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遵義會議評價的科學歷史觀
遵義會議評價的科學歷史觀
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12月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遵義會議與長征”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講話。——紀念遵義會議七十五周年
一、開題的話
這些年來學界對遵義會議和長征的研究不斷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發掘,另一方面視點的變化不小,對這段歷史有新的解讀。
我完全贊成多視角、寬領域地研究這段歷史,只有這樣,對歷史的認識才愈趨全面、客觀、真實。
但是,我很不贊成以下兩種傾向。
一是胡編亂侃地戲說,將黨史演義化。若是文藝創作就廣而告之說清楚,不要混同于黨史研究。現在有的著作打“擦邊球”,虛構許多歷史細節,書中記載大段大段的人物對話,似乎是作者本人在場筆錄的,以假亂真,混淆創作與研究。
二是將黨的歷史權力斗爭化,一部黨史被扭曲成權力斗爭史、玩弄權術史、個人恩怨史等。比如,遵義會議被歪曲成毛澤東篡奪中央權力的歷史起點。不是說黨內沒有權力斗爭等,但一部黨史絕不能寫成權力斗爭史。這兩種傾向都對青年人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特別是后一種傾向影響更大,因為它是打著披露“秘史”、曝光“內幕”、還原“真相”的幌子。有些內容不完全是虛構史實,而是片面地截取歷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將歷史人物的某些缺點錯誤無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蘆的辦法,將這些片斷演繹成篇,從而一部中國共產黨史或領袖傳記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惡化”了。毛澤東是怎么成為黨的領袖的?依照這些著述,就是靠玩謀略、整對手、拉幫結派、爭權奪位而成為領袖的;什么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黨的事業、人民利益等等都化為烏有。年輕人不了解黨的歷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單純,看了這些書不能不有一種被正規教育愚弄、欺騙的感覺。因此,這給我們黨史工作者提出了應當怎樣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的問題。
我們不是強調學習、落實科學發展觀嗎?科學發展觀是面對現在、面對未來的,使我們的社會、國家得到科學發展。對于過去的歷史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就應該以科學的歷史觀,以科學的態度來研究歷史,包括黨的歷史。什么是科學歷史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黨的歷史,評價歷史事件和臧否歷史人物。
我們現在不太講立場、觀點、方法了。其實,講立場、觀點、方法,不是教條主義、不是“左”。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堅持立場、觀點、方法論。過去我們強調無產階級的立場,在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后,強調共產黨的先進性首先表現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三者既然是統一的,那么講立場就應當是“三個先鋒隊”的立場,或者說是這樣的黨的性質的立場,即黨的立場。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
過去將黨的歷史寫成路線斗爭史不對,一些著述將黨的歷史描繪成權力斗爭史也不符合黨的真實歷史。如果黨的高層都是勾心斗角、爾虞我詐,能夠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嗎?如果毛澤東就是不斷地玩權術,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為什么沒有眾叛親離?為什么那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還對他忠心耿耿?這是用“愚忠”、封建意識、個人崇拜之說解釋不通的。有人不是說他“用人唯親”么?對“唯親”者,這可能說得通。但對被整后還擁護他的許多非“親”者,這種說法則難以成理。我們要“還原歷史”,但將黨的歷史“丑惡化”、將毛澤東“妖魔化”是對歷史的歪曲。研究黨的歷史應堅持科學的歷史觀,對遵義會議的評價也應當堅持科學歷史觀。有感于一些著作對歷史的敘述以假亂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本文以評價遵義會議應堅持科學歷史觀來開題。
二、遵義會議與民主革命的兩個十四年
對遵義會議的研究,30年來召開過多次研討會,論著也很多。有許多人是遵義會議的研究專家,我就不班門弄斧了。這里僅從宏觀黨史來看遵義會議。
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媒體宣傳熱點之一是如何看待兩個“30年”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以遵義會議為界的兩個14年的歷史進程,同新中國60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的兩個30年的歷史進程極其相似。
首先,遵義會議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也是黨的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黨領導民主革命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是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前8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同樣,遵義會議前的14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參與領導的前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輝煌一頁,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遵義會議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都處于黨的歷史發展危急關頭,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
再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30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樣,遵義會議后的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體系。
還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論列。僅此,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歷史的轉折點對黨的歷史發展的影響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那么,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的關系呢? 我在比較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校正方向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生硬地套用來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的關系,但是強調要辯證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的思路(即要前后對比考察),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至少可以論列以下五點。
一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
四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
五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準備。
因此,肯定遵義會議是偉大的歷史轉折,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并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史。講所謂“第一代”,也不是說黨的歷史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這樣的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是偉大的歷史轉折的誤解。
過去我多次解釋過,講黨的領袖第幾代,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種說法,是一個時期的政治需要,屬于政治概念,不一定是說要長期這樣講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適性。作為政治宣傳,可按照中央的精神講。作為學術研究,不必強求,既可用這種說法,也可以不用這種表述。用了這種說法,也不必“上綱上線”進行批判。
(二)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這后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陜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打敗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并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于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我以為,這樣辯證地、歷史地從前后兩個方面認識以遵義會議為界的民主革命歷程的兩個14年,更有助于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
三、遵義會議與長征前期的系列會議
我在“長征行”時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領導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1934年底至1935年底,僅一年時間,比較重要的,在黨史上有記載的就達20多個。這個情況是我過去不甚清楚的。我將這些會議,按其討論的內容和解決的問題來劃分,大體為三個系列。
一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召開的中央系列會議。這個系列的會議至少有9個。它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還有瀘定會議。這些會議基本上是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指導思想、軍事路線、行軍方向和作戰方案等。
二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召開的中央系列會議。它至少包括兩河口會議、卓克基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巴西會議、俄界會議等7個會議。這些會議都是討論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的軍事計劃、戰略方針、行動方向、作戰方案,以及與張國燾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識。其中的批評、斗爭,也是希望求得團結,共同北上抗日。但這些會議沒有達到這種目的。
三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道后,在單獨進軍陜北途中召開的系列會議。它至少包括哈達鋪會議、通渭榜羅鎮會議、保安鐵邊城會議、吳起鎮會議、下寺灣會議、瓦窯堡會議等6個。這些會議主要是討論中央紅軍對陜北的進軍,以及到達陜北后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調整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問題。
