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境污染的由來和發展

環境污染的由來和發展

環境污染的由來和發展

北京 柯勤

環境污染是指人類活動對空氣、水域、土壤等自然環境的影響和破壞，并給人類以及動植物帶來一定的危害。其中，污染環境嚴重的是工業生產排放的廢氣、廢水和廢渣(簡稱“三廢”)。當前，世界很多地區都有環境污染問題．尤其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環境污染造成了社會公害：城市煙霧重重，江湖污濁穢臭，土地浸蝕荒蕪，海岸油漬層層，以至食物中含有化學毒物，引起公害病，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環境污染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環境污染為什么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公害？這是人民群眾比較關心的問題。我們有必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一簡要的介紹和分析。

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物

環境污染引起人們注意是從用煤開始的。一三〇六年，英國國會曾發布文告，禁止倫敦工匠和制造商在國會開會期間用煤。英國王室還在煤煙污染嚴重的時候，搬到外地去居住。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倫敦的煤煙污染日趨嚴重。當時就有人指出：倫敦“由于淹沒在煤炭散發出的濃烈的煙和硫之中，出現了惡臭和昏暗”，“有如西西里島的埃特納火山，好像是火和冶煉之神的法庭，恰似在地獄的旁邊一樣”。北美的洛杉磯，十六世紀中期也有“煙灣”之稱。不過當時的環境污染只是在少數地方，污染物也較少，尚未造成大的危害。

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首先是英國，而后是歐、美、日本諸國相繼實現了產業革命，近代工業迅速發展。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三廢”的排放不斷增加，環境污染也形成了。恩格斯指出：“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一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較純潔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一切水都變成臭氣沖天的污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反杜林論》）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造成新的城市，不斷造成新的環境污染。這種“惡性循環”正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環境污染的根源。

英國是資本主義工業發達最早的國家，也是當時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主要的污染物質是燒煤所產生的煙塵和二氧化硫廢氣，以及無機化學工業、印染業排放的含氯、含硫、含酸和含堿廢水。由于大量用煤，倫敦在一八七三年發生了有文獻記載的第一次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在煤煙毒霧下，二百多人受害死亡。一八八〇年、一八九二年倫敦發生了更嚴重的煤煙污染事件，奪去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格拉斯哥、曼徹斯特等城市也發生過類似事件。除大氣污染外，水質污染也隨之而來。當時，工廠大多建在近水的地方，并直接向河流排放污水，特別是紡織和化學工業的污水，嚴重破壞了水質。流經倫敦的泰晤士河，十八世紀還是著名的鮭魚產地，而到一八五〇年后水生生物就基本絕跡了。英國許多河流都成了污濁不堪的臭水溝。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深刻揭露了環境污染對勞動人民的危害：“一切最使我們厭惡和憤怒的東西在這里都是最近的產物，工業時代的產物。”

這一時期礦冶業的廢氣和廢水對環境的污染也很嚴重。金屬礦中很多是硫化礦，熔煉這類礦物排出的二氧化硫廢氣，濃度很高。而且，在采礦和冶煉時有大量的金屬粉塵排人大氣和河流。美國戈斯特鎮煉銅廠的倒閉和日本足尾銅山事件便是礦冶業污染的典型。戈斯特鎮位于美國田納西州的一個山岙里。十九世紀末，由于附近煉銅廠冶煉廢氣的污染，周圍山上的樹木逐漸枯萎，銅礦排出的廢水又使河水污染。每當雨季，禿山招來洪水，居民逐漸離去，最后銅礦倒閉，成為一片廢墟。差不多同時，日本足尾銅礦排出的二氧化硫、砷化物以及含有色金屬粉塵的有害氣體，使礦山周圍二十四平方公里成為不毛之地。一八九〇年，由于銅礦排出的有害廢水流入的渡良瀨川洪水泛濫，有害物質廣為傳播，使數萬公頃土地受害，田園荒蕪，魚類斃死，沿岸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有人描述當時的情景是：“二十年前的肥田沃野，變成黃茅白華滿目慘淡的荒野”。正是在這肥田變荒野的同時，足尾銅山的采掘量卻直線上升，一八七七年僅七萬多斤，一八八七年增加到五百零三萬斤，一八九二年又倍增至一千零八十九萬斤．可見，資本家的發家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剝削史。

為什么工業“三廢”的大量排放會引起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呢？原來，地球上的幾百萬種生物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在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周圍環境之間，有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生態系統，形成了錯綜復雜的物質循環系統。如果把地球比作蘋果，那末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只是生活在象果皮那樣薄的地球表面層。因為只有這個表面層里有空氣、水、土壤等生命活動的條件，生物生存其中的這個表面層叫做生物圈。生物圈的界限包括不到十一公里深度(太平洋最深處)的一切海洋，不到九公里高度(珠穆朗瑪峰)的大陸表面和海島以及較低的大氣層。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巨大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同生命密切相關的物質，如碳、氮、氧和水等，都不斷地循環更新。比如，人和多數動物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氧氣，而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動植物死后，構成動植物的各種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空氣、土壤和水中被微生物分解，分解后的物質又為動植物所利用．這樣，物質就在循環中凈化。如大氣不斷得到氧的補充和水得到天然的蒸餾提純，有害物質在水或大氣的稀釋作用下以及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得到凈化。

地球上的物質循環系統自凈作用一旦受到破壞，就會產生環境污染。這種破壞，有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如氣候異常、火山爆發、地震等等。有的是人類活動帶來的，如盲目砍伐森林、隨意排放“三廢”等。工業“三廢”的排放，地域集中，數量多，品種雜，不僅有原來參加自然界循環的物質如二氧化碳，而且有一些原來不參加循環的物質，如二氧化硫和某些重金屬等。這就給物質循環系統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和因素，日積月累，勢必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自凈能力，以致有害物質不能在自然環境中得到應有的稀釋和凈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又得不到及時處理，因而造成了環境污染的惡果。

當然，工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帶來了污染，同時也增強了人類與環境污染作斗爭的能力和手段。恩格斯說：“隨著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自然辯證法》)

十九世紀初，制堿工業是污染大氣和水質的一個重要來源。當時普遍用食鹽(氯化鈉)作原料制取純堿(碳酸鈉)，以供紡織工業漂白等用。在制堿過程中，排出大量氯化氫氣體。這種氣體有強烈的刺激性和腐蝕性，嚴重損害周圍農田和建筑物。后來，用水噴淋吸收，廢氣變成了廢水，后果更加嚴重。受害群眾紛紛起來抗議示威，迫使英國當局不得不在一八六三年發布“制堿法規”，限制氯化氫的排放。但是，消極的限制并不能解決問題。后來，通過生產實踐，人們發現氯化氫不僅不“廢”，而且是用處很大的重要化工原料，就是現在大家熟知的鹽酸。同時，制堿工藝逐步改革，利用空氣中的氮和水中的氫發生作用生成氨代替食鹽作為制堿的原料。這樣既促進了制堿等化學工業的發展，又解決了氯化氫氣體和鹽酸對環境的污染。

十九世紀中期，為了適應冶金工業的需要，把煤在攝氏一千度左右的高溫下干餾成焦炭。但是，在煉焦過程中又產生了帶有惡臭的副產品一一煤焦油，成為當時難以處理的“廢物”。資本家為了追求高額利潤，進一步降低冶煉成本，不得不對大量“廢物”一一煤焦油開刀。后來，就在這個“廢物”中逐步提煉出了葸、萘、苯、甲苯、酚等多種有機化學物質，合成了染料、藥品、香精、炸藥等產品。從此，煤不僅是重要的燃料，而且成了重要的原料，煤焦油也從“廢”變成了寶．現在，從煤焦油中分離和合成的產品已不下數百種。煤焦油的綜合利用奠定了合成化學工業的基礎，是化學工業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但是，資本主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污染。隨著資產階級競爭和壟斷的加劇，污染也越發嚴重。

環境污染發展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害”

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各種固有矛盾更加激化，資本主義大工業、大城市進一步畸形發展。同時，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工業燃料、原料和產品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情況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迅速惡化，環境污染泛濫成災，成為重大社會問題。

二十世紀以來，工業生產中對環境影響最明顯的是能源變化和有機合成化學工業的發展。能源變化主要表現為石油在燃料構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一九一三年，石油只占世界總能量的百分之五點二，到一九六八年，已上升為百分之四十三點九。同一時期，煤卻從世界總能量的百分之九十四點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僅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石油年產量即從十億噸躍升為二十一億噸。石油的大量使用，帶來了石油廢氣污染、汽車廢氣污染、石油化工“三廢”污染等一系列新問題。有機合成化學工業，如塑料、化學纖維、合成橡膠、某些藥品和農藥(滴滴涕、六六六)等，使含酚、氰、汞、有機氯化物等的廢氣廢水成為污染環境、危害人類的“大敵”。與此同時，煤煙、有色金屬的污染也在繼續發展。

