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窗法雨》讀后感數篇

游走在理性與感性之間 ——讀劉星《西窗法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杜甫

劉星教授的《西窗法雨》是一本“普法”性質的法學隨筆文集，書中所收錄的文章大多來自于劉星以“一正”為筆名在南方周末的專欄。由于原本是為報紙專欄所寫，因此每篇文章皆短小精悍、妙趣橫生。“西窗法雨”說的是西方的法律，同時劉星教授還開了一個“古律尋義”的專欄，專門講我們國家古代的法律，《古律尋義》也已結集出版，收入了法窗夜話系列。

劉星在什么時間開始在南方周末開始寫“西窗法雨”的專欄，我沒有找到確切的時間點。不過大體應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九五、九六年的樣子。當時雖然依法治國的口號喊了十幾年，但是大眾的觀念還被桎梏在人治的樊籠之中。這場“法雨”來的很是時候，絕對算得上是“好雨知時節”了。其時尚少有通過法律故事宣揚法律觀念的文章，其法學隨筆的形式和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精心打造的內容，宛如一縷涼爽的清風，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南方周末的影響力，很快便成為南方周末的名牌專欄。

現在法學隨筆類的文集已經初具規模，成系列的如中國法制出版社的“法窗夜話”系列、“法跡尋蹤”系列、法律出版社的“法學學術隨筆”系列等，報紙期刊如山東人民出版社的《法學家茶座》、法制日報的周末專刊等，作者的陣容也日益壯大，賀衛方、朱蘇力、梁治平、馮象、劉星、舒國瀅、林來梵、謝暉、柯嵐等均有類似著作面世。劉星可以算是其中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之一了。

用西方經典的“法律故事”闡釋法理，是這本書最大的特點。作者通過一個法律故事開篇，而后從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引入一個“法律理論”。最后闡述該“法理”對中國當下的現實意義和作者的思考。說的是“別人”的故事，講的是自己的“法理”。

普法類的文章，原本是法學“大家”所不屑為之的。實際上，真正寫好一篇讀來有趣、讀后余香的普法文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小故事里體現大智慧，用通俗化的語言闡釋晦澀的法理，還真不是隨便誰都能寫的來的。作者從普羅大眾的視角，生動的講述了七十余個法律故事，既有百姓耳熟能詳的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案，也有后來成為美國憲政歷程里程碑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還有轟動全美的辛普森殺妻案等。故事背后的法理涉及到司法獨立、三權分立、程序正義等普遍的法律理論，也涉及到刑事、民事、行政各部門法的一些法理。

作者并不是簡單的通過故事介紹西方的法理，作者的一些觀點，經過了作者長時間的思索和考慮，其觀點對我們很有啟發。比如作者通過法治的假設前提一文，說明了人性善還是人性惡的爭論，完全可以先拋置一旁。既然我們認可法治是好的，那么我們為什么非要爭執這些雖然理論上顯得重要，而實際上無關大體的問題呢？當然，有一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永遠會有爭論，也不是誰有能力回答的，比如法律與宗教的關系、民主與法治的關系、死刑的存廢等問題。作者提醒我們，不要讓學術上糾纏不清的問題使我們疏離現實。作者也并沒有給出每一個問題的答案，而是通過“留白”的方式，對我們提出了問題，并給我們留下來一個思考的空間。

一篇流傳甚廣的法學隨筆，雖然只有區區一千余字，但是其影響的范圍之深遠，有時遠大于圖書館里觀點重復無人問津的所謂法學學術專著。雖然這本書里的文章有許多距今已有快十年的時間了，但是重溫此書，我還是從中感受到了作者的睿智，感受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

《西窗法雨》讀后感）彷徨中的游走

當蘇格拉底為捍衛雅典的法律慎重的選擇飲毒自盡時，兩千多年來，這位哲人的抉擇，帶給人們無盡的議論和探討，這是否為一種迂腐，一種理性的敗走??

當紐倫堡的判決一錘定音，法學家奧斯丁所宣揚的“惡法亦法”在德國納粹分子的狡辯中被“善惡價值”的尺子狠狠地裁量為“惡法非法” 時，一切都在引發世人的思考，法律是否就是正義??

當1801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親自審理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充分彰顯法院的審查權利時，西方國家的法官手執憲法，左右審視各種法律，找到違憲的便取消其“家族”資格的力量的做法引發了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人的無盡思考??

是的，就是這樣一個個的小故事，告別了用晦澀的語言表達深刻意蘊的方式，卻帶給人們無盡的思索。同時，《西窗法雨》將法律與文學完美的結合，使那“雨”不僅“潛入”了“夜”，也潛入了人們的“心”。而這幾點雨恰恰又是下得及時的雨，有點啟蒙的思想，可貴的是這些思想，往往不是硬塞給你一些法律道理，而是帶給你更深層次的思考，一種法律背后的智慧，因而在中國人面前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有時候也會思考造成中國的的法治與西方法治差異的原因在哪里？尤其是學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和特點以后。但是教材上的思考面比較主流也比較狹隘，然而當我閱讀到“法治的假設前提”這一篇時，有了一種另類的卻潛藏在內心的共鳴。眾所周知，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國家尤其是美、英國家就用相當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國家，約束民眾的不良行為，并在法治的車軌上越走越遠。反觀同時期的中國，尚屬落后的“人治”狀態。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誠然，法治的發展經濟占了很大的因素，但是社會心理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的，書中所言，這是“人性惡”的結果，這種“人性惡”的認識起源于《圣經》。《圣經》里說，上帝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男人叫亞當，亞當整天孤獨寂寞，上帝便從亞當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創造了一個叫夏娃的女人給亞當做伴，亞當和夏娃沒什么事可做，上帝便派他們去看守伊甸園，并且再三叮囑他們千萬不得偷吃善惡樹上的“禁果”。夏娃不聽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豈料抵擋不住蛇的誘惑，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去引誘亞當，致使兩人結合在一起，從而引發了人類的迅速繁衍。上帝知道后極為震怒，將夏娃逐出了伊甸園。于是，上帝告訴后來的人類，第一父親和第一母親的行為是一種罪惡，人類是由于這種罪惡出現的，所以每個人生下來都是有罪的。西方人相信這個故事，也相信人性惡。所以他們認為說服教育的力量是軟弱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言傳身教無法抑制人的犯罪傾向，因此他們特別喜歡用法律，認為只有運用強制性的法律才能治理國家，因而“法治”在西方日益發達。

與洋人不同，中國人則普遍認為人性是善的，相信人性善，或許始于《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的廣為流傳便是最有力的說明。由于認為人性善，所以確信教育的力量，感化教育可以使人改邪歸正。教育，一直是中國人矯正錯誤的一個傳統手段，先賢孔孟的教誨流傳了兩千多年。然而也許是國人確信教育的效力，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缺乏法治。

社會發展到今天，倘使我們去爭論西方的“人性惡”和中國人的“人性善”誰利誰弊，恐怕沒有什么大的必要，也爭論不出什么結果，但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個有效手段則是一個普遍認同的不爭的事實。法治的缺失，“社會將沒有方圓，沒有秩序”。就從這一點講，“夏娃”偷吃“禁果”也沒有吃錯，然而中國的傳統教育也不能丟。在中國即使把法治建設得天衣無縫，仍然需要用教育的手段實施法治，因為矯正人的犯罪手段只有兩個：心靈的教育和肉體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種勸說，法律的方式是一種強制，勸說是教育，強制是懲罰。因而我覺得，將法治與教育的有機結合才是真正的出路。

在上述問題中，涉及到了“道德”與“法治”這對概念，而這一對概念作為矛盾的存 在是法律人最為無奈，最為糾結的。無論選擇了哪一個，都是一種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義。而《蘇格拉底的慎重》為我們所展現的是一位哲人，面對此種問題時的種種思考和抉擇。很小的時候便聽到過蘇格拉底殉道的故事，當時內心十分不解。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遵守這樣的法律簡直就是迂腐！

這種慎重是否在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這讓我想到了書中的另一個故事，關于二戰戰犯的審判，蓋世太保殺害猶太人遵循的是當時納粹德國的法律，從狹義的法律意義上講，他們似乎沒有犯罪，然而在道德上認為納粹沒有罪行是世人所無法容忍的，于是，正義的人們認為那些法令與人類最基本的正義相悖，根本不能成為任何法律的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執行這樣的法令。

“惡法非法”成為了一種裁量有點法律到的話的意味。那么，將法律道德化是法律的一種倒退還是升華？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是無法脫離

“以暴制暴”的原則，但是，如果用一種暴力去打擊另一種暴力能為我的情感所接受的話，為什么

我就不能接受用生命去維護正義？哪怕這種正義并不見得完善。如果“以暴制暴”能讓我們得到一種情感的宣泄和對現實不滿的快慰的話，那么蘇格垃底的選擇則是一種殉道，理性地說，那是一種偉大的震撼！

思維在此并沒有停滯，康德告訴我們，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在于前者約束內心，后者約束外在行為；前者只具有說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種物質的強制力。換句話說，道德總是勸慰人，法律則總要給人一點厲害看看。在閱讀到“法律就是‘強制’？”這一篇之前，我一直堅信肯定的答案，也從來沒有過多的思考過“法律的特質在于強制”這樣一個命題的真偽。然而劉星教授告訴我，這句話值得懷疑。因為法律的規定具有兩方面，一則權利，一則義務。義務是強制的，不可放棄的，然而權利卻是可以放棄的，可見這個看法的確有些瑕疵。是的，我想這或許的確是植根于一個信念：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礎主要在于人們的主動接受，而不是被迫服從。

《西窗法雨》帶給我們的不僅有縱向的深度的思考，更有橫向的廣闊的視野。一些全新的詮釋，一種銳利的彰顯，都鐫刻在我的內心。

在大部分人眼中，法律與政治、經濟的聯系是十分密切的，至于民俗、習慣之類的或許與法律也有些淵源，然而要說地形地貌、唯獨位置、海路位置、氣候狀況、膚色人種與法律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恐怕很多人便會搖頭蹙眉了。書中介紹了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的有關“地理因素”說的內容。

比如熱帶以及亞熱帶國家所以盛行嚴刑峻法，是因為那里的酷熱容易使人脾氣暴躁而失去理智；而處于溫帶寒帶地區的國家之所以刑法較為寬和，就是因為適中及嚴寒的溫度使人冷靜和理智。那么講這些的弦外之音在于哪里？思考一下中國的地理環境，三級階梯，緯度跨越范圍，海路分布，地形地貌十分復雜，那么中國的法律在講究國家統一性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講究地方區域的差異性呢？

另外，在書中還論述了有關權利的來源，判例法，法院的審查權力，人權，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法律的最終效力來源等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問題。

我想說，對于法學初學者的我而言，閱讀這本書就像在法律的道路上彷徨地游走。

彷徨來自思考時的矛盾，游走來自對法律的好奇。

《西窗法雨》法趣談

《西窗法雨》，單從名字看來，便十分有味道，不像《法律是什么》那么無趣，仿佛有 3 一種獨特的魅力，自有一股無形的美感。上網打上《西窗法雨》，從回饋的消息看，《西窗法雨》在法學界乃至文學界都頗受贊賞，甚至有人說：誰要是看了《西窗法雨》后悔的，可以把書賣給他，可見《西窗法雨》的可讀性。

