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寫寫幫推薦）

談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一直以來，中國都很關注國家的安全問題，在中國的安全問題中，周邊關系居重要的地位。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近年來，中國的周邊形勢也趨于緩和，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仍然存在一些威脅和挑戰。

一、大國爭奪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與加劇周邊動蕩

1，大國在中國周邊爭奪地緣戰略利益。美國奧巴馬政府不僅力圖“平衡”兼顧“大中東”與亞太，在“西線”著力“反恐”與推進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同時，在“東線”著力遏阻中國這一“主要戰略對手”。

2、西方大國對中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略，加劇周邊動蕩。美、歐等西方大國將中國周邊作為“民主改造”重點目標，對伊朗、緬甸、朝鮮三大所謂“問題國家”軟硬兼施，通過互聯網、非政府組織、反對派等企圖實現“政權更迭”。

3、周邊資源與能源爭奪加劇。

美國在優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時，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萬億美元級”礦產資源，各方圍繞陸地能源輸送管道建設與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展開復雜博弈。

4、周邊“海權”角逐升溫，海洋形勢日趨復雜。日本極力強化對中國“釣魚島”的“事實占領”，并對中國海軍穿越琉球群島公海海域的正常之舉一再反應“過敏”，不時大肆炒作中國軍艦“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在南海，中國與東南亞某些國家的雙邊島礁爭議日趨復雜化，越南與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對華施壓，并力圖將中越、中菲之間的雙邊爭議“變質”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多邊爭議”，二、周邊動蕩對中國的挑戰嚴峻而復雜

1.周邊亂局持續不穩定。境外的“東突”與“藏獨”等民族分裂勢力有可能趁機渾水摸魚，對中國策劃實施恐怖襲擊與暴力破壞活動，進而威脅中國新疆與西藏地區的和諧穩定。

2、鄰國政局動蕩、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嚴重威脅中國的海外利益。周邊鄰國政局動蕩不定乃至發生政變與騷亂，將嚴重危及中國在當地的投資與人員安全。

3、中國與鄰國的既有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更趨復雜。一些鄰國“兩面性”更加突出，企圖通過“大國平衡”戰略、借助美國等“制衡”中國。特別是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某些鄰國，其“危機感”與“緊迫感”加深。

三、周邊地區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越來越重要

對于中國外交與中國崛起而言，周邊外交與“周邊工作”具有“無比重要性”。在國家安全上，周邊地區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捍衛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反分裂斗爭的主戰場。在政治與對外戰略上，周邊地區是中國崛起與成為世界大國不可逾越的環節與必經之地，周邊地區是中國對外展示實力與施加影響的主要場所。在經濟上，周邊地區關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外貿市場，還是中國能源資源進口戰略通道的集中區域。

簡言之，周邊地區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平發展、最終崛起與民族復興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國對外維護與拓展國家利益的關鍵所在，其局勢穩定與否也將直接關系到中國國內的發展。而中國周邊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為中國集中精力于國內經濟發展創造、營造與塑造一個基本安定的周邊環境。

四、以“大周邊戰略”為方向，遠近結合、穩步拓展 面對當前中國周邊地區動蕩加劇的態勢，我們需要嚴密關注與持續跟蹤，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

1、大力強化“周邊是首要”與“維穩”、“維權”并舉的意識，應樹立“和平發展、重在周邊”與“和諧世界、始自周邊”的戰略意識，整合處理周邊事務的體制機制、形成合力，對周邊重點國家政局演變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調研、突出預警性。

2、有效應對大國地緣角逐，夯實地緣戰略依托。與主要大國增加溝通、協調與戰略互信，積極應對其對華滲透、擠壓與圍堵，致力于共同促進有關國家與周邊穩定。在反恐、防擴散、搶險救災、發展援助、“維和”行動等方面自主承擔力所能及的“大國責任”。

3、與時俱進、調整與發展“不干涉內政”原則，有效應對周邊亂局。改進對所謂“問題國家”的政策，既要反對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謂“問題國家”應以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大局為重。

只有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消除國家的安全隱患，才能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創造條件。

第二篇：正確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正確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和平年代耳邊的警鐘

盡管已經遠離了金戈鐵馬的飲水河，盡管已經用不著醉里挑燈看劍，盡管我們已經意氣風發走進新時代，可是，朋友，在你的心中是否還存在一片綠色呢？當前我國的的各種形勢，需要我們去關注，去了解。

進入21世紀，中國周邊地區形勢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與發展使周地區形勢呈現出總體穩定與局部動蕩并存的局面。中國作為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沒有統一的大國，維護中國的利益，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是中國和平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必要條件。通過積極、有效、妥善應對周邊不穩。

當前周邊形勢

周邊地區在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中國的周邊包括六大“板塊”，分別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西亞與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可將這六塊地區統稱為中國的“大周邊”。當前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個國家政局動蕩不定，多個地緣方向滋生亂局，周邊不穩趨于常態化、持久化、復雜化與聯動化。周邊形勢動蕩既有自身矛盾錯綜復雜的“內因”，也有大國角逐與干涉的“外因”。

日本政局持續動蕩。先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因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等處臵失措于6月份被迫辭職，由菅直人出任民主黨新黨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著是7月11日舉行參議院改選，由于菅直人的消費稅改革方案“得罪”選民，致使由民主黨與國民新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失利，在野黨占據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在野的自民黨贏得選舉、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日本由此再次出現了朝野政黨分別控制眾、參兩院的“扭曲國會”，民主黨執政難度進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變天”后重又趨于動蕩不定；

朝鮮政權“換代”進程明顯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黨代表會議，選舉朝鮮勞動黨最高指導機關。在朝鮮勞動黨歷史上，黨代表會議只在1958年和1966年舉行過兩次。此舉表明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培養“接班人”的“緊迫感”增加。與此同時，在南太（平洋）地區，連政局一向平穩的澳大利亞居然也發生“政變”，陸克文總理因礦產資源稅政策失誤等嚴重影響其工黨年底選情，陸克文迫于工黨內部巨大壓力提前辭職，吉拉德出任工黨新黨首并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將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提前到8月21日舉行朝鮮“貨幣改革”以失敗告終，國內經濟困境加劇。

當前中國形勢

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普遍化、常態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 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并存，周邊動蕩加劇對中國構成諸多嚴峻挑戰，中國應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

就經濟而言：中國，目前處于守勢，而日本，美國等國家是出于攻勢。他們視中國為未來國際地位的最大挑戰者。正是因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迅猛的發展，舉世矚目。成為21世紀的世界大國。

就意識形態，社會體制而言，中國目前處于轉型期，相當于落后世界先進主流50年。但是這種珠江、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會體制一旦崩潰，勢必將**頻仍，民不聊生，對當前中國而言，最大問題莫過于臺灣和朝鮮問題。臺灣局勢，關乎世界格局，牽涉中，美，日，俄世界各國，這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關鍵關口。而對中國臺灣的回歸有極極大異議的無疑是美國和日本，他們與臺灣：“淵源”頗深，單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家都在觀察對方的舉動。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的問題上也是糾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腦參拜神社也時常引發中國民眾被屠殺留下的傷痛。

周邊國家的重要性

首先，在國家安全上，周邊地區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捍衛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反分裂斗爭的主戰場，是中國防御外敵入侵的前沿與前哨，是中國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緩沖帶與戰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與對外戰略上，周邊地區是保障中國國際政治利益的重要區域，是中國崛起與成為世界大國不可逾越的環節與必經之地，是中國今后崛起為多極格局中單獨一極的主要支撐點與戰略依托帶，是中國與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臺。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對外主要體現在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上升，周邊地區是中國對外展示實力與施加影響的主要場所，是中國對外發揮國際作用的主要地區，是中國擔當“負責任大國”力所能及的主要舞臺。

再次，在經濟上，周邊地區關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外貿市場，也是中國能源與資源進口的主要來源，還是中國能源資源進口戰略通道（陸上油氣輸送管道與鐵路、海上航線）的集中區域。

解決措施

應建立穩定和諧的周邊環境：我國的周邊外交立足于國家的戰略利益，在與周邊各國的交往中，我們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軍事戰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認各國的自主性，尊重地區的多樣性。

和平協商，合情合理的解決邊界糾紛。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指出，一要尊重歷史和現實，和平協商，互相尊重各國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鞏固的國防，才能保證我國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人民安居樂業。人民解放軍正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不斷發展和提高。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高效能的司令機關。在現代戰爭條件下，沒有健全的、具有頭腦作用的、富于科學的組織和分工的司令機關是不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發出了“建

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號召，強調“要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改善武器裝備，加速國隊現代化”。這是對“建立強大的國防軍”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目前，人民解放軍正沿著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道路，為達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要求而繼續奮斗在當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周邊政治格局總體態勢良好，局部地區比較動蕩。我們只有與周邊和睦相處，才能共同繁榮發展，只有貫徹“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 政策，才能有長期穩定與和平。只有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才能處理好外部事務，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國需要制定妥善的戰略，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強大的國防力量。科學技術創新。我們還應注意到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隱患，聯合一切聯合的國際力量削弱，周邊環境中不利因素，掃除和平發展的一切障礙。同時與周邊國家相處過程中，積極參與亞洲多邊及雙邊機制適用本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發揮地區大國的作用，盡而實現中國的崛起。

從小學，中學，高中，我們都接受過教育。可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卻未真的理解過當前中國的各種形勢，這是一直在我心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正確認識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愛國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要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將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轉化為學習的動力，自覺維護我國安定團結穩定的大好局面。

第三篇：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形勢與政策-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國家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歸根結底取決于國家自身的實力；也取決于建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和調整。冷戰后，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急劇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和平問題沒有解決，發展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南北差距愈來愈大。國際安全形勢總體穩定的態勢繼續發展，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也在不斷增多，新挑戰新威脅不斷出現。當前，我國的發展已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從國家安全形勢上看，我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將是機遇大于挑戰；否則，則將是相反。

周邊地區在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中國的周邊包括六大“板塊”，分別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西亞與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可將這六塊地區統稱為中國的“大周邊”。當前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個國家政局動蕩不定，多個地緣方向滋生亂局，周邊不穩趨于常態化、持久化、復雜化與聯動化。周邊形勢動蕩既有自身矛盾錯綜復雜的“內因”，也有大國角逐與干涉的“外因”。周邊動蕩加劇對中國構成諸多嚴峻挑戰，中國應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通過積極、有效、妥善應對周邊不穩，不僅為自身持續與完全崛起營造更加有利的周邊環境，而且也為周邊的和平穩定與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應有的重要貢獻。

以下是我從政局方面上看待我國的周邊形勢：

一、周邊各方向多個國家與多個地區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動蕩

中亞不穩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異動最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發生突變，首都比什凱克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南亞則有多個國家政局劇烈動蕩。阿富汗首當其沖，巴基斯坦緊隨其后。美國奧巴馬政府強力實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戰略”，大舉增兵阿富汗，對巴基斯坦一再實施越境打恐，引發極端勢力與恐怖組織強烈反彈，致使南亞恐怖襲擊活動有增無減。對于美國“阿富汗新戰略”的黯淡前景，英國《金融時報》載文指“美國正在阿富汗走進死胡同”。

