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朱熹《大學章句》思想辨析

朱熹《大學章句》思想辨析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問題：朱熹《大學章句》的文本來源處、其基本內涵、其理論根源的分析、其理論困境的分析和批判。其源頭，《大學》本于《禮記》，原為儒家禮意之理論說明；其基本內涵，解說者可謂汗牛充棟，不出“修養功夫”、“內圣外王”之道，本文主要涉及“格物致知”和“新民”之意；其理論根源之分析，從制度文化條件和思想邏輯條件兩方面展開；其理論困境的分析和批判，從朱熹《大學章句》思想中“明明德”和“新民”的理論困境的分析入手，提出一些有益時人的解釋。

一、朱熹《大學章句》的文本來源

《大學》本是《禮記》第四十二篇。《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儀禮》的文章選集，由戴圣編訂成書于西漢宣元之時，后稱《小戴禮記》。《大學》在《禮記》中被后人列入通論或學術類中，主要解釋儒家禮儀之內在意義和治世之功。此處可參看李方澤《朱熹對〈大學〉主旨的改造和詮釋》一文，論述甚詳。1此處不再贅述。

朱熹一扭《禮記·大學》的章句，分出三綱八目、一經十傳，重新編排了文本次序，查漏補缺，其中以補《格物致知傳》一段為大功，最終而成《大學章句》。陳來《朱子哲學研究》的《大學章句》一節又詳細論述之，可供參考。2朱熹之功，在于把儒家傳統文獻中有關“禮意”之一篇議論文章轉而成為儒家心性修治之哲學綱領，從而賦予了形而上的心性論價值，以及認識論、政治學價值。

二、朱熹《大學章句》的基本內涵

朱熹對《大學》原文大動干戈，分出經傳，調動原文，以傳來解經，條分縷析，不可謂用心不良苦。成書之后，《大學》就有了綱目，所謂“三綱八目”就是“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為三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目。”《大學》本身提供給儒家知識分子一條從修養自身到掌握權力的理論程序，而朱熹則要為這一套程序做一番學理上的、邏輯上的合法性認證。

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有個一脈相承的關系，那就是道德關系貫穿在個人、社會的整個過程中，對于個人可稱為修德，對于社會可稱為禮治。朱熹所謂“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也其暗涵著的意味是：個人無可逃避地生存于既定的（夫子、夫婦、兄弟、君臣）社會倫理關系中，而種種社會倫理關系并非出于后天創造，而是源自個人內在的道德本性。個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價值，即止于至善，就是通過艱難的道德修養來實現在種種社會關系中的完滿和諧并達到有效的社會治理。

朱熹《大學章句》的核心在 “新民”的提法和“格物致知”之新說。

“親民”作“新民”解，源自程頤。朱熹贊同此說。而他分出經傳，以傳解經，將后文“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的說法來確證這一解釋。從理論上看，“新民”之說與朱熹“天理心性”觀是一致的，即要求克服氣稟污染，復其天理本性，明明德是自我復其性，新民是教化民眾使其復性。所以，“新民”說更注重道德教化，即圣賢君子對于庶民擔當禮儀風俗教化責任的自覺。自然，“新民”說未嘗沒有爭議，后來王陽明堅持用《大學》之古文，用“親民”來解“親民”，兼教養意，即強調圣賢君王對民負有完全責任，而不僅僅是教化一條，還有養育之責。況且，新民是民自新，而不能使其新。這是陽明心學之極大特色。此處可參考石福祈《從“新民”“親民”看朱王之別》3，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中也反對朱熹篡改愿意，改“親”為“新”，其說雖簡陋，但也頗含深意：民是否要時時更新，是值得存疑的？無論如何，“新民”說都是朱熹思想之發光處，要特別注意。12李方澤《朱熹對〈大學〉主旨的改造和詮釋》安徽大學學報，2006年3月，第三十卷，第2期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9，頁278-284頁 3石福祈《從“新民”“親民”看朱王之別》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125-128 朱熹補《格物致知傳》，發明新意，成為其思想之關鍵處。朱熹如此解釋“格物致知”，“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4朱熹之格物致知，就是窮究事物之理，推廣自身知識至極。外在上說，這是朱熹有意識同佛老反觀內證的工夫論區別。內在上說，這符合了朱熹一貫之理氣心性觀，主張萬物有理，人心有靈，能知萬理。格物致知，即指求學之人充分發揮自身能動力量去認識萬物之理的過程。落實了講，這一過程不是科學實驗的過程，不是發明創造的過程，而是一個自覺參與社會關系、塑造社會角色的過程，所謂“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慮念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5是也，這一過程所能達到的功夫效果就是認同社會關系、熟悉人情世故、熟練社會事務與實際工作，從而避免空談心性造成的流弊。而朱熹所謂“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而無不明”是格物致知的最大功效，即達到成熟而完滿的道德認識。這個結果是朱熹自信滿滿得出的，但卻不能不受到后人的懷疑。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6中批評朱熹補《格物致知傳》有理論上不通和實踐上不通的地方。從理論上，“精神境界”和“具體知識”、“為學”與“為道”是兩回事，增進知識開不出“全體大用”。從實踐上，格物致知也不能帶來“豁然貫通”之境。如果朱熹自我辯解說所謂“致知”并非是增長具體知識，而就是涵養道德理性，那馮友蘭的批評就有些主觀了。而如王陽明講“格物致知”，以“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訓“格物”，以“致吾心之良知者”訓“致知”。此種看法最見道德理性之自明而不帶外求。實則，朱子陽明各有側重而指向為一，那就是道德修養需要一個充分自覺的道德理性認識為基礎。朱子不過更強調在日用實行中“豁然貫通”來認識人性本體，而陽明更強調在反觀自省中領悟其人性本體。這人性本體即包含仁義禮智之道德理性。

陳來《論朱熹〈大學章句〉的解釋特點》7中詳細解釋了格物致知和誠意的涵義，并特別強調朱熹突出心性工夫的特色。同時，陳來總結了朱熹《大學或問》的主要觀點，即以“明德”為中心，以理氣觀為理論背景，以圣賢能復其明德、全其本體而又能惻然救萬民于陷溺之中，實現新民治平之功業。

這是朱熹《大學章句》基本內涵的概貌，詳細問題要留待第三章節敘述。

三、朱熹《大學章句》理論根源分析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引言中簡單扼要地論述了朱熹思想源頭的宏觀方面。從物質歷史條件上說，以土地出租為主要經濟形式的農業經濟形態，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高度發展，文官體制和科舉制度的成熟都是朱熹思想得以成熟完善的物質歷史條件。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思想條件，即“恩格斯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也就是朱熹從前代各家學者那里吸收借鑒而發展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此籠統解釋必須要切入《大學章句》文本當中，才能識其真面目。

