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十大熱點案件
2013年十大熱點案件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劉仁文
■北京大學教授 王 新
■清華大學教授 黎 宏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立新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黃京平■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
目 錄
一、***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1
二、浙江張氏叔侄強奸再審無罪案........................................................1
三、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案....................................................................3
四、華為公司訴IDC濫用市場地位壟斷案............................................4
五、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5
六、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6
七、長春盜車殺嬰案................................................................................7
八、廣西龍江河鎘污染案........................................................................8
九、海南“校長帶女生開房案”..........................................................10
十、雷政富不雅視頻案..........................................................................11
一、***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劉仁文
2013年9月22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提出上訴后,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原判。
***案的依法審理,我認為取得了以下三個好的效果:
一是表明了我們黨和國家依法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展示了反腐敗既要打蒼蠅又要打老虎的實際行動,對進一步推動我國的反腐工作有積極意義。當我們看到曾經風光一時的***站在審判席上接受審判和宣判時,相信大家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會有一種切身體認,也相信會對社會上的其他貪腐分子產生一種震懾感。
二是法院嚴格遵循新的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程序,讓證人出庭作證,控辯雙方充分質證、充分辯論,保證了被告人的各項訴訟權利。這是我國刑事審判日趨規范化、科學化的重要見證,對推進我國刑事法治具有標本意義。
三是法院通過微博直播等方式及時公開,使國內外關心和關注此案的人第一時間知曉事實的本來面貌,這樣就讓真相跑在了謠言的前面,掌握了主動權。此案說明,不管多大的案件,不管多么神秘的案情,公開都沒有風險,而且公開也是讓法庭審理接受社會監督、使法院的判決獲得公信力的最重要渠道。
二、浙江張氏叔侄強奸再審無罪案
■北京大學教授 王 新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奸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分別支付國家賠償金110余萬元。
該案是2013年受到公眾廣泛關注的一起冤假錯案。近年來,此類被糾正的錯案較多,諸如河南的趙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云南的杜培武案等,形成冤案的原因也存有相似之處,需引起我們的再度反思。
與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相比較,在本案的偵查、審理過程中,也存在刑訊逼供、重口供輕物證等問題。從證據適用來看,一審和二審法院均排除有利于被告人的關鍵證據,認定有罪的證據只是二人的有罪供述,間接證據也極不完整,并沒有形成有效的證據鏈,缺乏對主要案件事實的同一證明力。這無疑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以來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一審、二審的過程中,法官認識到張氏叔侄很有可能沒有犯罪,但迫于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仍然作出有罪判決。這在形式上解決了糾紛和平息了民眾的怒火,卻是以犧牲個案公正作為代價的。因此,如何協調法院的社會職能與審判獨立之間的矛盾,是引導還是簡單順從公眾的樸素情感,也是我們從本案中必須意識到的深層問題。
司法機關主動糾錯的工作值得肯定,但通過張輝、張高平叔侄的冤假錯案,我們可以看出刑訊逼供等非法搜集證據行為的恣意橫行、適用證據規則的不完善和司法工作人員保護人權觀念的淡薄。因此,我們深思的是應如何總結教訓,正確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堅持“疑罪從無”的裁判原則,增強司法工作人員的人權保護意識,從源頭上避免刑事冤案錯案的發生,發揮刑法的保障人權機能,讓刑法真正成為“犯罪人的大憲章”。
三、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案 ■清華大學教授 黎 宏
2013年9月27日,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上訴案二審宣判,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上訴人王書金上訴,維持一審判處王書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河北高院判定:王書金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所提王書金主動供述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案系其所為,應屬重大立功的意見,法院不予采納。檢察官所提王書金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案在一些關鍵情節上存在重大差異,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案不是王書金所為,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的意見,予以支持。
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案終于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處王書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的形式落下了帷幕,引發眾多法律人以及新聞媒體長期關注的“聶樹斌案”的討論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這起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庭審過程中檢察官與律師角色的錯位。通常,律師作為辯護人,其職責是證明或者說明自己的當事人無罪或者罪輕,而作為相對方的檢察官的職責則是說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但在本案的審理當中,卻出現了角色互換的情形,即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一直意圖說明自己是某件強奸殺人案件的被告人,而檢方卻極力證明那個案件不是被告人所為;二是其與另一起已經被執行的死刑案直接相關。本案中的被告人王書金的有罪要求如果被法官認可,則與本案“高度疑似”且已被執行死刑的另一起案件即“聶樹斌案”就將屬于冤案。
盡管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認為,王書金就是“聶樹斌案”的真兇。但至少從眼下的材料來看,這種觀點難說有道理。在法庭上,一切事實的認定都是以證據為基礎的。在王書金案二審的法庭上,檢方以“聶樹斌案”的尸檢報告、現場勘
查筆錄等證據為依據,就王書金供述與“聶樹斌案”情況進行對比,提出四點“關鍵情節上的重大差異”,說明王書金自認聶案真兇的“立功”表現并不成立。在此情形下,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可能就有些不合適了,其已經不是一個以理性的法律思維為基礎的確信。人們或許會對王書金案在庭審上的控辯雙方立場的錯位進行質疑。但不要忘了,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對有罪的人進行控訴,保障無罪的人不受追訴,監督法律的公正執行也是其本來職責之一。因此,這種質疑的合理性值得懷疑。
四、華為公司訴IDC濫用市場地位壟斷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立新
2013年10月28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華為訴美國無線廠商Inter Digital 美國交互數字公司(下稱IDC公司)壟斷一案作出終審判決,判定美國IDC公司構成壟斷,賠償華為公司2000萬元。據悉,華為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對IDC公司的反壟斷訴訟。
華為公司訴美國IDC公司反壟斷訴訟案,勝在華為公司敢于和善于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受訴法院的法官具有國際視野,敢于和善于依法維護中國公司的民事權益。
在知識產權領域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企業,在強勢的知識產權巨頭面前,應當依照法律規定,接受權利人的權利要求,承擔應當承擔的義務。但是,權利并不必然產生壟斷,反壟斷法不反對企業取得支配地位,但反對取得這種支配地位的企業濫用這種地位,侵害他人的權利。IDC公司利用其具有的這種支配地位,實施不公平的高價銷售行為,侵害了華為公司的合法權益。華為公司在這種形勢下,敢于拿起反壟斷的法律武器,采取訴訟手段,保護自己的權利,值得稱道。同時,華為公司熟練掌握知識產權法律規則,正確提出訴訟主張,確保自己的訴訟主張符合知識產權法保護規則的要求,保護好自己的權利。
審理本案的兩級法院的法官,表現了高水平的理論修養和準確適用法律的能 4
力。涉外民事訴訟難度大,要求高,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困難多,知識產權的涉外民事訴訟更是如此。本案一、二審法官全面審查案件的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依照我國反壟斷法等法律規定和國外反壟斷法的規則,正確認定IDC公司濫用支配地位,對華為公司實施不公平定價的行為缺乏正當性、合理性的事實,認定其實施了不公平的高價銷售行為,構成壟斷,同時認定華為公司主張IDC公司對必要專利一攬子許可構成捆綁搭售行為不構成壟斷行為,據此確定IDC公司構成侵權并承擔賠償責任。這樣的判決結果,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符合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則,展現了中國法院的法律適用水平。對IDC公司在美國提起的華為公司侵權的主張,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裁決華為公司不構成專利權侵權的結果,也佐證了中國法院適用法律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五、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 ■北京大學教授 王 新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3年9月26日對李某某等五人強奸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李某某等五人均因犯強奸罪獲刑,其中,李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李某某上訴后,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經二審,李某某等五人強奸上訴案被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自案發以來,該案在社會上引發了軒然大波,關注度之高、影響力之廣是前所未有的。
雖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李某某的辯護人均選擇作無罪辯護,但基于控方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法院認定五名被告人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行為,均已構成強奸罪,故從案件的裁判來看,本案的焦點是量刑問題。在事實認定上,由于五名被告人構成“二人以上輪奸”,故應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檔次,并且依據《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規定,在10年至12年有期徒刑幅
度內確定量刑起點。除王某外,本案其余四名被告人均為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根據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判決中,法院綜合考慮全案情況和各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向被害人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等因素,決定依法對李某某從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對其余三名未成年被告人減輕處罰,并對其中兩名未成年被告人判處緩刑,這在法律適用上符合刑法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有關規定。可以說,這樣的判決做到不枉不縱,既沒有受到輿論的干涉,也未簡單地順從公眾的樸素情感,維護了法律的公正和尊嚴。
另外,在此案的審理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該案涉及被害人的隱私和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屬于不公開審理的范圍,卻被網絡和媒體鋪天蓋地地炒作與評論。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在初期對李某某案進行報道時,并未隱去李某某的姓名,且就李某某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進行事無巨細的報道,以吸引公眾的“眼球”,這已違反了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因此,如何在實踐中合法地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進行報道,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六、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劉仁文
2013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作出一審宣判,判處劉志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劉志軍沒有提出上訴。
