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馬克思主義知識規(guī)劃的由來和特征

后馬克思主義知識規(guī)劃的由來和特征

一

后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空場”問題。但是從馬克思主義解釋史和傳播史看，尋找新的規(guī)劃基礎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場”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圍繞此展開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兩類馬克思主義的“空場”：第一類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而被稱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壓抑了的普遍性，如薩特著名的“人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空場”這個口號，而走到極端則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彌賽亞救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傳統聯系起來；第二類是馬克思不曾在自己時代直接遭遇因此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的現代問題，如哈維所言的“空間”問題，從這一點出發(fā)，馬克思主義被“升級”為當代文化的面孔，哈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以及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同質的。因此，可以說，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和社會主義戰(zhàn)略》一書中的立場并沒有超越

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

復雜的是，如果說第二國際以來的“修正主義”以必須適應于政治經濟發(fā)展而“更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曲解、補充甚至否定立場的理由，那么在這種理由成為一種習慣的理論或學術姿態(tài)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場便發(fā)生了極大的偏轉。如詹明信所言，“馬克思主義，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現象，隨其社會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注：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4頁。)。這一論斷在中文語境中的理解可能與其原始語境具有極大的不同，因為它在文化價值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對于自由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構成政治言說的邊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談論和發(fā)揮的一種文化。正是這一原因使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規(guī)劃被替換成知識規(guī)劃，從知識規(guī)劃角度來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勞和墨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則是“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學路向，即把一種可能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前提作為理論的中心視域。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兩類“空場”上，后馬克思主義都告別了傳統“補充”或“發(fā)展”的理論姿態(tài)，而變成了“發(fā)揮”(如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超越”(如生態(tài)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

“哀悼”(如德里達之“幽靈”)等立場。而這正是他們偏愛suture(縫合)、articulate(接合、言說)這些詞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些術語既能夠表示一種通過“清晰地闡明”的語言行為而獲得實踐性的策略，從而彌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心主題在新的理論中的不足；又能夠表達這樣的含義，言說或實踐產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的不固定性決定的，是環(huán)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結果(注：拉克勞和墨菲：《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zhàn)略》，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頁。)。當然，這種理論立場既割裂了它自身與歷史邏輯的聯系，也在理論邏輯上否定了普遍性訴求(這個問題在齊澤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識到，并得到極大的糾正)。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來理解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立場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所采取的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切線關系(即既相關又不在其中)的理論姿態(tài)，因為那種“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和學院的理論，它把馬克思主義投入到遠方的地平線上，使之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一個亮點。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學者喜歡用這樣一些與時間相關的術語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推遲”、“延宕”(德里達)、“姍姍來遲”(詹明信)等等。

二

無論采取了何種姿態(tài)以維持與馬克思相關的形象，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遠。集中地說，他們在三個核心點上對馬克思主義實行了內在的爆破：生產力、階級和革命，而由此產生的則是生態(tài)、女性(種族、少數等)和民主主義的復雜結合體。正是在這里，它與后現代思潮具有了內在的親緣性，不僅立場相互支持，而且許多重要的理論依據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馬克思主義沖動在當代的強勁勢頭，必須在理論上注意“后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對一種同質邏輯的判定，而是對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著多元性的話語的界劃(注：雖然我傾向于采取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概念，但我們也將發(fā)現，近十年來，廣義的理論上的“后”姿態(tài)卻是西方左派學者的一種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大會，其主題散裂和立場的多元甚至已經讓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產生了溝通的困難，而在理論上完成描述和推動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務過程中，在邏輯上“告別”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并不少見。參閱該次會議的論文

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

從基本背景看，后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本身就和社會歷史事件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zhàn)直接相關。因此，其政治策略與社會歷史條件之間的關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紅五月運動對左派理論和政治實踐的影響。可以肯定，如果說后馬克思主義諸種理論立場都可以在邏輯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在內在20世紀西方社會思潮的變遷，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這些理論轉變成一種政治姿態(tài)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最直接的意義上，1968年僅僅是一個斷代標志，它是整個西方左派理論和實踐的轉型的起點。雖然到目前為止，對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將它作為一種新歷史的標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理論訴求(注：參閱杰姆遜：《60年代斷代》，載王逢振編《六十年代》，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Junker.D,(eds)1968:theWorldTransformed.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8.)。在整個60年代的轉型過程中，1968年作為一個突出的標志，在其中復雜地糾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緒：在發(fā)達資本主義(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籠中的自由沖動；對以蘇聯為代表的現實社會主義(“第二集團”)異化的積極拯救需要；經過50年代政治蘊釀而在全球擴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話語，這些政治情緒直接引發(fā)

了新的理論。但是，運動本身的失敗卻再次證明霍克海默式的論見：發(fā)達資本主義越來越非革命化。西歐(特別是法國)共產黨人的脆弱、薩特式人學的空洞、馬爾庫塞式總體的文化革命的不現實性，使左派理論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興趣。這在總體上催生了對總體革命的懷疑，而“新左派”浮現歷史水面，并成為一種廣泛的政治情緒。在其中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等人充分闡發(fā)出來的日常生活逐步成為左派學生的興趣所在，而第三世界和女性政治則作為一種他性政治流行起來。如果進一步考慮到由卡遜對農業(yè)化學的抗議、羅馬俱樂部學者們的警世之言，生態(tài)政治的崛起也不難理解。或許這是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實際在其后承載左派理論姿態(tài)的重要原因。因為，無論是福柯、拉康、德里達的顛覆性研究，還是阿爾都塞以多元決定論對經濟決定論的替換，都直接適應了反本質主義之左派理論訴求。而所謂后現代在利奧塔等人的鼓噪下像病毒一樣傳播，對左派來說，只是提供了更為廣泛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墨菲和拉克勞在1985年公開出版的《霸權和社會主義戰(zhàn)略》確實只是一個總結。正是因為他們兩人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來操作激活了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這個沒有被及時地充分地運用的重要理論，而以此為契機，他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理論則在經過葛蘭西中介后被作為整個西方文化研究的左派人口。雖然把阿爾都塞或其他一種具體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作為后馬克思主義的在理論