中共中央主持召開的這三個系列會議,對中央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抵制和反對錯誤傾向,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根據地,開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里,主要講講遵義會議與第一個系列會議的關系問題。
對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還有瀘定會議的內容和作用,我過去也知道一些,但是對其中的細節不甚清楚,而且是孤立地看待這些會議。以往對這些會議與遵義會議的關系也缺乏研究,一些黨史論著對這個問題也講得不多。
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會議時,那里的縣黨史辦主任向我介紹通道會議情況,也講了他對通道會議歷史地位的看法。他說:通道會議雖然是一次短促的臨時性緊急會議,但其歷史意義卻重大而深遠。首先,它在危亡關頭,挽救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通道會議,中央紅軍不在通道轉兵,而是按原定計劃走,那么,中央紅軍所剩的3萬余人將全軍覆沒。
其次,通道會議打開了毛澤東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很少參加中央核心會議。這次會議不僅接納他參加,而且贊同他的主張,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紅軍與紅2、6軍團會合的主張。這為隨后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他還說: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開始在通道會議,完成于遵義會議。毛澤東是從通道會議開始重新影響中央的最高決策,到遵義會議最終成為黨的核心決策者的。
因此,他的結論是,通道會議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歷史豐碑。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黨史系統最基層的干部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作為地方的同志都有一點家鄉情結,而且又不是專門研究黨史的,評價通道會議的作用講得比較滿,有的說法不那么周全,表達得不那么準確,這可以理解,不必用專業研究人員的眼光去苛求。我很欣賞的是,一個基層干部能夠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很難得。
我還贊同他的這個觀點: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通道會議為一個月后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這個看法很好,是他的基本思想,其他一些用語不過是夸張的形容詞而已。
他講的“過程論”對研究這段黨史很重要。對于這段黨史會議,此前,我考察過扎西會議和雞鳴三省會議。此后,考察了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和茍壩會議也是在這之后考察的。我到這些地方考察時,在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邏輯,認為如果沒有在他們那里召開的那個會議,中國革命就怎樣怎樣,毛澤東就怎樣怎樣。因此,在他們那里召開的會議,是非常重要的。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只肯定遵義會議的歷史作用,不那么服氣,認為有失歷史的公正,沒有做到實事求是。
他們的有些說法不一定合適,但提出一個問題,應當用“過程論”來研究這段黨史;評價黨的歷史事件有一個科學的方法論問題。既然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會議對它起了怎樣的作用,應當給予怎樣的評價?如果說過去的黨史論著對此研究不夠,有各種客觀原因,現在歷史已進入新世紀,有關檔案資料公布了不少,這是一個再也不能不作為研究的問題了。
受到“過程論”的啟發,在考察這段歷史過程中,我提出了“系列會議”的觀點,認為遵義會議發生的歷史轉折與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會議有密切關系,只有正確地把握這兩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說明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為了能夠把這個關系說得比較得體,我又提出了認識這些會議關系的方法論原則。在《長征行》一書中,我講了三條。第一,要把理論的邏輯推論同歷史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不宜對歷史問題作抽象的分析。
比如,說通道會議“在危亡關頭,挽救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通道會議,中央紅軍不在通道轉兵,而是按原定計劃走,那么,中央紅軍所剩的3萬余人將全軍覆沒”。抽象地看,從純邏輯的推理,能得出這個結論。但是,這個立論要有一個前提,即通道會議完全解決了黨內高層的激烈路線之爭,直接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掃清了障礙。而短促緊急的通道會議,沒有解決要不要北上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爭論。雖然毛澤東應邀到會陳述了反對北上湘西的意見,與會的張聞天、王稼祥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都贊同,但博古并沒放棄最終北上與紅2、6軍團會合的既定戰略方針,只是這時不再堅持。李德仍頑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會議為了爭取仍是“一把手”博古點頭,只明確了立即西進黔東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貴州再議。
這就是說,通道會議只是改變了進軍路線,并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通道“轉兵”,只是遵義會議所發生的偉大歷史轉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進軍路線的轉折,而沒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實現歷史轉折。因而在歷史評價上,不能簡單地將評價遵義會議的用語,移來用于評價通道會議。
第二,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
通道黨史辦主任講“過程論”,是辯證法。但更為重要的是將“過程論”作為研究方法貫穿始終,而不停留于作出某個論斷。
就通道會議言,它的成就并沒有達到那段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而只走了推動那段歷史前進的第一步。既要充分肯定這“第一步”的歷史作用,又要看到它畢竟是“第一步”。從那段歷史的第一步前進到那段歷史的最終結果,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即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會議而逐步實現的。
當初,對于這段歷史過程,并不像我們現在看得這么清楚。召開通道會議,實現“轉兵”路線進軍貴州時,并沒有想到會出現遵義會議那樣的結果。當時不可能有那種預見。由于通道會議只解決了急需解決的進軍方向,并沒有解決北上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戰略方針,因而就有隨后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會議。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級的會議,規格很高,解決的問題是遞進深入的,由戰術到戰略,由軍事到組織,最后才實現毛澤東成為黨的核心決策者的局面。
因此,對通道會議的歷史意義,就應放在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之中來評價。既要瞻前——它開始改變紅軍長征以來被動挨打,走向機動靈活的新局面;又要顧后——它只是戰術“轉兵”,并非戰略“轉兵”。也就是說,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還要看到未解決的問題。將通道會議放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對它的評價會符合歷史實際一些。
第三,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這也是“過程論”,只是換了一個分析問題的角度。
我以為,從通道會議到扎西會議和茍壩會議等,可以看做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一段歷史鏈條,通道會議是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歷史環節。從歷史鏈條這個視角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和茍壩會議等,都是歷史環節,每個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歷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立地看做是遵義會議的成果,而是這整個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合力作用。因此,研究這段歷史,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
當然,作為歷史環節的每個會議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沒那么顯赫。就遵義會議言,它是這段歷史鏈條中發揮了更大作用的歷史環節,這個作用是其他環節不能替代的。這即是說,研究歷史既要講“過程論”,還要講“主要作用論”。歷史是這樣交錯發展的,也應當這樣來認識歷史事件的作用。這既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歷史的唯物論。據此,對通道會議的評價,我是這樣跟他們講的:它為黎平會議作出改變戰略方針的決定作了重要準備,為實現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根據上述講的方法論原則,對遵義會議與其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作這樣兩點總結。
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還有其后的會理會議),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
從“過程論”的角度,應將遵義會議發生的轉折看做是一個歷史過程,不是突然發生的。
講“合力論”,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的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黨的歷史轉折發揮了作用,給予應有的評價無可厚非。
講“鏈條論”,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都是實現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歷史環節。
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因此,黨的歷史發生的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立地看做是遵義會議的成果,而是整個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這些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
