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城市規劃的熱點在中國

當前城市規劃的熱點在中國

由董鑒泓先生于1957年創刊并擔任主編的《城鄉建設資料匯編》在“文革”時期停刊，復刊后更名為《城市規劃資料匯編》，1986年改名叫《城市規劃匯刊》，2004年更名為《城市規劃學刊》。至今已出版了237期。2004年，《城市規劃學刊》編輯部合影。一排左起：陳運帷（副主編）、董鑒泓（主編）、吳志強（編委會主任）、沈清基（副主編）；二排左起：黃建中、王雅娟、肖建莉。本報首席記者 單穎文今年，《城市規劃學刊》創刊60周年。作為這份刊物的創刊人、主編，同時作為一名從事城市規劃事業長達72年的專家，董鑒泓先生如何看待高校的“規劃熱”現象？中國城市規劃如何與國際接軌？未來中國城市規劃的方向是什么？本報記者就上述問題采訪了董先生。落腳點必須是中國城市規劃問題文匯報：董先生好，首先恭喜您創刊并一直擔任主編的《城市規劃學刊》（下簡稱《學刊》）在今年迎來60周年誕辰。您可否簡單回顧下《學刊》的辦刊歷史？董鑒泓：好的。《城市規劃學刊》創刊于1957年，最早叫《城鄉建設資料匯編》（下簡稱《匯編》）。《匯編》先是油印本，后來改成鉛印本，印數不多，主要作為內部資料在行業內贈閱。《匯編》上刊發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是我們系教師的學術成果，二是一些來同濟講學的外國專家的講稿，比如蘇聯專家杜拉耶夫的講稿等。《匯編》不定期出版，出了10期，“文革”停刊。“文革”后，我恢復了城規教研室副主任的工作，就和大家商量繼續做《匯編》（更名為《城市規劃資料匯編》），大家都很支持。《匯編》沒有經費支持，我覺得應該想辦法解決。我找了石家莊市城建局幫忙，他們很快給我們撥了經費。1978年，《匯編》正式復刊，為雙月刊。當時每期刊物都是我們教研室的陳運帷帶著稿件乘火車去石家莊市編排付印的。《匯編》當時已經可以訂閱了，我們的讀者主要來自學界和業界。為了節省發行費，我們教研室全體同志都參與包裝和送到郵局寄發，一個人大概負責幾個省市。1980年，經費又有困難，我又去找南昌市規劃處資助。再之后，浙江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又幫了好幾年。1986年，同濟大學收回了刊物，改名叫《城市規劃匯刊》（下簡稱《匯刊》），是東南大學齊康院士提議的。后來，為了增加刊物的學術權威性，我們又邀請了一些高等院校參與協辦，目前共請了14所高校，還有10所大的規劃院。刊物不僅改為全彩頁，2000年后還制作了光盤，并出版了《城市交通》《城市發展與規劃理論》兩本增刊，后來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的規劃院專輯。國家科委最初從3052種刊物中選擇了1227種可以作為科技論文水平統計的刊物，《城市規劃匯刊》一開始而且一直被列為統計源期刊。1993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組織400余位專家鑒定《中文核心期刊》，《匯刊》被選入了數據庫。1994年，刊物獲得美國國際CODEN中心授予國際刊名代碼CGHVFT。我記得從那時開始，我們的作者來源不但有國內各地的，還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的。我們的稿源很充分，投錄比達到了10比1以上，優中選優。其實這個刊物辦起來不容易，在較長時間它一直是“三無”單位——無經費、無固定編制、無專用辦公場所，由我及陳運帷兼職編輯，不另加工資。1999年，我們爭取到了人員編制。2003年，我提議把刊物名字改為《城市規劃學刊》（下簡稱《學刊》），感覺這樣更能突出學術性吧。2004年更名后，我們請專業美編黃申重新設計了封面，擴充到了112頁。在同一年，我們又創辦了“中國城市規劃學科發展論壇”。2005年，在金經昌城市規劃教育基金主持下，《學刊》聯合《城市規劃》共同舉辦城市規劃優秀論文評選活動，2008年和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一起聯合主辦，獎項名稱正式確定為“金經昌中國城市規劃優秀論文獎”，成為年度發表論文的最高獎項，影響很大。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文獻評價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圖書館研制的《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顯示，《學刊》同時被《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的“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卷和“人文社會科學”卷收錄，影響因子在所屬的兩個學科領域中均位居首位。在《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土木建筑工程學科領域的144種期刊中，以及在《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人文社會科學）經濟計劃與管理學科領域的36種期刊中，《學刊》的復合類影響因子均位列第一名。坦白說，60年前創辦這本刊物時，我沒想到它可以走到今天，已經出了237期了，更沒想過可以辦得這么好。文匯報：60年前在院系層面創辦學術刊物的好像不多，尤其是工科院系，您當時怎么會想到辦這份刊物？董鑒泓：首先，我認為一個學術單位必須要有自己的刊物。1956年同濟成立城市建設系。我感覺當時有名的大學都有自己的刊物、學報，院系一級有沒有自己刊物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但我覺得我們系應該有。因為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城市建設方興未艾，但城市建設、規劃專業只有教材、課堂是不夠的，我們教師的學術成果、國內外的先進經驗需要傳播的渠道，我想把這些學術成果匯集起來，這就有了《城市建設資料匯編》。另外，我有辦刊物的愛好。1940年代在同濟讀書時，我就擔任工學院壁報聯合會主席。1949年5月我創辦了《同濟人報》，就是現在的同濟校報。我年輕時擔任過《解放日報》《文匯報》通訊員，上海解放初同濟醫學院學生護理傷病員的稿子就是我寫的，1950年被評為“全國優秀通訊員”。我還在《文匯報》發過文章，談治淮問題。文匯報：請問編輯部的選稿標準是什么？近年來有哪些令您印象特別深刻的稿件？董鑒泓：標準是在辦刊過程中不斷打磨的，1978年復刊我們主要提倡三點——學術性、前瞻性、創新性。我們選稿秉承學術第一的原則，不收人情稿，更不收版面費。前瞻性比如2010年舉辦世博會、2014年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等，我們編輯部都會找到合適的作者約稿。創新性主要在于稿子關注的問題。大約1999年的時候，在英國加迪夫威爾士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讀博士的中規院趙燕菁給了一篇稿子，內容是從國際政治經濟角度談中國的城鎮發展問題。修改后，這篇題為《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中國城市化》的文章刊登在了2000年《城市規劃匯刊》第一期上。后來，他應邀來參加我們的“中國城市規劃學科發展論壇”并發言，他第一句話就講：“我是來報恩的，感謝董先生當年在《匯刊》上發表了我非常大膽的一片文章，給了我學術上的自信。”那時才獲悉，之前他曾投過其他期刊，但不敢采用都退稿了。除了剛剛講的三點，一直以來我堅持一個宗旨，就是稿件所寫的內容，一定是要和中國的城市規劃發展有關的。城市規劃可以和很多學科產生關聯，稿件可以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方方面面，作者可以是城規專業以外的學科背景，我們也堅持“立足中國，匯聚國際”的定位，但我認為入選的稿件必須是落腳在中國城市規劃問題上的。