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值此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認真回顧總結鄧小平當年啟動我國改革開放這一歷史偉業的深層次原因，對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意義。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啟動改革開放這一震驚世界歷史偉業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一：盡快擺脫我國當時的貧困落后狀態

20世紀70年代末，正是我國剛剛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鄧小平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面對這種現實狀況，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解放與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呢？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改革，正如鄧小平所說：“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國家也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這種情況，迫使我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進行改革。”“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還指出：我國“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二：盡快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科技的進步和國際經濟聯系的擴大，從生產力和市場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資本主義在20世紀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中期出現了“黃金時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率年均２.３％，而從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間，年均增長率則上升到５．３％，比過去增長一倍多。由于戰后幾十年的和平發展，形成了一個新的國際經濟關系格局。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戰后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一個嚴峻挑戰，面對國際競爭的不斷加劇，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能不斷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從而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能力，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三：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段話清楚地告訴我們，改革與革命都是解放生產力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方法。任何一種社會制度要想發展，就必須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在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不斷改革生產關系，改革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也不例外，因為社會主義依然存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既相適應又不完全適應的矛盾，所以社會主義依然存在解放生產力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改革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所以鄧小平同志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改革開放是解放生產力的基本方式和方法。

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主要應體現在生產力更好更快的發展上。鄧小平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也好，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歸根結底，就是要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強調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很重要的一條就“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生產力的根本途徑就是改革，不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不變革現行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環節和方面，所謂發展生產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話。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徑。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四：有效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的運動，決定著社會性質的變化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方向。無論是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都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如果它們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障礙，那就必然要發生調整和變革。不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就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樣，生產關系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而超越歷史階段，同樣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兩種情況都要通過調整和改革來解決。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形成、鞏固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由于中國特殊國情的決定，我國的社會制度和體制機制還有許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鄧小平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與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社會經濟基礎是相適應的，但是“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這些具體做法是為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確立的具體制度、體制和政策。與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對這些舊體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會主義根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國的問題不在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夠高，而在于沒有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不同層次找到相應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果不對舊體制進行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教育科技文化體制改革，這樣才能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五：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在鄧小平看來，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１９８５年３月，鄧小平在與日本二階堂進談話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為什么說改革也是革命呢？因為改革“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方式,”從而必然引起我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變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把改革稱之為繼推翻三座大山之后“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認為，改革作為第二次革命，它與第一次革命在對象、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這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不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改變體現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具體形式，使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為此，鄧小平稱改革“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等，以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六：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它有一個從不完善走向完善的過程，而實現這個過程的唯一途徑就是改革。社會主義社會是在改革中不斷前進的社會。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改革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種完善和發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它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推動，通過開放不斷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來加以發展。鄧小平指出：“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我國的改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進行的，其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即通過改革具體制度，逐步完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改革開放是促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最有效途徑。

實行對外開放，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開放與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就是改革，是對傳統自我封閉體制的改革。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就必須適應對外開放的新趨勢。實行對外開放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必須遵循的一條普遍規律。社會主義是開放的制度，它必須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實行對外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條件，也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體制和新機制的必然要求。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七：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和道路

根據本國國情，選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是鄧小平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一大貢獻。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照搬照抄“蘇聯模式”曾經給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嚴重后果，我國在這方面也并不例外。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由于我們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蘇聯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在所有制方面，實行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經濟形式；在政治制度方面，實行蘇維埃的組織形式，搞一黨制；在計劃管理方面，采取一整套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和管理方法。有人對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作過這樣的概括：計劃上大包大攬，流通中統購統銷，財政上統收統支，財貿上統進統出，整個國民經濟統得比較死。雖然上述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曾起過重大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二戰的結束和歷史條件的發展變化，這種模式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暴露出來，比如高度集中的體制導致了官僚主義的滋長、工作效率的低下；由于偏重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導致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于過分強調行政指令，忽視經濟規律，導致經濟效益差等等。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是需要認真學習和借鑒的，但是，我們必須立足于本國國情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面對時代發展的歷史潮流，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時代要求和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體制。鄧小平指出：改革就“是對體制的革命，”“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等新體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建設和發展模式上體現中國特色。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八：克服封建弊端和“左”的觀念影響

社會主義中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在各方面都難免帶有舊社會的弊病，如在一定歷史階段存在的個人崇拜、個人集權、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一言堂、家長制、等級制等等都是封建主義殘余的反映，這些弊病是妨礙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因素，必須通過改革加以清除。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干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還指出：“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清除封建主義的余毒要比徹底摧毀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更為艱難，改造小生產的意識形態要比改造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的經濟成分更為長期和艱巨。正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意識殘余和小生產的傳統觀念，以及國家機構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等等，所以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蝕和破壞，從而造成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某些方面不能充分適合經濟基礎的要求，以至嚴重地束縛生產力發展。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通過改革來完成。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曾經發生過長時間的“左”的錯誤，這種“左”的錯誤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進行了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政策。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對于長期形成的“左”的錯誤，僅僅從思想上認識到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制度上、政策上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樣：“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徹底糾正“左”的錯誤還必須通過改革來實現。只有通過改革，把正確的認識、方針和政策制度化，使它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制度上、政策上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對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九：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全面發展進步