上反本質主義和在政治立場上告別總體革命確實存在著困難，但是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從后現代主義這個透境來審理后馬克思主義，因為它以更激進的形式掩蓋了后者的這個事實：后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首先是針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在這一點上它與晚期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的旨趣。進一步，在此我們也清晰地理解20世紀90年代之后“后馬克思主義”的復雜增殖。因為，確實如阿龍生等人所言，“后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在柏林墻倒塌和蘇聯垮臺之后“哀悼”之后“新的開

始

”（注

：Aronson.R.Aftermarxism.NewYork:theGuilfordPress,1995.)。不過，在這里，“新”可能要大大地打一個折扣，因為其對生產力的批判和對階級政治的告別等重大立場都直接來自先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關于生產力批判，這個問題國內外學者已經有了廣泛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線索中，這個問題首先是由盧卡奇提出的。他在那本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圣經”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直接強調了，發(fā)達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已經成為奴役的力量，而資本主義文明的頂點則是對自然的統治(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而從30年代開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人也實際地一步步把這一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

方理性的批判，并在《啟蒙的辯證法》中實際開啟一種后人學的大門。更不要說，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更是后現代思潮的直接支撐點了(注：參閱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在這一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無疑為后來的生態(tài)政治提供了深層的理論邏輯，資本主義生態(tài)問題只是在現實層面加強了這種需要。當然，把生態(tài)主義和女性主義話語結合起來確實是一種新做法，只是本文無法展開更為詳細評論。總體上說，生態(tài)邏輯在后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的顯性地位，第一，它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邏輯發(fā)展。第二，在當代契(迎)合著現實政治運動的需要。這兩個特征又進一步帶來了新的問題，對于資本主義分析積極意義自不必說，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即在生態(tài)、少數、文化多元主義立場成為跨國公司擴張的工具時，后現代主義成為其組織變革的動力時，如何避免與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共謀的問題便凸現。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德里克對后殖民主義的批評是中肯的(注：參閱德里克：《后革命氛圍》，王寧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關于階級問題。誠然，在盧卡奇實際地開創(chuàng)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之際，他已經面臨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消退的問題(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非革命化問題)，因此他的階級意識

問題的提出已經隱含了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無產階級非無產階級化的問題。在這其中，既有福利國家問題(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克勞斯·奧菲等人的焦點問題)，也有所謂白領問題(米爾斯的焦點問題)以及無產階級的心理異化問題(馬爾庫塞的焦點問題)等，但不管怎樣，霍克海默在上個世紀40年代斷言：“無產階級的革命沖動，早就變成了社會框架內的現實主義行為。至少在人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已被溶合到社會中去了”，這確實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尷尬境遇(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論》，李小兵等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正是在這種境遇中，既產生了馬爾庫塞的“新感性”和“文化大拒絕”理論，又產生了法國高茲的“告別無產階級”理論。特別是后者，以適應于后工業(yè)社會理論的方式較為全面地拋棄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階級觀點，重新把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化。因此，這些理論傾向在直接意義上代表了西方左派或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基本認同點，正是通過這些認同點，他們轉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良式批判，以激進多元民主的形式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社會改革的方向。

從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tài)勢看，它們主張“告別革命”、聲稱女性主義等差異立場、強調生態(tài)政治等，但必須注意的是，不能因為有人聲稱這種立場，他就是后馬克思主義立場。

這樣做是相當淺薄的。事實上，無論是在政治實踐上還是理論邏輯上，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解放訴求與女性主義、第三世界或其他少數立場都可以兼容，問題在于理論家們對于一種理論的歷史使命和出發(fā)點理解的差異。在這里，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便是勒伏弗爾及其理論影響，在他的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間生產的邏輯分析影響下，既產生了鮑德里亞的后馬克思思潮，又融合進戴維·哈維的“人民的地理學”之晚期馬克思主義立場，還影響了卡斯特的后馬克思主義“網絡社會學”，而他本人則終生抱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在上述差異中，鮑德里亞無疑把20世紀資本主義的斷裂(質變)作為自己的出發(fā)點并認為超出了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重起爐灶；戴維·哈維認為資本主義變化是事實但并沒有超出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要完善歷史唯物主義；卡斯特汲取了馬克思的許多思想資源并一直保留了它們，但它經由阿蘭·圖爾納和丹尼爾·貝爾修正了當代社會的分析范式并采取了與馬克思主義對話的姿態(tài)。由此看出，這幾種差異的理論立場只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邏輯上終結之后西方激進左派的不同理論動向。在其中，后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受挫背景下轉向尋求資本主義改良的左派思潮，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僅僅在于認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不合理性的批判，但事實上無一例外地在最基本的理論上拒斥了馬克思主義，甚至以

批判馬克思來確立自己的理論。

三

在現象上，后馬克思主義的公開興起，誠如希姆所言，決定性地表示多元主義的歷史浮出表面(注：Stuartsim,Post-Marxism:AnIntellectual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0.P5.)。在這其中，貫穿著諸多重大因素，而最為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在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重要地位的逐步消失。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質看，如果從《共產黨宣言》的直接結論出發(fā)，把它視為狹義的19世紀機器大工業(yè)時代的無產者的政治理論，這必將帶來重大的問題。因為，那一種階級狀況無疑在馬克思身后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事實上，在勞動價值論問題上的復雜爭論從側面反映了當代的復雜性。雖然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借鑒大衛(wèi)·哈維關于剩余價值的當代生產形式分析和斯克萊爾對跨國資本家和跨國無產階級的全球社會學分析，從而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正確地解釋當代的階級變化，但無論如何從全球的角度看，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在形式上已經不能直接采取20世紀早期的政治革命形式，這也是一個事實。在這一意義上，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城市社會運動、對少數和邊緣群體爭取自身權利的政治運動，對生態(tài)、對文化的關注并不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吉布

