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申論熱點之公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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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考試熱點天天讀：公車改革

【社會問題的背景】

(1)2010年3月底，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指出，在嚴格規范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同時，要加快推進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制度改革。

(2)廣東公車改革第一個“吃螃蟹”的是東莞市沙田鎮。該鎮從1993年起取消領導干部的公務用車，改發交通補貼。

在2003年開始的大規模車改中，東莞仍領跑在前。2004年年底，東莞完成了市直黨政機關車改；2005年10月前，鎮街車改完成。

車改后，東莞公務員交通支出節約了一大筆。最早車改的沙田鎮，車改前該鎮機關每年交通費用為84萬元，車改后為38萬元。全市各個鎮區車改前3年平均每年公務員交通費為11759.64萬元，車改后每年公務交通費用測算為8875.97萬元，節省了近3000萬元。

在東莞公務用車的改革中，最引人關注的第一件事便是車改后公務員個人的交通補貼標準。在天涯等論壇上當時火熱的帖子是《天！東莞車改科員有1000元補貼》。東莞市一局級機關公務員蔡先生告訴記者，“老百姓意見那么大，不可能不顧及的”。后來車改方案正式出臺，科員的車補為800元。對于大多數公務員來說，這個補貼標準還算滿意，“車補基本上能滿足需要了”。

(3)“三水區自2004年6月啟動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先后對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進行了車改。”佛山三水區政府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三水區的公車全部面向社會公開拍賣，當時開創了廣東車改先河。

“車改前做了近一年的調研！”這位負責人介紹說，調研后得出結論：“不如把公車拍賣，這樣車改就一步到位了。”

2004年7月4日，佛山市三水區公車首場拍賣會如期舉行，首批79輛拍賣公車共吸引了1312名競拍人參與競拍。“公車拍賣，那是從沒見過的新鮮事。”參加過公車拍賣的私企業主黃先生回憶說，當時他看中的一輛豐田起拍價為7.2萬元，最終以16萬元成交，他因出價少沒得到“心頭好”。三水區分五批拍賣公車367輛，成交總價3738.26萬元。

車改后，三水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支出分別每年至少降低700多萬元和60多萬元，節約率在30%以上。“車改后，沒公車不下鄉的情況改變了。”三水區農業局一負責人介紹說。

(4)2001年起，廣州在5家單位試行公車改革，其中4家為市屬國企，天河區21個街道辦事處是唯一試點的政府機關單位。記者調查發現天河區的街道車改近10年，就連至今偶爾還會發牢騷的個別街道領導同志也承認車改不但省了錢也沒有誤事；而由于街道再無公車，被廣大市民詬病的公車私用、超標配車等中國公務車的傳統痼疾基本上不治而愈。

(5)公車沒了，出外辦公是否不方便，而且交通費還得自掏腰包，公務員們會不會為省錢干脆直接“省事”偷懶呢？記者詢問目前仍在職或剛離職的9位街道正職及中層干部，都得到了正面的答復，“沒聽說過誰為省錢而偷懶不干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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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新城一街道科級干部A向記者直言，“沒車確實不好開展工作”。他說，以該街道辦事處為例，副科以上超過九成的公務員都買了車，尤其是近年來車價一直在下降，“公務員的收入穩定，福利也好，買部經濟型車還是沒問題”。

(6)2004年8月，廣州市監察局在答復一位政協委員的提案時提到天河區車改后預計每年可節約158萬元。先后在街道做主任、書記近6年的B認為自己沒沾車補的光，他拿最高檔2800元/月的車補，除了送送孩子上學，偶爾周末家庭旅游，絕大部分里程都是公務。“新車只保養，每月還能剩個三四百塊；但是里程數過了10萬公里，修車次數多了，每月有時還得倒貼點錢”；“更何況買新車是自己家拿了20多萬，車輛折舊都自掏腰包”。

另一位科級干部T提到另一個問題，車改時廣州93號汽油不到3元/升，現在已超過6元/升；停車費同樣也翻了1倍，但是車補卻10年沒調整。

(7)2004年，順德頒布了《順德區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標志著正式拉開了車改的序幕。事實上，從2002年起，大良、勒流等鎮就陸陸續續自發進行了車改，在整個珠三角地區來說算是“先行者”。順德“車改”以后，公務員的交通補貼按級別分，最高1000多元，低的幾百元。據交通部門統計，現在，順德每百戶人家中就有44戶擁有私家車，體現了改革的成效。