講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并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作為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偉大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軍事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只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于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證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
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因此,評價遵義會議所發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應講兩句話:
一是要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突出遵義會議的標志作用。
這兩句話的關系,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據此,我以為對兩個《歷史決議》關于遵義會議的定位,將其作為上述一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來理解,更符合歷史實際。
四、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
鄧小平在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時,回顧黨的歷史講了領導核心問題,指出: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遵義會議開始才逐步形成。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鄧小平文選》第3卷出版時,我以為這是講“核心”的源頭。后來編《鄧小平論中共黨史》時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鄧小平同亞洲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時就講到: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這說明,講遵義會議形成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思想,鄧小平具有一貫性。
對于遵義會議形成的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國內外都有各種質疑。應當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上述講遵義會議與系列會議的關系,說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趨勢。前些年和近年來的回憶材料講的一些情況,也有助于對這個問題釋惑。
一是“張王橘談”。
1934年12月18日召開的黎平會議,雖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戰略方針的決定,但李德對這個決定十分惱怒。幾天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橘林里休息時,坐擔架的張聞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張聞天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他打仗有辦法,比我們強。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了彭德懷和毛澤東。隨后這個建議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這個材料很重要,印證了遵義會議發生的實際過程。一是遵義會議的原定議題,沒有人事變動問題;二是遵義會議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才同意了。這就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二是“周博長談”。
遵義會議改變原定議題和程序,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的情況,博古在會前一點不知道。對會議批他也沒有思想準備。會后,博古對遵義會議上的一些發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紅軍長征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村子改組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時,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當然,人無完人,但戰爭需要他率領紅軍打敗蔣介石,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軍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對毛澤東,你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他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
這兩個談話,對遵義會議形成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基本情況。的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黨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但為什么說他是領導核心呢?這又涉及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是形式地看問題,還是從實質看問題。這也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情況有點相似。從形式上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不是鄧小平,但總設計師是他,一切大政方針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實際上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是他。再就資歷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領導職務,當第一把手,也不成問題。那時,這方面的要求很強烈。但為了考慮培養年輕一點的人,他堅辭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與實質分離的領導格局。
遵義會議也是類似情況。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時,周恩來、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澤東的,但毛澤東推辭不就,認為讓張聞天先干一個時期比較合適。這主要是考慮共產國際的背景,這樣大的人事變動最后都要報共產國際批準。由張聞天接任,容易為共產國際接受。而讓張聞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立即作出改變最高領導的決定的考量。在長征期間,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黨的工作也主要是圍繞著軍事斗爭。前述“張王橘談”已說明了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擁戴,讓毛澤東出山直接領導打仗是首要任務。
再則,張聞天也很民主,不專權,對博古交權給他的這個“負總責”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紅軍4月中旬過北盤江前,中央曾討論派一位負責同志去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并設法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張聞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沒有同意。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盡管他“負總責”,但實際上沒處于核心地位。否則不會有此想法。
在軍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來的態度很明確,要讓毛澤東掛帥。周恩來長期處在軍事領導主要崗位,在李德到中央蘇區后,兩人的意見不時相左,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后,在軍事指揮問題上常常爭吵。從廣昌戰役始,李德和博古親臨前線指揮,讓周恩來回到瑞金說是讓他“管總”,實為“打雜”去了。湘江戰役后,兩人的爭論更加激烈,到黎平會議期間,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居然對李德拍了桌子,可見矛盾之尖銳。軍團領導人都擁護周恩來,遵義會議剝奪了李德指揮權,自然就由周恩來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
但周恩來不攬權,在作最后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意見。這在茍壩會議上表現得最明顯。
在茍壩的頭一天會議上,與會的紅軍將領對來回渡赤水而沒打仗已有些不耐煩,一致同意林彪、聶榮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但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并以寧可不當剛剛擔任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而努力抗爭,但他沒能說服大家。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
毛澤東堅信自己的意見正確,到了深夜,提著馬燈,摸走山路,到周恩來住處,讓周恩來晚一點下達命令,找來朱德,三人一起認真分析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重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問題,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撤銷進攻決定,使紅軍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這次會議上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又稱“三人團”,周恩來仍是團長。新“三人團”的成立,是繼“雞鳴三省”會議解決黨內最高領導分工之后,再次解決了軍事指揮的最高領導機構問題。它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有利于在敵情瞬息萬變的復雜戰爭環境下,保證正確軍事指揮的實施。這個新“三人團”,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最高領導機構中的地位。盡管他不是主要負責人,但周恩來在作最后決定時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見。他的正確主張已經凸顯了發揮的核心作用。
歸納起來,遵義會議后的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是由這樣三個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勢”。
長征從突破國民黨軍的一道道封鎖線開始就是不斷打仗。戰爭的大勢將軍事領導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誰能領導軍隊,誰就能發揮核心作用。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是隨隊行軍的。遵義會議后,他參與中央常委和紅軍的領導,使他有了發揮核心作用的大平臺,成為率領紅軍長征的實際主角。
其次是“才”。
