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供給側改革三個得分要點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什么?

今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詳細解釋：

1.供給與需求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

——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2.供給側與需求側

——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

——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要求

(1)基礎：“結構性”十分重要

——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結構性”3個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

(2)重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3)根本：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的需求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4)主攻：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5)本質：深化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

二、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改革供給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的來說有兩個：

1.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30多年來，盡管遇到各種困難，但我們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

然而，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

(1)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

(2)經濟發展面臨結構調整節點;

(3)經濟發展面臨動力轉換節點;

2.供給側成主要矛盾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比如：

(1)我國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國內龐大的市場沒有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2)我國農業發展形勢很好，但一些供給沒有很好適應需求變化，牛奶就難以滿足消費者對質量、信譽保障的要求，大豆生產缺口很大而玉米增產則超過了需求增長，農產品庫存也過大了。

(3)我國一些有大量購買力支撐的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購買的商品已從珠寶首飾、名包名表、名牌服飾、化妝品等奢侈品向電飯煲、馬桶蓋、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

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

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

三、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簡言之：“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簡言之，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2.簡言之：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

去產能——各地要明確具體任務和具體目標，加大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等各種門檻準入、制度建設和執法力度;處置“僵尸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

去杠桿——要在宏觀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觀上有序打破剛性兌付，依法處置非法集資等亂象，切實規范市場秩序。

去庫存——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進城的財稅、土地等配套制度。

降成本——就要把整體稅負降下來，把不合理的收費取消掉，把行政審批減下來。

補短板——就要注重脫貧攻堅的精準度，扎實推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錢從哪里來、投到哪里去”的體制機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第二篇：教育供給側改革的三個指導

教育供給側改革的三個指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提高勞動力素質。教育是提高勞動力素質最有效的途徑，實現優質高效的教育供給對提高勞動力素質而言至關重要。一方面，對受教育者進行的教育服務輸出就是對教育資源的供給和配置，教育供給質量的高低關系到能否滿足受教育者個性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完成教育過程后成為勞動力，那么教育供給就是勞動力的供給，它的好壞關系到未來勞動力要素的優劣。現階段公眾的教育需求已經從“有學上”向“上好學”轉變，但教育供給存在著單

一、僵化的現象，缺乏個性化和吸引力。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化教育領域的供給側改革顯得尤為緊迫。

教育供給側改革要實現均衡化

目前，基礎教育缺乏有效供給的現象依然很突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的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問題依然存在，而且一些特殊群體比如進城農民工子女的基礎教育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由于農民工子女隨父母遷移到了城市，很難享受到流出地的教育資源，但在流入地城市的教育資源供給中也沒有得到安排，導致他們只能就讀于民辦學校或農民工子弟學校，這種教育供給方式是低效率的，也不利于教育公平和教育質量的提高。農民工子女能否公平有效地享受到城市的基礎教育資源，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再者，優質資源不能完全滿足城市內部的教育需求，導致出現了類似“天價學區房”事件，也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更早把孩子送到國外求學，留學低齡化趨勢日益明顯。無論是“擇校熱”還是“留學熱”，都反映出我國教育的有效供給長期不足，像“規定學區房面積”之類的“需求側”措施已經很難達到改革的預期效果。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點在于從供給端去實現教育資源的均衡化，讓基礎教育實現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的標準化配置，建立進城農民工子女基礎教育的專項資金，同時放寬民辦學校的辦學條件，大力扶持社會資本進入教育供給端，鼓勵其從硬件到軟件都能趕上甚至超過公辦學校，并提供高品質的面向國內的國際化教育，從而從根源上解決教育有效供給不足、資源配置不公平的問題。

教育供給側改革要實現精準化

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培育出優質的勞動力，但這需要教育供給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就目前來看，教育供給的精準度還有待提高。比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內容，農業轉移人口不僅是未來結構性改革中勞動力要素的重要來源，也是去除城市房地產庫存的生力軍，但如何讓農民在城市扎根，在城市建立起正常的社會關系，關鍵在于使他們通過職業教育實現穩定的就業，享受到與市民一樣的權益。再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化解產能過剩，這些產能過剩企業在被淘汰的過程中面臨職工安置問題，但由于職業技能受限，這一群體的再就業渠道受阻，因此需要對他們進行再就業培訓。而數以億計的農業轉移人口和即將到來的大批待安置工人卻不能通過職業教育和培訓轉變為優質勞動力，針對這兩個群體的教育供給無論是從制度設計還是從實際操作層面都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對職業教育資源供給結構進行優化，可以考慮由職業教育學校在落后產能的工業園區、進城務工農民相對集中的地方以及待安置分流下崗人員的企業開設集中教學點，采用夜校、周末課堂等靈活彈性的方式進行職業培訓，在專業設置上與產業轉型升級對接，向這些人員提供精準的教育服務。這樣既能夠盤活中職學校的教育資源，又能夠幫助農業轉移人口和產能過剩企業的待安置工人順利實現就業或創業。