從“明明德”到“新民”理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國同構的宗法制度和中央集權制。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是也。顯然，先秦儒家自孔子起就很好的保留了對西周宗法制的繼承和對傳統人倫關系的理論化完善。之后出于正統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構建以及歷代統治者的認同，使得這種家國同構的一致性理論更加完善。一個家族中的讀書人的人格理想通過科舉取士、加官進爵、光宗耀祖的路徑來實現。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8，任何一個處在儒家文化傳統中的人都要被這些人倫風俗所教化，并達到對宗法社會的身份認同。穩定的小農經濟形態決定了穩定的有序差的社會關系，穩定的社會關系塑造了 45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頁4 陳來《宋明理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 41 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卷，人民出版社2003.1，頁199-200 7陳來《論朱熹〈大學章句〉的解釋特點》，文史哲，2007年第二期，頁103-111 8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頁1 儒家文化籠罩下的理想人格和傳統禮俗。

除了以上這種“自然而然”形成的社會關系，儒家學者在歷史中自覺地樹立起作為家、國負責人的主體性和道德法則的執行者的高度責任意識。這是《大學章句》所發展和完善的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最直接原因。所謂“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9《大學》所要實現的主體便是“古之欲明明德者”，也就是所謂的君子、圣賢。具體而言，包括正統權力的繼承者（君）、權力分配下的執行者（臣）、民間家族中優秀的讀書人。顯然，朱熹以第三種身份成為《大學》義理的闡釋者，因而也具有了參與國家權力分配的資格，所以，《大學章句序》所述三代歷史未必屬實，但卻恰好反應了朱熹有意識地為平民儒家知識分子爭取理論上進學入仕的努力，盡管庶民參與權力分配春秋戰國已有的事情，但此種理論論證是儒家特別強調的，而朱熹無疑是集大成者。

因此，朱熹通過《大學章句》所做的貢獻便是理論化和系統化地建構了這樣一個由家到國、由明明德到新民的進學之路。朱熹所做的努力包含著人類自覺地兩種力量：求真和權力。前者在于儒家學者都有著普遍的真理性訴求，那就是對于普遍人性的孜孜以求，從孔子洞見性地發出“性相近”的追問一直到宋儒從宇宙本體出發為人之道德常性尋找終極本原，這種“求真”的沖動一直沒有中斷。后者是儒者主動參與國家政治權力分配的不懈努力。作為道德自覺的社會主體，儒者希望自己有機會參與國家權力的分配和國家事務的管理，如孔孟游說諸侯國的奔波努力；作為家族中管理者，儒家士大夫從中掌握了到治理國家的智慧，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的自覺；作為儒家文化的繼承者，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輔佐圣賢君王實現三代之治的理想；作為貧寒的知識階層，他們也希望通過做官出仕來改變命運、光宗耀祖。

簡言之，中國傳統社會穩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集權制保證了家族、國家先于或重于個人的合法權威，反過來也保證了個人從家族到國家實行自身價值的有效路徑，即“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勉焉以盡其力”這樣一種“自知之明”。而儒家學者飽含著極大地道德熱情和權力欲望參與到這一家國同構的制度建設和社會發展當中。

然而，歷史的現實是否隨人心愿，由“明明德”到“新民”的進學邏輯是否有理論困境？這是我們要接下來分析的內容。

四、朱熹《大學章句》理論困境的分析與批判

“明明德”的理論困境在于“存天理、滅人欲”的明德境界如何與現實的利益抉擇發生關涉。“明明德”在《大學》為學次序中表現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此四者合起來也就是修身的過程。按照朱熹，“格物”指及物而窮盡其理；“致知”指推至人性良知之極處；“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來聯系“致知”和“誠意”。“誠意”指所謂慎獨而勿自欺；“正心”指心理情緒處在正當平衡的狀態。此四者從認知到理性自覺，從意志凈化到情緒控制，達到道德理性的自覺和道德心理的保養。

盡管這種“明德”并非人人都能完成，但只要經過理性的訓練和日常生活的反省都是可以達到的，這個并不是某些人的專利。這也是朱熹所謂“新民”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但他認為這必須是上智大賢氣稟清明者才能自明明德，然后施教以化萬民。我們盡可以不去懷疑這種“明明德”的可能和真誠，而我們需要討論的是“明明德”與處理現實的利益關系所產生的矛盾。

顯然，判斷一個人是否是一個“好”的人，并非因為他知善知惡，而是因為他行善而去惡。也就是說“復其本體之初”的“明明德”過程并不能保證一個人必然按照其所明之德來行動。按照朱熹的邏輯，一個心存天理，動靜念慮皆能符合天理之人自然能無私心，而出 9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頁1 自真誠地去如此行事。這一邏輯便是蘇格拉底所謂：“無人有意做惡”，也就是“人知善而必行善”。但在處理實際事物中，道德善惡之所以成立是一定同欲望、同利益的抉擇發生關涉的。現實事物處理的最佳效果不是以完全符合道德原則為標準的，而是以達到利益最優化為標準的。這一標準并不會因為儒家至高的道德理想而改變的。

所謂“明明德”的過程是一個理性反省和道德意識自覺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并不能保證一個人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正如王陽明可以下馬講經論道，暢談天理良知；上馬征戰殺敵，建功立業。我們并不能說他在馬上的屠殺少數民族的行為（當時稱為南蠻）是從馬下講經論道而得來的。宋明儒者的一個優點也是弊端就是，過分強調內圣的作用，以修身為本，保守道德之教條而不能建立實際之功效。從道德之高尚不能建立平天下之功勞。明清之際儒者多有批評，此不贅述。

“新民”的理論困境則更為明顯，那就是“新民”本身是不可能的。如果按其原意“親民”解，便要面臨著如何從道德的正當性到權力的合法性的解釋困境。“新民”是朱熹繼承程頤的說法。所謂“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新民之事。也就是朱熹把“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權力分配和國家治理的事情看作是不斷改善民眾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事情。所謂“革其舊”、“去其舊染之污”的說法指一種道德意識的凈化。這里實際的要求是鼓勵人們追求更加純粹的道德境界和清心寡欲地生活方式。但這種要求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國家強盛的目標，不過是宋儒心目中理想的古代之治在當時的美好投影。所謂“去舊而革新”反而是一種保守的心態，是要求人們對現實欲望追求的否定和對傳統社會秩序墨守陳規的遵守。這點南懷瑾對“新民”的質疑是成立的。大多數人是不需要這種道德的自我凈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民之本質，民眾更多承擔創造財貨、滿足眾人欲望的任務，只要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和風俗習慣即可。“新民”說同《大學》平治一章的內容也是不相符合的。

