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法國大選預測留法新形勢

專家觀點

從法國大選預測留法新形勢

2012年4月22日，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結束，候選人薩科齊和奧朗德分別以27.18%和28.63%的得票率進入第二輪選舉投票，再決勝負。法國總統大選勢必對法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有影響，在教育方面，尤其是中國學生赴法留學，又將會帶來哪些變化呢？啟德法國教育中心留學專家第一時間帶來解讀觀點。

兩位候選人教育與就業政綱各有千秋

從兩大總統候選人在教育和就業方面的選舉綱領來分析，奧朗德在教育政綱中提到，“從今年9月起把開學補助金金額提高25%。”啟德法國教育中心留學專家指出，法國在教育經費上一直都有很高的投入，開學補助金本來就頗高，再提升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在就業政綱上，奧朗德十分看重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提出了“為扶助年輕人就業，開創15萬個工作崗位。”薩科齊的教育政綱中提出從師資方面去提高法國的教育質量。而在就業政綱上，增加大公司對年輕人的招聘崗位。

法國留學政策長期看仍將保持寬松

再從兩位候選人的政黨背景來，薩科齊所代表的人民運動聯盟屬于法國右翼黨派，雖然薩科齊在執政期間一直試圖縮減外來移民，但主要針對的是大量非法移民，對于高學歷、高素質的優秀人才，他們很歡迎其留在法國。啟德法國教育中心留學專家分析，近幾個月來法國簽證適度收緊，主要是薩科奇政府為了拉攏選票而采取的競選手段，從以往法國總統競選情況來看，簽證緊縮的情況并不會持續過長時間。

而奧朗德方面，作為社會黨的候選人，政策上會以社會黨的政治主張為基礎。對移民和留學生的政策相對寬松。且社會黨對中國留學生態度明朗，很多有利于外國留學生的留學政策都是在社會黨執政期間制定的。

中法兩國良好合作關系仍將延續

不同于美國大選，中國問題往往成為關注的焦點，在法國的選戰中，兩大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很明確地把中國問題作為攻擊對方或維護自己的焦點。啟德法國教育中心留學專家分析，中法兩國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在歐洲國家中，中國與法國有更長遠的政治關系，總體上來講，無論誰當選，都會繼續推行比較穩健的對華政策，都將十分注重法國的經濟發展為重任，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帶領法國走出經濟衰退和克服歐元區危機。

法國留學優勢明顯

法國是世界第三大、歐洲第二大留學生目的國。目前在法國高校就讀的國際學生有27.8萬人，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在法國留學的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人數位居第2，且人數呈逐年增長的趨勢。目前法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最新政策是年滿18周歲、獲得中國高中畢業證、參加高考并獲得中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即可申請赴法接受高等教育。中國留學生享有與法國學生一樣的福利——法國政府每年為國際學生和青年專業人員提供超過兩萬份學習和實習獎學金。啟德法國教育中心留學專家強調，現在留學法國正當時，有意向的學生需早做準備。

專家觀點

法國作為小語種留學國家，依然保持良好的留學政策和性價比優勢，高等教育也保持一貫的高水平。法國總統大選即將塵埃落定，無論是誰當選都將繼續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進一步解決就業問題。目前法國甚至整個歐元區都處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下，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優勢為中國留學生節省了不少留學成本。中法兩國將繼續推進兩國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中國赴法留學生將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啟德法國教育中心留學專家相信，馬上會有新一波的法國留學熱潮出現在中國。

出國留學微博：http://weibo.com/eiccq

第二篇：從2000年美國大選看美國政治制度

從2000年美國大選看美國政治制度

江西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 07政教班 張淮

這次大選是在現任美國總統和戈爾之間競爭，在此之前戈爾已經贏得19個州和首都華盛頓特區的總共262張選票，而布什也有29個州的246張選票在手。但是據我們所知要想入住白宮最少要有270張選舉人票，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還是只有一個州的選票沒有得出——佛羅里達州，這個州還有25張選舉人票，因此，不論戈爾和布什，只要在佛州取勝，誰就算拿到了進入白宮的金鑰匙。其中佛羅里達州的計票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雙方的競選人團都拿出自己的殺手锏，而這個州的選票在而與我咋的下幾易其主，但是不管其中的經過怎么樣，那不是我研究的重點，我只說最終是經過法院根據佛羅里達州的法律判決把這關鍵的25張選舉人票給了布什，從而這美國選舉上的百年的奇觀也最終落幕，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不管是誰入住了白宮都講是不可避免的成為美國現代歷史上的最弱的一個總統。

經過這樣的選票戰，律師戰，我們就可能是會很迷惑這個美國到底是什么樣的國家，怎么這樣的在中國看起來是比較簡單的到美國會成為這樣麻煩的一件事情，這就要求我們要很好的了解美國的政治制度，其中也幾個是其中的“三權分立”、聯邦制。

三權分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內容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制度的理論基礎是17—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國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孟德斯鳩提出的分權學說。這一學說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前提，即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國家權力應該分立，互相制衡。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希望據此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以后，三權分立成為資產階級建立國家制度的根本原則。在當代，盡管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三權分立仍然是它的一個根本特點。對于這種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認為只有實行三權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標志；不實行這種制度，就是專制。