森—格雷漢姆所言，“要求馬克思主義改革的東西正是那些改變不了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說的資本主義”(注：J·K·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陳冬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這意味著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具有學術上的重要意義，相反，它與現實的社會歷史動向是一致的。

但無論如何，在面對后馬克思主義之際，也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理解問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當然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最重要理論任務之一，而如果在這一過程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方法，只在批判形式上徒有虛名，我們是否能夠把一種理論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換句話來說，把這樣一種理論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在這一點上，后馬克思主義無疑在哲學上已經較為徹底地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和方法論要求。正是這一原因，雷茲諾強調：“后馬克思主義是激進多元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社會分工政治的異質擴散和傳播，而不是階級、后結構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對宏大理論和社會規(guī)劃的拒斥。后馬克思主義的共同點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一個或更多主要特征的習慣性拒斥，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觀，作為社會動力和方法的辯證法，作為人類社會的主要組織特征的階級與生產方式，作為現代社會發(fā)展中的宏大

敘事的資本主義和階級政治，以及可以產生超越主觀立場的真知灼見的單一的科學分析的概念。”(注：P·雷諾茲：《后馬克思主義是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嗎?》，張明倉譯，載《世界哲學》2002年第6期。)

反觀馬克思主義，盡管從外部對它的歪曲和從內部對它的超越這兩種不同的理論沖動在其誕生后一直未曾中斷，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人類思想史的一場革命，它的價值與意義卻不曾因此而被削弱。事實上，按照20世紀知識學語言來說，那么多出類拔萃且德高望重的學者、政治家對馬克思的群起而攻之，這個事實本身說明了它的潛在正確性。也即是說，貫穿于20世紀的爭論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生命力的事實性注釋。更進一步，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不是一種個人話語，而是一種集體解放的智慧，無論是在理論生產意義上，還是在實踐斗爭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更新”或“升級”也都是一種必然。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爭論并不見得就是壞事。但復雜的是，隨著“后馬克思主義”問題的出現，我們便面臨一個學術難題：如果把那些旨在對馬克思主義學術進行修正的理論派別按照學術慣例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或“某某馬克思主義”，那么在馬克思[1][2]下一頁

主義之后是否還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呢?這不僅是一個邏輯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正因為此，我們必須對某些新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話語持謹慎的態(tài)度，從邏輯上鑒別其馬克思主義的底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洋為中用”，從而為我們理解自身歷史條件的復雜性和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做出積極的貢獻。上一頁[1][2]

第二篇：八一建軍節(jié)由來及相關知識

八一南昌起義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國民革命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的武裝起義。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wèi)先后在南京和武漢發(fā)動“清共”后，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利用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國民革命軍在南昌舉行起義，并指派周恩來為起義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書記。預定參加起義的部隊有：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的二十軍、十一軍二十四師和十師一部、四軍二十五師兩個團，第五方面軍的三軍軍官教育團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裝，共兩萬余人。7月27日，周恩來在南昌召開了有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葉挺、聶榮臻以及江西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重要會議，成立了以劉伯承為參謀團長，周恩來、葉挺、賀龍為委員的參謀團，下設起義軍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起義原定7月30日夜發(fā)動，后因張國燾的阻撓而延期。8月1日凌晨2時，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指揮各路起義軍向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fā)動進攻，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zhàn)，殲敵3000余人，繳獲槍支5000余支，子彈100萬余發(fā)，大炮數門，占領了南昌城。當天上午，在南昌舉行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qū)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中央委員宣言》，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八一起義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和政綱。同時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編，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以賀龍兼代總指揮。旋因敵以重兵進攻南昌，中共前委決議根據中共中央的預定計劃，起義部隊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離南昌，揮師南下，取道臨川、宜黃、廣昌，直奔廣東潮汕地區(qū)。這樣做的目的，是準備同富有革命傳統的廣東東江地區(qū)農民起義軍匯合，發(fā)動土地革命，進軍廣州，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并奪取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重新舉行北伐。起義部隊在江西瑞金、會昌打垮了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堵截，然后經過福建的長汀、上杭和廣東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領了潮州、汕頭，主力部隊經揭陽向湯坑西進。10月初，西進部隊和留守潮汕的部隊遭到優(yōu)勢敵軍的圍攻，起義部隊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圍到了海陸豐，與當地的農民武裝匯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率領經贛南、粵北轉入湘南，開展游擊戰(zhàn)爭。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黨組織和農民武裝的配合下，在宜章舉行了“年關起義”。由于遭到優(yōu)勢敵軍的“協剿”，起義部隊和農民武裝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勝利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chuàng)建革命軍隊的開始，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起點。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成為工農紅軍的骨干之一。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布命令，規(guī)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將此紀念日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jié)。據統計，1955年授予元帥軍銜的10個人當中直接或間接參加過南昌起義的有7位：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林彪、葉劍英。第一個“八一”建軍節(jié)：“八一”建軍節(jié)誕生于1933年，她的第一個節(jié)日慶祝活動，是在中央蘇區(qū)首府——江西瑞金舉行的。1933年6月26日，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發(fā)出《關于“八一”國際反戰(zhàn)爭斗爭日及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紀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動，已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的日子。”爾后，中央革命軍事委會員針對為什么確定“八一”為建軍節(jié)作出這樣的解釋：“1927年8月1日發(fā)生了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暴動，這一暴動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開始，是英勇的工農紅軍的來源。中國工農紅軍在歷年的艱苦戰(zhàn)爭中，打破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歷次進攻，根本動搖了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已成了革命高漲的基本杠桿之一，成了中國勞苦群眾革命斗爭的組織者，是徹底進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主力。本委會為紀念南昌暴動的勝利與紅軍的成立，特決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7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作出《關于“八一”紀念運動的決議》：“批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guī)定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 隨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就如何搞好第一個建軍節(jié)作出了一系列決定。蘇區(qū)中央局宣傳部還特別統一擬定頒布了16條宣傳標語和31條口號，出臺了《“八一”紀念宣傳大綱》。蘇區(qū)黨、政、軍領導紛紛作出動員，毛澤東專門撰寫了《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一文，發(fā)表在7月29日的《紅色中華》報上；博古作了以《戰(zhàn)斗的紀念節(jié)，戰(zhàn)斗的任務》為題的多場專題演講；張聞天到機關、學校作了《“八一”與帝國主義戰(zhàn)爭危險》的專題報告。與此同時，蘇區(qū)各級政府組織群眾開展了集會、游行、晚會活動，紅軍各部的宣傳活動更為熱烈。1933年8月1日，第一個“八一”建軍節(jié)慶祝活動在葉坪紅軍廣場舉行。凌晨，蘇區(qū)軍民打著火把，從四面八方朝葉坪村涌來，工農劇社組成的歡迎表演團站在紅軍廣場入口處，邊舞邊唱。慶祝活動分閱兵式和分列式，為防敵機轟炸，決定閱兵式在天亮前進行完。4時整，閱兵式開始，軍樂奏起，禮炮齊鳴，毛澤東、朱德、項英三位領導策馬而行，檢閱長達六百余米的紅軍隊列，紅軍指戰(zhàn)員以注目禮相迎，歡呼聲、口號聲響徹云霄。第二項是宣誓。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向新成立的紅軍工人師和少共國際師授軍旗，向兩個師發(fā)出奔赴前線英勇殺敵的戰(zhàn)斗命令，工人師和少共國際師組成兩塊方陣，指戰(zhàn)員高舉拳頭進行宣誓。第三項是授旗授獎。中革軍委領導分別給各紅軍學校授校旗，給紅軍各團隊授戰(zhàn)旗，向功勛卓著的紅軍指揮員頒發(fā)紅星獎章。此時，天已大亮，中央政府和各黨、群團體代表致祝辭，分列式隨之開始。紅軍方隊在一面面戰(zhàn)旗引領下闊步通過檢閱臺，戰(zhàn)士們一面高呼著口號、一面向檢閱臺上的首長行注目禮。長長的受閱隊伍從檢閱臺前整整走了一個多小時。堅定的步伐踢落晨霧，踏碎塵土，踹動著這個令人難忘的清晨，把“八一”兩個大字嵌入史冊。我軍稱謂的歷史演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誕生于1927年8月1日，誕生以來曾先后使用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國工農革命軍、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 四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名稱。從中國工農革命軍到中國工農紅軍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的北伐軍兩萬余人，在江西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起義過程中并沒有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仍稱為國民革命軍。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qū)，領導農民、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了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是我黨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的余部轉戰(zhàn)到井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后改稱政治委員）。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第51號通報，規(guī)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據地的工農革命軍及其他工農武裝開始陸續(xù)改稱紅軍。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紅軍又先后編成了紅