(8)中山市從2004年10月1日啟動公務用車改革，以貨幣化形式發放公務崗位交通補貼，正處級定額補貼最高2800元。首先進行車改的是139個市直機關單位，之后逐漸擴展到公檢法以及事業單位。據統計，中山車改第一年就為政府財政“減負”2200萬元，2009年中山則干脆暫停了公務用車購置。車改當年，不少公務員參與公務車拍賣，直接把單位的公車買回來作私車，如今大多數科級干部都有小車。

(9)2004年中，惠州16個市直單位和大亞灣區作為試點單位正式取消單位的公務用車，按級別給個人發放交通補貼，隨后在全市全面鋪開。據改革前后的統計測算，通過減少公車數量，市級機關公車從567輛減到127輛，三年內不用購買新車和每年不再新增50名司機等三項將每年節省開支2500萬元。車改后，大部分公務員購車自用。一位干部說：“改革之初，被取消了專車很不適應，很不習慣。改革之后，自己購買了小汽車，一家共享，用車公私分明，用私家車上下班，節假日外出，心安理得。”

(10)國外及地區公車管理對策借鑒。許多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在公車管理方面都有一些比較完善的政策法規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借鑒他們這些成熟的做法及經驗，對于加強我國公車管理與改革，縮減公車消費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據對日本、英國、德國、瑞典、芬蘭、美國、印度、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公務用車管理情況分析和研究，他們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鑒：

對公務配車和公車標準及適用范圍有嚴格規定。一般只有內閣部長可以配備專車，但也僅限于執行公務，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動一般乘用私家車，并且部長的配偶或伴侶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車進行私人活動。香港特首董建華離任后的當日，便不再乘坐公車。

對公車使用全過程實行嚴格的管理。公車由專人保管、維修，保證其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每輛公車都有用車登記卡，卡內詳細記錄起始時間、地點、行程、油耗、計費等信息，登記卡定期上報主管部門，車輛使用完畢及時交回車庫。并且嚴格執行因私用車的收費制度，倡導為納稅人節省開支的理念。

對公車使用情況實行科學監控。采用全球定位系統(GPS)，由指揮中心對公車實行智能化的實時監控，并在每輛公車上分別安裝帶有“公務”和“私用”雙按鈕的計程器和代碼發射器，任何人用車都必須先按下其中一個按鈕，使得監控中心能及時地掌控全部用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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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私車公用。對于使用私車或公交車等執行公務的工作人員，實行按行駛里程或票據給予一定補貼。

重視社會輿論對公車使用的監督。所有公車都會貼上特殊標志，便于公民對政府實施監督。法國曾有一位部長因公車私用被拍照(因公車有標志)，囿于社會輿論壓力，被迫辭職。

【核心觀點】

(1)我國的公車改革尚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很多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宜教育戴斌老師認為，公車改革探索面臨“政策不明確”的難題。由于中央對公車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確的指導意見和操作原則，使得長期以來公車改革只是在少數部門、少數地區自發并分散地進行。這種狀況所造成的后果：導致一些地區和部門的車改模式、適用范圍、公車管理、補貼標準等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給國家對公車統一監管造成了不便；對未進行公車貨幣化改革的地區和部門，會因為無政策可依或操作難度大而推遲或拒絕公車改革。

(2)加強公車管理與改革，應在客觀地總結我國公車改革地區及部門實踐經驗基礎上，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借鑒國外公車管理的經驗，綜合考慮公務活動需求、財政支出成本、行政運行效率、預防和遏制腐敗、社會承受能力、節能減排降耗等因素，進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實事求是地積極穩妥推進。以逐步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高效廉潔的行政管理體制相統一的公車管理新機制。

(3)嚴格強化對確需保留公車的監管。嚴格公車編制和配置標準；對公車實行統一車牌標志，統一噴涂車體，統一標明使用單位和舉報監督電話，便于社會監督。中宜教育戴斌老師認為，在有條件的地方還可安裝GPS全球定位系統，或在公車上安裝行駛記錄卡。