按照“親民”講，更符合《大學》文本自身的意思。朱熹所謂“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從一家之家長到一國之國君，無不要以身作則，通過自己良好德行來獲得家族和國家百姓的信任和支持，通過自己的謙讓和公平分配而贏得權力。君主以“民之父母”自命，便要遵守所謂“絜矩之道”，就是與人民同其好惡，利其所好，而去其所惡，至少不以自己所不欲而施加于人。“民之父母”要以仁德之道來獲取權力，獲得對財貨的支配權，因其有良好的德性而并不會為自己爭取私利，而是大公無私地分配給百姓，也就是“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以公正的財富分配來獲得民眾的支持。

這種“親民”的認識是儒家為解釋政治權力合法性所做的努力，這種解釋在人類的政治歷史中是一種極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源自周人“以德配天”的自覺，也是對以武力征服作為權力合法性的野蠻歷史的拋棄。然而我們仔細分析這種由“明明德”的道德反省到“新民”的權力合法性論證，是存在著某些理論的困境和矛盾，這就是：道德自覺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道德規范是作為權力追求的目的還是僅僅作為論證權力合法的手段。

顯然，在儒家的理想中，至少在朱熹《大學章句序》中“道德自覺”和“道德規范”既是國家權力合法的根據，也是國家權力所要實現的目的。所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這是《大學》關于國家政權目的的論斷。但正如“新民”的困難一樣，國家雖然可以承擔教化民眾之責，可以通過科舉取士等方式引導天下讀書人的價值觀，但是國家從不是以追求道德的完善為目的，反而國家一定是處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為最重要目的。而經過儒家以道德代政治的理論的粉飾，嚴重地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相較于道德自覺和道德規范，政治權力具有更強大的獨立性和力量，而道德自覺及道德規范往往成為論證權力合法性的手段，卻不能阻止權力掌握者對權力的使用。相較于政治權力的制衡和監督（現代民主制的理論根據），道德化的政治往往傾向圣賢君王的人治特色，鼓勵權力掌握者效仿古圣先賢的大公無私精神，同時軟弱無力地批評暴政暴君。所以，從孟子一直到朱熹，從人心發微之惻隱之情到安定天下便是順利成章的事情了。但歷史的邏輯告訴我們，掌權者的高尚道德不一定能換來國富民安，而肆無忌憚的掌權者則一人就可以禍國殃民。“人治”之失就在于圣賢君王千百年難遇，而殘暴昏庸之主則層出不窮，而沒有有效方法制約。與此同時，本以為可以通過褒善貶惡來制約掌權者的道德規則，也成其利器用來控制天下的讀書人。

儒家的道德理想若想脫離理論困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同權力分離，而以一自由面貌來尋找自己的根基。而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若想脫離困境，則不能再通過祖述堯舜，恢復“三代”之治而實現，而是徹頭徹尾改變這種“人治”的妄想而更換成一種“法治”的現實。政治權力應當盡可能減少自身的使命，歸還由民眾自己就可以解決的社會事務，遵守“只禁止應當禁止之行為，而不再提倡和鼓勵任何之規則”這一原則。把更多選擇權歸還民眾，讓他們遵守應當遵守之則，放任他們自由發揮自由之思想和能力。

第四章節，從朱熹《大學章句》中拎出儒家要命的關鍵處以作辨析，如此做的目的是我們今天依然在潛移默化地推行著“人治”的理念，宣揚著“圣人”的功績。因為思考尚未清晰，不免東扯西扯，洋洋灑灑一篇，敬請斧正。

2011/10/17

第二篇：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Z1101 22號 張慧

朱熹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哲學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對朱熹關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階段的劃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學基礎的探討，于當今教育朱熹是我國南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其道德教育思想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朱熹為了培養人材,振興宋室,他從事教育五十余年,留下了不少寶貴的遺產。認真總結朱熹的教育思想,剔除糟粕,吸收精華,對于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無疑是有裨益的。以“明人倫”為本 在階級社會,教育總是要為一定的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我國東周以來,封建宗法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宗法思想逐步確立與鞏固,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教育人們懂得這套宗法制度與觀念,并用來約束自己的行動。

朱熹出生於書香門第，父朱松是二程(北宋理學奠基者洛陽程顥、程頤兄弟倆人)的再傳弟子羅從彥的學生，朱松以二程思想教育朱熹。具有強烈求知欲和好學不倦的朱熹自八歲起即通讀儒家經典。他對孔子極為崇敬，曾這樣說過：“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朱熹於19歲起考中進士到69歲罷官回鄉，在半個世紀中從事講學活動歷40多個春秋，即使在他五次出任地方官吏期間，也經常從事教育活動。他在任職期間，極力提倡設置州學、縣學和書院。如於24歲出任福建同安縣主簿時，辦過縣學。知南康軍時(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曾重建白鹿洞書院，并參與講課和制訂了一整套學規。在宋代初年，白鹿洞書院乃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是故朱熹對後世書院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淳熙十年，又曾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收門徒，傳播理學。61歲，知福建漳州時，“時詣州學，訓誘諸生，如南康時”。65歲高齡，知湖南潭州時，仍提倡州學、縣學，修復岳麓書院，且親臨講學。《朱子年譜》曾這樣記述當時他在該書院講學情況：“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前來聽講者極眾，“座不能容。”史載，朱熹19歲那年，即紹興十八年，他與揭陽的鄭國翰為同科進士，倆人遂成莫逆之交。鄭國翰初授福建莆田縣令，歷任兵部郎中，後由於目睹國事日非，遂辭官歸里，修建藍田書莊於湯坑飛泉嶺(今屬豐順縣南礫)，招生授徒，以“澹”名軒，學者稱他為“澹軒先生。”當時，朱熹常至揭陽鄭國翰家中作客，且共同講學於藍田書莊，宣揚理學，名震四方。據《豐順縣志》載：有一次，他倆人同游飛泉嶺時，朱熹興致勃勃，即興賦七絕一首云：梯云石磴羊腸繞，轉閣飛泉碧玉斜。一路風煙春淡泊，數聲雞犬野人家。同時，朱熹還手書“落漠鳴泉”四字，且榜諸攬勝亭，還鐫刻於石壁上。其遺跡至今尚依稀可辨。