一、紅

四、紅二方面軍。1933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根據黨的洛川會議和我黨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于1937年8月將紅軍主力部隊改名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下轄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師和直屬隊。全軍共4.6萬人。同年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八路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屬第二戰(zhàn)區(qū)序列，并任命朱德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由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八路軍這個名稱已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國民政府令其改變番號，但一般情況下，人們仍習慣地稱它為八路軍。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協議，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個地區(qū)的紅軍游擊隊，于1938年1月6日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為副參謀長，鄧子恢為副主任。新四軍下轄4個支隊和1個特務營。全軍共約1.03萬人。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fā)生后，為對抗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反動命令，中共中央軍委于1941年1月20日發(fā)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軍長葉挺在皖南事變中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新的軍部在江蘇鹽城，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組成，并將活動于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全軍9萬余人，繼續(xù)堅持華中敵后抗戰(zhàn)。從八路軍、新四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為獨占勝利果實，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蓄謀發(fā)動內戰(zhàn)。為適應國民黨將要發(fā)動內戰(zhàn)的形勢，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fā)展，向南防御”的戰(zhàn)略方針，各戰(zhàn)略區(qū)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調整戰(zhàn)略部署：由關內各解放軍抽調11萬主力部隊及2萬余名黨政軍干部挺進東北；浙江、蘇南、皖南、皖中地區(qū)的新四軍撤至長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國軍（即八路路軍南下支隊）及我河南軍區(qū)部隊分別撤至以桐柏為中心的鄂豫解放軍，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1945年10月31日，由關內各解放區(qū)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等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羅榮桓分別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員，呂正操、李運昌、周保中分別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勁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參謀長，程子華任副政治委員。1946年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中共中央在調整戰(zhàn)略部署的同時，發(fā)出關于野戰(zhàn)兵團的編組與指揮關系的指示，要求各戰(zhàn)略區(qū)都應編有能夠機動的突擊力量，能夠實行極大機動，即能夠脫離本戰(zhàn)略區(qū)域到其他區(qū)域作戰(zhàn)。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戰(zhàn)略區(qū)的部隊都陸續(xù)進行整編，先后組成了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晉察冀野戰(zhàn)軍、山東野戰(zhàn)軍、華中野戰(zhàn)軍等。至1946年6月，全軍共組成27個野戰(zhàn)縱隊（有的稱師）及6個野戰(zhàn)旅。全部野戰(zhàn)軍61萬人，另有地方軍66萬人。1946年6月，國民黨公開撕毀國共兩黨簽定的《停戰(zhàn)協定》，悍然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qū)，內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各解放區(qū)軍民奮起自衛(wèi)，人民解放戰(zhàn)爭全面展開。由于戰(zhàn)略任務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從1946年9月中旬起，我軍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和彭德懷分別任正副總司令。從此，我軍一直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于當時戰(zhàn)事繁忙，各部隊改稱的時間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第三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體現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體現

學院：數學科學學院

姓名：李**

學號：201010****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體現

【概要】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是理論與實踐、世界與民族、歷史與時代的有機統一。我們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始終把握時代特征和實踐要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之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正確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與時俱進

