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及對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

淺議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及對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費的基礎，當前內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夠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不僅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關系到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問題。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同社會群體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日益成為中國經濟轉型非常關鍵的一個趨勢。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這種趨勢在過去10年間顯得尤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發展的“國家主義”的經濟結構，它所導致的權力和壟斷成為收入差距的一個根本結構性來源。在新一輪的收入差距擴大化進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與此同時，收入差距擴大化的后果已經遠遠超越分配領域，對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大部分經濟學家對中國基尼指數的估計在0.45和0.5之間，遠高于0.4的世界警戒標準。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將中國和東亞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分配結構區分開來，例如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即使是比起金磚四國，中國的收入差距也僅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羅斯和印度。而且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實際的收入分化程度遠遠大于建立在官方統計數據之上的估值。這主要是因為大量的“灰色收入”實際上并未計入官方統計，使得官方統計大大低估了最富階層的收入水平。根據王小魯博士過去三年對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統取樣和研究，中國城市家庭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要遠遠大于根據官方數據所作的估計，可能遠超過0.5這個危險臨界點。根據王小魯的最新估計，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國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來收入差距的擴大還伴隨著私人財富差距的急劇增長。經濟學家們根據家庭收入和財富的獨立取樣調查，對當今中國的財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驚人的估計。即使是從最樂觀的結果看，10％的家庭實際控制了私人財富的45％以上。私人財富分配與灰色收入緊密相關。

與很多人看法相反，我們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然結果。從全國范圍來看，除去城鄉間的收入差距，當今中國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經濟結構，尤其是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壟斷密切相關。例如國有能源、電信和運輸行業的正式員工的收入以及各種福利補助，就構成了家庭間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來源。社會福利體系的過度市場化，例如教育、住房和醫療的過度產業化，在導致分配體系扭曲的同時，更加劇了收入差距擴大化的社會影響。

家庭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國獨特政治經濟體系的產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后果。這就包括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扭曲的國內經濟結構，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以及日積月累的系統性政治風險。在房地產市場和年輕人群體當中，這種收入不均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尤為嚴重。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在網絡輿論中充斥的不滿情緒，更反映在以各種形式出現的群體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慶幸的是，各級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且已經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擴大社會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資條例，緩解貧富分化并減輕收入差距的負面影響。不過，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屆二中全會公布的《發展規劃》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統地提出一系列新戰略，改革分配體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擴大。雖然我們尚未看到這些政策細節的出臺，但這些新政策無疑會成為下一輪社會和經濟改革的重點。過去一般認為中國的收入和財富不均主要來自不同區域、產業和所有制形式下經濟效率的差別。現在，人們日漸認識到，中國城市家庭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資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絕對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業壟斷和個體所占有的社會資源所致。這種情況在“灰色收入”主導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紛繁復雜。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計入國民收入統計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對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總體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們對比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那么國有壟斷行業是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來源。各種研究均表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全國各行業都是最高的。平均下來，一個壟斷行業的正式員工的工資加津貼和福利可以達到其他行業的4到10倍。對于任何一個央企而言，一般一個人的年均勞動報酬大約是12萬，這比全國其他行業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眾所周知，這并不是因為壟斷行業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業更高，員工比其他行業更勤奮，而是由于國有資源的壟斷收入所致。這些資源收益中的絕大部分本來應該是歸一般國民所享有。

比起壟斷行業員工，公務員系統和部分事業單位員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讓。多年以來，隨著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的省市級財政的急劇擴張，再加上各部門利用行政權力尋租行為的猖獗，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已經是今非昔比，大大超過其他行業實際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單位和私營企業員工在“勞動力買方”市場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對組織化的資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國家的支持，而且又沒有可靠的工會組織，最后拿到的只是維持溫飽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勞動法》頒布這三年以來，普通勞動的實際收入增長仍然低于GDP、壟斷行業與公務員的收入增長，這恰好證明妨礙勞動者收入增長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國國民經濟分配體系中“權錢”結合與過度市場化的“漸退”分配機制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另一個主因。根據中國家庭收入統計項目1998-2002的資料，以福利市場化為標志的上一輪社會改革就嚴重損害了中下層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據估計，如果把國有單位的住房福利這部分隱形收入算進來，那么早在2002年房價激增之前，住房補貼就導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當然，在房地產泡沫的驅動下，現在這一比例更高。對于政府官員而言，住房補貼只是各種隱形補貼的一種。同理，權力位置也給予公務員階層，尤其是政府官員更多的額外獲利機會，這就必然導致社會階層間收入差距的惡化。

更重要的是，工資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持續下降，意味著大部分國民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GDP增長。換句話說，這反映了勞動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下降。相反，企業利潤尤其是壟斷利潤、各種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資源和國家稅收一直在加速增長，除了用于積累和投資以外，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魯推測，高收入家庭絕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勞動收入，而很可能正是從這些渠道中獲取。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遠比官方數據更嚴重；這種差距并沒有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綜上所述，國家對市場的控制和壟斷的強化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最為深刻的體制根源。我們必須承認，強勢的國家是主宰中國“財富蛋糕”分配的關鍵力量。我們可以把90年代分稅制改革以來的國家財政收入和工資總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在90年代初，稅收和工資占GDP比重都從15％開始下降，而月工資的比重下降得比稅收要緩慢，但90年中期來，財政收入的不斷增加和工資的相對停滯，已經導致財政收入達到GDP的20％，而工資總額卻進一步下降到10％。中國一般民眾的收入水平就是顯而易見的。“內需不足”也自然成為一個永久的問題。

收入不公可能對經濟、社會甚至政治體系造成一系列長期的惡劣影響。中科院前年的一項調查，采集了五個省份40個縣市的城市居民對當今社會的意見。該調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經成為普通民眾心中第二嚴重的社會問題。持續的工資收入低迷、難以承受的房價負擔和高昂的醫療成本被認為是與收入分配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

另一個相關社會問題是民間相對剝奪感的急劇上升。2008年《人民日報》下屬人民論壇的一項大型網絡調查發現，68.5％的受訪者不滿意于當今社會的收入分配，并認為他們的勞動價值被低估和剝削。更重要的，絕大多數(96％)的受訪者已經認識到，公權力是造成公平正義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對剝奪感、對社會分配體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對社會階級固化的擔憂，構成了社會和諧穩定的長期隱患。

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收入差距以及社會經濟機會分配問題也是近幾年來邊疆省份社會沖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當小部分藏族人和維吾爾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脹的少數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現存市場經濟結構之中，他們對經濟意識更強、機會更多的漢族人就容易懷有敵意，誤認為漢人在經濟上的成功與他們對機會壟斷相關。

另一個相關的現象就是在中國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現象，以及底層民粹主義思潮的重新抬頭。“仇富”思想是當代中國社會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種病理學反應。近年來，圍繞著“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財富和權力繼承，網上討論不斷，激烈言論層出不窮。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視為是中國收入分配不均和社會地位不公的標本，頻繁受到中下層的激烈批判。而事實上，這只是社會經濟差距拉大的一種集中反映，在這背后有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存在于富人階層、官員和一般民眾之間的矛盾，并沒有通過經濟增長得到消解，一旦增長停頓或者物價失控，就難免爆發。