“勢”是前提,能否發揮核心作用唱主角,關鍵是才干。有了“勢”,沒有本事、沒有才能,同樣不能成為核心。毛澤東能夠發揮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張聞天和周恩來對他的評價和期待,說明了這一點。“勢”為時勢造英雄提供了機會,“才”是英雄造時勢的根本。
再次是“場”。
這就是毛澤東的活動場所和工作環境。遵義會議后改組過的中央政治局,與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時的情況大不一樣。那時,毛澤東被排斥、受壓抑、處于逆境,才能得不到發揮。遵義會議后完全變了,中央政治局的4個常委,能夠發揮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張聞天、周恩來和他三人了,而張、周都很尊重他。張聞天領導的政治局發揚民主作風,能夠充分討論問題,這為毛澤東展現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有這個“場”和沒有這個“場”大不一樣,毛澤東的境遇完全不同。遵義會議后,有了這個“場”,毛澤東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因此,那種將毛澤東描寫成是靠玩弄政治權術、踏踩別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的各種黨史演義作品,是不符合黨的歷史發展的實際主線的。
五、遵義會議與黨的歷史分期
在黨的近90個春秋的發展歷史上,曾被稱為重要歷史轉折的,主要有三大歷史事件,而且都是黨的會議。除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外,還有1927年的八七會議。這三次會議所起的歷史轉折作用各不相同。八七會議的轉折作用與遵義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作用不在一個層面上,這里存而不論。
前已指出,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黨的歷史的兩個偉大轉折點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此外,兩者還有相異之處。這里著重講講相異之處,即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新中國60年歷史發展的界碑,由此分為兩個歷史時期;而遵義會議卻沒有成為黨的民主革命歷史分期的界線。在比較這兩個歷史轉折點時,經常碰到這樣的疑問。
遵義會議既然是黨的民主革命歷史的轉折點,為什么黨的民主革命歷史不以遵義會議為分期界線?我以為,要弄清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黨的歷史進程分期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與任務的變化,而不是黨內路線斗爭。比如黨的民主革命歷史,過去分為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現在將黨的創立和大革命分為兩個時期了。
顯然,這些歷史分期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和革命任務的變化有密切關系,同黨內的路線斗爭只是在個別時期有關系。土地革命戰爭10年,按照過去說法,路線斗爭十分激烈。我們現在淡化路線斗爭,可以說黨的指導思想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與錯誤的發展趨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來劃分,那就是路線斗爭史了。
二是對黨內的路線斗爭情況要作具體分析,凡是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變化認識發生重大影響的,就會對黨的歷史進程分期產生重大影響;對此沒有發生重大影響的,就不可能成為歷史分期的界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以成為歷史發展分期的分水嶺,就是因為此前此后黨對國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認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階級斗爭,“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兩年徘徊時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只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始,黨才開始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真正明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認識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由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黨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遵義會議不是這個情況。它只是解決黨內的軍事路線問題,既沒有討論黨的政治路線,更沒有也不可能對當時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轉變,以及社會關系和國家政策的變化產生直接影響,因為還不是執政黨,無力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它沒能成為黨的歷史分期的界碑。整個民主革命的歷史分期,都沒有簡單地以黨的路線正確與否來劃分。
三是黨的歷史分期與黨的歷史轉折是既有聯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兩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
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歷史轉折和歷史分期的兩重性,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義會議不具有這樣的兩重性,絲毫不影響它的歷史地位。因此,不能對兩者作簡單的類比,既不能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歷史轉折和歷史分期的兩重性,而要使遵義會議也成為黨的民主革命歷史分期的界線,也不要因為遵義會議不是民主革命歷史分期的界線而否認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發展分期的界碑。評價遵義會議的科學歷史觀,這也算一個內容吧。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第二篇:顛覆歷史觀
顛覆《紅巖》背后驚心黑幕:地下黨絕大多數被中共搞死 ——雙槍老太婆和四川地下黨 【2014-01-20 訊】作者:蔡詠梅
在文革中的調查,一九四九年,四川有中共地下黨員一萬八千人,到一九六八年文革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縣團級地下黨員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分子,成為社會賤民,仍留在中共黨內的只有幾百人。被送往勞改勞教的十之七八被整死餓死或病死。后來華鎣山游擊隊甚至還不獲承認,被指為土匪勢力,許多游擊隊員和家屬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流離失所,妻離子散。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個處理地下黨的十六字秘密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因革命小說《紅巖》出名的華鎣山女游擊隊長“雙槍老太婆”,其原型人物陳聯詩,在中共上臺后被驅逐出黨,追隨她加入中共革命的女兒女婿一家慘遭迫害。其外孫女林雪來到香港中文大學痛說家史,揭露中共革命的殘酷真相。
中國文革前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宣傳小說《紅巖》,以中共川東地下黨和華鎣山游擊隊為題材,為了打造中共偉光正的紅色歷史,拔高革命英雄妖魔化國民黨,虛構甚多,有的更是無中生有。但書中一些角色確實取材于真實人物。其中一位傳奇人物,華鎣山女游擊隊長“雙槍老太婆”是根據現實中三位華鎣山女游擊隊員的原型藝術加工創造出來的。其中一位是陳聯詩。
最近,陳聯詩的外孫女林雪來到香港,在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述了她家族的革命歷史,有別于《紅巖》正統革命敘事虛構的偉大和崇高,林雪家族的革命史透視的是中共革命無情的殘酷真相:當年懷抱理想主義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先是被革命利用,然后再被勝利了的革命政權拋棄和出賣。
家族八人入黨,外婆陳聯詩
已退休的新聞工作者,現從事民間歷史寫作的林雪女士,其家族中有八口人是中共川東地下黨員,其中包括她的外婆陳聯詩。這八位中共地下黨員,有三人死在國民黨時代:在華鎣山打游擊的林雪外公廖玉壁被軍閥楊森殺害,就像小說《紅巖》中女主角江姐的老公,腦袋被砍下來懸掛在城門上示眾;她的姑父在解放軍攻進重慶之前死在國民黨監獄渣滓洞;僅祖父一人為病逝。出生入死為共產黨打江山僥幸活到革命成功這一天的另外五位家族成員(林雪外婆陳聯詩、父親林向北、母親廖寧君、舅父、及姑母和她第二任丈夫),后來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陸續遭到整肅,家人受到牽連,飽受苦難,都沒有好結果。林雪在中文大學的演講題目是“我的父親是右派”。在這個革命家庭中陳聯詩是核心人物。
陳聯詩出生于四川岳池縣一個祖上曾出過翰林的書香望族,岳池縣女師畢業,一九二三年與丈夫廖玉壁考進南京東南大學讀書,和那個時代的很多激進的知識青年一樣,受到革命熱潮的感染,卷入了一九二五年國共兩黨合作發起的五卅運動。廖玉壁加入中共后,一九二六年被共產黨派遣帶著妻子陳聯詩回到家鄉華鎣山腳下的四川岳池縣,組織起一只中共武裝,打游擊反對軍閥。陳聯詩于國民黨清共后的一九二八年加入共產黨。丈夫廖玉壁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楊森殺害后,遺孀楊聯詩帶領丈夫的手下組成四十人的雙槍隊活躍在華鎣山一帶,繼續干革命,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子。陳聯詩受過高等教育,容貌出眾,多才多藝,能詩會畫(晚年成為專業畫家),而且文武雙全,有膽識,講義氣,成功周旋于當地三教九流人士之間,入過四川幫會組織袍哥,還考上過國民政府的縣長。她為革命打游擊、辦軍需、找經費、做生意、搞統戰,無所不能。在當時女性地位不高的時代受到無數男性的仰慕,視她為俠女。四川著名軍閥范紹增即很敬佩她,稱她陳三姐(因她排行第三,是袍哥三爺)。而當地民間則稱她雙槍陳三姐,年長后就成了雙槍老太婆。
一九三五年出生鹽商家庭的林雪祖父林佩堯和父親林向北認識了陳聯詩,父子兩人對她崇拜不已,受其影響投靠了中共革命。林佩堯并因崇拜而生愛慕,對這位俠女一生傾心,至死不渝。因為陳聯詩曾對她手下的游擊隊員立誓繼承丈夫遺志及終身不再嫁人,兩人不能結合,林佩堯遂讓自己的兒子娶了陳聯詩的女兒廖寧君,兩人成為親家。
換在今天,陳聯詩這樣出色的女性一定會是一位事業成功的女強人或女政治家。但她生錯了時代。雖然她一九二八年就加入共產黨,丈夫為黨犧牲,她自己為黨出生入死,曾坐監八次,陪過殺場,但共產黨上臺兩年后,就在三反運動中被她效忠的黨以“立場不穩”“社會關系復雜”等口實“勸退出黨”,被無情拋棄。心有不甘的雙槍老太婆想回到黨的懷抱中,生前不斷向黨寫申請書要求恢復黨籍,一共寫了四十二封,直到她一九六○年郁郁寡歡去世前,還向黨組織遞了最后一封申請信,但黨置之不理。不過,好在陳聯詩死在文革之前,避過了一場殘酷的結局(文革中她和丈夫廖玉壁被定性為地主土匪)。
但被她帶入中共革命的女兒女婿一家命運就很悲慘。女婿林向北一九三八年參加中共,以拋頭顱灑熱血的獻身精神在川東從事中共地下黨工作,參加華鎣山的武裝起義,終于在一九四九年迎來共產黨的“解放”。但享受勝利的時間太短,林向北先是在三反運動中被打成大老虎,被審查兩個月。然后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從此掉入地獄,時年才三十九歲,正當壯年。
林向北晚年的回憶錄講,作為四川地下黨員他的遭遇并非個案,他的地下黨家人和戰友絕大多數和他一樣下場都非常悲慘。林向北的妹妹第二任丈夫也被打成右派。據他們在文革中的調查,一九四九年,四川有中共地下黨員一萬八千人,到一九六八年文革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縣團級地下黨員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分子,成為社會賤民,仍留在中共黨內的只有幾百人。被送往勞改勞教的十之七八被整死餓死或病死。
