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澤東、蔣介石共同推崇的人

這個人就是曾國藩，晚清中興第一名臣，立下三不朽的功勛。《曾國藩家訓》更是給后人留下的無盡財富。

曾國藩六戒

①久利之事勿為，眾爭之地勿往；

②勿以小惡棄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③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夸己之長乃忌人之長；

④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

⑤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⑥凡成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人謀居半，天意居半。曾國藩談做人準則

①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②貧家兒女愈看得賤愈易長大，富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

③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

④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⑤傲人不如者必淺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

⑥事以急敗，思因緩得。曾國藩從政八經

1.做人一定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

2.按本色做人，按角色辦事。

3.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誰都不得罪了。

4.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最滑，爬起來站穩都難。

5.沉默是一種態度，拖也是一種方法。

6.不怕群眾罵你，就怕群眾不找你。

7.可以得罪忙人，但不可得罪閑人。

8.小勝靠智，大勝靠德。

曾國藩論“八交九不交” 八交：

勝己者；盛德者；

趣味者；肯吃虧者；

直言者；志趣廣大者；

惠在當厄者，體人者。九不交：

志不同者；諛人者；

恩怨顛倒者；好占便宜者；

全無性情者；不孝不悌者；

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

第二篇：毛澤東為何最推崇屈原

毛澤東為何最推崇屈原？

1961年秋，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贊賞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萬里濤”言其躍得遠，以“沖”言其勇猛，歌頌其為堅持真理而獻身的驚世之舉。寥寥28個字，卻深刻形象地刻畫了屈原的愛國情懷、浪漫氣質，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戰斗精神！

毛澤東熟知歷史，喜歡縱論古今。他推崇的歷史人物很多，如司馬遷、曹操、李白、李賀等等，但最為推崇的是與他同屬楚人的屈原，不僅專門寫詩贊之，而且將其思想性與藝術性俱高的作品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作為國禮贈送外賓。共和國的歷史記載：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和平大會。這是世界人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也是對美國侵略朝鮮的抗議。為此，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向大會贈送了一幅屈原畫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會見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將一部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楚辭》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為主）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首相。

中國古往今來的所有歷史人物中，享如此殊榮的，獨屈原而已！

早在長沙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毛澤東就如癡如醉地學習《楚辭》，對屈原崇拜得無以復加。劉繼興考證，毛澤東當時讀師范時做了一本專門的聽課和讀書筆記，取名為《講堂錄》。這本筆記共47頁、94面，前1頁全部是毛澤東抄錄的屈原的《離騷》和《九歌》。在《離騷》正文的上方，還寫有他對各章節內容的理解與概括。

1915年，毛澤東在校時，就與志同道合的羅章龍縱論《離騷》，主張對之進行新評價。建國后，毛澤東又多次讀《離騷》，對之愛不釋手。1951年7月，毛澤東邀請老朋友周世釗、蔣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談中多次稱贊《離騷》“有一讀的價值。”1957年12月，毛澤東要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大約有50余種。1958年張治中陪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時，毛澤東勸說張治中讀《楚辭》時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還這樣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

毛澤東在談話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勤政殿接受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按照周恩來的布置，讓中國第一代駐外大使來勤政殿，在八扇紅木屏風后靜觀呈遞國書儀式。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曾接見過這些新中國的第一任大使，并與他們親切交談。當毛澤東走到黃鎮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么？”黃鎮答道：“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說：“黃

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白玉兮為鎮”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澤東信手拈來，運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離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辭行。毛澤東當場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詩后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并向這位異國政治家介紹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在廣西南寧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他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在1月21日結論提綱中，又用《離騷》中的詞句來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會議期間，還發生了毛澤東不顧安危挑燈看《離騷》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澤東正在看書，空軍雷達部隊發現國民黨飛機向南寧飛來。李銀橋等衛士涌進毛澤東的臥室，請他速進防空洞。毛澤東手一揮：“我不去，要去你們去。”此時，南寧全城實行燈火管制。毛澤東對衛士長李銀橋說：“你去把蠟燭給我點著。”蠟燭點燃了，毛澤東繼續看書。他看的是《楚辭》，看得聚精會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沒發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干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斗爭，雖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兩次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楚辭》，還特別指明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此期間毛澤東外出帶去的各種書籍中，也有《楚辭集注》和《屈宋古音義》。

毛澤東對屈原的《天問》，也是愛之頗深。他特別肯定屈原《天問》在唯物主義思想方面的貢獻。1964年8月，毛澤東同幾位哲學家談話時，從唐代的劉禹錫《天說》回溯到屈原的《天問》的時候說，到現在《天問》沒有解釋清楚，《天對》（柳宗元）之作，講什么也沒說清楚，只知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于宇宙，關于自然，關于歷史。