【正文】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有機結合的產物，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是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涵義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是指它從實踐中產生、在實踐中發(fā)展、用實踐來檢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基礎，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的建設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就是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作為理論生長的基礎、發(fā)展的動力和檢驗的標準，把改革發(fā)展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重大實際問題統一起來，把求真務實、開拓創(chuàng)新作為主導價值追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tài)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涉及的重大理論問題同時也是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實際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重在解決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發(fā)展道路的問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重在解決黨的歷史方位發(fā)生重大變化后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的問題；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重在解決適應新的發(fā)展要求、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fā)展的問題。這些重大問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塑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特色，是指它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建設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沒有固定的模式，只能從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fā)進行實踐探索，建設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深深扎根于中國大地，散發(fā)著中國這塊土壤的濃郁氣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特色，還表現為它不僅是當代中國建設、改革與發(fā)展實踐的理論升華，而且是中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當代傳承，是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的有機結合，同時注意吸收借鑒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特色，是指它始終體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要求。在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科學判斷時代主題的變化和世界發(fā)展的趨勢，正確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帶領中國人民緊跟時代前進潮流，推動我國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xù)快速發(fā)展起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既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時代主題變化的必然要求。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黨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內涵和時代特色。這種理論創(chuàng)新是在立足現實與引領未來的結合中向前推進的，是在順應當今世界時代潮流和當代中國發(fā)展要求的統一中不斷發(fā)展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實踐性、民族性、時代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共產黨宣言》發(fā)表以來一百多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fā)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fā)出強大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力、感召力。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寶貴經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歷史。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強大生機和活力，就在于它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科學發(fā)展、社會和諧，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最鮮明地特征體現

解放思想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一大法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理論創(chuàng)新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和條件的。解放思想，促使我們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guī)，既借鑒世界經驗又不照搬別國模式，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保證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時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發(fā)展規(guī)律。當前，影響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fā)展產生了新課題新矛盾。解決這些問題，要求我們繼續(xù)解放思想，勇于變革、勇于創(chuàng)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在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大力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從而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更加鮮明。

改革開放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強大動力。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使馬克思主義與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新實踐相結合，與迫切要求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當代中國人民共命運，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新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只有在改革開放這一新的偉大革命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才能深深植根于充滿生機的實踐沃土，既積極回應實踐的呼聲，又不斷從實踐中汲取營養(yǎng)，愈益呈現出鮮明的實踐特色；才能與中華民族發(fā)展進步的要求有機結合，并深深熔鑄在整個民族的創(chuàng)造活力之中，愈益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弘揚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自覺反映時代大勢，愈益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科學發(fā)展、社會和諧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推動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必將為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提供新的內容。在新的發(fā)展階段繼續(xù)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科學發(fā)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fā)展實踐，借鑒國外發(fā)展經驗，適應新的發(fā)展要求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推動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是在新世紀新階段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zhàn)略任務，也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為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提供了新的內容。

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關鍵在于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

當今世界正在發(fā)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fā)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當前，我國發(fā)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面臨許多新課題新矛盾。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是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只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才能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實踐永無止境，創(chuàng)新永無止境。在新的發(fā)展階段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必須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為此，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大的要求和部署，繼續(xù)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fā)展前景，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參考文獻】

1.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編寫組.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

第四篇：試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征

⒈試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特征是以時間為基礎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㈠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集中表現為它的徹底的批判精神。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僅適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自我反思、自我審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還表現在它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上。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它以科學的理論形式反映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愿望和要求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①在于它不帶任何偏見，清除一切狹隘性和片面性的弊端，力求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如實的認識世界，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并根據對客觀規(guī)律的認識去能動的改造世界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還在于它的深刻性③馬克主義之所以具有科學性，不僅僅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性，而且還在于它經受了實踐的檢驗并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㈢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革命性是不可分割的，科學性根源于革命性的要求，并且通過革命性表現出來；革命性必須以科學性為前提和基礎，并且靠科學性來保證。二者內在的結合在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之中，并且通過一系列原理表現出來。

⒉試述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的與時俱進的含義及意義？㈠關于與時俱進的含義。與時俱進就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guī)律性，富于創(chuàng)造性㈡關于堅持與時俱進的意義。把與時俱進規(guī)定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①堅持黨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堅持先進性和增強創(chuàng)造力的決定性因素。能否始終做到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體現時代性、把握規(guī)律性、富于創(chuàng)造性，決定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②創(chuàng)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③實踐基礎上的與時俱進、理路創(chuàng)新，是社會發(fā)展和變革的先導。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推動制度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chuàng)新，不斷在實踐中探索前進，永不自滿，永不懈怠，這是我們要長期堅持的治黨治國之道。

⒈論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關系的原理，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關系的原理，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現在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雖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但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了解決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fā)展生產力。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只有大力發(fā)展生產力，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才能為其他各種社會矛盾的解決創(chuàng)造有利的條件。我們在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的同時，還必須注意解決好其他社會矛盾，堅持一系列“兩手抓”的方針，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發(fā)展。

⒉試用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說明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中的前進性和曲折性？①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的基本內容是事物的發(fā)展經過兩次辯證的否定，由肯定階段到否定階段，再到否定之否定階段，從而使事物的發(fā)展表現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的過程②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揭示了事物的發(fā)展是前進行和曲折性的統一。事物發(fā)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事物發(fā)展的具體道路是曲折的③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社會主義事業(yè)已取得巨大勝利，我們必須對社會主義事業(yè)充滿必勝信心④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不是一帆風順的，曾多次遇到較大的挫折。但這并不能改變社會發(fā)展的總趨勢，我們不要因此而悲觀失望。人民群眾給在挫折中經受鍛煉，吸取經驗教訓，將使社會主義事業(yè)更健康發(fā)展，取得更大的勝利。