最早由17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洛克提出，用以鞏固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后來該學說不斷傳播，并被法國著名人物孟德斯鳩詮釋為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形式，解決了在該種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現的部分問題。該學說在當時被廣泛認為是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證。

分權的目的在于避免獨裁者的產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員均集立法、執法（行政）、司法三大權于一身，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即使在現代，立法、運用稅款的權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議會中，司法權的獨立在于防止執法機構濫權。這樣也就不容易出現我們中國古代的那種封建專制，權利之間的制衡可以更好的確保征服的決策的正確，當政府的決策在國會看來是不很好的話，就可以否認這項措施的實行。也就達到權利的制約平衡。

其中三權是指：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美國立法權屬于國會。但是總統有權否決國會立法；可以發布擁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還有立法倡議權，即建

議國會立什么樣的法。法院有權宣布國會制定的法律違反聯邦憲法。行政權屬于總統。但是行政機構的設臵和所需經費須由國會批準，國會還有權監督行政執行情況、經費開支和官員行為。美國最高法院可以宣布總統發布的行政命令、行政機關頒布的規章條例違憲；還能通過案件的判決對憲法作出新解釋，擴大或限制總統的權力。司法權屬于法院。但是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后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人數和聯邦其他法院的設立，均由國會決定，總統亦可施加影響。國會可以通過批準對法官的任命或彈劾法官的辦法，來改變法院的組成。國會和各州一起，可以用憲法修正案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

三權分立也具有明顯的階級局限性和消極作用，表現在：

①所謂分權與制衡，事實上成為協調資產階級內部權力分配的一種機制。②實行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三大權力機關之間互相扯皮，導致效率低下。

③三權分立的原則難以在政治實踐中真正貫徹。

三權分立制，本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它有效地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廣大勞動人民不可能在這種制度下享有真正的民主。

而我們在前面講到的還有就是根據的是佛羅里達的法律來判決的，這就是體現美國的聯邦制，我們就來看下它有什么特點。美國建國之后實行的是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制。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于1777年11月通過了《邦聯條例》，1778年經各州批準后該條例生效。根據條例，解散了原來的大陸會議，建立了邦聯政府，它實際上是一個松散的各州聯合體。邦聯議會雖是當時美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它只是各州代表的會議，它沒有一個主權國家應有的宣戰、媾和、簽約、發行貨幣、借債、征兵和征稅等權力，它也不是立法機構，它的決議需要征得各州同意；而各州卻擁有主權國家所享有的一切權力。聯邦制的最大特點是分權，主權由聯邦和各州分享，根據這個就是我們通俗的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美國的聯邦制下，各州可以制自己的法律，前提是不要與聯邦的法律相違背。其實在我們高中的時候就學過，聯邦制下的各州還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外事權…….向這次大選選票的歸屬問題在美國顯然是不使用聯邦的法律，所以是只能是用佛羅里達州的法律來判決，這也就體現的是聯邦制下的州有一定的立法權而且是有獨立的司法權。

在我覺得聯邦制有一個很好的特點就是有較強的自主性，并不像單一制下的是中央集權，上面的是命令而聯邦制下的就可以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來制定適合自己地方的情況政策，更好的使政府的決策與當地的情況相結合，有利于向健康的方向發展。但是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它也是有很大的缺點，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央的或國家的有些決策可能是考慮到大局而地方就是僅僅看到的是自己的視線，并不理解就會轉化成反對故而有很大的難度來推行，典型的就是有印度，根據我老師的講，現在的印度應該是世界上大國中唯一一個沒有高速公路的，而其中的一個就是因為在地方上的意見不統一，互相的不讓步致使不可行通。其實這些應該都是相對的其中與所在國的綜合國力是不可分，現在的美國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也是聯邦制國家，可是在我們表面看到的是美國是一個比較統一的國家，這就應該是得益于其綜合國力，也就是使其有很強的凝聚力，這樣及會有很強的民族自豪感，辦起事來就相對是比較簡單。

這次2008年的美國大選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就應該

說是一次不僅是對美國綜合國力的考驗還是對其制度的錘煉，其中也就很顯然的出現一個好的方面就是在政府要做出7000億救市的決策時，并不是政府說的算而是經過國會的討論、縝密思考最終通過，這也就輕易的避免獨斷專權。

最終在我們看來一直標榜自己的是制度最好“超民主”的美國其自身也是有很大的缺點，資本主義的本身固有矛盾就是其一直是不能解決的，這就是源于它自己的私有制。最后就是制度也應該是要與時俱進，并不應該是要固守原有的。