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環境污染的特點是：數量大、范圍廣、危害嚴重。單是美國，每年就要排放廢氣二億六千四百萬噸，污水一千五百億噸，還有幾十億噸的固體廢物。有個美國人寫了首題為《公害》的詩，說：“假如你游覽美國的城市，……有兩件事必須注意：不要喝這里的水，這里的空氣也不能呼吸。”日本人稱自己生活在“化學試管”中，“每天呼吸被二氧化硫和粉塵污染的‘七色空氣’，十分厭惡那散發惡臭而滿是淤泥的渾濁河水，為噴氣飛機和汽車制造廠的噪聲而煩惱，無可奈何地生活在一天都見不到太陽的房屋和喧喧嚷嚷的擁擠之中。”但是，資本家卻大發“污染財”，兜售“郊外空氣”，制造“空氣罐頭”、“瓶裝清潔水”，興建“別墅”等成了賺錢的時髦生意。

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環境污染的嚴重性突出地表現在接連發生的重大公害事件上。其中著名的有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水俁事件、富山事件、四日市事件、米糠油事件等。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英國倫敦連續四、五天煤煙粉塵在濃霧中蓄積不散，居民感到胸悶，并有咳嗽、喉痛、嘔吐等癥狀發生，造成震驚一時的一周內死亡人數增加四千多人的嚴重事件。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又相繼發生了同類事件。

洛杉磯是美國西部的濱海城市。從一九三六年開發石油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洛杉磯的飛機制造和軍事工業迅速發展，城市人口急劇增加，成為僅決于紐約和芝加哥的美國第三大城市。從一九四三年開始，洛杉磯開始出現不同于燃煤煙霧的淺藍色光化學煙霧。這是由于石油和汽車廢氣在紫外線作用下而形成的含有臭氧、二氧化氮、乙醛和過氧乙酰基硝酸酯等刺激性化合物煙霧。它不僅妨礙交通、腐蝕建筑物，而且易使人得紅眼病、喉炎等。目前，美國幾乎每座大城市都有光化學煙霧污染問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大城市也有光化學毒霧發生。一九七〇年，日本東京的光化學毒霧整整持續了一個夏季，使二萬人患眼痛。

一九五三年，日本熊本縣水俁鎮發現一個神經失常的“怪病”人。以后又陸續發現了幾十個這種病人，成為威脅當地人民生命健康的一個嚴重問題。一九五九年查明這種病是由該地區化工廠排出的含汞廢水，通過飲水、食魚進入人體，造成中樞神經中毒而引起的。但資本家拒不認賬，還雇用一些人進行反“實驗”，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在大量事實面前被迫承認。這時“水俁病”不僅在水俁地區蔓延，在新瀉縣等地也流行了。據一九七三年統計，水俁鎮患者五百五十八人，七十二人死亡，新渴縣患者三百三十二人，十四人死亡。

一九五五年，日本富山縣神通川下游出現一種全身骨痛的病人。直到一九六一年才有人查明這種病與神岡煉鋅廠排放的含鎘廢水有關。鎘通過大米、飲水進入人體后，進入腎臟，并取代骨胳中的鈣質，發生病變。一九七二年，日本骨痛病患者已超過二百八十多人，死亡三十四人。

一九五五年以來，日本四日市因石油化學工業廢氣和燃燒重油產生的廢氣，重金屬粉塵污染大氣，造成哮喘病患者達五百多人，名為四日市哮喘病。現在，日本幾十個城市蔓延這種哮喘病．據日本官方統計，一九七二年這種哮喘病患者高達六千三百七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日本還發生了米糠油事件。一家食用油工廠在生產米糠油時，作為載熱體的聚氯聯苯混進了米糠油中，使一萬多人中毒，十六人死亡。

“公害”給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嚴重禍害。在資本主義國家，反“公害”的斗爭不斷興起，勞動人民發出了“還我藍天紅日”的強烈呼聲，并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害其實是私害，私有制之害。現在，反公害的斗爭已成為反對壟斷資本集團斗爭的一個方面，也是當前國際階級斗爭的一個側面。

在環境污染曰益嚴重，反“公害”斗爭不斷高漲的情況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散布種種謬論，竭力掩蓋環境污染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有人聲稱，公害是伴隨著經濟活動而出現的“共同問題”，與社會制度毫無關系。只要現代工業存在，公害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和發展。還有人斷言公害的出現是人口增長的必然結果，說什么人類的“敵人”就是人類本身，環境污染是人類“自己毀滅自己”。他們危言聳聽地鼓吹，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環境污染將越來越嚴重，從而破壞地球上的生態平衡，使整個人類“毀滅”；并且煞有介事地預言，這種情況將在本世紀末至遲在下一世紀發生，說什么“世界末日為期不遠”，“人類正在走向地獄之門”。他們提出，保護環境，使人類生存下去的唯一妙法就是減少人口、取消現代工業，退回到刀耕火種、小國寡民的原始時代去。十分明顯，這些謬論是妄圖開脫資本主義制度的罪責，把反“公害”斗爭引到歧路上去。

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其反動統治，也不得不做一些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工作。六十年代以來，美、英、法、西德、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建立和加強了專管環境的部門，設置各種研究機構和監測系統，制定有關環境保護的法令和排放標準等。更重要的是，廣大勞動人民和科學技術工作者在同環境污染斗爭中，發明創造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新技術、新方法。為了解決燃煤和燃油排出的二氧化硫廢氣污染，出現了在煤和石油燃燒前先行脫硫的技術，如微生物脫硫、氣化脫硫等。對已經產生的二氧化硫廢氣，則用干、濕二法排煙脫硫。濃度較高的二氧化硫廢氣還可回收利用，是制造硫酸的好原料。在廢水處理和回收利用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新方法，如物理處理法、化學處理法、微生物處理法等。同時，不少無害或少害的新工藝、新材料也涌現出來。

人民群眾同資本主義制度斗爭，同環境污染斗爭，使資本主義國家某些污染嚴重的地區情況有所改善。以英國倫敦為例，幾次嚴重的煙霧事件激起了人民群眾的公憤，迫使英國政府采取了改變燃料成分和燃燒方法等措施，一九六二年后未發生嚴重煙霧事件。污水處理后，又有一些魚回到了泰晤士河。

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做了一些防治污染的工作，但往往是以鄰為壑，搞‘污染出口’。英國、西德等國利用建造一、二百公尺以上的高煙囪，把廢氣排放到瑞典等北歐國家，使這些國家降酸雨、落黑雪。據觀測，每年有一百萬噸硫酸降落在瑞典國土上。美國、日本等國以“援助”為名，把一些污染環境嚴重的企業建在國外。萊茵河是歐洲的一條國際河流。沿岸諸國早就成立了聯合防治萊茵河污染的組織，但形同虛設，這些國家照樣把未經處理的廢水傾瀉到萊茵河，致使它成為“歐洲最大的下水道”，水質一年不如一年。

總的說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污染并沒有得到控制，而是越來越嚴重。這主要不是由于這些國家缺少防治污染的科學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而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要從根本上消除污染、改善環境，正如恩格斯所說，“只有消滅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反杜林論》）

資本主義復辟導致蘇聯公害嚴重

蘇聯國土遼闊，森林面積大，河流湖泊多，保護環境的自然條件本來是很好的。十月革命后，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在環境保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自從以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蘇修叛徒集團竊取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以后，在國民經濟中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大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一個廠礦如果超額完成產值指標，一般可得五千到一萬盧布的獎金，而污染環境只需付五百盧布左右的罰款。何況獎金進私人腰包，而罰款出自“全民”基金！廠礦企業如果完不成生產計劃，管理人員要受到指責以至撤職處分，而有沒有保護環境的凈化設施，上級卻不予過問。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導致廠礦企業不顧一切地追求利潤，任意排放“三廢”，完全無視環境的嚴重破壞，使蘇聯的自然環境迅速惡化，成為僅決于美國的另一個公害“超級大國”。

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六九年蘇聯排放的廢氣近一億噸，污水近四百億立方米。許多城市上空籠罩一層厚厚的煙霧，許多河流湖泊受到嚴重污染。蘇修官方供認，僅水質污染每年就要損失六十六億美元以上。