宋紹熙五年8月，經宰相趙汝愚推薦，朱熹被任命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給寧宗(趙擴)皇帝講學，但為期僅46天即被罷免。同年11月，朱熹回到福建考亭(今建陽縣)時，曾在此前修建的竹林精舍(後更名為滄州精舍)，繼續他的教學和著述事業。慶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病逝，終年71歲。朱熹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還親自編寫教學用書，且注釋儒家典籍作為教材。其著述共有七八十種之多，其中最著者有《四書集注》、《詩集注》、《楚辭集注》、《通鑒綱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影響極其巨大。據《鑒

略要注》稱：到南宋朱熹出，當時“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至謂天下第一人。”朱熹的影響是遠遠超越了國界的。

朱熹認為教育作用在於改變人的氣質。“為學乃變化氣質耳。”在朱熹看來，氣質之性，有清有濁，有善有不善。只有通過教育來澄濁為清，去不善而從善，才能變“氣質之性”為“天地之性。”朱熹還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明天理，滅人欲”。他說：“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他在給寧宗講授(大學)時指出，古代圣王設小學、大學以教子弟，都是為了“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即是為了使士子革除那些“物欲之私”，回復“天理”，使其言行皆符合於封建社會之倫理綱常的規定，成為儒家所宣揚的“圣賢”。至於教育任務，朱熹主張以小學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至於發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則是大學教育之任務。“大學是窮其理”，“小學是事親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故若小學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張，跟他的教育目的論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論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為基礎，認為教育目的在於明人倫，所謂“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同時，他主張學校要培養“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明確指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祿而已也。”在《玉山講義》中又說：“故圣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輯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造就充分表現了朱熹辦學的目的，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主要方面。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華亦集中於此。他常以孔子所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為句話來教育學生，且認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繆以千里，切宜審之!”他堅決反對“學圣賢之理，為市井之行”的人。當時許多讀書人都把做學問看作是中科舉，獵官祿的階梯和資本，朱熹對此是極為反對的。他提倡所謂“復天理，滅人欲”，實質上是以儒家的道德倫理來教育學生，“使之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朱熹始終把德育放在領先的地位，把德育與智育融為一體，既教學生以知識，又教他們怎樣做人。在他看來，小學教育是基礎，是“培根”的工作，故從小向兒童進行道德品質教育尤其重要。朱熹認為，兒童必須學習和掌握的“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畏隆師之道”方面的倫理道德皆蘊藏於儒家經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圣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因此，儒家經典乃小學教育的基本內容。朱熹平生編寫的大量著述中，兒童用書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論語訓蒙口義》、《易學啟蒙》、《小學)、(四書集注》等，都是他親自編寫的兒童讀物。特別《小學》和《四書集注》，一直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間封建統治者作為正統的小學教材。

朱熹編寫的這些兒童讀物，都把宣揚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學》一書乃博采六經、史傳以及孔子後學著作中有關忠君、孝親、守節、治家等內容的格言、故事、訓誡等編寫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還擬訂了許多道德教育規范：“五教之目：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并認“學者學此而已。”朱熹又在《德業相勸》中說：“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斗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從上述所列舉的21個“能”來看，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為一個盡善盡美的人了。這雖是朱熹寫的《增損呂氏鄉約》一文中的條文，但也可以說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觀的基本內容。至於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來，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點是“先人為主”。他認為青少年思想單純，最易受社會上各種思想影響，一旦接受了“異端邪說”，再教以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就會遇到抵觸。可是，“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是故只要我們把“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來它個“先人為主”，就可免“扦格不勝之意”矣。”朱熹強調“胎教”重要性，·他認為母親懷孕時，“一寢一坐，一立一食，一視一聽”都要注意。嬰兒墜地之後，乳母之教，尤為重要。長到6歲，要教以數目、方名等淺易知識。8—15歲為小學階段。“人生8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熹主張家長對青少年必須嚴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嬌生慣養。如果“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亦兇狠。”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絲毫放松。為便於教育從幼年抓起，朱熹親自為兒童編寫了一本《童蒙須知》作為教材之用。

朱熹繼承了孔子關於“少時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的看法。他認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禮儀守則和規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會形成習慣，長大成人後就能遵守倫理綱常而不違。可見培養青少年良好的道德習慣是兒童道德品質養成的關鍵所在。如何能有效地培養青少年的道德行為習慣呢?朱熹認為須從具體的日常事務人手，所謂“圣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為此，他主張培養青少年道德行為習慣最仕的方法就是把社會倫理具體化和條理化，讓青少年遵照履行，為使他們“漉掃應對，人孝出悌，動罔或悖。”朱熹在其撰寫的《童蒙須知》中，對兒童衣服冠履，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灑掃應對、讀書寫字等日常生活習慣和行為準則都按照儒家的標準作了具體規范，要求青少年遵循不違，誠履篤行，庶幾將來“自不失為謹愿之士”，甚而“人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童蒙須知》主要適用於家庭教育，至於學校教育，朱熹乃推薦其弟子程瑞蒙、董銖二人編寫的《程董二先生學則》作為塾師的教學南針，他還特地為該《學則》作跋，加以大力宣揚表彰。但是必須指出，在德育方面，朱熹雖然強調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於說不重視“知”。他認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為習慣還必須同時向他們灌輸社會倫理道德觀念，這正如他所指出：“為學之實，固有履踐。茍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其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他又曾形象以目和足的關系來比喻行和知二者的關系：“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行與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還認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實施必須以正面引導為主，特別是對後進生，應通過啟發誘導以提高其認識，不能只靠簡單的防禁。他曾明確指出：“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禁之亦不濟事。由此可見，朱熹從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實踐，為後人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思想財富，對

後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這正如明代學者高攀龍所言：“刪述《六經》者，孑乙子也；傳說《六經》者，朱子也。”“孔子之學，惟朱子為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圣人復起，不易斯言。”朱熹之《小學》一書，不僅在國內作為兒童教材，影響巨大，還流傳到日本、朝鮮等國，朝鮮李氏王朝甚至把它“作為殉葬品”。