對于《西窗法雨》，黃樹森先生評價道：我愿將全書歸納為：一襲縱橫捭闔下的法趣談，一闔學養駁雜下的法議論，一掬情感積淀下的法情結。靈動，縝密，成熟，讀之，感到一種法理精神的歡愉洗禮，一種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這則評價是我在讀過《西窗法雨》后看到的，覺得實在是貼切。我相信讀過《西窗法雨》的人都不會否認，讀《西窗法雨》讓人有一種如沐春風，很舒適的感覺。

不得不佩服，劉星老師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寫手，他巧妙地將枯燥的法律與文學融為一體，以活潑細膩的筆觸將一份可口的法學大餐呈現在人們面前。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長度，深入淺出，讓人不會有飽脹感而又意猶未盡；他的文章內容豐富充實，正是驗證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一句話，實在是言簡意賅；他的寫作手法極為巧妙，往往從趣事趣案下手，如藥引般引導讀者進入他要論述的主題，繼而敘述法學原理，領你進入法學世界。

網上贊賞《西窗法雨》為能提高思想深度的佳作，我個人十分贊同，其經典的案例，精到的剖析，最能引起讀者對法律的深層思考，極具啟發性。

前段時間剛討論完的《安提戈涅》，《西窗法雨》中亦有提及，題目為法上“法”。第一個法指的是世俗法律，第二個“法”在《安提格涅》中指的是宗教法律。當世俗法律和宗教法律發生沖突時，安提戈涅說更應該服從高于國家法律的宗教法律。回到《西窗法雨》，在法上“法”的后一篇，便是法律的缺陷與人的智慧，這樣的安排，在情理中，也符合人們思考問題的邏輯。之所以選擇服從后一個“法”，是因為世俗的法律有缺陷，這是不可否認亦是無法避免的，畢竟法律是人制定的，難免有考慮不周的地方。法律的缺陷還在于，遇到特殊情況時無法隨機調整，靈活處置。而作為法上“法”的更高法則，指得就是宗教法律嗎？我看不然。事實上，它和世俗法律一樣有著不可避免的缺陷。那法上法會是人的智慧嗎？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我覺得高于國家法律的更高的原則，指的是存在于人們心中的正義基礎上的判斷，不是常說“公道自在人心”嗎？就像安提戈涅一樣，選擇自己的行為從而選擇自認為更好的法律秩序。

《西窗法雨》中有一篇隨筆題為《死刑的存廢》，說的正是社會上激烈討論的問題。對于死刑的存廢問題，我以前一直是墻頭草，覺得兩方都有道理，但看了《西窗法雨》及潘軍的《死刑報告》后，我堅定地站到了廢除死刑這一立場上。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認為這是惡有惡報，認為這很公平。說到底，這只是以血還血的等害報復觀念。換種說法，既然他們認為殺人者是可惡的，那么殺死殺人者的人又將如何定位？嚴格意義來講，他們也是殺人犯，那么他們是否也要被殺掉呢？如此說來，何時才是結束的時候？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應該被剝奪，無論是以怎樣的名義。

死刑只是眾多刑法中的一種，而刑法的本質，是要引起罪犯內心的懺悔，使之回歸社會，重新做人。剝奪罪犯性命的死刑顯然違反了刑法的本質。人死了又如何重新做人？

如果說傷害別人的生命是非法的，那么代表國家代表法律的剝奪人命便是合法的嗎？也許有人要說，每一個死刑的判定都是嚴格按照程序辦理的，是正義的。難道程序正義便代表著結果正義嗎？看看自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有的死刑錯案吧，面對那么多無辜在死刑中喪命的亡魂，你還能說出正義二字嗎？

法雨潤無聲

在法治浪潮洶涌澎湃的今天，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日益提高和維權熱情的空前高漲，愈發凸現了當今中國“法律饑渴”的現狀。“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用這首詩來形容劉星先生的《西窗法語》，再貼切也不過了。劉星先生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法學素養為國人開了一扇西窗，用思緒和筆尖牽出一道道細雨，寂靜無聲地下著———“開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

“蘇格拉底的慎重”是西窗的第一場法雨，蘇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他對法律的神圣性、至上性和權威性的認可，并將其對法律的自覺認同通過自己的行動表現出來。這就是對法律的信仰！劉星先生向我們昭示：慎重對待法律，哪怕是認為不公正的法律。而這種慎重又依賴于我們每一個人對法律的信仰，法律必須深入人心，才能得到尊重和遵守。民眾是法治的主體和真正的動力，要想實現以法治國，就必須培養這種法律的信仰。《西窗法雨》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以此宗旨展開：從“法治的假設前提”到“天生的、永恒的權利”，再到“法律的平等、公正”，直到“民眾中的法”，無不是強調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基本前提。西方的法治建設，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直至現代，之所以得以延承，源于人們對法治的信仰。

與之對比，中國法治進程之所以艱難曲折，最最根本的原因是培養形成法律信仰的艱巨性。我們按照現代法理和法典所建立起來的法制體系在實踐中時常被虛置、規避、同質和濫用；我們建立了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然而社會生活中的盜版、盜印現象卻屢禁不止；日常生活中，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遵守交通紅綠燈的民眾寥寥無幾；盡管我們強調法律至上，而老百姓卻還是對“上訪”情有獨鐘；有些時候，我們按照現代的法治觀念和制度設計的結果，卻給民眾帶來“秋菊式的困惑”。通過對中國社會現象的觀察、反思，劉星先生甚至還憂慮地發現：連央視最受歡迎的《今日說法》節目，在某種程度上也忽略了民眾說法的參與，而一味是專家說法。這樣容易導致“居高臨下、忘卻民主”，形成少數專家的話語權，難以做到“送法入心”，更不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盧梭說過：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但法在我國大多數人的心中還是一個可有可無或事不關己的范疇，法律在許多方面被當作“嘲笑的對象”，這在法治化的推進中是極其危險的。可見，在中國，法律信仰的樹立不啻是一個新的思想上的萬里長征。

現今，沒有任何一個詞的使用頻率超過法治，也沒有任何一個概念能夠像法律這樣可以觸動每個人的神經，法學也已成為當下的顯學。但一個簡單的追問也許就讓我們疑惑：法在哪里？于是我們就想：是在法典中？在書中？還是在法學家的口中？從《西窗法雨》中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身邊、日常的故事隱藏著法律理論的潛流，法就在我們生活之中。西窗中的許多小故事通過一些“瑣事”反映了法律的現實存在和深邃的法律理論。“政府旁邊的法院”告訴我們法院的獨立和法律公正的保障；“女人和男人一樣”反映了法律發展的過程和平等的理念；“結婚前的考驗期”，“再婚的等待期”也表明了法律對生活的回應與復制??所以劉星先生認為“法律理論最終可能正是人們對實踐的姿態表達”。其實，從我們出生(甚至出生前)起，無論是否意識到，我們每天都在和法律打交道———買一支筆，簽一份合約，申請資格，婚喪嫁娶，如此等等，都在實踐著法律。正是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一言一行印證、影響、改變著法律，才使法律得以不斷地更新、發展。法律是在人類的歷史中逐案發展的，是一個“發現問題、形成原則和鞏固體系三者間的循環”。法律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要善于發現和分辨，要“為權利而斗爭”。“孫志剛事件”、“寶馬彩票案”??無一不直接影響、改變了法治的進程。“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法律而斗爭”，這樣法律才能進步，法治才可實現。

法律只有恒久的問題，沒有終結的答案———這是我看完《西窗法雨》后最大的體會。“蘇格拉底的慎重”要求人們慎重地對待法律(哪怕是認為不正當的法律)，可“法律的缺陷與人的智慧”又鼓勵人們去辨別“惡法非法”，然后再去“善良違法”。問題在于：當現實的法律擺在我們面前，而又隱隱約約感覺其有些不妥時，我們到底如何是好？法律能夠體現正義、保護人民的權利，法律也同樣會成為專制的手段、暴政的工具。怎樣才能使法律恒久地保持其正義性，使之遠離惡法呢？法律最終是由人制定，由人來實踐，人們會對法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那么我們共同的標準又在哪里？當我們畢其所學，試圖來解答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時，我們卻發現：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社會的豐富多彩孕育了法律，發展了法律———法律正是在這種多樣的、不統一的社會中才得以屹立不倒；也正是這些不斷涌現的問題才使法律得以吐故納新，魅力不減。法律的發展分秒必爭，知識更新是永遠不變的要求。如果一個資深的律師或法官滿足現狀，沉湎于過去的知識，他很快就會發現：簡單的新的法律問題，也會讓他手足無措。永恒的只是問題，而不是答案。但我們不必沮喪，劉星先生認為“法是使我們生活得更好”，把握生活每一天，把握法治足跡的每一個閃光點，不斷地思索，不斷地追求，我們就可以做到與法律共舞！

記得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講過，“法律是禪，悟到多深是多深”，而《西窗法雨》正是引導我們不停、不斷地去悟，去接近法律。期望劉星先生的“西窗”常開，“雨”一直下！

何婷婷:《西窗法雨》讀書筆記

【阿修按】即日起，本博將陸續刊登廣外法學院2009級同學修讀我的憲法課程時的一些優秀讀書筆記和課題研究作品。歡迎各位博友批評指正，但也請大家注意到：他們只不過是剛剛進入法學院幾個月的大一新生。所以，請大家本著包容的態度對待他們作品中的淺陋乃至錯誤，請大家像一個朋友一樣提出中肯的批評和建議。至于我，我為他們驕傲，他們對法治理想的追求和熱情，對法律思想和學術的敬畏，他們對法律現實孜孜以求的探索，對中國法律問題的關注和思考，讓我看到中國法學的希望，感到溫暖。吾道不孤。中國法治之路不會因為當前的某些逆流而中斷！他們，才是中國法學的真正未來！我相信，如果他們保持已經呈現出來的激情和稟賦，經過4年的法學院學習，他們一定會成長為中國法律界的新生力量！阿修謹識。

剛開始接觸法學書籍，難免覺得深奧且枯燥無味，堅持不下去。經修老師的推薦，我選擇了《西窗法雨》作為我法學知識的敲門磚。經過一段日子的研讀，很欣喜地發現它果然沒讓我失望。如程文超先生在序言里說的那樣，“他的敘述短小、精彩，且語言幽默風趣，往往幾句話便能抓住人；他有明確的敘述目的，能將故事在不知不覺中引向他要講述的道理。”以親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談西方法律文化，對似乎是信手拈來的法律現象材料進行點撥評說，說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現象，卻時時啟蒙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著痕跡地調動著讀者的思維，去思考中國的問題。

書中第一個故事是關于蘇格拉底的慎重。臨行前，蘇格拉底的學生來看他，告訴他朋友們準備幫助他越獄，而且一切已安排妥當。可是蘇格拉底卻坦然自若表示不越獄。朋友們告訴他雅典的法律不公正，尊重這樣的法律簡直是迂腐。但他卻反問越獄正當嗎？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是，既然法律不公正，為什么還要遵守？有些西方人似乎不像中國人那么“開竅”。有些法律或許不好甚至可惡，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們挑戰法律尊嚴的借口。否則逃避法律的約束只能導致社會的混亂無序。蘇格拉底的偉大，他對待不公的法律，選擇了慎重的態度，他用一死，來維護法律的尊嚴，來向世人證明了法律應有的秩序和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的不可拋棄的義務。他有自己的法律信仰。