劉志軍是2013年反腐中法院審理的又一只“老虎”。說實話,看到他出庭時那副衰老的樣子,以及他在庭上長達10多分鐘的哭訴,我多少對他有點同情。
劉志軍擔任鐵道部部長期間,正值我國高鐵建設提速、鐵路基礎設施大幅改
善之際,應當說他為我國的高鐵建設作出過貢獻。但法律無情,功歸功,過歸過,他應當對自己的腐敗行為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必然邏輯。劉志軍的大肆腐敗,也恰恰源于他所在行業快速發展、手中握有大量資源,而“一把手”的權力又不受有效監督和制約。這樣的教訓已經屢見不鮮了,多少地方出現過“大樓蓋起來、貪官倒下去”的悲劇。
為避免這樣的悲劇繼續發生,我們只有篤信“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燈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并采取切切實實的具體措施來防患于未然。
七、長春盜車殺嬰案 ■清華大學教授 黎 宏
2013年5月27日,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社會關注的“長春盜車殺嬰”案作出一審宣判,以被告人周喜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5萬元。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5萬元。被告人周喜軍和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訴。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我國,對什么樣的罪犯應當判處死刑,即死刑的適用條件,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但何謂“罪行極其嚴重”,則沒有明確的說明。司法實踐當中,就故意殺人案而言,一般來說,無故殺死一人的,就可以說是“罪行極其嚴重”,達到了適用包括死緩在內的死刑的最低要求。但是,如果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話,則還必須考慮眾多的其他因素。如: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的處罰通常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會對被告人
判重刑直至判處死刑;在公共場所針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實施的殺人,通常會被重罰;經過精心策劃、有長時間計劃的殺人犯的主觀惡性通常比激情犯罪、臨時起意殺人較深,要從嚴懲處。但是,對于自首的故意殺人,除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一般不考慮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些都是能夠查到文字出處的死刑適用條件。
但是,周喜軍案則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與上有所不同的死刑適用標準。該案中,被告人在看到一輛沒有上鎖的汽車之后,順手偷走,在駕車離開現場的過程中,因為發現車后座的嬰兒啼哭,覺得心煩,于是將其掐死,埋在路邊的雪地里,之后迫于輿論的強大壓力而自首。在本案中,對于被告人而言,應當說,對其不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利因素還是不少的:臨時起意的盜竊、激情殺人、自首、初犯。但法院考慮到以下因素:犯有數罪、被害對象是屬于弱勢群體的嬰兒,采用的手段極其殘忍;即便說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但屬于自知無處可逃情況下的被迫自首,因此,最終還是判處了被告人死刑并立即執行。
從這個案件的審判結果來看,在當前動輒行兇、戾氣彌漫的社會氛圍之下,對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司法機關有趨于重罰的傾向。
八、廣西龍江河鎘污染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黃京平
2013年10月1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事件中兩名瀆職官員環境監管失職、受賄上訴案,并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同年7月16日,柳州市柳北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
環境監管失職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對二人均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近年來,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霧霾天氣、飲用水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逐年增加,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一個惡魔,其中越來越多的污染事件是由于監管機關工作人員不負責任、監管不力造成的。污染一旦形成,極易激起民憤,社會危害性嚴重,依法應予從嚴定罪處罰。
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的環境監管失職罪,是指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行為。本案中兩上訴人“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不認真履行監督管理職責”導致此次鎘污染事件,污染不但造成大面積水體污染、魚類死亡,截至2012年2月2日(污染水源此時尚未完全清除),官方統計數字顯示本次污染事件所致損失高達2450萬余元,同時造成下游的柳州市市民的恐慌情緒,破壞社會秩序,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本案后果符合法律規定的“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情形,結合二人的工作職責范圍、犯罪時主觀方面等犯罪構成要件,依法認定二上訴人犯環境監管失職罪符合事實和法律,量刑適當,體現了罰當其罪。
依據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三條的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瀆職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本案實行數罪并罰是有法律依據的。此外,2012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檢例第8號指導性案例——楊某玩忽職守、徇私枉法、受賄案,也是對本案定性和適用數罪并罰的重要依據。該案例確定的規則(案例要旨)為:一是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認真履行其監管職責,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結果發生的,其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二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四款有特別規定的外,數罪并罰。本案二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環境監管失職罪,同時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所監管企業人員的財物,又構成受賄罪,依法應當數罪并罰。
如前所述,環境監管失職犯罪近年來呈上升趨勢,民眾反響強烈。本案的查處和審理過程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于法有據,是依據刑法打擊環境監管瀆職犯 9
罪的很好的一個范例,有力地安撫了受害人情緒,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九、海南“校長帶女生開房案”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
2013年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社會關注的萬寧市第二小學原校長陳在鵬、萬寧市住房保障與房產管理局原工作人員馮小松涉嫌犯強奸罪兩案分別不公開開庭審理,并依法當庭公開宣判。以強奸罪分別判處被告人陳在鵬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處被告人馮小松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被告人馮小松上訴后,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從陜西渭南教師王福榮強奸、猥褻兒童被判處死刑,到重慶開縣教師周成春強奸、猥褻兒童被判處死刑,再到海南校長開房案,兒童尤其是女童受侵害案屢屢發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對于本案中被告人陳在鵬和馮小松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個月和十一年零六個月,社會上爭議頗多,對于判處兩人死刑的呼聲也是此起彼伏。這反映了社會對于侵害行為的極度憤怒,但從事實本身和訴訟進展情況來看,刑事訴訟活動必須依據訴訟規則進行,這里依據訴訟規則所認定的法律事實不同于案件的客觀事實,法律事實是依靠證據來進行認定,依靠現有的證據只是盡可能的接近事實,但是無法將客觀事實無縫還原。
本案之所以引起如此關注,主要在于此案所引起的人們對于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幼女的保護以及教師這個群體特殊性的關注。教師本是學生成長的引導者和指路人,對于兒童的健康成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教師侵犯兒童案
件的發生讓人們對于教師素質和師德問題產生了質疑,這也凸顯了保護未成年人,尤其是保護未成年女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一方面,應根據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變化,對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教師法等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和完善,健全兒童保護法律體系,從法律上為兒童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嚴格教師準入制度,加強教師師德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設,提高教師素質,并逐漸形成以教育為基礎、以制度為核心的師德考核工作機制,切實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
十、雷政富不雅視頻案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
2013年6月28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不雅視頻官員雷政富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雷政富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追繳雷政富受賄贓款316萬余元上繳國庫。雷政富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后,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雷政富受賄案在中國不是特例,但其反腐的形式卻有著其特殊的形式,此次事件從微博發起、傳播,而且此次反腐的快速也體現了自媒體的輿論效應,從網上爆料到重慶市紀委調查核實身份并立案調查,只用了63小時,并在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案件進展情況,表明對此事的高度重視和關注,也表明政府對于腐敗的態度,給公眾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這凸顯了輿論和網絡等媒體在新時代反腐中的作用和力量,也為當代中國反腐提供了新的方式。
“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腐敗問題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謀取個人
利益,從而侵犯國家公務員管理制度和公私財物的行為,這不僅影響了黨的聲譽,損害政府形象,更是對當前社會轉型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應當予以嚴肅查處。但傳統的查處方式由于存在著力量不足、渠道不通等問題,無法有效應對腐敗問題,導致政府反腐力度不足,效果不能盡如人意。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自媒體形式逐漸成為公民的主要活動形式,并影響著公民的日常生活,并應用到反腐斗爭中,使得人人都能夠成為反腐斗士,發揮了社會公眾的作用,加強了社會監督的力量,使社會監督的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極大地提升了反腐的效果,也催生了反腐形式的多樣性。這是網絡反腐與現實反腐有效互動形成的強大監督網,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對于保證公務員隊伍的純潔性,促進官員清正、廉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網絡反腐雖然能夠成功地查處腐敗,整治貪官,凈化公務員隊伍,但這只是一種輔助手段,網絡反腐自身有著諸多缺陷,并非一種長效的反腐方式,更不能成為現實制度反腐的替代。唯有在現有的法律基礎上建立更加健全的法律體系,依法行政,加強權力監督,建立杜絕腐敗的長效機制,才是保證公職人員清正廉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長久之計。
第二篇:十大熱點案件
前言
今年年初,我在《檢察日報》上發表了對2000年熱點民事案件的點評,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今年,編輯又約請我對今年的熱點民事案件進行點評。我從今年媒體上報道的熱點民事案件中,篩選出了我認為最有影響的十件熱點民事案件,進行點評。應當說明的是,這種選擇和點評,純粹是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人。對案件事實的描述,也都是依據媒體的報道,不一定完全符合案件的實際情況。因此,我把案件的當事人和時間、地點都隱去,只就簡要的事實進行點評,立意在于說明法理和觀點。如有不當,請有識之士指正。
第一案 最具創意的判決
