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英國電影發展史

英國電影發展史

英國人參與了電影的發明，1889年，W.多尼索爾普在英國制造了攝影機和轉動架，拍攝特拉法爾加廣場全景；1895年，B.艾克里斯發明了“動力燈”，拍攝了埃普瑟姆地方的賽馬、牛津和劍橋兩校劃艇比賽、基爾運河通航典禮。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聞紀錄片，但當時沒有放映機，沒能及時映出。R.W.保羅1896年 3月26日在奧林比亞大廳里為觀眾作了電影的首次商業性映出，上映的節目是他自己拍攝的《多佛海的狂浪》。后來，保羅攝制了許多喜劇短片，其中有《大兵求愛記》，可放映一分鐘。保羅在索思蓋特還建造了制片車間。配備了特技效果的設施.對英國早期電影最有影響的是布賴頓的幾位攝影師。其中有E.柯林斯、A.G.史密斯、J.威廉森等，這幾位電影先驅，后來被人稱為布賴頓學派。他們最早采用了兩次曝光、移動攝影、迭印、全景、倒拍、停拍等技巧。柯林斯拍過30部影片，其中只有一部《中斷的旋律》保存下來。史密斯在《祖母的放大鏡》（1900）中采用特大特寫鏡頭，銀幕上出現了放大的走動的表、籠中的金絲雀、人的眼睛；他的第一部作品《夜晚》，表現警察提著燈巡夜，沿路照亮了乞丐、醉漢、行竊的小偷，他用攝影機代替人的眼睛，把它變成了活的東西，這種新的手法，可以說是現代蒙太奇的開端。威廉森則在新聞片中自由地交替變換事件地點并采用外景等，他的《士兵的歸來》和《戰前和戰后的后備兵》兩部影片，描繪了真實生活片斷，在銀幕上首次提出社會問題。

當時的電影藝術家和技術革新家還有C.赫普沃思。1897年，他撰寫的《活動攝影術——或電影攝影入門》，是世界上最早電影論著之一。他曾改進沖洗影片器具、印片機和膠片打孔機。1898年他拍攝了《鐵路切斷中的快車》；接著拍攝的《艾麗斯漫游奇境記》（1903），長800英尺，分16場景，場景間交融銜接；另一部《浪子救人》（1905）利用攝影機述說故事，結構復雜，采取了分鏡頭劇本的串聯、剪輯、搖拍、低角度攝影等技巧；1907年，他還設計過錄音系統。同一時期攝制故事片的還有F.S.莫特肖。他的 《搶劫郵車》、《白晝行劫》（兩部影片均攝于1903年）奠定了驚險片在英國的地位。

早期英國電影除紀錄像片和故事片外，還出現了風景片，如G.潘廷格的《羅伯特?斯科特漫游南極》（1913），頗受歡迎。1914年，英國電影工作者制作了第一部動畫片。G.皮爾遜導演的《血字的研究》是根據小說《福爾摩斯探案》中的故事拍攝的第一部偵探片；他的另一部影片《厄爾塔斯——死里逃生的人》（1916），則仿照法國影片《芳托馬斯》樣式，是第一套動作驚險連續片集。

20年代，赫普沃思因拍攝了《阿爾夫的紐扣》（1920）和其它幾部成功作品而名振一時。皮爾遜制作了《一切都不在乎》（1920）、《爆竹》（1921）、《愛情生活和笑聲》（1923）以及《起床號聲》（1924）。英國無聲影片時代最受歡迎的明星B.鮑爾芾就是他培育出來的。另一部受觀眾歡迎的影片是H.肖的《基普斯》（1921），但是，最為杰出而商業上最成功的作品要推G.卡茨的《女人對女人》（1923），它的成功，是制片人M.巴爾康、導演V.薩維爾、劇作家卡茨和他的助手希區柯克，A.以及當時為大家喜愛的好萊塢女明星B.康普遜合作的結果。希區柯克在20年代后期在蓋恩斯巴勒影片公司因執導《快樂的花園》（1925）和《房客》（1926）兩片而成名。這家公司的成功產品還有卡茨的《老鼠》（1925）、A.布魯內爾的《英國老家》（1927）和《永恒的仙女》（1928）。與此同時，也崛起了另外幾位新人：導演兼制片人H.威爾科克斯繼成名作《朱金洲》（1923）之后導演了影片《十夜談》（1924）、《唯一道路》（1925）、《涅爾`格溫》（1926）和《黎明》（1928）；L.戴?科多瓦導演了《她》（1925）；M.埃爾維導演了《阿爾芒蒂埃爾來的小姐》（1926）與《海軍將帥的副官》（1926）。

隨著電影制片事業的發展，英國的電影放映場所逐步脫離游藝場而建起可容幾百觀眾的影戲院，當時還雇用鋼琴師和小樂隊在放映電影時進行伴奏。不久，一批大影院開辦起來，但是自1909年起，美、法兩國影片占領英國市場，本國影片只占全國上映總數的15％，因此，英國既不能從國內電影市場收回大量資金，又沒有充足財力投入制作優質影片、同外國影片爭奪國內外市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國電影生產更受影響。從1916年起，英國加征娛樂稅，對影院營業更為不利，電影事業進一步遭到危機。大戰結束后，美國影片源源而來，使英國影片只占在本國上映影片的5％，出口影片更是屈指可數，因此一些著名制片人如赫普沃思也不得不于1924年關閉制片廠。為保護民族電影，政府當局于1927年正式通過了電影法案，規定限額分配比率，要求1935年須達到總數的20％，使英國影片在全國影院的上映比率逐年提高。此時，新的制片廠如戈蒙特公司、英國國際影片公司和英獅公司先后成立。到20年代末，英國又攝制出一批引人注目的影片，如希區柯克的《決斗場》（1928）、阿斯奎斯，A.的《流星》（1928）和《地下》（1928）、E.A.杜邦的《皮卡迪利大街》（1929）。因為定額分配影院上映率，需要大量影片填補空檔，刺激英國電影出現了一番興旺景象。但是好影片要耗費大量財力和時間，為了供應市場緊缺的需要，出廠的產品仍然是大批質量差、省工省時的平庸影片。

1929年，有聲影片問世。英國面臨的問題同其它各國大致相同，如錄音方法簡陋，設備笨重，影片內容從頭到尾，不是喋喋不休的對白，就是接二連三的歌曲。希區柯克導演的《訛詐》，拍了一半而改為有聲影片，他在運用聲音效果方面，匠心獨運，這部被公認的英國第一部有聲片，對其他導演很有啟發。此后拍攝出了一批較成功的有聲片，包括：希區柯克的《謀殺》（1930），阿斯奎斯的《逃出達特穆爾》（1930）、《正告英格蘭》（1931）和《跳舞吧，美麗的女郎》（1931），薩維爾的《W——計劃》（1931）和《辦公室的少女》（1932），W.福特的《羅馬快車》（1932），威爾科克斯的《神奇之夜》（1932）等。

30年代，英國電影出現了短期的繁榮景象，每年影片生產量為150部到200部，故事片的復興同出身于匈牙利的制片家柯達，A.大有關系，他于1933年定居英國，創辦倫敦電影制片廠以后，攝制了一批成功的影片，其中以《亨利八世的私生活》（即《英宮艷史》，1933）為最。他用新的觀點處理歷史題材，提出社會出路問題，迎合觀眾的民主思想，取得很大成功，該片在國外享受的盛譽，遠遠超過英國其它影片。更為重要的是柯達孜孜不倦、勤奮進取的精神，促使所有電影業的工作人員努力提高專業水平。他為英國影片開拓了向國外輸出的廣闊前景，又給電影事業灌輸了樂觀與奮發的風氣。他的公司還在世界各國收羅人才，禮聘他們來英國工作，推進了英國電影事業的發展。如德國導演P.津納執導的《凱瑟琳女皇》（1934）、美國明星范朋克，D.主演的《唐璜》（1934）、法國導演克萊爾，R.拍攝的《鬼魂西行》（1935）、美國導演兼美工設計家W.C.孟席斯所拍的《未來世界》（1936），都是引人矚目的影片。這家公司制作的影片如Z.柯達導演的《河上刺兒頭》（1935）、《伏象神童》（1937）以及柯達本人拍的《倫勃朗傳》（即《畫圣情癡》，1936）等，都是成功之作。

這時期英國的其它制片人和導演紛紛緊步柯達后塵，由M.巴爾康監制、希區柯克導演的影片《萬事通》（1934）、《三十九級臺階》（即《國防大秘密》，1935）和《破壞》（即《薄命花》，1937）都極為成功。此外，薩維爾的《好伙伴》（1933）、《長青樹》（1934）和《鐵公爵》（1935），威爾科克斯的《涅爾?格溫》（1934）、《老德魯里的假腿》（1935）和《維多利亞女皇》（1937），L.門德茲的《猶太人蘇斯》（1934），T.本特利的《老古玩店》（1935），R.史蒂文森的《都鐸?羅斯》（1936），B.維爾特爾的《羅得島》（1936），均獲較高評價。到1937年，英國故事影片產量達到了200多部。但好景不長，大多數制片人不講求質量，拍攝的影片沒有票房價值，加之多數資金來自借貸，年終結算，很少獲利。到1938年，生產驟然下降，英國議會為挽救這個局面，在這年又通過新電影法案，規定提高英國影片在國內上映的分配定額，從1938年的12.5％，逐年增高至1947年的25％；抵制濫拍成本低、質量差的影片；允許外國資金向英國電影事業投資。根據這個條款，美國米高梅公司和20世紀福斯電影公司都投放了它們的資金，在英國開辦了幾家聯合制片廠拍片，如米高梅公司投資的《一個美國佬在牛津》（即《留英外史》，1938）、《城堡》（即《衛城記》，1938）和《再見，奇普斯先生》（即《萬世師表》，1939），福斯公司投資的彩色片《晨之翼》（1937）等。這些影片全都由好萊塢導演執導、好萊塢明星主演，英國方面只提供場地、攝影器械、技術人員和個別演員。英國電影導演這期間也拍出了幾部成功的影片，如阿斯奎斯的《賣花女》（1938）、希區柯克的《失蹤的女人》（即《瓊花劫》，1938）、里德，C.的《銀行休假日》（1938）和《群星普照》（1939）、Z.柯達的《四羽毛》（1939）等。

這幾年，英國電影事業也實行了明星制度，相繼登上明星寶座的是：霍華德，L.、勞頓，C.、G.菲爾茲、唐納，R.、M.奧勃朗、M.洛克伍德、費雯麗、哈里森，R.、奧立弗，L.等。