被稱為“俄羅斯母親”的伏爾加河，據一九六六年調查，每小時就要接納三十多萬立方米的污水。特別嚴重的是由于煉油廠的排污和油輪漏油，使河面到處漂浮石油。有一次竟因小孩玩火引起河面燃起大火。可謂今古奇觀！蘇聯伊謝特河也發生過起火事件。此后，蘇聯內河航輪上都豎起了“嚴禁向河面拋煙頭和未熄滅的火柴’的牌子。一九七。年，伏爾加河口的重要城市阿斯特拉罕爆發霍亂，其主要原因就是伏爾加河水質污染嚴重。

地處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是世界著名的淡水湖，貯水量占全世界淡水貯量的四十分之一。沿岸大片森林構成了天然綠化帶。在蘇修叛徒集團統治之下，因工廠肆意排放污水，已使潔凈的貝加爾湖受到嚴重破壞。一九六六年，造紙廠在湖邊投產后，工廠排水管附近的水生生物減少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貝加爾湖的名產白鮭魚減產一半以上。同時，濫伐森林使沿岸多次發生地崩，土地迅速風化。

此外，由于盲目墾荒，濫伐森林，“黑風暴”經常席卷蘇聯廣大地區。在哈薩克、烏拉爾、西伯利亞、北高加索等墾荒地區，每年春季，當狂風大作時，松散的表土經常被刮起而形成巨大的“黑風暴”。一九六三年，“黑風暴’使哈薩克受災的耕地達二千萬公頃。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至七日，幾天之內克臘斯諾達爾、斯塔夫羅波蘭和羅斯托夫等地又有八十二萬公頃冬小麥完全毀于“黑風暴”，有六十三點四萬公頃其他莊稼受到嚴重損害。在中亞，受風蝕的土地而積竟達四千五百萬公頃，比蘇聯歐洲部分全部耕地面積還大。這些事實有力地戳穿了蘇修所謂“一貫忠實地執行保護自然界和改善利用自然資源的路線”的無恥讕言。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蘇修《哲學問題》雜志專門召開了一次“人及其居住的環境”的圓桌會議。在這個會上，蘇修科學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百般掩飾蘇修公害的嚴重狀況，另一方面大肆鼓吹環境危機、污染恐怖，妄圖對發展中的國家實行“污染訛詐”，與另一個超級大國在環境問題上爭奪勾結。他們說什么環境污染是“全球性的危機”、“爆炸性的慘禍”，由于人類都住在地球這幢“公共住宅”里，因而“應制定人道主義公共住宅的規則”。什么是這幢“公共住宅”的規則呢？據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國際合作”、“國際監督”。而這些國際措施“可能與個別國家的民族利益發生矛盾”。這就泄露了他們的天機。原來，他們抹殺階級界限、取消制度差別，圖謀在“國際監督”的旗號下阻撓第三世界廣大發展中的國家發展民族經濟，與另一個超級大國在“公共住宅”里稱王稱霸。然而，“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凡屬倒退行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蘇修叛徒集團的倒行逆施，也必將被人民革命、民族獨立的歷史車輪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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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國家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環境污染形成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清楚地說明，環境污染雖然要有一定的物質經濟條件，但是，環境污染造成公害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和修正主義路線。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認真貫徹執行“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方針，就一定能在發展工農業生產的同時，不斷保護和改善環境，保證勞動人民的健康，為子孫萬代造福。

(本文發表時，編者略有修改。)

原載《自然辯證法雜志》1974年1期

第二篇：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由來和發展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是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主辦的世界性綜合運動會。Universiade 是一個專用名詞，由“University”（大學）和“Olympiad”（奧林匹克）兩個詞合成，特指專門為大學生舉辦的世界性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大運會由三大賽事組成，即“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世界大學生冬季運動會”和“世界大學生體育錦標賽”。其中，最重要的是夏季運動會，其次是冬季運動會，錦標賽由于是單

項比賽，因此影響不大。

早在二十世紀20年代初，當時的國際大學生組織就已開始計劃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1923年 5月，在巴黎召開了世界大學生體育代表大會，會議決定于次年舉行第一屆國際大學生運動會。1924年，首屆國際大學生運動會（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Games）在華沙舉行，設田徑、游泳和擊劍3個比賽項目。此后，運動會不定期舉辦，并于1928年舉辦了冬季運動會。

由于當時第二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是由國際學聯主辦。而此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國際學聯在運動會的主辦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并最終導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組織的解體。這是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曲折。后經各國代表努力，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于1957年召開了國際代表大會，討論了大學生體育運動的原則和組織問題，以及有關開展大學生體育運動和與此相關的各門科學問題。規定大學生運動會的項目設置分為兩部分，即“規定項目”和“自選項目”。

“規定項目”有十個，包括田徑、體操、游泳、跳水、擊劍、水球、網球、排球、籃球和足球，“自選項目”主辦國可以設兩個，至此，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才真正走上正軌。1959年，第一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意大利都靈舉行，來自45個國家的985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到1999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已成功舉辦過20屆。第21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將于2001年8月22日在中國北京舉行。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又稱“小奧運會”。這是因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舉辦時間是在兩屆奧運會之間，并且也有夏季與冬季運動會之分，于是它就成了奧運會的預演。此外，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選手大部分也是各國奧運會代表隊的成員，有些項目的成績還超過了奧運會的 紀錄。

至于運動員的參賽資格，主要是限制參賽年齡，參加大運會的運動員應該在18歲～28之間，也就是上大學的年齡。實際上很多國家都把大

運會作為鍛煉年輕隊伍的好機會。

第三篇：臺灣問題的由來和發展

臺灣問題的由來和發展

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產物，是美對華冷戰的產物，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后遺癥，也是“臺獨”勢力日益猖獗的結果。臺灣問題的實質是主權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是涉及中國是統一還是分裂的問題。

臺灣問題的形成

1885年，臺灣建省。十年之后，1895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隨后簽訂的《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直到二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才重回中國懷抱。

1949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勢力退守臺灣島。毛澤東已經完成攻臺大軍和接管隊伍的準備工作，只要獲得蘇聯軍艦的支持，解放臺灣指日可待。1950年，金日成欲統一朝鮮，在蘇聯的默許和支持下進攻南朝鮮，朝鮮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天，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阻礙大陸解放臺灣。解放軍在各種因素交織下，參與了朝鮮戰爭，錯過了解放臺灣的歷史機遇，也是當時國家海空實力過于弱小的原因。

蔣介石是一位民族主義者，退守臺灣后，臺灣是反攻基地，大陸是淪陷區，雖然一直接受著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援助，反攻大陸的機會渺茫，但也從未要讓臺灣獨立，并且殺了很多搞臺獨的人，多次否決了美國提出的“臺灣地位未定”論。1950年9月26日，蔣介石針對美國官員及學者炮制“臺灣地位未定論”發表演講指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 1955年2月8日，蔣介石發表長篇演講駁斥“兩個中國”：“有人說臺灣地位還沒有確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尋求所謂解決的辦法。這種說法不僅是違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實的謬論。”2月28日，蔣介石再次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兩個中國’的說法，真是荒謬絕倫。”另外，蔣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誰搞臺獨，我搞他腦袋”。蔣介石心里很明白，沒有美國的幫助，反攻大陸就是幻想，但他早期也一直死守“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大陸和美國簽訂三個聯合公報后有所松動，特別是在大陸要重返聯合國時，雖然蔣氏父子反對“一中一臺”，但對“兩個中國”保有某種彈性），就當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時，蔣介石是極其憤怒的，他看出美國想分裂中國。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正是美國的介入，使得臺灣問題最終發展成大兩岸問題，臺灣成為美國對華冷戰最重要的棋子。美國對臺政策又是如何發展的呢？

美國的臺灣政策發展

二戰后期，同盟國在各個戰場取得了勝利，1942年3月，美國提出了由中美英蘇四國形成國際“四大警察”的建議。他提出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大中國”，與美英蘇共成世界四強。針對此項建議，美國還制定了一個“大中國”的計劃。但是蔣介石在大陸的節節失敗很快使美國改變了這個計劃。

美國認為有必要拋棄蔣介石，同時還要防止臺灣落入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但美國國內對臺灣的政策也是爭論不休，甚至觀點截然對立，不過最終確認了其不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拋棄蔣介石，同時留下一個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余地。

1949年12月底，美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發表了多次聲明，均宣布將臺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御線之外。艾奇遜甚至還聲稱，“誰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誰就是美國的敵人。”

但是，新中國對美國政府在北京的地產的沒收、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的浮出，以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等，使國務院的政策很快受到沖擊，援蔣派開始上臺。1950年6月14日，麥克阿瑟首次提出臺灣在戰時將是“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說法。朝鮮戰爭成為美國對臺政策的分水嶺。