而且，我希望文章的視角不要太微觀。文匯報：對于一份走過甲子的學術刊物來說，刊物本身不斷創新很可貴也比較難，近年來《學刊》有什么變化嗎？董鑒泓：有。我們從2014年第5期，即總218期開始創辦了一個新欄目“筆談”，每期邀請10位左右在城市規劃一線的工作者、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圍繞編輯部出的主題展開討論。其實我們編輯部以前也會不定期邀請業內專家圍繞新政策、新話題暢談，做些記錄整理，但總覺得掛一漏萬，時間上大家也不自由，所以干脆開了這個欄目請大家來寫，幾百上千字都可以，把問題、思考都寫下來，也不追求用學術論文的文體。第一期筆談的題目是“新型城鎮化與城鄉規劃”，因為當時政府文件和中共十八大報告里貫穿了“新型城鎮化”和“美麗中國”兩大主題，我們請了國家發改委、清華大學、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8個機構的權威專家，從社會、經濟、文化、規劃等不同專業角度出發來談“新型城鎮化”。這些年我們還做了“大數據熱背后的冷思考”、“從空間擴張到內涵發展的規劃思考”、“深度關注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成像規劃思考”、“如何實現規劃編制與實施的銜接統籌”等主題的學術筆談。最新的一期是“城鄉規劃教育如何適應鄉村規劃建設人才培養需求”，邀請了來自全國14所院校、研究機構和管理部門的18位專家，目前看來，這個欄目反響很好，在業界學界都很受歡迎。要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規劃研究文匯報：翻閱了幾期《學刊》，我發現文章比較多談中國規劃相關問題，介紹國際規劃界動向的文章比較少，今后會增加與國際接軌的內容嗎？董鑒泓：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城市規劃沒必要與所謂國際經驗接軌。改革開放后，我們請了不少外國專家參與各地城市規劃，但我們本土規劃界很多人對此是有意見的，包括外國建筑師設計的一些奇怪建筑，在社會上都產生了負面評價。我始終認為城市規劃不是一個技術型、工程型的工作，更多的是涉及文化問題，做規劃一定要深入了解歷史、地理和現狀條件。請外國人做一些區部地段的投標未嘗不可，但一個城市的總體規劃、概念規劃，最好是由本地或者了解當地情況的本土規劃師來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有限，他們來幾天，做一個方案出來，怎么可能搞得好？最近幾年好像聘請國外規劃師的熱度低了，這是對的。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已經基本定型，現在都是小修小補、城市更新。我記得之前有美國規劃專家交流團到同濟來，在我們看來，他們談的問題都實在太微觀了。這些年，我們培養了大量本土的優秀規劃人才，完全有能力做。文匯報：在您看來，根據中國城市規劃的特點，建國后中國城市規劃大致可以歸納為哪幾個階段？董鑒泓：我認為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國初的熱門期，受前蘇聯影響比較深，當時有個蘇聯援建“156項工程”要落實。在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計劃中，明確提到“加強新工業城市的規劃和建設”，“地方計劃包括……城市建設的計劃”并設一節專門敘述“在城市建設計劃方面應該注意的問題”。計劃公布后，我很受振奮，馬上寫了篇《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關于城市建設工作的若干問題》，刊登在了1955年3月的《建筑學報》頭版頭條。“一五”時期，從國家層面選取西安、洛陽、蘭州、包頭、太原、成都、大同等八大重點城市進行規劃。當時的規劃主要是物質形態方面，不太關注文化層面。第二階段是“文革”停滯期。“文革”前后大約15年損失很重，各種運動導致城市規劃工作停止，很多規劃圖被燒了，大量規劃人員被分到西安、攀枝花從事其他工作，甚至這個專業都一度被撤銷。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后的大發展時期，流行“走出去、請進來”。我記得1980年代初，同濟大學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華昌宜教授來作報告，對我們教研室沖擊很大，在《城市規劃匯刊》1982年第6期我們刊發了華教授的《美國城市規劃的發展及變遷》一文。這一時期，國家層面也有不少大手筆的開發開放，比如1980年代看深圳、1990年代看浦東。第四階段是現在的挑戰期。在經濟發展帶動下做城市規劃，難免“規劃趕不上變化”，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口規模是幾何級增長的，這個在之前很難預料到。文匯報：您認為未來中國的城市規劃方向是什么？董鑒泓：我想應該是發展城市群這種新發展形態。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城市病”，能夠明白城市規模太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流動人口太多帶來的問題等等。那么，城市群一般以1個以上特大城市為核心，由至少3個以上大城市為構成單元，依托發達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所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經濟聯系緊密，并能最終實現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群體。我們國家現在提出，要以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型國際樞紐為核心，打造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世界級城市群。將來的話，還可以進一步發展中西部小城市城市群，逐步轉移工業，但具體時機我現在說不好。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近30多年來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規劃，對中國歷史名城的保護從來沒有中斷過。比如，對上海外灘建筑群的保護，比如在蘇州平江府至今不允許建造高層建筑等等。從客觀來講，中國傳統建筑以土木建筑為多，本身較難長期保存；另一方面，近些年一些地方出現“搶名城、不保護”的情況，當下帶有保護性質的城市規劃工作越來越有難度。對規劃者來說，這些都是挑戰。將來的工作重點，需要更大的智慧來協調經濟發展與行政管轄之間的矛盾。文匯報：如今，國內開設城市規劃專業的高校達200多家，您認為這符合目前國內城市規劃對人才的需求嗎？董鑒泓：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全國有規劃專業的高校大概只有四五家，包括同濟、清華、重建工等。“文革”以后恢復得最快的是同濟，師資力量各方面都保存得比較好。現在全國城規專業的數量“井噴”，我感覺好像有點太快了。問題是，這200家里有多少家確實具備條件來辦這個專業？這是值得深思的。我對近幾年同濟規劃專業的畢業生擇業觀是有意見的，基本上他們都擠在同濟自己的規劃院里。這對同濟規劃的發展也好，對全國的規劃事業來說，都是不利的。1955到1957年畢業分配的時候，我都有意識地將我們城規專業的學生分到全國各地去，中西部最早的城規專業人員都是同濟畢業生。同濟的城規專業入選了剛剛出爐的“雙一流”學科，我們的學生在專業方面是優秀的，應該走出同濟，散作滿天星。（本次報道特別鳴謝《城市規劃學刊》編輯部王雅娟、肖建莉的大力支持）