東南亞政局動蕩以泰國為首。支持泰國前總理他信的“紅衫軍”反政府示威者從3月14日開始便占據首都曼谷的鬧市區，與政府軍及親政府勢力不時“擦槍走火”。此外東南亞地區形勢動蕩還體現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勢更趨復雜，其中既有海盜活躍威脅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權益爭端加劇，包括島礁主權爭議、專屬經濟區劃分沖突、海洋漁業與油氣礦產資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企圖使雙邊爭議“多邊化”，美國也極力“插手”南海問題，致使南海形勢更加敏感復雜。

東北亞形勢主要因韓國“天安號事件”而驟然緊張。在朝鮮半島方向，韓國于5月20日公布“天安”號事件正式調查結果，認為導致2010年3月26日韓國海軍“天安”號警戒艦爆炸沉沒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鮮小型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攻擊，美國和日本政府隨即分別表示“強烈譴責”導致“天安”號沉沒的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張各方應冷靜克制，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避免局勢緊張升級。朝鮮則于5月21日發表聲明對此予以堅決否認，指如韓國以“天安”號事件為借口對朝鮮進行報復，朝鮮將采取一系列強硬措施加以應對。此外日本政局持續動蕩，朝鮮政權“換代”進程明顯加快。

西亞動蕩主要是“兩伊問題”。伊拉克自伊拉克戰爭以來安全形勢難有根本好轉，而伊拉克“大選”之后的新政府因為黨派矛盾而一再“難產”，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難以明朗。伊朗朝野雙方圍繞2009年“大選”結果爆發激烈沖突的“選舉后遺癥”仍未徹底消除，而伊朗核問題更是錯綜復雜。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普遍化、常態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并存。尤其是“天安號事件”、吉爾吉斯斯坦“變天”、伊朗核問題僵局、巴基斯坦惡性恐怖活動頻發等“四大危機”同時“發作”，并分別引發東北亞、中亞、西亞、南亞四大“板塊”“震動”不已，致使中國周邊形勢復雜而嚴峻，“變”、“亂”、“險”交織，“變臉”不斷、“亂象”紛呈、“險象”環生。面對“亂云飛渡”的周邊環境，中國應準確“把脈”、從容應變。

二、周邊國家政局動蕩主要包括三種情形

中國的周邊國家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少數屬于發達國家，按其政治體制、所處社會發展階段與“穩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國家”、“轉型國家”與“問題國家”三大類，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可依此分為三種情形：

第一類是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局演變。如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其主要屬于“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的范疇，包括主要政黨圍繞選舉與執政權所展開的權力斗爭，在野黨對執政黨的監督，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的權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動具有周期性、規則性、暫時性與可控性，確定性相對較大，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對華政策與雙邊關系的調整變化。

第二類是從所謂“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轉型國家”的“轉型陣痛”。中國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多數屬于此類，其政局動蕩具有中期性、常態性，不確定性與風險較大，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雙邊關系變化與地緣政治經濟利益易受沖擊。例如，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五個“斯坦”國家均系從“前蘇聯”解體而來，體制上不同程度帶有“前蘇聯”的痕跡，哈、塔、烏三國政權“新老代際問題”突出，土國新總統尚在摸索之中。

第三類則是西方所謂的“問題國家”的政局混亂，其發展極端則是成為嚴重影響地區穩定的所謂“失敗國家”，其政局異動具有長期性、系統性、突發性與高度不確定性。例如，美國著名的國際問題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謂“2010年失敗國家排行榜”，將中國周邊多個國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門、“第十六名”的緬甸、“第十八名”的東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鮮等。

三、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各種根深蒂固矛盾是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根源或“內因”

一是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分化”與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邊多個國家均已形成以兩大主要政黨為首的“兩大陣營”和朝野對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黨與自民黨、印度的國大黨與人民黨、泰國的“反他信”與“親他信”勢力等，對立雙方分庭抗禮、長期相持不下，以至“黨爭”、“政爭”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邊一些國家政府權威下降。

二是國內經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國際金融危機更是激化社會矛盾。城鄉與不同階層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各種弱勢群體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爭。金融危機嚴重沖擊周邊國家經濟發展，致使經濟大幅下滑、失業問題嚴重、社會動蕩加劇，例如吉爾吉斯斯坦與泰國等。

三是“三股勢力”（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與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國際恐怖主義繼續活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與中亞，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成為全球恐怖活動的“重災區”，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來”，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亞以外地區流竄，印度反恐頻繁拉響“警報”，印度尼西亞破獲多起恐怖陰謀；印度東北部與緬甸等存在嚴重的民族分離主義，民族分離主義武裝組織不時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部族與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國爭奪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與加劇周邊動蕩

一是大國在中國周邊爭奪地緣戰略利益。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周邊地區的滲透擴張，自西面推行所謂“大中東”與“大中亞”戰略，將“反恐重心”由伊拉克“東移”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通過占領伊拉克與阿富汗、遏制伊朗、滲透巴基斯坦，進而“打通”西亞、南亞與中亞，并誘使中亞國家“向南發展”以削弱俄羅斯與中國的地緣利益；在東面借“天安號事件”強化美韓、美日同盟，加緊“重返”東南亞，對緬甸“誘”、“壓”并舉，企圖以湄公河流域開發與南海問題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緊尋覓新的“戰略支點”。與此同時，美國還對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島鏈”軍事部署加快重組，力圖構筑多層次戰略打擊與縱深防御體系。

二是西方大國對中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略，激化干涉與反干涉矛盾，加劇周邊動蕩。美、歐等西方大國將中國周邊作為“民主改造”重點目標，對中亞調整“顏色革命”策略、企圖穩步推進“民主”，對伊拉克、阿富汗進行“民主手術”，對巴基斯坦推進“民主轉型”，對伊朗、緬甸、朝鮮三大所謂“問題國家”軟硬兼施，通過互聯網、非政府組織、反對派等企圖實現“政權更迭”。美國在中國周邊持續實施“民主改造”的“終極目的”則是圍堵所謂“威權大國”中國以及俄羅斯。西方大國一再在中國周邊地區推行所謂“民主”，致使周邊多個國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亂象”、難以自拔。

三是周邊資源與能源爭奪加劇。美國在優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時，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萬億美元級”礦產資源，同時覬覦南海油氣資源。俄、美、日、印度加緊角逐中亞、東南亞油氣資源，各方圍繞陸地能源輸送管道建設與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展開復雜博弈。

四是周邊“海權”角逐升溫，海洋形勢日趨復雜。同時，中國“海洋崛起”導致區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國、日本等老牌海洋強國心有不甘，美國更是極力維護“海洋霸權”。特別是在近期，中國周邊地區多個海域軍事演習“扎堆”，周邊海軍競賽浮出水面。五是中國周邊地區重大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嚴重危害周邊各國。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亞、中國青海玉樹等）、大旱災（中國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島）、大洪水、臺風、海嘯、極端惡劣天氣、重大疫情等，致使周邊安全環境更趨嚴峻，周邊亂局雪上加霜。

五、周邊動蕩對中國的挑戰嚴峻而復雜

中國周邊形勢動蕩不安尤其是不少國家政局不穩，對中國帶來復雜影響。一方面，包括周邊國家政局不穩在內的周邊形勢動蕩，與中國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形成了明顯反差，反襯出中國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體制優勢，凸顯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影響力與軟實力的顯著增強，進而堅定了我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周邊亂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濫的弊端與危害，有利于周邊國家從各自實際情況出發、堅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邊國家更好地維護本國主權獨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國以“民主”干涉其內政的企圖；在周邊某些鄰國陷入長期“內耗”與難以自拔的同時，中國卻能繼續保持強勁崛起，彼此力量對比進一步朝中國傾斜，這將有利于中國對“和諧周邊”的主動“塑造”。但另一方面，周邊動蕩也給中國的和平發展帶來一系列嚴峻挑戰。

一是周邊亂局“外溢效應”直接危及中國的沿邊經濟發展與安全。中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地區持續不穩定，勢必分別波及中國的西北、西南與東北沿邊地區，影響中國“西部大開發”與“東北振興”等區域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二是鄰國政局動蕩、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嚴重威脅中國的海外利益。中國的對外投資經營、工程承包與商貿活動統稱“走出去”，而周邊地區則是中國經濟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國開拓海外商品市場、投資場所與獲取能源資源的重要地區，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拓展國際經濟空間。而周邊鄰國政局動蕩不定乃至發生政變與騷亂，將嚴重危及中國在當地的投資與人員安全。

三是周邊亂局為某些大國“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機，大國加緊爭奪中國周邊將危害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中國的地緣戰略依托受到侵蝕，中國崛起更將面臨“龍困淺灘”的危險。

四是中國與鄰國的既有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更趨復雜。隨著中國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國與鄰國的實力差距不斷擴大，這將引發周邊某些國家的“反彈”，一些鄰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更加突出，企圖通過“大國平衡”戰略、借助美國等“制衡”中國，而美國則極力“利用矛盾”。特別是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某些鄰國，其“危機感”與“緊迫感”加深，唯恐爭端解決的時間“站在中國一邊”，遂加緊強化對中國海洋權益的非法侵占侵蝕，加大對美國的戰略借重。

五是周邊亂局嚴重掣肘亞洲經濟一體化，影響中國的周邊區域合作政策實施與推進。如泰國等東盟某些成員國的政局紊亂對東盟一體化、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10+1”）、中日韓與東盟經濟合作（“10+3”）等“拖后腿”；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變天”對上海合作組織（“SCO”）的穩定發展構成棘手考驗。

六是中國在周邊的“大國責任”壓力不斷上升，周邊外交“兩難”困境加劇，“不干涉內政”原則備受沖擊。西方大國視朝鮮、緬甸、伊朗等所謂“問題國家”為“眼中釘”，認為中國與其關系“特殊”，敦促中國在防擴散與維護地區穩定上承擔“大國責任”，無理要求中國放棄“不干涉內政”原則，對“問題國家”施加影響，致使中國在“問題國家”與西方大國之間陷入兩難。此外，中國沿邊與沿海地區的和平發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臨周邊動蕩的嚴重威脅，傳統的“不干涉內政”原則面臨調整。中國在周邊地區既要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尤其是領土領海主權等“核心利益”（“維權”），又要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穩”）與自身和平發展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兼顧二者難度日益上升。

六、“亂云飛渡仍從容”

盡管周邊動蕩對中國構成了諸多嚴峻挑戰，但如辯證地看，只要我們準確“把脈”周邊亂局并“對癥下藥”，應對得當并主動作為，上述挑戰也可被轉化成提升中國周邊外交能力、增強中國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難得戰略機遇。事實上，針對當前周邊多個“熱點”，中國外交迎難而上、從容應對，充分展現了“負責任”的大國風范。