1950年6月27日，朝戰爆發后的第三天，杜魯門公開發表聲明，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不僅在短期內為美軍侵駐臺灣海峽排除國際法上的技術障礙，使美國對中國內政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從長遠看，還可以隨時為美國旨在使臺灣與大陸分離的企圖與活動提供“依據”。

1951年9月8日，在中國沒有參加的情況下，美國一手策劃了長期以來被“臺獨”分子視為“臺灣地位未定”的法理基礎的《舊金山和約》。

1954年，《共同防御條約》簽訂，臺灣成為美國的“盟友”。在1958年的臺海危機中，美國還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

20世紀60年代末期，國際格局中蘇攻美守、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殘酷事實，以及中蘇關系的破裂催生了三個“聯合公報”。美國宣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并同意最終從臺灣撤出武裝力量和軍事設備。但中美建交三個月后，美國參、眾兩院先后通過《與臺灣關系法》，為臺灣提供法理保障。

這表明，中美建交以后，美國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聯合公報，執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同時又以《與臺灣關系法》為基礎，繼續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扶植臺灣，阻撓著中國的統一。至此，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形成了“以臺制華”、維持兩岸“不統不獨”的局面的政策。

日本和臺灣的關系

二戰后，美蘇兩大陣營全面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勢如破竹，美國為了在東北亞遏制蘇聯，開始扶持日本。日本是臺灣問題形成的最初原因所在，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拉開現今臺灣問題形成的序幕。隨后簽訂的《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了日本，直到二戰結束才歸還給中國。但日本重新染指臺灣的野心從來沒有停止過。戰后初期，日本在對華關系、臺灣問題上緊緊跟隨美國，大談“臺灣地位未定論”，謀劃“兩個中國”，干涉中國內政。

日本對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推行“皇民化”教育，很多人只會講日語，不會講中文，更使得臺灣很多人把日本當成祖國。二戰末期，日本到臺灣征兵，只征幾千人，結果幾十萬人報名去保衛“祖國”即日本。當日本戰敗時，他們的感受是“我們失敗了”，可見日本文化對臺灣影響之深。從20世紀50年代起，日本打出“重返臺灣”的旗號，加緊對臺灣的經濟滲透。在“臺獨”問題上，日本軍國主義成為“臺獨”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駐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即策動一些日軍中的軍國主義分子和漢奸分子，在臺灣建立起“臺獨”組織。

同時，駐臺日本右翼軍人發動“臺灣獨立”事件，即為“臺獨”活動的發端，但遭到失敗。由于蔣介石在臺灣采取鎮壓“臺獨”的措施，“臺獨”分子只能在海外從事活動。1951年、1956年“臺獨”分子先后分別在日本、美國建立組織。至60年代中期，日本成為“臺獨”勢力的大本營。

70年代中日兩國建交后，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干涉程度有所收斂，基本遵守了中日“聯合聲明”和“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精神，基本履行了日本政府對中國所做的承諾，把日臺關系限定在經濟、文化領域民間的非官方層面上。在此情況下，“臺獨”勢力在日本的活動空間受擠，活動中心遂由日本轉移到美國。

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騰飛，國內出現了“謀求政治大國”的呼聲。同時，由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出現“中國威脅論”，中日關系出現倒退，特別是李登輝（巖里正男）公然拋出“兩國論”后，以及以“臺獨”為黨綱的民進黨上臺執政，日臺關系迅速升溫。

臺獨勢力的發展

“臺獨”就是“臺灣獨立建國”。這種主張從國民黨入臺開始興起，歷經50多年的發展，“臺獨”勢力由一個小型地下活動團體演變成一個問鼎臺灣政壇的政黨。“臺獨”勢力的膨脹與70年代“黨外勢力”的興起密切相關，“黨外勢力”本來是出于反對國民黨獨裁和專制而形成起來的民主勢力，由于受到國民黨的鎮壓，它與“臺獨“勢力逐漸合流，發展為民進黨。

“臺獨”勢力雖然都以“臺灣獨立建國”為目標，但不同的時期，目標又有所不同。“臺獨”勢力的發展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臺獨”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40年“二二八事件”到60年代末。以日本為活動中心，由“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為主導。也有學者認為是因為國民政府在1953年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導致沒落的臺灣地主子弟的反抗運動。這時“臺獨”勢力由地方士紳組成，以戰后逃亡日本的移民為基礎，成員多是臺灣在日據時期的漢奸、間諜、投機商及其子弟。他們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臺灣人不是中國人”，妄圖將臺灣從祖國分裂出去。這種被稱為“皇民化臺獨”的勢力，因為“得不到臺灣民眾的支持，隨著1965年廖文毅回臺投蔣在日本的活動日益減少。

“臺獨”發展的第二階段是“黨外勢力”階段，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1986年9月民進黨成立之前。這期間，聯大驅蔣，中日和中美建交，“中華民國”的神話被打破，臺灣社會發生了轉型，由傳統農業為主的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為主的社會，民眾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中產階級在臺灣社會中崛起，這個階層強烈要求得到與其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權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獨”勢力與代表中產階級的新興“黨外”勢力合二為一，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國民黨勢力，它們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要求民主、分權。當時，美國對臺灣執行“雙軌政策”，它一方面支持臺灣當局，另一方面又支持地方反蔣勢力，或明或暗地支持“黨外”勢力中的“分離中國”的傾向。

1979年8月，黃信介、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等人又進一步建立“美麗島雜志社”，使其發揮“不是政黨的政黨作用”。這股勢力雖在“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不管臺灣當局的警告，與島外“臺獨”勢力合流，使勢力恢復和壯大起來，形成實力僅次于國民黨的島內第二大政治力量，直至1986年民進黨成立。

“臺獨”活動的第三個階段是:民進黨階段，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到1992年5月臺灣當局修正“刑法100條”使“臺獨”分子得到言論與結社“自由”。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主政，他大力推行“本土化”、“民主化”政策，他開始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不斷“玩花樣”，搞“小動作”，臺灣的反對勢力以政黨的形式向國民黨的權威體制提出了挑戰。李登輝對民進黨和其他政治力量表現出的“臺獨”傾向、“臺獨”政策與“臺獨”活動，采取了姑息、縱容的態度。2000年由于國民黨內部分裂，民進黨上臺執政。

實現和平統一的愿望

臺灣是個選舉社會。選民的態度，決定政黨的態度，決定政治領袖的態度。2018年3月，臺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民調公布的這張圖表，把臺灣的現狀表達得較為清楚。

大體說來，從1991年到2018年，27年間，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的臺灣人，從13%，增加到75%。同期，認為自己也是中國人的臺灣人，從73%，下降到10.4%。同期，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的臺灣人，大體保持在10%。造成這個現狀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就是，1994年以來，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成功修改了臺灣的大中小學教材。現在，臺灣大中小學，用這種去中國化的臺獨教材，每日每時自發大批地生產臺獨分子，現在臺灣42歲以下的中青年，就是這種人造的天然獨。第二就是社會輿論，從領導人講話，到電視廣播，到報刊雜志，到同學同事親朋好友，1994年以來，經過耐心細致、艱苦頑強的斗爭，臺獨勢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最終消滅了統一勢力。2016年1月，量變發生質變，一舉永遠改變了臺灣的政治結構，臺獨勢力從此長期掌權，統一勢力從此土崩瓦解不復存在。現在42歲以下天然獨，10年后52歲以下天然獨，20年之后62歲以下天然獨，30年以后72歲以下天然“獨”。

根據現有的臺灣政治制度下，想要通過選舉實現和平統一幾乎不可能。臺灣目前沒有一個支持統一的政黨，選票能夠超過1%。2016年選舉的換“柱”**，已經更明確的表明現在的國民黨早就不是“兩蔣”時期的國民黨了，早已成為反對統一的“華獨”政黨。

2018年3月31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精確打擊賴清德 開創反獨新局面》。這是一篇神來之筆的雄文。該文建議，對臺獨領袖賴清德，啟動《反分裂國家法》和《刑法》，像對待恐怖分子一樣，“精確打擊，定點清除”。如能成功開啟審判賴清德的先例，不僅對他本人，對其他死硬“臺獨”政客都將形成強大心理震懾。這樣才能壯大統一的力量，使得主張統一的聲音逐漸成為臺灣的主流。

武統遐想

臺灣問題，我個人看法目前是無解的，最終有能力有魄力實現中國統一的大陸領導人將超越近現代的所有革命先驅，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一人，必將永垂青史！那么和平統一遙遙無期，如果要武統，有這樣的機遇嗎？是要等到大陸擁有6艘航母時以武促統嗎？還是等GDP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時候？