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說，1949年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他(費德林)任蘇方翻譯。一次，毛澤東與他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談到屈原時毛澤東曾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其中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毛澤東的詩詞受屈原詩詞的影響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風下翠微”，顯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變化而

來。“斑竹一枝千滴淚”也是化用湘夫人聞帝舜死于蒼梧，十分悲痛，眼淚沾在青竹上，留下點點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國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也是第一個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長詩《離騷》，兩千多年來更是被尊為“可與日月爭光”的杰作。作品不僅有極高的思想價值，更有很強的藝術魅力，其為人為文結合得非常完美，對后世影響極大，無人能出其右。毛澤東為何最推崇屈原？我們可從他1959年8月在《關于枚乘七發》的批語中找到答案：“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籌，然亦甚有可喜之處。”“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這是毛澤東對屈原以及其開創的騷體的高度評價！

第三篇：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楊奎松：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2011年11月08日08:21人民網楊奎松

[導讀]由于二人的出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來兩人都成了黨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文章整理自楊奎松先生在北大博士生聯誼會上的講座——“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他們的出身都屬中間階層

蔣介石出身于普通鹽商，祖籍浙江奉化鎮，地位不太高，財富也不是很多，在當時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澤東的的家也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親辛勞了一世，才把家業弄到了富農的程度，在當時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較全國狀況而言，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出身狀況頗為相似，都屬于當時中國的中間階層。這樣的出身，后來卻都成為了最高領導人，這之間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們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簡單地說，他們兩個人即使在當時條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就有大批學生出國留學，國內也陸續辦起了一些大學，這些留學生和大學生構成了20世紀上半期的社會菁英的一個群體。但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僅僅受過中等教育。毛澤東是小學畢業后入了師專，畢業以后又去當小學教員。那個時候的師專，就相當于現在的中專，即初高中水平。蔣介石名義上讀過軍校，其實也只是培訓式的速成學校。蔣后來的師爺們把蔣說成是日本士官生，結果臺灣的李敖一考證，日本士官學校根本就沒有蔣的名字。蔣當年從保定速成學堂轉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個補習班性質的軍事補習學校，叫振武學校。畢業后，他再沒有入過軍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個炮兵部隊做了一段“弼馬溫”，就是養馬的兵。蔣介石受的教育顯然也是一種初高中水平

這兩人的教育狀況對他們后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響，不過，他們之所以沒有再謀求深造，實際上也是他們兩人獨特的性格和氣質所決定的。我們知道，毛澤東當年曾經是有機會像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他們那樣去國外勤工儉學的。但是，所有一切都辦得差不多了，毛澤東卻堅持留了下來。在這方面，蔣介石與毛澤東也有頗多相似之處。

他們小時候都頗具反抗心理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性格、氣質之相似，可以從他們小時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來。比如，蔣介石從小就有頗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極強。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從小“頑劣益甚”，就是非常頑皮、淘氣。一些老人曾經回憶，說蔣介石小的時候如何不聽母親的話，如何頂撞老師，別人要打他手板的時候，還沒有打上，他就哭開了，邊哭還邊在地上打滾。過節的時候，孩子排隊等長輩發給糖果，他偏偏不排隊，去加塞兒，孩子們把他擠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來加塞兒，大家看他臟兮兮的只好讓他。這些老人的回憶可能有點兒演義的成分，但太過頑劣不服管教的個性，蔣介石自己也是承認的。

毛澤東小的時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樣反抗心理非常強，自尊心也極強。他自己講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幾乎從來不服父親的管教，甚至敢于當著眾人的面與父親頂撞。有一次父親氣得要打他，他也氣鼓鼓地跑到門外的池塘邊，威脅父親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親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從上面這些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和蔣介石小時候至少不像我們今天許多孩子那樣“乖”。不僅不乖，而且極具反抗精神。他們在后來近乎殘酷的政治斗爭的風浪中戰勝各自的對手，成為一方的最高領袖，這種獨特的性格氣質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說他們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們的極強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