1929年格里爾遜在英帝國交易局電影部資助下，導演了一部紀錄片《飄網漁船》，反映北海捕撈鯡魚漁民的生活，富有詩情畫意，使他成為英國紀錄片運動的創始人。他主張電影藝術的目的在于社會教育，并認為蘇聯電影是表現電影社會功能的實際事例。他從工商企業得到經濟上的資助，并吸收有志于現實主義影片的藝術工作者參與這個運動。格里爾遜紀錄電影學派的人員中有P.羅塔、B.賴特、E.恩斯特、A.埃爾頓、H.沃特、D.泰勒、S.萊格、A.卡瓦爾康蒂等，他們的作品反映英國社會出現的尖銳問題，如失業、勞動條件差、居住環境惡劣等，在藝術處理上也有新的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國電影業無法正常生產，大部分電影界人才被征入伍，故事片生產從1940年的108部下降到1942年的46部。但觀眾反而有增無已，影片的票房收入直線上升。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郵政總局的電影機構被新聞部合并，成為皇家電影機構，給了紀錄像片工作者施展才干的良機，他們拍出了一批優秀的紀錄片，如卡瓦爾康蒂的《最初的日子》（1939）、H.詹寧斯和H.瓦特的《倫敦必勝》（1940）、瓦特的《今晚的目標》（1941）、J.福爾莫斯的《海岸司令部》（1942）、詹寧斯的《火已點燃》（1942），R.博爾廷的《沙漠大捷》、P.杰克遜的《西方進軍》（1944），還有英、美合拍，由里德，C.和美國人G.卡寧合導的《真正的光榮》（1945）。這些紀錄片在戰時所起的作用很大。另外還有些故事片也有很大紀實或宣傳的性質，如P.赫斯特和布魯內爾 3人合導的《雄獅添翼》（1939）、鮑威爾，M.的《第49°緯線》（即《侵略者》，1941）、N.科沃德和利恩，D.合導的《我們所在的隊伍》（即《海神》，1942）、迪金森的《近親》（1942）等。其它有關大戰題材的故事片還有里德的《鐵血忠魂》（1944）、鮑威爾的《壯士春夢》（1943）等。與此同時，也拍有不少其它題材的影片。較突出的有柯達的《巴格達竊賊》（1940）、迪克森的《煤氣燈》（1940）和《首相》（1941）、B.迪安的《二十一天》（1940）、帕斯卡爾的《巴巴拉少校》（1941）、里德的《基普斯》（1941）、L.阿利斯的《穿灰衣服的人》（1943）、奧立弗，L.的《亨利五世》（1944）、吉列特的《臭名昭著的紳士》（1945）和《深夜》（即《新聊齋志異》，1945），還有豪華歷史劇《愷撒和克列奧帕特拉》（又譯為《璇宮艷后》，1945）、N.科沃德和利恩，D.合作的《相見恨晚》（1945）等。

J.A.蘭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崛起的英國電影事業家。早在30年代，他開始從事宗教電影的攝制工作。1935年，創辦英國全國電影公司，攝制了第一部商業性電影，同年他與C.M.伍爾夫合辦電影發行總公司。1941年蘭克已掌握有英國 3大電影放映網中的兩大放映網。大戰結束時，他的總公司擴展成了勢力雄厚的聯合企業，擁有英國的制片、發行和放映事業的大部分實權。他雄心勃勃，計劃建立巨資故事片廠，包括兒童片、動畫片部門，攝制新聞紀錄連集片，開辦電影學校，專門培養有希望的童星。他想用巨資大片打進美國市場，把英國電影事業從多年困境之中拯救出來，1947年，他去美國談判推銷他的影片。不料英國政府卻在這時頒布法令，要征收國外進口影片75％的稅收，美國各家制片公司堅決抵制，好萊塢影片全部停止輸往英國，使各地影院減少了大量片源。蘭克想在美國打開市場的計劃也成為泡影，英國電影界陷入了極為困難的境地。英國政府于是敦促蘭克和其它制片人增產影片以填補空缺。但是英國電影業經濟拮據，影片能收回成本的也為數不多。1948年，英國政府只得撤銷外國影片的進口稅，美國影片又立刻大量涌進，英國影片在本土銀幕上仍無容身之地。英國政府再度規定：美國影片從英國所得利潤必須將其中的一定數額向英國電影事業投資，這種辦法又讓美國電影勢力進一步深入英國電影事業。此時期，蘭克影片公司和別的制片廠比較優秀的作品有：利恩根據狄更斯小說拍攝的《錦繡前程》（即《孤星血淚》，1948）和《霧都孤兒》（1948），鮑威爾和普雷斯伯格的《上天階梯》（即《太虛幻境》，1946）、《黑水仙花》（又譯為《思凡》，1947）和《紅菱艷》（1948），奧立弗自導、自演的《王子復仇記》（1948），里德導演的《虎膽忠魂》（1947）、《倒下的偶像》（1948）和《第三個人》（1949），還有迪金森的《黑桃皇后》（1949）等。

為了維持和保護本國電影事業，英國政府只得仍舊采用上映定額分配辦法，規定從1950年起，分配英國影片上映的定額要增加到30％，可惜當時娛樂捐稅仍保持戰時標準，電影事業所得實惠甚微。英國政府乃于1949年成立國家電影籌資公司，通過該公司將錢借給電影事業；接著1950年又創立英國電影生產基金會，專門支配從電影票上征收的捐稅，作為補助電影生產。不過，這時候電視越來越受群眾歡迎，電影院的上座率開始以驚人的速度下降。

從50年代起，英國出現了由巴爾康主持的“伊靈喜劇影片”。伊靈是制片廠名，位于倫敦西郊。伊靈喜劇表現實際生活，敢于打破常規，描繪反對官僚主義的人物的各種遭遇，以新眼光觀察生活，溫和地批判貴族階層和人情風俗的繁文縟節。最成功的作品當推哈默的《善人與貴族》（1949），麥肯德里克的《清潔的小島》（1949）、《白衣男子》（1952）和《專門勾引女人的人》（1955）。其它值得提到的有C.克萊頓的《大叫大嚷》（1947）、《拉旺德山**》（1951），H.科尼利厄斯的《史姆利科的護照》（1949）、《日內瓦的婦人》（1953）以及M.江普的《天堂的笑聲》（1950）等。

英國政府限定了美國影片所得利潤的高額百分比要投資在英國事業以后，美國公司開始恢復營業，與英國合作拍片。這一階段英美合拍的較佳作品有J.尼格列斯科的《流浪兒》（1950）、R.沃爾什的《霍恩布洛上尉》（1951）、休斯登，J.的《非洲皇后號》（1952）和《莫比?迪克》（1956），而最杰出的作品則是利恩的《桂河大橋》（1957）。這是一部當時上座率最高的戰爭片。

美國的部分電影工作者由于遭受麥卡錫主義的迫害，紛紛離開好萊塢。導演J.洛西到倫敦定居后，接踵而來的又有卓別林，C.、R.萊斯特、庫布里克、呂美特等。這些人為英國電影藝術作出了貢獻。

英國電影事業多年以來得不到振興，1959年，一伙年輕人以林賽?安德森、托尼?理查德森、卡雷爾?賴茲為首發表宣言并攝制了一系列影片，倡導自由電影運動，這次運動和反對文學與戲劇中傳統價值觀有聯系，也與“憤怒的年輕人”運動的政治和精神抗議相結合。它的基本內容是要求用積極態度來表現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反對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他們鮮明地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和道德價值觀，如J.克萊頓的《屋頂閣樓間》（即《金屋淚》，1958），理查德森的《憤怒的回顧》（1959）、《蜜味》（1961）和《長跑家的孤寂》（1963），賴茲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安德森的《這種運動生活》（1963）。此外重要的影片還有施萊辛格，J.的《戀愛有術》（1962）和《騙子比利》（1963）等。到60年代中，自由電影的調子有所變化，把反抗僅作為個人對待生活態度的一種表現方法而不再具有社會性含義。這種傾向在理查德森的影片《湯姆?瓊斯》（1963）中表現得最為鮮明。60年代末70年代初，自由電影比較重要的作品是安德森的影片《假如》（1968）和《哦，幸運兒》（1973）。在這兩部影片里導演在表現當代社會沖突時把敏銳的觀察和獨創的概括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達到了新的高度。

60年代英國利用美國的資金拍了不少影片，其中比較重要的有J.李?湯普遜的《納瓦隆的大炮》（1961）、利恩的《阿拉伯的勞倫斯》（1962）、T.揚的《烏有博士》（1962）、P.格倫維爾的《繩環》（1964）。其它英國名片有G.格林的《憤怒的沉默》（1960）、卡迪夫，J.的《兒子和情人》（1960）、克萊頓的《無罪的人》（1961）、B.福布斯的《一個雨天下午的集會》（1964）和《L形的房間》（1962）、施萊辛格的《親愛的》（1965）和《遠離狂亂的人群》（1967）、L.吉爾伯特的《阿爾菲》（1966）等。

英國國會在70年代又通過一個新電影法案，把本國影片在影院的分配定額提高到30％。增加了電影籌資公司的預算，因為美國投向英國電影事業的資金數額逐漸減少，以至完全停止了。隨著電視越來越普遍，影院上座率不斷降低，盡管提高票價，1976年也落到票房收入的歷史最低點，同年，英國訂立一條稅法，規定外僑影片制作者在全世界范圍收入的75％要交納所得稅，從而阻塞了國外投資。這一年，英國故事片生產降到64部；1977年又降到42部。

70年代上半期英國的重要影片（其中有些是美國導演的作品）有利恩的《瑞安的女兒》（1970）、C.邁爾斯的《處女與吉普賽人》（1970）、R.波蘭斯基的《麥克佩斯》（1971）、J.洛西的《送信人》（1971）、阿頓波羅，R.的《青年時代的丘吉爾》（1972）、M.弗蘭克的《階級烙印》（1973）、庫布里克的《巴萊?林登》（1975）、拉塞爾的《湯米》（1975）、庫珀的《太上皇》（1975）等。

70年代后期，英國制片業在美國資本牽制下，松木和愛爾斯垂兩大制片廠雖也自己投資拍片，主要還是出租場地去同美國合作。美國著名連集賣座片《超人》、《星球大戰》等是在這兩個制片廠的攝影棚里拍的，還有一部分英國電影創作人員去外國拍片。

進入80年代，英國電影事業有所好轉，1981年的《火的戰車》和1982年的《甘地》兩片連續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教育麗塔》（1983）、《當地英雄》（1983）、《印度之行》（1984）等片也獲得好評，1986年，艾非里的《一間可以看見風景的房間》和喬菲的《使命》更獲得廣泛的國際聲譽。

這期間英國影片市場仍然被美國電影所壟斷，在全部票房收入中，英國影片僅占10％左右，許多影片在國內的收入僅能收回投資的10～40％。

英國的大電影制片廠有“松木”、“愛爾斯垂”、“金波頓”和“圖克南”。主要電影教育機構有倫敦電影學校、民族電影學校，皇家藝術學院、倫敦電視電影學院。主要電影研究機構為英國電影學院（BFI）（建于1933年）。倫敦國際電影節是世界著名電影節，每4年舉辦一次，為非競賽性的。主要電影出版物有《畫面與音響》（1932年創刊）和《銀幕》（1959年創刊）。