首先，針對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突變，中國冷靜觀察、果斷決策，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由外交部負責牽頭的跨部門快速反應工作組，分別進駐新疆烏魯木齊與駐吉爾吉斯斯坦中國大使館，一面與吉臨時政府積極接觸、敦促其維護中國僑民人身與財產安全，一面派包機組織開展了大規模緊急撤僑行動，將上千名中國商人安全撤離回國。

其次，針對伊朗核危機加劇之勢，作為與伊朗傳統友好國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資的國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將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在各方之間展開積極斡旋，始終兼顧維護不擴散核武器國際機制與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有效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堅決反對以武力方式解決問題，并在西方大國作出了實質妥協的情況下投票支持安理會通過“制裁”伊朗的新決議，為緩和危機、維護西亞地區和平穩定、促進有關各方適時重新啟動談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針對緬甸即將舉行的“大選”與中緬邊境不穩態勢，中國對緬政策將突出“睦鄰、安鄰、富鄰”宗旨，加大經濟援助，支持緬甸政府和平與公正解決緬北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問題，加快推進中緬印度洋油氣輸送管道建設。中國總理溫家寶于2010年6月初應邀對緬甸進行了正式訪問，溫總理對緬甸領導人表示，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緬甸主權和領土完整，祝愿緬甸穩定、團結、發展。中方愿與緬方繼續共同努力，推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系在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不斷向前發展。中緬雙方同意擴大能源資源等領域合作，實施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戰略，共同維護兩國邊界和平穩定。

最后，針對“天安號事件”引發的朝鮮半島驟然緊張局勢，中國冷靜周旋、多方協調，苦口婆心、勸和促談，盡最大努力維護東北亞和平。在韓國“天安號事件”上，中國始終堅持“兼聽則明”與“以事實為依據”，反復強調“冷靜、冷靜、再冷靜”與“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雙方切實負責和以“大局”為重，強調對事件“真相”的調查應堅持客觀、公正、充分與第三方參與的原則，反對倉促武斷、魯莽行事與挑釁滋事。中國一再努力緩和半島緊張與化解矛盾，力爭避免南北雙方擦槍走火乃至沖突升級失控，并為朝核問題重回解決軌道爭取轉機。

七、周邊地區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越來越重要 對于中國外交與中國崛起而言，周邊外交與“周邊工作”具有“無比重要性”。中國外交有“四個布局”之說，即“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其中，周邊不僅占據了“首要”地位，而且周邊也是“四個布局”交織并存的地帶：周邊地區集中了當今世界主要的大國美、中、俄、日、印度等，“周邊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國外交”；周邊地區絕大部分屬于亞洲與大洋洲的發展中國家，“周邊外交”在相當程度上屬于“發展中國家外交”；周邊地區存在各類次區域與區域合作組織，各種多邊機制蓬勃發展，“周邊外交”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多邊外交”。由此可見，“周邊外交”“濃縮”了“大國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多邊外交”，是中國外交“四個布局”的高度統一，故周邊對中國外交“無比重要”。進一步分析，周邊外交與周邊工作的“無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國的國際定位所決定的，作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屬于地區大國與地區強國，也即周邊地區大國，周邊是中國國家利益對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國綜合實力的主要所及。具體而言，周邊外交的重要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國家安全上，周邊地區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捍衛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反分裂斗爭的主戰場，是中國防御外敵入侵的前沿與前哨，是中國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緩沖帶與戰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與對外戰略上，周邊地區是保障中國國際政治利益的重要區域，是中國崛起與成為世界大國不可逾越的環節與必經之地，是中國今后崛起為多極格局中單獨一極的主要支撐點與戰略依托帶，是中國與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臺。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對外主要體現在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上升，周邊地區是中國對外展示實力與施加影響的主要場所，是中國對外發揮國際作用的主要地區，是中國擔當“負責任大國”力所能及的主要舞臺。

再次，在經濟上，周邊地區關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外貿市場，也是中國能源與資源進口的主要來源，還是中國能源資源進口戰略通道（陸上油氣輸送管道與鐵路、海上航線）的集中區域。周邊地區集中了中國海外能源供應與資源保障的主要地區，尤其是西面的中亞與西亞地區，東南面的澳大利亞，以及北面的俄羅斯遠東地區。能源與資源進口對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具有決定性作用，周邊地區的三個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亞與西亞兩大地區，中亞里海盆地因擁有2000億桶潛在石油儲量而被譽為“第二中東”，中國對該地區開展了大量能源投資。二是東南面的澳大利亞，僅西澳大利亞州，就生產了全世界17%的鐵礦石、21%的氧化鋁，18%的鎳、45%的鉭、32%的鋯等，其中相當部分出口到中國；三是北面的俄羅斯遠東地區，俄遠東油氣資源仍將是中國進口的一大重點。

簡言之，周邊地區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平發展、最終崛起與民族復興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國對外維護與拓展國家利益的關鍵所在，其局勢穩定與否也將直接關系到中國國內的發展。而中國周邊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為中國集中精力于國內經濟發展創造、營造與塑造一個基本安定的周邊環境，使其不干擾與分散中國的主要精力，并盡量避免被卷進周邊地區的戰亂與動蕩之中。八、一脈相傳而又與時俱進的中國周邊外交方針 當前的中國周邊外交是歷史的延續與時代的發展，中國的周邊外交方針具有強烈的歷史連續性，以及中華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諧”的鮮明特色，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周邊外交“思想脈絡”及其實踐，大致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改革開放之前的周邊外交，其主要標志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由中國與印度、緬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國與大部分接壤鄰國明確劃分了邊界。

二是從改革開放到二十世紀末期的周邊外交，其主要標志是“睦鄰外交”大發展，中國率先擺脫了國際“冷戰”格局的羈絆，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改善了與有關鄰國的關系，最終與所有鄰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并為集中精力于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創造了總體上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三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周邊外交，周邊外交方針實現了一系列的創新發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2003年10月，溫家寶總理在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發表題為“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演講，將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進一步概括為“睦鄰、安鄰、富鄰”六字方針，他指出：“‘睦鄰’、‘安鄰’和‘富鄰’是中國實現自身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是自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周邊外交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順勢而上”與“大周邊”成為新的“關鍵詞”。面對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范圍“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面對中國崛起加速與“亞洲崛起”加快同步并進，面對周邊環境錯綜復雜的現實“熱點”、“難點”，中國的周邊外交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多管齊下、全方位推進。

九、以“四片經營”基礎，對周邊“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首先，對東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有蒙古、俄羅斯、朝鮮、韓國與日本，以及一個“特殊的鄰國”——美國。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伙伴是俄羅斯，中俄兩國在經濟與軍事合作、維護各自國家的統一以及維持國際力量對比的戰略平衡上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國之間還建立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美國是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對手，美國在日本與韓國維持著大量駐軍，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將該地區作為其設想的主要戰場，美國還在距該地區不遠的關島基地大力加強了遠程投送與遠程打擊能力，美國將中國的正常崛起視為挑戰其霸權地位的主要戰略威脅，并與中國的臺灣地區保持著密切的軍事合作關系，包括堅持對臺軍售。日本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國的戰略盟國，它既沒有對其侵略歷史認真反省，又對中國的發展強大心懷不滿，也不愿看到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和平統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滿足于僅僅作為美國的附庸國，完全受美國擺布，而希望成為更加獨立的“正常國家”，日本對中日之間的經貿合作潛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國周邊外交戰略中可以爭取的對象，即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進一步發展中日關系。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應繼續支持半島的和平統一，同時大力發展中韓關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傳統與歷史淵源關系來爭取韓國，使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還將繼續致力于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無核化”目標，積極化解矛盾、緩解危機。

其次，對東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主要是作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的十個國家，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為南海問題，即與東盟有關國家在南海島礁及其海域劃分上的爭端，中國的主要對手為東盟有關國家以及美國對其給予的支持，而中國的主要伙伴也是東盟的其它有關國家。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南海問題（其中又以南沙群島及其海域最為突出）現已成為異常棘手、甚至難以逆轉的“老大難”問題，東盟有關國家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及其附屬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實，中國的主權領土及其寶貴資源遭到了眾多東盟小國的侵吞瓜分，南海問題可謂積重難返。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要對手是菲律賓與越南兩國，越南是因其占據著為數最多的南沙島礁，菲律賓則是因其態度蠻橫且不斷帶頭對中國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國的撐腰而忘乎所以。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策一方面既要現實可行與量力而行，要等待時機，加快自身經濟與軍事實力的發展，以備后用；另一方面也應盡快開展行動，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極地“擱臵爭議”。當務之急應堅持南海爭端的“雙邊屬性”，避免形勢進一步惡化，并對有關國家的無理取鬧及強權行徑采取更為有力的堅決措施，決不手軟，同時調整對南海資源進行“共同開發”的政策。中國應繼續加強與東盟有關國家的傳統友好關系，以爭取其支持，例如泰國、緬甸以及印度尼西亞、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國，應緩解中越兩國在南海島礁上的矛盾，并對美國軍事力量在該地區的卷入保持必要與足夠的警惕。

再次，對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鄰國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懸而未決的中印邊界爭端（印度非法占領了中印邊界東段近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中國的主要“競爭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則是巴基斯坦。對于同樣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國的南亞政策應保持“平衡”：一是繼續聯合巴基斯坦并給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對美國依賴太深及其安全形勢惡化失控，防止南亞力量對比進一步失衡與印度“獨大”；二是正視印度的大國身份及其國際地位，大力增強中印兩國的經貿合作與科技交流，并與印度就南亞穩定和國際格局多極化等議題展開戰略對話，增進中、俄、印之間的三邊合作；三是對美國自“9·11”之后在南亞地區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急劇增加之勢，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戰略”前景、美印軍事合作等予以密切關注與高度警覺。

第四，對中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主要是俄羅斯與中亞五國，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即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這三股惡勢力，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羅斯以及與中國接壤的三個國家，而中國的主要對手則是“東突”恐怖勢力與“疆獨”民族分裂組織。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任務有兩點，一是維護社會穩定與民族團結，捍衛國家統一，包括為此開展的反分裂與反恐怖斗爭；二是密切結合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大力發展中國西北內陸邊疆地區經濟，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中鄰能源開發合作。中國的中亞政策將堅持“安全”與“經濟”并舉的“雙輪驅動”，堅持雙邊合作與上海合作組織多邊合作兼顧的“雙管齊下”。對美國自“9·11”之后在中亞地區軍事及政治存在顯著增加之勢，中國既應保持足夠的警覺，也可與美國就反恐等問題進行對話與合作。

十、以“大周邊戰略”為方向，遠近結合、穩步拓展 面對當前中國周邊地區動蕩加劇的態勢，我們需要嚴密關注與持續跟蹤，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對周邊亂局既要分門別類，又要統籌應對，積極促進周邊總體和平穩定與發展，切實維護自身地緣戰略利益。