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的社會。從改革開放一開始，我們黨就將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聯系在一起，既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又強調發展民主法制；既強調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又強調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我國的改革是全面的、系統化的改革，而不是局部的、小范圍的改革，鄧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是全面改革，一是因為舊體制的弊端在各個領域都存在，必須經過改革來消除這些弊端；二是改革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而我們的奮斗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種建設的全面性就要求改革也必須與之配套進行。改革與開放是密不可分的，與改革相適應，我國的對外開放也是面向一切國家的大開放。改革開放是推進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和進步的重要舉措。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十：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鄧小平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實行對外開放也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手段，鄧小平指出：“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正是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才使我們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進而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改革開放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比較落后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體制改革，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通過對外開放，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為生產力的發展開拓出廣闊空間。改革開放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旺盛的生命力。

改革開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通過改革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我們實現了一系列重要的體制機制創新，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遇空前挫折暫時處于低潮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堅定沉穩、開拓奮進，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旺盛的活力。實踐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和執行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使改革開放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也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實惠。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當家作主權利得到保證，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得到滿足。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與時俱進、勇于變革、積極進取、開拓創新、講求實效等成為社會思想意識的主流，迸發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二篇：論對外開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首要問題是發展。發展生產力也就成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時代主題變化的需要。但是如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趕時代前進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開放。

改革和開放是緊密相連的。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實行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其最重要的依據，就是鄧小平關于“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兩個重要觀點。

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是對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是生產社會化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是對中國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自守。而且實行對外開放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吸取人類文明成果，建設優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需要。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物質基礎薄弱，建設資金匱乏。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必須籌集充足的資金，包括國內的資金和國外的資金。再則實行對外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我國同世界各國廣泛建立起貿易合作關系，逐步發揮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國際資源和國內資源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最后，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體系，社會主義是開放的制度，它必須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對外開放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條件。

第三篇：淺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

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照搬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江澤民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到20世紀末，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2007年，胡錦濤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要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經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艱苦探索，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見雛形。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推動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高速發展，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四篇：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討論

歷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討論

既然要講對歷史的看法，那就得從最基本的講起，歷史或簡稱史，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歷史可提供今人理解過去，作為未來行事的參考依據，與倫理、哲學和藝術同屬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歷史的第二個含義，即對過去事件的記錄和研究，又稱為“歷史學”，或簡稱“史學”。同時從 廣義上，“歷史”可以指過去發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類社會發生聯系。在哲學上，這種含義下的歷史稱為歷史本體，例如宇宙歷史、地球歷史、鳥類歷史等等。而狹義的歷史則必須以文字記錄為基礎，即文字出現之后的歷史才算歷史，在此之前的歷史被稱為史前史。與人類社會相關的歷史，又可以稱為人類史或社會史，而脫離人類社會的過去事件稱為自然史。一般來說，歷史學僅僅研究前者，即社會史。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詞“歷史”，學者們的表述是“歷史不僅是一種存在，而且是對存在的一種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種呈現在史料關系中的虛擬性存在。歷史是一種呈現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現為某種史料之間的依存關系。歷史是一種被建構起來的可能性存在。反正就是說歷史是人類思想的一種建構，內在地關聯著一系列不同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它是一種呈現在思想關系中的建構性存在”等。這是學者們對歷史深層次的挖掘，而我們這里所謂的“歷史”（先撇開流行語或調侃的寓意來講和學者們所說的從主觀思想上來看待歷史，而是從莊嚴和史實上講。）是一種事實存在并發生過的史實。

我們常常可以在人們口中聽到“歷史”這個詞，或許是因為歷史是人類創造的緣故。中華上下五千多年的歷史是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從適應自然到征服自然的歷史。伴隨人類活動的蔓延，歷史的足跡在平面上遍布各地，在空間上遍布各個時間段。從社會的更替上看，不管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或是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它們都有自己的歷史。從朝代的更替上看，它們在歷史的關系也是繁多、錯綜復雜。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不同的時間段會發生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歷史史實在同一個時間上卻可能同時發生。從這一點上看就可以證明歷史史實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上看，也可以說是歷史具有不確定性）。那么既然歷史有其不確定性，為什么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表述“這是歷史的必然性”。這不是很奇怪嘛！既然有不確定性那何以說歷史有必然性。