然而中國法治進程之所以艱難曲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培養形成法律信仰的艱巨性。我們按照現代法理和法典所建立起來的法制體系在實踐中時常被虛置、規避、同質和濫用；我們建立了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然而社會生活中的盜版、盜印現象卻屢禁不止；日常生 6 活中，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遵守交通紅綠燈的民眾寥寥無幾；有些時候，我們按照現代的法治觀念和制度設計的結果，卻給民眾帶來“秋菊式的困惑”。通過對中國社會現象的觀察、反思，劉星先生甚至還憂慮地發現：連央視最受歡迎的《今日說法》節目，在某種程度上也忽略了民眾說法的參予，而一昧是專家說法。這樣容易導致“居高臨下、忘卻民主”，形成少數專家的話語權，難以做到“送法入心”，更不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盧梭說過：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但法在我國大多人的心中還是一個可有可無或事不關己的范疇，法律在許多方面被當作“嘲笑的對象”，這在法治化的推進中是極其危險的。可見，在中國，法律信仰的樹立不啻是一個新的思想上的萬里長征。

與蘇格拉底不同的是安提戈涅，她挑戰了當時君主頒布的法律命令，不顧國王頒布的法律依然要為亡兄舉行葬禮。她的理由是：“我更應該服從高于國家法律的宗教法律。”她的結局是悲壯的，但是她卻選擇了自認為更好的法律秩序。

除了蘇格拉底和安提戈涅，還有在英國皇家空軍機場里看飛機訓練而產生阻礙被告上法庭的喬治共同證明了法律存在著漏洞。本來喬治被判刑是毫無疑問的一件事。但他的代理律師卻抓住了那條法律條文“不得在禁區附近妨礙皇家軍隊成員的行動。”喬治是在禁區里妨礙而不是“禁區外”。這讓帕克法官非常為難。

法律會有漏洞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當法律的不公降臨在你的身上，你會選擇默默遵守還是選擇自認為好的法律呢？當普遍都選擇遵守的情況下，放在我們面前的抉擇又該如何取舍。推測一下在中國的古代，在一個人治的社會，法是一個人或一個階級治理國家的工具，它代表的是少數人的利益，在這樣的法律面前，只有兩條，遵守，成為黃泉路上的冤魂；反抗，推翻舊的法律，建立自己自認為好的法律制度，那對于別人呢？你建立的法律是否又會成為個個冤魂的劊子手呢？如此自以為是，如此惡性循環，那么法制社會又會如何呢？《西窗法雨》給我們上了第一課就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只有充分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制定更多的法律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法制社會的需要，才是人們真正選擇遵守法律的根源。法律的優點在于它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但它的優點也卻正是它的缺點。正應為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所以遇到特殊情況也不能隨機調整；整因為具有明確性不能模棱兩可，所以遇到未曾遇見的情形便難以抉擇。法律條文寫在紙上不能隨便改動，然而人的智慧是可以隨機應變靈活處理的。西方社會的傳統觀念認為：法律通過對權力義務界限的劃分和行為規范的引導從而使得公共生活走向健康，而一種正義的觀念也得到普遍認同。整個社會在法律的籠罩下，誰也不能侵害正義。這便是中西方人治法治的區別。

在本書里，劉星卻指出：法治社會下也需要人治。法律條文如果按照字面意義來執行判決，那么書面文字的缺陷就暴露無疑。在這個時候，人的思考能力會被束縛在條文下，公正的判罰往往成為條文的奴隸。所謂法治社會下的人治就是要讓法官在條文下贏得自由，他不但是個法的解釋者和裁判管，而且必須能從法律條文背后讀出法的目的和精義。而且，在英美法系國家，甚至像陪審團這種法律外人士還掌握了判決的終極權力，其目的也就在：沒有法學背景下的感性判決有時更能接近事實本身。

如此說來，條文似的理解法律有時太過迂腐，但越過條文加入自己的解釋會不會導致法官的腐敗呢？有人指出這樣就要對法官權力進行監督，這樣又有弊端：對法官的監督會使司法失去獨立地位，而且法官的監督者也得有人監督，并產生監督的循環。所以，在法治社會當中，法官應該博學和有正義的良知，而這也只能指望社會對法官的謹慎選擇。

《西窗法雨》講述了很多法治于人治所體現的優越性，而且從西方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同中國法律做了比較，甚至是提出一種前瞻性建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一個過程，而且中國的法律正在從人治中逐漸走出，作為法律人，我們不僅是要看前方的風景，更應該修繕甚至規劃前方的風景，因為這樣的時代賦予我們這樣的使命。

理性敗走，感性彷徨

對于學法的人來說，最大的無奈莫過于做一道法律與道德的單項選擇題，無論選擇了哪個，都是對心靈的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義。這是對于那些過于感性的人來說的，在道德與法律的夾縫中生存，卻不能游刃有余。然而，對大多數理性的人而言，學法的價值便在于尋求法律與道德的衡平！

我很坦誠地說自己便是一個過于感性的人，就仿佛我明知櫻花很美，卻仍然會對它不屑一顧甚至是討厭。當我恨一樣東西的時候便會失去理智地恨有關這樣東西的一切，就仿佛櫻花之于日本。恨一個民族，也連累了一種花，這是否是一場花的劫難？其實，歷史的銘記并不是為了仇恨的延續，寬容也并不等于背叛，不去承認也無法抹殺櫻花之美。

一場理性與感性的廝殺，當理性一次又一次敗北時，我仍徘徊于感性的邊緣，這樣的堅守是否是一場錯誤？我該何去何從？

翻開《西窗法雨》，一口氣看完《蘇格垃底的慎重》，我最先的情感是無法接受蘇格垃底的選擇。這種慎重是否在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這讓我想到“米蘭達警告”，明知法律存在實體不公，卻要拋棄法律的個體正義去維護法律的程序正義，那么，身為法律人則更應該理智地看問題，將道德與法律分開，否則將深陷在情與理中不能自拔。那么，將法律道德化是法律的一種倒退還是升華？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卻寧愿去信奉“以暴制暴”的原則，但是，如果用一種暴力去打擊另一種暴力能為我的情感所接受的話，為什么

我就不能接受用生命去維護正義？哪怕這種正義并不見得完善。如果“以暴制暴”能讓我們得到一種情感的宣泄和對現實不滿的快慰的話，那么蘇格垃底的選擇則是一種殉道，理性地說，那是一種偉大的震撼！就仿佛任何一座江山都需要白骨的堆積，任何一條探索正義的道路都需要血和生命的祭奠！我們這些學法的人是否更應該對蘇格垃底的選擇肅然起敬？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在下面這個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法律的缺陷與人的智慧》講述了一個叫喬治的青年闖入皇家機場內游玩而被起訴的案例。當所有人都認為對喬治的起訴毫無轉機的時候，喬治的律師卻以禁區里和禁區附近這樣的理由成功地鉆了法律的空子，他認為喬治進入了禁區，并沒有違反《官方機密條例》“不得在禁區附近妨礙皇家軍隊成員的行為。。。”的規定。起初在我看來，“禁區里”和“禁區附近”不過是這個律師玩的一個文字游戲，純屬詭辯。如果這也算人的一種智慧，那么就純屬“混蛋智慧”和“無賴智慧”了，顯得法律很白癡，法官很弱智，而那個律師要么是嘩眾取寵借以挑戰法律漏洞來炒作自己，要么就是個無賴！作為律師，究竟是千方百計打贏官司？還是更應當心存一種對正義，對法律的敬畏？這是一個職業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導致的漏洞和潛在危機，促使立法者必須具有更強的前瞻性和預見性。如果把每一件事都不能盡善盡美作為它潛藏危機的托詞的話，我們又有什么必要去信任甚至信仰法律？而立法者又怎配稱為精英？

《西窗法雨》講述了很多法治于人治所體現的優越性，而且從西方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同中國法律做了比較，甚至是提出一種前瞻性建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一個過程，而且中國的法律正在從人治中逐漸走出，作為法律人，我們不僅是要看前方的風景，更應該修繕甚至規劃前方的風景，因為這樣的時代賦予我們這樣的使命！

作為一個文科生，曾經的我們是感性的，在太浪漫主義的驅使下無法回歸現實而在成長的道路上彷徨過。然而，理智要求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個體主義，而是衡平，當他們之間存在矛盾時我們要隨時調整道德和法律的砝碼，將損害減小到最低程度，甚至為此而犧牲一些東西。

《西窗法雨》讀后

黨校給學員發的教材里，有一本名叫《西窗法雨》的書，很有讀頭。

用幽默風趣的語言講“故事”，用趣味濃烈的“故事”詮釋法律，用文學手法將本來枯燥的中西方古今法律講得透徹明亮，這是讀了《西窗法雨》一書的最深感受。

《西窗法雨》的作者劉星不僅是一位精通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資深學者，也是一位寫作高手，他能把文學與法律這兩個似乎不太相關的學科聯姻，用文學的手法講法律的道理，用巧妙的故事將法律尤其是西方法律講的頭頭是道，而且讓讀者心里透明，這的確是一大創舉。劉星的《西窗法雨》還有一個特點是：每個故事說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現象，卻時時啟蒙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著痕跡地調動著讀者的思維，去思考中國的法律問題。

讀《西窗法雨》頗有收獲，激發思考若干

思考一:中西方依法治國的差異源于對人性善惡的認識不同。

眾所周知，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國家尤其是美、英國家就用相當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國家，約束民眾的不良行為，并且向法治化軌道大踏步邁進。而在同一時期的中國，還處于法律寥寥無幾的“人治”狀態。洋人法律意識增強和法律文化的進步，不完全是他們經濟發達的產物，而是認為“人性惡”的結果，這種“人性惡”的認識起源于《圣經》。《圣經》里說，上帝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男人叫亞當，亞當整天孤獨寂寞，上帝又創造了一個叫夏娃的女人給亞當做伴，亞當和夏娃沒什么事可做，上帝便派他們去看守伊甸園，并且再三叮囑他們千萬不得偷吃善惡樹上的“禁果”。可夏娃將上帝的命令當作耳旁風，偷吃了“禁果”，結果使性覺醒，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去誘惑亞當，致使兩人結合在一起，從而引發了人類的迅速繁衍。上帝知道后極為震怒，將夏娃逐出了伊甸園。于是，上帝告訴后來的人類，第一父親和第一母親的行為是一種罪惡，人類是由于這種罪惡出現的，所以每個人生下來都是有罪的。西方人相信這個故事，也相信人性惡。所以他們認為說服教育的力量是軟弱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言傳身教無法抑制人的犯罪傾向，因此他們特別喜歡用法律，認為只有運用強制性的法律才能治理國家，因而“法治”在西方日益發達。由此看來，能不能說夏娃偷吃“禁果”的罪惡行為推動了西方國家的法制建設?