最后，當今分配體系的問題，還必然影響中國長期的經濟增長，導致中國經濟進入惡性循環，以至最后促發危機。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目標是“消費社會”和內需經濟，但隨著國民收入、財富和資源不斷向少數富人和政府機構集中，越來越多的資源會被導向投資、腐敗和財富轉移，也就是“錢生錢，錢生權和權生錢”的“內部自循環”當中，而真正建立在勞動和創新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卻難以得到當今分配體系的充分支持，必須依靠廣大中產階級才可能強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必然進一步萎縮。這樣，中國離共同富裕的中產社會或者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會漸行漸遠，而不穩定的經濟結構會進一步得到強化，直到政府的動員能力遭遇到人口、資源和國際市場的瓶頸，最后面臨經濟發展難以為繼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鄧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實現共同富裕，而“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只是為了目標必須做出的一種不得己的選擇。如果收入差距達到一種不可調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敗的。現在，改革的設計師最擔心的事情已經在發生，而政府也在調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應該怎么走呢? 要想調整收入分配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調整收入結構的一個比較順其自然的辦法就是提高勞動者收入，加大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借助勞動市場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勞動者收入也是當務之急。這不僅僅涉及分配體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夠推動整個經濟體系向“科學發展觀”的方向發展。這種方案的另一個優勢是，作為利益集團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從自身尋找初始動力，而是通過適應市場向市場借力。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勞動者的廉價勞動力成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優勢。正是這種廉價勞動力優勢促成了中國過去20多年的高速發展。但是，當這種優勢發揮到極致而不能及時實現優勢轉型的時候，廉價勞動力到今天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劣勢，也有效地阻礙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盡管中國現在也想提高勞動者工資，中央政府已經制訂了最低工資制，但很顯然面對的阻力非常之大。不僅資方反對，連地方政府也反對。近年來，雖然對提高勞動者收入的討論多了起來，但沒有出現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調整分配格局，中國要向發達經濟體取經。事實上，在任何國家，資方不會自動提高勞工者工資，壓低勞動者工資是資本的本質。在西方發達國家，長期的勞工運動，或者工人階級運動在提高勞動者收入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資方和勞方的長期互動，主要是后者的抗爭，西方發展出了很多勞資談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為有民主的壓力，政府不能簡單地站在資方一邊，因此成為了協調者。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促成了資方通過技術創新和提高管理水平來增加利潤。沒有勞動方的壓力，技術進步不會那么快。

要實現勞動者收入提高的目標，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標準是絕對不夠的，政府能直接影響的，還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勞動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須重新考慮工會的作用。如果政府還繼續站在資方一邊，幫助資方壓低勞動者工資，那么在勞動者、資本和政府三邊之間，力量繼續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從長遠看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尤其是可持續的發展。道理很簡單，經濟的發展應當依靠的是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為地壓低勞動者工資。所以，一個辦法就是增加工會的相對獨立性，允許工人發揮更多的主導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個仲裁者的角色，這樣在當前勞動力市場開始從“買方市場”向“賣方市場”的轉型過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經濟社會地位，促進勞動收入的逐步提高。

當然，順應市場力量，提高勞動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個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夠全面改革分配體制，進而引領整個經濟結構的改革。這就包括：限制國企壟斷和惡性擴張、引入民間力量改革金融體制、拓寬民間融資渠道、加強技術教育、建立官員收入申報體系以及我們現在熱烈討論中的稅制改革。通過這樣的整體性改革，扭曲的經濟結構能夠向更有效的方向發展，灰色收入也能從源頭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終，中國的稅收體系也將從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向漸進的直接稅轉型，收入分配也被納入國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第二篇：關于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模版）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問題的迫切性、總體估價近年來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之后，著重從稅法調節、公務員工資、壟斷性行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應注意研究的問題，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收入分配協調平衡機制。

【關鍵詞】收入分配稅收調節體制改革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問題是當前社會各界最關注的社

會問題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收入分配領域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卻存在明顯分歧。由于依據不同的判斷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對有關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個人的思考。

一、關于解決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是公認的事實。但目前問題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社會上也有明顯不同的判斷。一種判斷認為有問題，但并非很嚴重，收入差距狀況及有關矛盾還處于社會可承受能力之內，鑒于部分行業仍存在的平均主義，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沒有關系；另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目前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雖然說還沒有引起激烈的社會沖突，但至少已經到了可承受力的邊緣。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是，大范圍的收入差距拉大與部分行業內部的平均主義并存。但從宏觀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問題已成為當前的主要問題，解決好這一問題，對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來說更加迫切。

從我國客觀的收入差距狀況看，目前得到社會各界基本認同的基尼系數（城鄉合計）測算結果大概在左右。考慮到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對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嚴重統計偏差，實際差距會更大。左右甚至事實更高的基尼系數，表明中國的收入差距狀況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按照國際上公認的經驗性結果，基尼系數超過就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甚至動蕩。由于中國仍是一個低收入國家，收入差距過大，必然意味著一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貧困，而在近幾年，這種擴大則伴隨富有者越來越富有、貧困者越來越貧困的“兩極分化”特征。因此，應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戒。

不僅實際差距狀況已經到了值得高度關注的程度，分配過程中還存在嚴重的“不公”問題。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領域，分配秩序比較混亂。尋租、設租等各種形式的不公平競爭、權錢交易等各種形式的腐敗和非法收入問題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趨勢；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領域，調節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現了“逆調節”的特征。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嚴重損害了普通公眾的基本利益。分配過程中的“不公”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可以說更為突出，使得人們更無法認同現有的分配結果。

綜合各種調查研究成果，目前公眾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程度相當高，其中作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農民的不滿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滿情緒已經開始轉為對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種基于嚴重不滿情緒的社會矛盾、沖突已經開始顯現。目前各種群體性事件、各種經濟犯罪、刑事犯罪問題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關分配矛盾無疑是最重要誘因之一。此外，過大的收入差距也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很多負面影響，比如降低居民預期，影響消費增長等等，有關問題在近些年也已經充分顯露。

總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狀況以及分配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都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長此以往，勢必會嚴重影響經濟與社會穩定，甚至會斷送改革前程，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筆者以為：當前，我國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的基本政策目標應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體制改革等各種有效手段，在不斷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學性的同時，盡最大努力保證再分配調節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繼續擴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收入分配調節平衡機制。

二、對近年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估價

鑒于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客觀地對改革以來在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實踐進行估價，總結經驗和教訓無疑十分重要。從所掌握的情況看，目前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評價也存在明顯分歧。比較積極和樂觀的評價認為，雖然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調整是成功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有利于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收入分配體制已經基本確立。批評性的意見則相反，認為分配體制改革雖有不少進展，但問題更多，當前的分配體制及分配格局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制約因素，很多矛盾還日趨嚴重。

毫無疑問，否定改革以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關改革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貢獻是不客觀的。但在目前事實上存在諸多問題、社會反應日趨強烈的情況下，過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觀的。筆者認為，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績，也有突出問題。最突出的成就集中體現為比

第三篇：關于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調查報告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問題的迫切性、總體估價近年來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之后，著重從稅法調節、公務員工資、壟斷性行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應注意研究的問題，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收入分配協調平衡機制。

【關鍵詞】收入分配稅收調節體制改革社會保障

收入分配問題是當前社會各界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收入分配領域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卻存在明顯分歧。由于依據不同的判斷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對有關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個人的思考。

一、關于解決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是公認的事實。但目前問題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社會上也有明顯不同的判斷。一種判斷認為有問題，但并非很嚴重，收入差距狀況及有關矛盾還處于社會可承受能力之內，鑒于部分行業仍存在的平均主義，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沒有關系；另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目前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雖然說還沒有引起激烈的社會沖突，但至少已經到了可承受力的邊緣。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是，大范圍的收入差距拉大與部分行業內部的平均主義并存。但從宏觀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問題已成為當前的主要問題，解決好這一問題，對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來說更加迫切。