堅持二十多年武裝斗爭的中共華鎣山游擊隊,在當年眾多的中共武裝割據中,始終只是一只很小規模的武裝,打不出局面,若非《紅巖》這部小說,在中共黨史中幾乎沒有地位。林向北的回憶錄說,后來華鎣山游擊隊甚至還不獲承認,被指為土匪勢力,許多游擊隊員和家屬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流離失所,妻離子散。文革中,那部為中共革命歷史唱贊歌的紅色小說《紅巖》被打成叛徒小說,作者之一羅廣斌(他本人也是四川地下黨員)被迫害跳樓而死。
最初這些受迫害的中共地下黨員以為,迫害他們只是四川當局(由解放區南下干部當權)排斥本地干部的土政策造成,是走資派李井泉整人心太黑。因此文革開始毛澤東號召斗爭走資派,四川王李井泉倒臺,他們遂燃起翻案的希望,以為毛主席要為他們撐腰。于是起來造反,成立“華鎣游擊戰團”和“四川地下黨問題聯合調查小組”等造反組織,聲稱要爭取第二次解放。
文革中江青一句話地下黨九死一生
誰知這次造反給自己招來更大的災難。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江青接見四川造反派組織,說“華鎣山游擊隊糟得很,川東地下黨叛徒太多,沒一個好人”,還說四川有個由老紅軍、老干部、老地下黨員組織的“三老會”很反動,要鎮壓。江青此番話,將四川地下黨一網打盡,原來幸免于難的地下黨員也因此遭到滅頂之災。如曾擔任過川東游擊縱隊司令的四川文史館館長劉孟伉,一直安然無事,這時也被打倒,拉出來殘酷批斗致死。
出來造反希望翻案的更是禍上加禍。本來是右派的林向北和半右派的妻子廖寧君,又多了叛徒特務、為川東地下黨翻案、為華鎣山游擊隊翻案、為地主、土匪的父母翻案、為右派翻案幾頂反革命帽子。林向北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夫妻被關進牛棚,“被掛上黑牌,天天游街揪斗,寫不完的檢查,做不完的交代,孩子遭受毒打,家里數次被抄?”,一九七五年五月,跟隨母親雙槍老太婆和丈夫參加革命的廖寧君被折磨致死。
直到文革之后,林向北才知悉迫害四川地下黨的就是毛澤東和黨中央。他們后來的命運早在四川被“解放”的前夕已被內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個處理地下黨的十六字秘密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憐當時雙槍老太婆和她的革命兒女們尚蒙在鼓里,正在為迎接四川“解放”而奔走,為革命勝利而鼓舞,不知革命勝利之日,也就是他們利用價值歸零,將開始被拋棄被整肅之日。
知道迫害來自毛指示悲憤大罵
林雪在中文大學的演講中說,父親林向北被打成右派后,對共產黨仍然是愚忠,勞改時曾躲在被蓋里哭述他的委屈:黨啊!我是忠于你的呀!到文革才開始醒悟,但真正的恍然大悟,是他首次聽說到這個猙獰的十六字秘密方針,才知被革命者視如母親的黨如此陰險功利無情無義,自己一腔熱血竟被玩權謀的黨欺騙了。悲憤的林向北不禁脫口大罵:他媽的!
二十年的苦難為林老先生留下終身不渝的心靈創傷,和永遠揮之不去的內在恐懼。對過去他本來不敢回憶,怕留下文字給自己再次招來災禍,但后來讀到馬識途的回憶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受到鼓舞,在女兒的幫助下提筆回憶了自己的一生。女兒林雪說。雖然如此,父親仍然未能徹底突破心障,私下談話大膽直白,但一到公眾場所言談就如另一個人,有明顯的雙重人格。被中共革命摧毀的不僅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心靈。
近年中共又開始大舉紀念華鎣山游擊隊,在華鎣山為雙槍老太婆塑像,在陳聯詩故鄉為她和丈夫廖玉壁建墓立碑,重新打造紅色傳奇。但這一切證諸陳聯詩和林向北的人生悲劇,實在是很大的諷刺。
第三篇:歷史觀價值觀
考點一 社會歷史觀
一、易混易錯知識:
1.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起促進作用。()
2.社會存在的變化和社會意識的變化是同步的。()3.社會存在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
4.人民群眾是指一切對社會歷史起作用的人們。()5.我國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二、練習:
1.與前一輪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相比,新一輪改革提出了“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要求,這不僅是方式方法的轉變,更是思路思維的轉型。“加強頂層設計”的提出旨在強調()A.社會意識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
B.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
C.不同的社會意識源于不同的時代
D.社會意識有先進與落后之分
2.由于我國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近年來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話題逐漸成為輿論焦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路徑規劃——“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延遲退休年齡被黨提上議事日程體現了()A.社會意識總能夠正確地反映社會存在B.社會意識可以先于社會存在而變化發展 C.社會存在的變化決定社會意識的變化
D.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變化具有一致性
3.2014年,是毛澤東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51周年。50多年來,雷鋒精神歷久彌新,越發凸顯出時代特色。學雷鋒活動在全國上下蓬勃興起,歷久不衰,雷鋒精神將永駐神州大地。時代的發展需要雷鋒精神,表明()①社會存在的變化發展決定著社會意識的變化發展 ②先進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③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具有社會歷史性特征 ④正確地改造客觀世界,需要科學價值觀的指導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4.2014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深化我國基本養老制度改革,合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從哲學上看,這是因為()A.改革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需要
B.改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C.改革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
D.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主要是通過改革實現的
5.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潛力,其中一大關鍵環節便是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標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我國糧食安全,解決城鎮化融資問題。土地制度改革體現了()①上層建筑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 ②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③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 ④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6.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這表明()①實踐是具有社會歷史性的活動
②順境中成功必然導致逆境中挫折 ③事物之間都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 ④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7.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全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本次活動緊緊扭住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著力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和不正之風。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之所以要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基于()A.人民群眾決定社會的各種思想觀點和社會意識形態B.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C.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
D.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8.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結合材料,運用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說明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的正確性。
考點二 人生價值觀
一、易混易錯知識:
1.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因人而異,沒有客觀標準。()2.實現人生價值與追求個人利益是矛盾的。()3.只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就能實現人生價值。()4.機遇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首要條件。()5.價值觀對人生與社會起著重大的指導和促進作用。()
二、練習:
1.在統籌城鄉發展中,垃圾作為代謝的產物變成了城鄉發展的負擔。傳統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是焚燒和掩埋。遼寧承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幾年來致力于新能源產品研發、生產制造,先后研發出垃圾分選設備、垃圾氣化設備、生物質氣化設備等產品,解決了城鎮生活垃圾和農村垃圾變廢為寶的問題,為實現垃圾堆里的現代文明帶來新的契機。對此下列認識正確的是()①事物價值是主體在實踐的基礎上確立的同客體之間的一種創造性關系 ②觀念創新為事物價值轉換提供了根本途徑 ③新價值的創造改變了事物的屬性
④觀念創新可以促進事物價值的轉換與創造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與“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這句話內涵相一致的是()A.吾身雖瘦,天下必肥
B.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C.勿以物喜,勿以己悲