⒊試述內容與形式的關系？㈠內容與形式是對立的統一。內容和形式是事物的內在要素和結構方式這兩個不同方面，二者是有區(qū)別的，對立的。同時，內容與形式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任何事物的內容都有一定的形式，任何形式都表現一定的內容。另外，內容和形式的區(qū)別和對立是相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內容和形式可以互相轉化。在某一種聯系中是形式的東西，在另一種聯系中可能成為內容，反過來也一樣㈡內容和形式又是相互作用的①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有什么樣的內容，就要求有什么樣的形式與之相適應；內容發(fā)生了變化，形式或遲或早總要發(fā)生變化②形式對內容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形式對內容的反作用有兩種情形：當形式適合于內容時，對內容的發(fā)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當形式不適合于內容時，對內容的發(fā)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③內容和形式的相互作用構成兩者的矛盾運動。事物的內容是比較活躍易變的，形式則是相對穩(wěn)定的，二者始終存在著矛盾。在事物發(fā)展的初期，形勢與內容相對穩(wěn)定，二者始終存在著矛盾。在事物發(fā)展的初期，形勢與內容是基本適合的。內容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原來的形式就落后于內容，逐漸成為內容進一步發(fā)展的障礙，形勢與內容變?yōu)榛静贿m合。這時就產生了變革原有形式以適應內容進一步發(fā)展的客觀要求。經過變革，新形式代替了舊形式，形勢與內容又基本適合。形式和內容之間的矛盾運動，就是這樣由基本適合到基本不適合，再到新的基本適合的不斷發(fā)展過程。

⒈試述認識和認識論的關系？①就唯物主義哲學而言，認識是指人的認識器官----人腦對外部世界的反映；而認識論的對象是人類認識，它的任務是揭示人類認識的本質和發(fā)展規(guī)律。認識論思哲學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關于認識的理論，是對認識的反思和研究②認識發(fā)展史同人類發(fā)展史、生產發(fā)展史、社會發(fā)展史一樣長久；而認識論只是認識發(fā)展到一定水平才產生的。認識是人腦對外部世界的反映，是人的意識同外部世界的一種關系；認識論是以認識為研究對象，是對認識過程和結果的再認識和反思，通過這種研究，揭示認識的本質、產生額發(fā)展規(guī)律③認識與認識論之間的區(qū)別是相對的。認識論既然以認識為研究對象，它就離不開認識，就不能脫離認識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就離不開認識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就離不開主體與客體的關系。

⒉試述真理與價值的對立和統一關系？㈠真理與價值的對立是指真理和價值不同。真理體現的是認識與認識對象的關系，是認識與

對象相一致、相符合；而價值是指外物對人需要的滿足，表示某物是有區(qū)別的，不可混為一談㈡真理和價值有時不可分的，又有統一的一面，表現在①真理能夠指導社會實踐，人們通過在真理指導下的實踐，成功的改造世界，以這種實踐的成果來滿足人的需要，這就是真理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屬性。人們之所以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就在于它具有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真理與其價值是不可分的②真理與正確的價值觀相一致，正確的價值觀是在真理指導下形成側。在現實社會中，人的需要是非常復雜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追求滿足需要的方式也會各異，于是便產生出這樣或那樣的價值觀。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價值觀，但并不是所有的價值觀都是正確的。我們主張與真理一致的價值觀，即通過在真理指導下的實踐活動去實現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從而使人的需要獲得滿足，這種滿足對人的存在和發(fā)展具有積極意義。那種與真理相悖的價值取向，即使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也是我們應該加以反對的。因為這種需要的滿足對人的生存和發(fā)展不具有積極意義，甚至起消極或損壞的作用。真理與價值的統一，要求人們對價值的追求應建立在真理的基礎之上，只有建立在真理基礎上的價值觀才是正確的價值觀。

⒈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闡明鄧小平關于“發(fā)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引起的，也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必然要求②鄧小平同志關于“發(fā)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講的就是要堅持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就必須把經濟建設、發(fā)展生產力作為中心任務，以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是為了更好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速發(fā)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③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總體水平還較落后，因此，加速發(fā)展生產力更具有迫切性。只有發(fā)展生產力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⒊為什么說社會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的必然產物？社會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的必然產物。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資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生產關系??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有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桎梏。那時的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fā)生變革。”這就是說，社會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當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桎梏時，生產力的發(fā)展就要求革命的進步的階級消滅過時的舊生產關系，建立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新生產關系，以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但舊的上層建筑，特別是國家政權，總是要維護舊的生產關系。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就必須首先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即改變舊的上層建筑，最主要的是消滅舊的國家政權，建立新的國家政權。

⒌試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①它具有堅持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功能。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它具有切實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功能。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在思想道德領域，必須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guī)范相協調、與中國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體系，引導人們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③它具有大力發(fā)展教育和科學事業(yè)的功能。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擔負著發(fā)展教育和科學事業(yè)的重任，發(fā)揮著培養(yǎng)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作用，發(fā)揮著弘揚科學精神和普及科學知識的作用，發(fā)揮著在全社會形成崇尚科學、鼓勵創(chuàng)新、反對迷信和偽科學的良好氛圍的作用。

⒍說明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杰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正確認識和評價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需要掌握以下幾個基本觀點和方法①杰出人物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要正確認識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必須深入了解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堅持歷史主義原則②在階級社會里，杰出人物，特別是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就愛、軍事家，總是一定階級的代表，他們的歷史作用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歷史作用十分不開的。因此，要正確認識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必須對他們做階級分析③杰出人物的出現及其歷史作用都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統一。因此，必須用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統一的觀點來分析杰出人物及其歷史作用④任何杰出人物都有巨大的歷史功績，也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對他們的歷史作用要作全面的分析和評價，既不能肯定一切，又不能否定一切。⒈商品的價值量是怎樣決定的？它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如何？①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商品價值既然是人類一般勞動的凝結，因而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多少。但是，各個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的主管和客觀條件不同，他們生產同種商品各自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也就不同。而商品的價值量不能由各個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時各自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來決定，否則，越是勞動不熟練、勞動越差的人，生產同一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越多，他生產的商品價值就越大，同一種商品就不會有相同的價值量，這顯然不符合商品經濟規(guī)律。實際上，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②商品價值量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的生產效率或能力，通常由單位勞動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或生產單位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勞動生產率越高，一定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數量就越多，但所形成的價值總量卻不變，從而平均到單位商品內的價值量就越少；反之，勞動生產率越低，單位商品的價值量就越大。所以，單位商品的價值量，與包含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成正比，而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這是商品價值量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基本關系。