從我國客觀的收入差距狀況看，目前得到社會各界基本認同的基尼系數（城鄉合計）測算結果大概在左右。考慮到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對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嚴重統計偏差，實際差距會更大。左右甚至事實更高的基尼系數，表明中國的收入差距狀況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按照國際上公認的經驗性結果，基尼系數超過就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甚至動蕩。由于中國仍是一個低收入國家，收入差距過大，必然意味著一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貧困，而在近幾年，這種擴大則伴隨富有者越來越富有、貧困者越來越貧困的“兩極分化”特征。因此，應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戒。

不僅實際差距狀況已經到了值得高度關注的程度，分配過程中還存在嚴重的“不公”問題。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領域，分配秩序比較混亂。尋租、設租等各種形式的不公平競爭、權錢交易等各種形式的腐敗和非法收入問題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趨勢；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領域，調節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現了“逆調節”的特征。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嚴重損害了普通公眾的基本利益。分配過程中的“不公”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可以說更為突出，使得人們更無法認同現有的分配結果。

綜合各種調查研究成果，目前公眾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程度相當高，其中作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農民的不滿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滿情緒已經開始轉為對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種基于嚴重不滿情緒的社會矛盾、沖突已經開始顯現。目前各種群體性事件、各種經濟犯罪、刑事犯罪問題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關分配矛盾無疑是最重要誘因之一。此外，過大的收入差距也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很多負面影響，比如降低居民預期，影響消費增長等等，有關問題在近些年也已經充分顯露。

總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狀況以及分配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都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長此以往，勢必會嚴重影響經濟與社會穩定，甚至會斷送改革前程，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筆者以為：當前，我國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的基本政策目標應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體制改革等各種有效手段，在不斷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學性的同時，盡最大努力保證再分配調節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繼續擴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收入分配調節平衡機制。

二、對近年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估價

鑒于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客觀地對改革以來在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實踐進行估價，總結經驗和教訓無疑十分重要。從所掌握的情況看，目前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評價也存在明顯分歧。比較積極和樂觀的評價認為，雖然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調整是成功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有利于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收入分配體制已經基本確立。批評性的意見則相反，認為分配體制改革雖有不少進展，但問題更多，當前的分配體制及分配格局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制約因素，很多矛盾還日趨嚴重。

毫無疑問，否定改革以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關改革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貢獻是不客觀的。但在目前事實上存在諸多問題、社會反應日趨強烈的情況下，過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觀的。筆者認為，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績，也有突出問題。最突出的成就集中體現為比較徹底地打破了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計劃分配體制，調動了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性；而最突出的問題，在于新的、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分配體制和分配格局還遠沒有形成，并因此導致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矛盾。換句話說，比較成功地完成了對舊體制的“破除”過程，但卻沒有有效建立新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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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部門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

年代中期以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矛盾是計劃分配體制造成的平均主義，對此，社會各界都沒有異議。年代中期到年代初，則既有計劃分配體制遺留的平均主義問題，也有隨經濟體制和分配體制變革而出現的差距過大問題，對此，社會各界也沒有異議。那么，目前國有部門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前所述，筆者的看法是：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與部分行業內部的平均主義并存。之所以這樣講，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第一，由于所賦予的權力、職責的不同，一些部門可能存在大量的非正常性收入，這部分收入會變相地通過福利、獎金等方式惠及本部門人員；而另一些所謂的“清水衙門”，除了國家財政撥付的工資外，基本上沒有獲得隱性收入的渠道，這些部門的人員的變相收入較少或者沒有，客觀上形成了收入上的差距。同時，也不排除在同一單位內部，一些人通過權力尋租以及管理層不合理配股所獲得的額外收入。

第二，與收入差距拉大同樣突出的是機關事業單位以及部分國有企業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實事求是地講，雖然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機構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但在改革的層次、力度包括方式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總體推進的效果還不理想。因此，單位內部正常的工資收入仍然存在著突出的平均主義。這種現象的存在，仍在扼殺著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要解決國有部門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應該運用機構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資制度改革等多種措施，充分引入內部競爭機制，實行人才、勞動力充分流動，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打擊貪污腐敗行為，雙管齊下，綜合治理。

關于機關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首先從公務員工資入手。公務員工資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財政出資；人員比較整齊，差別比較單一，主要是職務和級別差距；機制比較單純，不直接由市場調節。可考慮盡快著手理順公務員工資關系，逐步地、穩妥地實現統一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在原則上，比較一致的思路是：擴大職級差別，縮小地區和行業差別；擴大基本工資和職務津貼部分，縮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補貼；增加透明度，加大審計和輿論監督力度。要大力加強中央權威，盡快結束自行其是，誰有錢誰發的局面。

關于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應從產權制度改革入手，建立出資人為主決定收入分配的制度，從產權制度設計上解決出資人缺位問題；二是以經營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重點，通過建立科學的企業效率評價體系、健全企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以及完善面向市場的選聘機制，為經營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下堅實基礎；三是深化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行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四是轉變政府對企業工資收入分配的管理方式，進一步完善企業工資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

五、關于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調節應注意的問題

本文所講的壟斷性行業，在中國的特定情況下，是指有一定自然壟斷特性，同時也有很強的行政性壟斷性質，通常以國有獨資或控股，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全國性、行政性的大公司或主管部門為主的行業。大致可分為技術性壟斷行業與政策性壟斷行業兩種。前者包括水、電、煤氣、鐵路等行業，其壟斷是由生產技術決定的；而政策性壟斷則是由政策硬性規定所致，這方面行業有金融、保險、電信、民航、有線電視等行業。

壟斷行業依靠國家特殊政策可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工資高、職業穩定，自然成為許多人向往的行業。“能力強不如入對行”，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換個單位上班，工資能翻幾番”的現象大量存在。像煙草、電信、民航、電力、新聞媒介等壟斷性強的行業和一些資本技術密集型大中型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和各種福利待遇快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顯示：××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元。其中，非壟斷行業的農林牧漁業職工工資為元，電力、煤氣、水等壟斷行業是元，而金融業，職工年工資高達元。如果考慮到工資外收入，上述差距還會更大。××年的《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廣州市電力集團公司一名普通職工的月工資不到元，但加上獎金、住房公積金及各種補貼后，其年薪可達到萬元，相當于全國職工年均工資的倍。深圳一家證券公司的司機年薪達萬元，是廣東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的倍。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紡織、煤炭、糧食、森工、軍工等行業有一大批企業陷于困境，員工收入普遍下降，少數人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為繼。考慮到由于歷史原因，我國不少城市家庭成員就業往往集中于一個行業或一個企業，因此，公有制經濟的這種分化在一定范圍造成了居民家庭之間貧富差距呈加速擴張態勢。

關于調節和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

一是要制定消除壟斷、鼓勵競爭的法律法規，對壟斷企業建立資格審查及事后監督機制。對政策性壟斷行業，要加快企業改制，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使之充分市場化，取消其壟斷行業的地位。而對生產性壟斷行業，生產的是公共產品，應以滿足公共需要為第一目標，其次才是獲取利潤。