與洋人不同，中國人則普遍認為人性是善的，相信人性善。要不，《三字經》的開篇怎么能說“人之初、性本善”呢？由于認為人性善，所以確信教育的力量，感化教育可以使人改邪歸正。教育，一直是中國人矯正錯誤的一個傳統手段，一個法寶。也許是國人確信教育的效力，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缺乏法治。

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不去爭論西方的“人性惡”和中國人的“人性善”誰利誰弊，但有一點是不爭的事實，法治是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手段。缺乏法治，社會將無法無天。就從這一點講，“夏娃”偷吃“禁果”也沒有吃錯，然而中國的傳統教育也不能丟。在中國即使把法制建設得天衣無縫，仍然需要用教育的手段實施法治，因為矯正人的犯罪手段只有兩個：心靈的教育和肉體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種勸說，法律的方式是一種強制，勸說是教育，強制是懲罰。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國人性善的一面，教育和懲罰相結合才是良策。

思考二: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這里的“應當”是指“必須”）。

制定法律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實現“相同情況相同對待”，把法律看作是一個規則，我們就應當在這個規則的指引下處理相同的情況，這就是一種公平。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后來引申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某些人可以超越法律之外。在“人人”之中自然包括統治者。在西方，這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策略的確使一些總統、首 9 相之類的統治者陷入法網，最典型的就是1972年發生在美國的“水門事件”。尼克松總統準備競選連任，其手下助選人員求勝心切，竟采取“偷雞摸狗”的辦法在競選總部安裝竊聽器，試圖截獲有關情報，不料，沒多久竊聽器被人發現。事發后，檢察官快刀斬亂麻，立即將幾名竊聽分子送上法庭。令美國人氣憤的是，尼克松不僅沒有對手下人訓斥，反而糾集謀士商討對策，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誰料尼克松與謀士就如何掩飾丑聞的談話被白宮內的錄音裝置錄了下來，這些錄音無疑成了重要的證明材料，聯邦最高法院執意要向尼克松問罪，尼克松不得不宣告辭職。通過“水門事件”，我們會真正體會到法律的尊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威懾力。我們古代就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說，也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但真正與“庶民同罪”的有幾個？真正遇到“王子”犯法，百姓看到的結果是“刑不上大夫”。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這樣一段情節：劉羅鍋拿著《大清律》問乾隆皇上：“偷墳盜墓者斬立決。”這一條是否適用于所有的人，皇上稱“當然是了”。然后，劉羅鍋繞著彎子誘使皇上不得不承認因盜明朝陵墓故而也需受罰，而皇上表面上來了個“自我發配”，實際上不了了之。也不難怪，誰會相信“萬歲爺”能和“庶民”一樣在法律面前顯示平等呢？當然，那是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而從封建社會發展到今天的法治社會，能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是公正的化身，法律就象一個天平，對什么樣的糾紛都會給一個公正的說法。同樣，法律約束的對象應當是“人人”。如果有人不受法律約束，王子犯法不與庶民同罪，法律就會失去應有的尊嚴。

思考三:法律有缺陷時，“人治”并不是一件壞事.“治理社會無非有三種形式：法治、人治和無為而治”，我們普遍認為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講，依法治理社會是一種最佳措施，但一旦法律有了缺陷，該怎么辦呢？舉一西方國家的例子：英國有一個名叫喬治的小伙子在家里閑得無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軍事基地看飛機的日常訓練。他偷偷地爬過機場旁邊的鐵絲網和障礙物，坐在機場跑道上興致勃勃地觀看天上的飛機。這時，一架飛機欲降落，飛行員發現跑道上坐著一個人，不得不將飛機再次拉起飛向天空，喬治的行為雖然沒有給機場造成什么損失，但警察還是將他送上了法庭。

審理此案的法官帕克以一部《官方機密條例》問喬治還有什么話可說，喬治回答：甘愿受罰，誰讓自己這樣無聊的惹事呢？可喬治的律師不干，說喬治不應受罰。理由是說他沒有違反《官方機密條例》的規定，該條例第三條的規定是：不得在禁區附近妨礙皇家軍隊成員的行動??。條例規定是在“禁區附近”，而喬治是在“禁區里”做的事，故喬治不應受罰。這讓法官帕克為難了，難就難在條例規定“在??附近”，沒有規定“在??里。”這就是法律不能朝令夕改的穩定性、不能摸棱兩可的明確性。

按理說，法律就是法律，怎么規定就怎么執行，可洋法官在審案時還可以用智慧隨機應變，靈活處斷。這里暫且不說帕克是如何判了喬治案。先看看美國新澤西洲的一樁汽車合同糾紛案。可以說是用智慧靈活判案的典型。原告是一對夫婦，丈夫叫亨寧森，被告是一家汽車公司，亨寧森夫婦用奮斗多年的積蓄買了一輛很漂亮的汽車。一個周末，夫婦倆應邀去朋友家做客，不料在途中因汽車零件的毛病突然失控，撞向路邊的一個廣告牌，車倒沒有大損，可亨寧森筋骨大傷，光醫療費就花了他一年的工資。于是，兩人將汽車公司告上法庭，而汽車公司坦然應訴。在法庭上，汽車公司頗為沉著地拿出購車合同，合同上白紙黑字寫著：汽車公司的責任僅限于更換有瑕疵的汽車零件，其他一切問題概不負責。亨寧森夫婦心里很明白，按照合同有關規定是贏不了這場官司的，可就是咽不下這口氣，所以非要討個法院的“公正”說法。不料審案的結果是洋法官判了亨寧森夫婦勝訴。法院的理由是：

一、契約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一成不變的原則。

二、在美國這樣的社會里，生產人們廣泛使用的、必須的、復雜的、有潛在危險的產品。如汽車生產商對其產品構造、宣傳和銷售都負有特殊的責任。

三、法院不能允許別人利用法律把自己當作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工具使用。從洋法官“靈 10 活處斷”的判案中，我們對法律的含義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這就是法律的目的在于公正，而不在于法律本身。當法律不能實現公正時，公正本身便是超越法律的判案依據。另一方面，用智慧靈活處斷的判案，給人的感覺是“人治”，仔細琢磨，只要是設身處地的站在“公正”的立場上靈活判案，這“人治”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重復一遍，這種“靈活”必須建立在“公正”之上。

思考四:在執法的同時不應忽視執法的目的。

法治社會自然是依法治理社會，用法律管理社會，首要的問題要學法、執法、用法、嚴格依法辦事。但讓人納悶的是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對不造成社會危害，也不損害他人任何利益時怎么執行？借西方一案例來說，有一市政委員會，頒布了一條有關市區城管的法律條文，條例規定市區公園內不得通過或停放任何機動車輛。于是，各公園嚴格執行這條禁令。可有那么一天，某軍人團體將一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使用過的吉普車開進了市中心的公園。軍人代表不顧公園管理人員的再三阻攔，將吉普車擺在公園內，理由是：這輛車非同一般，他象征著國家軍隊在戰爭中的艱辛和光榮，讓人們在公園里享受歡樂的時候不忘記這來之不易的幸福。

公園管理人員無奈，只得告到法院。原告說，市政條例禁止在公園內停放任何機動車輛。被告說，車停放在公園內不開動，目的是讓人們記住戰爭和軍人。法院的法官不用審理就明白：吉普車絕對是機動車，是禁止停放在公園內的，可在判案過程中，法官產生了想法，市政委員會頒布這條禁令為了什么？為什么機動車輛不能停放在公園內，再進一步想，禁止停放是為了讓公園避免不安全噪音和污染的侵害，軍人的吉普車停放在公園內不開動，有什么不安全，能有噪音和污染嗎？于是，法院判定被告勝訴，吉普車可以停放在公園內。

西方人認為，法律不僅是條文，它還包括目的，司法時不僅要看條文，而且要想目的，這一點中國人也不例外。立法者每制定一條法律，都有他的目的。至于我國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對社會和他人不造成任何危害的行為如何適用，我不大懂得。可否也借鑒洋人的做法“靈活”判處?

思考五:“有權管理”與“有義務管理”有什么區別?

有個派出所的民警，在街頭巡邏時制止了一起打架斗毆事件，事后，這位民警被單位大樹特樹，記功獎勵，成了英雄，這件事使筆者想起了劉星在《西窗法雨》里講的一個故事，故事說美國的一個小城鎮發生了一起毆打事件，肇事者布蘭葛是一個30出頭的小男人，受害者科徹爾是一個20歲的靚麗少女。科徹爾從藥店出來，楞是莫名其妙地橫遭布蘭葛一頓毒打。后來才知道，布蘭葛患有輕度虐待癥，犯病就打人，不分青紅皂白。當時藥店的伙計看到這一幕，立即向片警卡爾森報了案，卡爾森聽到報案后，只說了聲“知道了。”直到布蘭葛把科徹爾拖到另外一個地方打得遍體鱗傷，精神失常，那片警卡爾森還沒有到。科徹爾的親屬將片警卡爾森和布蘭葛一起告上法庭，法院也一起判決兩人照單賠償。這事放在我們國家，片警“知道了”不出警也要受罰，但問題不在這里。洋人是這么說的：公職人員的工資來自納稅人的納稅，而稅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所以，這類公職人員是納稅人養活的，用“血汗錢”養活的公職人員不給民眾盡義務，民眾就會憤怒。在我們國家，一些公職人員很自豪地說，我吃的是“皇糧”。也就是說我們的工資是國家財政給的，很少有“納稅人”意識。那么，國家財政的錢又是從哪里來的呢？當然是納稅人上繳的。那么，你分享了納稅人上繳的錢，街頭巡邏就是你的職責，制止壞人的違法行為就是你的義務。制止打架斗毆只能說是一個警務人員盡了本應該盡的義務，不必大樹特樹成了見義勇為的英雄。如果把應盡的義務認為是格外的貢獻，會誤導公職人員不知道職責是什么。

對片警的理解，我們的理解與洋人不同。我們一般以“有權管理”的角度想象片警，而洋人則從“有義務管理”的角度想象片警，一個“有權力”，一個“有義務”，仔細嚼來，很有味道。

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

——讀劉星《西窗法雨》

剛讀大一時，我們開始接觸法理，學習起來覺得很吃力。老師向我們推薦了許多書加深理解，但其中我完全堅持讀到底并且再讀又有新收獲，甚至愛不釋手的是2002年12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劉星教授的《西窗法雨》。

中山大學教授程文超評價此書說：“ 開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雨不僅潛入了夜，也潛入了心”為什么這細雨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呢？我覺得它有以下幾方面獨到之處。

一、以故事說理，材料豐富

在整本著作中最突出的是作者擅于從一個故事出發，在敘述時又不知不覺地將讀者引向他所要揭示的法律道理。古今中外的故事，作者信手拈來。這些故事涉及廣泛：有的是一些中外著名案件，如蘇格拉底之死，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有的取材于經典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如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也有平民百姓日常關心的事情，像其中《俄勒岡州女工的勝利》中爭取女權以及書中談到的關于死刑的存廢這些方面的問題；甚至連《宰相劉羅鍋中》的一幕也被作者匠心運用，談到了法律內外的平等與不平等問題。這部電視劇我們看了許多遍，但有多少人將它與法律知識聯系起來呢？讀罷，我們不能不被作者淵博的學識和豐厚的法學素養以及靈活運用法律的能力所折服。

二、文學與法律相結合

一直以為法律和文學很難扯上關系。法律作品的語言是枯燥的、專業化的、抽象的，難以像文學語言那么具體、生動、形象、通俗易懂。然而在《西窗法雨》中，這兩者卻被巧妙結合在一起。作者從短小精彩的故事中發掘出令人驚嘆的法學義理。他的語言幽默風趣，精練簡潔，通俗易懂。他不是通篇硬邦邦地塞給你一些大道理，而是用聊天式的語言使我們仿佛感覺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師正在講著故事，引發你調動自己的智慧去探索領悟法律道理。在作者親切家常的敘述中，我們開始理解“法律不只是刑，不只是鐵，法律是人類的一種智慧”，因此“你得到的，不只是一些法律條文，而是如何智慧地思考法律問題”（2）