第三篇：從美國大選看西方政治制度

從美國大選看西方政治制度

楊光斌

一． 2016年美國大選與美國政治的變化

1.桑德斯-特朗普現象：極化政治光譜 ? 桑德斯社會主義與年輕人的憤怒 ? 特朗普右翼政治與底層白人的不滿 ? 新自由主義與社會分裂

? 如何看待“民粹主義”之說？（民族與階級）2.希拉利現象：金錢政治的典范 ? “紙牌屋”政治

? 憲法修正:作為言論自由的政治獻金不封頂 ? 希拉利與華爾街（俘獲型國家）

? 克林頓基金會與摩洛哥論壇：1200萬美元 ? 腐敗政治的合法化 3.美國政黨政治的重新組合

? 民主黨的希拉利轉變為共和黨的富人政黨 ? 特朗普共和黨（原來為民主黨）代言窮人利益 4.“普世價值”失去道德高地，美國如何領導世界？ ? 一場比差比爛的大選 ? 黯然失色的“民主燈塔” ? “軟實力”還有“實力”嗎？

二．自由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的理論邏輯

? 價值體系：從資本主義到自由主義【重新定位民主】 ? 制度體系：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黨爭民主【改造民主的概念】

? 普世價值：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制度合理化表述】 ? 附條件性：國家認同-共享信念-社會結構（同質性文化）

三 自由民主的實踐困境

1.西方國家：黨爭民主與否決性體制，60年代開始的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即全民選舉，冷戰的外在壓力使得這種黨爭被節制，但冷戰之后。。。脫歐公投 2.發達國家的“逆發展”：阿根廷、希臘、臺灣地區 3.民主轉型的非西方國家： ? 少數成功者 ? 國家失敗者

? 長期動蕩者（巴基斯坦、泰國、非洲等）? 無效治理者（印度-孟加拉等）

4.二戰之后的大數據：新興的后發國家150個左右，哪一個靠自由主義民主而躋身于發達序列？ 5.9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比較：

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尼日利亞-巴西-墨西哥

四.社會條件比民主形式更重要

1.歷史條件：“時間性”（timing）

? 民主在傳統秩序中：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大眾民主100年

? 自由主義民主的傳播：把結果當原因，以模式代替過程 2.文明基因: ? 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義促成的個人主義、古希臘哲學的古典資源、由基督教而來的天主教和新教、狹小區域內的多樣化語言、二元化的宗教與政權關系、作為羅馬遺產的法治、包括修道院—修士會—行會以及后來的協會與社團的社會多元主義勢力、由多元勢力而導致的代議機構等

? 自由主義民主：個人主義、保護財產權的憲政、多元主義以及源自多元勢力的黨爭民主

? 自由民主其實政治基督教，二者之間的重疊性 ? “普世價值”：以一種文明代替其他文明，文明的傲慢（19世紀“白人優越論”）

3.社會條件,同質性社會，如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清洗，才有白人的普遍選舉權 4.啟示：民主重要性研究轉向民主條件研究（沒有人反對民主，問題是如何實踐民主？必須尋求適應性條件）

五.結論：破除迷信，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

1.反事實性假設：如果中國搞了以“黨爭民主”為核心的自由民主，結果將會是什么樣的？ ? 福山命題：五十年之后的中國-美國 ? “中華民國”的實驗，? 蘇聯的試驗：30年三種制度及其結果 2.人民民主面臨的挑戰

? 國際思潮：話語權問題 ? 社會結構：政治經濟利益集團 ? 黨性與人民性的一致性 ? 官僚主義與人民性 ? 民主形式不足與人民民主

參考書目: 1.楊光斌，《讓民主歸位》（民主理論大眾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楊光斌，《觀念的民主與實踐的民主：比較歷史視野下的民主與國家治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3.楊光斌等著，《中國民主：軌跡與走向（1978-202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4.楊光斌、喬哲青，“作為中國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體”，《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6期，第3-19頁

5.楊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濫用與重述”，《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2期，第2-19頁

6.楊光斌，“論世界政治體系”，《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第2-15頁

7.北京日報理論部編，《名家卓見：理論難點辨析》，北京日報出版社，2016年

第四篇：從法國文學看法國人性格（最終版）

從法國文學看法國人的特性 2014-07-23 法語世界

從法國文學看法國人的特性

——錢培鑫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講演

圖片說明:錢培鑫，1955年生，上海外國語大學法語系教授。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外文系法語專業，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5年,受教育部派遣赴法國進修,主修歐共體文化、法國文學,獲得歐洲共同體大學中心高等教育學位和法國深入研究文憑(DEA)。1989年至1995年留學法國,獲得法國語言文化博士學位。長期從事法語教學工作。從1997年起，數十次擔任國際會議同聲傳譯。

核心觀點

“有什么樣的文學就有什么樣的民族”，這么說可能不太妥當，但“文學是人學”這句老話看來還沒有過時，法國文學可以成為我們了解法國民族性格的途徑之一，這種了解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變得尤為必要。

民族個性的形成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個性鮮明的法蘭西民族也是如此。法國文學源遠流長，不僅給世人留下文學瑰寶，而且潛移默化，深刻地影響著法蘭西民族的性格，有助于我們了解法國人民。