(4)公車出行要登記時間、事由、目的地、里程，乘車人和司機要分別簽字，公車用后一律入庫，并定期公布用車記錄；充分發揮紀檢、監察、審計等部門的監督作用，將對公車使用的監督納入到紀檢監察工作的范圍，將交通補貼經費的發放納入審計監督范圍，提高公車使用效率和監管水平。

(5)建立健全與公務員績效考核相配套的規章制度。細化對公務員勤政廉政表現的日常考核指標，避免車改后公務人員因吝惜交通包干費而不愿意外出執行公務等現象發生。

(6)采取積極措施，鼓勵“私車公用”。允許經常性私車公用人員報銷一部分費用或給予適當補貼。同時，妥善安置好司勤人員。可通過組建市場化運作、社會化管理、企業化運行的機關出租車隊的方式，為原有編制內司機提供就業崗位，為其他司機提供就業機會，避免出現新的失業群體，減少社會震動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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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事業單位考試：面試熱點之公車改革的新思路

事業單位考試：面試熱點之公車改革的新思路

中公教育為您帶來事業單位考試面試熱點參考文章：“公務的士——公車改革的新思路”，希望考生都能夠取得理想成績!

公車消費作為“三公消費”當中重要的一環，歷來備受社會的關注，公車的過度使用往往也成為腐敗的重要表現，在中央厲行節儉、嚴控三公消費的大背景下，公車改革逐步被提上日程，此次渾南新區推出的“公務的士”政策無疑是對公車改革的一次有益嘗試，新思路、新方法、新的切入點也給其他省市公車改革提供了樣板。

第一，“公務的士”可以有效節約財政開支。之前公車的購置保養和運營費用都由政府財政負擔，幾乎全都可以報銷，這就不可避免的出現公車私用等不良現象，從而導致資金的大量浪費，不僅嚴重影響了政府的形象，而且還產生公共財政為私人買單的情況，引起群眾的極大不滿。“公務的士”的新政策采取軟件約車，打折計費的方式就很好的避免了公車的濫用和對財政資金的浪費。

第二，“公務的士”可以有效遏制公車私用等違法違紀行為。公車歷來被視為特權的象征，部分地方工程成為領導的專用御品，無論公事私事都用公車，甚至有的部門超標配車，導致違紀違規現象時有發生。而 “公務的士”上全部安裝GPS監管系統，實現車輛和駕駛員的全程監控監管，只要操作落實到位，就能很好減少公車使用中的違規違紀現象。第三，通過第三方平臺實現監督管理提高政策執行效率。之前各地的公車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單位對公車的調配和管理權，這就難免出現改革走形式，鉆空子等問題，而公車的濫用、私用依舊存在。此次通過第三方平臺監管，直接斬斷了各單位對公車的擁有和調配權，有助于公車使用的合理化和規范化，對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有直接的意義。總之，“公務的士”作為推進公車改革的有益嘗試值得肯定，但我們也要避免監管不到位，或看人派車的現象出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政策的價值，提升公車的使用效率，杜絕“新式”公車腐敗的產生。

第三篇：公車改革

“車改”能否“徹改”-----對公車改革實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于批準2010年中央決算的決議，經財政部匯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三公”支出合計94.7億元，其中光公車購置費一項就達61.69億元，公車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時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談到公車私用時就明確表示：“公車私用應該管的住，必須管得住。”今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再一次明確指出，目前我國已經具備了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制度改革的條件，要在嚴格規范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的同時，加快推進公務用車配備改革。這意味著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一輪公務車改革即將啟動。

就各地目前的情況看，目前我國公務車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務用車費用高，造成財政負擔沉重。調查顯示，每年一輛公務車的運行成本（含司機工資、福利）至少在6萬元以上，有的甚至超過10萬元。其次是公車私用現象嚴重。公車使用存在三個“三分之一”，即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干部及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時，超編制超標準配備使用轎車問題屢禁不止。最后是公車使用 效率低，浪費驚人。針對以上問題，公眾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切實采取措施，穩步推進公車改革，讓改革方案盡早出臺，改革措施盡快實施，以回應社會各界的期待。