二是要調控其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給壟斷性行業職工以中等稍偏上的工資，以社會平均利潤率作為企業利潤率，最后才計算產品價位，即生產成本加職工工資，再加上平均利潤。舉行價格聽證會無疑是公共產品定價的有效做法，但前提是聽證單位的財務必須透明。

三是加強對壟斷行業企業所得稅的征管和職工個人所得稅的監管，主要是加強對所得額的審計，準確掌握壟斷行業及其職工的真實收入。

六、關于通過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的分析

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階層分化是必然發生的

第四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深層制約因素及對策分析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深層制約因素及對策分析

[摘要]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制約因素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我國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二是公共服務不到位；三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破解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對策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順分配關系；二是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緩解過大的收入差距。

[關鍵詞]收入分配；不公；制約因素；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07)02-0018-04

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2006年6月表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達到0．47。長期進行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李實說，“橫向來看，中國的收入差距在亞洲僅次于菲律賓，超過了所有的歐洲國家。比一些南美和非洲國家略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一、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層制約因素

最近二十來年，我國已經“從一個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一躍成為貧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之一。”持續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沉淀了許多社會矛盾，構成了巨大的社會張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觸即發的嚴重程度，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政府近年來所實施的各項改革的核心。那么當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層次的原因有那些呢?

1、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一次分配是更為基礎性的分配關系，不僅數額大，而且涉及面廣。如果在一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一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改變收入分配差異的重點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進行以分稅制為主體的稅制改革，以及從上個世紀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到近年來的中部崛起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可以說是這一政策的體現。這一政策也體現在諸如扶貧和建立社會低保政策等舉措。沒有人否認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問題不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執行的力度不夠，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從現實情況看，至少有兩大不利因素在有效地制約著我國政府改變分配的努力：

(1)一次分配制度保障不足。如果一次分配出大問題，那么二次分配怎樣努力也會無濟于事。要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須從一次分配人手，在這方面，最大的問題是一次分配制度沒有法制上的保障。由于權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長期在低位徘徊。我國盡管有最低工資制度，但法律上名存實亡。譬如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已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疾；譬如在許多省份都存在著“最低工資標準”得不到落實、致使工資比“最低”還低的普遍現象。并且最低工資制度在多數情況下只針對城市居民。值得注意是，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從事的。我國有一億多流動人口，表明至少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資是沒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護農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級政府和資本利益者結合—體的情況下，法律和政策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2)行政性的經濟壟斷。經濟壟斷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收入分配的差異影響最大。在國家“抓大放小”政策的影響下，我國形成了一些巨大無比的國有企業。這些特殊的行業和特殊的企業掌握著壟斷性的權力和壟斷性的資源。它們與其它一般的行業和一般的企業處在不平等競爭的地位，這些壟斷性企業，如電力、鐵路、電信、銀行、證券、保險、煙草和石油等。盡管不同的行業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異過大的現象主要是通過壟斷行業造成的。國有壟斷企業分配失控，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亂的根源，主要表現為分配規則的混亂、無序，資 1

金渠道過多、過濫：國家壟斷經營企業憑借其壟斷地位獲得的差額利潤，并沒有上繳國家財政或轉為國有資本金，而是直接或變相地轉化為職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越是壟斷性的行業，工資管理越是失控。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只要這個結構還存在，不僅改善收入分配情況沒有任何希望，而且也會導致公共資產的嚴重流失。

2、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短缺”。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的嚴重不足。提供公共產品應該說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況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內容。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醫療是公共服務產品主要表現形式。這些年來，我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的努力不少，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更是近年來政府改革的目標。但現有的公共產品顯然沒有對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1)公共產品“短缺”且不合理傾斜。提供公共產品對我國政府來說還是一個新概念，一種新的實踐。公共服務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如果“以錢為本”，那么就難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務。更為嚴重是，現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中大多是向有錢人群傾斜的。無論是教育、醫療和公共交通，更多地是為富人提供方便，而給窮人設置種種障礙。盡管近年來這些領域的各項基礎設施獲得了很大發展，但窮人仍然是處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景況，乘車難也到了使人望而卻步的地步。教育的過度市場化把窮人的孩子排擠在校門之外。醫療改革的利益性導向使一些人選擇死亡。城市交通改革為個人汽車提供方便，公共交通則難以改善。而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向富人傾斜主要是因為富人有更多渠道去影響政府的決策。要想實現分配公平，就必須使社會的各種利益主體都能夠在制度約束與市場競爭下各得其所。要實現這一點，政府部門必然要直面體制弊端，相關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觸及某些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建立起符合和諧社會需要的利益均衡機制。(2)公共權力的“尋租”行為使收入分配扭曲變形。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老百姓最不滿的是權錢交易，是那些通過不正當手段發橫財的，暴富的。所以，社會爭議的真正焦點在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問題。一些掌握著行政權力和稀缺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尋求在行政定價與市場價格之間產生的巨額的政策“租金”，權力的介入造成機會的不平等，目前中國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為機會不平等。腐敗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應該加以估量。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雙軌”價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近年來土地批租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中的“圈錢”等腐敗現象。近期突出地表現在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的劃撥與交易、貸款及各種許可證的發放、稀缺資源的調配、上市指標和各種投資項目的審批等方面。這是對社會財富的瓜分，它極大地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導致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引發了廣大人民的不滿。

3、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近年來，我國城鄉差距不僅沒有逐步縮小，而且呈現拉大的勢頭。據資料分析，198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28倍，2003年擴大到3．23倍。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是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雖然有所松動。但至今“二元結構”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現得十分明顯。我國城鄉居民不平等的經濟待遇。特別是差別明顯的城鄉就業福利政策。并未隨著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農民進城經商辦企業仍然受到多種有形無形的歧視和制約。加之公共財政對農村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使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導致農村新成長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素質偏低。就業競爭能力不強，其轉移致富的難度加大。一些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體經濟增速偏低工業基礎脆弱，財政實力不強。當地財政根本無法加大對農村和農業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在欠發達地區仍然停留于一種美好的愿望，而難以在改變農村落后現狀中產生實質性效果。

總的來說，在市場經濟中人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有一定的必然性，問題在于這種差距的存在是否違反了社會公平的原則，是否損害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離開了具體的公平原則，就無法對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斷。

二、解決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對策思考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異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國正處于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樣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極易出現所謂_“拉美現象”，拉美的教訓是：總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如果忽視低層民眾的利益，就有可能導致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一旦這個群體被排擠在發展之外，那么這個社會很可能孕育危機，經濟也可能無法持續穩定的發展。

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從淺層次看是個經濟問題，是由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所釀成；但從深層次看，卻主要是政治問題、法律問題。換言之，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談分配，而是應該尋根溯源，從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權力運作不規范，權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決這一問題，須從保障權利、規范權力人手。亟須政府進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場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確保收入分配的公平與效率，因此應從以下方面思考對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現階段，應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規范社會分配秩序。

(1)推進政府體制改革，避免行政權力轉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順分配關系，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是引發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效率，同時要防止權力“尋租”性腐敗，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具體來講，政府需要做好兩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務型政府的方向發展，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重點，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進行市場化操作，減少政府官員尋租的機會；逐步取消各種行政審批權，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而使“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同時，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項法律制度，提高腐敗及其他非法行為的成本，阻截尋租行為的發生，維護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發揮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這兩個途徑來實現收入再分配，發揮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強化收入分配稅收調節功能，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現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平衡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徹底打破行業壟斷，真正體現初次分配中的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讓各利益主體在同一平臺博弈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集中財力解決醫療救助、義務教育以及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等問題；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機制和利益表達對話機制，擴大公民依法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使公民在參與社會活動中建立新的和諧關系。(2)公共權力的“尋租”行為使收入分配扭曲變形。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老百姓最不滿的是權錢交易，是那些通過不正當手段發橫財的，暴富的。所以，社會爭議的真正焦點在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問題。一些掌握著行政權力和稀缺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尋求在行政定價與市場價格之間產生的巨額的政策“租金”，權力的介入造成機會的不平等，目前中國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為機會不平等。腐敗造成的收入不