朱熹把道德教育作為教育的核心，注重學生自身的內在修養。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實行素質教育不乏啟示。當今普遍存在的應試教育使人以升學、求職、謀位等功利目標為教育目的，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進行“填鴨式”教學，忽視對學生的道德品質的教育。雖然也開有思想品德等相關課程，但多數流于形式，僅處于附屬地位。朱熹的教育思想無疑再次提醒我們，教育作為培養人的社會活動，不僅要教人以知識技能，更要培育學生具備高尚的品德。朱熹在汲取孔、孟等教育大家思想精華的基礎上，結合其長期的教育實踐活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教育教學原則和方法，其中有許多真知灼見符合人類認識規律和教育教學規律。長期以來，我國的學校教育只重視向學生傳授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的學習方法的培養。而朱熹在八百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不僅要授學生以“魚”，更要授學生以“漁”，讓學生“魚、漁”兼得。通過對朱熹教育思想中教育方法論的進一步深入學習，能夠促進我們的教育改革工作，對更好地總結教學規律和原則，加強對學生學習方法的指導有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九三，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2}朱熹，《大學章句》，佚名出版社，1983年。{3}陶淵明，《性理精義》，民國書刊，第三冊 1867年。{4}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齊魯書社，1997 年。

第三篇：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理學的興起及其集大成的人物——朱熹

漢代登上獨尊地位的儒家經學，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逐步僵化、衰落，而且受到玄學、佛教、道教的強烈沖擊，學術旨趣越來越下降，僅靠官方的提倡和選士的激勵，才能維持在學校教學中的壟斷地位。盡管唐代韓愈等人高呼捍衛和發揚儒家道統，但儒學要想重振，必須自身有一個新的發展。這一發展是在宋代實現的，這就是理學的產生。

開理學之先河的是北宋中葉的周敦頤（1017一1073年），他兼容儒、佛、道諸家學派，創造了“無極而太極”的宇宙生成說，成為理學的本體論。張載（1020一1077年）和二程（即程顥、程頤兄弟）分別從唯物和唯心的角度闡述了理與氣、道與器的因果關系，并涉及到道德性命、天理人欲等，構成理學的基本范疇。南宋中期以后，朱熹(1130-1200年)對宋代理學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發揮，成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學一直是官方推崇的統治學說。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號晦庵，出生于福建南劍(今南平)尤溪縣一個官宦世家。父親朱松是程頤再傳弟子羅從彥的學生，朱熹從小深受父親教誨，成年后又師從父親的同學李侗，故深得程學真傳。同時又吸收了周敦頤、張載的思想，形成系統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8歲就考中進士，擔任過不少地方的官職。寧宗即位初，入朝兼任侍講，但很快就被免職，后來還被列入偽學逆黨，直至他去世九年后才得以翻案，被追贈為中大夫，謚號“文”。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學術研究，在地方任職時總是重視教化，曾重建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親自參加書院的教學、管理工作。他親撰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教條”)，也成為教規的范本。主要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

二、論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學思想基礎之上。朱熹認為：宇宙萬物是由理和氣兩種因素構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疇，是創造萬物的本源，也是萬物運行的目的，是第一性的。“氣”是物質性的范疇，是構成萬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載體，是第二性的。體現在人類社會中，封建的“人倫”，就反映了“天理”的內容。“明人倫”就是要體認天理，窮盡天理。這樣，朱熹就把封建的人倫道德神圣化、永恒化。可見朱熹的教育理論，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基礎上的。

朱熹認為：每個人都具有一種天然的理性的本能：“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自然萬物(即“氣”)都包含著一定的“理”，依靠這種本能的“心靈之知”，就可以接觸體認事物，了解掌握事物的規則(即“理”)，這個過程就叫做“即物窮理”或“格物致知”。

從人性論的觀點出發論述教育的作用。朱熹繼承和發揮了二程、張載的人性說，認為人和萬物一樣，是理與氣結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稟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他說：“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天命之性是純然至善的，是超越個體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氣結合在一起，就體現為“氣質之性”。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清明至善即為天理，昏濁不善則為人欲，而每一個人所秉受的氣質之性各不相同。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沒有絲毫昏濁? 無人欲之私，故圣人與天地同體，不教而自善。賢人之性次于圣人，通過教育也可達到“無異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則善惡混雜，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間，“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涂。”這是繼承發展了董仲舒和韓愈性三品的學說。就一般人的內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兩種成分。“道心”體現天理，人心體現人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滅人欲”，使“人心”服從 “道心”。這個過程也就是“明人倫”的過程。

朱熹建立在理學思想基礎上的教育作用論，既吸收和歸納了先儒的觀點，又更為系統和精密，將封建綱常推崇得更為深刻和神圣化，因而深受后來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欣賞。

三、論小學和大學的教育階段與教育內容

朱熹在總結古代教育的基礎上，對小學和大學的教育階段劃分及教育內容作了系統論述。人生8歲入小學，15歲入大學。小學和大學是不可割裂的兩個學習階段，即都是為了體認天理的，只是內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小學是為大學打基礎，大學是小學的深化。

朱熹將小學教育比做“打坯模”，強調要從兒童幼小時，就要進行良好的道德行為的訓練。小學以“教事為，具體說，就是“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在兒童階段空講大道理是收不到效果的，最好是從具體的行為訓練著手，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教育與生長發育融為一體，就可以“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朱熹編寫《小學》一書，匯集古代圣賢“嘉言懿行”，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人倫道德主題分立綱目，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心術、感化、衣服、飲食等，內容包括名儒的格言和前人的典范事例，對兒童進行生動形象的教育。又撰有《童蒙須知》，對兒童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守的禮儀、行為一一作了具體規范。

大學階段是在小學之上的深造，即“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是發明此事之理”。其綱領，就是“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的教材主要是《四書》和《五經》。朱熹認為：《四書》是大學的基本讀物，是化入圣賢之學的門戶，人人必須學好《四書》，至于進一步學習《五經》，那是專門研究的事了。朱熹認為：《四書》是大學的基本讀物，是化入圣賢之學的門戶，人人必須學好《四書》，至于進一步學習《五經》，那是專門研究的事了。所以，《四書》地位實際上超過了《五經》。

四、論教學和讀書方法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學的修養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一方面要內省，明志養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認真學習，體認客觀事物。朱熹認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習的首要內容自然還是儒家經典，因為它凝聚著天理的精蘊。朱熹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于圣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 讀圣賢之書并非一般的增知識、長見識，而是要體認天理，朱熹概括為讀書窮理。他說：“為學之道，莫先欲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欲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這是朱熹對自己“平生為學”的總結。

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門人將朱熹有關讀書的經驗和見解整理歸納，成為“朱子讀書法”六條，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六條的內容如下：