事實上，國家關于公車改革已經提了很多年，每年兩會上都會有相關的提案，但進展較慢。回顧近些年各地公車改革進行的摸索和試點，不乏失敗的教訓：例如，一些地方曾經把公車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錢”，區委書記、區長每年“車補”居然高達七八萬元。消息被曝光后，這種背離公車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車改”被果斷叫停。公車改革的另外一大難點是如何遏制公務車成為特權車。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務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耀武揚威引發了極大的民憤，尤其是公交車道儼然變成了公務車道，更是應當下大力氣治理。雖然全國已有十多個省區市政府取消了擁有特權的“O”牌照，這無疑也是公車改革的應有之意。但是相關部門更要意識到，公務車的“特權馬甲”往往有很多種，尤其是民用號段中的某些“特權號段”，更容易因為官商混用導致特權泛濫、失控和“李鬼”橫行，下一階段亟待有關部門嚴加監管。

今年3月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針對公車改革遭遇的難題，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車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剛性財政預算約束的公車管理體系”、“電子監控公務用車”、“公務用車社會化和公 車保養社會公開招標”、“強化政策執行和監督環節”四大措施，建議嚴格控制公車購置數量，限制購置公車的金額、型號或馬力，對公車行駛里程、油耗、維修保養費用等項目實行“軟監管”，對未經授權私用公車的行為進行嚴懲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關建議，對于積極穩妥推進公車改革、增強改革措施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增強了民眾對政府實施公車改革的信心。

公車改革，從有意識到有提案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但方案最終落到實處，取得實際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為例，面對機動車數量的激增，北京市雖然連年出臺相應政策控制機動車數量政策，但實際上北京的現狀仍然是“車滿為患”。據此，人民網進行了調查“公車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參與了調查，其中77.9%的網友認為“改下不改上,體制沖突阻力大”此選項獲得2039票；還有10.7%的網友共280人認為“未設專門機構監管”；8.4%的網友共219人認為“車補不平衡,方案難推行”；最后，有3.1%的網友表示“其他，有話要說”。網友“1”說：

1、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來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網絡公布公車使用情況，公車使用無法受到監督，輿論壓力不大，部門人員可暫不執行；

3、部門人員成本意識不強，似乎不知道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是來之不易的，需要加強培訓。

4、最終的是：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推行一個大眾監督的網絡平臺，將公車使用納入干部考核管理，對成本過高的部門要進行整改并向公眾公布。這個公車改革就方便執行了。網友“秦嶺軍魂”指出：車改的前提是“精兵簡政”，實現“大社會小政府”。目前有專家指出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在此環境下，不具備進行車改的條件，車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進行車改，必先精簡機構。

順應民意是公車改革的大前提，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公開是改革所要面臨的兩個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車改革將有力推動政府部門職能和作風的轉變。當前全新的車改方案正在緊張醞釀中，此次“車改”能否“徹改”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也是政府部門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期待相關部門在車改上出臺切實可行的制度規范，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實現“車改”的“徹改”。

第四篇：公車改革

隨著反對浪費的“光盤行動”的興起，“公車消費”作為“三公消費”的其中一個焦點更是受到了市民的關注。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強公車管理，但 “公車私用”未能剎車，在剛過去的春節長假期間，公款吃喝已明顯遏制，但“公車私用”卻是風景依舊，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隨手拍舉報私用的公車以及豪車。在今年的兩會上，來自深圳的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連同其他代表委員提出，應該用整肅“舌尖上的浪費”的決心和力度，來遏制“車輪上的腐敗”，中央應盡快出臺公車改革制度，減少公車配制，讓公車私用徹底停駛。公車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車私用帶來的浪費觸目驚心，老百姓形容?車屁股底下一棟樓?。” 全國人大代表、龍崗區布吉街道南嶺村社區黨總支書記張育彪告訴晶報記者，據統計，2011年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占“三公經費”總數的六成以上。國家發改委相關調研報告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1/3”：辦公事占1/