第二篇：中國城市規劃

中國城市規劃

從一開始，中國的城市就存在著人為的規劃。中國傳統的城市規劃理論主要可以分成兩個大的方向：以《周禮考工記》為代表的，倫理的、社會學的規劃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風水理論為代表的自然觀的、功能性的規劃理論。

《周禮考工記》作為我國古代城市規劃理論中最具影響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國城市，特別是都城的基本規劃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門。”；“經涂九軌，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論。這些理論一直影響著中國古代城市的建設，很多大城市，特別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這種理論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長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時期），清晰的街坊結構和筆直的街道，以及城墻和城門無不反映了《周禮考工記》中“禮”的思想。在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工人居住、生活的場所，城市已成為一種“符號”，它代表著一種社會關系和秩序。人們生活其中，日復一日的受到空間秩序的影響，不覺中明確了自己的社會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正好符合了統治的需要，所以我們不難發現《周禮考工記》的影響是如此的深淵，甚至當代的很多城市規劃中仍可見到它的影子。

相比《周禮考工記》的“符號”性，中國傳統的城市規劃理論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義的一面，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書和后世的一些有關風水的理論中。《管子》成書于戰國時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書在很多方面對《周禮》進行了否定，在城市規劃領域，《管子》主張從實際出發，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為宗法封建與禮制制度所約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同時，在城市與山川環境因素的關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立政篇》）。這些理論對后世風水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風水理論對于中國城市規劃的影響無疑是重要的。拋開它迷信的部分不談，風水理論反映了中國城市規劃理論中“自然觀”的一面。無論是“天人合一”還是“藏風得水”都說明了中國城市在選址和建設過程中對所在環境的尊重，這種尊重是基于一種科學的態度，而不是出于“禮”的考慮。歷史上“風水”曾經的名字如“勘輿”和“地理”也都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風水理論中也常出現一些象征主義的符號，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可以發現這往往是一種樸實自然觀的神圣化。