三、編排巧妙，前后連貫

在《西窗法雨》文章的編排上，作者也是心思巧妙細致。全書以蘇格拉底案作為開篇和結尾卻是從兩個不同角度引出不同的法律視角。開篇講到了西方人對法律的價值取向，引導讀者從作者下面一系列的文章中去了解西方法律文化，領悟蘇格拉底為何做出這種選擇，終篇則聯想到了西方人對法律的反省能力。“不在于是否為完善至美的法治，而在于它衡平性的自我反省”。（3）又如書中作者首先在《法律的缺陷與智慧》中提到治理社會的三種模式，由一個案例談到因為“法律的缺陷是法律本身所固有的，人們無法根除的”而“人的智慧卻可以隨機應變，靈活處斷”因此許多人提倡“人治”，但最后西方人依舊選擇了法治。緊接著在《法治的假設前提》中用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說明西方人為何選擇了法治，后面文章中又談到了“半法治”“全法治”，再又談到政府和法院的關系等等。在這連續的講述中使我們對法治的認識有了一個連貫的脈絡，層層遞進，從而也就加深了理解。

四、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國

在法治越來越受重視的今天，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和維權意識的增強，越來越凸顯了當今社會“法律饑渴”的現狀。劉星教授則正好帶來了這場及時雨。作者在書中以中國的眼光來看待西方的一些法律原則，也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中國。作者時時在講述西方的法律文化背景卻又時時引導讀者思索中國的法律現狀。作者讓讀者仔細思索比較后，“好好想一想哪種更好”（4）例如中西方有關政府承諾的觀念便形成有趣的對比。眾所周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有著君權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而西方法律文化中則認為“政府除了為公共利益進行管理外，別無特權”“政府是為民眾權利而產生的，當然不能隨意破（1）12 壞民眾權利”（5）

18世紀中葉英國首相威廉．皮特有句名言：“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抵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座房子，雨可以打進這座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英王不能踏進這座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能踏進這已破損的房子。”在歷史上磨坊主人狀告德國皇帝威廉第一并且勝訴就說明了這點。威廉第一不僅是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統帥并率軍隊統一了德國，卻要服從法律，服從法庭依法對自己做出的敗訴的判決，敗訴給一個平民。在我們看來這也許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把同樣的案例放在我國封建社會，結果會如何呢？

又如在講意大利青年圖倫茲的案件時講到“中國的法律是不犯事不處置”（5）。但在這個案件中我們卻發現圖倫茲并沒有犯罪，只是因為他由于仇視心理有了一些強奸殺人的想法念頭并向朋友大肆渲染而被拘留半年。我們回納悶：這樣就被監禁是否合法呢？作者告訴我們“西方人刑罰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懲罰犯罪，也是為了教育和維護社會的安全”因此采取了這種“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而且事實證明，“這樣做真的有效果”。這不禁引起我們一連串的思索：“我國是否可以借鑒這種措施呢？”“如何有效堅定一個人的這種有這種心理不及時制止將會帶來社會危害呢？”等第，這種思索將調動你的智慧，引發你的樂趣。

最后引用黃樹森先生的評價：“我愿將全書歸結為：一襲縱橫捭闔下的法趣談，一闔學養駁雜下的‘法’議論，一掬情感積淀下禮成的‘法’情結。靈動、慎密、成熟。讀之，感到一種法理精神的歡愉洗禮，一種法理智慧的痛快沐浴。”（6）《西窗法雨》正是這種令人歡愉的“及時雨”，你又怎能錯過它呢？

《西窗法雨》，單從名字看來，便十分有味道，不像《法律是什么》那么無趣，仿佛有一種獨特的魅力，自有一股無形的美感。上網打上《西窗法雨》，從回饋的消息看，《西窗法雨》在法學界乃至文學界都頗受贊賞，甚至有人說：誰要是看了《西窗法雨》后悔的，可以把書賣給他，可見《西窗法雨》的可讀性。

對于《西窗法雨》，黃樹森先生評價道：我愿將全書歸納為：一襲縱橫捭闔下的法趣談，一闔學養駁雜下的法議論，一掬情感積淀下的法情結。靈動，縝密，成熟，讀之，感到一種法理精神的歡愉洗禮，一種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這則評價是我在讀過《西窗法雨》后看到的，覺得實在是貼切。我相信讀過《西窗法雨》的人都不會否認，讀《西窗法雨》讓人有一種如沐春風，很舒適的感覺。

不得不佩服，劉星老師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寫手，他巧妙地將枯燥的法律與文學融為一體，以活潑細膩的筆觸將一份可口的法學大餐呈現在人們面前。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長度，深入淺出，讓人不會有飽脹感而又意猶未盡;他的文章內容豐富充實，正是驗證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一句話，實在是言簡意賅;他的寫作手法極為巧妙，往往從趣事趣案下手，如藥引般引導讀者進入他要論述的主題，繼而敘述法學原理，領你進入法學世界。

網上贊賞《西窗法雨》為能提高思想深度的佳作，我個人十分贊同，其經典的案例，精到的剖析，最能引起讀者對法律的深層思考，極具啟發性。

前段時間剛討論完的《安提戈涅》，《西窗法雨》中亦有提及，題目為法上“法”。第一個法 13 指的是世俗法律，第二個“法”在《安提格涅》中指的是宗教法律。當世俗法律和宗教法律發生沖突時，安提戈涅說更應該服從高于國家法律的宗教法律。回到《西窗法雨》，在法上“法”的后一篇，便是法律的缺陷與人的智慧，這樣的安排，在情理中，也符合人們思考問題的邏輯。之所以選擇服從后一個“法”，是因為世俗的法律有缺陷，這是不可否認亦是無法避免的，畢竟法律是人制定的，難免有考慮不周的地方。法律的缺陷還在于，遇到特殊情況時無法隨機調整，靈活處置。而作為法上“法”的更高法則，指得就是宗教法律嗎?我看不然。事實上，它和世俗法律一樣有著不可避免的缺陷。那法上法會是人的智慧嗎?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我覺得高于國家法律的更高的原則，指的是存在于人們心中的正義基礎上的判斷，不是常說“公道自在人心”嗎?就像安提戈涅一樣，選擇自己的行為從而選擇自認為更好的法律秩序。

《西窗法雨》中有一篇隨筆題為《死刑的存廢》，說的正是社會上激烈討論的問題。對于死刑的存廢問題，我以前一直是墻頭草，覺得兩方都有道理，但看了《西窗法雨》及潘軍的《死刑報告》后，我堅定地站到了廢除死刑這一立場上。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認為這是惡有惡報，認為這很公平。說到底，這只是以血還血的等害報復觀念。換種說法，既然他們認為殺人者是可惡的，那么殺死殺人者的人又將如何定位?嚴格意義來講，他們也是殺人犯，那么他們是否也要被殺掉呢?如此說來，何時才是結束的時候?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應該被剝奪，無論是以怎樣的名義。

死刑只是眾多刑法中的一種，而刑法的本質，是要引起罪犯內心的懺悔，使之回歸社會，重新做人。剝奪罪犯性命的死刑顯然違反了刑法的本質。人死了又如何重新做人?

如果說傷害別人的生命是非法的，那么代表國家代表法

《西窗法雨》讀后感-在法理學老師推薦下我接觸到了這本有關法學知識、充滿理性和智慧書其實我一直不喜歡看那些有關法、理類書這些寫法學知識書大都是理論知識一蘿框都是說教式框架內容難以吸引這種沒太多耐性年輕人但看了劉老師這本書后越發覺得這本書非常適合法學初學者看讓人受益匪淺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正如序言中所述《西窗法雨》這本書以親切而平常、溫和而幽默手法筆調“漫談”西方法律文化對身邊平常隨處可見法律現象材料進行點評解說“他時時講著西方法律卻又像時時在講現狀讓人時時思考問題”雖然舉例說是西方法律文化現象卻巧妙地時時從中解讀著人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用輕松瀟灑文字如春雨般無聲地調動著讀者思維去思考問題這篇文章篇幅短小精悍、內容精彩紛呈作者通過列舉經典精彩案例方式使讀者感覺在聽故事一樣并從中感受領略到作者觀點和心得在漫談中完全不會像以前讀關于法律、法理學之類書籍時那樣感到枯燥無味感受到更多是在論說里學到有關法智慧和知識并通過各個案例學習增長見識同樣是有關法理知識書《西窗法雨》無疑精彩很多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在文中《公法和私法》一篇中作者舉了2個例子分別是1983年法國迪駕駛集裝箱大卡車在法國里昂一條高速公路上和他女朋友轎車并排開車聊天隨后被一名警察攔下說明他們違反了高速公路上最低時速規定（不得低于110公里）和不得并排行車規定并開出了一張罰單迪 14 隆不服說并排行車不對但車速低于110公里而且還去法院和警方打了一場官司另是1969年英國一名名叫赫斯特服裝設計師和一家服裝加工廠簽訂了一份服裝設計合同雙方約定赫斯特在一年內為加工廠設計40套大眾化時裝不料那兩年英國服裝市場不景氣加工廠賠了一大筆錢于是老板想賴掉一部分設計費于是赫斯特便告上了法院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這兩個案例說分別是公案和私案案例中迪隆和警察關系是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他們糾紛是警察想要管教迪隆而赫斯特與老板關系是簽訂合同雙方平等關系他們糾紛是老板想要賴賬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作者告訴公法與私法早在古羅馬時代就被人們了這種分法最初只是想告訴研習法律人可以用這種分法認識法律現象但在后來有些西方人這種分法在法律文化發展中也可以發揮著十分 重要價值導向作用作者認為國家最好少干預市場經濟法展應明確知曉公法是干私法是干假如不知道這種區分便容易用法律進行“帝國式”統治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作者在文章最后寫道：“現在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考慮一下這種分法或許真會有些益處”作者并確切答案而是通過引導方式讓思考留給思考空間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法也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在政治社會中由公法主導而在社民社會中則由私法主導我認為這個說法在也有很大體現比如說在法院審理一些日常常見到案件時法官往往會根據不同情況作出判決有時同案件會有不同判決這大概私法主導下結果吧轉貼于 51論 文網 www.tmdps.cn

不管怎么說這本書讀起來輕松讓人易于接受在睡前讀一讀也是一件很愜意事而且還能學到很多關于法理知識

西窗法雨的讀后感

《西窗法雨》，單從名字看來，便十分有味道，不像《法律是什么》那么無趣，仿佛有一種獨特的魅力，自有一股無形的美感。上網打上《西窗法雨》，從回饋的消息看，《西窗法雨》在法學界乃至文學界都頗受贊賞，甚至有人說：誰要是看了《西窗法雨》后悔的，可以把書賣給他，可見《西窗法雨》的可讀性。

對于《西窗法雨》，黃樹森先生評價道：我愿將全書歸納為：一襲縱橫捭闔下的法趣談，一闔學養駁雜下的法議論，一掬情感積淀下的法情結。靈動，縝密，成熟，讀之，感到一種法理精神的歡愉洗禮，一種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這則評價是我在讀過《西窗法雨》后看到的，覺得實在是貼切。我相信讀過《西窗法雨》的人都不會否認，讀《西窗法雨》讓人有一種如沐春風，很舒適的感覺。