⒉論述資本積累的歷史作用和歷史趨勢？①通過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使社會生產力從封

建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獲得迅速發(fā)展。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長，生產資料以空前的速度和規(guī)模集中起來，社會分工和生產專業(yè)化廣為發(fā)展，手工生產勞動轉變?yōu)榇髾C器工業(yè)生產，從而促進了生產規(guī)模進一步迅速擴大和產品數量的急劇增長。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不僅促使分散的地方市場逐漸匯合成統一的國內市場，而且進一步向國外擴展，形成了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都極大的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的水平，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迅猛的發(fā)展②資本積累的不斷發(fā)展，促進了社會化生產的發(fā)展。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私人資本家手中，從而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日益加劇。這個矛盾的日益尖銳化，表明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嚴重束縛了社會化生產的發(fā)展，因而，用和生產社會化性質相適應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成為資本積累發(fā)展的必然歷史趨勢。

⒈試述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①從生產力方面看。在產業(yè)結構上，出現了轉向信息化、服務化和高科技化的趨勢。第三產業(yè)迅速崛起，第一、第二產業(yè)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生產力要素的變化上，就勞動者來說，腦力勞動比例攀升，素質顯著提高。就勞動工具來說，由傳統機器生產的動力機、傳動機、工作機組成的“三機系統”，發(fā)展為增加了電腦控制機的“四機系統”，生產工具的智能化趨勢日漸加強。就勞動對象來說，人工合成材料的問世，新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尤其是信息資源的這一非物質資源的廣泛應用，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對象的物質范圍。此外，作為生產力重要組成部分的生產管理，由于電子計算機、信息技術、控制論、系統工程等的運用，而獲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②從生產關系方面看。在所有制關系上，出現了所謂資本社會化的趨勢，建立和發(fā)展一定比重的國有經濟，同時私人企業(yè)股權分散化，并出現了工人持股的現象。③從上層建筑方面看。政治制度與法制的有效結合；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職能增強；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進一步擴大，公民權利的內涵與外延有新的拓展；意識形態(tài)中左翼與右翼的分歧逐漸減弱，多元化的價值取向更加鮮明。

⒉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個方面論述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①生產力方面。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快速發(fā)展，有生產力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特別是科學技術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作用的原因②生產關系方面。在所有制關系上，資本主義國家在其自身范圍內進行不斷的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這種資本主義內部的自我調節(jié)，表現在對生產關系調整和經濟運行調控上。這樣，在不改變財富分配比例甚至提高資本家所占比例的前提下，可以增加勞動者收入的絕對量，緩和社會矛盾③上層建筑方面。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上層建筑的新變化歸根結底是經濟基礎發(fā)展變化所要求的。

⒊試述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①當代資本主義雖然發(fā)生了許多新變化，但它的經濟基礎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源依然存在②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要經過一系列階段性的或局部性的部分質變，最終完成根本質變。目前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變化，說明它在總的量變過程中，已經發(fā)生了某些階段性的部分質變。資本主義的國有經濟、計劃調節(jié)、福利主義、工人參與管理等都是這種非爆式質變的開端，也都是階段性部分質變的表現。當代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將會繼續(xù)這種非爆式質變過程，但在目前，它的根本性質尚未改變。同時，非爆式質變形式往往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要完成這一轉變，也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⒌為什么說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滅剝削制度。這就使得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全面戰(zhàn)勝資本主義，要經過長期反復的較量和斗爭。尤其是在經濟較為落后，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和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并存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fā)展和鞏固也要經歷復雜的斗爭，并可能出現倒退和反復。這一切都決定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長期性。⒉為什么必須充分認識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立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必然面臨著國際和國內的種種挑戰(zhàn)，在這些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①在這些國家里大力發(fā)展生產力，趕上和超過發(fā)達國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②在這些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與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也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但其開始并不是完善的，因為經濟文化落后同時也表現為民主制度和法律體系的不完善③這些國家的建設和發(fā)展是在與資本主義國家并存的環(huán)境下，在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曲折前進的，面臨著國際環(huán)境的嚴峻挑戰(zhàn)④這些國家的執(zhí)政黨和廣大人民對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探索，對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guī)律的認識和利用，需要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的事業(yè)，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對社會主義的客觀規(guī)律逐步加以認識和利用，這是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探索、發(fā)展社會主義事業(yè)長期性、艱巨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⒊如何才能更好的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fā)展之路，是各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領導全體人民為之奮斗的神圣使命和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①探索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fā)表為標志，馬克思主義公開問世到目前已有160年了，一個多世紀的實踐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才是符合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科學理論②探索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要從本國國情出發(f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結合起來。各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本國國情、適應時代要求的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③探索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要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拒絕學習借鑒吸收人類各種文明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方面的典范，他們的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把人類文明的果實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營養(yǎng)。當今世界，發(fā)達國家中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也包括社會科學理論的合理部分和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管理經驗和方法，都應該吸收和借鑒，為我所用。當然