D.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3.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社會再度關注高考,對更合理的高考制度充滿期待。10年前開始的高校自主招生試點打破了一考定終身,但對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爭議不斷,褒貶不一。高校自主招生的試點與爭議蘊含的哲理是()①要堅持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②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具有主體差異性,會因人而異 ③系統優化的方法要求我們用綜合的思維方式認識事物 ④要自覺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正確判斷和選擇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3.2014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給煙臺市大學生村官張廣秀復信,希望大學生村官熱愛基層、扎根基層,增長見識、增長才干,促進農村發展,讓農民受益,讓青春無悔。這啟示我們()①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前提 ②正確的價值觀可以轉化為服務于經濟社會的力量 ③要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人生價值 ④人生價值能否實現取決于能否用正確的價值觀來引導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4.2014年1月7日,享年107歲的香港知名實業家、慈善家邵逸夫逝世。自1985年以來,邵逸夫通過邵氏基金會,向內地教育捐贈巨款達47.5億港元,建設各類項目6 013個。被冠名為“逸夫樓”的建筑物,遍布祖國大地。他用偉大的人格力量,打造了一望無垠的慈善王國,贏得了社會的廣泛尊重。這啟示我們()①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是以社會對個人的尊重為基礎
②要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人生價值 ③一個人的人生價值觀決定他的人生軌跡
④只有投身于社會實踐才有可能贏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5.2014年2月18日,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會議指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讓孩子們熟讀并記住24個字,抓好友善、孝敬、誠信等中華傳統美德教育,重視家庭教育,引導未成年人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在核心價值觀的沐浴下健康成長。
結合材料,運用價值觀的導向作用,分析未成年人必須在核心價值觀的沐浴下健康成長的緣由。
6.“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對生命意義的思考。習近平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指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現在,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只有進行了激情奮斗的青春,只有進行了頑強拼搏的青春,只有為人民作出了奉獻的青春,才會留下充實、溫暖、持久、無悔的青春回憶。” 結合材料,從生活與哲學角度說明我們怎樣才能擁有一個無悔的青春。
綜合訓練
一、選擇題
1.“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有發言權。習近平主席這一觀點的哲學依據是()①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②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 ③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④真理是客觀的、具體的、有條件的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2.漫畫《只流淚,不干事》給我們的啟示是()①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②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
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④堅持對立統一觀點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3.民以食為天,人們的膳食營養觀與自然環境、生產結構、生活方式等諸多因素有著必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食物結構的變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國人的膳食營養觀念也在經歷著較大的變化。材料表明()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②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促進作用 ③社會存在的變化決定社會意識的變化 ④社會意識的變化獨立于社會存在的變化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4.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說:“中國外交只有植根人民、胸懷人民、造福人民,才能不斷獲得前進動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是因為()①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 ②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 ③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 ④人民群眾是社會進步的源泉和動力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5.生活處處有哲學。近年出現的下列流行語所蘊含的哲理對應正確的是()①中國式——善于把握主要矛盾 ②接地氣——堅持從實際出發和密切聯系群眾 ③高富帥——掌握系統優化方法 ④正能量——發揮正確意識和價值觀的導向作用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6.比爾·蓋茨與麥肯錫都是富翁,但二人對飛機座位的選擇習慣卻完全不同。麥肯錫只坐頭等艙,他認為:“在頭等艙認識一個客戶,就能給我帶來一年的收益!”而比爾·蓋茨更習慣選擇經濟艙,他的理由是“頭等艙并不比經濟艙飛得更快”。這蘊含的哲理是()A.事物的價值取決于人們的價值判斷
B.價值判斷決定人們的實踐活動 C.社會地位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
D.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往往會因人而異
7.一個小孩畫了一匹長有雙翅的綠色飛馬,遭到小朋友們的取笑,說世上哪有綠色的飛馬?小孩把畫拿回家給爺爺看。爺爺一看樂了,問:“你為什么給馬畫上一對翅膀呢?小孩說:“我想讓它飛遍全世界!”“那你為什么把馬畫成綠色呢?”“因為它是和平的使者!”爺爺高興地說:“誰說世上沒有綠色的飛馬,現在不就有了嗎?”爺爺把這幅畫寄到世界兒童畫展參賽,結果獲得了金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①創新源于大膽假設和豐富聯想 ②觀念創新可以促進事物價值的轉換與創造 ③要樹立創新意識,敢于突破一切成規 ④事物的價值取決于其自身屬性和人的需要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8.人生由兩條路匯聚而成,一條用心走,叫夢想;一條用腳走,叫現實。心走得太快,現實會蒼白;腳走得太慢,夢不會高飛。這句話說明,要實現精彩人生,就必須()A.堅持辯證否定觀,不斷追求卓越
B.使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相統一 C.在行動中適當降低人生目標
D.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的關系
9.一段時間以來,因為對轉基因技術的不同看法,方舟子和崔永元的“罵戰”從去年9月延續至今,主要圍繞吃了轉基因食品是否對身體有害,會不會改變人的基因。有些專家呼吁對此爭論需要理性對話。對于轉基因科技的應用需要慎重和理性,說明了()①科學家不能完全預知對生物進行轉基因改造,有可能導致何種突變而對環境和人造成危害 ②科技是人的有目的的社會實踐活動,它不是純粹的知識和技能的體系,而是滲透著價值的社會過程和社會事業 ③科技為創造人類的幸福,提供了空前無限的能力,是進行價值選擇與價值創造的前提條件 ④科技關乎人類福祉,代表一種新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0.一位哲學家說,生存是一種偉大的使命,每一個人都不是“法定幸福的人”,一個幸福的人,是經過自己的勞動、奮斗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這說明()①一個人的幸福感越強證明他為社會作出的貢獻越大 ②一個人是否幸福與他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有密切的關系 ③人們的價值標準和價值選擇不同,就有不同的幸福觀 ④實現人生價值要在個人與社會相互統一中去努力 A.①④
B.②④
C.②③
D.①③
11.早期的儲蓄罐是由陶土燒制而成的,一旦存滿了錢,就要被人敲碎。如果有這么一只儲蓄罐,一直沒有錢投進來,一直保存到今天,它就可能成了貴重的古董。這給我們的價值觀啟示是()①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就是最大的價值 ②價值的實現是在社會關系中達成的 ③事物實現價值的方式和條件是多樣的 ④價值的實現取決于事物的固有屬性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12.看到一位老人跌倒,扶還是不扶?如今這個問題讓人糾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國人的美德,但近年來曝光的多起助人為樂反遭訛詐的事件,讓這一傳統美德陷入了莫名的尷尬。上述事實說明價值判斷()①具有導向性,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制約、驅動作用
②具有相對性,對同一事物人們會作出不同的判斷 ③具有社會歷史性,我們應學會與時俱進、因時而變 ④具有不確定性,每個人應根據自身實際作出判斷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二、非選擇題
13.新中國建立初期有4億多人口,當時國家沒有限制生育,提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人們也覺得“多子多福”。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國人口已經多達8億,國家開始關注計劃生育問題。1978年,全國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一次把“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憲法。此后,中共中央發出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的號召。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家的富裕和富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變化,我國生育率不斷下降。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絕對數下降,2013年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人突破兩億,人口老齡化加速,社會負擔加重,獨生子女政策引發了許多令人關注的社會問題。如保持生育政策不變,勢必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不斷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可以有效應對和積極緩解人口結構性矛盾的長期影響,保持合理的勞動力數量和結構,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培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新優勢,準備更為有利的人口條件。結合材料,探究回答下列問題:
請運用唯物史觀解讀我國人口政策的演變。