響，應當沒錯。

為何他們沒能成為“同路人”？

由于二人的出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來兩人都成了黨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會形成很強的自尊心。既然毛、蔣二人都受到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都贊同過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主張，他們為什么又沒有能夠走到一起去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大概要注意到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蔣介石開始跟隨孫中山，加入了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后來這個黨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這是個有相當長的革命經歷的政治團體。而它明顯地不同于中國共產黨，不僅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同于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而且因為這兩個黨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的黨的主要支持力量顯然是社會的中間階層。它在許多年里，其實始終是依靠海外那些愛國的華僑的贊助和參預生存發展下來的。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開始，一直到1919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它的勢力雖然在國內逐漸擴大，吸收的卻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屬于有“恒產”，即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的那一階層。因此，他們的許多理念都與孫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希望用些社會主義的措施來抑制資本主義的弊病滋生。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它從一開始成立，就將自己的基礎公開地放在中國最底層的貧苦民眾當中，公開地反對有錢人，主張用暴力的手段，通過剝奪富裕者和徹底消滅私有制的辦法，來達到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目的。

由于兩黨依靠的階層不同，他們的利益和政策目標也就不同。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建國的目標，到處找外援，最后不得不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黨內很多老黨員的反對，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兩個黨的指導思想不同，社會基礎不同，政策目標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加入到這兩個黨當中去，其成長時所受到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蔣介石再激進，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蘇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賴的那個黨所給予他的影響畢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蔣介石的思想再激進，最終也還是會服從于國民黨的政策需要。何況，對于蔣介石這樣一些深具抱負的人，組織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實現其鴻圖大志的看家本錢，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因為某種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棄對組織的依賴。蔣介石最后會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沒有或不曾有過激進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還是其抱負心和利益使然。

同樣的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種政黨組織。他因此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的觀念。這套觀念從俄國傳進來，爭取和依靠的對象是工農大眾。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明確表示過自己不同于國民黨，并且優越于國民黨的這種態度。以后的國共合作，兩黨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那樣多的矛盾與沖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心態在起作用。我們從1923年至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毛澤東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視和深得國民黨領導人賞識的種種情況。這甚至使他在共產黨內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但是，毛澤東同樣是抱負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黨的組織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他當然不會因為國民黨人的重視和給他較高的職位，就轉到國民黨一邊去。從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人的成長過程來看，由于他們加入的組織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響不同，也就使他們最終所選擇的道路大不相同了。關于這一點，我們這里只能是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他們有著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們二人成長中那些頗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來兩人都成了黨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況下，強烈的自卑感往往會與很強的自尊心聯系在一起。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

只可惜，當年幫助過毛，或者看重毛的這種大知識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澤東只記住了一個章士釗，而對其他的教授、專家、社會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澤東從自身的經歷出發，總是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和“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的道理，并且總是自詡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動“小人物”來打倒大人物。當然，我們也不應當回避，這種情況也與當年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有關。建國以后，我們經常會談論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之所以會談論，就是因為不好擺。我們過去是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從階級論的角度，知識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階級。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關系問題。知識分子這堆“毛”，究竟是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呢，還是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呢？多數知識分子當然想要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問題是，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因為列寧早就講過：知識分子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服務于資產階級的。你要想改變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變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3）自卑感導致強烈的自尊心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強，與二人成長的時代背景也有些關系。因為那個時代的特點，是中國受盡外國列強的侵略、欺壓和凌辱，經常都會受到亡國亡種危險的刺激。因此那個時代的許多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和悲情意識。毛澤東是如此，蔣介石又何嘗不是如此？有時候我們會注意到蔣介石國民黨當政時，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不夠強硬，妥協退讓，甚至有喪權辱國的做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蔣不愛國，不是民族主義者。從1928年“濟南慘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抗日戰爭等，我們注意一下蔣的日記，就能夠知道，蔣介石內心里對民族和國家的態度是很清楚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處理和共產國際，特別是和俄國人的關系問題上，曾經很強勢地堅持過獨立自主。比較一下蔣介石，他在處理與美國顧問的關系時，又何嘗沒有相同的表現？美國總統派史迪威將軍到中國戰區來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蔣介石，對蔣不尊重，再加上兩人在如何使用中國軍隊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常鬧矛盾。最后史迪威極力想取得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于是把狀告到了羅斯福總統那里，羅斯福也一度想要壓服蔣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見。面對這樣一種巨大的壓力，蔣介石硬是冒著破裂與美國關系的危險將這個四星將軍趕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師在課堂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則傳聞。說的是新中國在保衛南沙群島的斗爭中，曾經不得不從黃海和東海調艦隊前往南海。從黃海和東海穿過臺灣海峽速度會快得多，否則繞公海就要耽擱很多時間。當時，中共中央在討論要不要冒險走臺灣海峽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話。他說：沒關系，我相信蔣先生是愛國的。其實，不管我們在過去怎樣講蔣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內心里是很清楚的。這位老師講的這個故事未必十分真實，但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事實上，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講到過，蔣家父子是愛國的，并且試圖團結蔣介石，搞聯蔣抗美。