1.循序漸進。朱熹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循序漸進的含義：首先，學習的過程應當根據知識的難易程度確定次序，由淺入深，由小及大。他說：“事有大小，理無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并稱：“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后傳以遠者大者”。其次，循序漸進也包括知識的積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學精神。他注解《論語》“譬如為山”時指出：“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小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治學應該堅持不懈，不斷長進。其三，循序漸進還體現在讀具體的書上，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順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強調扎扎實實，一步一步前進。

2.熟讀精思。朱熹強調讀書必須反復閱讀，在遍數上不能打馬虎眼。不僅要能夠背熟，而且對書中的內容了如指掌，“一一認得，如同自己作出來底一般”。熟讀是精思的基礎，要對書中的名物訓詁，都要一一領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義及其思想真諦。

3.虛心涵泳。讀書必須以虛心的態度去體會圣賢的用心和寓意，來不得半點主觀臆斷或隨意發揮。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個意見，再“把圣賢言語來湊他的意思”，甚至穿鑿附會地硬行聯系，這樣是學不好的。

4.切己體察。也就是“須要將圣賢言語，體之于身”。讀書不僅是要獲得知識、尋求義理，更重要的是落實到自身修養的提高上，這是儒家提倡“求諸己”，講究自律的思想體現。如果讀書只是為了向別人炫耀，或是為了獲取教訓別人的材料，也就喪失了本義。

5.著緊用力。讀書學習一定要抓緊，要努力。朱熹比做“撐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不進則退。讀書又是細致功夫，不能蠻干。他以雞抱卵為喻，急躁是不行的，而且過冷孵不出來，過熱又會死。為此，他提出“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的讀書原則。要考慮到熟讀精思的高標準需要，總的讀書期限不能安排得過于緊湊。而一旦進入學習階段，就絕不能放松，要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務。

6.居敬持志。朱熹視為讀書的“致精致本”，關鍵還在學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態。“敬”就是端正態度，誠心誠意、兢兢業業地去做，可以說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礎，讀書也不例外。而居敬a則還有專靜純

一、持之以恒的意思。“持志”即有堅定志向。朱熹指出：“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要保持努力學習圣賢之道、修身復性的志向，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朱子讀書法是古代最有影響的讀書方法論。六條均反映了讀書學習的基本規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要是指讀圣賢之書，自然句句是真理，讀書的目的就是窮理，而窮理的目的就是進行封建倫理道德修養，掌握知識僅在其次，也不可能涉及質疑和問難的原則，不重視書本與實踐的結合，這正是封建正統教育的弊病所在，所以也遭到后來不同學派人士的批評。

五、論教師與教學 “存天理，滅人欲”歸根結蒂是個人修養工夫，朱熹認為學習主要靠學者自己努力上進，自求自得。他對弟子說：“讀書是自己讀書，為學是自己為學，不干別人一線事，別人助自家不得。”這是激勵的話，不是說根本不需要教師。但教師應該發揮引導的功能。他說：“指引者，師之功也。”教師的作用在于;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終。重點抓學習的開頭和結尾。教師的任務在于：“作得個引路的人，作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在德育方面，朱熹主張教育者應以正面引導為主，尤其是對兒童，更應少說那不該做的事，以免起反面誘導作用。他指出：“小學書中，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盡量多作積極的指引鼓勵，少作消極的禁止申斥。因此，教師要曉之以理，并以身作則。他在《白鹿洞書院教條》中說：“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后有所持循哉？“如果學生明白了道理，并且能自覺地身體力行，那么，也就用不著由別人給他們制定種種規矩禁令了。這些原則都是很有價值的。

來源：《中國教育史》

第四篇：淺談朱熹的教育思想

西安工業大學

研究生課程論文/研究報告

課程名稱： 中國思想史專題研究 課程代號： 0 9 2 0 2 0 任課教師： 王 星

論文題目： 淺談朱熹的教育思想

完成日期： 2014 年 6 月 15 日 學 科： 思想政治教育 學 號： 1309240543 姓 名： 李 婷 成 績：

淺談朱熹的教育思想

摘要：朱熹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對先秦以來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作了系統的總結建立了完整的“理學”教育理論體系，其理學教育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本文對朱熹“小學”“大學”教育兩個階段進行了分析，并闡釋了朱熹教育思想的現代價值。

關鍵詞：朱熹 “小學”教育 “大學”教育

Abstract: Zhu Xi is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thinker and educator, he thought since the Qi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systematically summed up a complete “Science”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the center of its Science education is moral education.In this paper, two stage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Zhu Xi “primary school” were analyzed and explained the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Educational Thought.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作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也是圍繞德育構建其教育思想體系的 朱熹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教育思想，他的小學 教育思想和 大學 教育思想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 本文從朱熹 小學 教育思想和 大學教育思想展開分析，在此基礎上闡釋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現代意義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南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于福建尤溪，卒于宋寧宗慶元六年。朱熹是中國古代一位“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況世大儒，同時也是畢生致力于講學授道、卓有貢獻的著名教育家。朱熹從事教育活動約五十年，他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提出一整套教育理論，形成他獨特的教育思想，對當今教育事業仍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一、朱熹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對教育活動起著綱領性作用。朱熹反對當時以科舉入仕為直接目的的學校教育，認為這是誘人“干祿蹈利”、“忘本逐末”、導致社會風氣敗壞的教育。他主張學校教育的目的應該是“明人倫”，所謂“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朱熹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朱熹認為，只有把“明五倫”作為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共同的教育目的，才能使“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同時，他主張學校要培養“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明確指出：“今圣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輯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認為教人為學首先就是要使學生明義理、會做人，而并非只是為學得雜博知識，做些華麗文章，用以沽名釣譽，爭權奪利。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學規》還從修身、處事、接物三方面對如何做人進行了闡述: “修身之要” 為“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顯然，朱熹的上述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對學生學會做人的最基本要求，對當今教育仍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朱熹的教育內容

教育目的決定教育內容。朱熹把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這個階段的劃分，是以年齡和智力發展為準的。人生8歲入小學，15歲入大學。小學和大學是不可割裂的兩個學習階段，即都是為了體認天理的，只是內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小學是為大學打基礎，大學是小學的深化。