平等占多大的分量?應該加以估量。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雙軌”價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近年來土地批租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中的“圈錢”等腐敗現象。近期突出地表現在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的劃撥與交易、貸款及各種許可證的發放、稀缺資源的調配、上市指標和各種投資項目的審批等方面。這是對社會財富的瓜分，它極大地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導致了收

本文原文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引發了廣大人民的不滿。

3、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近年來，我國城鄉差距不僅沒有逐步縮小，而且呈現拉大的勢頭。據資料分析，198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28倍，2003年擴大到3．23倍。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是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雖然有所松動。但至今“二元結構”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現得十分明顯。我國城鄉居民不平等的經濟待遇。特別是差別明顯的城鄉就業福利政策。并未隨著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農民進城經商辦企業仍然受到多種有形無形的歧視和制約。加之公共財政對農村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使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導致農村新成長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素質偏低。就業競爭能力不強，其轉移致富的難度加大。一些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體經濟增速偏低工業基礎脆弱，財政實力不強。當地財政根本無法加大對農村和農業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在欠發達地區仍然停留于一種美好的愿望，而難以在改變農村落后現狀中產生實質性效果。

總的來說，在市場經濟中人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有一定的必然性，問題在于這種差距的存在是否違反了社會公平的原則，是否損害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離開了具體的公平原則，就無法對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斷。

二、解決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對策思考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異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國正處于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樣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極易出現所謂_“拉美現象”，拉美的教訓是：總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如果忽視低層民眾的利益，就有可能導致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一旦這個群體被排擠在發展之外，那么這個社會很可能孕育危機，經濟也可能無法持續穩定的發展。

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從淺層次看是個經濟問題，是由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所釀成；但從深層次看，卻主要是政治問題、法律問題。換言之，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談分配，而是應該尋根溯源，從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權力運作不規范，權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決這一問題，須從保障權利、規范權力人手。亟須政府進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場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確保收入分配的公平與效率，因此應從以下方面思考對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現階段，應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規范社會分配秩序。

(1)推進政府體制改革，避免行政權力轉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順分配關系，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是引發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效率，同時要防止權力“尋租”性腐敗，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具體來講，政府需要做好兩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務型政府的方向發展，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重點，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進行市場化操作，減少政府官員尋租的機會；逐步取

消各種行政審批權，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而使“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同時，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項法律制度，提高腐敗及其他非法行為的成本，阻截尋租行為的發生，維護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發揮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這兩個途徑來實現收入再分配，發揮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強化收入分配稅收調節功能，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現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平衡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徹底打破行業壟斷，真正體現初次分配中的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讓各利益主體在同一平臺博弈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集中財力解決醫療救助、義務教育以及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等問題；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機制和利益表達對話機制，擴大公民依法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使公民在參與社會活動中建立新的和諧關系。

(2)消除行政性行業壟斷，避免壟斷利潤轉化為不平等收入。行政性行業壟斷的存在，是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于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行政性壟斷的范圍和價格等加以限制。按照國際慣例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行政性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大。鏟除滋生腐敗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土壤。具體來講，政府要做好以三件事：一是加強壟斷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通過企業內部機制規范收入分配行為；二是制定消除壟斷引入競爭的法律法規，監督和約束企業行為，確保良好的外部競爭環境；三是加強對特殊行業的監管，審計企業利潤，規范員工收入，完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征收。

(3)促進機會均等，避免機會不平等帶來收入不平等。人們獲得收入的機會不均等是引發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人們在獲得收入之前，就已經處在不同的起點，機會的不均等，必然會導致人們收入的不平等。我國人口眾多，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據稀缺資源富裕起來，一旦起步他們將占據更多的資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農民在經濟發展中處在后發位置，這時政府是否可以協調資源，給每個人提供一個平等發展的機會變得至關重要。然而，現階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還不到位，人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融資等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機會不均等。以教育為例，現階段我國仍然沒有實現全面的義務教育，很多地方的人們缺乏基礎教育，這就導致這些人缺乏競爭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以就業為例，現階段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大量農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樣選擇工作，只能從事那些“臟、累、苦、險”的工作，收入自然無法與城市居民相比：再以融資為例，現階段銀行等金融機構都愿意給大企業提供資金，而小企業、農產很難得到貸款，只能小本經營原地打轉。人們獲得資源的機會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嚴重不平等。

為此，政府要做好以下幾件事，一是積極推動全國義務教育的普及，確保所有人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二是逐步取消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為農民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三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逐步實現所有人擁有平等的社會保障機會；四是進一步完善投融資體制，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融資機會。

2、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緩解過大的收入差距。面對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政府首先要正確地認識和判斷，除完善和規范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外，更應引導社會形成積極的輿論導向，采取一些有效的公共政策緩解過大的收入差距：

(1)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抓好“低保”政策的落實。在我國市場經濟框架已經初

步建立起來的條件下，結果不平等問題也應當認真對待。當務之急是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醫療保障等)。然而，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完善，社會保障對勞動者的覆蓋率比較低，醫療、失業保險覆蓋還不到20％，相當數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障。針對這種現狀，政府應該不斷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在一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除了對貧困者提供救濟之外，更建立了覆蓋所有人口的福利制度。首先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五年規劃中的一個約束性指標。這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夠做得到的。另外一方面，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件事也是目前的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從實際出發，既要逐步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又要合理確定保障水平，實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

(2)完善收入調節機制，為三次分配提供多樣化的渠道。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白津夫教授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在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強調三次分配尤為必要。”目前，政府對于收入差距的調節主要是通過稅收來實現的，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來貼補低收入者，實現收入的再分配，進而縮小高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針對這種現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的媒體專訪時，強調僅僅依靠以效率為主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財稅為主的二次分配，并不能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應該大力提倡慈善事業等三次分配，鼓勵先富起來的人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二次分配要講公平，而三次分配則要講社會責任，先富起來的人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通過慈善事業等方式，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改善他們的醫療、文化、教育和生存條件。政府可以鼓勵高收入者從事慈善事業，資助失學兒童、建立希望小學或者建立敬老院等，還可以鼓勵高收入者拿出部分收入成立非盈利性基金，完成一些針對低收入者的資助項目，對于從事這些捐錢方式的高收入者，政府可以考慮適當的減免稅收。這些方式在發達國家是非常常見的，形式多樣，而在我國還比較少見，我們應該吸收和借鑒其中比較好的方式，為高收入者提供多樣化的捐錢渠道。

(3)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是本著“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則，加大各級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教育衛生條件等公共品的投入。讓我國廣大農村和農民逐步享受到“公共財政陽光普照”的溫暖；二是要改變以往簡單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做法與傾向，真正本著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的要求，在推進城市化的同時，首先消除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一切制度性障礙，徹底打破勞動力市場人為的地域分割、城鄉分割的狀況，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為人們在參與收入的創造和分配的過程中有一個比較平等的機會。幫助農業富余勞動力在城鄉和產業之間實現有效轉移。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已經證明，勞動力流動，特別是城鄉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已經在縮小收入差距上起了顯著的作用。三是要在推進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和綜合生產能力的同時，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從而全面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和就業競爭能力，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