不得不佩服，劉星老師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寫手，他巧妙地將枯燥的法律與文學融為一體，以活潑細膩的筆觸將一份可口的法學大餐呈現在人們面前。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長度，深入淺出，讓人不會有飽脹感而又意猶未盡；他的文章內容豐富充實，正是驗證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一句話，實在是言簡意賅；他的寫作手法極為巧妙，往往從趣事趣案下手，15 如藥引般引導讀者進入他要論述的主題，繼而敘述法學原理，領你進入法學世界。

網上贊賞《西窗法雨》為能提高思想深度的佳作，我個人十分贊同，其經典的案例，精到的剖析，最能引起讀者對法律的深層思考，極具啟發性。

前段時間剛討論完的《安提戈涅》，《西窗法雨》中亦有提及，題目為法上“法”。第一個法指的是世俗法律，第二個“法”在《安提格涅》中指的是宗教法律。當世俗法律和宗教法律發生沖突時，安提戈涅說更應該服從高于國家法律的宗教法律。回到《西窗法雨》，在法上“法”的后一篇，便是法律的缺陷與人的智慧，這樣的安排，在情理中，也符合人們思考問題的邏輯。之所以選擇服從后一個“法”，是因為世俗的法律有缺陷，這是不可否認亦是無法避免的，畢竟法律是人制定的，難免有考慮不周的地方。法律的缺陷還在于，遇到特殊情況時無法隨機調整，靈活處置。而作為法上“法”的更高法則，指得就是宗教法律嗎？我看不然。事實上，它和世俗法律一樣有著不可避免的缺陷。那法上法會是人的智慧嗎？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我覺得高于國家法律的更高的原則，指的是存在于人們心中的正義基礎上的判斷，不是常說“公道自在人心”嗎？就像安提戈涅一樣，選擇自己的行為從而選擇自認為更好的法律秩序。

《西窗法雨》中有一篇隨筆題為《死刑的存廢》，說的正是社會上激烈討論的問題。對于死刑的存廢問題，我以前一直是墻頭草，覺得兩方都有道理，但看了《西窗法雨》及潘軍的《死刑報告》后，我堅定地站到了廢除死刑這一立場上。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認為這是惡有惡報，認為這很公平。說到底，這只是以血還血的等害報復觀念。換種說法，既然他們認為殺人者是可惡的，那么殺死殺人者的人又將如何定位？嚴格意義來講，他們也是殺人犯，那么他們是否也要被殺掉呢？如此說來，何時才是結束的時候？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應該被剝奪，無論是以怎樣的名義。

死刑只是眾多刑法中的一種，而刑法的本質，是要引起罪犯內心的懺悔，使之回歸社會，重新做人。剝奪罪犯性命的死刑顯然違反了刑法的本質。人死了又如何重新做人？

如果說傷害別人的生命是非法的，那么代表國家代表法律的剝奪人命便是合法的嗎？也許有人要說，每一個死刑的判定都是嚴格按照程序辦理的，是正義的。難道程序正義便代表著結果正義嗎？看看自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有的死刑錯案吧，面對那么多無辜在死刑中喪命的亡魂，你還能說出正義二字嗎。

第二篇：西窗法雨讀后感

篇一：西窗法雨讀后感

西窗法雨真的是一本很不錯的書，難得的一本讓人不會覺得枯燥，有興趣讀下去的法律書籍。它以精彩的案例為載體，巧妙地將枯燥的法律與文學融為一體。劉星老師更是以親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談西方法律文化，使文章變得更加通俗易懂。雖然說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現象，但是它啟蒙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著痕跡地調動著讀者的思維，引領讀者一步一步地走進法律世界，領略“法”的奧秘。

對于《西窗法雨》，黃樹森先生評價道：“我愿將全書歸納為：一襲縱橫捭闔下的法趣談，一闔學養駁雜下的法議論，一掬情感積淀下的法情結。靈動，縝密，成熟，讀之，感到一種法理精神的歡愉洗禮，一種法理智慧的痛快淋裕”。不得不說這實在是貼切，我相信讀過《西窗法雨》的人都不會否認，讀《西窗法雨》讓人有一種如沐春風，很舒適的感覺。

書中引用了許多精彩的案例和故事，其中有幾則讓我影響深刻。蘇格拉底誓死不越獄就是其中的一個。蘇格拉底是個著名的哲學家。此人述而不作，性格倔強，尤其喜好運用“辯證法”將那些自以為學富五車的人駁得啞口無言，（最終）得罪了一些自以為是的“智者”。于是，這些“智者”便利用雅典荒誕不經的法律，控告蘇格拉底傳授對諸神不敬的學問（言論？），腐化及誤導青年，并且還真的把他送進了監獄。在獄中，他被判飲毒而死。臨行前，蘇格拉底的學生克力同來看他，告訴他朋友們決定幫助他越獄，而且一切已安排妥當。可是蘇格拉底卻坦然自若，表示不越獄。克力同提出各種理由來說服他，告訴他雅典的法律不公正，遵守這樣的法律簡直是迂腐，但仍然無效。蘇格拉底還反問：越獄就正當嗎？對一個被判有罪的人來說，即使他確信對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的制裁難道就正當嗎？有沒有一種服從任何法律的義務？經過與克力同的一番“探討”，蘇格拉底最后選擇了飲毒。

它揭示了西方法律文化的一方面：對待自己認為不公平的法律，態度要慎重，理由是，人們要法律，就是想要社會有個方圓，有個秩序。因此，即使是惡法，蘇格拉底依然選擇了遵守。

賴特的英國前特工的故事講的是一種“全法治”的精神，在法院眼中，法律在政府之上，而且政府和其他人一樣并不與法律有親近的關系。法律至上就是全法治，而王權或者政府凌駕在法律之上就是半法治，在中國，政府遠比人民和法律更親密。人們常說，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法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說法一半對，一半不對。中國歷史上都有法律，統治者都用過法律來約束被統治者，但統治者自己卻不在法律的約束之中，這是中國古代“法家”所說的那一類法治。在西方，從古至今也有法律，在近代之前，法律與統治者的關系也和中國差不多，可到了近代以后，統治者也得接受法律的約束，這便是現代意義上的西方法治。所以應該說歷史上的中國是個半法治。我們不必因為中國歷史上沒有一種“全法治”而感到自卑，更不必因為有一種“半法治”而感到自豪，但是真要好好想一想哪種更好。

除此之外，《西窗法雨》還有很多鞭辟入里的見解，很容易就能引起我們法律初學者對法律的深層思考，也極具啟發性。很適合我們閱讀學習。

篇二：西窗法雨讀后感

對于學法的人來說，最大的無奈莫過于做一道法律與道德的單項選擇題，無論選擇了哪個，都是對心靈的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義。這是對于那些過于感性的人來說的，在道德與法律的夾縫中生存，卻不能游刃有余。然而，對大多數理性的人而言，學法的價值便在于尋求法律與道德的衡平！

我很坦誠地說自己便是一個過于感性的人，就仿佛我明知櫻花很美，卻仍然會對它不屑一顧甚至是討厭。當我恨一樣東西的時候便會失去理智地恨有關這樣東西的一切，就仿佛櫻花之于日本。恨一個民族，也連累了一種花，這是否是一場花的劫難？其實，歷史的銘記并不是為了仇恨的延續，寬容也并不等于背叛，不去承認也無法抹殺櫻花之美。

一場理性與感性的廝殺，當理性一次又一次敗北時，我仍徘徊于感性的邊緣，這樣的堅守是否是一場錯誤？我該何去何從？

翻開《西窗法雨》，一口氣看完《蘇格垃底的慎重》，我最先的情感是無法接受蘇格垃底的選擇。這種慎重是否在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這讓我想到“米蘭達警告”，明知法律存在實體不公，卻要拋棄法律的個體正義去維護法律的程序正義，那么，身為法律人則更應該理智地看問題，將道德與法律分開，否則將深陷在情與理中不能自拔。那么，將法律道德化是法律的一種倒退還是升華？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卻寧愿去信奉“以暴制暴”的原則，但是，如果用一種暴力去打擊另一種暴力能為我的情感所接受的話，為什么

我就不能接受用生命去維護正義？哪怕這種正義并不見得完善。如果“以暴制暴”能讓我們得到一種情感的宣泄和對現實不滿的快慰的話，那么蘇格垃底的選擇則是一種殉道，理性地說，那是一種偉大的震撼！就仿佛任何一座江山都需要白骨的堆積，任何一條探索正義的道路都需要血和生命的祭奠！我們這些學法的人是否更應該對蘇格垃底的選擇肅然起敬？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在下面這個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法律的缺陷與人的智慧》講述了一個叫喬治的青年闖入皇家機場內游玩而被起訴的案例。當所有人都認為對喬治的起訴毫無轉機的時候，喬治的律師卻以禁區里和禁區附近這樣的理由成功地鉆了法律的空子，他認為喬治進入了禁區，并沒有違反《官方機密條例》“不得在禁區附近妨礙皇家軍隊成員的行為……”的規定。起初在我看來，“禁區里”和“禁區附近”不過是這個律師玩的一個文字游戲，純屬詭辯。如果這也算人的一種智慧，那么就純屬“混蛋智慧”和“無賴智慧”了，顯得法律很白癡，法官很弱智，而那個律師要么是嘩眾取寵借以挑戰法律漏洞來炒作自己，要么就是個無賴！作為律師，究竟是千方百計打贏官司？還是更應當心存一種對正義，對法律的敬畏？這是一個職業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導致的漏洞和潛在危機，促使立法者必須具有更強的前瞻性和預見性。如果把每一件事都不能盡善盡美作為它潛藏危機的托詞的話，我們又有什么必要去信任甚至信仰法律？而立法者又怎配稱為精英？

《西窗法雨》講述了很多法治于人治所體現的優越性，而且從西方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同中國法律做了比較，甚至是提出一種前瞻性建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一個過程，而且中國的法律正在從人治中逐漸走出，作為法律人，我們不僅是要看前方的風景，更應該修繕甚至規劃前方的風景，因為這樣的時代賦予我們這樣的使命！

作為一個文科生，曾經的我們是感性的，在太浪漫主義的驅使下無法回歸現實而在成長的道路上彷徨過。然而，理智要求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個體主義，而是衡平，當他們之間存在矛盾時我們要隨時調整道德和法律的砝碼，將損害減小到最低程度，甚至為此而犧牲一些東西。

第三篇：西窗法雨讀后感

讀《西窗法雨》

---探根究源的看法律

聽師兄推薦《西窗法雨》，說此劉同學的這本書乃“探究法律精神的經典入門之作”，遂借得一本，待看時，果真如序言所言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意思，法律精神與只言片語中得其精髓，與點點滴滴之間掀起波瀾。

從其分散的眾篇章中發現《法律的最終效力》一文，看罷若有所思。

一般來說，人們習慣于把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規則當作法律，因此我們總是把國家權力、法院聯系起來。從初中起政治老師就教育我們會“軍隊、警察、法院是國家的暴力機器”，當時聽了就覺得心里很是不愉快：奈何代表著公平和正義的法院與“暴力機構”是掛扣的呢？那我們生活遵循的規則不都是被強制的嗎…