一是大力強化“周邊是首要”與“維穩”、“維權”并舉的意識，集中精力、加大投入、專注周邊，科學研判、及時反應、積極引導。應樹立“和平發展、重在周邊”與“和諧世界、始自周邊”的戰略意識，整合處理周邊事務的體制機制、形成合力，對周邊重點國家政局演變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調研、突出預警性。

二是適時制定“大周邊戰略”，拓展中國周邊的內涵與外延，“做深、做實”周邊工作。在堅持“四片經營”的基礎上，統籌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與南太“六大塊”，打破不同區塊之間的分割，形成聯動機制。穩步推進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整合與創新周邊地區多邊合作機制，建構和諧、有序、安全、繁榮的周邊新秩序。

三是周邊地緣戰略堅持“東西兼顧”、“陸海并舉”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統籌”方針，妥善兼顧地緣“西線”與“東線”，同步開拓“陸權”與 “海權”，統籌應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

四是針對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三種情形”，對癥下藥，強化危機管控，維護正當權益。針對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局突變，防止其沖擊與中國的雙邊關系；針對所謂“轉型國家”的政局異動，防止其對華政策出現嚴重倒退；針對所謂“問題國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維護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風險。

五是有效應對大國地緣角逐，夯實地緣戰略依托。與主要大國增加溝通、協調與戰略互信，積極應對其對華滲透、擠壓與圍堵，致力于共同促進有關國家與周邊穩定。在反恐、防擴散、搶險救災、發展援助、“維和”行動等方面自主承擔力所能及的“大國責任”，維護中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形象。

六是與時俱進、調整與發展“不干涉內政”原則，有效應對周邊亂局。改進對所謂“問題國家”的政策，既要反對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謂“問題國家”應以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大局為重。

七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確保周邊總體和平穩定，堅決捍衛中國沿邊地區的安全與發展。大力強化中央統籌，充分發揮沿邊與沿海省份的積極性。有效防范鄰國亂局的“外溢效應”，有效遏制境外敵對勢力趁機進行滲透破壞活動。

心一 2011-05-30

第四篇：當前中國周邊形勢及大國關系

當前中國周邊形勢及大國關系

政治與行政學院

2012級2班

201203140240 楊皎

摘要：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的巨大轉變之中,大國關系也顯露出明顯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冷戰后，世紀之交的世界處于“一超多強”格局。美國憑借其超級大國的實力暫居主導地位，中美關系既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最大變數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之一，當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雖然比較穩定 ,但仍然存在一系列的潛在危險。當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面對的最大挑戰有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中日釣魚島主權問題等。

關鍵詞：合作共贏，和平發展，戰略互惠，朝核試驗，六方會談 中美關系發展現狀及特點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明顯的成本優勢，廣闊的市場和無可限量的發展潛力；另一個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經濟，科技實力的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關系，直接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發展。

我國正處于經濟相對快速發展的時期，因此我們渴望擁有一個和平的，繁榮的國際環境與經濟環境，所以我們真誠地希望能夠發展好中美關系，以展開更多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發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國處于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其政府更關心維護國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國現階段的對華戰略方針應該在大體上維持現狀，盡量將中國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軌道，同時防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

冷戰后的中美關系也曾經出現了多次起伏和危機，但是中美關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中美經濟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影響兩國關系的負面因素也不容忽視，諸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軍售問題和臺灣問題等，其中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影響中美關系改善和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最容易導致中美兩國發生直接沖突的敏感問題。中美關系的現狀似乎還跟一件事有關系——“911事件”。在911事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斂，因為他推行的“單邊主義”已經引起了很多國家，甚至是盟國的不滿。美國人也意識到：脫離整個世界，美國是無法生存與發展的。因此，美國與中國的關系進一步好轉，以利用中國加強他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并幫助他進行反恐斗爭。

穩定同美國關系，是中國外交的關鍵。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是中美關系新航程的顯著特色。新的航程展現新的前景。只要中美兩國堅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原則，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中美關系就能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就能為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不斷作出貢獻。中日戰略互惠關系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無論是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還是從地緣文化來說，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都是緊密相關的。中日關系的發展走向，影響并制約著中日兩國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全面發展，還影響著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中日關系現存在的主要特點有四：一是經濟合作日趨密切，政治摩擦接連不斷；二是重要性上升，信任感卻下降；三是合作與摩擦并存，但雙方都努力防止關系的破裂；四是中日關系的發展變化受制于中美關系和日美關系的發展變化。

由于是東亞鄰國，又存在著難以解扣的“歷史情結”，中日之間在戰略層面上的“不信任”短時間內難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較諸中美關系更形明顯。同時，兩國又都處在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型期，中國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爭取成為“正常國家”。經濟崛起的中國與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間“不信任”與“安全困境”的消極作用，使兩國在政治及軍事安全領域的戰略互信短時間內尚難建立。

在國家層面，中日關系中的“認同危機”反映在兩國國民心理上，表現為情緒對立和感情齟齬。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推波助瀾，加大了兩國民眾的感情距離和心理落差，應有的友好求同氣氛漸漸為國家利益碰撞的現實所替代。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田問題、臺灣問題、兩國軍事力量發展及今后各自戰略動向等問題相互交錯，使中日關系的復雜性及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幾乎超越了中美關系。

近年來，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國家戰略的轉變和對外政策的調整，中日兩國關系正從“特殊”向“普通”的方向轉變。通過兩國首腦互訪，中日關系出現了改善和發展態勢，為緩解雙方相互疑慮，增進戰略共識與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因此，外界輿論把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和2007年4月溫總理訪日分別形容為“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福田首相2007年年底訪華和2008年5月胡主席訪日，啟動了國家最高層次對話，為構筑日中戰略和解與合作“雙贏”的“戰略互惠關系”起到了“鋪石墊路”作用。“共同的戰略利益”終于催生出中日兩國間的戰略互惠關系。

當代,和平與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主流。中日兩國也會在這個大前提下發展兩國關系，和平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時內是兩國關系的重點。我們要努力使兩國關系向好的方向發展，合作發展中達到共贏。以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具戰略性的視角尋求兩國共同利益。共同致力于實現地區穩定和繁榮。克服雙邊關系的脆弱性，穩定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集中力量解決互利合作的現實問題，維護和發展戰略互惠的長遠利益，理智愛國，實現中日兩國永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目標。

朝核問題及中國對策

朝鮮是世界上經濟較落后、軍事支出占國民收入比例較高、國民生活質量偏低的國家之一，現國家總體水平相當于中國60年代。

中國和朝鮮自古以來就是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友好鄰邦。1949年10月6日，中朝兩國建交。從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的抗美援朝，到1961年7月11日，兩國簽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從朝鮮戰爭開始，中國克服自身經濟的嚴重困難，向朝鮮無償提供了幾百億人民幣的資金和幾百萬噸的物資。中國一直還以很低廉的價格把礦產品出售給朝鮮。中朝雙方宣布成立羅先經濟貿易區管理委員會和黃金坪、威化島經濟區管理委員會。朝鮮與中國是一體的。甚至可以說，朝鮮是中國打的牌。朝鮮是中國在東北亞的緩沖，中國不會輕易丟掉它。可以這么說朝鮮為中國的“小兄弟”。

然而，由于出于國家安全、經濟建設、社會信心、外交突圍等多因素的原朝因朝鮮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一再的在領土上進行了危險的核武器研究和試爆。嚴重危害了中國周邊及國際環境的安全。自2002 年10 月以來，朝核問題一直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朝鮮核試驗帶來的影響：

1、朝鮮核試驗破壞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2、朝鮮核試驗使東亞地區成為了潛在的戰爭策源地。

3、朝鮮核試驗使美日關系更加緊密。

4、對中國東北的邊陲的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破壞。

為解決解決朝鮮核危機朝鮮、韓國、中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六國共同參與六方會談。會談于2003年8月27日開始，到2007年9月30日為止，共舉行過六輪會談。2009年朝鮮宣布退出之后，六方會談至今一直沒有復會，被普遍認為已經名存實亡。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勢下，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仍堅信必須通過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決朝核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講，六方會談雖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勢下外交解決朝核危機的唯一為各國接受的現實方式。

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積極參與對朝鮮核問題進行的系列國際管理。朝鮮半島局勢和平穩定符合中國戰略利益，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國堅持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調和朝鮮核問題爭端。中國政府明確對朝鮮核問題的立場。即 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以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符合有關各方的共同利益。；維護核不擴散體制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希望各方保持冷靜，避免采用使局勢進一步升級的行動。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在當今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和摩擦會更加激烈，但和平、合作是歷史發展的主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將是整個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標。中國的經濟外交，既為中國利益而來，更為中國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丘吉爾。

時殷弘：中美關系與中國戰略【J】，《現代國際關系》2007年第1期

.韓一敏：試論中美關系正常化與臺灣問題【J】，《理論導刊》，2006年第11期

郭震遠：中美關系中的臺灣問題變化與影響【J】，《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2期.時殷弘：中國崛起和中美關系的戰略形勢【J】，《國際經濟評論》，2007年7月 巴殿君：21世紀中美雙邊關系中的臺灣問題【J】，《東北亞論壇》，2007年9月 黃大慧：《日本對華政策與國內政治--中日復交政治過程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203頁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系》叢書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頁。朝核問題-百度百科

第五篇：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周邊形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陳向陽（副研究員)周邊地區在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中國的周邊包括六大“板塊”，分別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西亞與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可將這六塊地區統稱為中國的“大周邊”。當前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個國家政局動蕩不定，多個地緣方向滋生亂局，周邊不穩趨于常態化、持久化、復雜化與聯動化。周邊形勢動蕩既有自身矛盾錯綜復雜的“內因”，也有大國角逐與干涉的“外因”。周邊動蕩加劇對中國構成諸多嚴峻挑戰，中國應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通過積極、有效、妥善應對周邊不穩，不僅為自身持續與完全崛起營造更加有利的周邊環境，而且也為周邊的和平穩定與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應有的重要貢獻。