總之，解決我國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只有深化改革，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同時要發揮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從根子上解決轉型期的無序狀態所帶來的問題。實踐證明，任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舉措都已經證明不能有效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要達到收入分配正義，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個能夠保證基本社會正義的政治體系，而且也是一個能夠提供基本社會正義的經濟體系。

第五篇：淺析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以及解決對策

法政學院

本科生畢業論文

淺析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以及解決對策

班 級： 09思想政治教育漢班 學 號： 20091103300 姓 名： 指導教師： 包桂芹

2013年 5 月 20 日

目 錄

摘 要.............................................................1 關鍵詞............................................................1

一、收入差距的現狀..................................................1

（一）個人收入差距較大...........................................1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1

（三）地區收入差距較大...........................................2

（四）行業收入差距...............................................2

二、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3

（一）個人收入差距產生的主要原因.................................3

（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5

（三）區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5(四)行業壟斷是造成行業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6

三、收入差距解決對策................................................6

（一）縮小個人收入差距的對策.....................................7

（二）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9

（三）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9

（四）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錯誤！未定義書簽。

四、結語...........................................錯誤！未定義書簽。致 謝.............................................................11 參考文獻...........................................................11 英文摘要...........................................................11 英文關鍵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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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以及解決對策

法政學院09思想政治教育（漢）班

指導教師

包桂芹

摘要:近幾年，貧富差距問題越來越嚴重，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焦點。貧富差距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貧富差距直觀地表現為收入差距，研究收入差距問題對于了解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本文通過對收入差距的現狀進行實證地分析，找出收入差距產生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收入差距的對策，以希望對消除貧富差距或控制貧富差距的限度有一定的幫助，實現經濟協調發展，社會安定有序。關鍵詞: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制度

一、收入差距的現狀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國的貧富差距是指我國社會中，個人財富不均衡的現象，即人們對物質生活資料占有的差距。貧富差距直觀地表現為人們收入的差距，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體現出來：

（一）個人收入差距較大

基尼系數是20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勞倫斯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也就是個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標。通常認為,基尼系數在0.2以下為絕對平均,0.2—0.3之間為比較平均,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0.4—0.5之間為差距

1較大,0.5以上為差距懸殊,0.6為兩極分化的警戒線。2012年12月初，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在京發布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61，這一數字，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差距之大，甚至出現了兩級分化。2013年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表明堂公布了過去十年的中國基尼系數，2011年為0.477，2012年為0.474，這也說明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0.61、0.477、0.44這樣的數字發人深省，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之大不得不引起個人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從居民個人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出我國的貧富差距。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社科院在2004年的報告《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指出：“中國與其 1 尹志超.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J].西南財經大學學報,2012（22)：23—28 他國家相比，如果僅僅看貨幣收入差距，或者說名義收入的差距，非洲的津巴布韋的城鄉收入差距比中國稍微高一點，但是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幾組數據中反映出來：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才3587，相差3.25倍。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農村人均純收入為5153，相差3.33倍。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為23979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6977元。2011年城鄉收入比為3.43:1，較2009年的3.33:1擴大。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65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7917元。2012年城鄉收入比為3.10:1。這些數據明顯反映出了城鄉居民收入存在較大差距，保持在3倍以上，并持續擴大。2012年城鄉收入差距略微縮小，但這并不能否認擴大的趨勢。從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中可以看出我國的貧富差距。

（三）地區收入差距較大

與我國地勢的三級階梯相應地形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個區域，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歷史上，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就很大，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就更大了。一是東中西部地區GDP差距拉大。從中國政務信息網的數據資料來看，1991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442元，中部地區人均GDP為1464元，西部地區人均GDP為1308元，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之比為1:0.60:0.54；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102元，中部地區人均GDP為5459元，西部地區人均GDP為4172元，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之比為1:0.54:0.41。2002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3337元，中部地區人均GDP為6921元，西部地區人均GDP為5271元，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之比為1:0.51:0.40。1從這三組數據可以看出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差距擴大，表明了我國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據中國統計局數據，東、中、西部2011年中國區域經濟已經呈現出階梯狀發展，從東地區生產總值依次為5萬億元、2萬億元、1萬億元以下的梯隊行分布。東部地區如浙江省GDP為3.2萬億元而西部地區的寧夏回族自治區GDP僅為2060億元。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差異，以及現實經濟發展速度、效率的不同，造成了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收入的差異，反映出了我國的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

（四）行業收入差距

行業收入差距是理解我國收入差距的重要視角，從而有利于我們理解貧富差距問題。當前我國的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一點可以從下面的數據得到驗證。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收入最低的行業的2.17倍。20世紀80年代，中國行業 1.中國地區收入差距報告[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22)：23—28 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堅持在 1.6-1.8 倍左右。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行業的收入差距明顯增大。1995年的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是最低行業的2.23倍，1999年是2.49倍，2000年為2.62倍，2003年增至3.98倍，2004年達到4.25倍。2011 年，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業為260035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為71082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3.66∶1。1像石油、煙草、鐵路、電信等壟斷企業和突出部門，掌握大量資源，通過壟斷經營獲得暴利，進一步拉大了我國的行業差距，比如2004年前三季度,石油、煙草、鐵路、電信等行業企業的景氣指數高于各行業平均水平25%—60%,電力、能源、運力、銀行的壟斷更拉大了這些壟斷行業和一般行業的收入差，比如2013年第一季度我國16家上市銀行共盈利3000億元，相比之下一些中小企業同期仍處于虧損狀態。這種因行業差距而導致的收入差距，進一步說明了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

二、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

原因與結果的聯系是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聯系，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繼、彼此制約的關系范疇。只有真正地了解了事物產生的原因才能客觀地對待其引起的結果。所以，我們只有真正地了解了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才能更全面地認識貧富差距問題，從而提出合理可行的解決對策。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貧富差距這一結果的呢？

（一）個人收入差距產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人的素質不同決定了個人收入差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能力的大小是與收入成正比的關系，能力越強，收入越高，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其創新進取的積極性。進入 90 年代后期，特別是21世紀以后，高收入者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具有合理知識結構、良好的敬業精神、發現機會的能力和把握機會的勇氣、良好的人際關系處理能力等優秀品質的高素質的人。應該說，以此形成的個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而且這樣的收入差距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可以而且允許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

第二、市場競爭產生的影響，造成了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經過 30 余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己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經確定，市場己經成為配置資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領域，市場機制已基本取代了傳統的計劃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體系。因此，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經濟組織因競爭能力的差異、勞動貢獻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擴大是必然的。由競爭形成收入差距特別是初次分配領域的差距是經濟市場化的必然結果。

1張丹.中國貧富差距探析[J].知識經濟,2011(05).33-34 第三、由貪污腐敗造成的“灰色收入”是個人收入差距產生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由于社會各項體制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經濟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了相當一部分的位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存在過的“灰色收入”主要是在物價、貨款利率、人民幣匯價、土地供給等“雙軌制”下的差價收入和公款消費等。通過“雙軌制”牟取暴利，是“灰色收入”的一個典型，而公款消費是“灰色收入”的另一個典型。中國現階段的灰色經濟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而大量的灰色經濟必然會產生大量的灰色收入。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當中，人數少卻占據社會重要地位的群體必定會占據一個高比例的份額。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勢必被加重。