現在美國在中東蠢蠢欲動，在敘利亞和俄羅斯展開代理人戰爭，和中國的貿易戰酣戰正歡，天下各國觀望大局選邊站隊。如果俄敘伊和美英法全面開打，美國再次陷入中東泥潭，中國就應該果斷武統臺灣。解放軍前南京軍區副司令王洪光表示若爆發沖突，解放軍奪取臺灣，是“以小時計(算)”，著名軍事評論員房兵也說，是按小時來計算武統時間。那么在加上1-2天調兵遣將，重新布署，鞏固臺防，加上南海三島，大陸面對臺海沿岸配合，美國國會就算一周內能批準武力援臺，也已大勢所去。中國統一后，控制了臺灣海峽，真正意義上沖破了西方政治集團的第一島鏈，從此東半球盡在掌握之中。如此向全世界彰顯中國之實力，遠比口頭宣傳和無休止的經援要強百倍。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要想在十年內全面超美并不容易，光GDP超過美國，中國整個實力也難在全球取代美國，但只要站穩了東半球，中國取代美國將是遲早的事！

第四篇：臺灣問題的由來與發展

臺灣問題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

我們今天在這里舉行本學期第二次的形勢與政策課報告會。這次報告會是由學校兩課部、宣傳部、學工部、教務處共同舉辦的。本來這次報告會是安排校黨委宣傳部石部長主持的，兩課部主任呂學芳教授點評的，因為他倆今天下午到學校有特別重要的會議要參加，不能親自來參加這次報告會的主持和點評了，就委托我來主持。

大家知道，臺灣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兩岸分離。盡管兩岸尚未統一，但是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改變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這是國際社會都承認的事實。但是，由于前一段時間臺獨分子昌狂，推行去中國化，甚至列出臺灣獨立時間表，“臺獨”分裂勢力日益升級的活動，威脅到臺海地區和平穩定，威脅到兩岸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威脅到臺灣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威脅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這樣不得以情況下，我們不得已在十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部法律是針對扼制臺獨、維護臺海和平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

最近，臺灣的中國國民黨、親民黨主席不斷來大陸訪問，引起了中國人民及全世界的關注，雖然這兩黨不是執政黨，但兩位主席訪問對推動兩岸和平穩定、對臺當局大陸政策改變也是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我們如何去正確理解《反分裂國家法》？連宋訪問到底對臺海局勢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臺海局勢究競如何發展？我們今天就袁云初老師給大家講解。袁老師是我校獲得教育部精彩一課獲得者，也是我校研究國際問題、臺灣問題的專家了，每次報告會都非常精彩，我相信他今天也會讓大家乘興而來、滿意而歸。好，下面就言歸正卷，我們就以熱烈掌聲歡迎袁老師給大家作精彩演講！

反分裂國家法

盡管兩岸尚未統一，但是沒有改變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也沒有改變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促進海峽兩岸的統一，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不但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義務，也是國家不可剝奪的主權權利。

反對、遏制分裂國家的不法行為，包括運用法律武器打擊分裂勢力的猖獗活動，是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促進國家統一的題中應有之義。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剛剛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恰恰就是一部這樣的法律，它體現了國家意志，代表了全中國人民的心聲。

《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特別立法，是專門針對當前臺海兩岸關系形勢及其發展趨勢、專門針對“臺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的活動而立法的。“臺獨”分裂勢力日益升級的活動已經構成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直接威脅，不采取這種權威的、斷然的立法措施，威脅臺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根源就難以消除，兩岸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歷史機遇就會遭到破壞，臺灣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會被斷送，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會受損害。

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有義務也有權利采取法律手段來制止分裂、維護統一。19世紀6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為了阻止南方11州奴隸主企圖脫離美國聯邦、謀求獨立的活動，林肯總統和共和黨政府就及時頒布了《反脫離聯邦法》，作為打擊分裂勢力的法律依據。140多年前新生的美國尚且就有這樣強烈的國家意識和立法舉措，出于類似的立法意圖，身處21世紀的中國沒有理由不行使及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

《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反分裂、求穩定的法律。當前臺海兩岸穩定的威脅，不是來自祖國大陸，而是來自“臺獨”分裂勢力。是“臺獨”分裂勢力在處心積慮、緊鑼密鼓地企圖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反分裂國家法》是被逼出來的，是為了回應這種威脅，針對“臺獨”分裂勢力企圖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現狀的分裂活動而制定的。其目的是為了打擊“臺獨”，維護兩岸關系的穩定。即使被迫采用包括非和平方式的一切手段，也只是為了遏制“臺獨”，維持兩岸關系和平穩定不因“臺獨”分裂勢力的冒險行為而改變。有人企圖把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的帽子扣到《反分裂國家法》頭上，完全是不顧事實、顛倒是非曲直的。

《反分裂國家法》又是一部求和平、求統一的法律。通觀整部法律不難發現，它的立意、基調和主體內容是謀求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與共同發展，是宣示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和平統一最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祖國大陸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沒有人比我們更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為此，該法不但經由法律的形式，把爭取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提升為國家意志，在全世界面前做出了莊嚴承諾，而且以明確的法律規定，提出了維護臺海穩定、發展兩岸關系的重大措施，提出了兩岸平等協商談判、達至和平統一的重大議題。只要認同一個中國，兩岸就能坐到一起，什么問題都可以談。這些規定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包容，釋放出促進和平統一的最大善意和誠心。退一步講，即使從大陸自身的切身利益計，也不愿意看到兩岸兵戎相見，也要排除威脅、力爭和平。因此，這部法律從根本上說是一部謀求和平、開創和平之法，而不是被有些人歪曲的那樣是所謂“戰爭法”、“動武令”。至于說到第八條規定的非和平方式，首先，那是在和平統一的努力完全無效的情況下，不得已作出的最后選擇，不是大陸方面所希望的；其次，那也恰恰是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維護領土完整的正義盾牌和最后手段。

《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反“獨”促統、維護穩定、謀求和平的法律。這部法律不會因為有人惡意歪曲而減損自己立法意圖的光輝。實踐將驗證它的效力，時間將證明它的價值。

反分裂國家法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在我看來，《反分裂國家法》的要旨全都包含在胡錦濤主席3 月4 日講話所強調的“四個決不”之中，有些問題用法的形式來表達，只能規定基本的原則方向，用領導人講話的形式則可以表達得更明確、更具體、更靈活、更具前瞻性。因此，我想結合胡主席的重要講話并針對臺灣當局《反分裂國家法》的反彈動作，談三個觀點：

一、《反分裂國家法》是守衛國土而非并吞臺灣法，是保和平法而非戰爭法

這部法的名字叫《反分裂國家法》，它具有極其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反臺獨、反分裂！其實搞對臺研究的學者都知道，要求對臺立法的建議，多年來一直不斷有人提出，但由于這些建議無一例外都涉及使用武力的敏感問題，中央必須慎重考慮。但是近兩三年來，“臺獨”分裂活動日益獨猖獗并迅速升級，特別是到2003 年底，臺灣當局領導人公然提出“臺獨時間表”，而且不顧美國的明確反對，強行“公投綁大選”，嚴峻的局勢要求大陸必須做好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這就是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決策背景。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被“臺獨”逼出來的法。

臺灣有些人把這部法說成是針對所有臺灣人民、要并吞臺灣，要消滅臺灣民主建設成果的法，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首先，“臺獨”不等于臺灣。臺灣是中國國土的一部分，這不僅是大陸的立場，“也見之于臺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兩岸在政治上雖未統一，但中國在主權和領土上是完整的，這也見之于雙方有的規定和文件。“既然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就不存在所謂大陸和臺灣誰吞并誰的問題”。《反分裂國家法》是針對“臺獨”勢力把臺灣從中國版圖分裂出去的圖謀而立法，這是一部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法，是一部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的法。如果臺灣當局認真按照其“現有的規定和文件”辦，就應該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和九二共識；退而求其次，如果真正兌現“四不一沒有”和“不以憲改推動法理臺獨”的承諾，也能緩解兩岸的緊張關系，臺海和平格局也就不至于被破壞，臺灣的任何黨派和個人自然也就完全不必擔心遭到《反分裂國家法》的懲罰。