一、周邊各方向多個國家與多個地區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動蕩 中亞不穩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異動最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發生突變，首都比什凱克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謂“顏色革命”上臺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舉推翻，以奧通巴耶娃為首的反對派宣布成立臨時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國外，而臨時政府也一直難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總統具有傳統影響的南方地區。6月10日，吉爾吉斯斯坦南方重鎮奧什的吉爾吉斯族與烏茲別克族之間爆發大規模族群騷亂，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大量烏茲別克族難民逃往鄰國烏茲別克斯坦避難，吉臨時政府先后向俄羅斯與美國提出求援，但俄羅斯除了加強其在吉軍事基地戒備外一直按兵不動，而中國政府則立即展開了大規模的撤僑行動。6月27日，吉就新憲法舉行“全民公決”，新憲法規定吉將由總統制改為議會制，公決獲得高票通過。7月3日，吉臨時政府總理奧通巴耶娃宣誓出任“過渡時期”總統，任期到2011年底。吉議會選舉定于2010年10月舉行，吉政局演變前景仍然存在著不小的變數。南亞則有多個國家政局劇烈動蕩。阿富汗首當其沖，巴基斯坦緊隨其后。美國奧巴馬政府強力實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戰略”，大舉增兵阿富汗，對巴基斯坦一再實施越境打恐，引發極端勢力與恐怖組織強烈反彈，致使南亞恐怖襲擊活動有增無減。與此同時，美國干涉阿富汗選舉，導致當選連任總統卡爾扎伊與“占領國”美國、“占領軍”北約部隊之間矛盾加深。美國于“9·11”后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沒有被美軍剿滅，反而“愈挫愈勇”、影響力趨于增強。美國決策層內部對“阿富汗新戰略”也存在嚴重分歧，前線指揮官麥克里斯特爾將軍對奧巴馬總統出言不遜，奧巴馬為維護自身權威被迫臨陣換將，將“戰功卓著”的麥克里斯特爾解職，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烏斯將軍接任。對于美國“阿富汗新戰略”的黯淡前景，英國《金融時報》載文指“美國正在阿富汗走進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國綁上“反恐”戰車，巴對本國部落區極端勢力發動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殘忍報復，“巴塔”一再制造嚴重恐怖襲擊活動，不斷造成巨大傷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動與“反恐”難解難分的“惡性循環”。而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也嚴重受制于議會，大權趨于旁落； 尼泊爾在野的第一大黨尼聯合共產黨（毛主義）發動大規模罷工，迫使尼總理尼帕爾在執政僅13個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辭職，尼政局陷入新一輪“波動”；

作為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度雖然政局總體穩定，但民族分離組織與反政府武裝（印度“毛派”等）不時對印度安全部隊發動突襲，破壞鐵路等重要交通設施，造成嚴重傷亡與損失。

東南亞政局動蕩以泰國為首。支持泰國前總理他信的“紅衫軍”反政府示威者從3月14日開始便占據首都曼谷的鬧市區，與政府軍及親政府勢力不時“擦槍走火”。泰國總理阿披實在“忍讓”多時之后，于5月13日晚派軍方封鎖“紅衫軍”示威地點，試圖逼走近萬名示威者，“紅衫軍”軍事領導人卡迪亞當場中彈身亡。泰國軍隊于5月19日開進“紅衫軍”集會區域，展開“清場”行動，雙方沖突造成嚴重傷亡與財產損失。多名“紅衫軍”領導人于當天下午集體自首，宣布結束集會示威。阿披實總理于當晚發表電視講話指，政府有信心使國家恢復正常和走上可持續復蘇道路。5月25日，泰國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動罪名，批準逮捕前總理他信，泰國內閣批準把在曼谷和23個府實施的宵禁再延長4天。7月6日，泰國政府決定將在曼谷等19個府已實施3個月的緊急狀態法再延長3個月，以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泰國亂局雖暫時緩解，但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泰國社會矛盾依舊難解；

緬甸即將舉行歷史性的全國“大選”，緬甸軍政府意圖在選前進一步“收編”緬北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引發后者反彈，加之軍政府與“民主派”之間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緬甸局勢變數增加；

菲律賓舉行完總統大選，小阿基諾以“反腐敗”為旗號高票當選，開始了六年任期；

東南亞地區形勢動蕩還體現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勢更趨復雜，其中既有海盜活躍威脅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權益爭端加劇，包括島礁主權爭議、專屬經濟區劃分沖突、海洋漁業與油氣礦產資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企圖使雙邊爭議“多邊化”，美國也極力“插手”南海問題，致使南海形勢更加敏感復雜。

東北亞形勢主要因韓國“天安號事件”而驟然緊張。在朝鮮半島方向，韓國于5月20日公布“天安”號事件正式調查結果，認為導致2010年3月26日韓國海軍“天安”號警戒艦爆炸沉沒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鮮小型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攻擊，美國和日本政府隨即分別表示“強烈譴責”導致“天安”號沉沒的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張各方應冷靜克制，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避免局勢緊張升級。朝鮮則于5月21日發表聲明對此予以堅決否認，指如韓國以“天安”號事件為借口對朝鮮進行報復，朝鮮將采取一系列強硬措施加以應對。韓國總統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號事件對國民發表講話，要求朝鮮道歉，表示將禁止朝鮮船只進入韓國領海，中斷韓朝貿易、合作與交流，并將與有關國家協商后將該事件提交聯合國安理會。韓國同日還表示將恢復“對朝心理戰”，更積極參與“防擴散倡議”，在近期舉行韓美反潛軍事訓練。韓國并于6月4日致函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通報其聯合調查結果，請求安理會做出反應。特別是，韓國與美國欲藉“天安號”事件于7月份在黃海一帶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有傳聞指美國核動力航母“華盛頓號”可能參演，由于黃海屬于中國近海與高度敏感海域，美韓軍演不僅臨近中國領海，而且直逼中國的政治中心，何況“天安號”沉沒迷團未解，美韓大規模軍演不僅將進一步激化朝韓、朝美矛盾，更將威脅中國安全，也不利于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因而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經中國方面的努力斡旋，聯合國安理會于7月9日通過了關于“天安”號事件的主席聲明，聲明未明確事件的責任歸屬，只是譴責了導致“天安”號沉沒的攻擊，并對韓國政府、人民、該事件遇難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問，強調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和平、穩定，鼓勵以和平手段解決半島未決問題，鼓勵半島北南雙方恢復直接對話和協商。而致力于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已被擱置多時，半島“無核化”進程仍然充滿坎坷；

日本政局持續動蕩。先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因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等處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辭職，由菅直人出任民主黨新黨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著是7月11日舉行參議院改選，由于菅直人的消費稅改革方案“得罪”選民，致使由民主黨與國民新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失利，在野黨占據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在野的自民黨贏得選舉、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日本由此再次出現了朝野政黨分別控制眾、參兩院的“扭曲國會”，民主黨執政難度進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變天”后重又趨于動蕩不定； 朝鮮政權“換代”進程明顯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黨代表會議，選舉朝鮮勞動黨最高指導機關。在朝鮮勞動黨歷史上，黨代表會議只在1958年和1966年舉行過兩次。此舉表明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培養“接班人”的“緊迫感”增加。與此同時，朝鮮“貨幣改革”以失敗告終，國內經濟困境加劇。

西亞動蕩主要是“兩伊問題”。伊拉克戰爭已爆發七年有余，美國扶植的伊拉克政府雖然漸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國也加快了從伊拉克“撤軍”進程，但“基地”組織仍不時制造重大恐怖襲擊活動，伊拉克安全形勢難有根本好轉。而伊拉克“大選”之后的新政府因為黨派矛盾而一再“難產”，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難以明朗；

伊朗朝野雙方圍繞2009年“大選”結果爆發激烈沖突的“選舉后遺癥”仍未徹底消除，而伊朗核問題更是錯綜復雜。聯合國安理會于2010年6月9日通過了對伊朗制裁的1929號決議，而伊朗總統內賈德則對新決議不屑一顧，表示將繼續推進“和平利用核能”。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單方面對伊朗新制裁，對伊朗多管齊下，一面強化軍事威懾，一面加大顛覆滲透，而伊朗也是積極備戰、毫不示弱，伊朗核問題前景更加堪憂。

在南太（平洋）地區，連政局一向平穩的澳大利亞居然也發生“政變”，陸克文總理因礦產資源稅政策失誤等嚴重影響其工黨年底選情，陸克文迫于工黨內部巨大壓力提前辭職，吉拉德出任工黨新黨首并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將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提前到8月21日舉行。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普遍化、常態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并存。尤其是“天安號事件”、吉爾吉斯斯坦“變天”、伊朗核問題僵局、巴基斯坦惡性恐怖活動頻發等“四大危機”同時“發作”，并分別引發東北亞、中亞、西亞、南亞四大“板塊”“震動”不已，致使中國周邊形勢復雜而嚴峻，“變”、“亂”、“險”交織，“變臉”不斷、“亂象”紛呈、“險象”環生。面對“亂云飛渡”的周邊環境，中國應準確“把脈”、從容應變。

二、周邊國家政局動蕩主要包括三種情形

中國的周邊國家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少數屬于發達國家，按其政治體制、所處社會發展階段與“穩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國家”、“轉型國家”與“問題國家”三大類，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可依此分為三種情形。

第一類是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局演變。如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其主要屬于“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的范疇，包括主要政黨圍繞選舉與執政權所展開的權力斗爭，在野黨對執政黨的監督，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的權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動具有周期性、規則性、暫時性與可控性，確定性相對較大，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對華政策與雙邊關系的調整變化。

第二類是從所謂“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轉型國家”的“轉型陣痛”。中國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多數屬于此類，其政局動蕩具有中期性、常態性，不確定性與風險較大，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雙邊關系變化與地緣政治經濟利益易受沖擊。此類國家大多處于新舊體制轉軌期，由于民主體制不健全、舊體制“慣性”強大、軍方與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既有社會矛盾繼續存在等，導致政府腐敗嚴重、當局缺乏權威性與政局動蕩，甚至不時發生政變等倒退現象。其中屢見不鮮的是外來移植的“民主”產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變形，各方對選舉結果產生爭議乃至激烈“碰撞”，選輸的不“服輸”，以至“選舉鬧劇”不時上演、“選舉綜合癥”頻繁發作。例如，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五個“斯坦”國家均系從“前蘇聯”解體而來，體制上不同程度帶有“前蘇聯”的痕跡，哈、塔、烏三國政權“新老代際問題”突出，土國新總統尚在摸索之中。而吉爾吉斯斯坦自從2005年在西方大國策動下爆發“顏色革命”以來，雖然“復制”了西方“民主”，但前總統巴基耶夫實際上依舊推行家族式統治，導致民怨沸騰、最終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總統的覆轍。第三類則是西方所謂的“問題國家”的政局混亂，其發展極端則是成為嚴重影響地區穩定的所謂“失敗國家”，其政局異動具有長期性、系統性、突發性與高度不確定性。例如，美國著名的國際問題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謂“2010年失敗國家排行榜”，將中國周邊多個國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門、“第十六名”的緬甸、“第十八名”的東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鮮等。這些國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其中有些還是與中國存在傳統的“特殊關系”，是中國周邊安全戰略與地緣戰略依托帶的關鍵環節，對中國國家安全與周邊和平穩定的潛在影響極大，需要重點關注與嚴密防范。由于這些國家國內矛盾嚴重激化、不同勢力爭權奪利白熱化、當局治理失效、內外壓力巨大、“選舉綜合癥”嚴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異常混亂，極個別的甚至反政府武裝坐大與叛亂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而伊朗、緬甸與朝鮮亦被西方歸為所謂的“問題國家”或“失敗國家”。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一所謂“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見及其慣于對外亂貼“政治標簽”的話語霸權，是為西方對外干涉服務的政治工具，但對我們觀察與前瞻周邊環境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中國周邊國家在該“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還有：孟加拉國第二十四名、斯里蘭卡第二十五名、尼泊爾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烏茲別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撾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羅門群島第四十三名、吉爾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賓第五十一名、巴布亞新幾內亞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各種根深蒂固矛盾是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根源或“內因”