——受教育權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東省某市中學生齊某參加中??荚?,被一學校錄取為90級財會專業委培生。齊某所在的中學既未將考試成績通知齊,也未將錄取通知書送給齊某本人,卻送給了與齊某同一屆的另一名學生陳某。陳某即以齊某的名義讀完中專,被分配到金融單位工作,其在人事檔案中也一直使用齊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東窗事發。1999年1月29日,齊某以陳某和她的父親以及原所在學校等數家單位侵害其姓名權和受教育權為由訴至法院,請求責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16萬元和精神損失40萬元。據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害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指出:“陳××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依據憲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損害,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這起民事案件給司法機關提出了一個難題,即《民法通則》規定了姓名權的民法保護,但受教育權卻沒有規定。受教育權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然而它是不是一個民事權利,值得研究。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時,一般不能直接引用憲法作出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指出,在憲法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如果民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憲法作出民事判決。
點評:這是一件引起廣泛關注的民事案件。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國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權適用憲法的規定,直接作出民事判決。
我認為,這是一個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典型案例,對于保護自然人的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這就是,國家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應當適用部門基本法得到保護。而受教育權這種公民權利受到損害,損害的是民事權益,應當適用侵權行為法進行保護。假如沒有這樣的保護方法,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就不會落實。而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憲法和民法之間出現銜接不當的問題。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是存在的。國外對于這種情況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國在戰后,修訂基本法(即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格尊嚴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德國民法典對此沒有規定。德國最高法院在一個被稱作“記者投書案”的案件中,援引憲法的這一規定,作出了判決,用民法的手段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并將此案件作為判例,指導德國各級法院的審判實踐。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具有同樣的效果,這就是運用司法解釋的手段,規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憲法的規定,作出民事判決,保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當然,有些具體問題還有待于深入研究。但這不能否認這一極為重要的判例的意義。因此,我把它列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聲背后的道理
——“同居者”請求實現遺贈案
案情:蔣某與丈夫黃某于1963年結婚,婚后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黃某認識了張某,并與張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某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某當眾拿出黃某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某是朋友,黃某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某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于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后,蔣某控制了全部遺產。張某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她有權獲得黃某遺贈的財產。張某請求法庭判令蔣給付她的財產6萬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某臨終前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部分財產贈與原告,并經公證機關公證。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某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按有關政策規定,該遺囑處分了撫恤金、住房補助金、公積金等屬于死者配偶的財產和夫妻共同財產,侵犯了蔣某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同時,公證機關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進行公證,違背了有關法律規定,后又變更了遺贈人的真實意思,應根據有關規定撤銷其違法部分的公證。且黃在認識原告之后,長期與其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贈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蔣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黃某病危仍悉心照顧,黃的行為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故該院依法作出駁回原告獲得遺贈財產6萬元訴訟請求的決定。
據報道,該案件宣判后,1500余人的旁聽席上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點評:一個獲得熱烈掌聲的判決,就是符合法律的判決嗎?就是這個獲得了熱烈掌聲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評,不能不給人以深深的思考。這就是這個案件給人們的啟示。
看起來,判決認定黃某立遺贈遺囑的行為是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些道理是經不起推敲的。將自己的一部分遺產遺贈給與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財產是夫妻共同財產,但也是要析產的呀?。瑢仓刃蚓烤褂惺裁催`反呢?違反什么法律呢?這完全是對自己的私權的處理,完全是對自己所有財產的處理,完全是依照法律進行的民事行為,絲毫不具有對公共秩序的破壞,也絲毫不違反法律——這就是黃某遺贈行為的性質。至于在這個行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違道德的問題,這確實是真實的。但是,在法律調整的范圍之內,法律具有絕對的權威,不能因為一個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而無效。法院維護的應當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決貌似公正,但是實際上卻在違背法律,這就是破壞了民法的秩序,損害了財產所有權的威信,置《繼承法》的規定于不顧。這一判決維護的是道德,但是損害的卻是國家法治的尊嚴。
掌聲就能說明問題嗎?不然!這就是掌聲背后的道理。
第三案平等的生育權利
——“死刑犯”及其妻請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婦女鄭某的新婚丈夫羅某供職于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瑣事與公司副經理王某發生爭執,王某先打了羅某一耳光,并用榔頭打了羅某一下,之后,羅某與王某進行廝打,將王經理打死。檢察院將羅某起訴后,8月7日,一審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羅某死刑。一審判決宣判的第二天,羅某向高級法院提起上訴,而羅妻鄭某則向法院提出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請求:“讓我借助人工授精懷上愛人的孩子!”一審法院當即以此做法無先例為由,拒絕了羅妻的請求。羅某殺人案已進入終審程序。高級法院尚未對鄭某主張生育權的請求作出答復。
點評:應當說明,這個案件還不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因為鄭某的請求沒有通過正式的訴訟渠道提出。但是這個案件的意義比一個真正的民事訴訟案件還有價值。
本案見諸報端以后,媒體普遍認為,羅妻鄭某的請求已經闖入了國內現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一個盲區,是立法上和實際操作中還沒有明確的一個問題。這就是,當夫妻雙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權該不該受到保障?通過什么途徑得到保障?
對此問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基本的觀點不外兩種。其一,認為無論“死刑犯”還是一般公眾,都享有生育權,都有權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對于即將被執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應當保障其權利的實現。其二,認為“死刑犯”雖然享有生育權,但是其喪失了行使這個權利的條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盡管現代技術可以解決人工授精的問題,但現行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況且也沒有先例,因而這種請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種意見。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會責任。生育也確實是一個權利,無論國家的現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規定,都是如此。在計劃生育的范圍內,任何人的生育權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對一個人的生育權進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剝奪,那不僅僅是剝奪了人的權利,而且也剝奪了人類繁衍和社會發展的機會?!八佬谭浮奔捌渑渑家灿猩龣?。這就是,他們是人,是我們這些高等動物中的一員。我們每一個人享有的權利,他們都享有。且不說其配偶,她(或他)并沒有犯罪,她(或他)理所當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權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對他(或她)判罪的判決生效之前,他(或她)還是一個被告,而不是罪犯。在這個時候,他(或她)的權利是完備的。即使是有罪判決確定,在沒有被剝奪生命權之前,也就是沒有實際執行死刑的時候,他(或她)的權利也還存在,剝奪的也只是政治權利終身,民事權利并沒有被剝奪。如果有行使權利的條件,還是應當保證其權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權有一定的障礙,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無法以自己的行為來行使這一權利,不可能再通過正常的夫妻生活來繁衍后代?,F代科學技術給人們行使這一權利提供了技術上的幫助,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完全可以在不違反監規的前提下,為“死刑犯”的妻子實行人工授精,圓其做母親的心愿,也實現了“死刑犯”的生育權,完成了其繁衍后代的愿望。
第四案 應當保護的權利
——因強奸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歲的王某參加了深圳某單位英語俱樂部舉辦的英語口語對話活動,并結識了美籍華人李某。當天下午,李某帶著王某來到他的住處,將王某強奸。王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后,將李某抓獲歸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隨后,王某向審理刑事案件的中級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精神損害賠償10萬美元,被法院駁回,理由是起訴理由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王某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屬于物質損失,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王某上訴后,高級法院指出,王某的這種訴訟請求“應循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認為被告李某侵犯其貞操權,要求法院依據國際慣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判決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45萬元人民幣。受審法院認定:被告的犯罪行為其實質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其侵害的直接對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給原告造成終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喪失,并由此導致原告社會評價的降低,對原告上述方面的損失,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節極其惡劣、犯罪時間持續長、原告又系處女、受損害的結果嚴重,因此判決被告賠償王某精神損害賠償金人民幣8萬元。
點評:貞操權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一個在理論上一直有爭論,在實踐上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案件的判決告訴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貞操權是一個人格權。反對這個權利的,最主要的還是認為它的名稱問題,那就是要不要叫貞操權。很多人認為,規定貞操權,就是歧視婦女。這其實完全是誤解。貞操權就是人的性的尊嚴的權利,性行為和性利益支配的權利。規定這樣的權利,怎么會是對婦女的歧視呢?這恰恰是保護人的尊嚴的,男女都同樣進行保護的權利,尤其是對婦女更為側重保護的權利。
多年以來,我國法律對貞操權的保護,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進行,沒有進行民法的保護。這是很大的欠缺。試想,侵害人的名譽權、姓名權等,受害人都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對嚴重的侵害貞操權,造成受害人極大痛苦的這種行為,受害人卻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之后,法院可以認定侵害貞操權的行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判決援引這個司法解釋作出判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現在大概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意見,那就是,總在說要保護人的權利,總在說對人的權利保護不夠,但是真正對人的權利進行保護的時候,卻又要說三道四。面對這樣的意見,真不知道要說什么好。