如果說《周禮考工記》對中國政治性大城市的規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的話，那么《管子》和“風水”理論在中小型城市的規劃中發揮著更明顯的影響力。當然，這兩種規劃思想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在中國歷史上，很多城市的規劃與建設同時反映了這兩種思想，其中典型的例

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說，在西方的規劃思想傳入或者闖入中國之前，這兩種思想一直統治著中國的城市規劃，他們共同作用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富于個性的、人造之城。

西方城市規劃

和中國傳統城市規劃明確的指導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規劃體現出了一種多元性和歷史性。我們可以把西方城市的發展大致分成幾個重要的階段（工業革命前）：古典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和巴洛克時期。每個階段，西方城市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特征，這不僅反映了規劃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種社會結構的改變。因為，城市是人類社會的外在縮影。

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古典時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廟、劇場、競技場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們占據著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擁著他們，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羅馬都清晰地展現了這種城市結構。它反映了當時神、統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間的一種關系，不難看出這一時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對當時社會的重要性。

中世紀的歐洲是“黑暗的歐洲”。這一時期，天主教教會的勢力居于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駕于一切世俗權利（包括王權）之上；人們處于一種極度的愚昧狀態，知識的擁有權掌握在少數神職人員手中。這反映在城市規劃上，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城市幾乎沒有經過規劃，大部分城市處于自發形成的狀態；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動空間；同時，教堂處于絕對統治性的位置，它往往處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為所在城市或地區的統治點。

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同樣反映了那個時期社會思想的變化。隨著“人本主義”的回歸，人們開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隨著神的仆人光環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漸地被淡化。城市變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動場地的出現，市政廳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藝復興式的大拱廊都成為了這一時期歐洲城市的標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羅倫薩和西耶納。

西方城市發展的下一個時期是：巴洛克時期。在這個時期，歐洲很多國家，如法國正處于國力最昌盛的階段，正如我國的唐朝一樣，統治者開始希望炫耀王權的偉大和國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設上開始出現“大廣場”，“大宮殿”等現象，這種“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著一個“破壞者”的角色，一方面為了建造他們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們的宏偉

尺度也會使原有的周邊建筑顯得“嬌小”。這些大家伙不是為普通生活準備的，他們存在的意義在于“自我表現”。

結語

正如開頭所言，這是一篇隨感而書的“雜”文。中西方城市規劃比較實在是一個太大的命題，但當我們橫縱的比較他們時，我們又似乎能嗅到一些這個命題的味道。也許是因為地理條件和政治狀況的不同，中西方城市規劃的發展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中國，城市規劃的思想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基本形成，而后的演變只能說是其的補充和改良，這好像和中國的哲學發展史是一致的。而在西方，規劃思想隨著時空的不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在不斷的自我否定和更新。這種現象在工業革命后越發的明顯，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宗教思想對中西方古代城市規劃的影響

前言

一個民族在創造自己的神話與宗教時,常把與自身的生存發展關系最密切的自然力——環境,當作首要征服與支配的對象。原始人類通過辨析、利用環境,最終形成滿意的棲息地模式,即理想景觀的原型。正是在環境適應過程所形成的各民族文化深處的理想景觀模式,引發了神話與宗教中關于“神境”“仙域”“樂園”之類的直觀思辨,進而附會了一整套基于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解釋體系。

中國古代城市與神話傳說模式的關系

中國神話兩大源頭昆侖神話和蓬萊神話中的仙山是人們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侖山、蓬萊三山為代表。傳說中的懸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須彌山等都屬這種模式。據《山海經》記載：“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非仁羿莫能上崗之巖”，《淮南子·地形訓》記載：“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丹水,飲之不死。《列子·湯問》對于三山(五山)的記載：“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間相去七萬里。”由此可知，無論是傳說中的昆侖山還是三山(五山)，都以強調空間隔離為主要特征，側重于體現山體的高峻與隔絕。

中國神話中的這種神山和大海結合的景觀模式,呈現出水圍山繞樣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個安全性強、生態環境特別優越的生存空間。這種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國園林建筑中“一

池三山”的景觀格局。由于具體的地理環境以及文化積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觀模式的特點各有不同,中國的理想景觀模式偏重于“圍合”、“隱匿”,是一種依戀于自然的模式

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發展的一個定型時期。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時期主要在以岐山——長安以西為中心的關中平原為活動地域。這一地域,南有秦嶺山脈,西北是黃土高原,是一個庇護性和可捍性很強的空間,具有良好的小氣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強,熱輻射多,利于農作物生長。由這一時期的生態經驗和文化積淀來看,圍合的、資源豐富的自然景觀是值得依戀和信賴的,是一種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護所,因而中國先民的理想景觀是一種依戀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內向性格”的景觀模式。

西方古代城市與神話傳說模式的關系

古希臘神話傳說中的理想景觀模式,以諸神聚居的奧林匹斯山為代表。奧林匹斯山“位于希臘群山中,是凡人無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氣候適宜,長滿奇花異草,諸神在那里享受著幸福。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頂,其余諸神居住在各峰之巔,都居于空間重要位置,強調對制高點的占有和視控點的控制。