本書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為什么法律具有效力？ 為什么立法機關頒布制定的這個規則就具有法律效力？ 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是：法律就是由國家暴力機器保護的規律，你不服從它，它就會鎮壓你。

先不說這個想法是不是正確的。

本書列舉了西方的一些思維，他們認為法律的最終效率來源于社會本身，而不是源自國家的暴力。為什么這樣說？因為“當社會上大多數人承認或接受的行為本身就反映了一種規則的活動。”

那么國家暴力的作用，其實只是保護這些“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承認或接受的行為”，因此像美國南北戰爭以前的黑奴法律、希特勒頒布的納粹種族滅絕法律、我國清朝末代頒布鎮壓老百姓的法律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惡法非法”就是說這種情況吧。

從西方人的邏輯看：法律的最終效力既來源于社會規則，而又規范著社會規則。他們希望給遵守法律的行為一個道德上的合理解釋，同時也希望法律本身能成為真正的公平與正義。然而事實上社會規則往往存在著不同的爭論：比如說 墮胎應否合法？

在我們的國家里墮胎是被接受的，并且主動墮胎者大約也沒有西方人那么緊張的擔心人權組織來找麻煩，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墮胎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種扼殺他人生命的方式，因此難以為社會的部分人所接受。君不見每屆美國總統大選時，每個競選人對公眾公布其政見時都不離：就業、墮胎和同性戀這幾個話題。然而不墮胎者也有他們的說法，例如斯蒂芬寫的《魔鬼經濟學》有提到：正是墮胎導致了美國90年代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先不判斷這個命題的真偽，但是如果選擇墮胎的家庭是沒有能力撫養孩子的，如果強迫他們生下來，最終孩子可能由于教育、醫療不足等問題而走上歧路，確實會成為社會的問題。

那面對這些“社會上存在爭論的行為”而訂立的法律的最終效力又來自哪里呢？如果因此制定的法律，難免顧此失彼，因此洋人在必要的時候“會將法律放在一邊，運用更高的“公正原則”來判案。”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中表現出來的就是法律的理性，西方人更愿意把法律當作是一種“工具”，相當多的人認為“工具如果不具有理性”那么法律就很有可能成為邪惡的手段，從而使公平或理性無法實現。書中也說“這時候的法律更需要的是在一般規則下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度又由法院和法官來衡量。”

難怪柏拉圖很早就說過：法官要有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歷，但更要有善惡的判斷力以及在法律中揚善懲惡的智慧。

這又令我想到了現在我們國家司法機關的FB問題…一年年的嚴打，抓出一大串一大串同謀私合的司法人員，法官和檢察官之間眉來眼去早已是司空見慣…這不僅令人對司法的權威產生懷疑，更不利于法治深入人心的推廣。這個問題我想早已不是“用不用高薪養廉”可以解決的問題了，更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改革，有必要把司法更加獨立化，用更多的社會責任感去約束他們的行為，很高興在今年高院的新指導意見里，我們似乎嗅到了這點風向。

法治社會是我們法律人共同追求的宏大理想，也是所有公民追求的美好愿望。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應該是個能容納各種聲音卻有一套共同合理的規范，能發表不同意見卻有一致追求的目標的社會。現行大陸社會在北京奧運后也開始一步步開放，新一代領導人也歡迎大家“講真話”，雖然電視機前的“迎客松”仍不時出現在鳳凰等港臺的輿論節目當中，但輿論開放的成果還是有目共睹的。臺灣常笑大陸沒有民主，然而他們的民主也好不了去哪里。政界與民間團伙勢力的勾結早已從明朝天地會就有傳統，政黨之間的勾心斗角都是借民主的名義來毒害民眾的行為。君不見大選槍擊案與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扁家洗錢風暴就是法治不完善的結果，如果臺灣檢察院能像美國的聯邦法院一樣獨立司法，這樣的案子恐怕能消亡在萌芽之際罷。

中國法治最成熟的地區還屬香港，許多經驗都可以借鑒她。我想公開的陪審制度和逐漸發展的判例效力可以學習下香港人的英美法律精神，世界的法律都是一家，沒有誰特別好之分，但是中國確實是地大，如孟德斯鳩也有說：地理環境和氣候都對法律有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采取靈活的判例方式，恐怕還是利大于弊罷？

第四篇：《西窗法雨》簡介及讀后感

[《西窗法雨》簡介及讀后感]

簡介

這本書曾在《南方周末》以專欄形式連載，《西窗法雨》簡介及讀后感。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猶如一道道美味佳肴，組成了《西窗法雨》這一份可口的法學大餐。本書以精彩的案例為載體，巧妙地將枯燥的法律與文學融為一體。劉星老師更是以親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談西方法律文化，使文章變得更加通俗易懂。雖然說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現象，但是它啟蒙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著痕跡地調動著讀者的思維，引領讀者一步一步地走進法律世界，領略“法”的奧秘。

讀后感

對于《西窗法雨》，黃樹森先生評價道：“我愿將全書歸納為：一襲縱橫捭闔下的法趣談，一闔學養駁雜下的法議論，一掬情感積淀下的法情結。靈動，縝密，成熟，讀之，感到一種法理精神的歡愉洗禮，一種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這則評價是我在讀過《西窗法雨》后看到的，覺得實在是貼切。我相信讀過《西窗法雨》的人都不會否認，讀《西窗法雨》讓人有一種如沐春風，很舒適的感覺。

不得不佩服，劉星老師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寫手，他巧妙地將枯燥的法律與文學融為一體，以活潑細膩的筆觸將一份可口的法學大餐呈現在人們面前。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長度，深入淺出，讓人不會有飽脹感而又意猶未盡；他的文章內容豐富充實，正是驗證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一句話，實在是言簡意賅；他的寫作手法極為巧妙，往往從趣事趣案下手，如藥引般引導讀者進入他要論述的主題，繼而敘述法學原理，領你進入法學世界。

當蘇格拉底為捍衛雅典的法律慎重的選擇飲毒自盡時，兩千多年來，這位哲人的抉擇，帶給人們無盡的議論和探討，這是否為一種迂腐，一種理性的敗走??

當紐倫堡的判決一錘定音，法學家奧斯丁所宣揚的“惡法亦法”在德國納粹分子的狡辯中被“善惡價值”的尺子狠狠地裁量為“惡法非法”

時，一切都在引發世人的思考，法律是否就是正義??

當1801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親自審理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充分彰顯法院的審查權利時，西方國家的法官手執憲法，左右審視各種法律，找到違憲的便取消其“家族”資格的力量的做法引發了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人的無盡思考??

是的，就是這樣一個個的小故事，告別了用晦澀的語言表達深刻意蘊的方式，卻帶給人們無盡的思索。同時，《西窗法雨》將法律與文學完美的結合，使那“雨”不僅“潛入”了“夜”，也潛入了人們的“心”。而這幾點雨恰恰又是下得及時的雨，有點啟蒙的思想，可貴的是這些思想，往往不是硬塞給你一些法律道理，而是帶給你更深層次的思考，一種法律背后的智慧，因而在中國人面前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有時候也會思考造成中國的的法治與西方法治差異的原因在哪里？尤其是學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和特點以后。但是教材上的思考面比較主流也比較狹隘，然而當我閱讀到“法治的假設前提”這一篇時，有了一種另類的卻潛藏在內心的共鳴。眾所周知，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國家尤其是美、英國家就用相當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國家，約束民眾的不良行為，并在法治的車軌上越走越遠。反觀同時期的中國，尚屬落后的“人治”狀態。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誠然，法治的發展經濟占了很大的因素，但是社會心理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的，書中所言，這是“人性惡”的結果，這種“人性惡”的認識起源于《圣經》。《圣經》里說，上帝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男人叫亞當，亞當整天孤獨寂寞，上帝便從亞當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創造了一個叫夏娃的女人給亞當做伴，亞當和夏娃沒什么事可做，上帝便派他們去看守伊甸園，并且再三叮囑他們千萬不得偷吃善惡樹上的“禁果”。夏娃不聽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豈料抵擋不住蛇的誘惑，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去引誘亞當，致使兩人結合在一起，從而引發了人類的迅速繁衍。上帝知道后極為震怒，將夏娃逐出了伊甸園。于是，上帝告訴后來的人類，第一父親和第一母親的行為是一種罪惡，人類是由于這種罪惡出現的，所以每個人生下來都是有罪的，讀后感《《西窗法雨》簡介及讀后感》。西方人相信這個故事，也相信人性惡。所以他們認為說服教育的力量是軟弱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言傳身教無法抑制人的犯罪傾向，因此他們特別喜歡用法律，認為只有運用強制性的法律才能治理國家，因而“法治”在西方日益發達。

與洋人不同，中國人則普遍認為人性是善的，相信人性善，或許始于《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的廣為流傳便是最有力的說明。由于認為人性善，所以確信教育的力量，感化教育可以使人改邪歸正。教育，一直是中國人矯正錯誤的一個傳統手段，先賢孔孟的教誨流傳了兩千多年。然而也許是國人確信教育的效力，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缺乏法治。

社會發展到今天，倘使我們去爭論西方的“人性惡”和中國人的“人性善”誰利誰弊，恐怕沒有什么大的必要，也爭論不出什么結果，但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個有效手段則是一個普遍認同的不爭的事實。法治的缺失，“社會將沒有方圓，沒有秩序”。就從這一點講，“夏娃”偷吃“禁果”也沒有吃錯，然而中國的傳統教育也不能丟。在中國即使把法治建設得天衣無縫，仍然需要用教育的手段實施法治，因為矯正人的犯罪手段只有兩個：心靈的教育和肉體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種勸說，法律的方式是一種強制，勸說是教育，強制是懲罰。因而我覺得，將法治與教育的有機結合才是真正的出路。

在上述問題中，涉及到了“道德”與“法治”這對概念，而這一對概念作為矛盾的存在是法律人最為無奈，最為糾結的。無論選擇了哪一個，都是一種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義。而《蘇格拉底的慎重》為我們所展現的是一位哲人，面對此種問題時的種種思考和抉擇。很小的時候便聽到過蘇格拉底殉道的故事，當時內心十分不解。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遵守這樣的法律簡直就是迂腐！

這種慎重是否在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這讓我想到了書中的另一個故事，關于二戰戰犯的審判，蓋世太保殺害猶太人遵循的是當時納粹德國的法律，從狹義的法律意義上講，他們似乎沒有犯罪，然而在道德上認為納粹沒有罪行是世人所無法容忍的，于是，正義的人們認為那些法令與人類最基本的正義相悖，根本不能成為任何法律的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執行這樣的法令。

“惡法非法”成為了一種裁量有點法律到的話的意味。那么，將法律道德化是法律的一種倒退還是升華？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是無法脫離“以暴制暴”的原則，但是，如果用一種暴力去打擊另一種暴力能為我的情感所接受的話，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用生命去維護正義？哪怕這種正義并不見得完善。如果“以暴制暴”能讓我們得到一種情感的宣泄和對現實不滿的快慰的話，那么蘇格垃底的選擇則是一種殉道，理性地說，那是一種偉大的震撼！