浪漫的法國

“浪漫的法國”，“浪漫的法國人”，無論在私下還是在正式場合，我們中國人經常這樣稱贊法國和法國人。我們出于真心，法國人當然知道，但有時候不免感到納悶。在法國，“浪漫”這個詞主要指浪漫主義文學及其風格。按照法國人的理解，“浪漫者”是19世紀初那些懷才不遇、無病呻吟的年輕人，或者那些強烈的情感得不到滿足，陷入痛苦、絕望的男女們。他們會立刻想到夏多布里昂（1768-1848）筆下“莫名惆悵”的勒內，想到拉馬丁（1790-1869）在《湖》畔緬懷昔日的愛情，哀嘆時光飛逝。因此難免不太認同“浪漫”這個稱呼。

其實，我們中國人理解的浪漫，法國人用“galanterie（殷勤）”這個詞來表達。本人1980年代在法國曾親眼看到這樣一幕：一位妙齡女子走在香榭麗大街上，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夾香煙的手勢，一位素不相識的男士見狀立刻遞上香煙，“啪”地打開打火機為她點火。女子略一點頭，飄然而去，男子也繼續走自己的路。這個印象久久留在我的腦海，我覺得那就是法蘭西民族浪漫——殷勤的生動體現。

這種“浪漫”的傳統，在法國文學的初期就已經出現。如果說以《羅蘭之歌》（11世紀）為代表的英雄史詩著重武功、忽視愛情，騎士羅蘭至死沒有想念未婚妻，反而是未婚妻得知羅蘭死訊、頓時氣絕身亡的話，那么兩百年之后問世的騎士文學，則徹底扭轉了這種傾向。典雅愛情成為騎士文學的重要題材，開創了法國文學的“浪漫”風氣。

騎士文學代表作家德·特羅亞（約1135-1183）留下了五部韻文體傳奇，除了歌頌勇敢、坦蕩、忠誠、獻身精神和榮譽至上之外，每個故事都圍繞女性展開，《朗斯羅或囚車騎士》是其代表作。故事講述騎士朗斯羅為了救亞瑟王后，不惜坐上關押犯人的囚車，受到眾人侮辱，赴湯蹈火，出生入死，拼死救出王后。盡管他歷經艱險從魔窟中救出王后，王后仍拒絕接見他，因為在跳上囚車之前，朗斯羅曾經有過片刻的猶豫。在王后看來，那是不可原諒的錯誤，說明朗斯羅還有雜念，不配獲得愛的回報。騎士文學宣揚女性至上，必須摒棄任何私心雜念，忘我的投入才能贏得貴婦人的愛情。“夫人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旨意”，必須言聽計從。典雅愛情提升了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成為一種文明的驅動力，促使騎士們不斷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對于民風仍然相當蠻野、粗獷的中世紀來說，起著積極的文明作用。

13世紀出現的《玫瑰傳奇》被視為“典雅愛情”的寶典，它以八百多行詩句的篇幅，從個人衛生、衣著打扮、言行舉止、待人接物等側面，全面傳授如何使自己變得“可愛”的法則，以便適應人際往來、社交生活，博得女性的歡心。

騎士文學的浪漫傳統在17世紀進一步得到傳承。貴婦人們廣開沙龍，巴黎出現了令外省貴族和市民階層羨慕的上流社會，社會名流、文人學士在沙龍里眾星捧月般圍著貴婦人徹夜長談，除了緬懷貴族的昔日輝煌，還填詞賦詩、議論文學，尤其喜歡探討愛情，比如漂亮與愛情的關系、婚姻與愛情的矛盾（當時上流社會的婚姻多講門當戶對，而不是兩情相悅）、情人暫時分別之利弊等。沙龍文學、田園小說、心理小說應運而生，女權意識空前覺醒、女性地位顯著提升，對社會風尚產生過直接的影響。所以說，法國人對女性的尊重，溫文爾雅的談吐，得體的舉止等等“浪漫”的痕跡，都可以從法國文學中找到淵源。

幽默的法國

法國是一個充滿幽默和喜劇氣氛的國度。幽默風趣也是法國的民族特性之一。滑稽戲、單口喜劇在那兒備受青睞，RTL電臺的LesGrosses Têtes（“自命不凡者”），每天下午4點到6點直播，如今已進入第38年，經久不衰；每次邀請一位嘉賓，有政界人士、學者院士，也可以是演員、作家、運動員等。該節目以詼諧的口吻談天說地，插科打諢，笑聲此起彼伏。因特網風行之后，它的聽眾遍布全球，不少僑居海外的法國人以此聊慰鄉愁。

法國幽默的文學淵源可以上溯到中世紀充滿喜劇精神的市民文學，主要表現為韻文故事和列那狐傳奇。韻文故事又稱“笑話”，大致涉及三種類型的人物——婦女、教士和農民。這些故事諷刺神父的貪婪、迂腐，嘲笑農夫的老實和愚蠢。婦女則常常紅杏出墻：她們或勾引鄰居、或與神父偷情，這種事情不符合道德，有悖教理，理應受到譴責。但是經過韻文故事的幽默化處理，人們不覺得她們可恥可恨，反而喜歡有加。比如故事《隔壁的神甫》中，丈夫見妻子三天兩頭找隔壁的神甫懺悔，懷疑妻子與神父有染，于是偽裝神父聽妻子懺悔。妻子不知有詐，結果被丈夫抓住把柄，丈夫正要發火，不料妻子說，“我早就知道是你了，那些話，全是為了讓你嫉妒，讓你更加愛我而說的”。故事雖然揭露了妻子的不忠，但是目的在于塑造妻子急中生智，化險為夷的形象，由此可見法國幽默以機敏、智慧為前提，不顧及道德判斷，具有鮮明的特點。幽默者往往是強者，智慧高人一等,因此格外受人喜歡。