歐洲文化發源于愛琴海區域，在以愛琴海為中心的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及沿岸地區度過其定型時期,隨后擴散到地中海沿岸廣大地區。歐洲先民的生活場所土地貧瘠,受地中海式氣候影響,缺乏適宜農耕的土地和氣候,沒有一個自給自足的天然庇護所,使棲息地的捍衛行為失去實際意義。因而歐洲先民沒有支持一個集權社會的土壤和空間,稀缺的資源只能維持分散的小型城邦。這些城邦以占據制高點的城堡為中心,城堡是財富的集聚地。因而,歐洲人信賴的是以人工構筑的城堡,是對自身力量的信賴,在沒有天然庇護所可以依恃的情況下，炫耀自身的強悍和對他人的震懾。因而,歐洲人更強調對制高點的控制，與之相匹配的是一種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觀。

神話傳說模式對城市選址和布局結構上的影響

中國的理想景觀模式追求與自然的和諧,更偏好隱藏于屏蔽式結構,選址多在遠離塵世的幽靜之所。所謂“深山藏古寺”,將人文隱跡于自然,風格相對平和、含蓄。一般會刻意對周圍自然環境有所維護，中國古典園林建造中的山圍水繞、“一池三山”的布局結構,表現就最為突出。最集中地表現在皇家宮苑的建造上：秦始皇建造規模空前的“阿房宮”,在中國歷史上首次確立了“神仙意境”的園林。漢武帝時,“上林苑”建筑出現“一地三山”為主體的神仙意境。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導下的產物。

歐洲城市的選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現其宏大,注重裝飾,體現出對自然的征服和對自身的炫耀。古希臘的雅典衛城就是建于城內一個陡峭的山頂臺地上，山勢險要,從衛城內可看到周圍山巒的秀麗景色,既考慮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慮了從衛城四周仰望它時的景觀效果,表現出了對于制高點和視控點的強烈偏好。

總結

作為一種對于居住環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種文化都對理想景觀有獨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話與宗教是原始的哲學和宇宙觀,是人類早期的一種文化思想,它們同所在地理環境中人類對生活實踐的認識和經驗緊密聯系。神話傳說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類早期生存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在現實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第三篇：當前我國城市規劃設計發展趨勢

當前我國城市規劃設計發展趨勢

在五合國際的設計實踐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城市規劃設計。從單純的住宅區到旅游度假區再到大規模的新城開發，規劃設計的尺度越來越大，項目數量也在迅速增長。在保持這種增長速度的同時，我們對于設計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合規劃的發展方向也正在實現從量到質的轉變。

要想做好一個規劃設計，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規劃設計，換句話說就是要提高對于規劃設計方案的敏感性和評價能力。很多年輕的設計師甚至有些長期從事規劃設計工作的規劃師，經常感到困惑的事情就是看不出一個方案的好壞——不知道怎么評價，不知道從哪個角度切入進去分析和評論。針對這個問題，中規院的總規劃師楊保軍先生通過講解5個國際競標的評審過程，給我們上了一堂很好的規劃設計評析課，消釋了大家的困惑。

概括來講，從楊保軍先生的講座可以得出以下六個方面的啟發，這是對于城市設計的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即城市設計觀、區位分析觀、場地解讀觀、設計理念觀、規劃布局觀和設計藝術觀。

城市設計觀：熱愛生活，設計生活

城市設計究竟設計什么？對于這個問題一直都有不同的爭論，一種很常規的誤解就是城市設計是介于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的中間領域，就是把二維的規劃方案立起來，也就是總平面規劃加3維形體，說得白一點就是設計建筑。這種理解過于狹隘了，也有人認為城市設計是設計外部空間，這雖然比形態設計論進步一些，層次更高一些，但是還是未能真正闡明城市設計的實質。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很花哨的城市設計方案，擁有著奇形怪狀的形形色色的建筑，擁有著很怪異華麗的構圖，但是給人的感覺卻是很空洞很單調甚至有時候很幼稚。在楊保軍的講座里面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投標方案，而且五合國際以前的城市設計項目里面也不乏這樣的“作品”，這是建筑師自戀情結的典型表現，思想根源就是城市設計形態論或者空間論。

對此，針對關于城市設計實質的理解誤區，楊保軍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城市設計不是設計建筑甚至也不是設計外部空間，“城市設計設計的是人的活動”。我們贊同這種看法，或許也可以這樣理解，城市設計設計的是生活，而生活本身是豐富多彩的。城市設計是要建立一種控制和引導的框架，城市設計師完全沒有必要去取代建筑師的工作，城市設計的重點是城市公共空間，重點是在這些空間里面設計人的活動。

因此，楊保軍也主張設計師要注意觀察生活，熱愛生活。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是他通過對于南京夫子廟商業街商鋪銷售活動的觀察，得出對于不同類型商鋪區位選擇的直觀感悟。只有熱愛生活的設計師才可以設計出豐富多彩的活動，才可以設計出豐富多彩的城市公共空間，才可以設計出優秀的城市設計作品。希望我們的規劃師可以少做一點浮夸的 “面子工程”，我們的建筑師也少做點自己小小的“紀念碑”，好好關注一下普通人，關注一下普普通通的使用者吧，這才是設計中真正的“以人為本”。