3、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1/

3、司機私用占1/3。

張育彪認為，從社會角度來說，公車私用誘導不良的價值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公車私用變成流動的腐敗廣告，極大地損害了機關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務車上路，不僅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浪費，提高了公務成本，也加劇了道路的擁堵。長期研究并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政協常委、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在接受晶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公車越用越豪華、數量越來越龐大時，很容易誘發人民群眾對政府及公務員群體的各種議論，對政府形象產生負面影響。開支每年至少6000億

“什么是公車？只要是利用公共資源買的車，都屬于公車，包括政府機關、行政事業單位和軍車。”葉青表示，遏制公車浪費，立規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車的概念、公車數量和費用到底有多少。

葉青說，對于公車的數量和費用，有關部門一直沒有明確的統計。據他初步分析，全國的公車至少在400萬輛以上。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平均一輛公車一年公用的費用在10萬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費用，一輛車總的費用在15-20萬元之間。以15萬來算，400萬輛車一年的費用就是6000億。“杭州車改顯示，一輛公車一年可以節約三分之一的費用，如果全國的公車改革，那最少也會省下2000多億。這還是最保守的數據。”葉青說，在公車配備等制度中，規定只有省部級以上干部才配備專車，但各地嚴重違反這個規定，導致公車數量驚人，“車輪上的鋪張”是一個很大的浪費。20年公車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車改是出現在廣東東莞沙田鎮。”時任中南財大講師的葉青，因為自己的專業背景，1993年就開始關注中國公車改革的問題。但是從第一次車改到現在，已過去20年，成效并不明顯。“有些地區出臺車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導致更大的浪費。”葉青說，持續呼吁公車改革的他，在調任副廳級官員當天，他“炒”了司機，婉拒單位專車，開始踐行一個人的“葉氏車改”方案。

在葉青的印象中，目前車改最成功的地區，是2009年5月杭州的車改，也是他認為級別最高的成功車改，除省部級以上官員，全部不再配備專車，而是發車貼到市民卡中。

據張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為起點，多年來，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車私用，各地也出謀劃策進行了多種嘗試，但公車私用之風未能“剎車”，主要原因是政策較寬松，缺乏威懾力。私用違規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網友發起的“隨手拍豪華軍車”行動響應者眾。具有明顯標志的軍車、警車，一旦被私用，輕易就能被發現。而與普通車牌一樣的公車，則很難受到有效的監督。北京六年級學生欒松巍建議讓公車掛紅色牌照，以便于群眾監督，遏制公車私用(坊間俗稱公車“私奔”)。該建議被媒體公布后，得到了許多人包括專家的認可。為此，張育彪代表建議，給公車掛上公牌并在車身上噴字標識，標明各自所屬的諸如“衛生”、“環保”、“城管”等部門字樣，讓百姓一眼就能識別，私用者無疑將更加無處遁形。同時，公布監督電話，建議鼓勵包括媒體記者、網民等在內的社會各界對公車私用開展監督，使公車私用行為無處藏身、廣受監督。

“治理公車頑疾需要曝光更要懲治”，張育彪代表說，目前，公車私用違規成本太低，真正將監督落到實處，還須對公車私用加大問責力度，起到震懾作用。“如果公車私用被舉報后，僅僅是補交使用費和通報批評，很難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動公車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在接受晶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給公車噴上標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車私用，“這是一種依靠輿論手段遏制公車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車私用現象，關鍵還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費?遏制起來比較容易，因為應酬傷神又傷身，很多官員也不樂意。?車輪上的腐敗?管理起來不容易，因為公車帶來的享受和好處太多，取消難度之大超乎想像。”葉青也認為，要徹底讓公車浪費剎車，僅僅靠群眾監督是不夠的，國務院應該成立一個公車改革領導小組，找專家制訂相關方案，用制度來推動公車改革。“在隨手拍的監督下，軍車已經感受到壓力，明確5月起進行改革。”