第五案 評丑就是侵害名譽權
——網上評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網蛙公司在其“三九網蛙音樂網”舉行“國內歌壇十大丑星評選活動”,將臧某列為候選人之一,同時還有其他歌星共30人。評選活動同時在網易網站音樂頻道進行互動鏈接。11月13日,評選結果在上述兩家網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當選“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認為,這兩家公司未經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并加文字介紹,將自己列為候選人,并在文中出現“要嫁就嫁臧某,但怎么也沒看出來廣大適齡未婚女青年有什么重大舉措”等調侃內容,并在評選期間遭到網民的隨意攻擊,兩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權、名譽權,給自己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影響了自己的聲譽,構成侵權行為,故提出索賠經濟損失65萬元、律師費10萬元、精神損失20萬元及賠禮道歉等訴訟請求。網蛙公司與網易公司均認為,照片是在公開媒體上發表的,文中出現的文字內容也是事實,網民的評論與網蛙公司、網易公司無關,此次活動也沒有對臧某的聲譽與形像進行貶低,“丑星”是個廣泛的稱謂并非就是貶義,因此沒有對臧某構成侵權。法院一審判決認為,網蛙公司和網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并經其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其列為“國內歌壇十大丑星評選活動”的候選人,在“評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調侃性文字,并最終給臧某冠以國內歌壇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稱謂,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嚴;同時對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性行為,構成對臧某肖像權的侵害。法院判決,兩家公司賠禮道歉;共同一次性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1500元、精神撫慰金人民幣2萬元。
點評:“丑“是什么意思?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說,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丑陋、不好看,叫人厭惡或瞧不起,壞、不好;其三是戲劇角色行當,扮演滑稽人物。在這三個含義中,除了第一個含義之外,其余的都是貶義詞,或者具有貶義的成分,都不是對人的歌頌和贊揚?!俺笮恰彪m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還是具有貶義。
這就是了。雖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詞是“丑”。說一個人是“丑星”,這就具有對人格的貶損。再加上大張旗鼓的進行評選,再加上在評選中的各種“調侃”和評論,這就構成了侵權,侵害的就是名譽權。當然,這個案件對原告的肖像權也構成侵權,也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本案原告認為判決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太低,我認為這倒不是大的問題,關鍵的是要確定這種行為是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網上的行為也要負責
——網上發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張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網名“紅顏靜”,主持管理了e龍網站社區站點里的一個文學版塊。被告俞某以“大躍進”為網名,在e龍網站上網活動。去年11月某日,張、俞等網友在南京聚會交流,并打牌娛樂到深夜。回家之后,張某打開電腦,發現剛剛還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躍進”的網名在公開版塊上發出侮辱她的帖子,稱“紅顏靜”是網上的“交際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語,內容極為低下。張某當即回帖要求對方不要亂寫,侮辱他人。在此后的幾個月時間里,“大躍進”毫無收斂之心,在西祠胡同網站的“交叉線”等公開版塊發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紅顏靜”,聲稱“我和?紅顏靜?有一腿”。同時“大躍進”還以另一網名“華容道”的名義發帖,對“紅顏靜”進行侮辱和誹謗。法庭查證被告的身份和行為屬實,經過合議認定,被告在明知對方網名和真實身份的前提下,在網站的公開版塊發帖,對原告進行人格侮辱和誹謗,故侵權事實成立。判決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網站上賠禮道歉,并賠償其精神損害賠償金1000元。
點評:我作為一個網絡法律人,支持法院的這一判決。誠然,網絡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人們在這個虛擬的空間中享有更為充分的自由,可以與網友進行更為廣泛的交流。但是,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而且在網絡社會活動的網民就是實實在在的現實社會中的人,并不存在絕對虛擬的網絡主體。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網民在網絡世界中進行活動,也必須遵守現實社會的法律,在現實社會中違反法律的行為,在網絡社會中實施同樣構成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犯罪行為,都要承擔法律責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網名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在網絡上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誹謗,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第七案 政府更應當守信
——某公安機關懸賞廣告案
案情:某日,江蘇省某縣的一個鎮發生了一起殺人案件,案發后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該縣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湯某率隊到安徽省某村布控,并向該村村長李某通報了案情,說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們村出現,報案的給5000元,抓到人的給10000元?!崩钅澈髞碜カ@了犯罪嫌疑人,縣公安局只給李發了1000元獎金,沒有兌現給10000元的承諾。李某于2001年2月9日起訴,將該公安局告上法庭,請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懸賞承諾。該公安局否認其實施懸賞行為,湯某則認為他的懸賞只是一種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說法給付獎金。因而,該公安局拒絕履行懸賞的承諾。
點評:對于這個案件中刑警大隊大隊長的行為,有的認為是行政行為,有的認為是民事行為;有的認為應當兌現承諾,有的認為不應當兌現承諾。但是大多數人的意見是贊成按照懸賞廣告的意見處理,公安局應當兌現其承諾。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隊長的這種行為是職務行為。第二,大隊長的行為是一種民事行為,是產生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第三大隊長實施的民事行為的性質符合懸賞廣告的基本特征,其性質應當是懸賞廣告。那么,對于本案就應當按照懸賞廣告的權利義務關系處理就是了。原告已經實施了懸賞的行為,他就有權請求兌現承諾的獎賞。公安局已經得到了懸賞的行為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兌現自己的承諾呢?
說到這里,就要說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暢通。今天公安局因為不兌現承諾懸賞的9000元,那就失信于民,下回你再說什么,百姓還信你的嗎?不信,就不會再按照你的意見辦,就不再擁護你。這樣,損失的是9000元大呢?還是百姓不再擁護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選賊”活動
——班級選小偷案
案情:某學校某班級的一位同學丟了10元錢,有人懷疑是本班同學所為。在班長的建議下,由班主任組織,在班上進行了一場荒唐的選舉,通過投票決定誰是偷錢的“賊”。經過“選舉”,將“賊”選出來了,這就是被懷疑偷錢的那兩位同學。這兩位同學辯駁自己沒有偷錢,副校長竟說:你們有什么證據證明你們沒有拿同學的錢呢?
對于這個嚴重侵害學生名譽權的案件,經過該縣教育局處理,對在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的班主任老師給予了行政記過處分,對負有管理責任的副校長給予了嚴重警告處分,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校長也給予了警告處分,同時將此事的處理結果通報全縣教育系統。
點評:這件案件沒有經過訴訟程序,還不能就說是一個民事案件,但是,從法律上,選舉某人作“賊”的行為,就是侵權行為。
這種侵權行為侵害的就是兩位同學的名譽權。法律保護名譽權,就是保護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保持自己的這種社會客觀評價,不使社會對自己的這種客觀評價因為他人的行為而降低。兩名同學本不是偷錢的“賊”,而是一個遵紀守法、安分守己的學生,他們有權保護自己的這種社會評價的“值”維持在穩定的水平上。由于“選賊”的行為,使他們的這種社會客觀評價,因被誤認作“賊”,而使穩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譽受到了損害。這種侵害名譽權的行為,是嚴重的侵權行為,由于發生在學校,又是有組織進行的,其性質更為惡劣,損害結果更為嚴重。行為人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當然,民事權利和民事訴訟權利都是權利人自己的權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決定的,他人不能干涉。兩位同學是不是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追究哪個侵權人的民事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決定。法律給了他們這種保護自己權利的權利,可以通過行使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名譽,保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因此,兩名同學可以自己決定,究竟應當怎樣辦。
第九案 網站有權縮減免費郵箱的容量
——新浪郵箱縮水案
案情:原告來某在新浪網站免費郵箱自愿明確接受網站服務條款后,與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間締結了電子郵箱服務合同,免費使用新浪網站郵箱服務業務。后來,新浪網在網站上公開聲明之后,變更了服務條款,將50M郵箱容量調整為5M。來某認為新浪網站的行為違背了網站服務條款的承諾,屬于違約行為,起訴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新浪網服務條款作為雙方締結的電子郵箱服務合同的組成部分,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為新浪網北京站的運營管理者,已經事先通過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明確而清晰地告知原告獲得了免費電子郵箱服務,在變更服務條款之前進行了聲明,履行了服務條款中變更條款內容的說明和提示義務,是正當合理地行使其依據合同享有的對合同內容加以變更的權利,縮減郵箱容量不屬于違約行為。法院判定原告有關確認四通利方公司擅自變更合同內容為違約行為的主張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的支撐,故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點評:在網站郵箱使用問題上,應當認定為合同關系,受到合同法的調整。新浪網站對原告申請注冊新會員的要約行為作出了承諾,這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即成立合同關系。至于免費郵箱是否“免費”問題,盡管原告認為網站免費郵箱實質上屬于有償合同,但是,一個根本的事實就是,原告在使用網站郵箱的時候確實是不交費的,因而應當認定免費郵箱服務合同是無償合同。在一個合同中,判斷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無償和有償,具有重要的價值。在有償合同中,接受報酬的一方應當承擔較高的注意義務,而在無償合同中,無償提供服務的一方承擔的注意義務相對較輕。按照服務協議的條款,新浪網站有權變更合同的內容。新浪網站依據該約定,對郵箱容量進行縮減,沒有違反合同的約定,屬于正當行使合同變更權,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約定的行為。因此,法院的判決是應當支持的。
第十案 還能造出什么“權”來?
——傷嘴侵害“親吻權”案
案情:2001年6月1日晚10時許,被告吳某駕駛的一輛奧拓汽車將陶女士撞傷。事發后吳某既沒有對現場進行保護,也沒有對她進行搶救。經群眾報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醫院搶救。醫生診斷為:“車禍造成上嘴唇裂傷,全身軟組織挫傷、門牙折,腦震蕩?!碑斣?4日,交警部門對事故認定為:吳某系酒后駕車,對事故負全責。陶某后經省法醫學鑒定中心評定為十級傷殘。車禍后,陶某經常出現短暫失憶,思維判斷出錯;兩顆門牙折斷既影響身體的完整性,又損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于嘴唇的原因,她再與丈夫親吻時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嚴重阻礙了她與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認為,作為妻子,不能與丈夫感受親吻時醉人的甜蜜,作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樣滿足女兒的“索吻”。在律師的幫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吳某賠償其身體權、親吻權、健康權、財產權等損失人民幣3.9萬元人民幣。
點評:一個“親吻權”概念,令法學界為之驚詫,學者無不檢討自己的“無知”,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權利存在!
按照常識,任何一個權利,尤其是作為絕對權的人格權,總是要由法律明文規定的。就是一個準備新創造的,并且有可能成為新的人格權的權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資格”,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夠成為現實的權利。這就是,確定人格權也要講究“規格”。不符合規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為一個具體的人格權。
確認一個具體的人格權,要解決的是一個權利所“主管”的范圍,就是這個權利所調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圍。受害人的嘴受到傷害,侵權行為侵害的就是健康權,就是人體的各部位功能協調一致的發揮受到損害。一個侵害健康權,就什么都齊了,還要增加那些“親吻權”之類的“勞什子”干什么?