第二篇：英國風景畫發展史（推薦）

英國風景畫發展史

歐洲的風景畫經過了17世紀、18世紀的獨立成科和初步繁榮，到19世紀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并走向了高度成熟。而英國風景畫是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后期英國美術流派之一.1746年,一直創作肖像畫的英國畫家理查德?威爾遜首先開始對自然風景產生興趣,并大量體現在其作品上.威爾遜因此被稱為英國風景畫之父.當威爾士畫家理查德?威爾遜（1713/1714～1782）在17世紀50年代旅行到羅馬的時候，法國風景畫家約瑟夫?溫耐特表達了這樣的驚異：一位有這樣能力的風景畫家應該致力于肖像畫上。威爾遜從這個評價中振作起來，放棄了在肖像畫中或許贏利的交易，完全獻身于風景畫。他赤貧而死，但是他的奇怪和對克勞德模式視角的啟發性的使用，即使在今天也是英國人購買的18世紀歐式建筑風景畫藝術的標志，而且是英國對于土地的復雜態度的可見的形式。

威爾遜的《西塞羅和兩個朋友——安提克斯和奎因特斯，在他的阿皮納姆別墅》喚起使英國有土地的貴族高興的土地神。雖然這個地形與他家鄉威爾士有一定的聯系，但威爾遜直接依據確定勞德?洛蘭的《圣?喬治和龍的風景》來展示自然和人的和諧觀念。1770年，當威爾子遜在倫敦皇家學院展出他的繪畫時，他在附屬目錄中包含一段來自西塞羅的《法令》的摘引。其中，西塞羅的朋友安提克斯把這個地方稱為“美味的撤退”，西塞羅評價說，在這里他發現了理想的地方做“不能打擾的思考，或者不能打擾的閱讀和寫作。”這幅畫的寧靜的風光把古代世界作為與18世紀英國紳士非常敬重的造詣深厚的作家和政治家的靈魂平靜和諧的、神圣優雅的產物喚起。

理查德·威爾遜《阿爾巴諾湖與附近的城堡》

18世紀末英國成立了“水彩畫家協會”，聚集了一大批探索水彩風景畫的畫家，其中就包括著名畫家J?克羅姆、T?格爾丁和R?P?博寧頓。19世紀,英國風景畫進入黃金時代,它的成就對西方美術的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它又出現了許多分支畫派.其中諾威奇畫派的老約翰?克羅姆和約翰?塞爾?科特曼受英國畫家托馬斯?蓋因斯堡和一些荷蘭風景畫家的啟迪,在諾威奇創建了諾威奇美術家協會,為英國風景畫的鼎盛作出貢獻.19世紀初葉，真正使英國風景畫擺脫荷蘭、法國或意大利繪畫影響而走上自己獨立道路的人是約翰?康斯特布爾和約翰?馬羅德?威廉?透納.而在19世紀，他們是英國風景畫以油畫的成就最富有影響力，成就最高的畫家。

英國水彩畫進入十九世紀時達到了繁榮時期，名家倍出，不少畫家成為十九世紀畫壇有相當影響的人物，透納是群星中光彩耀人的一面旗幟。這位給予歐洲繪畫藝術巨大影響的風景畫家，在英國水彩畫歷史上可稱之為泰斗和巨星。他的水彩畫成就使英國水彩畫的黃金時代達到了頂峰。泰透納和其他畫家一樣以自然為師，也曾畫過地形圖和以建筑物為主的風景畫，但他和格爾丁一起使水彩畫從以線為主和為版畫服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對自然景色的深邃的了解后，推崇光與色彩在繪畫上的表現，以自己敏銳觀察的能力，發現自然中感人的實質。透納的用色富有幻想，他對夕陽照耀、風雨欲來等景色的描繪，能使人留連忘返，如身臨其境。他那炫耀夸張的手法使人難解，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充分體現他的特色，他的水彩畫不僅僅是輕盈透明，而是形與光摻合到一起，使人看了閃爍奪目，色中有景，景中有情，景色交融，感人至深，實為同代人之所不及。他那《傍依莎弗豪森的萊茵河》(鉛筆線稿．淡彩)筆法多變，斂染諸法纖細、肯定、流利、生動，美如動人的詩歌，使人陶醉。

《傍依莎弗豪森的萊茵河》

透納以善于描繪光與空氣的微妙關系而聞名于世，尤其對水氣彌漫的掌握有獨到之處。他在藝術史上的特殊貢獻是把風景畫與歷史畫、肖像畫擺到了同等的地位。透納生前即享有盛名，1851年去世后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敬仰和追摹直至十九世紀晚期。然而，對透納所有藝術成就的認識則是更后來的事。

透納比康斯特布爾更富于幻想,現實對他來說只是為了達到幻想的跳板.他不是停留在自然風景外表的描繪上,而是深透到自然的內心,所以他的作品雖失諸過火,但卻并不讓人感到虛偽.透納比康斯泰勃爾更富于幻想,他直接從自然界擷取創作的靈感，運用其簡潔活潑的筆觸、明亮清爽的色彩和戲劇化的處理手法來表現，融入個人的情思，造出他獨特的浪漫主義氛圍的世界。畫面鐘情于描繪自然界中那些變化多端、轉瞬即逝的景象，如天空的云彩、大海的波濤、狂風暴雨等，并且對這些景象進行主觀的概括、純化、提煉。他在其中大膽發揮色彩的主觀表現力及水彩顏色透明、流動的特性，展現了他對自然色彩的感悟力。透納的作品同樣使后來的法國印象派畫家們獲得了豐富的營養和有益的啟示。在歐洲美術史上，透納與梵高、畢加索有著同等的地位。代表作：《雨,蒸汽,速度》、《奴隸船》.透納 《奴隸船》

.《雨,蒸汽,速度》

《奴隸船》描繪了當時英國殖民主義者對外掠奪販賣奴隸的黑幕，畫家用形象揭露了這個罪惡。畫面上所展現的是洶涌澎湃的大海，晨曦在旭日映襯下反射到海面格外刺目。近景的海浪沖擊著一組飄浮物，死魚和奴隸的尸體混雜在一起 隨波逐流，運奴隸的船已逐漸遠去。但是透納在畫中所特意強調的是陽光與水汽，畫家對不可征服的自然力的表現有特殊偏愛。他想從中感悟某種自然的真諦，即光和色的變化奧妙。在這幅畫中畫家有意將觸目驚心的事件與海上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構成他所表達的浪漫主義的激情。橘紅、檸檬黃、玫紅和紫色交織成這幅畫的色彩交響。

康斯泰勃爾1776年生于英國薩福克的一個農家，早年在倫敦恭謹而勤勉地研究古典大師的作品，然而對童年鄉村生活揮之不去的情結、對鄉土的熱戀使他最終還是成為了一個純正的風景畫家。他平日最喜歡置身于溪旁蔭下，在鄉野間沉思冥想。在康斯泰勃爾的眼中，這些自然之物真實而可愛、平易而美好，正因為如此，在英國同時代的風景畫家中，康斯泰勃爾是最單純、最實在、最完美的一個，他的畫總能給人留下充滿鄉間泥土氣息的清新和淳樸的味道。與故鄉的原野和磨坊相依為命的康斯泰勃爾，生平并沒有什么驚人之處，他的生活正像他畫中那輛裝滿干草的馬車，在屬于自己生命軌跡的鄉間小路上平緩而靜靜地碾過。也許一種繪畫風格是同一個畫家對自己生存的特定環境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正像他本人一樣，康斯泰勃爾的風景畫是樸實的、淳厚的、接近現實的，并且是在繪畫中所可能做到的最不傷感的。然而，沒有了康斯泰勃爾的風景，現實生活中的美好與浪漫同樣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他的風景畫對19世紀以后的歐洲畫壇的藝術趣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康斯泰勃爾的風景畫的重要特點，是忠實于畫家自身的視覺感受，真實地表現出大自然的美，尤其是自然界的光、色效果，具有樸實、自然、清新的藝術風格。代表作有<<從主教廣場看索爾茲伯里教堂>>、《干草車》。《干草車》是一幅地地道道的英國農村風景畫。畫面的前景是一條小溪，一輛拉著干草的大車正涉水行進。大車的前方是為陽光所照射著的樹叢和茅屋，它們構成了這幅畫的中景；遠景則是籠罩在陽光下的一條茂密的林帶和廣闊的田野。明亮的藍天飄著銀白色的云朵。一切顯得是那么真實、寧靜、和諧、優美而又充滿生氣，就連大車涉水而過時，驚動了小狗的狂吠聲，我們似乎也能聽到。畫中對空氣的表現和綠樹上的光澤感，則尤其使人感到欽佩。康斯泰勃爾不僅對英國風景畫的發展貢獻巨大,他對于光影之明暗、色彩之變化的敏感,也促進了19世紀末葉法國畫家們對光影與和色彩的探索。作品曾于1824年在巴黎展出，對法國浪漫主義、巴比松畫派及印象派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康斯泰勃爾 《干草車》

《從主教花園望見的索爾茲伯里大教堂》.

第三篇：淺談英國政治制度發展史

淺談英國政治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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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展示∶

封建君主制度

一.統一國家的形成與貴族民主制（5—11世紀）

（一）英吉利統一國家的形成

（二）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政治制度

二．封建集權君主制（11—12世紀）

（一）集權君主制的建立

（二）集權君主制的鞏固

（三）亨利二世改革與集權君主制的發展

三.等級—代議君主制（13-15世紀）

（一）議會的產生

（一）議會的早期發展

（三）早期議會政治的失敗與等級—代議君主制

四.都鐸王朝專制君主制（16世紀）

（一）專制王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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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權與議會

五.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演進

（一）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確立

（二）責任內閣制的形成（三）兩黨制的形成3/ 12

淺談英國政治發展史

一.統一國家的形成與貴族民主制

（一）英吉利統一國家的形成（5-11世紀）

從公元5世紀中葉，正處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的3個日耳曼部落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顛,形成若干小國爭雄稱霸長達近300年。公元597年羅馬教廷派遣奧古斯丁到不列顛的肯特王國傳教, 此后,不列顛的許多居民都成為了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傳播統一了大多數不列顛居民的宗教信仰,成為凝聚不列顛人思想的紐帶。9世紀中葉,不列顛人聯合打擊丹麥人入侵,公元871年5月,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率軍在愛丁頓與丹麥人展開激戰,取得決定性勝利,迫使丹麥人退居北英格蘭。為此,阿爾弗雷德被英格蘭人公認為領袖。阿爾弗雷德死后,幾代繼任者征伐不止,終于在10世紀中葉趕走了丹麥人,并迫使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稱臣,威塞克斯國王成了整個不列顛的統治者,英吉利統一國家終于形成。