“中央有決心，基層有呼聲，國內外有參考的制度也不少，為什么公車改革難以根本推進？就是堵在了這個中間環節。” 全國政協委員施杰施杰說，在當前的破題階段，中央的決心要更大一些，態度要更堅決一些，同時要更廣泛地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層“兩頭擠壓”的倒逼之勢。深圳公車改革應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輛公車？據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萬輛，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據我個人估計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召開的治理交通擁堵研討會上，持續關注深圳公車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處吳立民說，深圳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啟動公車改革，然而過去這么多年，迄今為止卻未有具體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兩會”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楊立勛就表示，自己當了10年的政協委員，就公車改革問題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和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深圳，公車改革進程明顯滯后，與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稱。

網友胡野秋表示，公車改革勢在必行，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試驗場，理應先行先試。

從社會角度來說，公車私用誘導不良的價值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公車私用變成流動的腐敗廣告，極大地損害了機關干部形象。”——張育彪 兩會奏鳴曲

未來兩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時機

遲福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改革呼聲和氛圍從未如此強烈。未來兩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時機，只有緊緊抓住、用好這一改革攻堅的“時間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發展的主動權。一是今年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政府的換屆之年，新局面的開創必須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國正處于轉型關鍵期，原有的發展模式無法再延續，經濟發展的新活力和動力需靠改革激發；三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思想的多元，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利益格局調整要用改革來破題。政府減少審批和微觀經濟干預

王偉(全國人大代表、貴陽朗瑪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隨著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傳統加工制造業的利潤愈加微薄，而現在民企能投資的領域并不多，能源、鐵路、民航、石油、電力等領域難以進入。這些壟斷行業改革多年，但實質性進展不大，并且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過多，逼得一些人脫離實業，轉向炒房等泡沫領域，放大了風險。

激發經濟活力應從三個方面著力改革。首先，政府應盡快轉變職能，減少審批環節和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其次，在不涉及國家核心經濟安全的領域，要讓民企和國企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最后，要為民企創造更便捷的融資渠道。

第五篇：淺談公車改革

淺談公車改革

曾經爆出有些地方的機關干部，節假日還開著公車在街道上大搖大擺，甚至酒駕，為了避免有些機關單位的人公車私用，“高調”的進行公車改革，中辦國辦印發的兩個公車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距離提出公車改革過去已經好長時間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區改了縣里沒改；市直機關有的部門改了有的部門沒改；一個部門內有人改了有人沒改”，最終難以成功。還有的地方是“補貼標準定的不合適”改革也會失敗。公車改革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公車該不該改革，該怎樣改革，成為一大難題。

公車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機關，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是在辦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車，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對便利。可以徹底的改革“公車”。但對于鄉鎮單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車”，因為有些鄉鎮離市區比較遠，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車，那勢必會對工作照成一定的影響。有公車，也一定要嚴格管理：車輛外出必須登記，詳細記錄事由、時間、地點、行程、乘車人等信息，下班后和節假日未經批準不得使用公車。這樣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車”，鄉鎮“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車，“公車”顧名思義是只有上班的時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補貼問題也不能太籠統，不能說按級別來補給，要按需補給，現在不管是公交還是出租車都有發票，機關工作人員外出，憑發票領取自己的補給，不能搞特殊。公車改革要根據當地的交通條件、地理位置等情況來進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車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隨著作風建設的深入推進，一些基層單位“公車私用”透視種種“私車公用”現象，確實有開私家車為公家辦事，但更多的卻另有隱情。比如說有的單位違規搞接待，怕公車遭舉報，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車，相關費用公款埋單；有的單位領導嫌公車動用審批手續繁瑣，不如用私家車隨叫隨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車可以逃避監管；甚至有些領導愛面子、耍花子覺得單位公車沒檔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車等等變向問題，這些“公用的私車”不在編制范圍內，上級機關難以掌控，從一些“私車公用”情況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車私用”，其危害遠比“公車私用”要嚴重的多，時間長了難以出現諸多問題。

應地制宜的改革“公車”，建立一個具有當地特色的“公車改革制度”，機關工作人員用車關系著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親和力，普通上班人員能坐車上下班，為什么機關工作人員就不能呢？總而言之，公車改革利大于弊。各級要像治理“公車私用”一樣，嚴查各種“另有隱情”的“私車公用”的問題，從思想教育入手，從建章立制嚴起，把日常管理抓實，堅決遏制這種不良現象，把“公車”改為“民車”開到群眾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