朱熹將小學教育比做“打坯模”，強調從兒童幼小時，就要進行良好的道德行為的訓練。“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和“禮樂射御書數之習”的這些素質教育都是“小學之事”，應該“都從小學中學了”。指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作起”，也就是說，如果小學階段搞好了這些素質教育，大學階段就不必再為此而化費大量精力，可以“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注: 即研究學問)”了。為此，他專門編寫了《蒙童須知》，對兒童然日常生活中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禮儀規矩、行為細節，做了詳細的規定。內容涉及“衣服冠履”、“言語步趨”、“掃灑絹潔”、“讀書寫字”、及“雜細事宜”等幾項。除此之外，他還編寫了《小學》作為小學的教材，在書中列舉了大量格言、故事，包括學習和道德方面的典型，通俗易懂。

大學階段是在小學之上的深造，即“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是發明此事之理”。其綱領，就是“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的教材主要是《四書》和《五經》。朱熹認為，《四書》是大學的基本讀物，是化入圣賢之學的門戶，人人必須學好《四書》，至于進一步學習《五經》，那是專門研究的事了。所以，《四書》地位實際上超過了《五經》。

1、朱熹小學教育思想分析

小學是教育的基礎階段，朱熹認為8到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在這個階段，德育的任務是教事，即讓兒童在日常生活學習中通過具體的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養成文明的行為習慣。他說：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去做 因此這時德育的主要內容應是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以下三點：首先，主張先入為主，及早施教。在朱熹看來，兒童是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種思想影響，一旦接受了某種邪說，再教儒家的倫理思想就會有抵觸，因此要及早進行教育。其次，朱熹接受程頤等前輩的思想，認為對兒童進行教育的時候，要形象生動，這樣才能激發興趣，使之樂于接受為此，朱熹廣泛地從經傳史籍以及其他論著中采集有關忠君孝親事長守節治家等內容的格言訓誡故事等，編輯成一本兒童道德教育的教材，題為 小學，這本書在當時曾廣為流傳 他還專為蒙童編寫了《蒙童須知》。朱熹針對兒童這一階段自制能力較差，道德意識較薄弱等特點，在教育方法上主張主要通過在日常生活中嚴格地持續地對兒童進行道德行為習慣訓練，使他們積久成熟，然后自成方圓，完成從開始的不自覺到逐步自覺的轉化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格物的認識過程在教育上的體現對于兒童道德行為習慣的培養有重要的意義朱熹開創以蒙童須知的形式，來訓練兒童道德行為習慣的方式，值得我們借鑒。

2、朱熹大學教育思想分析

15歲以后是被朱熹稱為 大學 教育的階段。朱熹指出 大學 是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教育是在小學已經成功之基礎上深化和發展的德育在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教理，也就是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在《小學輯說》里說，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 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講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古代大學教育的方針，也就是德育目標和根本任務，在于培養光明磊落的德行，弘揚善性達到 止于至善的境界。在大學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其中有兩點值得學習：一是重視自學。他說：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我只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在教師指導方面，朱熹重視自學與研究，把其確定為大學教育中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其二，他提出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淳熙八年，他邀請持不同學術見解的著名學者陸九淵到他主持的白鹿洞書院講學，切中學者深微隱痼之病，還將其講稿刻石以記之 朱熹進行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交流的做法，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術史和教育史的美談。

三、朱熹的教育方法

朱熹一向重視教育方法，并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形成了其獨特的教育方法體系。他說:“言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強調不僅是授學生以“魚”，更要授學生以“漁”，向學生傳授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朱熹的教育方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居敬窮理、致知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博學專精和熟讀精思等。

1、居敬持志

朱熹認為讀書的關鍵，在于學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態。“敬”就是端正態度，誠心誠意。“居敬”就是專靜純

一、持之以恒；“持志”就是要樹立明確的目標。他指出，“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2、致知力行

朱熹強調在教育時既要“致知”又要“力行”，知行并重。他認為:“論先后，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在朱熹看來，知與行是緊密結合，缺一不可的，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均不可偏廢。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既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

3、因材施教

朱熹對先秦儒家因材施教的論述是很贊同的，并在實踐中總結出了“教人之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的重要方法。他說：“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于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言語者，善為辭者也；政事者，達于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于《詩》、《書》、《禮》、《樂》，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入于道。”他指出材有大小，教育的任務是，根據材之不同，施以不同的教導方法，使之小成小材，大成大材，這就是“各因其材所長而教之者”，這一觀點反映了客觀的教育規律，在朱熹的教育活動中也取得了顯著的教育成果。

4、循序漸進

朱熹認為學習的過程應當循序而漸進，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易到難，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朱熹強調學習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能力，安排讀書計劃，并切實遵守它。“通一書而后及一書”；“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另外，讀書要打好基礎，不可急于求成。他把學習比作“登山”，“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5、博學專精

朱熹強調在學習知識時要處理好博學與專精的關系。朱熹教育學生要博專結合, 既要重視“博學”，打好寬厚堅實的基礎，又要在“博學”的基礎上專精，認為沒有廣博的基礎就難以專精，但如果只滿足于一般性的知識廣博而不在某一方面專精，那就不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朱熹關于博學和專精的論述充滿著辯證法，對當代學子仍具開啟心智的作用，值得借鑒。

6、熟讀精思

朱熹強調讀書必須反復閱讀，他告誡學生:“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

四、朱熹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

朱熹作為封建社會后期出現的有遠見卓識的思點家和教育家，他從事教育活動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封建階級的長遠利益，是為封建統冶服務的。但朱熹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創建了獨特的教育理論體系，他的教育思想對當前我國教育事業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從小抓起。教育作為培養人的社會活動，不僅是教人以知識技能，更要培育學生具備健康高尚的品德。長期以來，我們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大搞“題海戰術”，進行“填鴨式”教學，雖然也開有思想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但在日常教育教學工作中僅僅處于附屬地位，忽視了對學生進行道德素質的教育，結果導致學生的基本素質下降，具體表現為，有些學生正義感、責任感淡化，榮辱觀混淆，公德心普遍缺乏，個人行為失范等。朱熹在其一生的教育實踐活動中始終把德育放在首位，認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倫”，教人為學就是讓學生明義理，會做人，關注學生內在品格的提升。他特別注重小學階段的道德教育，強調德育必須從小抓起，從基礎抓起，他形象的把小學階段比作是“打坯模”的階段。他認為小學生年齡較小，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可塑性大，容易培養好的習性和思想。倘若小時候未受到良好的教育，沒有形成好的道德行為習慣，要補救就十分困難，“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朱熹的這些見解是極為深刻的，對我們今天提倡養成教育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2、注重素質教育，摒棄應試教育。長期以來，我們學校普遍實施應試教育，以卷面分數作為衡量學生綜合素質的唯一標準。因此在課堂教學中，老師單純地傳授知識，沒有培養學生的能力，結果培養出來的人才是畸形的，可能是知識的集成塊，卻是能力的缺乏體，或者沒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身體。而朱熹早在八、九百年前，就對扼殺人才的科舉應試教育進行過猛烈的抨擊，并對要注重素質教育提出過一系列精辟的見解，如他認為通過教育“以修其身”，使人“變化氣質”，將人“惡”的氣質變化為“善”的氣質，實質上即是現代教育所致力的通過教育來改善和提高人的素質的近義詞。朱熹這些見解和主張，至今仍可使我們從中獲得深刻的啟迪。