（二）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政治制度

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是不列顛國家產生和統一形成時期。此前,盎格魯—撒克遜人正處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建國之后,人們的思想沖破氏族觀念,出現了階級,以往的氏族民眾會議也不復存在。然而,由于受原始社會氏族軍事首領公選制的影響,在新國家中產生了特有的中央機構,即“賢人會議”“賢人會議”的成員主要是教士、貴族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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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會議由國王主持,會期不定。“賢人會議”職權范圍廣泛,他們與國王共同商討國家稅收、外交、防務和分封等重大決策問題。此外,“賢人會議”也是國家的最高法庭,有權審理各種訟案,包括涉及王室和達官顯貴的要案。可見“賢人會議”作為民主性機構,它擁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它不僅是國王的助手,又能制約國王。

在地方形成了以郡、區、村3級管理為主,城鎮為輔的半自治性的管理制度。郡政府是半自治式的非常設的地方會議,每年開兩次會,出席者主要是社會上層人士和大小土地所有者。郡政府職權廣泛,主要負責貫徹國王命令,維持地方治安和管理地方公務,但更主要的是為國王管理稅務,行使司法等職能。

由于歷史的原因,盎格魯———撒克遜時代使英格蘭人跨越了野蠻的奴隸制社會階段,并很快結束了封建割據狀態,他們帶著原始社會末期極為珍貴的民主制的遺產,適應著社會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國王與社會上層人物共同行使國家權力,并形成了以郡、區、村為主,城鎮為鋪的半自治性的地方行政和司法管理體系,在地方政權中也充分體現了貴族民主制的特點。

二.封建集權君主制（11—12世紀）

（一）集權君主制的建立

威廉一世時期是集權君主制的奠基時期。威廉一世取消了中央政府中享有較大政治權力的賢人會議,建立了國王法庭,俗稱大會議。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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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其他國家中,國王法庭是一種封建機構,完全由國王直屬封臣組成。就職能而言,大會議除進行司法審判、處理封建主個人之間的封建利益沖突外,還為國王提供咨詢、商討國是、議決重大政策,行 使立法和行政管理權。在每一次大會議上,威廉都要重復加冕儀式,以強化王權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在軍事上,由于全國大大小小的教俗封建主都與國王建立了封君封臣關系,都負有為國王提供騎士的軍事義務,因此一旦需要,威廉一世能夠集合起一支多達4200名騎士的封建軍隊。威廉一世還享有征調民軍的權利，還可以命令教會，;未經國王批準,宗教會議制定的任何法律均告無效;宗教法庭不得審判王室官員和男爵,不得將他們開除教籍,不得對他們施行宗教酷刑。通過以上措施,威廉一世建立起當時歐 洲最強大的封建王權。

（二）集權君主制的鞏固

諾曼王朝后期特別是亨利一世時期,英國王權又通過多種措施進一步鞏固了集權君主制。第一,嚴厲打擊貴族和教會分裂勢力。第二,改組中央政府,強化國家機器。第三,進一步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控制。第四,對特殊地區實行特殊統治制度。第五,擴大國王司法權。集權君主制進一步鞏固。

（三）亨利二世改革與集權君主制的發展

亨利二世時期是英國封建集權君主制的發展時期。1154年,亨利二世在19年的王位繼承戰爭結束之后登上王位。他首先重建了一度癱瘓

6/ 12 的中央政府,然后通過多方面改革,從制度上發展了集權君主制。在政治上,亨利二世繼承了亨利一世的衣缽,注重從中小貴族中選任各級官吏。他完善了大法官廳、財務署等中央官僚機構,在威斯敏斯特王宮建立了政治統治中心。在財政上,亨利二世除加強王室地產管理、保證地租和封建捐稅的嚴格征收外,又建立了國家直接稅制。在軍事上,亨利二世取消了封建騎士軍隊,建立了雇傭軍制和民兵制。在司法上,亨利二世建立了巡回審判和陪審制,加強了司法的中央集權。亨利二世的上述各項改革從制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三.等級—代議君主制（13-15世紀）

（一）議會的產生

1215 年，為了反抗國王的過分的稅收，貴族們發動起義，迫使國王簽訂了英國史上有名的《大憲章》。但是亨利三世即位后拒絕了《大憲章》，于是貴族們又開始起來與國王斗爭。1258 年在牛津召開了一次稱為“國會”的議會，它首次提出了政府主要大臣要對委員會而非國王負責以及定期召開議會的原則。由于牛津國會把全部權力都交給了封建大貴族，引起了市民、騎士和自由土地占有者的不滿，為了爭取這些人的支持，叛亂貴族西門．德．孟福爾于 1265年召開了由貴族、市民和市民參加的等級會議，其被稱為英國議會的開端。

（二）議會的發展

1272 年愛德華一世召開了史稱“模范國會”的會議，它標志著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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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層的代表數額由不穩定趨于相對穩定。到了 15 世紀，英國的國會獲得了真正的立法權。

（三）早期議會政治的失敗與等級—代議君主制

從 13 世紀到 15 世紀，表面看起來權力一直在向著制約國王權力 議會方向轉移，但是國王仍然掌有有著實際性的決定權。國會只有在 國王需要的時候才召開。“在亨利七世統治的 24 年中，國會只召開了七次，伊麗莎白一世在世的 45 年中，國會只召開了 10次，即使僅有的幾次國會也完全成了王權的工具”。因此處于封建時代的國會總體上講是封建王權的附屬機構，只有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排除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之后，國會才有可能真正的轉變為資產接的的代議機構。

四.都鐸王朝的專制君主制

（一）專制王權的建立及鞏固

都鐸王朝的創建人亨利七世以蘭開斯特王室支裔奪得王位,上承長期戰亂之余,登位以后又屢次受到爭位者的挑戰,根基很不牢固。他對抗命的貴族采取無情鎮壓和利祿收買兩手,終于撲滅了玫瑰戰爭的余燼,收得統一英格蘭之功,為都鐸王朝歷時百余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亨利八世即位時都鐸王朝已經鞏固。在他統治期間最大的成就是埃爾頓所提出而為許多學者所接受的“亨利革命”。這個“革命”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宗教改革,另一是政府改革。宗教改革使英國擺脫羅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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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的控制,使英王成為安立甘教會的首腦,此后英王身兼國家和宗教的首領。亨利八世死,經過愛德華六世和瑪麗兩朝的中衰后,伊麗莎白繼位進一步發展了專制王權。

（二）王權與議會

十六世紀是英國議會發展的重要時期。議會制度是英國歷史上獨具的特點,議會對于都鐸王朝專制制度的加強,起了重要作用。在都鐸王朝以前,議會已存在二百余年,但它主要是一個批準征稅和審理重大司法案件的非常設機構,以由教俗貴族組成的上院為主體,而由騎士和城市代表組成的下院則居于從屬地位。英國宗教改革開始后,議會本身發生重大變化。“宗教改革議會”給予王權以巨大支持,并從王權獲得許多權利。此后議會成為具有權威的立法機構。

五.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演進

（一）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確立

1529年宗教改革開始后，人們爭取民主的呼聲越來越大。1640-1642年議會斗爭：資產階級、新貴族控制下的下議會要求限制王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查理一世為了籌劃軍費，鎮壓起義，被迫于1640年恢復長期關閉的議會。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聯合起來，利用議會同國王進行斗爭，起草了《大抗議書》，抨擊查理一世暴政，他們要求限制王權，取消國王的專賣權，監督國王和大臣的活動。查理一世拒絕接受《大抗議書》，最終和議會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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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了內戰，組織王軍，向議會軍發起進攻。1643年，克倫威爾前往英格蘭東部，募集了一支主要由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組成的騎兵，在馬斯頓荒原戰役（1644.7），納西比戰役（1645）等戰役中屢次擊潰王黨軍。內戰結束后，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處死。英吉利共和國時代開始。

1653年4月30日，克倫威爾發動政變，解散議會。12月16日，他正式宣布自己就任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1649年占）的“護國主”，英吉利共和國時代結束，以克倫威爾的個人軍事獨裁為特色的護國政體時期開始。1658年，克倫威爾病逝。英國重新進入混亂時期。1660年，斯圖亞特封建王朝（查理二世）復辟，他們推行反動政策，實行血腥報復，嚴重損害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利益。1688年，支持議會的輝格黨人與托利黨人邀請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和時任荷蘭奧蘭治執政的女婿威廉（后來的瑪麗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國執政，發動宮廷政變，推翻斯圖亞特王朝封建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新貴族的統治，這次政變沒有流血而獲得成功，因此史稱“光榮革命”。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標志君主立憲制的資產階級統治確立。

（二）責任內閣制的形成

英國的內閣最早是由中世紀后期的樞密院外交委員會演化而來。當時即有內閣之稱，但性質是封建君主的咨詢機構。1694年，威廉三世從支持他的輝格黨中任命樞密院成員，組成輝格黨內閣。但當時輝格黨在議會中并不占多數。1714年，喬治一世即位，因不通英語，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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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不出席內閣會議。1721年，下院多數黨輝格黨領袖、內閣首席大臣兼財政大臣R.沃爾波爾取代國王而成為內閣首腦。沃爾波爾內閣是英國第1屆正規內閣。1937年通過了《國王大臣法》，使內閣的名稱和首相的職位有了成文的法律根據。1742年,沃波爾因失去議會的支持而辭職，他這一行為開創了內閣得不到議會信任時必須辭職的先例。1784年,W.皮特(小)首相遭到議會下院反對時，提請國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選，獲勝后乃繼續任職。他的作法也成為慣例。到19世紀中期，議會、內閣的職能和制度進一步完善，責任內閣制最后形成。

（三）兩黨制的形成

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在議會內部形成了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政治派別。1679年，議會就詹姆斯公爵（后來的詹姆斯二世）王位繼承權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反對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繼承權的議員們被政敵斥為輝格（蘇格蘭強盜），贊成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繼承權的議員們則被對方罵作托利(愛爾蘭信仰天主教的歹徒)。以后兩派逐漸以此自稱，形成兩個政治派別。輝格黨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利益，主張限制主權,提高議會權力；托利黨代表地主貴族利益,維護君主特權。

19世紀3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英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兩大對立的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同時，英國統治階級內部也發生變化，形成了代表土地貴族、金融貴族和大商人利益的保守勢力與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改革勢力。前者以土地貴族為核心，在原托利黨的基礎上組成保守黨；后者以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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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由貿易的工廠主為核心，在原輝格黨的基礎上組成自由黨。20世紀初，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工人隊伍的不斷壯大，工黨崛起。從1924年開始，工黨取代自由黨，與保守黨輪流執政。到80年代末，英國除保守黨和工黨兩大政黨外，還有社會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英國共產黨、合作黨、威爾士民族黨、蘇格蘭民族黨、民族陣線以及英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等。

參考文獻：

（1）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2）施雪華《當代各國政治體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3）王榮堂.《略論英國議會的起源》.史學月刊.1983年四月（4）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中譯本,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5）程漢大《英國政治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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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英國經濟的發展史