第四、稅收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個人收入的差距。現在，我國存在著稅收執法漏洞多，手段落后等問題，使得少數應收國稅流失到部分個人手中，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個稅最大的功能除了 “增加財政收入”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調節貧富差距、平衡二次分配。因此，貧富收入差距擴大與個稅制度失效有很大的關系。個人所得稅的調節重點是高收入者，目前這部分人己有相當數量，主要包括部分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國有企業的承包者、外資企業中方高中級管理人員、歌星影星、涉外導游、部分機關事業單位負責人、某些專業人才緊缺的技術人員、證券投資中獲高利者等，其中不乏畸高收入者。偷稅逃稅主要發生在這些人當中。據稅務部門介紹，目前偷漏稅現象十分嚴重，每年 50%以上的個人所得稅收不上來，個體經營者中的90%以上和私營企業的80%以上都有偷漏行為，特別是一些“三資企業”和“掛靠”企業，大部分名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制，實際都為個體或私營企業，偷稅行為比較普遍。盡管對低收入的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做了多次調整,但是，他們仍然是納稅大戶,承擔著60%—80%的個人所得稅負擔。新稅制實行后，一些個體企業轉為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也使個人所得稅征收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第五、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了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社會保障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一。社會保障體系廣義地說，以失業、養老、醫療保險和工傷、生育保險為核心,還包括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救助和住房保障等，內含廣泛，旨在保障人民解脫生老病死的后顧之憂，并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幾年,我國在社會保障方面花了不少功夫。1正如《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基本確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設邁出重大步伐。建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是我們應清醒地知道我國的社會保障 1王靜靜,萬兵.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分析[J].消費導刊理論版, 2008，（23)：24—26 體系的建設只能說是正處在啟動的階段，實際起作用的社會保障項目還不多，保障的層次還相當低。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不夠廣，我國農民絕大多數人仍未納入社保體系中。對失業人口,例如每年數以百萬計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沒有相關的保障政策。對即將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沒有完整的應對方案。而且近年來,醫藥費用增長速度超過了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此外社會保障決策和管理權限分散，制度建設缺乏配套性和連續性等等因素,致使我國的社會保障乏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貧富差距的加大。農村的社會保障才剛剛起步，問題還很多。這些問題不解決，未來的社會貧困人口就會大量增加,貧富差距就會進一步加劇。

（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其《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分為兩個部分：即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二元經濟結構就是泛指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產業部門比重過大、現代工業產業部門比重不足而造成的城鄉差距十分明顯的狀況。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著自己的特點。

首先，在城鄉之間筑起一道道壁壘，阻礙了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交流，削弱了資源配置的效果，使農民與市民在勞動就業、收入水平、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生活條件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使貧窮落后的農村與先進文明的城市形成明顯反差。實行城市和農村兩種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的封閉，加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客觀上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促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其次，城鄉投資不平衡。國家財政在城鄉基本建設和工農業生產投資上存在的城鄉差別。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農業和農民，無論是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還是吸引和消化外來資金能力以及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都遠遠不如城市和工業，正因如此，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實行了向農村、農業、農民傾斜的政策。但在我國的制度體制下，處于弱勢的農村和農民長期沒有享受到政策照顧。近年來，雖然國家和社會提高了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對“三農的投資”大大高于以前，但短期內仍沒有改變農村生產力落后的事實，農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改變。在全社會共同創造的經濟資源使用上，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擁有更多的機會、擁有更多的使用權，農民享受不到與市民同等國民待遇和機會，成為 “二等公民”，這既導致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又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減少了農民的收入，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城鄉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三）區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第一、歷史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地區收入差距。由于東部地區開發早，工業基礎好，基礎設施完善，對外資吸引力大，東部沿海，交通便利，對外貿易發達，在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及發展經驗，促進東部地區經濟高速發展。中部地區人口眾多，以發展農業為主，工業基礎相對薄弱。在早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部地區為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源，影響了中部地區自身的經濟發展進程。西部地區深居內陸，交通不發達，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自身的資源優勢得不到開發，以至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這種由歷史和地理造成的差距對現階段地區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影響。

第二、政策扶持差異導致了地區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根據 “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并由此帶動全國發展”的大思路，我國將效率原則和效益目標放在區域經濟布局和發展的優先地位，制定并實施東部地區優先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東部地區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和財政、稅收、稀缺資源的優先供給以及自身的地理區位優勢，建設成就斐然，經濟飛速增長，同時拉開了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距離。實踐也證明實施“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的戰略是科學而卓有成效的。問題在于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落后的地區，先富幫后富，這后半段的戰略思路沒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導致了區域之間的差距擴大。雖然實施了“中部崛起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一定的程度的控制，但是差距依然很大。對東部地區的政策傾向和優惠程度，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滯后和優惠程度小，導致了地區收入差距。

(四)行業壟斷是造成行業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行業壟斷是傳統計劃經濟中“條狀分割”的產物。由于行業壟斷由政府的主管部門實施，所以能夠創造出完全排斥競爭的效果。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并非是因為它們創造了最大的市場價值和最多的物質財富，而是公共權力參入了社會財富分配。壟斷行業與一般行業的收入差距，與它們的經濟效益、勞動強度及其勞動復雜程度的差距關聯性較低，與其壟斷程度高低及對國有資產處置權力大小成正比。1長期以來，我國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石化等投資收益高的領域，幾乎全由國有資本包攬，其他資本難以進入，形成了事實上的壟斷經營。因缺乏公平競爭的平臺，壟斷行業獨享經營機會，優先占有了屬于國家和全體國民的短缺稀有資源，使得行業平均利潤大大高于社會平均利潤，形成行業壟斷利潤，由此造成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這些行業，從而極不合理地拉大了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從而加劇了我國的貧富差距。

三、收入差距解決對策

1陽光地帶.《關于城鄉差別的調查報告》[J].經濟學報,2009(06):44-45 貧富差距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經過國家和人民很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完成；貧富差距問題的解決也不是片面的解決某一方面的收入差距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全面的問題。只有在了解了貧富差距問題產生的原因，認清貧富差距的現狀，才能從中尋找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對策。只有將各方面收入差距的問題有效地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本文第三部分從四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縮小個人收入差距的對策

個人收入差距是貧富差距形成的基礎。所以，要想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首先要解決個人收入差距的問題。從以下四方面進行論述;第一、完善市場機制，增加個人收入。完善市場機制，規范市場行為,制定符合國情的公正、公平、規范的分配制度。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作用,通過市場機制調節生產資料、勞動力、資金在不同部門之間、不同企業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合理分配與自由流動,形成市場機制下的平均利潤率,形成合理流動的就業機制,以消除不平等競爭下形成的不公平的利潤差別和收入差別。堅持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勵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努力緩解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完善年薪制、職工持股、技術和知識產權入股等分配制度。1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治理整頓不合理收入，依法取締非法收入。加大監察力度，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禁止拖欠、克扣工資等侵害職工利益的行為。

第二、打擊貪污腐敗，取締非法收入。首先應該對“灰色收入”做出法律上的界定，合法收入為“白色收入”，將其納入稅收監管范圍。非法收入即“灰色收入”應采取相關措施予以杜絕。一經查出，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取締非法收入，關鍵是杜絕貪污腐敗，那么應該進行廉政文化建設。2010年1月發布的《關于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意見》中有如下規定：“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潔、鄙棄貪腐為價值取向，融價值理念、行為規范和社會風尚為一體，反映人們對廉潔政治和廉潔社會的總體認識、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應該通過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營造一個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環境，使反腐倡廉的思想潛移默化地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從思想意識上鏟除公務員灰色收入產生的土壤，遏制各種腐敗行為的發生。在此基礎上，對公務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為公務員灰色收入的治理提供道德保證。