我們歷史課本上這樣寫道：“歷史的發展是必然的：封土建國的封建制必然被帝國制度取代；專制的帝國制度通行兩千多年后，最終又被共和制取代。中國古代的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國近現代史上毛澤東開辟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世界歷史中美國林肯廢除奴隸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他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其所作所為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符合時代需求和人民愿望，有利于社會的進步。相反，有些歷史人物逆歷史潮流而動，企圖開歷史倒車，結果只能身敗名裂，被歷史潮流所淹沒。例如王莽改制、袁世凱和張勛復辟帝制、德意日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汪精衛叛國投敵建立偽國民政府等等，皆與歷史大趨勢背道而馳，最終只能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就以上就我個人來看，我們所說的“歷史必然性”都是建立在相對性的“歷史失敗史實”和“歷史成功史實”上，頗有一種“事后諸葛亮”的感覺。因為不管是“成功的歷史史實”還是“失敗的歷史史實”都已經成為一種無法改變的事實，同時它們也是一種無從考證的事實（因為單從史料、口傳等方面考證是沒有絕對的權威性）。因此在這些史實中再加上一個”其成功或失敗具有歷史必然性”，這也是無從考證的。但是這樣有意義嗎？我們能說這就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嗎？

再者我們從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件看，我國近期的經濟問題，如通脹、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我們知道歷史發展過程是長期的大事件，就如同通脹、加息以及經濟波動是期限問題的小事件，但兩者都是尚未發生的未來事件，如果以歷史必然性的思維去認知尚未發生的未來事件，不管歷史性的大事件還是經濟上的小事件，都會帶來相同的行為結果：那就是讓我們放棄選擇。對于歷史來講，既然未來的社會形態是可以預言的完美世界，那么自由的選擇就變得毫無意義。既然通脹和加息是可以確定的必然事件，那么經濟政策就沒有適時調整的可能，對股市的預測和投資也就成為一件必須事前確定、無法在中途修改的事情。歷史發展過程和經濟問題都是極其復雜的問題，什么是未來的最終結果？歷史必然性和歷史非必然性或歷史選擇，什么才是對歷史和經濟的正確認知方式？新聞上說現時政策層的抉擇，采用的也正是波普爾對歷史進步的主張：以不斷適時變化（因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從經濟上講）不斷糾錯改進的政策調控保證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而在這糾結、復雜的關系中，分析者如何預知未來的確定結果？這種理論預測固然十分重要，但并不可靠。未來并不必然蘊含在過去和現在之中。歷史本身，只是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發生。我想這應該不存在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吧。

任何人都不可能對社會歷史做出預言（過去是這樣、現在也這是這樣），因為歷史不是鐵軌上的列車，它沒有預定的軌道。從過去到現在社會總是在不斷的變化形成了歷史的產物（歷史史實），而未來由這些歷史史實共同創造。總而言之。我對歷史的看法的一點改變是：歷史沒有必然性，一切歷史史實是由眾多的不確定性因素相互影響的產物，未來還是不確定的。2012年世界末日說很自然的就被否定了。

第五篇：淺談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淺談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培養學生歷史學科核心素養

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可以理解為歷史中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歷史的必然性，類似于根本原因，是特定歷史時期造成的,是問題的癥結,也就是因果關系.往往導致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

歷史的偶然性，類似與直接原因，是矛盾激化的一個點,使矛盾激化,造成事件升級,最終導致事件的發生。

我們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例。

背景：英國想要通過貿易來打開中國的經濟市場，結果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社會本質，對外需求不是很強烈。相反，英國卻大量從中國進口茶葉，生絲，瓷器等，使得最終英國在與中國的經濟貿易中，中國始終處于出超地位。而為了扭轉貿易差，英國向中國開始輸送鴉片，從中國掠奪走了金銀和生產資料。

必然性（根本原因）英國需要打開中國的經濟市場，作為它新的殖民地，便于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材料，增強英國自身的經濟實力，所以英國要保證自己的世界地位，必然要維護鴉片貿易。而鴉片卻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白銀外流，政治腐敗，軍隊戰斗力削弱等等，所以中國要變強，必然要徹底清除鴉片。雙方都無法讓步，所以鴉片戰爭是一場無可避免，且一定會發生的戰爭，只是在何時發生而已。

偶然性（直接原因）林則徐的虎門銷煙，是直接推動這場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而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另一個欽察大臣或者另一種處理辦法，結果可能不會爆發戰爭，雙方繼續積累矛盾，而不爆發。而虎門銷煙對于中國來說禁煙斗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中國一定會維持這個勝利，來激奮人心。對于英國來說，想要繼續保持世界霸主地位，一定要看好中國這個巨大的海外市場，所以英國必然會維持鴉片在中國的貿易。所以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讓中國主動走到了世界面前，也給英國提供了一個侵略中國的借口。鴉片戰爭就在這個偶然性事件中爆發了。

根本原因往往是持續了很長時間,是一個量的不斷積累的過程。

直接原因是瞬間發生的,是質的變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