其次，“臺獨”更不等于臺灣人民。不僅大陸人民反對“臺獨”，臺灣的多數民眾也反對“臺獨”，在去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堅決反對“臺獨”的國民黨和親民黨贏得了多數席位，這就從側面反映了臺灣多數人對“臺獨”的態度。《反分裂國家法》表達的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在內的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反對“臺獨”勢力分裂國家，既是要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也是要保護臺灣人民的福祉；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才能保障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大局，臺灣人民也能從中獲益。胡主席在“四個決不”的講話中強調：“‘臺獨’分裂勢力越是想把臺灣同胞同我們分隔開來，我們就越是要更緊密地團結臺灣同胞”，“尊重他們、依賴他們、依靠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照顧他們正當權益”，這種對臺灣人民的感情和對爭取臺灣民心的高度重視貫穿《反分裂國家法》的全文。這部法的絕大多數篇幅是關于如何推動兩岸關系發展、對兩岸談判的規劃和設想、以及如何保護臺灣人民利益的問題，六個“可以談”和五個“鼓勵”，其實全都是臺灣人民歡迎。試問，世界上有這樣的戰爭法嗎？

第三，反“臺獨”分裂不等于反對臺灣的民主改革。臺灣當局其實也知道搞“臺獨”不得人心，所以他們推動的反《反分裂法》大游行，也不敢把“臺獨”的主張作為主要訴求，而是指鹿為馬地攻擊大陸“要消滅臺灣民主建設成果”、是“反民主、反改革”。其實《反分裂國家法》的規范對象是分裂國土的行為，胡錦濤主席指出：“中國是包括2300 萬臺灣同胞在內的13 億中國人民的中國，大陸是包括2300 萬臺灣同胞在內的13 億中國人民的大陸，臺灣也是包括2300 萬臺灣同胞在內的13 億中國人民的臺灣。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全中國13 億人民共同決定”，我理解這番話的意思，如果臺灣有人想通過“公投”為分裂國土的行為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那他們恰恰是褻瀆了民主，因為這已經侵犯了13 億人民的民主權利。除去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之外，臺灣的內部事務，如自身如何改革、政治如何發展，大陸完全尊重臺灣人民的選擇。臺灣當局惡意曲解《反分裂國家法》的本意，用“保衛民主”的旗號煽動民眾走上街頭，這種蓄意挑動兩岸人民的仇恨、把對抗不斷升級的做法是違背臺灣多數人民要求兩岸改善關系的善良愿望的，想借民意為“臺獨”壯膽，也是注定難以如愿的。

二、“非和平方式”是最后的、被迫的、有限度的

在“臺獨”活動日益升級的情況下，大陸不得不做一些非和平方式的準備，換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在面臨國土分裂的危機時都要做此種準備。《反分裂國家法》關于非和平方式條文所蘊含的信息，我認為起碼有三點：

（1）用武不再僅止于威懾。關于授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組織實施”的條文和保護臺灣平民、外國人權益等條文，這些是以前從未講過的，說明《反分裂國家法》不同于以往的宣傳威懾或軍事演習，它本身就是大陸在“臺獨”可能突破底線的現實威脅下“準備打”的一個環節，如果陳水扁在“法理臺獨”的問題上一意孤行，極可能迫使大陸采取“非和平方式”。任何人也不要低估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如果為此必須付出代價，中國準備付出這個代價！

（2）不到萬不得已決不用武。《反分裂國家法》中關于“底線”的三種情況，都是大陸方面不可能主動去做的，換言之，必須有“臺獨”的“分裂事實”或“重大事件”在先，才有“非和平方式”的問題，這部法只是對“被動用武”授權，但并沒有對“主動用武”授權。有人批評這部法中關于何謂“造成事實”、何謂“重大事變”、何謂“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都有很大的彈性解釋的空間，是“為解放軍發了一張隨時可用武的空白支票”。然而，換個角度看，多保持一點彈性，其實正是為了盡量留出爭取和平的空間、盡量留出談判妥協的空間、盡量留出包容對方的空間。胡主席在3 月4 日的講話中指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這是我們始終堅持為實現和平統一而不懈努力的根本原因”。“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行百倍努力”，這番話的確反映出大陸希望盡最大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誠意和善意。

（3）用武目的不在于統一而在于反分裂。把2001 年1 月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同《反分裂國家法》相對照，可發現對用武底線的規定有下列變化：a，前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后者變為“非和平方式及其他一切必要措施”，后者提法至少在語感上比前者溫和；b，前者把“外國侵占臺灣”列為用武的第二種條件，后者未提及這條，說明后者更注意避免同外國發生沖突；c，“如果臺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談判”改為“如果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此項修改顯然是要提高主動用武的門檻，即筆者所謂只對“被動用武”授權而不對“主動用武”授權；d，前者把用武目的歸結到“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后者未出現這句話，這表明即使采取“非和平方式”，也不是要一舉完成統一，只要臺灣當局同意“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那大陸就會停止武力行動，屆時臺灣還將自己選本地區的領導人，兩岸還是要回到談判桌上來。這部法中并沒有許多人猜測的“追究條款”或“處罰條款”，為什么？因為立法者了解反獨成功并不等于促統成功，既然這時大陸并沒有管治臺灣，即使制訂了“追究條款”或“處罰條款”也不能落實，反而為談判制造障礙，所以沒有定此類條款。

三、和平統一的真實涵意是政治統一，對此祖國大陸是有耐心的、對臺灣人民是有誠心、愛心和信心的、期待兩岸人民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共同促成

既然兩岸的現狀是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那么統一的本質規定就是兩岸的政治統一。反“臺獨”反分裂與促成兩岸最終的政治統一是有聯系但又有區別的兩件事，前者是回擊現實的威脅，后者是長遠目標。對于后者，祖國大陸是有耐心的、對臺灣人民是有誠心、愛心和信心的、期待兩岸以平等協商、和平漸進的方式共同促成。

胡錦濤主席在2003 年3 月提出的“三個有利于”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四個有利”，即只要是對臺灣同胞有利、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對維護臺海地區和平有利、對兩岸關系發展與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祖國大陸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國務院臺辦先后提出“共同參與、多點開放、直接對飛、雙向載客”的“十六字目標”與“大陸積極推動兩岸‘三通’政策不變”等五點意見，積極與島內各界聯系，主動邀約臺灣航空業者與大陸相關人員進行溝通，最終使春節包機得以實現。臺灣海基會原董事長辜振負去世后，海協會汪道涵會長派副會長孫亞夫、秘書長李亞飛等，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赴臺吊唁，以顯示對辜先生的敬意與對臺灣同胞的尊重。隨后又在臺灣農產品銷售大陸、貨運包機，兩岸直接“三通”等議題上主動釋出善意，這都是“四個有利于”的具體表現。

在兩岸談判問題上，大陸也展現了盡量大的零活性。在最困難的“一個中國”問題上，北京為臺灣方面設置了四個“臺階”：最低的要求是守承諾，“胡四點”要求陳水扁切實履行‘四不一沒有’和‘不以憲改推動法理獨立’的承諾。在筆者記憶中，北京的最高級領導人迅速對臺灣最高領導人的某種表態做出直接回應，而其中又暗含了對“中華民國法理”的某種肯定，這還是第一次。第二層臺階：“對于臺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這里的“任何人、任何政黨”顯然是指民進黨，因為國民黨和親民黨原本就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對民進黨而言，即使暫時做不到“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只要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進行努力，大陸注意到了，都會表示歡迎。第三層臺階：胡錦濤表示，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不僅是大陸的立場，“也見之于臺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這段話可理解為，臺灣當局可以按照它現在的規定和文件作表述，回到一個中國原則。最后：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什么、做過什么，我們都愿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系、促進和平統一問題，其它問題也都可以談，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也包括兩岸關于和平穩定發展框架和實現和平統一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所問題。這“四個臺階”的設計，反映了大陸對盡早恢復談判的誠意，而且充分考慮到了對方的立場和方便。

綜上所述，《反分裂國家法》體現了對于兩岸關系未來走勢的兩手準備，和戰的選擇權其實不在北京而在臺北。臺灣當局如果能從這部法和胡主席的講話中體會出克制、包容和善意，從而采取切實有助于改善兩岸關系的措施，則兩岸關系幸甚、中華民族幸甚！反之，如果以為有人上街游行就是“民心可待”，那兩岸關系之路可能就真的要越走越窄了。（黃嘉樹）

胡四點

「胡四點」是胡錦濤全面掌權以來大陸對臺政策的最重要宣言，當中堅持與新意兼而有之，體現了大陸新領導層對「江八點」既有對臺政策的延續與發展。可以預期，今后大陸對臺政策的底線，就是結合國際社會的主流規范和價值確保臺灣不致走向「法理臺獨」，并以更長遠的角度和更大的耐心推動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以至和平統一。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日前就兩岸關系發展發表了四點講話：一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二是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三是貫徹寄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四是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這次講話被外界簡稱為「胡四點」，而就有關講話的具體內容及其透露的訊息而言，無疑是胡錦濤全面掌權以來大陸對臺政策的最重要宣言，當中堅持與新意兼而有之，體現了大陸新領導層對「江八點」既有對臺政策的延續與發展。