思維在此并沒有停滯，康德告訴我們，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在于前者約束內心，后者約束外在行為；前者只具有說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種物質的強制力。換句話說，道德總是勸慰人，法律則總要給人一點厲害看看。在閱讀到“法律就是‘強制’？”這一篇之前，我一直堅信肯定的答案，也從來沒有過多的思考過“法律的特質在于強制”這樣一個命題的真偽。然而劉星教授告訴我，這句話值得懷疑。因為法律的規定具有兩方面，一則權利，一則義務。義務是強制的，不可放棄的，然而權利卻是可以放棄的，可見這個看法的確有些瑕疵。是的，我想這或許的確是植根于一個信念：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礎主要在于人們的主動接受，而不是被迫服從。

《西窗法雨》帶給我們的不僅有縱向的深度的思考，更有橫向的廣闊的視野。一些全新的詮釋，一種銳利的彰顯，都鐫刻在我的內心。在大部分人眼中，法律與政治、經濟的聯系是十分密切的，至于民俗、習慣之類的或許與法律也有些淵源，然而要說地形地貌、唯獨位置、海路位置、氣候狀況、膚色人種與法律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恐怕很多人便會搖頭蹙眉了。書中介紹了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的有關“地理因素”說的內容。比如熱帶以及亞熱帶國家所以盛行嚴刑峻法，是因為那里的酷熱容易使人脾氣暴躁而失去理智；而處于溫帶寒帶地區的國家之所以刑法較為寬和，就是因為適中及嚴寒的溫度使人冷靜和理智。那么講這些的弦外之音在于哪里？思考一下中國的地理環境，三級階梯，緯度跨越范圍，海路分布，地形地貌十分復雜，那么中國的法律在講究國家統一性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講究地方區域的差異性呢？

另外，在書中還論述了有關權利的來源，判例法，法院的審查權力，人權，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法律的最終效力來源等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問題。我想說，對于法學初學者的我而言，閱讀這本書就像在法律的道路上彷徨地游走。彷徨來自思考時的矛盾，游走來自對法律的好奇。

第五篇：西窗法雨讀后感

法治世界的紅與黑

——《西窗法雨》讀書筆記

已經是第三遍讀劉星老師的《西窗法雨》了。

翻開這本書，里面講的故事，對于已經學習了6年法律的我，已是毫無陌生感可言。第一篇是講蘇格拉底寧死而保衛雅典法律尊嚴的故事；第二篇是講安提戈涅中自然法大于國法的故事；??總之，都已經很熟悉了。書中闡述的道理，也并不是深不可測，而只是給大家一些法的觀念。但正是這些觀念，讓我們這些人成為了“法律人”。

“法律人”這個稱謂，現在可能并不一定招人喜歡。法學專業的畢業生，可能也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但法律人整天嘴里念叨的“公平”、“正義”、“權利”，卻是這個社會不可缺少的。我這一代的法律人，學習西方法律觀念、法治觀念、民主觀念，要遠比專業本身多，這也是我們這些人的特點。

小時候，老師總是說，好像是個著名科學家說的，把老師教會你的東西都忘掉，剩下的就是你學會的。的確，現在我們都能講上一兩個西方法律史上的故事，從故事中說出一些道理。而這些故事所折射出的道理，恰恰是我們真正學會的。

粗讀《西窗法雨》這本書后，你會發現作者信手拈來的法律現象材料進行點撥評說，說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現象，卻時時啟蒙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人最偉大的不是教會別人什么，而是要別人學會自省。作者雖然沒有專門寫一篇關于“道德與法律”的文章，但卻在很多其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作者關于“道德”與“法律”的看法。本文即是以此為切入點，整理分析作者的觀點，再附之以自己淺陋的看法。

眾所周知，在現在的主流觀點中，區分“法律”與“道德”的一個重要標準，便是“強制性”。誠如康德所認為的，道德與法律的區別在于前者約束內心，后者約束外在行為；前者只具有說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種物質的強制力。而作者在“法律就是‘強制’？”一文中，通過亨利·拜爾的案例質疑了法律的強制性標準。他認為，如果法律的特質在于強制，則難以使其有別于強盜的命令。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礎主要在于人們的主動接受，而不是被迫服從。這種觀點在“法律中的大眾準則”一篇中也有所體現。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法律規定中免不了有許多像“合理”之類的詞句需要解釋，而這些詞句的解釋最好使用“大眾標準”，而不要使用所謂的“專家標準”。因為法律的基礎在于人們的主動接受，如果采用所謂的“專家標準”，強迫人們去接受，去履行，則與法律的調節作用，法律的正義正當性背道而馳，這樣的法律即是所謂的“惡法”。

對此我很是贊同。因為法律本是以多元化道德沖突的協調者出現的，它在道德沖突發展到極端情況下，不得已而擔負起這一沉重的歷史使命的1。因而，法律不可能脫離道德而存在，法律制定的理念也不可能與道德，與人們日常所信奉遵循的大眾準則相脫節。法律規范之所以為廣大的民眾所遵守，不僅僅是因為在這些規范的背后隱藏著所謂的國家強制力，即人們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懲罰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這些法律規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則，并且民眾相信它的正確性，合理性以及正義性，即法律有內在的道德價值2。亦如英國法學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書中說：“法規可能僅是一個法律外殼，因其明確的術語而要求由道德原則加以填充。”

在“涇渭分明”中，作者引述了這樣一個觀點：法律不能要求應做道德贊許的事情，而只能要求如何符合法律的條件；道德是“高”要求，法律是“低”要求，高要求的事情可以朦朧“審美”，而低要求的事情必須徑渭分明。而在“道德的法律強制”一文中，作者又提出了一些似是與前述矛盾的觀點。作者認為，法律與道德界限其實沒有那么明顯，當某些法律未禁止的缺德行為引起了社會強烈普遍的憎惡感、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在法律上已有足夠的理由對其予以強制。這種情景下的法律似是在調整“高要求”，其實不然。因為如果將“高要求”認為是法律未禁止或未強制要求履行的事，將“低要求”認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或強制要求的事，則不免有法律與道德本末倒置的嫌疑，但如果將“高要求”看成是做利人的事，將“低要求”看成是不做損人的事，則上述的事項便在法律的調整范圍內。因而在“各掃門前雪”一文中法官的判決便有了依據，因為各掃門前雪是不做損人的事的“低要求”，屬于法律調整的范圍內，況且，如果運用道德手段呼吁奉獻精神，則不僅管管他人瓦上霜的人會越來越少，而且自掃門前雪的人也會越來越少；反之，運用法律手段，不僅后者會俯拾皆是，而且前者也會漸出萌芽。

《法律與道德》 梁德云 傅萍 載于天涯法律網 2 《法律與道德》 梁德云 傅萍 載于天涯法律網 在《趙氏孤兒案》里，離樓受屠岸賈指使試探程櫻時說，“御醫只會救人不會殺人。”法官和醫生一樣關乎于生命，只是前者掌管判處，后者盡力挽救。然而像醫生會誤診會有醫療事故一樣，法官判處時也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爭議。在這里我還想談的一點是關于法律的性質或者目的方面的問題。作者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需要”一文中，以歌星的案例引出法律的意義或目的在于確定一種“秩序”，或者說首要的是確定一種“秩序”，因為在有限的資源下，要確保人們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秩序的確必不可少，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必備前提。對此，我很是認同。就拿我們的俗語“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來說，當一個人剝奪他人的生命的時候，最公正公平的做法便是剝奪他的生命，一命抵一命。但問題是，別人又有什么資格來剝奪他的生命？他的被剝奪的生命又該由誰來償還？這樣不斷地惡性循環下去，我們就會發現，所謂的公正、正義不僅沒有得到實現，反而更加的淪落。因而，為了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法律的第一要義便是秩序。正如作者所言，人們要法律，就是想要社會有個方圓，有個秩序。

最后想說是是“法律的最終效力”一文，看罷若有所思。一般來說，人們習慣于把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規則當作法律，因此我們總是把國家權力、法院聯系起來。從初中起政治老師就教育我們會“軍隊、警察、法院是國家的暴力機器”，當時聽了就覺得心里很是不愉快：奈何代表著公平和正義的法院與“暴力機構”是掛鉤的呢？那我們生活遵循的規則不都是被強制的嗎？

本書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為什么法律具有效力？ 為什么立法機關頒布制定的這個規則就具有法律效力？ 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是：法律就是由國家暴力機器保護的規律，你不服從它，它就會鎮壓你。

先不說這個想法是不是正確的。本書列舉了西方的一些思維，他們認為法律的最終效率來源于社會本身，而不是源自國家的暴力。為什么這樣說？因為“當社會上大多數人承認或接受的行為本身就反映了一種規則的活動。”

那么國家暴力的作用，其實只是保護這些“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承認或接受的行為”，因此像美國南北戰爭以前的黑奴法律、希特勒頒布的納粹種族滅絕法律、我國清朝末代頒布鎮壓老百姓的法律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惡法非法”就是說這種情況吧。

從西方人的邏輯看：法律的最終效力既來源于社會規則，而又規范著社會規則。他們希望給遵守法律的行為一個道德上的合理解釋，同時也希望法律本身能成為真正的公平與正義。然而事實上社會規則往往存在著不同的爭論：比如說 墮胎應否合法？

在我們的國家里墮胎是被接受的，并且主動墮胎者大約也沒有西方人那么緊張的擔心人權組織來找麻煩，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墮胎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種扼殺他人生命的方式，因此難以為社會的部分人所接受。君不見每屆美國總統大選時，每個競選人對公眾公布其政見時都不離：就業、墮胎和同性戀這幾個話題。然而不墮胎者也有他們的說法，例如斯蒂芬寫的《魔鬼經濟學》有提到：正是墮胎導致了美國90年代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先不判斷這個命題的真偽，但是如果選擇墮胎的家庭是沒有能力撫養孩子的，如果強迫他們生下來，最終孩子可能由于教育、醫療不足等問題而走上歧路，確實會成為社會的問題。

那面對這些“社會上存在爭論的行為”而訂立的法律的最終效力又來自哪里呢？如果因此制定的法律，難免顧此失彼，因此西方人在必要的時候“會將法律放在一邊，運用更高的“公正原則”來判案。”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中表現出來的就是法律的理性，西方人更愿意把法律當作是一種“工具”，相當多的人認為“工具如果不具有理性”那么法律就很有可能成為邪惡的手段，從而使公平或理性無法實現。書中也說“這時候的法律更需要的是在一般規則下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度又由法院和法官來衡量。”

難怪柏拉圖很早就說過：法官要有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歷，但更要有善惡的判斷力以及在法律中揚善懲惡的智慧。

法治社會是我們法律人共同追求的宏大理想，也是所有公民追求的美好愿望。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應該是個能容納各種聲音卻有一套共同合理的規范，能發表不同意見卻有一致追求的目標的社會。現行大陸社會在北京奧運后也開始一步步開放，新一代領導人也歡迎大家“講真話”，雖然電視機前的“迎客松”仍不時出現在鳳凰等港臺的輿論節目當中，但輿論開放的成果還是有目共睹的。臺灣常笑大陸沒有民主，然而他們的民主也好不了去哪里。政界與民間團伙勢力的勾結早已從明朝天地會就有傳統，政黨之間的勾心斗角都是借民主的名義來毒害民眾的行為。君不見大選槍擊案與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扁家洗錢風暴就是法治不完善的結果，如果臺灣檢察院能像美國的聯邦法院一樣獨立司法，這樣的案子恐怕能消亡在萌芽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