3、關注個性差異，提倡因材施教。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特別強調統一性，個性教育觀念淡漠，沒有針對學生個性的不同實行因材施教，致使學生的個人特長難以發展，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難以脫穎而出。朱熹在長期的教育教學實踐中竭力效學孔子，實行“因材施教”。他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性格特點、才資和旨趣，施以方法各異的教育。通過啟發式引導學生獨立思考，發展學生的個性，使學生形成自己的見解，培養出有自己創見的人才。朱熹的這種做法符合客觀的教育規律，在今天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教育教學改革實踐中，尤其值得我們借鑒和效法。

4、重視教學方法，授學生以“漁”。當前，在我國各級各類學校中，還有一些教師只重視向學生傳授知識，而很少注重向學生傳授科學系統、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學生“死讀書”、“讀死書”的狀況也未得到明顯的改善。朱熹在教育活動中，非常重視教學方法，他采取“非難非易”的適當方法引導學生學習，使學生在獲得“魚”的同時，也學會“漁”，即掌握捕捉更多的“魚”、更大的“魚”的方法和手段。譬如朱熹教授學生學習知識要循序漸進，不可急于求成；教授學生學習知識要處理好博學與專精的關系；教授學生學習知識要熟讀、精思、多疑；教育學生為學要“專靜純一”，“居敬(嚴肅認真)持志(明確具體目標)”等等，朱熹關于教學方法的獨到見解與遠見卓識，對我們今天的教育教學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

5、注重躬行實踐，強調知行并重。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應用型人才需求的日益增多，如何進一步加強理論聯系實際，在學好理論知識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實踐性教學，增強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已成為教育改革的一個重大課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樣也可從朱熹教育思想中汲取到豐富的營養。朱熹關于在教育時既要“致知”又要“力行”，知行并重，缺一不可的論述是相當深刻而透辟的，對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理論知識學習與社會實踐的關系，仍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總之，朱熹是繼孔子之后第二個最有影響的杰出的教育實踐家和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汲取孔、孟等古代教育的思想精粹并融合自己長期的教育實踐經驗，進行深刻的總結并加以理性思考而形成的理論結晶，其中許多富有真知灼見的主張和見解，是符合人類認識規律和教學規律的，對現代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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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及其思想

中國思想史論文

題目：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及其思想

學院：電子工程學院

學號：02124005

姓名：康長世

上課時間：周三晚上

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及其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滄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謚文，又稱朱文公。朱熹是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家境窮困，自小聰穎，弱冠及第，中紹興十八年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于建陽云谷結草堂名“晦庵”，在此講學，世稱“考亭學派”，亦稱考亭先生。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說，創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為理學。其著作甚多，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等，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后世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后偕學生林用中、范念德從福建趕赴岳麓書院，與張栻會講三月，會講的主要議題是“太極”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張會講，盛況空前，學生多達千人之眾，其聲勢為全國之最，史稱湖湘學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長，臻于成熟。終于成為程顥、程頤之后儒學的重要人物。

朱熹哲學理論是客觀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①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

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于形氣之私，是指饑食渴飲之類。如是，雖圣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圣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于“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欲問題。他以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朱熹的政治思想，繼承了孔孟和二程的思想，視通觀古今之天理為治世的基本原則。他說：“常竊以為亙古亙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止者敗。因非古之圣賢所能獨然，而后世之所謂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九》）在朱熹看來，“理”存在于萬事萬物之內。因此，“君權”也是符合“天理”的，是“天理”之使然。他要求“君主”循天之理，按天理的原則治理國家。“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剳二》）“天理”成為治理國家的最終依據。

以“天理君權論”為基礎，朱熹提出“尊君”的思想。君主是封建統治階級階級利益的最高代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尊君”就是要維護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唯有“尊君”才能防止“臣弒君、子弒父”的發生。因此，臣事君要“忠”，“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茍且，故須與此說忠。”（《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君臣關系上，“忠”不僅是“尊君”所要求的，更是鞏固封建統治的三綱之一，也就是“天理”。

朱熹的“修德”思想是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體化、通俗化，以化民成俗、修已治人，是人們都遵循著一定的道德規范，是社會和諧有序，百姓安居樂業，萬物欣欣向榮。朱熹的政治志向是治國平天下，他繼承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德治觀，并與“禮”結合到一起。他在《論語集注》中對“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解釋說：“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恥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為政第二》《論語集注》卷一）所謂“淺深厚薄”是指修德而感化人的時候，由于個人的“資質”、“資稟”不同，因而感化的程度也有深厚、淺薄的區別。“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于不善，而有至于善。”從“不善”到“至善”，這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根本目的，就是說要使人們按照封建倫理綱常和道德的要求去做人。朱熹認為盡管“德”為“禮”之本，但兩者是相互依賴不可偏廢的。有“德”無“禮”，而無以齊一；有“禮”無“德”，而不知向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他的弟子對他的讀書方法做了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于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于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復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于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并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朱子讀書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對于讀書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鑒。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朱熹雖然認為“天理為義，人欲為利”，但并不一概反對功利，他的基本態度與孔子一樣，是重義輕利，以公利至上。希望人們要“見利思義”，甚至“舍身取義”。并且發揮了孟子的思想，把“明人倫”稱作“明義理以修其身”繼而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那種籠統地無限制地倡導無欲的思想，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更反對揮霍無度，窮奢極欲。

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佛教、黃老之術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最后成就于儒學。他不信鬼神，不相信世間萬物是由鬼神主宰的，更不相信冥冥之中是有定數的，他認為逢事在人為，沒有人不可以做到的事情。這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是十分難得的。他的詩詞文學作品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艷或典故堆砌之病。他的學說，不僅成為中國的國學，而且從十四世紀開始，就已經相繼流傳于日本、朝鮮等東南亞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