英國經濟的發展歷程

英國經濟的發展是依據其特定的自然環境所決定的,從15世紀到如今雖然發展曲折但是它是一直走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沿,從最早注重國家控制的重商主義，到后來完全依靠經濟規律的自主義，再到強調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然后到發揮個體功用的撒切爾主義，最后到“第三條道路”，國家控制與市場作用一邊沖突，一邊縮小著各自理論體現上的差異，直到融合為“第三條道路”。當然，“第三條道路”也并非完美，英國經濟仍將在這種文化物質的影響下繼續發展。下面通過不同的方面來進一步的了解英國經濟的發展歷程.走出重商主義的樊籬

英國曾是重商主義的故鄉，但斗轉星移，當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之后，歷史上功不可沒的“重商主義”，卻成了“明日黃花”。貿易保護主義受到挑戰，《谷物法》和《航海條約》被相繼廢除，英國逐漸成為了自由貿易的國家。

15世紀末，航海業空前發展，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商人為之狂喜。從前，他們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們做買賣的市場。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著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去賺取那亮閃閃的黃金白銀。

英國的海岸線很長，外貿條件得天獨厚，倫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亞洲的瓷器、茶葉及煙草，走進了尋常百姓家；而英國貨，也源源不斷地賣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英、印英間的貿易往來，把在印度種植的鴉片，轉賣給中國，賺取了豐厚的利潤。1610年至1640年，英國的外貿額增長了10倍。商業貿易飛速發展，國家財富增長很快，英國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景。無怪乎，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得出結論：“從業之利，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賤買貴賣讓商人們富得冒油，一個個腰纏萬貫，世人對他們刮目相看：追求利潤，天經地義；發財致富，世人仰慕。商人們可以通過購買土地，成為貴族，出席議會，在政壇上也有了發言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控制了政權，于是，他們需要一種理論，來說明商業的極端重要性，去爭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業的繁榮興旺，使“重商主義”風靡一時。重商主義者認為，金銀是至高無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財富，國內貿易不能增加金銀，所以應擴大貿易順差，轉從他國獲取。如何取得貿易順差？簡而言之，就是獎出限入。一方面，給出口商予以補助，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使其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另一方面，對進口商品征收高關稅，讓進口商獲利甚少、或無利可圖，迫使他們放棄進口。采取這些措施，國家會受益匪淺：日進斗金，不僅可維持王室的開支，改善民眾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這代表著更多的艦隊、更廣闊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場、更豐厚的利潤，在這個“良性循環”中，國庫會日益殷實。

重商主義者構建的“藍圖”，果然讓政府動了心，為爭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義”的政策，而且還以家長身份，參與世界貿易競爭，庇護本國工商業者的利益。17世紀，為擴大本國的航運市場，頒布了《航海條約》，規定某些國家的土產品只能賣給英國，并且，賣給歐洲的貨物，只能由出口國或英國的船只運輸。當時，原料出口國的運輸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蘭能和英國一爭高低，條約的針對性，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對這種霸權主義行徑，荷蘭并沒有“逆來順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戰爭，可都被英國打敗，荷蘭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義”的指引下，英帝國四處伸手，占領的殖民地越來越多，號稱“日不落帝國”。

然而，斗轉星移，當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之后，功不可沒的“重商主義”，卻成了“明日黃花”。工業革命前，英國是一個農業國，限制外國農產品進口、保護本國農業，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從中世紀起，為了維護本國農民的利益，英國實行《谷物法》，該法規定：除非國內糧食稀缺、價格高昂，否則不得進口，通過高關稅，避免與外國農業的競爭。工業革命后，絕大多數英國人從事工商業，《谷物法》對他們并無好處，糧價高，生活費用就高，工人對工資的要求也高，工商業主面臨“兩難選擇”：要么工人罷工，工廠不能運轉；要么提高工資，自己的利潤減少；英國工業在全球一馬當先，產品豐富、競爭力強，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場，而長期實行保護貿易政策，不利于產品外銷。以廢除《谷物法》為契機，工商業者要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興廢問題上，英國的兩大政黨各執一詞。托利黨（即后來的保守黨）代表土地貴族的利益，主張繼續執行保護貿易政策；輝格黨（即后來的自由黨）代表工商業者的利益，要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經濟形勢的變化，呼喚新的政策，于是又對理論提出了創新的要求。在此期間，有兩位經濟學家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就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斯密為支持自由貿易，提出了“絕對成本”學說。他說，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讓人們自由參與國際分工，讓商品自由交易，會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礎上，李嘉圖又進而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他認為，每個國家都有自身優勢，生產本國成本較低的優勢產品，然后拿到國際市場出售，大家互通有無，貿易雙方便都能以較小的代價，獲得各自的需要，可以達到“雙贏”的效果。

隨著國際分工理論漸漸深入人心，廢除《谷物法》，已是大勢所趨。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徹斯特成立。不久，皮爾（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黨內閣的首相，但他并不堅持保護主義的政策，在任期間多次降低關稅，并于1846年廢除了《谷物法》，他解釋說：“在發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們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們還會怕競爭嗎？”這是實情，英國的工業生產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廠”。但是，歷史卻跟他開了個玩笑：保守黨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內閣被黨內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結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貿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三年后，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條約———《航海條約》也被廢除，英國也逐漸成為自由貿易國家，自由貿易政策展現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曾在《煤的問題》一書中無不自豪地說：“自由貿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區自動向我們進貢。北美洲與俄羅斯平原是我們的麥田，南美洲有我們的放牛場，秘魯贈送她的白銀，黃金從加利福尼亞與澳大利亞流到倫敦，中國人替我們種茶，西班牙與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

產業革命一馬當先

“圈地運動”和殖民掠奪，不僅使英國人積累了資金，而且也為其提供了無限的商機。伴隨著工業技術的不斷改進，交通運輸的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的產業革命已大功告成。

轟鳴的機器、高聳的煙囪、規模化生產，曾是產業革命的象征。因為它，工業、農業、運輸業，乃至整個經濟社會，可謂日新月異，顯現出勃勃的生機。英國的產業革命，發生于18世紀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國家，至少早了半個世紀。一個彈丸之國，為何在產業革命的進程中，能一馬當先、獨領風騷呢？話，還得從300年前“圈地運動”說起。

英國的“圈地運動”，歷來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義者喻為“羊吃人”。但從純經濟學的角度看，它實屬必然。16世紀，世界貿易的帷幕，已經徐徐拉開。在當時的國際市場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費者歡迎。而毛織業，恰好是英國的主打工業，故而在出口上很占優勢。可是，作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給不足，價格猛漲，一時間，羊毛在世人眼里，貴若黃金，炙手可熱。精明的農場主發現，同一片土地，假如用來養羊，會比種植業成本更低、賺頭更大。于是，為擴大牧場，他們貪婪地圈占公地、焚毀村莊，使用暴力驅趕農民，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這就是歷史上第一次“圈地運動”。可是，到了18世紀，羊毛的供應趨于飽和，而隨著人口的增長，糧食需求急劇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侖戰爭期間，進口糧食的通道被封鎖，供應更顯緊張。于是，為了擴大耕地，又發生了第二次“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就本質而言，是一場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為城市工業的發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勞動力和物質準備。農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像一顆顆石子，在歷史的長河中，悄悄地沉淀了：在農村，人們無以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為工業的后備軍。經過兩次“圈地運動”，農村的自然經濟已不復存在，土地貴族大發橫財，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他們不再“親自”經營土地，而是轉租出去，坐收地租；農業資本家仿效工業的管理，雇傭“農業工人”，采用先進技術，并一改分散經營的傳統，實行機械化作業。這一改變，結果使種植業、畜牧業飛速發展，產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糧食、工業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夠的保證。

對宗主國來說，殖民地永遠是廉價的原料產地和廣闊的銷售市場。所以，英國紳士雖然保守穩重、溫文爾雅，但是，發財致富的欲望，使他們四處點火，頻頻發動殖民戰爭。“日不落帝國”的旗幟，插到了各大洲。英國在殖民地間進行貿易往來，獲得了不菲的收入。當時，有一條致富捷徑———“三角貿易”：從英國帶些工業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換奴隸，運往北美，再將當地貨運回英國。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潤驚人。如17世紀時，在非洲，每個黑奴的離岸價是25英鎊，而在美洲，每個黑奴可售150英鎊，利潤率高達500％。除了貿易往來，英國還通過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殖民統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奪殖民地的財富。無怪乎，那些頻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國人，回國之后，一個個都富甲一方。商人們的發財夢，在殖民地大都“夢想成真”！

英國人素有節儉的傳統，他們從殖民地賺足了錢，可并沒有像法國人那樣，奢侈浪費，大肆揮霍。他們把資本積累起來，用于投資，興辦各類產業，這種品行，曾被拿破侖戲稱為“店主人”。其實，“圈地運動”和殖民掠奪，不僅使英國人積累了資金；而且也為其提供了無限的商機。落后的殖民地，對英國的工業品趨之若鶩，需求量極大。工業品奇貨可居，利潤豐厚。于是英國工廠紛紛加大馬力，不斷擴張規模。這樣一來，原有的產業工人，相對于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就顯得不足。要生產更多的產品，賺取更多的利潤，資本家不得不考慮，如何用機器去代替人手。于是，一場改進技術、改良機器的創新浪潮，在英倫大地悄然興起。

技術革新，是產業革命的火車頭。伴隨著工業技術的不斷改進，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在當時的英國，紡織部門是技術創新的排頭兵。1733年，約翰·凱發明了“飛梭”，使織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寬。織布技術提高了，紡紗相對不足，出現了紗荒現象，為此，1751年，皇家學會懸賞征求“能同時紡6根棉紗的機器”。1764年，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能同時紡8根棉紗；1768年，阿克賴特以瀑布為動力，發明了水力紡機；1779年，克隆普頓發明了走錠精紡機，進一步加快了紡紗的速度；1782年，瓦特在單動式蒸汽機的基礎上，又制成復動式蒸汽機，它的出現，使機器從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類社會由此進入到一個“蒸汽機的時代”。蒸汽機以煤為燃料，制造它需要鐵，于是，在重工業中，也發生了技術革新，采煤業、煉鐵業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如果把整個經濟活動比作軀體，那么，交通運輸就是軀體的“動脈”。動脈通暢了，軀體才能伸展自如。同樣，原料的運進，產品的輸出，都離不開車船與道路。在商品傳輸途中，倘有閃失，經濟的“鏈條”就會脫節，曠日延時不僅會給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還會血本無歸。為著手解決這一問題，1760—1830年，英國大興土木，到處架橋鋪路，開鑿運河。產業革命前，從倫敦走到愛丁堡需10天，產業革命后，只需2天；水運的費用，比陸運更低，從利物浦運煤到伯明翰，運費只相當于陸運的1／4。道路順暢了，又反過來對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列車的出現，使車速提高了3倍，不久，鐵路以其方便快捷的優勢，漸漸取代了水路、陸路，成了運輸業的“龍頭老大”。