教育供給側改革要實現個性化

每個受教育者的成長與發展過程應該是動態的、可塑的、個性化的過程。現階段，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在供給結構上都存在著千篇一律的現象，在培養方式、課程安排、學科設置、結果評估等多個供給面都存在著創新不足的問題，沒有充分關注到受教育者發展的個性化需求。比如，現有學校在課程的供給安排上仍以教師講授書本知識為主，形式和內容都比較單一，無法滿足受教育者全面發展的需求；現階段“以分數論輸贏”的高考制度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學生個性化發展的結果，一考定終身的模式必須盡快有所改變。因此，有必要在培養方式、課程設置、考試評價及招生錄取等方面加快形成豐富多元的供給結構，使不同類型的受教育者都有發揮和被發現才能的空間，最終實現綜合素質的提升。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開放教育市場，放寬辦學條件，鼓勵民間資本和多元主體進入教育供給端，解除民間力量在占地、校舍等硬件方面的制度約束，為受教育者提供多樣化的選擇。讓每個學生都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專業課程，在學分制的基礎上引入多元化的評價指標，推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個性化發展，真正實現培養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的目標。

第三篇：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Len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要點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調整經濟結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新驅動；全面開放。

一、調整經濟結構

調整經濟結構，核心是調整支柱性產業。產業政策調整的方向是“退二進三”：兩個傳統支柱產業要轉為一般性產業，即傳統制造業與房地產業，現在傳統制造業存在的問題是產能嚴重過剩，對策是去產能，房地產業過去一直保持20%的增長速度，而且引發的產業鏈條很長，存在主要問題是資產泡沫；三個產業將上升為未來的支柱產業，即戰略性新興產業、服務業、現代制造業。

1、戰略性新興產業

這個概念有兩個關鍵詞：戰略、新興。有兩個特點明顯：市場巨大；短期內技術能夠突破。未來將成為趨勢，具體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高端裝備制造。

2018年工作和改革要點是：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群；實施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發應用；在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運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強新興產業統計；加大網絡提速降費力度，實現高速寬帶城鄉全覆蓋，擴大公共場所免費上網范圍，降低家庭寬帶、企業寬帶和專線使用費，取消流量“漫游”費，移動網絡流量資費2018年至少降低30%。

大數據、人工智能、新材料和“互聯網+”將是2018年改革的重點方向。

2、服務業

我國已經進入以服務業主導產業的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服務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1）消費服務業。包括餐飲與商貿、醫療與健康、養老消費服務、兒童消費服務、家政消費服務、信息消費服務等。中國目前特別缺乏養老消費服務。/ 5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2）商務服務業。包括金融綜合服務類（例如商業銀行服務，投資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隸屬于金融綜合服務）、會計和律師專項技術服務、投資咨詢服務、園區管理類服務等。

（3）生產服務業。生產服務現在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目前在產能過剩條件下，一個很重要的解決方式是靠生產服務（例如外包服務）。

（4）精神服務業。包括影視、旅游、文化、出版等都屬于精神服務，其中影視、旅游、文化發展空間較大。

2018年將會出臺現代服務業改革發展舉措，促進服務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促進各行業融合升級。

3、現代制造業

現代制造業將成為中國支柱型產業。重點包括：航空器與航天器制造、軌道交通裝備制造、核電裝備制造、特高壓輸變電裝備制造、現代軍工制造、特種加工和大型重型數控成形制造、船舶及海洋工程裝備等。

2018年將重點推動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飛機發動機、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發展，實施重大短板裝備專項工程，發展工業互聯網平臺，創建“中國制造2025”示范區。壓減工業生產許可證，強化產品質量監管。

2018年鋼鐵產能將會壓減3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左右，淘汰關停不達標的30萬千瓦以下煤電機組。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1、深化“放管服”改革

“放”要中央政府下放行政權，減少沒有法律依據和法律授權的行政權；理清多個部門重復管理的行政權。“管”要政府部門要創新和加強監管職能，利用新技術新體制加強監管體制創新。“服”要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將市場的事推向市場來決定，減少對市場主體過多的行政審批等行為，降低市場主體的市場運行的行政成本，促進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新能力。