“親吻權”的問題就出在了“因事設權”上面。難道嘴有什么功能,人就享有什么權利嗎?嘴還有吃飯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個“吃飯權”呢?說到底,這就是一個“泛權利論”在作怪。在當前,確實有一種偏向,就是什么什么都叫“權利”。主張或者創造“泛權利論”者,如果都是為當事人著想,也就罷了;如果還有另外的什么意圖,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專家,不懂什么是權利,什么應當是權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識應當懂得。
第三篇:2012十大經典案件
盤點2012年中國十大經典案件
2012年已經謝幕?;厥?012,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這一年,是“十二·五”的承上啟下之年,是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年,也是82憲法實施30周年。為了留住2012年法治前進的腳步,“法學前沿問題研討會”本學期第三期研討,在何士青教授的指導下,從過去一年浩如煙海的法治事件中特別挑選出10個具有制度意義和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來進行探討和總結。期望能從中窺見今日中國之現狀,感受到中國法治的明天。
本次研討遴選出的十大經典案件分別是: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案(部分涉及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天津許云鶴駕車撞人案、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訴重慶市勞教委案、吳英集資詐騙案、劉艷峰訴“表哥”工資信息公開案、自然之友與重慶綠聯會等告陸良化工鉻渣污染索賠案、溫嶺幼師虐童案、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賴昌星走私行賄案、“毒膠囊”系列案件。
一、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案
【案情】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作出一審宣判,四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法院查明,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背查禁犯罪職責,徇私枉法,明知薄谷開來有故意殺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訴,情節特別嚴重;其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領館,情節嚴重;其濫用職權,未經批準或者偽造批準手續,先后對多人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應當以四項罪名追究刑責。
【點評】由于王立軍的“臨門一腳”,還踢飛了一起涉外殺人案件的蓋子,昔日的“鐵血警魂”、“唱紅打黑英雄”轉眼間變成了“階下囚”。重慶上演了一幕紅歌下的黑色幽默。王立軍案告訴我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皣鵁o法不治,民無法不立?!币磺薪M織和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這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政法官員特別是政法機關的領導干部,應該完善法律思維,提高遵法、守法的素養,進而成為執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機關的官員都不執法、不守法,甚至戲弄法律,將法律視作兒戲,國家法律還
談何尊嚴?人民的權利還做何保障?此案雖然是公開審理,然而當事人錯綜復雜、神秘莫測的關系仍然是社會關注的話題。這是不是又一場包涵政治含義的審判?還是有網友坦言的僅僅是一個“高官落馬后需要的一個在法律面前低頭的儀式”?
二、天津許云鶴駕車撞人案
【案情】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許云鶴駕車與王秀芝老太太之間發生糾紛。王秀芝稱自己被許云鶴駕車撞倒在地;許云鶴則認為自己是主動停車,下車攙扶從護欄上摔下來的王秀芝,是助人為樂。事發后,受傷的王秀芝被送往醫院治療,之后向法院起訴索賠。2011年6月16日,紅橋區法院一審判決許云鶴承擔40%的民事責任,賠償王秀芝10.8萬余元。許云鶴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訴。二審期間,一中院以抽簽方式確定了委托的司法鑒定機構,所送鑒定材料亦經雙方認可,最終得出鑒定結論:“王秀芝腿部傷情單純摔跌難以形成,遭受車輛撞擊可以形成。”二審法院認為,可以由鑒定結論、事故現場圖、當事人述稱等形成完整證據鏈,足以認定王秀芝腿傷系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維持原判的二審判決。
【點評】許云鶴案事發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稱為彭宇第二案。單純就案件本身的裁
判來看,主要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許云鶴的行為引起,這也是該案最大的疑點。在訴訟活動中,案件事實的判斷是依據證據規則進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實與事情的真相即客觀真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前者則是具有主觀色彩的認識,法律事實只能盡可能地接近真相,卻無法重現客觀事實。這是現代法治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而社會民眾卻懷有樸素的真假、善惡觀念,將對案件真實探求的責任完全賦加于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據案件事實裁判難免會遭到社會公眾的質疑。而此時法官應當做好裁判的說理工作。從公開的判決書內容來看,該案的裁判應該是合乎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也是有證據可循的。但對于社會公眾為此而產生的質疑,則應當通過公開、透明的釋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證公開與裁判說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運作原理,增強法院裁判的正當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會民眾的質疑,提升社會公眾的認同,并承擔起法制宣傳的作用。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還在于該案可能引發的道德危機,助人為樂卻要冒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傳統的社會道德行為面臨著現代法制社會的挑戰。如何協調傳統社會道德與法律責任之間的沖突,挽救日益凸顯的道德滑坡成為隱藏在該案背后亟需我們深思的問題。
三、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訴重慶市勞教委案
【案情】2011年9月,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被重慶市公安局以發表“反面言論和信息”為由,判處勞教兩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月19日,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為由,撤銷了對任建宇的勞教決定,20日,法院公開宣判因任建宇起訴超過法定期間,裁定駁回其起訴。11月29日,任建宇上訴,要求法院認定勞教決定違法,12月28日,二審上訴開庭并當庭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點評】任建宇案與唐慧案在今年引發了對于勞教制度的大討論。對于勞教制度的諸多批評由來已久。以前尚且停留于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據問題,而任建宇一案的發生則引發了人們進一步的擔憂,即勞教制度很有可能成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外特權。無論是從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出發,還是從依法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出發,有權機關都應當立即著手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有關規定修改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另外社會媒體現在經常以案件為契機,來宣傳并推動某些制度改革。這種方式現在已經日益走向成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它能繼續擔當中國民意與法制的橋梁。任建宇被釋放是好事,但希望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勝利”。希望該案能成為一個轉折點,此類有疑問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復查,還無辜當事人以自由,對責任方予以追究。同時也希望,“任建宇”們所付出的代價,能對勞教制度的改革有
所推動。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2013年1月7日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宣布,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這些勞教制度改革試點的信號不斷傳出,希望早日能看見實質性的推動。
四、吳英集資詐騙案
【案情】吳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捕。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吳英承諾付以高額利息,以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為由,先后從11人處籌得人民幣7.7億元。吳英將集資款部分用于償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購買房產、車輛和個人消費支出。2009年12月,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2012年1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死刑判決。4月,最高人民法院未核準吳英死刑,將該案發回浙江高院重審。5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后,對吳英集資詐騙案作出死緩的終審判決。【點評】吳英一案引發了民眾對社會公平、死刑改革、民間資本出路、金融壟斷、價值觀標準等一系列問題深刻的討論,堪稱普通案件演變為法治事件的典范。對民間金融放開與進行立法監管的呼聲一直不斷,但相關的法律修改與制訂工作卻遲遲未能確立,一方面是默認其存在,一方面又是嚴刑打擊,使得社會陷入不確定性的心理危機之中。對這些