一是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分化”與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邊多個國家均已形成以兩大主要政黨為首的“兩大陣營”和朝野對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黨與自民黨、印度的國大黨與人民黨、泰國的“反他信”與“親他信”勢力等，對立雙方分庭抗禮、長期相持不下，以至“黨爭”、“政爭”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邊一些國家政府權威下降，“政治生態”呈現為“弱政府、強社會”的失衡與無序狀態，反對派力量壯大，非政府組織（NGO）活躍，反政府活動盛行，選舉爭拗與“街頭政治”司空見慣，以至內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國會眾議院選舉導致自民黨“丟掉”政權，民主黨成為新的執政黨，日本政治由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逐漸轉向“兩黨制”，其政黨結構在形成相對穩定的“兩黨制”之前日本政治將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而泰國“親他信”的“紅衫軍”代表了“改革派”，現政府則代表了維護國王與軍方權勢的“保守派”，二者之間的改革與保守之爭遠未終結，彼此矛盾還將不時激化。

二是國內經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國際金融危機更是激化社會矛盾。城鄉與不同階層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各種弱勢群體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爭。金融危機嚴重沖擊周邊國家經濟發展，致使經濟大幅下滑、失業問題嚴重、社會動蕩加劇，例如吉爾吉斯斯坦與泰國等。對于泰國獨特的“紅衫軍現象”，國際輿論指雙方之間的爭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國社會中的城鄉階級矛盾，“泰國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長的政治無序狀態對泰國經濟極具破壞性，泰國政府驅散“紅衫軍”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城鄉對立，泰國在找到解決該矛盾的持久辦法之前，雙方仍將陷入政治斗爭的“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

三是“三股勢力”（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與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國際恐怖主義繼續活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與中亞，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成為全球恐怖活動的“重災區”，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來”，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亞以外地區流竄，印度反恐頻繁拉響“警報”，印度尼西亞破獲多起恐怖陰謀；印度東北部與緬甸等存在嚴重的民族分離主義，民族分離主義武裝組織不時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部族與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國爭奪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與加劇周邊動蕩

一是大國在中國周邊爭奪地緣戰略利益。為延續世界霸權與防范“主要戰略對手”，美國奧巴馬政府“主動順應”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重心“東移”亞太的態勢，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東”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頗”作法，不僅力圖“平衡”兼顧“大中東”與亞太，在“西線”著力“反恐”與推進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同時，在“東線”著力遏阻中國這一“主要戰略對手”，而且采取了軟硬兼施的“巧實力”。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周邊地區的滲透擴張，自西面推行所謂“大中東”與“大中亞”戰略，將“反恐重心”由伊拉克“東移”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通過占領伊拉克與阿富汗、遏制伊朗、滲透巴基斯坦，進而“打通”西亞、南亞與中亞，并誘使中亞國家“向南發展”以削弱俄羅斯與中國的地緣利益；在東面借“天安號事件”強化美韓、美日同盟，加緊“重返”東南亞，對緬甸“誘”、“壓”并舉，企圖以湄公河流域開發與南海問題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緊尋覓新的“戰略支點”。與此同時，美國還對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島鏈”軍事部署加快重組，力圖構筑多層次戰略打擊與縱深防御體系。尤其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更加“關注”亞太，加大“戰略投入”，給亞太安全與中國周邊形勢帶來復雜“效應”。美國在中國周邊大肆進行地緣擴張引起有關國家的反彈，其中，中亞乃美國與俄羅斯地緣角逐“焦點”之一，雙方圍繞美國在吉爾吉斯斯坦的軍事基地問題長年角力，俄羅斯對前總統巴基耶夫“腳踏俄、美兩支船”早已不滿，加之認為美國因深陷金融危機而無力反擊，因而“力挺”吉反對派4月奪權，力圖通過支持奧通巴耶娃“臨時政府”重新奪回中亞“主導權”。

其他大國也在中國周邊加緊角逐：俄羅斯外交進一步“向東看”，通過“歐亞經濟共同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重拾對中亞的傳統影響，力爭加入“東亞首腦會議”，憑借國力回升加大對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的投入；日本民主黨政權更加強調亞洲，極力爭奪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重點“經營”東南亞，同時加大對南亞與中亞的投入；印度崛起勢頭強勁，全方位拓展地緣利益，力圖首先“坐大”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與此同時“北上”阿富汗與中亞、“東進”東南亞、“西入”西亞。

二是西方大國對中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略，激化干涉與反干涉矛盾，加劇周邊動蕩。美、歐等西方大國將中國周邊作為“民主改造”重點目標，對中亞調整“顏色革命”策略、企圖穩步推進“民主”，對伊拉克、阿富汗進行“民主手術”，對巴基斯坦推進“民主轉型”，對伊朗、緬甸、朝鮮三大所謂“問題國家”軟硬兼施，通過互聯網、非政府組織、反對派等企圖實現“政權更迭”。美國在中國周邊持續實施“民主改造”的“終極目的”則是圍堵所謂“威權大國”中國以及俄羅斯。西方大國一再在中國周邊地區推行所謂“民主”，致使周邊多個國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亂象”、難以自拔。三是周邊資源與能源爭奪加劇。美國在優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時，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萬億美元級”礦產資源，同時覬覦南海油氣資源。俄、美、日、印度加緊角逐中亞、東南亞油氣資源，各方圍繞陸地能源輸送管道建設與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展開復雜博弈。

四是周邊“海權”角逐升溫，海洋形勢日趨復雜。各方圍繞“海洋權益”與“制海權”展開較量，加緊角逐“海洋國土”、海上戰略通道、海洋資源等，致使島礁歸屬、專屬經濟區與外大陸架劃分等海洋爭端更趨復雜。同時，中國“海洋崛起”導致區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國、日本等老牌海洋強國心有不甘，美國更是極力維護“海洋霸權”。特別是在近期，中國周邊地區多個海域軍事演習“扎堆”，周邊海軍競賽浮出水面。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黃金海道”，國家間權力角逐與海盜等非國家行為體“活躍”并存交織，海洋安全前景堪憂。其中，黃海因韓國“天安號事件”與美韓軍演而驟然“緊繃”；東海因中日專屬經濟區劃分分歧與爭端而形勢復雜，日本極力強化對中國“釣魚島”的“事實占領”，并對中國海軍穿越琉球群島公海海域的正常之舉一再反應“過敏”，不時大肆炒作中國軍艦“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不斷炮制“中國海軍威脅論”；在南海，中國與東南亞某些國家的雙邊島礁爭議日趨復雜化，越南與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對華施壓，并力圖將中越、中菲之間的雙邊爭議“變質”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多邊爭議”，而美國則想方設法“插手”南海問題，企圖以此增加對華制衡“籌碼”；在印度洋，索馬里海盜“作戰半徑”不斷擴大，不時劫掠各國商船，致使遠洋運輸面臨越來越大的安全壓力。

五是中國周邊地區重大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嚴重危害周邊各國。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亞、中國青海玉樹等）、大旱災（中國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島）、大洪水、臺風、海嘯、極端惡劣天氣、重大疫情等，致使周邊安全環境更趨嚴峻，周邊亂局雪上加霜。

五、周邊動蕩對中國的挑戰嚴峻而復雜

中國周邊形勢動蕩不安尤其是不少國家政局不穩，對中國帶來復雜影響。一方面，包括周邊國家政局不穩在內的周邊形勢動蕩，與中國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形成了明顯反差，反襯出中國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體制優勢，凸顯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影響力與軟實力的顯著增強，進而堅定了我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周邊亂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濫的弊端與危害，有利于周邊國家從各自實際情況出發、堅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邊國家更好地維護本國主權獨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國以“民主”干涉其內政的企圖；在周邊某些鄰國陷入長期“內耗”與難以自拔的同時，中國卻能繼續保持強勁崛起，彼此力量對比進一步朝中國傾斜，這將有利于中國對“和諧周邊”的主動“塑造”。但另一方面，周邊動蕩也給中國的和平發展帶來一系列嚴峻挑戰。

一是周邊亂局“外溢效應”直接危及中國的沿邊經濟發展與安全。中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地區持續不穩定，勢必分別波及中國的西北、西南與東北沿邊地區，影響中國“西部大開發”與“東北振興”等區域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例如，2009年8月緬甸軍政府大舉進剿緬北“民地武”（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導致數萬難民逃往中國云南境內。尤其是，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等中亞、南亞與中國接壤的鄰國持續動蕩，境外的“東突”與“藏獨”等民族分裂勢力有可能趁機渾水摸魚，獲得新的立足之地，對中國策劃實施恐怖襲擊與暴力破壞活動，進而威脅中國新疆與西藏地區的和諧穩定。

二是鄰國政局動蕩、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嚴重威脅中國的海外利益。中國的對外投資經營、工程承包與商貿活動統稱“走出去”，而周邊地區則是中國經濟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國開拓海外商品市場、投資場所與獲取能源資源的重要地區，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拓展國際經濟空間。而周邊鄰國政局動蕩不定乃至發生政變與騷亂，將嚴重危及中國在當地的投資與人員安全。如2010年4-6月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突變，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發的嚴重騷亂，給中國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財產損失，并引發了中國政府大規模的撤僑行動。而周邊極端勢力趁機滋長、恐怖活動泛濫、乃至民族排外情緒發酵，也將嚴重威脅中國的境外機構與人員安全，如中國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等國開展的重要投資與工程承包項目，其長期面臨著巨大的安全保障壓力。

三是周邊亂局為某些大國“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機，大國加緊爭奪中國周邊將危害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中國的地緣戰略依托受到侵蝕，中國崛起更將面臨“龍困淺灘”的危險。美國對中國周邊“趁火打劫”與加大滲透，企圖從多個方向、從陸地到海上對中國實施“立體堵截”，日本、印度、俄羅斯也趁機擴張；巴基斯坦、緬甸、泰國、朝鮮等“地緣支點”國家政局持續不穩，分別引發南亞次大陸、中南半島、朝鮮半島力量對比進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緣對手”印度、越南、韓國等的影響力顯著增強，長此以往將不利于所在區域的長遠穩定，美國等大國趁勢“介入”更是挑戰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此外，大國加緊角逐周邊油氣與礦產資源，中國獲取穩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資源供應將面臨更大的變數。

四是中國與鄰國的既有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更趨復雜。隨著中國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國與鄰國的實力差距不斷擴大，這將引發周邊某些國家的“反彈”，一些鄰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更加突出，企圖通過“大國平衡”戰略、借助美國等“制衡”中國，而美國則極力“利用矛盾”。特別是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某些鄰國，其“危機感”與“緊迫感”加深，唯恐爭端解決的時間“站在中國一邊”，遂加緊強化對中國海洋權益的非法侵占侵蝕，加大對美國的戰略借重。