《列那狐傳奇》傳達了同樣的信息。在這部動物史詩中，各種動物為了生存而競爭，體現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條規律，那就是弱小的動物往往能夠戰勝比自己龐大的動物。列那狐能夠挫敗伊桑格爾狼，但遇到比它弱小的動物——公雞、鳥雀——則屢屢失敗，因為弱小動物以它們的詼諧、機智，逢兇化吉，戰勝強者。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拉伯雷（1494-1554）認為“笑是人的本性”，他的《巨人傳》充滿笑料，展現一片自由的空間，放松的心態，幽默成為社會交流的工具和思想斗爭的武器。

談到幽默大師，非18世紀啟蒙作家伏爾泰（1694-1778）莫屬，因為諷刺幽默、嬉笑怒罵在他筆下皆成文章。盧梭1755年發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提出“人本性善良，社會使其墮落”，追懷人類早期的黃金時代，反對文明，反對社交。伏爾泰在給盧梭的回信中稱之為“令人產生在地上爬行的沖動”的大作，幽默而鮮明地表明了自己主張社會進步的立場。伏爾泰還寫過一首詩形容某人兇狠惡毒，大意是有一天那人在山里被蛇咬了一口，結果竟然是“蛇被毒死了”。

這種文學底蘊、審美傳統和思維特點，使得法國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處處流露出幽默、詼諧、從容和自信。無怪乎1973年石油危機之際，面對嚴峻的形勢，他們會說出“我們沒有石油，但是有點子”這樣幽默而自信的話來。

寬容的民族

寬容在許多國家是一個時髦的字眼，但在法國則是一種社會現實，體現在法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國，人們遇事大多不會先下定論，不會先作道德判斷，分清“是非”，而是了解原委、分析問題、設身處地，與人為善。

這種寬容基于對于自由平等的認識，1789年《人權宣言》認為“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所謂自由，在法國人看來，就是有選擇的可能，沒有選擇就談不上自由。尊重他人的選擇，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寬容則是這種尊重的直接表現。

盡管近年來法國右翼勢力有所抬頭，如排斥、反對外國移民，把臟水潑在他們頭上。但是憑心而論，相對世界其他民族而言，法國人民在對待外來移民方面是一個非常寬容的民族。他們富有同情心、充滿人道精神。比方說你對一個法國孩子說，你們班里某某同學是黑人，他會感到十分驚訝，因為他平時看到的是實實在在、個體的人，而不是某人的種族特征，甚至不記得那個同學是黑人了，種族的差別已經十分淡化，“海納百川”在法國是名至實歸。

融化在法國人血液中的這種寬容精神，早在中世紀的強盜詩人維庸（約1431-1463）的作品中就有了。這位中世紀唯一上過大學的法國詩人，假想自己作惡累累被判處絞刑，寫了著名的《絞刑犯之歌》，向人們呼吁：“我的兄弟，別對我們冷酷心腸……但求你們祈求上帝把我們全都寬赦。”

伏爾泰認為只要不妨礙他人，每個人都有隨心所欲生活的權利。他寫過一部《論寬容》，其中包含令人動容的“祈禱上帝”：“你賦予我們一顆心臟，不是讓我們互相仇恨，賦予我們雙手，不是讓我們互相扼殺；但愿你讓我們互相幫助來承擔艱難而短暫的生命之重擔，但愿存在于遮掩我們羸弱軀體的衣服、我們各種貧乏的語言、種種可笑的習俗、所有不完備的法律、各種荒誕的主張之間的那些細小差異……但愿所有這些把微如原子的人區別開來的細微差別，不要成為仇恨和迫害的信號。……但愿人人都能記住，他們彼此是兄弟！”盡管伏爾泰本人并非是寬以待人的典范，但是他贊賞英國的宗教和解、君主立憲制，呼吁宗教寬容，反對政治迫害，在18世紀的法國開創了“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先河，他的名字從此與寬容緊密相連。

雨果（1802-1885）在《悲慘世界》中塑造的冉·阿讓是家喻戶曉的文學人物。在雨果的筆下，冉·阿讓受到主教寬宏大量的感召，從仇恨社會不公正的苦役犯，最后變成人類善良和愛心的化身，揭示出人間寬容的偉大力量。法國著名歌手喬治·布拉桑斯（1921-1981）在1970年代寫過一首以紅杏出墻女子為題的歌曲，他唱道“別拿石塊砸她……因為我在后面”，寬容之情溢于言表。雖然婚外戀悖于普遍道德，在法國也是如此，但是允許不同思想、感情、習慣的存在卻是法國人的共識，這首歌因此成為幾代人傳唱的經典老歌。