2018年將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全國推行“證照分離”改革，重點是在照后減證，證能減盡減、能合則合，進一步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大幅縮短商標注冊周期。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壓減一半。

2018年將深入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使更多事項在網上辦理，必須到現場辦理的，力爭做到一次解決。推進綜合執法機構機制改革，著力解決多頭多/ 5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層重復執法問題。加快政府信息系統互聯互通，打通信息孤島。清理群眾和企業辦事的各類證明，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一律取消。

2、減輕企業負擔，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政府將大規模地降低微觀主體的稅負和非稅負擔，釋放企業家的創造創新活力，為微觀主體尤其是企業家帶來發展信心，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1）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2018年將改革完善增值稅，按照三檔并兩檔方向調整稅率水平，重點降低制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稅率，提高小規模納稅人年銷售額標準。大幅擴展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范圍。大幅提高企業新購入儀器設備稅前扣除上限。實施企業境外所得綜合抵免政策。擴大物流企業倉儲用地稅收優惠范圍。繼續實施企業重組土地增值稅、契稅等到期優惠政策。2018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

（2）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擔。2018年將進一步清理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標準。階段性降低企業“五險一金”繳費比例。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降低過路過橋費用。加大中介服務收費清理整頓力度。2018年為主體減輕非稅負擔3000多億元。

2018年全面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認真解決民營企業反映的突出問題，破除各種隱性壁壘。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增強企業家信心。

3、推進金融體制改革。

金融體制的現代化和金融創新不再是金融體制改革的最主要內容，新時期金融體制改革重心已經轉向服務實體經濟、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守住系統性風險底線三個層面。2018年重點工作請查看本公眾號文章《2018年金融風險的防控》。

4、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產權替代無效率的產權，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資源有效配置。因此，國企改革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2018年的工作要點是：制定出資人監管權責清單；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改革試點，賦予更多自主權；繼續推進國有企業優化重組和央企股份制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持續瘦身健體，提升主業核心競爭力；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5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5、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

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2018年將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重點推動民法典編纂工作，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快技術、土地等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深化資源類產品和公共服務價格改革，打破行政壟斷，防止市場壟斷。用有力的產權保護、順暢的要素流動，讓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競相迸發。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新驅動

中國過去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貨幣等要素投放推動經濟增長，這種要素投放的模式推動力不斷下降。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由要素投入向創新驅動轉變。創新驅動有三個層次：一是產品服務的創新；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三是技術創新。其中，最為重要和最難的是技術創新。創新基礎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是法律基礎；二是財力基礎；三是物質基礎。2018年的工作和改革要點如下：

1、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啟動一批科技創新重大項目，高標準建設國家實驗室。鼓勵企業牽頭實施重大科技項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與企業融通創新，加快創新成果轉化應用。加強霧霾治理、癌癥等重大疾病防治攻關。

2、落實和完善創新激勵政策

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績效評價要加快從重過程向重結果轉變。賦予創新團隊和領軍人才更大的人財物支配權和技術路線決策權。對承擔重大科技攻關任務的科研人員，采取靈活的薪酬制度和獎勵措施。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

3、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上水平

提供全方位創新創業服務，推進“雙創”示范基地建設，鼓勵大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開放創新資源，發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形成線上線下結合、產學研用協同、大中小企業融合的創新創業格局，打造“雙創”升級版。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支持優質創新型企業上市融資，將創業投資、天使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國。推動人力資源自由流動，支持企業提高技術工人待遇，加大高技能人才激勵，鼓勵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新創業，拓寬外國人才來華綠色通道。

四、全面開放 / 5

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要點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進一步拓展開放范圍和層次，完善開放結構布局和體制機制，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2018年的工作和改革要點如下：

1、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推動國際大通道建設，深化沿線大通關合作。擴大國際產能合作，帶動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走出去。優化對外投資結構。加大西部、內陸和沿邊開放力度，拓展經濟合作新空間。

2、促進外貿穩定

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壓縮通關時間。改革服務貿易發展機制。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梯度轉移。擴大進口，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以更大力度的市場開放，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

3、促進外商投資穩定增長

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有序開放銀行卡清算等市場，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范圍限制，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標準。實施境外投資者境內利潤再投資遞延納稅。簡化外資企業設立程序，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一口辦理”。全面復制推廣自貿區經驗，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主任劉鶴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將在改革開放40周年推出新的重大改革開放措施，值得持續關注。/ 5