五是周邊亂局嚴重掣肘亞洲經濟一體化，影響中國的周邊區域合作政策實施與推進。如泰國等東盟某些成員國的政局紊亂對東盟一體化、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10+1”）、中日韓與東盟經濟合作（“10+3”）等“拖后腿”；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變天”對上海合作組織（“SCO”）的穩定發展構成棘手考驗。

六是中國在周邊的“大國責任”壓力不斷上升，周邊外交“兩難”困境加劇，“不干涉內政”原則備受沖擊。西方大國視朝鮮、緬甸、伊朗等所謂“問題國家”為“眼中釘”，認為中國與其關系“特殊”，敦促中國在防擴散與維護地區穩定上承擔“大國責任”，無理要求中國放棄“不干涉內政”原則，對“問題國家”施加影響，致使中國在“問題國家”與西方大國之間陷入兩難。此外，中國沿邊與沿海地區的和平發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臨周邊動蕩的嚴重威脅，傳統的“不干涉內政”原則面臨調整。中國在周邊地區既要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尤其是領土領海主權等“核心利益”（“維權”），又要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穩”）與自身和平發展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兼顧二者難度日益上升。

六、“亂云飛渡仍從容”

盡管周邊動蕩對中國構成了諸多嚴峻挑戰，但如辯證地看，只要我們準確“把脈”周邊亂局并“對癥下藥”，應對得當并主動作為，上述挑戰也可被轉化成提升中國周邊外交能力、增強中國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難得戰略機遇。事實上，針對當前周邊多個“熱點”，中國外交迎難而上、從容應對，充分展現了“負責任”的大國風范。首先，針對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突變，中國冷靜觀察、果斷決策，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由外交部負責牽頭的跨部門快速反應工作組，分別進駐新疆烏魯木齊與駐吉爾吉斯斯坦中國大使館，一面與吉臨時政府積極接觸、敦促其維護中國僑民人身與財產安全，一面派包機組織開展了大規模緊急撤僑行動，將上千名中國商人安全撤離回國。

其次，針對伊朗核危機加劇之勢，作為與伊朗傳統友好國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資的國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將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在各方之間展開積極斡旋，始終兼顧維護不擴散核武器國際機制與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有效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堅決反對以武力方式解決問題，并在西方大國作出了實質妥協的情況下投票支持安理會通過“制裁”伊朗的新決議，為緩和危機、維護西亞地區和平穩定、促進有關各方適時重新啟動談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針對緬甸即將舉行的“大選”與中緬邊境不穩態勢，中國對緬政策將突出“睦鄰、安鄰、富鄰”宗旨，加大經濟援助，支持緬甸政府和平與公正解決緬北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問題，加快推進中緬印度洋油氣輸送管道建設。中國總理溫家寶于2010年6月初應邀對緬甸進行了正式訪問，溫總理對緬甸領導人表示，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緬甸主權和領土完整，祝愿緬甸穩定、團結、發展。中方愿與緬方繼續共同努力，推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系在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不斷向前發展。中緬雙方同意擴大能源資源等領域合作，實施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戰略，共同維護兩國邊界和平穩定。

最后，針對“天安號事件”引發的朝鮮半島驟然緊張局勢，中國冷靜周旋、多方協調，苦口婆心、勸和促談，盡最大努力維護東北亞和平。2010年5月3-7日，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胡錦濤在與金正日會談時指出，推動中朝友誼與時俱進發展并世代相傳是雙方的共同歷史責任，鞏固和發展中朝友好合作關系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并就加強中朝合作提出5點建議：：一是保持高層交往。雙方領導人通過互訪、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靈活多樣的形式保持密切聯系。二是加強戰略溝通。雙方隨時和定期就兩國內政外交重大問題、國際和地區形勢、治黨治國經驗等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溝通。三是深化經貿合作。雙方政府有關部門要就深化經貿合作進行認真探討。四是擴大人文交流。雙方要深化文化、教育、體育等各領域交流特別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傳統友誼世代相傳。五是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要加強協調，更好維護地區和平穩定。金正日指朝中傳統友誼不會因時間推移和世代交替而發生變化，表示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朝方愿同各方一道，為重啟六方會談創造有利條件。雙方認為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繁榮符合中朝兩國乃至東北亞地區各國的共同利益，雙方將根據“9·19共同聲明”的立場，為實現半島無核化的目標而共同努力。雙方認為六方會談各方應該顯示誠意，為推進六方會談進程作出積極努力。

在韓國“天安號事件”上，中國始終堅持“兼聽則明”與“以事實為依據”，反復強調“冷靜、冷靜、再冷靜”與“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雙方切實負責和以“大局”為重，強調對事件“真相”的調查應堅持客觀、公正、充分與第三方參與的原則，反對倉促武斷、魯莽行事與挑釁滋事。中國一再努力緩和半島緊張與化解矛盾，力爭避免南北雙方擦槍走火乃至沖突升級失控，并為朝核問題重回解決軌道爭取轉機。5月28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應邀訪問韓國，溫總理同韓國總統李明博先后進行了約4個小時的深談，他表示，“天安號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們理解韓國人民尤其是遇難者家屬的悲痛心情，中方對遇難者表示哀悼，對韓國人民和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溫總理強調，中國是主持正義、負責任的國家，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私利，“不會袒護任何一方”，中方一貫主張并致力于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反對和譴責“任何”破壞半島和平穩定的行為，中方將根據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觀、公正作出判斷，決定立場。溫總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靜克制，防止事態升級，尤其要避免發生沖突，共同維護半島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經中方努力斡旋，聯合國安理會于2010年7月9日通過了關于“天安號事件”的主席聲明，該聲明充分體現了平衡兼顧各方立場的特點，強調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和平、穩定，以及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重要性，鼓勵以和平手段解決半島未決問題，鼓勵半島北南雙方恢復直接對話和協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隨后對外表示，希望有關各方繼續保持冷靜克制，以此為契機，盡快翻過“天安”號事件這一頁，早日重啟“六方會談”。

七、周邊地區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越來越重要

對于中國外交與中國崛起而言，周邊外交與“周邊工作”具有“無比重要性”。中國外交有“四個布局”之說，即“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其中，周邊不僅占據了“首要”地位，而且周邊也是“四個布局”交織并存的地帶：周邊地區集中了當今世界主要的大國美、中、俄、日、印度等，“周邊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國外交”；周邊地區絕大部分屬于亞洲與大洋洲的發展中國家，“周邊外交”在相當程度上屬于“發展中國家外交”；周邊地區存在各類次區域與區域合作組織，各種多邊機制蓬勃發展，“周邊外交”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多邊外交”。由此可見，“周邊外交”“濃縮”了“大國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多邊外交”，是中國外交“四個布局”的高度統一，故周邊對中國外交“無比重要”。

進一步分析，周邊外交與周邊工作的“無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國的國際定位所決定的，作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屬于地區大國與地區強國，也即周邊地區大國，周邊是中國國家利益對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國綜合實力的主要所及。具體而言，周邊外交的重要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國家安全上，周邊地區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捍衛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反分裂斗爭的主戰場，是中國防御外敵入侵的前沿與前哨，是中國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緩沖帶與戰略屏障。其次，在政治與對外戰略上，周邊地區是保障中國國際政治利益的重要區域，是中國崛起與成為世界大國不可逾越的環節與必經之地，是中國今后崛起為多極格局中單獨一極的主要支撐點與戰略依托帶，是中國與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臺。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對外主要體現在對周邊地區影響力的上升，周邊地區是中國對外展示實力與施加影響的主要場所，是中國對外發揮國際作用的主要地區，是中國擔當“負責任大國”力所能及的主要舞臺。

再次，在經濟上，周邊地區關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外貿市場，也是中國能源與資源進口的主要來源，還是中國能源資源進口戰略通道（陸上油氣輸送管道與鐵路、海上航線）的集中區域。

周邊地區集中了中國海外能源供應與資源保障的主要地區，尤其是西面的中亞與西亞地區，東南面的澳大利亞，以及北面的俄羅斯遠東地區。能源與資源進口對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具有決定性作用，周邊地區的三個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亞與西亞兩大地區，中亞里海盆地因擁有2000億桶潛在石油儲量而被譽為“第二中東”，中國對該地區開展了大量能源投資。中東地區石油的儲量、日均產量與日均出口量分別占全球的64.7%、30.5%與36.7%，而中國原油進口的約50%來自中東，其中來自沙特、伊朗與阿曼的進口占中國全部原油進口量的43.3%；二是東南面的澳大利亞，僅西澳大利亞州，就生產了全世界17%的鐵礦石、21%的氧化鋁，18%的鎳、45%的鉭、32%的鋯等，其中相當部分出口到中國；三是北面的俄羅斯遠東地區，俄遠東油氣資源仍將是中國進口的一大重點。

簡言之，周邊地區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平發展、最終崛起與民族復興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國對外維護與拓展國家利益的關鍵所在，其局勢穩定與否也將直接關系到中國國內的發展。而中國周邊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為中國集中精力于國內經濟發展創造、營造與塑造一個基本安定的周邊環境，使其不干擾與分散中國的主要精力，并盡量避免被卷進周邊地區的戰亂與動蕩之中。八、一脈相傳而又與時俱進的中國周邊外交方針 當前的中國周邊外交是歷史的延續與時代的發展，中國的周邊外交方針具有強烈的歷史連續性，以及中華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諧”的鮮明特色，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周邊外交“思想脈絡”及其實踐，大致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改革開放之前的周邊外交，其主要標志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由中國與印度、緬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國與大部分接壤鄰國明確劃分了邊界。

二是從改革開放到二十世紀末期的周邊外交，其主要標志是“睦鄰外交”大發展，中國率先擺脫了國際“冷戰”格局的羈絆，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改善了與有關鄰國的關系，最終與所有鄰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并為集中精力于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創造了總體上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三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周邊外交，周邊外交方針實現了一系列的創新發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2003年10月，溫家寶總理在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發表題為“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演講，將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進一步概括為“睦鄰、安鄰、富鄰”六字方針，他指出：“‘睦鄰’、‘安鄰’和‘富鄰’是中國實現自身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睦鄰’，就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親仁善鄰、以和為貴的哲學思想，在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的原則下，共筑本地區穩定、和諧的國家關系結構。‘安鄰’，就是積極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合作增進互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為亞洲的發展營造和平安定的地區環境。‘富鄰’，就是加強與鄰國的互利合作，深化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積極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與亞洲各國實現共同發展。”在2004年召開的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正式提出“周邊是首要”。在2005年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并提出了“和諧世界”的重要戰略思想，而周邊地區與周邊外交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戰略都具有關鍵意義。在2006年8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利共贏”、“以人為本”等重要戰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周邊外交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順勢而上”與“大周邊”成為新的“關鍵詞”。面對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范圍“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面對中國崛起加速與“亞洲崛起”加快同步并進，面對周邊環境錯綜復雜的現實“熱點”、“難點”，中國的周邊外交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多管齊下、全方位推進。特別是在 2009年7月17-20日召開的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闡述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強調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不斷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和外部條件。其中的“四個力”說（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道義感召力）兼顧了物質硬實力與精神軟實力，發展與充實了綜合國力思想，對當前與今后的中國周邊外交必將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胡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還升華與發展了中國外交“四個布局”的戰略思想，即“運籌好大國關系，做實做深構筑周邊地緣戰略依托工作，鞏固發展中國家在我國外交全局中的基礎地位，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大力加強各領域外交工作，同時還要加強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權益。”胡總書記講話對周邊外交強調“做實做深構筑周邊地緣戰略依托”，不僅將周邊外交定位為“地緣戰略依托”，而且提出了開展周邊外交的側重點與方式方法——“做實做深”，所謂“實”即務實、扎實，所謂“深”即深入周邊、“深耕”周邊、不浮在表面。