法蘭西的寬容精神更集中體現在法國人的定義之上：一個人只要認同法蘭西共和國的理念，融入法國文化，說法語，他就是法國人了。正是有了這種悠久的寬容傳統，在法國，人的個性得到尊重，生活方式多彩多姿，精神活動和智力創作有了廣闊空間，法國以包容異己的氣度海納百川，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開放與和諧的國家之一。

崇尚含蓄、中庸的民族

初到法國，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法國人在公開場合講究謙讓、收斂個性、說話輕聲輕氣，處處方便他人，很少看到大聲喧嘩、爭吵的情況。在法國，謙讓、含蓄是最基本的處世之道。

這種民族修養也與長期的文學影響有著密切關聯。究其源頭，我們可以上溯到文藝復興晚期的大作家蒙田（1533-1592）。在蒙田之前，法國文壇出現了拉伯雷和七星詩社，個性張揚、處事高調。前者抨擊宗教愚昧，塑造巨人形象，贊美人的力量、主張縱情享受；后者以古人為楷模，追求永恒的榮譽，期盼成為照耀法國文壇的北斗七星。蒙田博覽群書，知識淵博，但格外謹慎，認為自己一無所知，始終把“我知道什么？”奉為座右銘，而且謙虛到了用“嘗試集”為自己思考人生的著作冠名的地步。

蒙田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以此考察人類狀況，從而幫助人們認識自我。他用懷疑的目光省視人生，揭露人的弱點。無論從體力、美貌、聰明程度來說，與動物相比，人往往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不然女性就不會借助動物的皮毛打扮自己，我們自以為在戲弄貓，誰能保證不是貓在戲弄我們呢？人的理性也不可靠，外來因素會左右我們的判斷……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謙虛、寬容。這么看來只有“自我”可以被我們把握，可是“自我”也在不斷變化，我們只能把握自我的某個時刻、某個片斷，所以應當隨遇而安，順乎人的天性生活。對人而言，自然就是天性，它是人類的天然向導，凡是自然樸素的樂趣，對人都是有益的：如健康的體魄、肉體的歡愉、精神的享受。但是，順應自然并不意味放任自流、放縱情感。生活的智慧表現在善于節制：“過度是扼殺享樂的瘟疫，節制才能增添享樂的滋味。”而且節制不是自私的，它會給別人帶去好處，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人有幸福生活的權利，更有人的尊嚴，我們應當努力保持自己的尊嚴。

蒙田反對極端，主張中庸，拒絕崇高，安于平凡，因此被尊為文藝復興時代的智者。五十年后，《嘗試集》廣為流傳，成為鄉紳們的床頭書。他們經常隨手翻閱，思考生活哲理，作為行動準則。

蒙田的創作正值巴洛克文學向古典主義過渡時期，《嘗試集》具備了古典主義文學的許多特征，比如推崇理性、模仿古人、重視心理道德分析、個性與共性的結合。因此，蒙田克己節制、秉持中庸之道的理念在17世紀自然得到傳承。布萊斯·帕斯卡爾（1623-1662）在《思想錄》這部與《嘗試集》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著作中寫道：“自我是可恨的”，這句話成為17世紀“正人君子”們的行為準則。君子們應具備在公開或社交場合取悅他人的素質，即彬彬有禮，善于言談，風趣詼諧，見多識廣……但是千萬不能自吹自擂，因為“自我是可恨的”。為人謙虛、處事低調、不求聞達成為優良品質。

當然，這種風氣在17世紀形成，與恢復強勢的天主教強調人性墮落有關。它與古典主義的文學主張也不謀而合，比方說古典主義時期的作家，從來不用第一人稱寫作，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時至今日，法國人寫完信之后，經常會檢查一下，看看“我”字是否用得太多，以免太關注自我，給人失禮之感。久而久之，含蓄中庸、為人低調成為法國人處世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崇尚理性的民族

崇尚理性，也許不為法蘭西民族所特有。就辦事嚴謹、循規蹈矩而言，許多民族不在法國之下。但是理性對法蘭西民族的生活、思想、歷史、文化的影響之深，在法國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確實是舉世無雙的。大到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小到吃飯時刀叉搭配、酒杯選擇，處處可以看到理性的身影。法國人家里的工具間，永遠井井有條，銼刀、榔頭、鋸子、鉆頭放得整整齊齊，給人一種理性的美感，就連如何開啟盒裝牛奶，也會給你列舉幾種方法，作一番利弊分析。法式園林中筆直的林蔭道、修剪齊整的大樹，猶如接受檢閱的儀仗隊，堪稱法蘭西理性的最直接體現。

說到法國崇尚理性之風，不能不提笛卡爾（1596-1650）。笛卡爾生活在17世紀上半葉，在文藝復興與古典主義之間承上啟下。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們渴望知識，興趣廣泛，結果導致當時作品包羅萬象，囊括人文、科學、歷史、宗教等各種知識，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大雜燴，往往邏輯松散，帶有濃厚的中世紀痕跡，拉伯雷的《巨人傳》就是一個典型。

