解，推薦某一款的文具時，父女倆總是微笑著，不置可否。售貨員對他們的行為深感困惑，隨后搖搖頭走開了，索性任由他們在那里觀看。

自從這家文具超市開業幾個月以來，這位工人師傅說不清帶著女兒到這里來過多少次了。可是，在這家超市里，他從來沒有為女兒買過一樣文具。

離他們家不遠處，還有一家本市最豪華的星級大酒店。這位工人師傅，也是經常帶著他的女兒到大酒店里去玩耍。在這家大酒店的門廳里，他的女兒特別喜歡去坐那些寬大的沙發，小心翼翼地去感受它們的柔軟、舒適與華貴。有時候，她還非常喜歡趴在沙發扶手上，專心致志地觀看那些服務生熱情地招呼客人，為客人們提供各種周到的服務；或者觀看服務生靠在柜臺上，一絲不茍地磨咖啡。

有一次，一名服務生終于忍不住了，好奇而又友善地問這位工人師傅：“不消費為何總帶女兒來這里？”

工人師傅笑了笑，憨厚地說：“你問得很好，我們雖然沒錢在這里消費，但是，我想給孩子一個希望，想讓孩子知道世上有那么多的美好和富足等著自己去努力，去追求……”

我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讀了這位工人師傅和他女兒的故事后，這句俗語的外延應當有所擴展：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

第五篇：安樂死亦稱安死術

安樂死亦稱安死術，是英文“euthanasia”一詞的漢譯，最早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 一詞，本意為“快樂死亡”或“尊嚴死亡”；在牛津詞典中的解釋為“（患痛苦的不治之癥 者之無痛苦的死亡；無痛苦致死之術）”。（注：《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牛津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395頁。）國內目前對安樂死尚無權威統一的定義，有人 認為安樂死“是指對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為解除其極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親屬要 求，經醫生鑒定和有關司法部門認可，用醫學方法提前終止其生命的過程。”（注：石文亮：《試論安樂死立法》，《法律與醫學》1995年第2期。）但也有學者持 不同意見，認為這是沿用了西方的傳統解釋，對安樂死的內涵外延界定的不準確，是導致安 樂死被誤解及引起爭議的原因。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 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狀態安樂化。”（注：馮秀云：《關于我國安樂死立法的幾點思考》，《政法論叢》1998年第2期。）安樂死其根據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主動安樂死 是指采取主動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動安樂死則是指對危重病人不給 予治療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醫療措施，而聽任其死亡。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 達其愿望，安樂死又可分為自愿和非自愿兩種。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過遺囑或口頭表態方式 決定，后者則是因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護人做出決定。（注：陳霆宇：《安樂死幾個相關問題探析》，《政法論叢》1998年第2期。）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安樂死的理論和實踐可謂古已有之。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為了其 整體的生存和健康強盛，常把病人、老人擊殺或埋葬，以此來減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負 擔。（注：許士凱：《安樂死啟示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頁。）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醫生延長那些最終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倫理 的，并贊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自己結束生命。斯巴達人為了保證士兵的健康和戰斗力，也有處死有先天疾病或生理缺陷之新生兒的習俗。在東方諸國，尤其是受佛教影響的地方，崇尚人自然的死亡，“圓寂”、“坐化”等就是佛教徒追求的死亡方式。我國敦煌有一幅 唐吐蕃時期（公元781～847年）“自行詣死”的壁畫，描寫一位老者在壽命將終時自行到墳墓 中安詳地辭別人世，這可視為我國較早時期的安樂死思想。（注：趙建雄：《我國早期的“安樂死”思想》，《健康報》1996年10月19日。）但是，由于安樂死違背傳統的 倫理觀念，（注：長期支撐社會秩序的傳統，在西方是以宗教倫理為主，如基督教就曾經禁止自殺；在東 方，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大部分地方，莫不視死為一個禁忌，在大多數時代里的大多數 人也無不將長壽視為一種極其自然的追求。）并與傳統的醫學理念和死亡概念相沖突，自殺和他殺的界限也因此而趨于模糊，故安樂死的思想和行為也普遍地無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在西方，啟蒙時代的到來宣告了傳統社會走向式微的開始，個人對于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 握與張揚迅速拓顯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于是自十七世紀起，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思 想便應運而生了。（注：培根、莫爾、洛克以及休謨等人都闡述過他們對于死亡的看法，托馬斯·莫爾在其《烏 托邦》一書中還對如何實施安樂死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設想。參見許士凱：《安樂死啟示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頁。）于此同時，由于現代生物醫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一部分瀕危病人的生 命可以在人工干預下長時間地、極其痛苦地予以延長。這極大地激化了醫學倫理中的一對固 有矛盾——延長病人的生命與解除病人的痛苦。有關安樂死的病例和討論不斷涌現，終于使 安樂死合法化運動在二十世紀初葉與人權運動結合在一起正式走上了歷史舞臺。1935年在英 國出現了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委員會”，其后美國、法國、丹麥、瑞典、荷蘭等國也陸續 出現了類似的組織。