而當前中國周邊外交的一大“亮點”，便是從多個方向穩步推進的區域多邊合作，如中亞方向的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方向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10+3”、東北亞方向的中日韓三國合作與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

例如，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中日韓三國在東亞經濟合作進程中的關鍵“份量”，適時加速推進中日韓三國合作的機制化程度也就顯得更加重要而現實，在2010年6月舉行的中日韓第三次領導人會議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就加強三國合作明確提出，推動合作機制和框架建設，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盡快達成中日韓投資協議，加強標準化合作，設立三國合作秘書處。會議發表了《2020年中日韓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確定三國在機制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人文交流等領域以及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加強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韓國設立三國合作秘書處，加強旨在消除技術壁壘的標準化合作，爭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韓自貿區聯合研究，盡快完成三國投資協議談判，擴大三國人員特別是青少年和大學交流等。會議為今后十年中日韓三國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國重點合作領域進行了規劃，三國合作的前進步伐將更加堅實，并將有力地帶動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

又如，在2010年6月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次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深化務實合作維護和平穩定》的重要講話，就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深化合作提出6點建議：一是鞏固團結互信，夯實本組織發展的政治基礎。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構筑本組織發展的安全環境。三是深挖合作潛力，增強本組織發展的持續后勁。四是擴大友好交流，鞏固本組織發展的人文基礎。五是完善內部建設，健全本組織發展的決策機制。六是秉承透明開放，營造本組織發展的良好環境。

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中“逆風飛揚”與穩健崛起，中國的實力與潛力進一步凸顯，中國的卓越表現與輝煌前景引發了周邊一些國家的心態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懼。面對不少鄰國對中國強大的“擔憂”，“增信釋疑”成為了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中國周邊外交的當務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國外交工作的主管領導——國務委員戴秉國在位于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東盟秘書處發表演講，誠摯而樸實地“表白”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戰略與周邊外交宗旨，他指出，“從我們的根本政策看，不稱霸，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中國不稱霸，要友好，在周邊就是要始終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就是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就是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中國的長治久安、發展繁榮對周邊鄰國是機遇，而不是挑戰，更不是災難。相反，有13億人口的中國如果不穩定、不發展，反倒會拖累你們。甚至會給你們帶來禍害。”針對金融危機后國際社會普遍“追捧”中國與“中美共治論”（所謂“G2”）甚囂塵上的情況，戴秉國國務委員還特別強調，“現在世界上有人給我們戴很多高帽子，說什么我們已經是發達國家了，很快與美國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們，你們不要相信，那是神話！我們自己不謀求霸權，也不會同別國在我們這個地區爭奪霸權，或搞什么共同霸權。你們知道，我們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結盟，主張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著辦，反對由一兩個國家或某種國家集團主宰國際事務。”他并鄭重重申，“我們愿意永做東盟和亞洲各國的好朋友、好鄰居、好伙伴。我們的意圖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還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國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請看下去，只是別把同中國合作的機遇看掉了，那樣就不劃算了。”

九、以“四片經營”基礎，對周邊“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首先，對東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有蒙古、俄羅斯、朝鮮、韓國與日本，以及一個“特殊的鄰國”——美國。

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伙伴是俄羅斯，中俄兩國在經濟與軍事合作、維護各自國家的統一以及維持國際力量對比的戰略平衡上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國之間還建立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美國是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對手，美國在日本與韓國維持著大量駐軍，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將該地區作為其設想的主要戰場，美國還在距該地區不遠的關島基地大力加強了遠程投送與遠程打擊能力，美國將中國的正常崛起視為挑戰其霸權地位的主要戰略威脅，并與中國的臺灣地區保持著密切的軍事合作關系，包括堅持對臺軍售。

日本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國的戰略盟國，它既沒有對其侵略歷史認真反省，又對中國的發展強大心懷不滿，也不愿看到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和平統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滿足于僅僅作為美國的附庸國，完全受美國擺布，而希望成為更加獨立的“正常國家”，日本對中日之間的經貿合作潛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國周邊外交戰略中可以爭取的對象，即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進一步發展中日關系。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應繼續支持半島的和平統一，同時大力發展中韓關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傳統與歷史淵源關系來爭取韓國，使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還將繼續致力于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無核化”目標，積極化解矛盾、緩解危機。

其次，對東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主要是作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的十個國家，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為南海問題，即與東盟有關國家在南海島礁及其海域劃分上的爭端，中國的主要對手為東盟有關國家以及美國對其給予的支持，而中國的主要伙伴也是東盟的其它有關國家。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南海問題（其中又以南沙群島及其海域最為突出）現已成為異常棘手、甚至難以逆轉的“老大難”問題，東盟有關國家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及其附屬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實，中國的主權領土及其寶貴資源遭到了眾多東盟小國的侵吞瓜分，南海問題可謂積重難返。

中國的南海島礁及其附屬海域不僅扼守著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將中東石油運送到東亞地區的海上生命線，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還蘊藏著豐富的海底油氣資源與漁業資源，它不僅受到東盟有關國家的覬覦，而且還引起了美日兩國的高度重視，并由此而使南海問題更為復雜化與尖銳化。

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要對手是菲律賓與越南兩國，越南是因其占據著為數最多的南沙島礁，菲律賓則是因其態度蠻橫且不斷帶頭對中國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國的撐腰而忘乎所以。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策一方面既要現實可行與量力而行，要等待時機，加快自身經濟與軍事實力的發展，以備后用；另一方面也應盡快開展行動，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極地“擱置爭議”。當務之急應堅持南海爭端的“雙邊屬性”，避免形勢進一步惡化，并對有關國家的無理取鬧及強權行徑采取更為有力的堅決措施，決不手軟，同時調整對南海資源進行“共同開發”的政策。

中國應繼續加強與東盟有關國家的傳統友好關系，以爭取其支持，例如泰國、緬甸以及印度尼西亞、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國，應緩解中越兩國在南海島礁上的矛盾，并對美國軍事力量在該地區的卷入保持必要與足夠的警惕。

再次，對南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鄰國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懸而未決的中印邊界爭端（印度非法占領了中印邊界東段近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中國的主要“競爭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則是巴基斯坦。

對于同樣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國的南亞政策應保持“平衡”：一是繼續聯合巴基斯坦并給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對美國依賴太深及其安全形勢惡化失控，防止南亞力量對比進一步失衡與印度“獨大”；二是正視印度的大國身份及其國際地位，大力增強中印兩國的經貿合作與科技交流，并與印度就南亞穩定和國際格局多極化等議題展開戰略對話，增進中、俄、印之間的三邊合作；三是對美國自“9·11”之后在南亞地區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急劇增加之勢，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戰略”前景、美印軍事合作等予以密切關注與高度警覺。第四，對中亞地區而言，中國在該地區的鄰國主要是俄羅斯與中亞五國，中國在該地區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即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這三股惡勢力，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羅斯以及與中國接壤的三個國家，而中國的主要對手則是“東突”恐怖勢力與“疆獨”民族分裂組織。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任務有兩點，一是維護社會穩定與民族團結，捍衛國家統一，包括為此開展的反分裂與反恐怖斗爭；二是密切結合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大力發展中國西北內陸邊疆地區經濟，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中鄰能源開發合作。中國的中亞政策將堅持“安全”與“經濟”并舉的“雙輪驅動”，堅持雙邊合作與上海合作組織多邊合作兼顧的“雙管齊下”。

對美國自“9·11”之后在中亞地區軍事及政治存在顯著增加之勢，中國既應保持足夠的警覺，也可與美國就反恐等問題進行對話與合作。

十、以“大周邊戰略”為方向，遠近結合、穩步拓展

面對當前中國周邊地區動蕩加劇的態勢，我們需要嚴密關注與持續跟蹤，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對周邊亂局既要分門別類，又要統籌應對，積極促進周邊總體和平穩定與發展，切實維護自身地緣戰略利益。

一是大力強化“周邊是首要”與“維穩”、“維權”并舉的意識，集中精力、加大投入、專注周邊，科學研判、及時反應、積極引導。應樹立“和平發展、重在周邊”與“和諧世界、始自周邊”的戰略意識，整合處理周邊事務的體制機制、形成合力，對周邊重點國家政局演變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調研、突出預警性。

二是適時制定“大周邊戰略”，拓展中國周邊的內涵與外延，“做深、做實”周邊工作。在堅持“四片經營”的基礎上，統籌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與南太“六大塊”，打破不同區塊之間的分割，形成聯動機制。穩步推進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整合與創新周邊地區多邊合作機制，建構和諧、有序、安全、繁榮的周邊新秩序。三是周邊地緣戰略堅持“東西兼顧”、“陸海并舉”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統籌”方針，妥善兼顧地緣“西線”與“東線”，同步開拓“陸權”與 “海權”，統籌應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

四是針對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三種情形”，對癥下藥，強化危機管控，維護正當權益。針對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局突變，防止其沖擊與中國的雙邊關系；針對所謂“轉型國家”的政局異動，防止其對華政策出現嚴重倒退；針對所謂“問題國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維護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風險。五是有效應對大國地緣角逐，夯實地緣戰略依托。與主要大國增加溝通、協調與戰略互信，積極應對其對華滲透、擠壓與圍堵，致力于共同促進有關國家與周邊穩定。在反恐、防擴散、搶險救災、發展援助、“維和”行動等方面自主承擔力所能及的“大國責任”，維護中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形象。

六是與時俱進、調整與發展“不干涉內政”原則，有效應對周邊亂局。改進對所謂“問題國家”的政策，既要反對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謂“問題國家”應以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大局為重。

七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確保周邊總體和平穩定，堅決捍衛中國沿邊地區的安全與發展。大力強化中央統籌，充分發揮沿邊與沿海省份的積極性。有效防范鄰國亂局的“外溢效應”，有效遏制境外敵對勢力趁機進行滲透破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