這種吸收應是批判的繼承、學習和借鑒，是取其精華、棄之糟粕。

⒈為什么說人類社會歷史必然發(fā)展到共產主義？①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決定了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定要被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由資本主義社會形態(tài)過渡到共產主義形態(tài)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②依據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社會主義社會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不斷向前發(fā)展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斷調整和完善，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逐步向前發(fā)展③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生產力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道路。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規(guī)模日益擴大，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發(fā)展，從而為實現共產主義創(chuàng)造出堅實的物質條件。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不斷增長和生產關系的不斷發(fā)展，必然促使整個社會上層建筑發(fā)生相應的變化，逐步實現人們精神境界的極大提高，階級和階級差別的消滅，以及國家自行消亡，從而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也將發(fā)展為共產主義的上層建筑。因此，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必將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⒉試述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點？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同歷史上以往的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過渡和更迭具有重大差別①以往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tài)的過渡和更迭，不是通過舊社會形態(tài)內部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在原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逐步調整和成熟中實現的，而是由新的、性質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取代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實現的。伴隨著這種過渡和更迭，必然是尖銳的矛盾和激烈的斗爭，乃至通過武裝斗爭的形式來實現②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同一種社會形態(tài)的兩個成熟程度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他們都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二者之間不存在對抗性矛盾。因而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只是從不成熟的共產主義社會發(fā)展到成熟的共產主義社會，它表現為同一社會形態(tài)內部的過渡和變化。

⒊為什么說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業(yè)？㈠共產主義事業(yè)是崇高理想與科學理想的統一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上，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運動趨勢，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批判的吸取了英法兩國的空想共產主義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因素，繼承和發(fā)展了人類歷史上一切進步思想的優(yōu)秀成果，從而深刻的揭示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創(chuàng)立了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科學的預見了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想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向全世界勞動群眾展示了人類社會終將進入共產主義的美好社會前景。同時他們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徹底解放全人類，為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偉大事業(yè)而奮斗。這是根據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無產階級的地位所得出的科學結論。這一科學結論，終于使人類對美好社會理想的追求，有空想變?yōu)榭茖W②總之，共產主義之所以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業(yè)，就在于它是崇高理想與科學理想的統一，體現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目標的追求與符合規(guī)律的科學社會實踐的有機結合㈡共產主義偉大事業(yè)的實踐①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運動，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闖了科學共產主義學說以來，就已經在不斷實踐之中。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②我們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從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yè)，正是共產主義事業(yè)在現階段的實踐。所以，共產主義偉大事業(yè)的實踐，早已存在于我國的現實生活之中。

第五篇：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特征.

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特征 李澤泉 發(fā)布時間： 2010-08-03 04:13 來源：光明日報

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戰(zhàn)略任務，把時代對學習的新要求注入了黨的自身建設之中。概括起來,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全員學習。黨內學習教育不能只針對少數黨員和領導干部，而應針對所有黨員。因為每個黨員，無論年齡大小、職業(yè)同異、職務高低、黨齡 長短，也不論其基礎如何，都面臨著適應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的挑戰(zhàn)，都有不斷轉變觀念、更新知識、提高能力的客觀需要。這就要求完善我們黨的學習教育培訓體系，使黨內學習教育培訓從領導干部向全體黨員拓展，從各級機關黨組織向企業(yè)、農村和城市社區(qū)基層黨組織拓展。

第二，終身學習。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以及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和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永無止境的。一個政黨要不被時代所淘汰，就必須保持始終學習的勁頭。一個學習型政黨，不是每個黨員有時要學習，有時不需要學習，而是入黨多長，就要學習多長，將學習貫穿于個人工作和生活的全過程，永遠保持思想上入黨；不僅在關鍵時期全黨要重視學習、善于學習，而是全黨始終都要重視學習、善于學習，將學習貫穿于政黨存在和發(fā)展的全過程。

第三，主動學習。只有黨員個體充分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并發(fā)揮出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才使黨員成為學習的主人，才使學習型政黨具有持久的內在動力。為此，建設學習型政黨，啟發(fā)黨員個體的學習意識，增強黨員個體學習的自覺性尤為重要，因為任何外在的因素都要通過內因發(fā)揮作用。離開了黨員個體的學習自覺，任何規(guī)定和要求都會成為形式主義。

第四，動態(tài)學習。當今時代，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步伐加速，知識量劇增，信息更新速度極快，人們的知識、文化和信息需求也在不斷變化。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只有加強學習才能跟上時代步伐。學習渠道僅靠讀書的靜態(tài)學習已經不夠，還要開辟向實踐、向群眾、向同志學習的動態(tài)的多元渠道。學習手段除了靠傳統的書本、筆墨和紙張等工具外，還要大量地依靠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等工具開展。

第五，廣泛學習。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社會、科技、法律和國際等各方面知識都是學習型政黨學習的內容。建設學習型政黨目的在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提高我們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能力和水平，從而使我們黨更好地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這固然離不開政治理論水平的提高，但

還需要其他各方面的現代科技文化知識。也就是說，通過學習，使我們黨的廣大黨員干部成為能夠駕馭復雜局面的復合型人才。

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使學習成為一種責任。要把學習當作一種工作職責，融入工作之中，通過開展各種有益的學習交流活動，使黨員之間、黨組織之間實現彼此溝通信息、互換知識、共享資源，使工作過程成為實實在在的學習過程。

第二，使學習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要把學習理念貫穿于黨員的整個生命過程中，充實于黨的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使學習成為與黨員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這樣，學習不再是階段性的短期集中培訓，或僅是讀書、看報、學文件、開會、聽報告、上網，學習不再是一種形式，一種裝點門面的事情，而是一種持續(xù)一生的健康情趣，一種責任、義務和使命。

第三，使學習成為一種創(chuàng)新能力。要注重進取、自主、學習與創(chuàng)新的價值取向，營造出一種崇尚科學、追求和諧、努力進取、樂于創(chuàng)新的文化氛圍，激勵廣大黨員進行持續(xù)不斷的知識結構重組，激發(fā)廣大黨員不斷超越自我的激情，提高綜合素質，增強創(chuàng)新能力。

第四，使學習成為一種人文關懷。要通過學習，提高謀劃發(fā)展、統籌發(fā)展、優(yōu)化發(fā)展、和諧發(fā)展的本領，提高做好群眾工作、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維護穩(wěn)定的本領，提高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環(huán)境保護、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企業(yè)改制、征地拆遷、涉農利益、涉法涉訴等方面的突出問題的能力，提高推動科學發(fā)展、維護和諧的能力。（作者單位:浙江省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