綜合地看，「胡四點」堅持了八十年代初以來大陸對臺政策的主要原則，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關系的基礎和堅持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有關的堅持，基本上就是對大陸過往對臺政策的繼承。

然而，在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和愿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既定政策立場的同時，「胡四點」對「一個中國」原則明顯展現出更寬松的解讀，而且也對兩岸和平統一作出更多的柔性訴求。

碰觸兩岸現狀議題

在「一個中國」原則方面，胡錦濤首次以最高領導人身份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來，盡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系現狀」。這番說話的意思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兩岸雖處于分治狀態，但并未出現主權層面的法理分裂。換言之，現實上臺海兩岸雖未曾統一，但臺海的主權現狀仍是一個中國，臺灣在法理上并沒有獨立于中國主權。胡錦濤這樣的臺海現狀詮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臺海關系「不統不獨」現狀的認知幾乎同出一轍。過去，大陸絕少就兩岸現狀作出詮釋，如今「胡四點」不僅碰觸有關議題，甚至在詮釋上貼近國際社會的看法，顯示出大陸新領導層在對臺政策的務實發展。

迫使臺灣當局放棄「法理臺獨」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胡四點」在承認了兩岸「不統不獨」的「一個中國」現狀之后，同時強調有關現狀的詮釋亦「見之于臺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這樣的強調可謂連消帶打，迫使臺灣當局誠實地面對包括隱含「一個中國」架構的中華民國憲法和其它種種現存政策文件（如國統綱領）的規定，放棄「法理臺獨」的追求重歸「不統不獨」的臺海現狀的意圖彰彰明甚。

認同「扁宋會」的正面意義

事實上，「胡四點」的第四點便毫不含糊地表明，大陸在反對「臺獨」分裂活動的問題上決不妥協。在表明這一立場的時候，胡錦濤又敦促「臺灣當局領導人切實履行二月二十四日重申的『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和不通過『憲改』進行『臺灣法理獨立』的承諾，通過實際行動向世人表明這不是一句可以隨意背棄的空話」。由于這兩點承諾是早前「扁宋會」的重大共識，也是美國一再要求陳水扁維護臺海現狀必須信守的承諾，有關的敦促起碼透露出如下兩點意義：

（一）大陸新領導層認同「扁宋會」達成的十點共識的正面意義，并愿意公開作出積極的響應和肯定。

（二）大陸新領導層在對「臺獨」的定義問題上愿意與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底線趨同，而有關的底線就是「法理臺獨」。

柔性訴求貫穿「胡四點」

至于兩岸和平統一的柔性訴求方面，更是由始至終貫穿「胡四點」的整篇講話，當中不僅并無片言只字提及武力威脅等字眼，反而到處展露出寬松開放的精神、平等包容的態度和對臺灣人民利益的體貼，包括：「只要臺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對話談判即可恢復，而且甚么問題都可以談」；「和平統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行百倍努力。我們真誠希望臺灣有關人士和有關政黨嚴肅思考這個重大問題??」；「無論在甚么情況下，我們都尊重他們（臺灣人民）、信賴他們、依靠他們，并且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臺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的問題，事關廣大臺灣農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實解決。如果兩岸客運包機實現了『節日化』，還可以向常態化發展。兩岸貨運包機問題，可以由兩岸民間行業交換意見??」。「胡四點」的柔性訴求，針對的相信不僅是臺灣人民，而且應該同時包括國際社會。大陸新領導層清楚知道，臺灣問題早已國際化，故此希望透過有關的柔性訴求，向臺灣社會和國際社會展示出其溫和理性的形象，以加強其對臺政策對臺灣社會的吸引力和減低國際社會的阻力。

以更大耐心推動和平統一

總括而言，「胡四點」無論在臺海現狀的詮釋「臺獨」的定義上都與國際社會的看法接近，而且通篇講話到處流露出的柔性訴求又符合國際社會所強調的溫和理性的價值，這說明大陸新領導層對臺海問題的復雜性和國際背景有更深刻的認識，愿意盡量根據國際社會的規范和價值來處理未來兩岸關系的發展。若然這樣的解讀離事實不太遠，可以預期，今后大陸對臺政策的底線，就是結合國際社會的主流規范和價值確保臺灣不致走向「法理臺獨」，以更長遠的角度和更大的耐心推動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以至和平統一。就這一角度而言，如果臺灣當局真的能信守「扁宋會」的十點共識，兩岸關系逐步走向和緩化和穩定化應是可以期待的。（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 文匯論壇）

針對美國近來頻頻正面評價連宋訪問大陸，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朱鋒指出，兩岸以這種方式接觸符合美國的利益，而美國力圖在臺海兩岸保持“不統不獨”狀態的基本立場并未發生變化。

據香港《大公報》報道，朱鋒教授認為，前段時間陳水扁一系列的“急獨”表現，在美國看來已經超出了限度，有可能觸怒大陸引發海峽乃至于亞太局勢的緊張，因此，美國“也是希望兩岸以這種形式展開交流和對話的”。對美國而言，海峽兩岸維持一定的政治聯系，甚至展開磋商和會談，有利于保持區域穩定，保證美國的國家利益。

朱鋒教授指出，美國當然不希望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但美國并不害怕兩岸磋商和會談，因為磋商和會談并不代表問題的解決，它僅僅意味著雙方保持接觸，防止關系全面破裂，局面不可收拾。在美國看來，連宋“登陸”僅僅是臺灣島內反對黨領袖與中共的接觸，即便達成一些共識，也不可能對兩岸的統一發揮實質性的推動作用，反倒可以發揮平衡“急獨”的作用。同時，連宋“登陸”其實是臺灣島內政治斗爭的延續，同時也反映了島內至少一部分民眾的意愿，美國對此給予一定的正面評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很符合美國自詡“世界領導者”的形象。

此外，目前美國的戰略重心并不在臺灣海峽。兩岸出現一定的緩和跡象，也有利于美國集中精力處理伊拉克問題等棘手事務。

朱鋒教授還指出，美國力求臺灣海峽兩岸“不統不獨”的基本立場，其實一直沒有改變。而美國的具體政策始終是圍繞這一基本立場展開的。“急獨”勢頭過猛時，美國會樂意看到甚至主動促進兩岸對話接觸；“統一”聲勢大盛時，美國也會反其道而行之。不過，從目前島內政治發展的形勢來看，后面一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很小，近期內美國似不太需要阻撓兩岸交流。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震遠的文章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同時受到海峽兩岸關系錯綜復雜變化的重要影響，特別是近年來臺海局勢明顯惡化的重大影響，逐漸形成了具有明顯雙重性的涉臺國際環境。

文章寫到，當前的涉臺國際環境，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公然“臺獨”，另一方面又存在著不利于我們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因素，但前一方面占主導地位。

文章稱，這決定了：從總體上看，當前的涉臺國際環境對于我們當前堅決制止“臺獨”活動，特別是制止以“法理臺獨”為標準的公然“臺獨”是有利的，而且從長遠看，也將對我們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有利。

文章指出，當前的涉臺國際環境有利于防止公然“臺獨”。“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和“不支持臺獨”，是有關各國基于自己國家重要利益作出的政策選擇，因而不僅是比較穩定的，而且在各自的對臺灣問題政策中必然占主導地位。所以，有利于防止公然“臺獨”，是當前涉臺國際環境的基本特點。

文章同時也稱，由于歷史的原因，更由于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發展變化，當前涉臺國際環境中存在不利于我們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因素。這些因素增加了我們反“臺獨”斗爭的復雜性，對我們爭取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形成了不能忽視的干擾。

此外，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插手、干涉臺灣問題，美國一直是臺灣當局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和保護者。所以，美國因素一直是涉臺國際環境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對臺灣問題插手、干涉的方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涉臺國際環境的基本特點。

最后，文章指出，當前涉臺國際環境有利于我們的反“法理臺獨”斗爭。

香港《大公報》16日發表施君玉的文章，說美國不應該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說三道四。文章指出，美國說此法無助于臺海的和平與穩定，并不符合事實，恰恰相反，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正是為了維護臺海的和平。文章還說，該法的主旨是和平統一，防止國家分裂。根據前后條文的邏輯，只有在面臨國家分裂的情況下，才采取非和平手段。也就是說，只要不出現分裂的情況，也就不存在動用非和平手段的必要，這本來與美國掛在嘴邊的一個中國政策并不矛盾，因此美國對該法沒有指責的理由。