這種傾向在笛卡爾那兒發生了徹底扭轉。笛卡爾認為掌握知識的目的在于認識真理，而古代史料并不能滿足我們認識真理的需要，因此要用一種新的方法——即理性思維的方法——來構筑我們的知識。在笛卡爾看來，什么都不可靠，只有我在思想、我的思想在質疑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所以在《方法談》（1637）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著名論斷。他認為人的力量在于理性，從懷疑入手，正確運用思維規則，我們就能夠認識駕馭世界、把握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真理。雖然“我思故我在”曾經被視為唯心論而遭到猛烈攻擊，而且笛卡爾方法論的初衷是希望用理性分析證明上帝的存在，但他提出的認識論四原則無懈可擊，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第一條：在不清楚明白知道某件事為真之前，就絕對不要接受它。換言之，即謹慎地避免魯莽和偏見，并除了那呈現在我的理性之中既極清晰明了，而又毫無懷疑余地的事物之外，不作任何其它的判斷。第二條：要把每一項在審察中的困難，盡問題所許可地劃分成若干部分，好達到充分的解決。第三條：要按次序引導我的思想，由最簡單和最容易明了的事物著手，漸漸地和逐步地達到最復雜之事的知識，甚至在那些本質上原無先后次序的事物，也為假定排列層次。第四條：在每一種研究上，枚舉事實要那么周全，而且審查要那么普遍，但可確實地知道沒有任何遺漏。”

《方法談》不僅提出明確概念、分解和分析問題、推理綜合、檢驗四大準則，而且作為第一部用法語寫成的哲學著作，對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他為17世紀理性至上、規制嚴謹的古典主義奠定了基礎。到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用理性眼光審視法國的社會格局、政治體制，從而導致1789年大革命爆發，以理性的名義推翻了封建制度。這種理性精神，法國人從小耳聞目濡，習以為常，無數科學家、思想家在法國涌現，那不是偶然的，以至于法國人都稱自己是“笛卡爾信徒”。

帕斯卡爾是法國科學史、哲學史、文學史上的另一位天才、理性主義的杰出代表。他把思維視為人類的力量所在。與無垠的宇宙相比，人類是微不足道的，如同一根細細的蘆葦，隨時會被扼殺摧毀，但這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即使被宇宙所壓倒，依然比大自然更偉大，因為人知道自己會死去，而大自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人類雖然是宇宙中的滄海一粟，被宇宙所吞沒，但是通過思想，人類能夠囊括宇宙，“思想造就了人的偉大”。那是何等的氣勢，對人類理性的何等禮贊。

在文學領域，理性原則曾在古典主義中得到充分體現。斯丹達爾（1783-1842）在創作《紅與黑》之前，曾經寫了《論愛情》（1822），詳細分析愛情萌生的七個階段（欣賞、欲望、希望、萌生愛意、初次結晶、懷疑、再次結晶），斯丹達爾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發現了理想化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堪稱愛情心理學的鼻祖，理性原則的影響之大可見一斑，盡管這本書在作家生前只賣了22本。

會享受的民族

法國人會享受，這是舉世公認的。自然、人生、美酒、愛情,法國人處處走在世界各國前列。無怪乎奢侈品牌大多出生在法國。一到星期天，中午時分街上才會有動靜，因為很多法國人睡到這時方才起床；晚飯之后，三五知己還會請出老酒，談笑風生，不到半醉不罷休。

哀嘆人生短暫、宣揚及時行樂是法國文學重復出現的主題。16世紀，七星詩社的詩人王子龍沙（1524-1585）就提醒美麗的埃萊娜“請從今天起采摘生命中的朵朵玫瑰”：“美人，咱們去看那玫瑰，她今晨剛剛開放，趁您風華正茂，趁您美妙年華，采摘啊，采摘您青春的花朵：因為時光會將您的美貌包裹，一如他黯淡了這凋謝的玫瑰。”

18世紀初，擺脫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之后的法國渴望幸福，貴婦人紛紛敞開豪宅大門，各界名流、文人騷客趨之若鶩，在搖曳燭光下談論文學、兼顧愛情游戲。連憤世嫉俗的盧梭也不甘落后，將湖光山色引入法國文學，啟發人們如何享受自然，享受自我的存在……追求幸福，成為整個18世紀文學的重要題目。此風一直刮到美食領域，“動物吃食，人吃飯，唯獨有格調的人才知道去品味”，布里亞·薩瓦然（1755-1826）的名著《口味生理學》，從人的五種感覺入手，暢談美食藝術，成為法國美食的《圣經》。

當然，法蘭西民族早就意識到必須創造幸福，才能獲得幸福，拉伯雷、蒙田、伏爾泰在他們的作品中多次提到這一點。因此法國人很會享受，也很會工作，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無權對社會無用”（伏爾泰語）。

結語

以上簡單回顧，試圖揭示文學與民族個性間的關聯和互相作用。法國的悠久歷史、燦爛文明促成了豐富多彩的法國文學；反過來，法國文學也給法蘭西民族個性打下鮮明烙印。“有什么樣的文學就有什么樣的民族”，這么說可能不太妥當，但“文學是人學”這句老話看來還沒有過時，法國文學可以成為我們了解法國民族性格的途徑之一，這種了解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變得尤為必要。