在這里，我們要強調一點，對于國家利益的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于所處位臵不同，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不會一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執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有它的難處。我們今天批評蔣介石30年代不該搞“安內攘外”的所謂“國策”，這在情理上是說得通的。國家都要亡了，你還要鎮壓異己勢力，豈不是不講民族國家利益？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從蔣介石和執政黨當時的立場來看問題，不完成國家的統一，聽任地方勢力武裝割據，甚至你在前面抗戰，他在后面乘虛而入掏你的老窩，你又如何集中精力來抵御外侮？這種問題，對于當年許多國家的執政黨來說，都是一件很難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實，這里的關鍵還是要看你的這種政策最后是否達到了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

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距

毛澤東是詩人，但同時也是農民。這在軍事上就構成了毛澤東的重要特點。那就是，他一方面相當注重保存實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戰略，往往會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陳規，敢于冒險，不怕打爛壇壇罐罐。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不同之處，也會極大地影響到兩個人的成長和成功。比

不過，毛澤東軍事指揮上更突出的地方卻還是他作為詩人的浪漫主義的那一面。因為只關心大的戰略，關心大問題，他從不會去過問前線部隊具體怎么做，更不會去干預前線指揮官的具體指揮行動。我不知道毛澤東會不會圍棋，大概不會，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確有信手拈來的架式。1944年歐洲戰場剛剛取得勝利，毛澤東就開始考慮戰后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問題了。為了造成牽制國民黨的有利戰略布局，毛澤東硬是冒險將延安的兩個旅從國民黨和日本人占領地之間塞到湘粵邊界一帶去。此舉雖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終沒有實現，但毛澤東注重戰略布局的特點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國民黨堅持在東北大打，毛澤東在關內實施報復作戰，用的也是同樣的戰法。盡管冒險，但卻相當有威脅。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戰役，更是典型地表現出毛澤東的這樣一種戰略家的特質。他靈活地在戰役指揮中使用運動戰的戰法，大膽地調動部隊迂回穿插，忽兒內線，忽兒外線，這些戰法不僅在蔣介石那里無法看到，而且習慣于墨守成規的蔣介石也難以適應。毛蔣對抗，蔣介石失敗，幾乎是必然的。

當然，蔣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夠浪漫，謹小慎微和墨守成規，也有它的好處。蔣去臺灣后始終堅持穩定高于一切，對臺灣的經濟建設就有相當的幫助。然而，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政權很快鞏固之后，不再有那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機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義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顯露出來。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了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種運動，結果是使得人們始終處在你死我活的斗爭之中，幾乎沒有可能集中精力來搞經濟建設。大陸在經濟上之所以越來越落后于臺灣，與此不無關系。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和在臺灣的成功另外還應當提到的，是毛澤東與蔣介石因過去的經歷不同，生長環境不同，對社會的認知和對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態度也頗不相同。毛澤東向來是比較傾向于下層勞苦民眾的，喜歡到農民和貧民當中去，并且能夠樂其所樂，憂其所憂，甚至聽到老百姓受苦就會難過，掉眼淚。但他對富裕人家或社會中上層的喜怒哀樂就遠沒有那么關心了。這一點與蔣介石恰好相反。我們什么時候見過蔣介石到工人、農民當中去？什么時候見到蔣介石關心窮苦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從來也沒有。他嘴里也講過工農士兵，也講過人民，但他真正重視和關心的只是社會的中上層，尤其是統治階層，特別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統治的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這種情況也影響到他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在臺灣卻把經濟搞上去了，與蔣介石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態度是有關系的。蔣介石是沿海的鹽商出身，他對經商自然從小就不存惡感。沿海生長的經歷，更使他相信與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過國，去過日本，知道日本軍事了得；去過蘇聯，知道蘇聯軍隊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國的專家。為蔣介石工作過的外國軍事專家從蘇聯，到德國，到美國，到日本，應有盡有。退到臺灣后，他自然更是主動邀請外國專家到臺灣來幫國民黨設計經濟發展的方案。蔣介石在上海做過股票生意，以后在統一國家的戰爭中，不能不倚重各種專門的人材來幫助他籌集經費，因此他很知道專門家的作用。國民黨人執政后，大量接納經濟、文化、法律各種知識分子和專家入閣當部長，并非偶然。當然，這與國民黨自身的社會基礎也是有關系的。因為這些大知識分子、專門家通常也都是中產階級出身，他們也愿意為國民黨這種執政黨服務，國民黨從鞏固政權和加速建設的角度出發，也樂于傾聽這些人的意見。因為國民黨相信這些人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才是國民黨最為穩固的社會基礎。