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總喜歡對別國指手劃腳，對別國事務說三道四。中國本 周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本來完全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與美國沒有關系，但美國白宮和國務院的發言人都表示，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是不幸的事情，并認為無助于臺海的和平與穩定。其實，美國的說法并不符合事實，恰恰相反，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正是為了維護臺海的和平。

美對臺政策言行不一

美國對臺政策歷來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口頭上美國一直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海出現軍事沖突，但背后卻不斷對臺售武，經常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喚起了“臺獨”勢力的幻想。此次中國人大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顯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和平統一的意志，也表明不惜使用非和平手段制止國家分裂的決心。該法的主旨是和平統一，防止國家分裂。整個法律貫串著和平統一的思想，沒有半點“火藥味”。根據前后條文的邏輯，只有在面臨國家分裂的情況下，才采取非和平手段。也就是說，只要不出現分裂的情況，也就不存在動用非和平手段的必要。這本來與美國掛在嘴邊的一個中國政策并不矛盾，所以美國對該法雖有不滿，但卻找不到指責的理由。

“不統不獨” 美占盡便宜

對中國政府不放棄武力的政策，美國是很清楚的。反分裂國家法只是將使用非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三種情況在法律上作了界定。一直以來，“臺獨”勢力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一旦大陸以武力制止“臺獨”，美國是否會親自出馬，協防臺灣。對此問題，美國至今一直遮遮掩掩，沒有真正明確的表態。

其實，美國人最希望的就是臺灣保持“不統不獨”，美國由此可以謀取最大的利益。在“不統不獨”的狀態下，美國的武器可源源不斷地賣給臺灣，讓臺灣人拿美國的武器去抵抗大陸，讓中國人相互殘殺，同時還賺足了臺灣民眾的血汗錢。而美國人自己則袖手旁觀，只需用嘴巴鼓動臺灣保衛民主、自由，挑起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對立情緒，從而持久保持臺海“不統不獨”的局面。

“獨立”將使臺失去價值

如果臺灣真的“獨立”了，對美國人來說將失去利用價值。小小的臺灣島，既無石油，也無市場，如果真的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美國人連武器也賣不出去了，屆時的臺灣在美國的政治棋盤上很可能就一錢不值。更何況，臺灣“獨立”的必然結果是大陸以武力制止分裂，一旦出現這一情況，美國將被拖入無比尷尬的境地。袖手旁觀和出兵干預，都不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選擇。因此，保持臺灣“不統不獨”，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基于上述政治邏輯，美國反對臺灣“獨立”是理所當然的。

美國雖然不贊成臺灣“獨立”，但并不意味著美國就支持統一。在國際政治游戲中，利益是指導國家行為的唯一標準。美國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感到某種潛在威脅，因而視中國為潛在對手，遏制中國是美國的長遠戰略，而臺灣問題正是美國遏制中國最經濟、最有效的一張牌。如果臺灣與大陸實現統一，不僅使美國失去了遏制中國的一把利劍，而且將使中國的實力進一步上升，加快中國的崛起，這無疑違背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因此美國不愿看到中國的統一。

轉自香港文匯報

第五篇：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由來與發展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由來與發展

2014年09月22日 第A3版：思想理論 作者：熊自牧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3259 在安排部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總書記強調，以整風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好好下一番功夫。聯系中國共產黨90多年發展史，學習領會總書記重要論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優良作風，需要深刻理解和正確把握其形成脈絡和豐富內涵。

形成脈絡

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基本方法，是在馬克思主義原則基礎上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加強黨內監督，保持黨的肌體健康，使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有力武器。

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了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集中整治對黨和革命事業危害最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通過近三年整風學習，總結了歷史經驗，澄清了什么是真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正確路線等重大是非問題，大大增強了全黨的團結統一。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明確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隨后，黨的七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經常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干部，并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是黨第一次將“批評和自我批評”寫入自己的章程，成為全黨共同遵守的準則之一。

1956年，在黨的八大會議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提出，各地區各部門黨的組織，必須運用過去整黨工作的經驗，采取群眾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每隔一定時期，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工作作風的整頓，特別著重檢查群眾路線的執行情況。隨后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黨員必須經常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以教育自己和人民。黨章在規定黨員義務時明確指出，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糾正。黨章在規定基層組織一般任務時明確要求，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同一切違法亂紀、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進行斗爭。這是黨章第一次將批評和自我批評列為黨員的義務和黨組織的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黨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認識進一步深化，黨章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相關規定日臻完善。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繼承和發展了八大黨章的相關論述。黨章在總綱中明確，黨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原則問題上進行思想斗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章在規定黨員義務時指出，切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勇于揭露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支持好人好事，反對壞人壞事。黨章在規定基層組織基本任務時明確要求，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1992年，黨的十四大通過的黨章在規定黨員義務時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要求作了調整，增加了“堅決同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這句話。在規定基層組織基本任務時，保留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要求，刪除了與黨員義務中已經有明確規定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要求。至此，黨章關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完整論述開始固定下來，至今已有20多年，黨的十五大到十八大一直保持了十四大黨章的規定。

一段時期以來，人們更耳熟能詳的詞語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什么流行詞語竟然與黨章規定不一樣呢？追尋歷史的足跡，我們在黨的七大黨章中找到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一詞的歷史源頭。黨的七大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應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經常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干部，并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與此同時，黨章宣示，中國共產黨反對那種自高自大、害怕承認自己錯誤、害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緒。從黨章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兩個詞語的內涵是一致的。黨的八大之后，黨章不再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一詞。幾十年后，在2001年召開的十五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作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黨風建設的決定》，明確提出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三大優良作風。其中，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與七大報告中的提法完全一致，第三個作風稍有拓展，七大報告的提法是自我批評，全會決定的提法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此為契機，十多年來，人們沿用的都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提法。這次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通知、黨的各級領導人的講話，都普遍回歸到黨章的規定，多少有些正本清源的意蘊。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把握的三個關鍵點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系統總結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中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作為我們黨的優良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有著豐富的內容，包括基本的原則、態度、方法、形式等。中華文化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人更要時刻自我反省，經常自我批評，虛心接受批評，不斷提高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過程中，我們要牢牢把握以下幾個關鍵點。

把握根本目的。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目的是鞏固黨組織的團結統一，提高黨的凝聚力、創造力和戰斗力。黨內發生的矛盾，工作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一般說來，都是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對于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不能用強制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斷揭露黨內出現的各種錯誤傾向和不正之風，保持和發揚優良的傳統和作風，鞏固和發展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根本目的，最要緊的就是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我們開展批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幫助同志祛病強身，增強黨內團結，因此批評一定要與人為善，既實事求是提出問題，嚴肅批評，又恰如其分，分析危害和原因，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達成新的團結。

把握基本方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尊重客觀事實，掌握正確的方法。一是牢記實事求是。準確掌握情況是開展批評的前提條件。要把握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夸大事實、不縮小問題、不掩飾缺點，講得恰如其分，令人心悅誠服，真正讓人感受到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心誠意。二是堅持問題導向。解決問題是檢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根本標準。要緊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緊盯解決“四風”中的焦點問題，以改進作風、改變狀態、改造思想為著力點，扎實開展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解決問題來切實推動事業發展。三是注重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嚴己恕人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之一。因此，必須把握好分寸，講究好方法，做到嚴己恕人。自我批評要對照先進性的標準，對照改進作風的要求，認真檢查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及時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批評別人要出以公心，與人為善，從團結共事的原則基點出發，從求同存異的理性思考入手，以寬容謙和的批評贏得別人的尊重，幫助別人認識錯誤，歡迎別人改正錯誤。

把握尺度界限。開展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真誠的而不是虛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目的是幫助那些“為私心所擾、為人情所困、為關系所累、為利益所惑”的同志，明辨是非，放下包袱，通過刮骨療毒達到祛病強身的目的。同時，要注意劃清兩大界限。一是要劃清與庸俗腐朽的好人主義的界限。防止在原則性問題上走中庸路線，取消思想斗爭，搞無原則的和平共處，使得批評和自我批評流于形式。二是要劃清與上綱上線的極左做法的界限。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是重搞左的一套，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搞無情打擊，人身攻擊。在黨內生活中，無論是批評還是自我批評，都應著重于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的大局，聯系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開展同志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既要紅紅臉，出出汗，又要不傷心，不傷情。特別需要明確的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目的之一是為了與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但不是用來與腐敗分子作斗爭的武器。對腐敗分子，既不能試圖采取黨內批評的辦法避重就輕解決問題，也不能允許其通過自我批評蒙混過關，而是必須繩之以黨紀國法，絕不寬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