19世紀30年代，英國的鍛壓設備已一應俱全，加工機床也已出現，人們已經可以用機器去制造機器，這標志著歷時數十年的產業革命，已大功告成。此后，英國經濟一日千里，社會發展開始“起飛”，受英國產業革命的帶動，歐洲大陸和北美的一些國家，也相繼進行了產業革命，人類文明從此“煥然一新”。

倫敦：世界的金融中心

倫敦通訊便捷、金融機構眾多、員工經驗豐富；政府“誠邀天下客”，敞開大門，歡迎各路財神一起競爭；它的金融機構，深得世人信賴。國際上的金融機構，以能在倫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為豪。到19世紀初，倫敦已經成了世界的錢莊。

近代金融業發源于意大利，16世紀上半期，金融中心移至荷蘭，相對而言，英國的金融業，可謂姍姍來遲，但它卻能后來居上，到19世紀初，倫敦已經成了世界的錢莊。

很早以前，謙和的英國人，為自身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17世紀下半葉，荷蘭為擺脫外部的殖民統治、解決內部的紛爭，忙得焦頭爛額，經濟發展，一拖再拖；法國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150年后，資產階級革命，才剛剛起步；美利堅合眾國，尚未獨立。而在英國，1688年，為反對王權復辟，實現君主立憲制，新興的資產階級發動了資產階級革命（史稱“光榮革命”）。此后，在英倫大地上，政局穩定，社會安寧。“家和萬事興”，各行各業都在祥和的環境里蓬勃發展。經濟的繁榮，金融的發展，可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經過兩次圈地運動，地主發了橫財；海外貿易，讓商人們腰包脹滿；殖民地掠奪，使英國多了不少黃金白銀。富起來的人們，希望有一些機構，能幫他們理財、讓貨幣增殖；同時，面對廣闊的市場、豐厚的利潤、無限的商機，沒加入的，躍躍欲試，已加入的，想擴大規模，但自身資金有限，迫切需要融資。錢多的要有去處，缺錢的要有來路，還想減少“來來往往”的風險，于是，金融市場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猶如八仙過海，大顯神威。

英格蘭銀行，曾是各國中央銀行效仿的典范。商人裴德森（William Paterson）經營對外貿易，賺了不少錢，用實際行動，擁護英國的“光榮革命”，很得權勢。1694年，在倫敦區針線街，他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私人銀行———英格蘭銀行。成立之初，該行就將其120萬資本全借給政府，恩恩相報，政府也沒虧待它，給了它很多優惠政策，特許它發行與之等額的貨幣。英格蘭銀行也很“爭氣”：實力雄厚，很講信譽，深得人們信賴。當時，在民間流行一句話：“向英格蘭銀行一樣可靠”。15年后，它再次為國家提供貸款，由于它對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許權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延成了無限期；不到20年，由于資金流量的增加，它的利率下降了近一半，該行亦受到了全球資本的垂青。波瀾壯闊的金融史，也由此開始了。

英格蘭銀行的“杰出”表現，使它在銀行界脫穎而出，成了“銀行的銀行”。它執行中央銀行的職能：發行貨幣、代理國庫、調節金融市場。當一般銀行現金周轉不靈時，可到英格蘭銀行，辦理再貼現業務，以解燃眉之急；此外，該行資金充裕，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能控制貨幣的流通量，穩定金融市場。原先，許多銀行都能發行銀行券，在市場上流通，這使紙幣泛濫，日益貶值。1825年和1836年，發生了兩次經濟危機，許多銀行紛紛倒閉。針對這種情況，1844年，首相皮爾頒布了《銀行規章法》，結束了279家銀行發行銀行券的局面。此法使英格蘭銀行基本壟斷了貨幣的發行權，進一步明確了該行的領導地位。“真金不怕火煉”。在優勝劣汰的法則下，密得蘭銀行、勞合茨銀行、巴克萊斯銀行、威斯敏斯特銀行、國民地方銀行，經受住了考驗，成了銀行業的主力軍。英國銀行業，就如一個大家族，有“家長”，有“家規”，“五兄弟”各擋一面，銀行體系逐步健全。

早期的經營活動，風險很大，保險業應運而生。最早的險種，是海上險，面對險象環生的大海，人類力量微弱，海外貿易，雖然利潤極高，可風險也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海底，血本無歸。若風險由多人承擔，會減少當事人的損失。基于這種想法，1688年，英國船商們成立了“勞埃德（Lloyd’s）商船協會”，探討海上保險事宜。隨后，保險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地在英國出現了。它們收取保費，賠付損失，貨幣流動量很大，于是，它們的經營范圍也擴大了：購買公債、股票、房地產，辦理抵押貸款，在資本市場上，保險業可謂一枝獨秀。

英國的股票、公債等，在交易所交易，但這個市場的成長，并不順利。1566年，金融家格雷欣（Tomas Gresham）就創立了倫敦皇家交易所，但是，當時的市場并不成熟。有一些人，帶著“天上會掉下餡餅”的美夢，走進交易所，有很大的盲目性，易受投機者的操縱。1711年，哈利（Robert Harley）開設了一家“南海公司”，允許人們憑政府債券來認購公司的股票，理所當然，該公司成了政府的“債主”，由此，它得到了在南美洲貿易的壟斷權，優惠的政策、投機者的炒做，使它的股票暴漲，1720年，短短七個月，股票漲了約8倍！但是，該公司能力有限，業務受挫，經營慘淡，當真相大白于天下時，股票暴跌。投機商們，騙得了巨款，拍屁股走人；許多交易者，傾家蕩產；與此事有染的高官大臣，一個個身敗名裂。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那時，證券市場陰云不散，人們對它恐慌不已，為規范證券市場，英國旋即通過了“泡沫法”，設立股份公司，從此“有法可依”。

貨幣是金融市場的“血液”。軀體內，若有不同型號的血液，就可能“互斥”。英國曾一度實行金銀復本位制，黃金和白銀，都是流通的媒介，幣種間的比價由政府定，但在市場上，受多種因素影響，實際比價與官方比價，常常步調不一。更值錢的金屬，被熔化運出；不值錢的，留下來流通，“劣幣驅逐良幣”，自然是英國所不愿看到的。1816年，英政府制定法規，實行金本位制，規定金幣為本幣，銀幣為輔幣，此舉使交易更為順暢。

金融是貿易的伴生物。19世紀30年代，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商品極其豐富；水運、陸路四通八達，國內外貿易，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私人投資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國際上，英國總是順差國，殖民地的黃金，源源不斷而來。英國的黃金儲備，異常充足，紙幣與金幣可隨意兌換。首都倫敦，通訊便捷、金融機構眾多、員工經驗豐富；政府“誠邀天下客”，敞開大門，歡迎各路財神一起競爭；它的金融機構，深得世人信賴。國際上的金融機構，以能在倫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為豪。19世紀，倫敦不僅是英國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撒切爾的“貨幣主義試驗”

為控制通脹，撒切爾一舉削減了十億英鎊的國債，將銀行的準備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貸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緊縮的貨幣政策，使經濟增長幾近谷底，失業更為嚴重。然而，當英國走過這個“拐點”，便柳暗花明，經濟開始回升，撒切爾有驚無險，闖過了難關。

20世紀70年代，英國社會危機四伏：物價飛漲、生產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工黨政府面對困境，雖是憂心如焚，但也無力回天。1979年，54歲的撒切爾臨危授命，出任英國首相，她高舉自由經濟的旗幟，大刀闊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親自主持了英國的“貨幣主義試驗”。

二戰后的一個時期，英國奉行凱恩斯主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加以干預。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結果，一方面，它為英國創造了短暫的繁榮，1951—1964年，英國經濟一度出現過“兩低一高”（失業率低，通脹率低，國民收入增長率較高）；但另一方面，從長期看，凱恩斯主義也給英國帶來了災難。政府開支過大，財政入不敷出，于是企業稅收不堪重負，銀根被迫一松再松。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是：生產停滯，失業反彈，物價飆升，通脹一發不可收拾。到70年代末，高通脹與高失業，像一頭雙面獸，各執一方，卻不知何往，英國的未來，處在一片茫然之中。執政的工黨，對此無計可施，不斷遭到世人指責；而保守黨面對這種局面，也不敢輕舉妄動。此時，撒切爾站了出來，她大聲疾呼：英國應回歸亞當·斯密的傳統，還經濟以充分的自由，切實保障人們工作的權利，花錢的權利，擁有財產的權利。總之，要使政府成為經濟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爾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貨幣主義的政策，抑制通貨膨脹。上任當年，為控制貨幣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舉削減了10億英鎊的國債，將銀行的準備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貸款利率，提高到17％。緊縮的貨幣政策，一時間使經濟更加低迷、失業更為嚴重，這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當時人們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國364名經濟學家，在《泰晤士報》聯合發表公開信，對此政策加以抨擊。但是，撒切爾并沒有妥協，因為此一結果，本在她預料之中。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貫徹。年底，經濟增長幾近谷底，失業人數達250萬，然而當經濟走過這個“拐點”，便柳暗花明，生產漸漸復蘇，物價開始回落。事實證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險棋，但最終是有驚無險，闖過了難關。

隨后，撒切爾就采用溫和的、漸進的方式，來達到她的目標。1984年，她按最狹義的貨幣Mο來控制貨幣發行，這樣不僅操作靈活，而且效果立竿見影。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立馬使金融形勢由陰轉晴。1985年11月起，為促使經濟繁榮，政策漸漸放松；調控重心，也從原來的貨幣供應轉向了匯率。一方面，將英鎊和堅挺的德國馬克掛鉤；另一方面，大量吃進外匯，通過降低利率、阻止外資涌入，以降低匯率。而低匯率與低利率，又拉動了投資；到80年代末，通貨膨脹率降到4．9％，經濟大步攀升，撒切爾的貨幣主義試驗，至此大獲全勝。

撒切爾的第二把火，指向財政政策。英國是一個“福利國家”，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60％左右，“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就像一張溫床，人們躺在上面吃補貼，不愿勞動、不思進取，而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債臺高筑。為減輕財政負擔，撒切爾決意壓縮財政開支。于是，她一方面精簡機構，為政府消腫；同時也調減工業補貼、削減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戲稱為“奪去牛奶的撒切爾夫人”，據說她的母校———牛津大學，也因不滿她削減教育經費、減少教師工資，而拒絕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

稅制改革，是撒切爾的第三把火。過去，為應付龐大的財政開支，英國的稅率高，稅負重，它抑制投資，影響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使很多人才外流。她上臺后，在財政方面，實行“開源”與“節流”并舉，使稅制改革成為可能。她揮動“減”字大旗，風風火火地將稅負減下來：在任期間，將個人所得稅的基礎稅率，從33％減到25％，最高稅率由82％減至40％，公司稅由52％減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間接稅：增值稅、高檔消費品的附加稅。此舉，使國家的稅收總額，減少不多；富人愿加大投資，窮人想拼命干活，英國的人才，不再因懼怕高額稅負而移居他國。