但安樂死運動很快就隨著納粹德國的興起及其對非日爾曼種族的屠殺而遭受挫折。二戰期 間根據其信奉的優生學理論以及其純凈種族（雅利安）的理想，納粹黨人用“安樂死”、“尊 嚴死亡”等名義有計劃的屠殺慢性病、遺傳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猶太人、吉普賽人等其他民 族人士達600萬人。（注：[美]亨利·弗萊德蘭德：《從“安樂死”到最終解決》，趙永前譯，北京出版社2000年 版，第1～4頁。）從1938年法西斯分子濫用安樂死到50年代后期，安樂死聲名狼藉，關 于安樂死的討論也幾近銷聲匿跡。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隨著工業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醫學革命得到復蘇，安樂死合法 化的討論再度興起。1960年，有人在英國議會提出了安樂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規 定，允許早死條例并附先決條件：本人自愿并提出申請，醫生診斷患絕癥，患者痛苦異常，親屬同意。1969年，英國國會辯論的一項安樂死法案中聲明：“醫生給一個做出宣布的合格 病人實行安樂死是合法的”。類似的法案也曾被美國愛達荷州、俄勒岡州等地的立法機構提 出，但最終均未獲通過。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自然死亡法》，首次從法律上承 認 了“死的權利”。70年代后期的法國、德國也都先后制定了有關安樂死的法律程序。荷蘭和 澳大利亞分別于1993、1995年通過有關安樂死的法案，但結果施行未幾均告夭折。

2001年4月，荷蘭再次通過一項安樂死法案，不僅世人矚目，在我國也掀起了又一輪討論安 樂死的高潮。我國的立法，迄今為止尚未涉及安樂死問題。但被動安樂死的情形在現實中是 較為普遍的，通常也不會引起什么訴訟，即使有，一般也是作為普通醫療糾紛加以處理。19 87年發生在陜西漢中的一起案件（醫生在病人家屬的要求下主動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醫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殺人，最終被判無罪。）是我國迄今為止最為典型的安樂死訴訟案（注：對于此案十余年來媒體一直有各類報道和介紹評述。主要有：宋蔚林：《安樂死與殺人 罪》，上海《民主與法制》1987年第8期；王鴻鱗：《關于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 人民司法》1990年第9期；徐宗良：《大學生人文素養講座：當代生命倫理的困惑》，上海 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頁；王政勛：《正當行為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502頁；2001年4月23日千龍新聞網轉載《華商報》的報導文章《當事人披露我國首 例“安樂死”案審判始末》。），并引發人們開始普遍關注安樂死問題。1988年全國和上海的各界專家學者分別組織了一次關 于安樂死的研討會，雖然意見不一，但與會者多主張無論在醫學上還是在立法上都應謹慎對 待。自90年代中期起全國的兩會上亦不斷有些代表（多為發達地區如廣東、上海等地的代表）聯名提出有關安樂死的提案，山東的一所大學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機關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樂 死立法草案。