不過，過于重視社會中上層的利益，使得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為它依靠的階層是有衡產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有相當部分生活在城市，卻在農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些人的利益。國民黨雖然幾度想要搞減租，但真正推行起來，還是阻力很大。這與國民黨自身的社會基礎在中間階層這一點不無關系。共產黨則沒有這樣的負擔，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國最廣大的社會階層農民的歡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得不到農民的擁護，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這種情況到臺灣以后卻改變了。因為國民黨到臺灣，與當地的地主及富裕階層并無多少關系，犧牲他們的利益很容易。何況國民黨解決土地問題用的還是孫中山的贖買的辦法，臺灣那些靠土地吃飯的地主，多數也樂得拿政府買土地的錢或股票去投資工商業。結果是農民土地問題解決了，工商業也發展了，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一個社會階層也沒有因為土改而成為社會的犧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第四篇：共同償債人承諾書

共同償債人承諾書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本人（本公司）愿作為共同債務人，對（以下稱為持卡人）在其與貴行簽訂的編號為 的《中國工商銀行信用卡購車消費分期還款合同》項下的債務承擔無條件、不可撤銷共同償債責任。如持卡人未能按照上述合同約定清償債務，貴行有權直接要求本人（本公司）進行清償，并有權從本人（本公司）開立于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分支機構的任一賬戶中扣劃有關款項。

本人（本公司）在本承諾書項下的責任屬于債務加入而非保證擔保。

特此承諾。

共同償債人（簽章）： 年 月 日

第五篇：毛澤東新年獻詞,是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嗎？

教材分析/ 毛澤東新年獻詞，是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嗎？

●董運動 安徽省濉溪二中（235100）

人教版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歷史》必修一[1]第17課《解放戰爭》有這樣一段文字：“戰場上的大潰敗，迫使蔣介石在1949年元旦發出‘求和’聲明。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號召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新年獻詞是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嗎？帶著這個疑問，我又查閱了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實驗修訂本·必修）《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2]和人教版高級中學課本《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必修）[3]，發現原來的教科書在對毛澤東新年獻詞的背景表述方面都沒有這樣的說法。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收錄了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這篇1949年新年獻詞，題目是《將）革命進行到底》。[4] P1311-1319從注釋上看，這篇文章寫于1948年12月30日。從寫作時間上看，并非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從內容上看，文中提到“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這一句明顯不是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而是針對當時國民黨桂系集團力圖取代蔣介石集團而發動的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的“求和”聲明無疑是這次“和平”運動的一個總結，更具有“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果。而歷史教科書顯然是為了突出蔣介石“求和”聲明這一有影響力的事件而作了上述有歧義的表述。以毛澤東的犀利文筆來看，他顯然是不會放過對蔣介石“求和”聲明進行反擊的機會的。果然，1949年1月5日，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毛澤東發表了《評戰犯求和》，文章一開始就把靶子亮了出來：“為了保存中國反動勢力和美國在華侵略勢力，中國第一號戰爭罪犯國民黨匪幫首領蔣介石在今年元旦發表了一篇求和的聲明。”

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號召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有一個重要背景，即由于國民黨桂系集團發動了所謂“和平”運動，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也對此寄予希望。有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還極力勸說共產黨把人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已經破產的“中間路線”的主張，又被某些地方實力派和民主黨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來。他們企圖在和談中造成同國民黨、共產黨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區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劃地自保。形勢的發展，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在這種形勢下，為了向全國全世界莊嚴表明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決心，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5] P795-797

毛澤東這篇新年獻詞發表于1949年元旦的《人民日報》（如圖）。葉永烈在其“紅色三部曲”之三《毛澤東與蔣介石》中寫道：“一九四九年，在太陽第一次升起的日子，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時在中國發表。緊接著，毛澤東在一月五日又以新華社評論名義發表了《評戰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評戰犯求和》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對照，便構成了他倆的一次‘新年對話’。” [6]（P406-407）

由此可見，毛澤東于1948年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并非針對蔣介石1949年“求和”聲明。因此，教科書修訂時，這段文字可以這樣表述：“戰場上的大潰敗，迫使國民黨統治集團不得不考慮出路，在美國支持下，他們企圖與共產黨和談而‘劃江而治’，社會上也有人對此抱有幻想。面對這種形勢，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號召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針對蔣介石在1949年元旦發表的‘求和聲明’，中國共產黨為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提出了和平談判的條件。”

[參考文獻] [1] 版本為2007年1月第3版。見人民教育網電子課本版權頁： http:// [2] 版本為2000年11月第2版。[3] 版本為1995年6月第2版。

[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6] 葉永烈：《毛澤東與蔣介石》，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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