撒切爾有一個“殺手锏”，就是“私有化”。當時，許多國有企業，政府干預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業虧損嚴重，是國家的一大包袱。為此，政府決定，出售國有資產來增加財政收入，減輕負擔；同時，廣大民眾購買企業股票，激活了投資需求，繁榮了市場。1979—1989年的10年間，40％的國有企業出售給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爾夫人辭職時，只有英鐵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郵政三個部門，沒有實現私有化。

改革勞資關系、削弱工會權力，是撒切爾的另一高招。在英國，工會的勢力很大，勞動力市場幾乎被壟斷，不受市場調節。為提高工資，工人經常罷工，致使工資上漲、生產成本上升、物價上揚，通貨膨脹加劇，而實際工資變少，又引起新一輪的罷工浪潮，如此反復，形成惡性循環。本國生產成本高、利潤低，資本就外流，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為此，本國經濟，受害匪淺。歷屆政府想在這個循環中，找到一個突破口，卻無能為力。但撒切爾卻無所畏懼，制定了《就業法》、《工會法》，對工會的職權、罷工運動，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此外，她還動用財力，與工會進行較量。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會開始罷工，政府以補貼的形式，與之抗衡，罷工持續了362天，以無條件復工，草草收場。工會力量，被大大地削弱；政府威嚴，得以維護；勞動力市場開始正常運行；工資推動通貨膨脹的現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爾的各項措施，像一支艦隊，雖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領航，還是乘風破浪一往無前。到了1988年，英國經濟一片大好：通貨膨脹率下降、就業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財政出現盈余、出口增加，人均實際產量增長率超過美國、德國和法國，而英國的國際地位，也開始回升。用撒切爾的話說，這是“經濟奇跡”，反對黨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還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見者，都會為這種深刻的變化感到震驚。”

福利制度騎虎難下

1948年，英國基本實現“福利國家”，世界各國在建立本國的福利體系時，紛紛到英國去取經，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對英國而言，龐大的福利體系就如雞肋，棄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騎虎難下、苦不堪言。

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的確讓英國人曾經引以自豪過：幼兒茁壯成長，老年人頤養天年，但是，它就像是一把雙刃劍，過多過濫的社會福利，給經濟卻增加了太重的負荷。20世紀初，英國在世界上依然首屈一指，享有“世界工廠”的美譽，可不過100年后，它的地位卻江河日下，在歐洲，充其量只能算個二流國家。英國為何由盛及衰，說起來原因很多，但包羅萬象的福利制度，恐怕難辭其咎。

英國的福利制度，本是社會矛盾調和的產物。每一次社會變革，受害的往往是最底層的工人、農民，為緩和矛盾，福利制度應運而生。持續300多年的圈地運動，讓農民無以立錐、家破人亡，對當局滿懷仇恨，成了“麻煩制造者”，對此，英政府軟硬結合，一只手用高壓政策、嚴厲打擊，另一只手安撫馴服。1601年，頒布《濟貧法》（poor law），在全國各地設立濟貧院，收容救濟老人、孤兒、殘疾人。18世紀開始了工業革命，勞動生產率突飛猛進，卻將許多工人拋向失業的苦海、推進貧困的深淵，人被逼急了，隨時都可能揭竿而起，統治者的大廈搖搖欲墜。為平民怨，慈善家們主張網開一面、大力推行福利主義，政府的救濟面更廣了：兒童們免費體檢和治病、窮學生享有免費的牛奶、工傷受賠償、失業領救濟，70歲以上的低收入者，只要在英國居住滿12年，可拿養老金。

二戰期間，25萬將士戰死沙場，16萬平民血濺英倫，1／3的住房被毀，舉目四望，一片瘡夷，大量的寡婦、孤兒、傷員、老人在街頭流浪。1941年6月，丘吉爾政府成立了社會保險和福利委員會，任命著名經濟學家貝弗里奇為主席，1942年12月，該委員會提出了《社會保險和有關福利問題報告書》（也稱貝弗里奇報告），該報告指出，當前的福利制度門檻高、數額低、管理混亂，建議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福利支出、擴大保障范圍，使人人能免于貧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業的困擾。

報告所勾勒出的藍圖，激起了人們心中的無限向往，英政府以此為模板，逐步完善，使福利體系包羅萬象、面面俱到。任何一個英國人，都有一個社會保障號，記載了一些相關信息，符合條件時，就可拿到相應的保障金。嬰兒哇哇落地時，就有一筆兒童福利金在等著他，他一直可以領到16歲（若16歲后仍在校讀書，則可領到19歲）；上學后，可拿教育津貼；殘疾人，有殘疾人補助；除幾項特殊的醫療服務外，看病幾乎不用掏錢；因公受傷，可拿工傷補助；年紀大了，有養老金，超過80歲的，還可拿高齡補助；失業也不要緊，一年內，每周有30英鎊左右的失業津貼，一年后，若還沒找到工作，可領取社會救濟；另外，還有生育補助、住房補助、困難補助，伴隨他們一生。

1948年，英國基本實現“福利國家”，世界各國在建立本國的福利體系時，紛紛到英國去取經，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對英國而言，龐大的福利體系就如雞肋，棄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騎虎難下、苦不堪言。

繁多的福利項目，是財政的一大負擔。1949—1950年，福利支出達到103億英鎊，1992—1993年，該項支出達741億英鎊，不僅數額巨大，而且其增長速度快于GNP。六七十年代，物價上揚，生活必需品漲得比奢侈品還快，對領取救濟的窮人來說，非常不利，福利支出也就水漲船高，財政赤字像滾雪球般地增大，政府只得通過發行大量債券來應急，不斷地發新債還舊債，這又使國家負債累累。歷屆政府雖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不過，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國民一旦擁有某種權利，稍微的削減，就會怨聲鼎沸，為了選票，他們不敢貿然行事，細枝末節的修改，收效甚微。相對于龐大的福利支出，政府就如一頭“老牛”，拉拉破車還行，若要它拉上十噸八噸的，就氣喘吁吁、力所不能及。

害怕面臨生存危機，不想挨餓的本能，使人們努力工作，但在英國，這種動力卻不存在，社會福利，就像一張溫床，一些人寧愿躺在上面吃補貼，也不愿勞動、不思進取。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曾報導：失業者的日子并不好過，但是，相對于有工作、最窮的鄰居，他們的收入更高，而且不用交稅。社會保障得多了，人更“懶”了，勞動者的架子變大了，工資不算高，他們就不干，致使生產成本上升，產品缺少競爭力，希思政府上臺后，曾下定決心要杜絕此類現象，可工人們有了福利的靠山，罷工示威損失不大，很能“斗”，政府卻耗費不起，屢戰屢敗，顏面丟盡。

高福利，需要高稅收的支持，但是稅收過高，資本、人才都會呆不住。上個世紀，英國最叫座的電影明星凱恩，放棄了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移居到美國的加利福尼亞，世人對此有種種猜測，他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熱愛英國，但要等到稅收政策改變后才會回去。高額的稅負，就這樣“趕走”了英國的人才：驚險小說家福賽思遷居愛爾蘭，著名的寫生畫家薩瑟蘭定居法國，足球明星基根改換西德國籍。企業日子也不好過，以1976年的加工業為例，本國的稅后利潤為8．5％，比西歐、北美低7個百分點。收入均等化政策，讓英國人餓不死，也賺不了大錢，想賺大錢的，惟有另擇國門。

龐雜的福利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英國，社會保障部含總部和六個專門機構：津貼管理局、保費繳納管理局、兒童福利管理局、信息技術局、安置救濟局、戰爭撫恤金管理局；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員約有100萬，每年的管理費用就高達16億英鎊。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時間一長，衙門習氣、老爺作風就顯露出來：態度傲慢、效率低下，公民對此忿忿不平，認為他們吃“冤枉”飯。

從第一部《濟貧法》起，英國的福利制度也有400多年歷史，其中的是非功過、苦辣酸甜，恐怕只有英國人自己最明白。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倘若沒有神助之力，英政府要將這種福利制度“硬撐”到底，難度將會越來越大，前面的路是吉是兇，一時還難以料定。

自由擇業權的代價

1860年11月，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美國總統，把限制奴隸制列入新政府日程。南部蓄奴州脫離聯邦，另立山頭，南北戰爭爆發。對于戰爭的緣起，歷來眾說紛紜。從經濟角度看，這是一場確定自由擇業權的決戰。人們不禁要問，自由擇業權為何如此重要，以至要以4年血戰為代價？

美國南北經濟對立由來已久。北部工商業唱主角，崇尚自由經濟。在北方實業家眼里，商品應暢通無阻，資金流向高收益產業，土地可以自由轉讓，最重要的，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美國公民———開荒種地、駕船捕魚還是打工掙錢，完全由個人說了算。與英國相比，美國工商業還是“小個子，沖出國門尚須時日，關稅保護、資金投入、基礎建設，這些事離不開聯邦政府的關照。與北方截然不同，南方是棉花種植園的天下。種植園主打著自己的算盤：棉花銷路這么好，何必去搞工商業；種棉花可是苦差事，自由人不愿干，當然要用奴隸；美國領土南方也有份，合適的地方都該種棉花；棉花賣給英國佬，有賣也得有買，得想轍讓聯邦降低關稅??南北經濟處處相左，互不相容，建國后一直磕磕碰碰，打打和和。隨著合眾國領土迅速擴大，南北對抗急劇升溫。19世紀初，劃入美國版圖的大西部歸誰，成為雙方矛盾的焦點。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美國南北雙方拼爭的，顯然不只是那塊廣袤的沃土，而是要確立各自的“土地—勞動結合方式。工商業和自耕農業，是北方的設計；黑奴撐起的種植園，是南方的勾畫。二者本質區別只有一點：土地上的勞動者是自由人還是奴隸。這也成了雙方繞不開的“死結。

不論南方還是北方，都為“缺人手頭疼。1790年，美國總人口不足400萬，平均每平方公里1．7人。解決勞動力的辦法，北方只有一條，從歐洲移民。南方種植園的活兒又苦又累，只能拜托給黑人奴隸。移民和販奴同步進行，70年間人口增長了8倍，被擴大的領土一沖，每平方公里也只有4人。遠水解不了近渴，只好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怎么利用？北方盯住了勞動密集、效率低下的種植園，主張擴大“自由州，讓350萬黑奴自由流動；南方則抱定種植園經濟不放，拼命擴大“蓄奴州數量。