第四篇：供給側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么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于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癥結在于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御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于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準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于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范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五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專業：會計一班 姓名：郭嘉瑋 學號：***

2016年十大流行語：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眾；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標；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七、供給側；

八、葛優躺；

九、套路；

十、藍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經濟學原理來解讀一下何為供給側改革，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看待中國經濟擺脫“速度情結”。

我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相關。雖然經濟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并存。這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發展中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技術、效率三大問題，不會因轉向市場經濟就能自動解決，也不可能靠需求側的調節來解決。我國試圖通過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問題是被激發出來的消費需求沒有形成對本國產品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向國外，沒有起到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給”學說就已經被我國一些經濟學者提出，這一學說的最初提出者，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主張一經提出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今年以來，盡管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但結構性矛盾和下行壓力依然突出。這集中表現在部分重要指標回升基礎不牢、短期波動較大、筑底趨勢未明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將對經濟盡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轉嫁到供給側改革上來，希望供給側改革能讓中國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對此專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著眼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的深層次問題，改革過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要求供給側改革讓中國經濟“迅速回升”無疑是過時思維和急躁心態的體現。增速回落符合規律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速隨著其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個公認的規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黃朝翰近日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6%—7%的速度增長，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保持這一高增長率，而“新常態”可以成為中國加快改革和對經濟結構進行再平衡的一次機會。“中國經濟的確正在調整，以前經濟增長是靠外力推動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現在則是靠內需拉動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黃朝翰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對本報記者分析指出，經濟運行狀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總產出水平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耦合的結果，而供給和需求都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將對中國經濟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給側改革上面，顯然忽視了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符合中國關于總需求調控和供給側改革的論述。“供給側改革要影響產出，首先要對供給能力產生影響，這需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組合的過程。相對而言，供給側的調整要比需求側的調整時間更長。因此，寄希望于供給側改革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張永軍強調。其實，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子，從來都不只有“增速”這一把。這些不被有“速度情結”的人所重視的深刻變化，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陣痛”屬于必要成本在《韓非子·喻老》中，“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可謂廣為人知。面對名醫扁鵲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卻采取了諱疾忌醫的態度，雖然回避了短期治療的陣痛，卻為日后重病纏身埋下了隱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國經濟，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這個道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是一個著力根本、放眼長遠的深層次改革，不僅不會出現“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會以短期“陣痛”的形式作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們可以在改革中盡量控制“陣痛”，使之能夠為經濟社會所承受。

根據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去杠桿”和“降成本”的目標都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現在實體經濟企業背負著“三座大山”：高稅、高息和高負擔。再加上連續46個月工業品價格指數（PPI）的負增長，企業有產量無效益，許多企業成為“僵尸企業”。就江蘇企業來說，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杠桿高（互相擔保）導致企業成為“僵尸”。在此背景下，處置“僵尸企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話題。面對這種狀況，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關停“僵尸企業”，而應該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基礎上為企業減負，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從發展的角度“去杠桿”和“降成本”，著力點是要使企業這個經濟細胞活起來。“去杠桿”是針對企業金融債務過高而提出來的。企業過高的金融債務不僅造成過高的利息負擔，還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有些地方企業之間的貸款聯保還拖累了一批本身并無嚴重的企業。因此去金融債務的杠桿需要精準，需要尋求在債務鏈條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銀行需要從中尋求為負債企業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準的加必要的杠桿來去企業杠桿，不失為是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對某些有發展空間的高負債企業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也可以進行嘗試。再就“降成本”來說，其必要的途徑就是為實體經濟企業減稅、降息、減費（如五險一金問題）、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在為企業降成本方面需要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突出企業利益。一方面，職工既要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也要分擔企業風險，如果企業承擔不了職工的負擔而關門或裁減員工，最終受損的還是職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企業讓利。前一時期政府改革的著力點是取消下放審批；現在則需要取消和減少各種收費。這對企業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桿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業”和“保職工”之爭。在以上“去杠桿”和“降成本”的基礎上處置“僵尸企業”，范圍必然會縮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難企業，而只是指采取各種激勵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需求側的市場淘汰的方法。但是考慮到降低社會成本，不能簡單采取破產倒閉的辦法。保企業還是保職工之爭實際上是偽命題。保職工固然比保企業成本小，但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長時間保這些失業的職工呢？因此，處置“僵尸企業”應該在供給側更多采取并購重組的辦法，依靠優勢企業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從而降低處置“僵尸企業”的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