（二）安樂死之合法化紛爭

顯然，從安樂死的歷史發展來看，樂觀的人傾向于把安樂死的合法化視為社會發展和法律 進步的體現。但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這種認識也許忽視了社會存在的復雜性從而太過樂觀 了。謹慎的人盡管對安樂死持理解立場，但卻不希望法律過早的做出讓步。在安樂死合法化 問題上，雙方的爭論異常激烈，也頗值得我們深思。

贊同一方的主要觀點認為：1.生命只屬于個人，他有權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處置。（這是自由 主義者的主張，集體主義者即使贊同安樂死，一般也只主張消極安樂死。他們認為，個人生 命是人類集體生命的組成部分，前者應服從于后者，個人是否可以實行安樂死要看對集體利 益是否合適。）2.人的尊嚴具有最高價值，尊嚴使人有選擇的自由，包括結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生命質量已大大降低），醫生卻硬要拖延以使他承 受痛苦，實際上是對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種不人道。4.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對一個無望挽 救的絕癥患者投入大量的醫療力量實際上是浪費，應當將這些寶貴而有限的醫療資源節省下 來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遠是人類的敵人，應正確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問題，死亡不過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環。（注：本段觀點分別參見：許士凱：《安樂死啟示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 ～47頁；紀宗宜：《關于醫學法律中若干問題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諾埃 勒·勒努瓦：《生物倫理學：憲制與人權》，《人大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1998年第 1期。）

即便是在贊同者內部，關于安樂死的實施對象，也還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認為安樂死的對 象 主要有三類：植物人，腦死亡者，身患絕癥瀕臨死亡而又極度痛苦者。（注：徐宗良：《大學生人文素養講座：當代生命倫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 版，第45頁。）也有人主張安樂死 的對象主要是兩種病人：一是身患絕癥處于晚期而極度痛苦的病人，二是有嚴重殘疾，生命 質量和生命價值極其低下或已喪失的病人，如不可逆的植物人狀態或已發生腦死亡者，嚴重 畸形且醫學上無法治療的胎兒、新生兒等。（注：陳霆宇：《安樂死幾個相關問題探析》，《政法論叢》1998年第2期。）還有學者將植物人和嚴重先天缺陷的新生兒排 除，提出安樂死的實施對象應是“醫學上無法挽救存在痛苦的瀕死者”。（注：馮秀云：《關于我國安樂死立法的幾點思考》，《政法論叢》1997年第5期。）

反對一方的主要觀點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醫學倫理要求醫生必須盡一切可 能 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國法律、道德、輿論和風俗習慣，對癡呆、嚴重畸形、傷殘乃至各種 瀕臨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極其寬容的態度，這是人道主義精神在全人類中的普遍體現。人類 只有從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嚴。不能簡單把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簡單擴大 到可以把瀕危病人弄死。3.每一個生命都有一定的價值，都是人類的組成分子。社會對各個 社會成員不僅有安置的權力，也有保護的義務。對有些被誤認為是社會“負擔”的患者進行 救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職責。4.不可逆的診斷未必準確，不僅醫學的發展可以使絕癥可治，現實中更有許多病例是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如植物人數年后蘇醒），應該給病人以這樣的 機會。5.病人要求安樂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實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虛或一種 暫時的要求。6.法律允許安樂死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犯罪，歷史上更有過納粹借安 樂死來進行屠殺的教訓。（注：本段觀點分別參見：許士凱：《安樂死啟示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 ～47頁；紀宗宜：《關于醫學法律中若干問題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另外，念九州還提供了一些較為不同的觀點，詳見其文：《價值沖突：安樂死合法化的根本障礙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二、生命權與自由

綜觀安樂死合法化紛爭之雙方的觀點，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與生命權、個人能否自由的選擇 死亡，是他們的主要分歧。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人類社會 有史以來的所有行動和思考，從最終意義上講，也的確未能超出我們人類自身的立場和價值 取向。個人生命的存在與發展、人類種群的存在與繁衍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前提。但被視 為個人權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樂死的爭論中卻不得不面臨更為全面的審視：人既然有生存的 權利，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權利呢？法律應不應該保護個人對其生命的自由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