區位分析觀：承上啟下，左鄰右舍

從楊保軍對于5個方案的評析可以看出，對每個方案的講解都是從區位的分析講起。區位，是項目在城市中的位置，對區位的特別關注是城市規劃師的職業特點。

審視一個城市設計方案，不能就事論事，要從更大的范圍來看，以城市整體的眼光來看待局部地段的設計，對此，楊保軍用八個字來概括，即“承上啟下，左鄰右舍”。這是做一個城市設計乃至建筑設計都應該遵循的基本立場，設計中切忌追求自我表現而忽視城市整體形象的完整統一。“承上啟下”就是指規劃設計既要考慮項目所在位置的更大范圍的、更高層級規劃的指導和制約，又要考慮對下一層級的設計的控制和引導。例如做一個街區的改造規劃，既要考慮所在片區的分區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對這個地段及其周邊的規劃指導和約束，又要對下一階段的建筑設計、景觀設計等做出引導和控制性的措施。“左鄰右舍”就是指規劃設計要考慮周邊的環境，新的設計要和周邊的環境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注意城市環境的整體完整，而不是強調自我表現、否定鄰居。一方面要考慮體量、尺度、密度、肌理等的協調統一；另一方面要考慮配套設施、公共空間等的統籌規劃、綜合利用。

場地解讀觀：運用資源，延續文脈

場地解讀是設計師的基本功，一個好的規劃設計方案一定是根植于基地的，而不是憑空捏造的。但是場地解讀的工作卻經常被人忽略，很多規劃師在做設計的時候，根本不去看現場，或者也不仔細地去踏勘現場，上來就畫圖，而且經常上來就在電腦上畫圖。一方面抱怨項目平淡，沒有什么特色；一方面卻很干凈利落地把有可能做出特色來的場地元素干掉，無視場地風貌和特質，特別是CAD畫圖更容易把地形簡單化處理。

在講到廈門舊城改造項目評標時，楊保軍說“如何對待歷史，常常是設計的分野所在；如何發掘場地特征和獨有的資源價值，取決于設計師的態度、靈感和經驗；在心動、手動的一瞬間，構思就已經開始了”。廈門評標最終勝出的方案，就是基于對場地和文脈仔細分析和評價的佳作。該方案采取了一種以少勝多、另辟蹊徑的辦法，提出“運用場地特色，提升項目價值”。保留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和空間肌理，老的傳統的格局繼續講述著過去的故事，歷史的文脈得以延續，并重新構建了新的空間秩序。通過場地解讀，發掘出場地資源的價值，然后運用這個價值做出了項目的品味，即“營造地方感和詩意”——以質取勝，而不靠容積率以量取勝。這個方案還特別排了一整版場地風貌的照片，這些風貌有的設計師可能視而不見、熟視無睹，但是高明的設計師卻可以從中構想出好的設計創意。

楊保軍說，在歷史風貌區做規劃，就好比一個從珍珠到項鏈的過程。埋藏在泥土里的珍珠需要有人發掘，然后把表面的泥土灰塵清洗干凈，但這僅僅是第一步，第二步需要把珍珠串起來，串成項鏈。把珍珠串成項鏈，價值就要提升很多。做規劃也是同樣的道理，首先需要把散落的文物建筑發掘出來，讓它們重見天日，然后就要把它們串起來，串成一個珍珠項鏈。規劃師有時候也需要做些這樣的穿針引線的活。

設計理念觀：實事求是，注意手法

看設計投標往往會看到很多紛繁復雜的設計理念，好像每個設計都有自己的一套東西，常常讓人感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到底他們說的是什么？誰得更好些？

參與過無數評標的楊保軍也一定面臨過如此的困惑吧。從他對于這5個評

標的講解中，可以看出評委可能更看重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例如，在哈爾濱的一個項目中，有一家提了一大堆理念，從場所的理念到生態、歷史、現代、未來，好像無所不包，而且說的是樣樣都對。但是在這樣大雜燴的理念下面，設計卻做的十分平淡，而且漏洞很多。這樣的方案就給人一種華而不實的感覺。好的設計需要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一定不能生搬硬套，這個理念是基于對于區位和場地的仔細分析，對于國內外相關案例的對比研究而得出的針對性的對策。

同樣，設計也不能只有理念，還要注意手法，理念的實施需要很好的設計技巧，特別是對于空間和細節處理的手法。這是設計師基本的專業修養，每個方案都可以看出設計師手法上的高下，也就是通常說的“手法老道”、“設計流暢”。注意基本功的訓練，不要空談概念，培養一種踏踏實實的作風，對于年輕設計師來講是特別需要注意的事情。

規劃布局觀：發現秩序，融入秩序

建筑布局、形式、風格，界面，交通組織，綠化系統，文脈保護，分期實施是規劃設計評標時需要討論的幾個技術層面的問題，這也是設計師要注意表達的幾個方面，特別是規劃的整體布局。

從楊保軍對于這幾個方案的講解可以看出，關于規劃布局問題，重點在于秩序的把握。在講到哈爾濱的投標項目時，楊保軍說，“任何方案要看在什么地方，這是我們在設計中需要分辨的。當這個地區有秩序的時候，不要去搞亂，只需要融入，把原來的結構修理一下就可以了；當這個地方沒有秩序的時候，需要去建構秩序的時候，這個時候可以去建構。原來就存在秩序，只需要發現它、認可它；原來的秩序松散了，就要去把它整合好”。做設計要考慮周邊的情況，注意“左鄰右舍”，不要以自我為中心，強調什么所謂的“標志性”。