勞動力的流動，應該舍低求高，往收益好的產業奔。這既符合勞動者自身要求，又能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樣一樁好事，為何北方堅決擁護南方竭力反對？恐怕與南北經濟特點大有關系。南部氣候溫潤、土壤肥沃，殖民地時期就搞起了經濟作物。可種煙草、栽水稻耗時費力，技改難度太大，只好多用黑奴，大搞人海戰術。英國的金幣填滿了土地所有者的腰包，種植園經濟也就在南方落地生根。其特點是低投入高產出：土地是英王賞的，不須花一文錢；黑奴一次性成交，使用幾十年后還能轉手，而南方貨在英國搶手得很，種植園經濟簡直是一本萬利。耗竭地力，增加奴隸，成了種植園主們的致富秘訣。獨立戰爭后，棉花成為美國南方主打產品，擴大棉田，增加奴隸，種植園的“投入產出方式絲毫沒變。棉花讓種植園主們富得流油，棉田里的黑奴卻一無所獲。與南方不同，北方氣候干冷、土壤貧瘠，不論農業還是工業，都力求用高投入換取高產出：耕地少、勞動力昂貴，只好精耕細作，改進農具，提高單產；勞動力匱乏工資高，只能靠增添設備提高企業效益。西部對北方的誘惑實在太大了。向西部進軍，北方自耕農就能獲得大片沃土，北方農業耕作、用工方式優勢盡顯，就能迅速影響全國。農業立住了腳，工業西進便指日可待，風氣一開，遲早逼著南方佬把黑奴放過來。勞動力流動這著棋活了，美利堅必將是北方自由經濟的天下。對種植園主來說，占領西部一下子有了“戰略意義：雖然西部不宜種棉，也得寸土必爭。種植園模式不在西部扎根，南方在競爭中就要甘拜下風，搞不準哪天蓄奴就會被判非法，真要那樣，南方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根據聯邦土地法令，只要掏得起錢，西部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北方實業家對此沒什么意見，南方種植園主可不愿干———花錢買地，明擺著是和種植園的“低投入模式過不去，何況西部并不長棉花。19世紀前半葉，南方以分裂、騷亂相要挾，迫使聯邦一次又一次妥協，蓄奴州由6個增到11個。這回北方可不愿干了。1860年，實業家和自耕農聯手，把主張限制奴隸制的林肯推上總統寶座。林肯的施政綱領從未提過“廢奴，可種植園主們心里明白，新總統限制奴隸制的主張，無異于要剝蓄奴制這棵大樹的皮，大樹早晚得死，南方種植園300多萬黑奴遲早要落入北方手中。這是南方脫離聯邦的根本原因。1861年4月12日，南方軍隊炮轟薩姆特堡的北方守軍，內戰爆發。開戰頭一年，南方軍隊節節取勝，北方軍隊連吃敗仗。林肯總統不得不使出“撒手锏”：1862年5月，聯邦政府頒布《宅地法》：凡是美國公民，交納10元手續費，便可在西部獲得160英畝土地，連續耕種5年，即成為私人財產。1863年元旦，林肯正式發布《解放宣言》：即日起廢除叛亂諸州奴隸制，允許南方奴隸以自由人身份參加北方軍隊。得人心者得天下，戰爭雖在繼續，可誰勝誰負已經明了。

南北戰爭并沒有解決北方勞動力短缺問題。戰后，南方長期實行“分成租佃制，多數黑奴變成了佃戶。北方工廠所需的熟練工人，以及西部需要的自耕農，是戰后幾次大規模移民潮解決的。可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堅冰，終于被熊熊戰火消融。南北戰爭最直接的結果，是確定了勞動者本該擁有的擇業權。戰后，勞動力自由流動在美國成為現實，并固定為一種機制。它又帶動了其它生產要素的流動，引起日后美國經濟生活的深刻變化。

回望英國經濟發展歷程，特別是它在歷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不禁促使人們去思考：一個小島國，人口不過數千萬，國土、資源都有限，如何會率先闖進現代文明的大門，成為現代世界的開路人？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應該到英國歷史發展的文化模式中去尋找，加上都鐸王朝初期的經濟發展與14、15世紀一脈相承。因此，在具體闡述英國近代化以來經濟的發展歷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往前追溯一下它的歷史淵

源。

第五篇：英國廣播電視發展史完成稿（最終版）

世界廣播電視發展史論文

題目：《英國廣播電視發展史》

文法學院

10級廣播電視編導2班

姓名：XXXX

學號：XXXXXXXXXX 指導老師：XXXX

英國廣播電視發展史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無線電廣播電臺的國家之一，而且廣播電視發展得既早又快。1922年，英國的第一座廣播電臺正式播音，1927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成立，1929年第一座地方電臺建成，1959年國內共有廣播電臺78座，普及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1929年，英國成功試播無聲圖像，1936年，英國第一座公共電視臺在倫敦建成，同時，這也是世界上公認的第一座電視臺。1937年，英國擁有了第一輛電視轉播車，1945年，英國第二座電視臺成立，1952年，五座電視發射臺在英國建成。1955年10月10日，英國開始了彩色電視實驗性廣播。1962年，英國首次通過“通訊衛星”轉播黑白及彩色節目。1967年7月1日正式播出彩色節目。1989年，英國開始了衛星直播。

英國是世界上廣播電視事業發展最早，也是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電視、廣播、報紙和雜志在英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據統計，97%以上的英國家庭至少有一臺電視機，每周人們平均看電25小時以上, 占休閑時間的27%；收聽廣播16小時以上, 占休閑時間的18%。對于72%的全國人口來講，電視是他們獲知新聞的首選或唯一的途徑。在歐洲,英國是除意大利外 最愛看電視的國家。傳統上英國人認為電視和廣播原則上是對大眾負責的公共服務設施并通過國會對其進行監督。隨著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當今英國也在廣播電視事業中引入商業機制和競爭，為受眾提供更多的收視選擇。目前英國的廣播電視事業由民族遺產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主管,它主要負責制定、實施廣播電視政策和監督管理廣播電視機構,其體制以公共廣播電視和商業廣播電視兩大體制同時存在為特點。類似中國國內的國有主流媒體和監管系統如中央電視臺，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中宣部 ,英國也有3家公共機構負責電視和廣播服務,它們的職責要求和工作目標由議會立法規定。但是它們在日常業務活動中,可以獨立運作。這三個機構是: 1.英國廣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簡稱:BBC).英國和中國不同,英國并沒有類似國內中央電視臺一樣的國家電視臺, 因此BBC便是最大的半官方性質的電視廣播制作播出機構。它的理事會為最高決策、管理機構，決定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切重大問題，直接向議會負責。英國廣播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共廣播機構，確立了一系列公共廣播的基本原則。目前它也是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國際廣播電視機構之一。英國廣播公司是非盈利性機構，不播出廣告，經費來源于政府征收的廣播電視接收機執照費為主，每年由議會撥給。而商業廣播電視公司則是盈利性機構，經費主要來源于廣告收入。

2.獨立電視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簡稱ITC), 負責為商業電視,包括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公司頒發經營許可證,并指定有關規章制度。

3.廣播管理局(the radio Authority ,簡稱RA), 負責為商業廣播電臺, 包括有線和衛星廣播電臺頒發經營許可證, 并制定有關規章制度。

不同于中國國內純粹的電視臺公有制,西方發達國家的廣播電視業一般都有國營和私營兩個類別。比如美國電視業以私營為主，在眾多的電視網、臺中，除了少數教育電視臺外，大部分廣播電視公司（包括美國四大電視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都是商業性的，以賺錢為目的。它們的生存主要靠廣告來維持。英國廣播電視業卻區別于美國, 因為它是以國營為主，主要依賴政府的撥款和收視許可費支撐運作, 像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兩個臺就不播商業廣告。英國的商業電視起步于1954年，英國政府通過《電視法》，改變了由英國廣播公司獨家經營電視的政策，成立了獨立電視公司，開始發展商業電視。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世界新傳播技術迅猛發展，廣播電視市場不斷擴展，競爭日益加劇。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英國發展廣播電視事業的指導方針也隨之發生重大的變化，有主張壟斷轉變成為倡導向消費者至上的高級市場機制邁進，將競爭引入了廣播電視領域。1990年的新廣播電視法充分體現了這一轉變，對商業廣播電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設立了獨立電視委員會和無線廣播局分別管理商業電視（包括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與商業廣播。

英國廣播電視發展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獨家壟斷階段、分營壟斷階段、競爭發展階段。

1、BBC獨家壟斷階段（1927-1954）

1922年，英國郵電總局收到了將近二百份來自無線電制造商希望開辦電視臺的申請，這使得政府感到十分為難。“為了解決廣播頻率資源稀少，開辦電臺申請者眾多的矛盾，郵政大臣說服互相競爭的制造商們共同投資一家規模不大，帶有投機性質的電臺：英國廣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約翰·瑞恩當時被任命為總經理。”這年的11月14日，英國廣播公司開始日常廣播，揭開了英國廣播事業的序幕。最初他們沒有廣告收入。經濟上依靠收音機銷售的附加費與廣播的收聽執照費（每臺收音機收取10先令），來維持電臺的運作。1923年到1925年期間，根據英國希可斯委員會的研究結論，認為電波頻率是公共資源，應該由國家授權的集體經營。這項研究認為應該由議會立法，成立一家公共廣播公司，為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務，這家公司對節目內容的制作應該享有獨立決定權。這項建議基本被英國議會采納，并決定將廣播業的權力收歸國有，采用“公共企業”形式進行經營。1927年1月1日，由英國王室頒發“皇家約章”，把民營的英國廣播公司公營化，取名為英國廣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BBC），賦予BBC在全英國進行無線電廣播的壟斷權，這種獨家壟斷的局面一直維持到20世紀60年代。

2、公營、私營并存時期（1954—1992）

1954年，英國議會通過了《獨立電視法案》，允許在英國開辦商業性的電視。這實際上就是打破國家電視業獨家壟斷的法律性文件。1954年8月，英國組建“獨立電視局”（Independent

Television Authority,簡稱ITA）。

1955年，英國第一家商業電視臺——倫敦電視臺開播，并依靠廣告收入與出售節目維持傳媒的運轉。1973年，英國第一家私營商業廣播電臺——倫敦廣播公司開播。這樣到了20世紀70年代，BBC維持了近50年的壟斷局面被徹底改變。1972年，英國議會將獨立電視局（ITA）改名為獨立廣播局（IBA）,由獨立廣播局英國的商業廣播與商業電視。1973年，英國議會通過《獨立廣播電視局法案》，這就從法律上確認了兩種經營體制并存的合法性。

3、兩類體制競爭發展階段（1992——）

現在，對于BBC和ITV來說，競爭似乎已經成了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而且被雙方所擁護，道理很簡單，競爭使他們雙方生存更容易。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的廣播電視網開始對亞洲、美洲、非洲和歐洲大陸的網絡覆蓋，并不斷地通過數字、有線和衛星傳送，進一步擴大了電視覆蓋面。

英國廣播電視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強調競爭特色，具有完善的服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