“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客觀上形成了維護現有壟斷體系,維護國有金融體系利差所帶來高額利潤的現狀。如學界人士所呼吁,詐騙該入罪,但非法集資罪名則可休矣。同時,當國有金融體系中那些非法占有公眾或公共資金多達上億元的官員們仍可免于死刑之時,類似吳英這樣的民間金融麻煩制造者為何又以極刑震懾之?吳英的命運已經與民間借貸緊緊地栓在了一起,對于吳英個人而言,死緩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終審,但是對于民間借貸市場而言,改革才剛剛起步。吳英獲得了生存的權利,但是民間借貸市場依舊形勢嚴峻,或許這就是有人說的:“趨勢和愿望有時是相反的”。關于吳英案的后續,如吳英案的“案中案”問題及對罪犯合法財產權利的保護等,可能還會持續發酵。
五、劉艷峰訴“表哥”工資信息公開案
【案情】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峽大學在校生劉艷峰向陜西省財政廳申請公開在延安特大車禍現場“微笑”的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2011工資。9月20日下午,劉艷峰收到陜西省財政廳寄發的復函,文件就其提出的信息公開申請做出答復,稱工資“不屬于財政廳政府信息公開范圍”故不予公開。2012年10月9日,劉艷峰分別向西安市蓮湖區法院和新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陜西省財政廳及安監局不予公開信息行為違法,法院未予以立案。
【點評】這一案件可以說是近年來公民意識覺醒與“微博反腐”興起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網絡反腐通常都以扳倒腐敗官員為結果,而在這起案例中,作為在校學生的劉艷峰窮追不舍,要求公開涉事官員工資,而這遠比扳倒腐敗官員本人更重要。公開官員工資,可以讓公民了解官員的工資構成,更有助于公民判定官員是否清廉。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具有了對官員工資的知情權,那我們離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也就更近了一步。借用當事人的話就是,“希望大家不僅僅關注楊局長個人的處理,還要更多去關注官員工資公開制度的推進。那樣的話,即便貪官不微笑,他也逃不了”。
六、自然之友與重慶綠聯會等告陸良化工鉻渣污染索賠案
【案情】2011年6月,云南陸良化工廠將五千余噸的重毒化工廢料鉻渣非法傾倒在曲靖市麒麟山區,致珠江源頭南盤江附近水庫水體遭到嚴重污染。同年8月,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重慶綠色志愿者聯合會委托公益律師前往調查取證,向曲靖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曲靖市環保局中途加入原告之列)。10月19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2012年5月23日至24日,法庭組織雙方進行了證據交換。此后,本案在法庭組織下進入調解程序。12月6日云南省環保廳對被告的歷史鉻渣治理工作通過了階段性驗收。12
月28日,在法庭組織下,雙方初步達成調解協議草案:被告愿意承擔環境侵權的全部法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險和環境修復的法律責任與經濟責任,同時愿意接受包括原告在內的公眾監督及第三方審核。
【點評】環保意識的興起是近年來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與2012年發生在啟東、什邡等地的以環保為動因的群體集會不同的是,云南曲靖的環境污染事件,人們選擇了公益訴訟,通過司法尋求正義。這些環境污染侵權案件訴訟今年也正好呼應了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內容。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將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會團體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民事訴訟法》修改前,因為欠缺具體的法律規定,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不明確,對于侵害公共環境權益的案件不能提起公益訴訟,受害者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效維護,生態環境也不能得到應有地保護。不少污染糾紛因不能及時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有的甚至成為污染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有輿論稱,“該案的成功立案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這意味著公益訴
訟終于開始破冰?!钡?,公益訴訟依然處在摸索階段,同時,社會組織參與公益訴訟還必須克服法律專業人員稀少、經費短缺、取證困難等諸多障礙。因此,社會組織的弱勢地位必須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證評估費、律師費、調查費等;政府信息應當公開,解決取證難的問題;建立鼓勵性措施,使得公益機構保持持續的訴訟熱情等等??傊?,民事訴訟法修訂已經為此開了一個好頭。
七、溫嶺幼師虐童案
【案情】2012年10月24日當天,網絡上流傳一張幼兒園女教師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學生照片。后查明,顏某自2010年在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工作以來,多次對幼兒園學生以膠帶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進行虐待,并拍照取樂。而在顏某的空間里,被網友搜出的有關幼兒園照片多達702張,不少是虐童的照片。其中一張圖片說明為“活該”,當有網友評論建議她“刪掉這些照片”時,她回復稱:“沒事”。網上流傳的用雙手拎起幼童雙耳照片,是今年10月上旬,顏某在實施該行為時,要求同事童某幫助拍攝的。相關照片在網上曝光后,當事老師顏某即被辭退,并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點評】我們在迷茫,一個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幼兒教師為何以虐待兒童為樂?雖然案件已過去,但其罪
名引發很多社會爭議,“為何不是故意傷害或虐童罪”而是定“尋釁滋事罪”?國內以前虐待兒童的案例除非打死打傷否則罕有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因為刑法中沒有專門的虐待兒童罪的罪名,對虐待兒童的行為定性也是模糊的,如要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需要找罪名,通常司法機關懶得找也不太容易找到,但此次浙江溫嶺警方是個例外,不但主動去找罪名,而且還找到了,盡管這個罪名有些爭議。在國外,虐待兒童的行為是法律的高壓線,而在我國則是一條虛線——雖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且處罰疲軟。虐待兒童是靜悄悄的犯罪,其身體傷害通常不嚴重而心理、精神傷害尤其是對成長的負面影響是巨大和長遠的。如果不對虐待兒童作刑法上的單獨評價與定性并確立嚴厲的刑罰后果,此類行為必然層出不窮。溫嶺虐童事件性質之惡劣超出常人忍受的限度,足以引起有孩子在幼兒園就讀家長的恐慌,警方打破虐童非死傷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慣例是值得期待的,期待此案能夠創造一個沒有死傷后果的情況下追究虐待兒童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判例。關于尋釁滋事罪名,溫嶺虐童案基本符合:主觀上具有追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動機,客觀上有隨意毆打他人的行為。但至少也有兩點牽強:毆打對象是特定關系人——學生;行為實施地為相對封閉的教室,犯罪侵犯的客體主要還是兒童的身心健康而非社會管理秩序,但這已是相對最合適的罪名及可基本成立的罪名。但是溫嶺虐童案以尋釁滋事罪刑拘當
事人的隱憂也讓大家再一次看到了“口袋罪名”的威力——盡管用這個“口袋罪名”來裝顏艷紅這樣的人多少有些快意人心。在復雜的心情中,我們也還是要祈禱刑法中的“口袋罪名”不要隨便裝人。當然,除了法律上的思考外,我們也應看到對于“黑幼兒園”與“黑幼師”這一現象的監管失范以及如何加強對教師職業道德的評價等問題都需要我們去思考。
八、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
【案情】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水域遭武裝分子槍殺,2011年10月15日中國成立湄公河案專案組,負責調查此案。2012年5月,專案組將制造湄公河慘案、盤踞“金三角”地區的特大武裝販毒集團首犯抓獲。2012年11月6日,該案在昆明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糯康等四名主犯被判處死刑,其余兩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死緩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6名被告人當庭表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案是首例“外國人在境外針對中國人的犯罪”在中國法院依中國法律判決的案件。
【點評】一直以來,受到種種原因約束,如司法協助等國際合作方面的障礙等,外國人在境外針對中國公民犯罪的大案要案,并沒有按照我國刑法規定的那樣,順利地由中國
司法機關實質行使司法管轄權。也因為如此,此案最終形成的主犯糯康被判處死刑,使得此案成為我國司法主權的第一案。在國際化時代,中國政府對中國公民的域外權利保護面臨著新的挑戰。湄公河慘案的偵辦與審理堪稱完美,創造了中國司法史上的多個第一,是中國國際司法合作的經典之作。
九、賴昌星走私行賄案
【案情】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賴昌星走私普通貨物、行賄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行賄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違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繳。宣判后,賴昌星未提出上訴。1999年案發后,賴昌星畏罪潛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點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更何況只是一個賴昌星。終于回到他的原點廈門,回想十多年前,是多么風光于沿海的他,外國潛逃日子過的很瀟灑嗎?無疑賴昌星案件的終結昭示著賴昌星走私時代的徹底結束。反思廈門“遠華案”,它將為我們今后在更廣范圍內開展反腐敗斗爭提供一些啟示。腐敗大部分都因經濟活動而起,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反對腐敗,通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來制約和消除腐敗,只有這
樣,才能重樹法律在全社會的權威,重樹百姓的清廉信仰。另外,這一事件無疑對眾多外逃的腐敗分子和經濟犯罪人員敲響了警鐘,更彰顯了中國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
十、“毒膠囊”系列案件