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構圖很花哨的規劃方案，比如一些很強硬的圓形構圖，這樣的構圖本身就是特別向心的，其實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表現。這樣的規劃設計往往顯得很自我，很難跟周圍的環境融合在一起。在楊保軍的講解中也可以看到，評委們對于特別強調形式感的方案沒什么好感，反而覺得華而不實、水平低下。對于我們五合國際這樣建筑設計背景濃郁的公司而言，做規劃時首先要忘記建筑師的自我表現欲，放棄對于形式、構圖等特別強烈的追求，而把精力更多的放在研究地區已經有的結構和秩序上，讓自己的方案更好的融入到城市中去，努力創造和諧統一的城市形象和環境。

設計藝術觀：大巧不工，大象無形

為什么中規院的總規劃師在自己最成功的評標中，把第一名給了一個貌似很亂——連規劃局都“看不出好在哪里”的方案？為什么這個很“亂”的方案最后能以9票全票中標？用楊保軍的話說就是，“大巧不工，大象無形”。這是城市設計的一種境界、一種修為、一種理念、一種追求。

也許我們看慣了中軸對稱、圓形構圖，也許我們已經習慣了那樣的東西那樣的設計，看慣了拙劣的方案反而對于好的設計沒有感覺了。這也就是規劃局“看不出好在哪里”的原因吧。“亂中有序”是一種更高的把握能力，設計師很自然的把老的建筑和新的設計融在一起，處理的很平易，空間的轉折與過渡沒用什么軸線反而更顯巧妙。別非所有設計師都有如此的功力，也不是所有的評論家都能發現設計之美，但是當專業的修養達到一定高度，很自然就會對此有所

感悟。我們的年輕設計師經常喜歡做一些很酷的設計，往往不厭其煩的表達對于“形”的追求，表達一種“設計味”。但是好的城市設計方案應該仿佛是從場地里面生長出來的一樣，或者看上去像是經歷很長的歲月自發自然形成的，這樣的設計才會更有生命力。這樣就要求設計師應當盡可能隱藏設計的痕跡，隱藏雕鑿的痕跡，很自然地處理建筑形體和空間的過渡。從“有形”到“無形”，設計的感覺和品味實際上就提高很多了。

主講人: 楊保軍 中國城市規劃院總規劃師(五合大講堂)

第四篇：當前中國形勢

當前中國形勢

2010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養精蓄銳、調整力量，世界加速進入經濟大動蕩、格局大調整、體系大變革、模式大發展的新階段。世界多極化進程明顯加快，國際局勢保持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蕩緊張的狀態。

首先是世界加快朝多極化發展。美國一強稱霸的局面暫時無法改變，綜合實力無人能及。同時其他國際政治力量正在發展并逐步成為多極化世界的某一極，中國迅速發展、俄羅斯國力恢復、歐盟自我意識覺醒、印度崛起等，再加上非盟、阿盟等地區性國際政治組織的作用日益顯現，多極化世界的雛形日漸明朗。其中中國國際地位與作用不斷增強，對國際規則的話語權不斷提升，對國際秩序重塑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其次是局部地區動蕩局勢短期內難以扭轉。如中東的伊朗核危機、巴以危機，南亞的印巴土地爭端，非洲的黨派、部族、宗教之爭，索馬里的海盜猖獗、國際恐怖主義興起等造成當前世界總體緩和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而局部動蕩、總體和平而局部沖突的局面。而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躍世界舞臺。現在，我國國際地位變化及面臨的新挑戰

2010年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國際社會進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國，視中國崛起為本世紀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國成功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進一步上升。今年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金燦榮：08年奧運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動員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閱兵向外展示了中國的軍事實力，2010年上海世博會體現了中國科技創新的能力。）伴隨中國經濟實力的壯大，中國的外交自信心不斷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強。

但是，隨著中國地位和影響的迅速增大，各種外部阻力與壓力也隨之增加。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在國際上影響力日益提升，越來越多的國際場所都活躍著中國的身影。但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已成為美日歐等力量“假想潛在競爭對手”，在各個領域給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目前美國在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面不斷對我國進行打壓。日本、印度等國不斷加強軍事擴張，朝鮮半島核問題也有隨時惡化的可能。東西方均存在著現實威脅，中國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不少國家和外部力量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產生不適應感，“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不斷出現。一些大國更對我產生明顯的戰略敵意，使我國面臨更多的麻煩和事端。今年年初以來，美國在涉及我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接連發難，谷歌事件、美對臺軍售、西藏問題、貿易紛爭和壓人民幣升值及南海軍事問題。此輪中美關系的緊張，除了美國國內急于擺脫經濟困境和中期選舉的政治壓力因素外，擔心中國實力增強后會挑戰美國的霸權是一個重要原因。美國朝野普遍認為，中國正變得“自大傲慢”，我國維護海洋權益的舉措，被美國視為與美爭奪亞太主導權，對美國在亞太的利益構成了威脅。美國國內一些智庫的重量級人物公開主張，重新審視美國的對華政策，這是需要我們警惕的。