第三、調節稅收制度，縮小個人收入

1黃金旺.貧富差距擴大帶來負面影響[J].中國工人，2008，（5）：26 首先，通過各種方式強化納稅意識，提倡誠信納稅。稅務部門應完善信息共享，加大稅法宣傳力度，采取不同方式、多渠道、全方位的稅法宣傳，注重普及教育，加大稅法宣傳網絡建設，要充分利用新聞媒介和金稅網等載體，擴大宣傳的覆蓋面輻射面，使稅法及相關規章深入企業，走入機關、面向社會、走向家庭，促使廣大公民依法納稅觀念根深蒂固。

其次，增加新的稅目。由于個人所得稅法制定較早，一些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派生出來的新的個人所得稅在稅法中并沒有涵蓋，因此應考慮增加新的稅目。比如，,適時開征遺產稅等稅種,作為個人所得稅的補充稅種。遺產稅是對財產所有人死亡時遺留的財產征收的一種稅,贈與稅是作為遺產稅的補充稅種開征的,主要是為了防止納稅人生前大量贈與而逃避遺產稅。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富人的數量也日益增多,有關遺產稅的問題也開始成為熱點問題。

再次，繼續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加強個人所得稅稅收征收管理，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個稅的征收重點應該轉移至高收入群體，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個稅監管。改變個人所得稅以工薪階層承擔為主的局面，降低低收入者的稅負。個稅起征點提升可直接提高中低收入人群實際收入，這除了能通過拉動中低端消費利好消費外，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企業人工成本上升壓力、提升利潤率。中低收入人群稅負降低將帶動民生改善以及大眾化消費市場崛起。

最后，加大對偷稅漏稅者的打擊力度。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偷稅漏稅會嚴重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從而影響民生建設。國家應該運用法律手段，出臺相關法律制度，集中力量全面整治，對偷稅漏稅者予以嚴厲打擊，堅決依法懲處，以法律的威懾力來對付靠偷稅漏稅取得的非法收入，維護經濟秩序，為公平的市場經濟秩序創造條件。

第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人們生活條件

社會保障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準。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使勞動者既面臨機遇又承擔風險。建立在日益復雜的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市場競爭，使失業、病殘、意外傷亡等生存風險隨時可能降臨，這就需要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和服務，以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經濟發展。

首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為目的的社會救助制度。是社會保障體系是最后一道“安全網”。制定時應科學地制定標準,不同地區依據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可以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條件,以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其次，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扶 助力度，保證人民基本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著力保證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應基本建立起一個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權利和義務相適應、管理和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最后，加強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擴大社會保障基金籌資渠道，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制度，確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實行多層次保障方式，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制度“扶貧救困”的功能。使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有業保險，使人民真正“幸福”。

（二）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城鄉收入差距是貧富差距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解決貧富差距的關鍵。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論述：

一是必須突破二元社會結構的制約，通過完善現行的戶籍制度來改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并隨之建立一套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保障農民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養老保障等方面享有國民待遇，疏通人口城鎮化和產業工人化的渠道，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跨越發展。

二是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改變以往片面突出城市和工業發展、犧牲農村和農業發展的模式，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加快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速度，加快農業產業化、科技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加大對農業科研開發與應用推廣的投入，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推動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實施 “特色農業、高效農業、綠色農業”，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1

三是以提高農民素質技能為突破口，鞏固義務教育普及成果，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增強實用農業技術培訓、指導，培養有知識、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同時要放開農民，放活農村，保護農民權益，相信農民力量，充分調動農民創造財富、建設家鄉的主動性、積極性，為現代農業持續發展提供力量源泉。

（三）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第一、在觀念上，高度重視區域統籌，由不均衡發展模式向均衡發展模式轉變，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努力縮小地區差距。我們不僅要幫助和支持落后地區加快發展，還要保證較發達地區實現更好的發展，只有東、中、西部地區統籌協調發展，才能最終逐步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

第二、加強宏觀調控，國家應在投資、金融、稅收和財政補貼等方面加大扶 1董全瑞.《收入分配差距因素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持力度，給予適當國家優惠政策，改善投資環境，吸引人才、勞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西部流動。幫助中西部地區開拓市場，切實把搞活流通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到“龍頭”位置緊抓不放。全面擴大中西部地區的對內對外開放，為其發展注入新鮮的血液。引進外部資金、先進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爭取重大的工程項目也加速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

第三、充分發揮東、中、西部的優勢互補，加大東部和中西部的經濟、技術合作，鼓勵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建設，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四是增加對中西部的科學教育的投資，促進中西地區教育和科學技術水平提升，著重培養西部建設人才，提高西部地區發展經濟和創造財富的能力，走上一條主要依靠自己發展，實現脫貧致富和縮小地區差距的堅實道路。

（四）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行業壟斷導致的行業收入差距對我國貧富差距的解決有很大的影響，要打破行業壟斷，必須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打破行業壟斷，一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消除行政權力直接配置社會資源。市場經濟強調公平競爭，為此必須逐步打破導致機會不平等的壟斷體制，減少行政權力對資源配置的過度干預。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范圍，進一步完善 《反不正當競爭法》，盡快制定《反壟斷法》，消除壟斷利潤，加速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各行業處于平等地位。對當前國家壟斷的行業應放開經營，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深化財務監督，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證壟斷利潤歸國家所有，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對不正當競爭等手段要予以嚴厲打擊。同時大力扶持困難行業的發展，國家在給予一定的扶持下，要及時保證國家應有利益的收回。

二是加強對現有壟斷行業、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監管，采取切實措施，制止一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的政策，把福利貨幣化，隱性收入顯性化。另外通過多部門配合，對高收入行業的集體收入、個人收入及個人所得稅情況進行監控。同時審計、稅務部門應對這些行業執行國家勞動工資政策情況進行定期檢查，對超過工資總額計劃發放工資及工資外收入堅決予以制止。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化與公開化，建立對政府機構和公務員行為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從源頭上治理個人或小利益團體濫用職權的腐敗行為，積極營造公平、規范的競爭環境，最大限度地體現收入與貢獻對等的原則。

四、結語

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收入差距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也是貧富差距在經濟方面的具體體現。本文對收入差距進行分析，主要是為了更好的研究貧富差距問題，為貧富差距的研究奠定基礎。希望通過對收入 差距的研究能夠有助于貧富差距問題的解決。

致 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包桂芹老師的多次精心指導，在此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1]李寶懷.《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研究》[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1版.[2]董全瑞.《收入分配差距因素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3]許偉.《中國城鎮居民勞動收入演變及其原因》[J].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4]羅楚亮.《經濟增長、收入差距與農村貧困》[J].上海：上海經濟研究，2012.[5]翟繼光.《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差距調節功能及其優化》[J].重慶：重慶社會科學，2012.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ed

China's income gap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Gao Yanxin

Directed By Bao Guiqin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become a growing focus of attention.The negative effec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Intuitively sh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come gap, the income gap problem in understand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China has a lot of help,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come gap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d ou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ome gap,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me gap, to eliminate or control the limit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has certain help, finally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orderly.Key words: The income gap,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 The distribu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