（本文為作者在上海市社聯舉辦的第13屆上海市社會科學普及活動周的講演）

第五篇：法官選總統？ ——從美國大選看法治的力量

張千帆

在歷時36天的爭議和懸念之后，備受注目的美國總統大選終于確定了獲勝者。當聯邦最高法院宣布爭議結束時，一切又恢復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戰勝者”一樣，副總統戈爾體面地宣布退出，與他的競選“敵手”布什州長和解，并號召自己的選民轉而支持即將繼任的合眾國總統———盡管戈爾本人不服法院的判決。正如戈爾所言，這是一場十分“特殊”的選舉，因為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總統選舉不同，這次選舉的結果可以說不是由選民決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決定的。這倒并不是因為法官們有意要代替選民去作出這一重大政治選擇———現代民主原則顯然禁止他們這么做，而是因為雙方選票比分在決定性的佛羅里達州相差無幾（約萬分之一），屬于任何選舉的正常“誤差范圍”之內；選舉過程中發生的任何“不規則”現象———即對法律要求的偏離，例如負責組織選舉的官員以某種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過時的選票打孔機不能明確體現出“選民的意愿”（或自動計票器不能識別這種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導致人為的選擇錯誤。如果是后面這種技術性問題，那么解決爭議的最直截了當的方法，顯然是對佛州選民的全部600多萬張選票進行人工統計，但時間已經不允許這么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司法解釋問題，因為其他人都可能因與競選結果的種種利害關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黨人做總統）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無關的因素）作出一個中立的決定。因此，競選雙方在相持不下時，把最終的決定權交給法官，且不論結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對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護傘之下。

然而，法治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這又是被世界各國的歷史所證實的。困難的關鍵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個公正的司法機構，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見的基礎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話語對這個社會具有最終的約束力，不論人們———尤其是對此有利害關系的權勢人物———是否愿意接受這種決定。但任何人類機構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組成的，每個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獲得某種特殊的政治結果。每個由人所組成的政府都是為了人———或更準確地說，經常是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務的。既然如此，我們到哪里去找這些“不食人間煙火”、超越人性弱點的法官？因此，法治構成了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難題：社會需要法治，而嚴格意義上的法治又幾乎不可能實現。西方的“法治國家”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體制煞費苦心，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來保障法官個人（而不僅僅是作為組織機構的法院）的獨立性與超越性，使司法決定與法官的個人利益（包括職位、工資、社會地位和名譽等因素）“脫鉤”。即便這樣，法治國家仍然不能保證法官們每次都像機器那樣不帶偏私、準確無誤地譯解出法律密碼的本來意義，以至今天我們仍經常能聽到同樣博學與睿智的法官之間經久不衰的辯論，就像佛羅里達州與聯邦最高法院對戈爾與布什之爭的判決一樣。但這已是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狀態了。事實上，盡管西方社會對政府一貫不太信任，但對法官卻“情有獨鐘”（社會調查一直表明公眾對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機構）：如果其他政府官員是“在狹義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們還能鐵面無私地秉公釋法。

有理由表明，社會對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會實現法治與秩序的必要條件。事實上，任何政府（不論是專制還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維持與運作都是和信任聯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個穩定的社會必然是按照某種被普遍接受和認同的基本規則（如寫在紙上的憲法、法律，或不成文的習俗與共識）來運作的，而不論運用規則的結果是否對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規則所產生的選舉結果表明戈爾輸了，戈爾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須認同這個結果）。其次，這種規則首先必須獲得政府的維持與實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爾利用其副總統的職權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羅里達州的權勢，去操縱選舉而獲得對自己有利的結果，那么選舉程序就將在選民心中逐漸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員自己先遵守規則，而不是純粹為了自身的利益行動，并獲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會跟著遵守規則（所謂“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實都是一樣的），從而達到社會的法治。因此，關鍵問題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實施的規則。當然，通過及時淘汰那些顯然違反規則的官員，民主政治本身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種維護機制。但正如麥迪遜所言，經驗教導人類“輔助防御”的必要性。歷史證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夠的，因而還必須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種力量來防止政府官員對規則偏離得太遠。具備這種力量的機構存在于政府內部，屬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機構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慮，且不被它們的意志所左右。這就是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國家的公民之所以還相信其政府基本上會按照所確立的規則行動，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規則，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們能夠信任的法院。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曾說過，美國政治幾乎所有的重要問題最后都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入法院，并在那里獲得解決。無疑，這個論斷被最近的這次大選驗證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決定一樣，美國最高法院的這次判決是否明智，歷史將為此作出公證。但不論如何，選舉最終的解決方式畢竟體現了美國公眾和政治精英對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說民主政治是一種由利益沖突引起的權力較量，那么法治與憲政是使得一個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歸統一的力量。正是法治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使不同的政治黨派在“驢象決戰”之后，還能像戈爾所說的那樣和平地走向一個“共同點”。（上）

（作者系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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