【案情】2012年4月15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本期節目《膠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業,用生石灰處理皮革廢料,熬制成工業明膠,賣給紹興新昌一些企業制成藥用膠囊,最終流入藥品企業,進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業加工時,要使用含鉻的鞣制劑,因此這樣制成的膠囊,往往重金屬鉻超標。經檢測,修正藥業等9家藥廠13個批次藥品,所用膠囊重金屬鉻含量超標。針對此事件,2012年4月21日,衛生部要求毒膠囊企業所有膠囊藥停用,藥用膠囊接受批批檢驗。2012年4月22日,公安部通報,經調查,公安機關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
【點評】從硫磺熏制生姜是行業潛規則,到潲水油煉制食用油成油脂行業潛規則,再到這次有毒工業明膠生產藥品膠囊成該行業的潛規則,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有多少潛規則在危害公眾健康與安全?常言道:“是藥三分毒”??墒乾F在的藥,已何止是三分毒。食品安全法律問題依然任重道遠。
第四篇:十大熱點稅務危機案件獨家解讀
十大熱點稅務危機案件獨家深度解讀
一、森馬服飾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森馬服飾被舉報偷稅
2011年1月24日,浙江溫州的紡織企業森馬服飾上會,但這家擬上市公司卻在此時被全國至少12家省市稅務機關在所在地區進行調查。
舉報信息顯示,在2003年至2009年間,在批發環節公司大量采取不開發票現金支付等方式向供應商采購成衣,對應批發收入也不入賬;在零售終端環節采取銷售收入和成本不入賬。
記者的電子郵箱收到了森馬服飾供應商資料、全國網店的資料,各門店的面積、開業時間、近三年的銷售及成本金額、偷逃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具體金額等。
通過這個案例,企業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啟發:
第一,很多準備上市的公司認為不能在稅收上出現任何問題,如果有罰款、滯納金,那么就無法上市。然而,森馬服飾被12個稅務局稽查補稅,最終還是上市了。由此可見,企業有少量滯納金不是嚴重問題。
第二,稅務局的信息化程度很高,企業的核心資料可能泄露。第三,公司如果想上市,就要提前做好突發性事件的應對措施。
二、波司登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波司登涉逃稅6省市調查
對波司登涉逃稅6省市的舉報稱,波司登采取與經銷商訂立兩套合同的方法,逃避稅務部門的檢查與稽查,當稅務檢查時,波司登出示代銷合同,而真正執行的卻是經銷合同。幾乎86家銷售公司均有虛列費用、大量開具勞務發票進賬的行為,以達到抬高成本,少交或不交所得稅的目的。配合每年的各個節日,賄賂當地稅務官員,以達到逃避納稅的目的。
關于波司登涉逃稅六省市的問題是其一個大區經理舉報的。該大區經理因為貪污、侵占公司財產,導致波司登總部報警抓人。該大區經理感覺自己為公司做了大量貢獻,對公司的做法不服。由于他掌握著公司的大量秘密資料,談判破裂后進行曝料。這些資料首先在香港曝光,消息從香港轉到了內陸,給波司登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企業碰到內部舉報,要理性對待,要盡量和對方談判達成和諧,否則會兩敗俱傷。
三、達能與娃哈哈之間的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娃哈哈老板宗慶后補稅3億元
據媒體報道,娃哈哈被達能兼并時,達能將8000萬美元的傭金打到了宗慶后的個人賬戶,但宗慶后本人沒有報稅。達能在匯款時,將小票留了下來。當哇哈哈和達能談判出現破裂時,達能舉報宗慶后所得的8000萬美元沒有交個人所得稅,小票就是證據。
隨后國內一些頂尖法學專家開始討論宗慶后是偷稅還是漏稅,該舉報事件越炒越熱。在杭州地稅局、國家稅務總局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宗慶后主動補稅約3億元。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得到兩方面的啟示:
第一,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和形象代言人,與他人合作時,要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第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言行需謹慎。四、五糧液由于稅務原因被證監會立案調查事件
【案例】
五糧液突遭證監會立案調查
2009年,國內一些大酒廠認為,稅務局調整消費稅是增加造酒廠的稅收。五糧液也對包括媒體在內的很多機構放出很多不滿的聲音。證監會調查五糧液供應商和經銷商的結構,發現五糧液高層的薪水特別低,懷疑有貪污行為,經過深入調查,發現五糧液給供應商是每瓶400元,而經銷商從供應商進貨是每瓶700元,在這一環節中供應商從每瓶酒中留出了300元。
原來五糧液供應商和五糧液企業本部關系密切,個別供應商是高層的親屬。由此判斷,這300元是五糧液高層的薪酬。另外,400元的價格也減少了消費稅。最終證監會判定五糧液侵吞國有資產,造成國有資源流失。
在現代市場中,一些企業沒有供應商,而是直接在公司內部設立銷售處,將銷售資金直接匯到公司本部。這樣,就無法處理與銷售相關的提成、傭金、差旅費,而且會導致公司內部的混亂。但是,通過本部——供貨商——經銷商這種模型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同時可以加大稅務局監管的難度。比如,四川稅務局想查卻難以查五糧液,除非一起調查全國各地的經銷商、供應商,然而作為四川省國稅局,想號召全國的稅務局配合,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查到一部分。
五、長虹原高管舉報長虹虛開增值稅發票事件
【案例】
四川長虹陷財務造假門事件
四川長虹重慶大區經理范德均舉報,稱長虹虛開50多億元增值稅發票。受舉報影響,長虹股價下跌20%,損失慘重。緊接著,長虹報警,稱虛開增值稅發票為范德均自己所為,最后范德均被公安局逮捕。一些媒體替范德均喊冤,但最終范德均仍以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罪名被判刑10年。
國企出現突發性事件,涉及到稅案,當地政府如果將事情認真查下去,使企業倒閉,那么對當地經濟的影響會非常大。因此,企業在面臨生死存亡的大案件時,應請求當地政府的支持,將案件作為維穩的項目辦理。
案件的結果是范德均被判刑10年,長虹股價暴跌20%,兩敗俱傷。如果談判前,有第三方幫助范德均分析事情的后果,那么他應該能理性地顧及后果。同時,從企業內部派人與他談判,只會讓他產生逆反心理,從而增強舉報欲望。
六、中石油高管低價購房門事件
【案例】
中石油太陽星城突陷購房門
中石油20億元整棟團購,太陽星城半賣半送,內部價8000元/平方米,門市價24000元/平方米。根據追蹤報道,以8000元買到房子的人已以3萬多元/平方米的價錢進行了轉賣。當媒體都在猜想這當中的利益輸送鏈在哪里時,出現了第三方——一個信托公司。如圖1所示。
圖1 利益輸送鏈
中石油在銀行的信譽很好,銀行喜歡這種大戶,中石油貸款不是問題。而當地產開發商貸款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且利息很高。
中石油與開發商有兩筆交易即辦公樓和住宅,中石油在買辦公樓時付了錢,希望住宅價格便宜一些。而對于開發商而言,只要總的錢不少就可以,于是同意住宅低價賣出。
中石油以6%的利率從銀行貸款,然后以10%的利率將錢貸給了信托,信托接著把錢撥給房地產開發商。這樣,中石油不僅賺了錢,而且國有資產沒有流失。
開發商的房子如果按照24000元/平方米的價格交易,營業稅、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會很多,但如果按照8000元/平方米的價格交易,稅額就會少很多。因此,開發商半賣半送,中石油內部價8000元/平方米成交。
上述案例中,中石油的方案存在兩個風險:
第一,如果稅務局認真稽查,那么中石油的第三方方案就一定失敗。同時,這一方案也讓開發商面臨巨大壓力,如果稅務局規定按門市價交營業稅,那么開發商就會損失慘重。
第二,銀行與信托公司中間利息的差價被中石油和開發商分掉了,如果追查起來,后果會很嚴重。
該方案可在此基礎上進行調整和修補。房地產公司可設法讓此棟房子和旁邊的房子價格不可比,比如說這個房子有什么問題。
公司董事會設計出優惠方案對社會公示,如買1套房子打9.9折,買5套房子打9.5折,買20套房子打4折,多人搶購時以搖號方式決定買主。將這種促銷計劃對外公示,那么即使中石油以8000元/平方米買了100套房子,稅務局也沒有辦法。
七、萬科預提巨額土地增值稅事件
【案例】
萬科預提巨額土地增值稅事件
萬科的合作模式是,持有土地的人只要與萬科合作,就能得到萬科的股份。萬科在審計時發現兩年多了30億元的土地增值稅,并將結果公開在報表上。于是,招來了稅務局的抽查。
萬科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是將持有土地的人當股東對待,這一模式出了問題。有些土地持有者利用手中的權利,拿地非常便宜,賣房子時很貴,中間的差價特別大,造成巨額的土地增值稅。
圖2 土地增值稅計算公式
如圖2所示,描述的是土地增值稅計算公式的稅收特征。應納增值稅公式既像個稅又像增值稅,增值稅既像土地使用稅又像企業所得稅。既像企業所得稅又像增值稅的項目,復雜得讓人算不清楚,就是一筆糊涂賬。所以稅務所對房地產企業采取預征的態度,包括土地增值稅預征和企業所得稅預征。
現在,房屋租賃已經改成增值稅,如果房地產實行增值稅,那么土地增值稅這種稅種就會被取消。房子征一遍增值稅,再征一遍土地增值稅,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房子實行增值稅時,就是土地增值稅退出歷史之時,房地產企業可以等待。但房地產實行增值稅以后,鋼材、水泥等供貨商就要開增值發票,要增值稅發票就要重新入賬,一入賬就會提高成本。
八、秀水街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秀水街稅務舉報門事件
秀水公司總經理舉報董事長,舉報內容稱秀水公司董事長張永平通過虛假申報,2005到2009年偷稅2億元,而且制定商戶霸王條款,收攤位租賃費,每戶5萬元外加利息。秀水高調應對,說是因為安排下崗職工所以免稅兩億元,并將文件曬出來??偨浝斫又e報,說文件中下崗職工人數不對。同時,董事長也舉報總經理,稱秀水街假貨全是總經理一手操辦。
對于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只要打起官司來,最后一定是雙方遍體鱗傷。九、一起罕見的稅務機關敗訴事件
【案例】
順德稅案
2004年,廣東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到群眾舉報。舉報內容稱稅務局強行搬走順德公司9箱賬本,因賬本和申報數字不一致,稅務局認定箱子里的賬本是第二套賬,經核對,順德申報的數字與賬本相差4900萬元,于是要求順德補稅800多萬元,加之罰稅0.5倍,共計1200萬元。順德不服,將稅務局告到了法院。順德稱箱子中的賬本不是第二套賬,只是一些廢賬和錯賬。順德堅決不承認自己賣貨,而箱子中的送貨票既沒有領貨人也沒有收貨人,沒有證據證明公司賣貨,最后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判稅務局敗訴,順德公司1200萬元稅款一分沒補。
這是一起罕見的稅務局敗訴的案件,從中可以看出,對于某些情況,企業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主張自己的權利。
十、原東星航空掌門逃避交稅被判刑事件
【案例】
東星航空的悲劇 東星航空從2008年開始出現資金障礙。在與中國國航接觸中,因為價格問題,沒有達成一致。在中國國航宣布不再收購東星航空的第二天,中南航空管理局下了文件,要求東星航空飛機全部停飛。接著稅務局進去查賬,公安部門也介入,最后東星航空補稅罰款5000萬元,老板被判刑4年,東星航空從6000多人變成100人,最終被國航以非常便宜的價格收購。