中國成長產生的大國崛起效應也引起一些周邊國家的疑慮和防范心態，增加了我們維護周邊環境穩定的難度。我國周邊環境復雜，鄰國眾多，又存在大量歷史遺留的領土及邊界劃分爭端。出現任何紛爭，不僅當事國陷入麻煩，也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機會。近年來中國在周邊地區的一些維權活動，如中國漁政船在南中國海巡航、護漁、伸張主權，以及中國海軍艦隊在沖繩附近海域演習等，就引起周邊國家的嚴重焦慮。一些周邊國家為緩解中國實力上升的壓力，希望美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平衡者”作用。菲律賓等國一直希望美國介入南中國海的爭端。一旦外部大國介入，極易造成我周邊安全形勢的惡化。近期南海主權爭端表面化和復雜化，美國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兩年，隨著對中國護海行動疑慮的加重，美國一方面向中國施壓，指責中國在南海問題處理上，妨礙了海上貿易的開展，違背了國際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區的部署。不僅以“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為借口，增加在該地區的投入，頻繁派遣軍艦在南海活動；還通過軍售、聯合軍演來提升與部分國家的軍事合作。今年8月，美國就與越南在南海進行了海上聯合軍事演習。）近年我國已經面臨日益嚴峻的領海權益維護的考驗。象南沙群島，釣魚島及東海大陸架劃界和東海油氣開發等問題上，與越南、日本等國的爭端都呈現加劇之勢。

另一方面，隨著國際上對中國關注和重視的增加，對我國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國際輿論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這使我國面臨履行大國義務的壓力明顯加大。（如對巴援助問題；氣候問題解決上要求中國承擔過重的責任）盡管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有利于我國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可以增加我國的戰略份量。但是，以我國現有的能力履行過度的國際責任，將影響到我國自身的長期發展。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必須平衡好自己的國家實力與承擔國際義務的能力。

面對我國國際地位變化和國際形勢發展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我國以更主動的姿態展開全方位外交，積極活躍在國際舞臺上，維護了總體有利的外部環境。

一是積極開展峰會外交，擴大我國的影響力和發言權。國際峰會的高規格、權威性，既是各國直接表達自己聲音的最佳場所，也是有效處理問題和發揮影響力的極好機會。去年以來，我國領導人頻繁出席和參加了一系列重要峰會，象聯合國系列峰會、金融峰會、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及今年更為密集的核峰會、四國峰會、G20峰會、上合組織峰會，以及即將舉行的中歐領導人峰會、亞歐首腦會議、APEC峰會等眾多國際峰會。通過領導人參加這些峰會，直接向世界闡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使世界了解中國的主張和訴求，既有利于展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同時也使中國的重要利益得到維護。

二是穩定和發展同主要大國的關系。大國關系是我國外交關鍵所在。與大國的關系出現問題，往往產生損害到發展和安全的嚴重后果。今年以來，中美關系的壓力明顯加大，復雜性的一面進一步顯現。面對中美關系事端頻發的不穩定狀態，我國在正視現實，承認中美結構性分歧長期存在的基礎上，為化解紛爭展開了高層戰略對話和協商，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排除兩國關系的干擾，維持了中美關系大局的穩定。中俄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得到不斷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時還保持了中歐關系平穩發展勢頭，加強雙方在國際金融改革、全球治理、應對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合作。鞏固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增進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礎。加強同新興大國的協調與合作。

三是深化同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國在與周邊地區國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領域合作得以切實推進。此外，通過推進多邊區域合作還增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國—東盟自貿區將在深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關系，帶動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兩岸之間的ECFA簽署生效，建立中日韓東亞自由貿易區成為談判議題。在區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國在哈薩克斯坦參加了上合組織舉行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促進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政治關系及在反恐和維持地區安全穩定上的密切合作。但與一些海上鄰國的領土和權益爭端問題迄今尚未得到解決，其中包括中國與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尤其是南沙群島領土爭端，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島、東海大陸架的劃界和東海油氣開發等問題上的爭端。一些領土爭端有日趨國際化的傾向，某些外部大國和地區多邊組織介入其中，使得問題更加復雜化。

四是積極參與解決熱點和全球性問題。金融危機后，我國不僅積極推動國際經濟重建和國際體系的調整，我們還本著建設性的態度參與伊核、朝核問題會談，支持周邊國家政府穩定國內政局的努力，反對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在防核擴散、能源、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主動與國際社會展開合作。中國還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行動，既從自身做起，也積極承擔國際義務，發揮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作用。

第五篇：當前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問題的幾點思考

當前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問題的幾點思考

王明珠

（新疆大學建筑工程學院）

內容提要：闡明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關系和區別，包括城市規劃中的總體規劃和區域規劃的差異和共同之處。明確當前世界的全球城市化問題和城市全球化問題，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和國家政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地進行經濟全球化的城鎮體系結構改革，深入研究和思考全球市場與中國區域經濟實際相結合的城鎮體系結構。

關鍵詞:全球化、區域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城市規劃、社會經濟、城鎮體系結構。

一、全球化與城鎮體系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