14.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國家夢想由個體夢想匯聚而成,它通過實現個人權利與個人福祉來實現,它關注每一個公民個體具體夢想的實現,為個體全面的發展創造了可能,個人夢想又可以推動國家發展。只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斗,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我們每個人為實現自己夢想的努力就擁有廣闊的空間。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
結合材料,從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角度分析如何實現個人夢想。
第四篇:歷史觀
政治試題3
命題人:黨曉楠
一、選擇題
1.“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貞觀政要》中這句富含哲理的名言給我們的啟迪是: ①善于聽取他人意見,是促進認識發展的重要途徑 ②避免重蹈他人覆轍,才能使自己在生活中不犯錯誤 ③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 ④自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利于把握社會發展規律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漢代的匡衡少年時沒錢買蠟燭,就鑿壁偷光,勤奮苦讀。有一戶人家有很多書,匡衡在這戶人家當雇工缺不要報酬,只是請求主人把所有的書都讓自己讀一遍。主人深受感動,就把書借給他。后來,匡衡成了大學問家。這表明 ①社會和他人提供的條件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基礎
②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決定性因素 ③人生價值能否實現取決于能否用正確的價值觀來引導 ④人生價值總是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的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3.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解決當前我們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因為先進的社會意識:
①先于社會存在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 ②可以正確預見和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 ③與社會存在在變化發展上具有同步性 ④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A.①④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4.圖8漫畫中人的困境啟示我們,實現人生目標要
A.有堅定的理想信念 B.以客觀條件為基礎
C.百折不撓反復實踐 D.努力發展自身才能
5.、在實現福建科學發展跨越發展的歷史時期,弘揚“愛國愛鄉、海納百川、樂善好施、敢拼會贏”的福建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說明
①先進的社會意識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②正確的價值觀是指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價值觀 ③正確的價值觀可以轉化為服務于經濟社會的力量 ④符合規律的社會意識能夠直接轉化為物質力量 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6.對圖7漫畫《以大為榮》所示的文藝創作傾向,評價正確的是
① 創作者堅持創新勇于創新的精神值得肯定 ② 創作目的和動機違背了創作規律的客觀性 ③ 錯誤的價值觀對人的行為也具有導向作用 ④ 該作品的創作無法體現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7.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光未然、冼星海創作的《黃河大合唱》表達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的心聲,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他們在藝術創作上取得的成功給我們的啟示是
A.人生價值的實現取決于人們的價值選擇
B.優秀藝術作品可以主導社會關系的變革
C.要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人生價值
D.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量變和質變的統一 8..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謝覺哉說,“雷鋒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學到;雷鋒同志是偉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學到。”這句話說明,學習雷鋒同志更加需要 A.走出自我的狹隘天地 B.社會提供的客觀條件 C.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D.排除外界的各種干擾
9.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以前,即便是在自然觀上相當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一旦進入社會領域,總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卻能在歷史觀上堅持唯物主義。這主要得益于它堅持
①人類社會的物質性 ②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 ③唯物辯證的自然觀 ④社會發展總趨勢是上升的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0.右邊的漫畫(選自《人民論壇》總第354期)可以表明
①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 ②社會意識有現金與落后之分 ③價值判斷是社會存在的反映 ④不同的價值判斷源自不同的認識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1.馬克思說,人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下列對這一觀點理解正確的是
①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社會歷史是由人的實踐活動構成的 ②人的有目的的意識活動引領社會歷史發展 ③人與社會的矛盾決定并改變社會的性質和面貌 ④我創造歷史的活動受客觀社會條件的制約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2.“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從文化上看,這表明()A.文化現象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B.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 C.精神產品離不開物質載體 D.人們的文化生活呈現各自色彩 13.下列活動屬于文化現象的有()
①工人、農民從事生產活動 ②參加學校運動會 ③參加演講會、辯論會 ④購買蔬菜、水果 ⑤參加文學社、書畫協會、讀書俱樂部 ⑥合唱團、舞蹈隊、時裝表演隊 ⑦瀏覽網站,領略世界各地風土人情 ⑧某國議員競選
A.①③⑤⑦ B.②④⑥⑧
C.②③⑤⑥⑦ D.①②④⑦⑧
法國作家雨指出:“像印刷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成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魯迅也說:“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來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來看風水”。據此回答14~15題
14.大炮、氣球等只是普通物品,但卻賦予文化內涵,這是因為()A.文化應該是有形和無形的統一 B.氣球是社會實踐的產物
C.文化無處不在 D.文化往往通過物質性的東西來承載 15.中西方對待文化的不同態度說明()
A.文化受自然環境的影響 B.文化具有差異性 C.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 D.文化具有非常豐富的形式
16.國慶60周年系列慶祝活動,讓國人大呼過癮,民族自豪感在人們胸中澎湃,愛國熱情在神州激蕩。國慶活動體現出()①優秀文化能夠豐富人的精神世界 ②文化生產力在現代經濟的總體格局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③文化與政治相互交融 ④文化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17.在國際壓力下,阿富汗大選因為出現舞弊被迫重新進行選舉。在選舉中,阿富汗婦女蒙著面紗參加投票的場景比比皆是。阿富汗選舉的場景反映了()①文化影響人們的交往行為和交往方式 ②文化影響人們的實踐活動 ③文化對人有深遠持久的影響 ④文化對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18.《人民日報》載文強調,我們要加快形成有利于提高文化產品競爭力、促進文化“走出去”的體制機制,培育一批有較強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文化企業和文化集團,積極參與文化市場競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出上述要求的原因在于()A.文化推動著國家經濟政治的發展
B.文化是綜合國力競爭中維護自身經濟安全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 C.文化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決定力量 D.文化的力量是綜合國力的最重要的標志
19.“要想除掉曠野里的野草,方法只有一種,那就是在上面種莊稼。同樣,要想讓靈魂無紛擾,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占據它。”這句話啟示我們(d)
A優秀文化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作用 B 文化對人的影響具有潛移默化的特點 C美德是人們文化素養的核心和標志 D 應該主動地、自覺地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 20.汶川地震中溫家寶總理所引用的四個“多難興邦”,深刻揭示中華文化的底蘊,闡述了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從文化的角度看,材料體現了()A 優秀文化能夠增強人的精神力量 B 文化塑造人生
C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交融 D文化力量已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21.原生態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在豐富人們文化消費的同時,也促進了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
A.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推進作用 B.文化與經濟同步發展
C.文化是經濟繁榮發展的基礎 D.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22.2009年10月24日,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前不久,分別有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堂堂、遼寧省人大副主任宋勇等省部級高官被查處。這些高官淪落到如此地步,無一不是首先在主觀上出了問題。從文化上看,“主觀問題”主要強調是()A.人們要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影響,抵制落后文化的侵蝕 B.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對人的終身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C.優秀文化能夠增強人的精神力量,能夠塑造人生 D.體現各種文化影響的思維方式影響人們的實踐活動