單獨從稅案的角度看,這是一起東星航空的偷稅漏稅案。從兼并和重組的角度看,查稅和兼并重組緊緊捆綁在一起,每查一次稅,股價就下跌一個檔,國航就能低價將其收購過來。
總之,企業要高度關注稅務危機,千萬不要掉到業務堆里。稅務稽查無論是何種原因進入企業,企業可充分運用稅務總局公布的《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公告》,在“陳述與申辯、依法要求聽證”等方面行使自己的權力。對于稅務稽查來說,由于其習慣性的稅務稽查執法方式,可能會在執法程序、運用政策方面出現很多“瑕疵”。這將會使企業與稅務之間的“博弈”處于有利的地位。
第五篇:十大熱點稅務危機案件獨家深度解讀
十大熱點稅務危機案件獨家深度解讀
一、森馬服飾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森馬服飾被舉報偷稅
2011年1月24日,浙江溫州的紡織企業森馬服飾上會,但這家擬上市公司卻在此時被全國至少12家省市稅務機關在所在地區進行調查。
舉報信息顯示,在2003年至2009年間,在批發環節公司大量采取不開發票現金支付等方式向供應商采購成衣,對應批發收入也不入賬;在零售終端環節采取銷售收入和成本不入賬。
記者的電子郵箱收到了森馬服飾供應商資料、全國網店的資料,各門店的面積、開業時間、近三年的銷售及成本金額、偷逃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具體金額等。
通過這個案例,企業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啟發:
第一,很多準備上市的公司認為不能在稅收上出現任何問題,如果有罰款、滯納金,那么就無法上市。然而,森馬服飾被12個稅務局稽查補稅,最終還是上市了。由此可見,企業有少量滯納金不是嚴重問題。
第二,稅務局的信息化程度很高,企業的核心資料可能泄露。第三,公司如果想上市,就要提前做好突發性事件的應對措施。
二、波司登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波司登涉逃稅6省市調查
對波司登涉逃稅6省市的舉報稱,波司登采取與經銷商訂立兩套合同的方法,逃避稅務部門的檢查與稽查,當稅務檢查時,波司登出示代銷合同,而真正執行的卻是經銷合同。幾乎86家銷售公司均有虛列費用、大量開具勞務發票進賬的行為,以達到抬高成本,少交或不交所得稅的目的。配合每年的各個節日,賄賂當地稅務官員,以達到逃避納稅的目的。
關于波司登涉逃稅六省市的問題是其一個大區經理舉報的。該大區經理因為貪污、侵占公司財產,導致波司登總部報警抓人。該大區經理感覺自己為公司做了大量貢獻,對公司的做法不服。由于他掌握著公司的大量秘密資料,談判破裂后進行曝料。這些資料首先在香港曝光,消息從香港轉到了內陸,給波司登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企業碰到內部舉報,要理性對待,要盡量和對方談判達成和諧,否則會兩敗俱傷。
三、達能與娃哈哈之間的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娃哈哈老板宗慶后補稅3億元
據媒體報道,娃哈哈被達能兼并時,達能將8000萬美元的傭金打到了宗慶后的個人賬戶,但宗慶后本人沒有報稅。達能在匯款時,將小票留了下來。當哇哈哈和達能談判出現破裂時,達能舉報宗慶后所得的8000萬美元沒有交個人所得稅,小票就是證據。
隨后國內一些頂尖法學專家開始討論宗慶后是偷稅還是漏稅,該舉報事件越炒越熱。在杭州地稅局、國家稅務總局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宗慶后主動補稅約3億元。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得到兩方面的啟示:
第一,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和形象代言人,與他人合作時,要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第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言行需謹慎。
五糧液突遭證監會立案調查
2009年,國內一些大酒廠認為,稅務局調整消費稅是增加造酒廠的稅收。五糧液也對包括媒體在內的很多機構放出很多不滿的聲音。證監會調查五糧液供應商和經銷商的結構,發現五糧液高層的薪水特別低,懷疑有貪污行為,經過深入調查,發現五糧液給供應商是每瓶400元,而經銷商從供應商進貨是每瓶700元,在這一環節中供應商從每瓶酒中留出了300元。
原來五糧液供應商和五糧液企業本部關系密切,個別供應商是高層的親屬。由此判斷,這300元是五糧液高層的薪酬。另外,400元的價格也減少了消費稅。最終證監會判定五糧液侵吞國有資產,造成國有資源流失。
在現代市場中,一些企業沒有供應商,而是直接在公司內部設立銷售處,將銷售資金直接匯到公司本部。這樣,就無法處理與銷售相關的提成、傭金、差旅費,而且會導致公司內部的混亂。但是,通過本部——供貨商——經銷商這種模型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同時可以加大稅務局監管的難度。比如,四川稅務局想查卻難以查五糧液,除非一起調查全國各地的經銷商、供應商,然而作為四川省國稅局,想號召全國的稅務局配合,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查到一部分。
【案例】
四川長虹陷財務造假門事件
四川長虹重慶大區經理范德均舉報,稱長虹虛開50多億元增值稅發票。受舉報影響,長虹股價下跌20%,損失慘重。緊接著,長虹報警,稱虛開增值稅發票為范德均自己所為,最后范德均被公安局逮捕。一些媒體替范德均喊冤,但最終范德均仍以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罪名被判刑10年。
國企出現突發性事件,涉及到稅案,當地政府如果將事情認真查下去,使企業倒閉,那么對當地經濟的影響會非常大。因此,企業在面臨生死存亡的大案件時,應請求當地政府的支持,將案件作為維穩的項目辦理。
案件的結果是范德均被判刑10年,長虹股價暴跌20%,兩敗俱傷。如果談判前,有第三方幫助范德均分析事情的后果,那么他應該能理性地顧及后果。同時,從企業內部派人與他談判,只會讓他產生逆反心理,從而增強舉報欲望。
六、中石油高管低價購房門事件
【案例】
中石油太陽星城突陷購房門
中石油20億元整棟團購,太陽星城半賣半送,內部價8000元/平方米,門市價24000元/平方米。根據追蹤報道,以8000元買到房子的人已以3萬多元/平方米的價錢進行了轉賣。當媒體都在猜想這當中的利益輸送鏈在哪里時,出現了第三方——一個信托公司。如圖1所示。
圖1 利益輸送鏈
中石油在銀行的信譽很好,銀行喜歡這種大戶,中石油貸款不是問題。而當地產開發商貸款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且利息很高。
中石油與開發商有兩筆交易即辦公樓和住宅,中石油在買辦公樓時付了錢,希望住宅價格便宜一些。而對于開發商而言,只要總的錢不少就可以,于是同意住宅低價賣出。
中石油以6%的利率從銀行貸款,然后以10%的利率將錢貸給了信托,信托接著把錢撥給房地產開發商。這樣,中石油不僅賺了錢,而且國有資產沒有流失。
開發商的房子如果按照24000元/平方米的價格交易,營業稅、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會很多,但如果按照8000元/平方米的價格交易,稅額就會少很多。因此,開發商半賣半送,中石油內部價8000元/平方米成交。
上述案例中,中石油的方案存在兩個風險:
第一,如果稅務局認真稽查,那么中石油的第三方方案就一定失敗。同時,這一方案也讓開發商面臨巨大壓力,如果稅務局規定按門市價交營業稅,那么開發商就會損失慘重。
第二,銀行與信托公司中間利息的差價被中石油和開發商分掉了,如果追查起來,后果會很嚴重。該方案可在此基礎上進行調整和修補。房地產公司可設法讓此棟房子和旁邊的房子價格不可比,比如說這個房子有什么問題。
公司董事會設計出優惠方案對社會公示,如買1套房子打9.9折,買5套房子打9.5折,買20套房子打4折,多人搶購時以搖號方式決定買主。將這種促銷計劃對外公示,那么即使中石油以8000元/平方米買了100套房子,稅務局也沒有辦法。
七、萬科預提巨額土地增值稅事件
【案例】
萬科預提巨額土地增值稅事件
萬科的合作模式是,持有土地的人只要與萬科合作,就能得到萬科的股份。萬科在審計時發現兩年多了30億元的土地增值稅,并將結果公開在報表上。于是,招來了稅務局的抽查。
萬科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是將持有土地的人當股東對待,這一模式出了問題。有些土地持有者利用手中的權利,拿地非常便宜,賣房子時很貴,中間的差價特別大,造成巨額的土地增值稅。
圖2 土地增值稅計算公式
如圖2所示,描述的是土地增值稅計算公式的稅收特征。應納增值稅公式既像個稅又像增值稅,增值稅既像土地使用稅又像企業所得稅。既像企業所得稅又像增值稅的項目,復雜得讓人算不清楚,就是一筆糊涂賬。所以稅務所對房地產企業采取預征的態度,包括土地增值稅預征和企業所得稅預征。
現在,房屋租賃已經改成增值稅,如果房地產實行增值稅,那么土地增值稅這種稅種就會被取消。房子征一遍增值稅,再征一遍土地增值稅,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房子實行增值稅時,就是土地增值稅退出歷史之時,房地產企業可以等待。但房地產實行增值稅以后,鋼材、水泥等供貨商就要開增值發票,要增值稅發票就要重新入賬,一入賬就會提高成本。
八、秀水街稅務舉報門事件
【案例】
秀水街稅務舉報門事件
秀水公司總經理舉報董事長,舉報內容稱秀水公司董事長張永平通過虛假申報,2005到2009年偷稅2億元,而且制定商戶霸王條款,收攤位租賃費,每戶5萬元外加利息。秀水高調應對,說是因為安排下崗職工所以免稅兩億元,并將文件曬出來??偨浝斫又e報,說文件中下崗職工人數不對。同時,董事長也舉報總經理,稱秀水街假貨全是總經理一手操辦。
對于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只要打起官司來,最后一定是雙方遍體鱗傷。
九、一起罕見的稅務機關敗訴事件
【案例】
順德稅案
2004年,廣東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到群眾舉報。舉報內容稱稅務局強行搬走順德公司9箱賬本,因賬本和申報數字不一致,稅務局認定箱子里的賬本是第二套賬,經核對,順德申報的數字與賬本相差4900萬元,于是要求順德補稅800多萬元,加之罰稅0.5倍,共計1200萬元。順德不服,將稅務局告到了法院。順德稱箱子中的賬本不是第二套賬,只是一些廢賬和錯賬。順德堅決不承認自己賣貨,而箱子中的送貨票既沒有領貨人也沒有收貨人,沒有證據證明公司賣貨,最后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判稅務局敗訴,順德公司1200萬元稅款一分沒補。
這是一起罕見的稅務局敗訴的案件,從中可以看出,對于某些情況,企業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主張自己的權利。
十、原東星航空掌門逃避交稅被判刑事件
【案例】
東星航空的悲劇
東星航空從2008年開始出現資金障礙。在與中國國航接觸中,因為價格問題,沒有達成一致。在中國國航宣布不再收購東星航空的第二天,中南航空管理局下了文件,要求東星航空飛機全部停飛。接著稅務局進去查賬,公安部門也介入,最后東星航空補稅罰款5000萬元,老板被判刑4年,東星航空從6000多人變成100人,最終被國航以非常便宜的價格收購。
單獨從稅案的角度看,這是一起東星航空的偷稅漏稅案。從兼并和重組的角度看,查稅和兼并重組緊緊捆綁在一起,每查一次稅,股價就下跌一個檔,國航就能低價將其收購過來。
總之,企業要高度關注稅務危機,千萬不要掉到業務堆里。稅務稽查無論是何種原因進入企業,企業可充分運用稅務總局公布的《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公告》,在“陳述與申辯、依法要求聽證”等方面行使自己的權力。對于稅務稽查來說,由于其習慣性的稅務稽查執法方式,可能會在執法程序、運用政策方面出現很多“瑕疵”。這將會使企業與稅務之間的“博弈”處于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