23.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著人。在十一屆全運會上,廣大運動員頑強拼搏,創造著感動,他們也一起被感動。文化對人的塑造體現在()
①優秀文化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強人的精神力量 ②優秀文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③文化增強人的健康素質 ④人的全面發展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過程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4.偉大詩人雪萊說:偉大的詩篇即永遠噴出智慧和歡欣之水的噴泉。對此認識正確的是()A.經濟、政治決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經濟
B.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在長期學習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C.文化塑造著人,優秀的文化能夠豐富著人的精神世界 D.文化影響人們認識事物的角度、廣度和深度
25.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培育文化產業骨干企業和戰略投資者,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對此理解正確的是()
①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有利于繁榮我國文化市場 ②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可以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③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必然要求 ④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26.某校開展了以”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為主題的讀書活動.開展這項活動,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其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有利于引導學生把握人生道理、實踐人生追求。這是因為()
①文化能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 ②文化對人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③有文化知識才會有崇高的道德 ④文化作為精神力量能轉化為物質力量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③④
27優秀城市雕塑體現了城市的精神品質和文化追求。北京“十二五”期間將新建一批呈現北京歷史文化特色和“北京精神”的城市雕塑,分布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回答24、25題。
24.優秀城市雕塑的文化價值主要表現為
①顯示城市的文化底蘊 ②活躍城市的文化市場 ③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 ④培育優秀的文化人才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5.優秀城市雕塑作為公共環境藝術作品
①體現了城市環境對雕塑風格的依賴 ②反映了雕塑理念與城市環境的統一 ③體現了城市環境是時代精神的產物 ④反映了歷史情懷與時代精神的融合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8.雷鋒精神激勵了幾代中國人,并傳播到世界多個國家,被稱贊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這體現了文化
①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②源于實踐,引導實踐的發展 ③能對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④對人的影響來自特定文化環境 A.①④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9廣東某縣依托葛洪等歷史名人的文化遺產,致力于挖掘當地獨特的中醫藥文化和宗教文化,力塑文化品牌。該縣的這一做法是基于
①文化獨特性是區域文化發展的基礎 ②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同步的 ③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 ④文化對經濟具有反作用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0、2012年3月24日,農歷三月初三,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鄭舉行,海內外萬余名炎黃子孫匯聚一堂,祭拜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軒轅黃帝。這是
A、典型的民間封建迷信活動 B、傳統的人文藝術表演活動
C、海內外華人共同參加的宗教活動 D、對中華民族共同歷史文化的紀念活動
二、主觀題
31網友議題
直面道德困惑 引領價值選擇
在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中,人們難免會遭遇思想道德上的“兩難選擇”。“好人”能不能做?在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今天,“雷鋒傳人”郭明義、“最美媽媽”吳菊萍等道德典范給出了鮮明的回答。
請運用價值觀的知識,談談“網友議題”對你進行正確價值選擇的啟示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全面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局,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率先在農村發起改革。廢除人民公社,確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全面放開農產品市場,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初步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糧食生產不斷躍上新臺階,農產品供應日益豐富,農民收入大幅增加,扶貧開發成效顯著,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十三億人口吃飯問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小城鎮蓬勃發展,農村市場興旺繁榮,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就業,億萬農民工成為產業工人重要組成部分。
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極大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極大改善了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據統計,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在1978乃約有2.5億,到2007年末減少為1479萬;農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實際增長6.3倍。
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有關原理,結合材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改革發展中為什么要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價值標準。
33.2010年3月15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他指出: 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更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沒有先進文化的發展,沒有全民族文明素質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已經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進文化力量,使中華民族充滿生機與活力。
結全上述材料回答: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為什么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34.默寫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
35.為什么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答案
1~5BCCBB 6~10CCCAB 11~15BDCDB 16~20CBBDA 21~25DBACA 26~30BABDD 31.價值觀對人們的行為具有重要的驅動制約和導向作用,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價值選擇,樹立正確的世界觀。自覺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
32.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這兩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是內在統一的。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價值標準體現了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與尊重社會發展規律的一致性。黨通過農村經營制度、分配制度、稅收制度等改革,調整了生產關系,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人民群眾分享生產力發展的成果,踐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標準。
33.(1)文化能夠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經濟,給予政治、經濟以重大影響,先進的、健康的文化會促進社會的發展。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可以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提供正確的方向保證、不竭的精神力量和強大的智力支持;(4分)
(2)文化影響人們的交往行為和交往方式,影響人們的的實踐活動、認識活動和思維方式。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有利于人們正確地開展實踐活動,促進社會的發展;(3分)
(3)優秀文化能夠豐富人的精神世界,能夠增強人的精神力量,成為照亮人們心靈的火炬、引領人們前進的旗幟,激勵人們不斷創造美好幸福的生活。(3分)
34.l略 35略
第五篇:遵義會議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
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于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