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社會救濟主張

中國古代社會救濟主張

[文章概述]中國的社會福利救濟思想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的年代，我簡略地考察了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到民國孫中山時期的相關資料，得出中國古代社會救濟思想大致分為三類，第一是單純的思想家提出一些關于之國安民的社會救濟主張，它旨在告訴當權者應該做什么，怎樣做才是對的，怎樣做是錯的；第二類是當權者切實實施的一些社會救濟的辦法，；第三類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眾的角度提出我們作為百姓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救濟，我們希望你統治者怎樣做我們才覺得最舒服。本文把社會救濟的思想從廣義和狹義上，從正面和側面上進行一些闡述，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一些簡單的總結。

第一、理論淵源

（一）社會大同論

產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國的烏托邦思想。實行公有制是大同社會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則主張社會民主，選賢任能；經濟上主張社會財富歸全體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實現社會統籌，各得其所。在生產方面則是人人盡力去勞動，所有的社會成員均有保障。東晉時期《抱樸子》：無階級、無君臣、無壓迫社會；陶淵明《桃花源記》：大家共同勞動，安居樂業的世外桃園；宋康與之《昨夢錄》：描述了一個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洪秀全《愿道醒世訓》：創立“太平天國”。康有為1902年《大同書》：描繪了一個極樂世界，以仁愛之心作為大同社會理想的基石，同時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設想中涉及養老院、教育與醫療福利以及社會公益事業的經費來源，包含了豐富的社會保障的理念。

孫中山是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思想的又一繼承者，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民生主義：“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家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主張興辦功利教育事業、保障完全就業，實行全面公費醫療，并設立公共養老院，收養老人，供給豐美，俾之愉快，而終其天年。

當然這樣的論調只能說是給社會福利或者說社會救濟所要達到的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這個目標描繪一幅難以實現的彩圖。

（二）社會互助論

社會互助論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強調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可以付諸實踐的一種社會保障思想。

墨子：“兼愛交利”，“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兼愛下篇》。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慕”。

《太平經》：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當包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強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漢，于吉。

宋張載主張“救災恤患，敦本抑末”，同時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濟貧。社會互助論是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互助則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之一，同時也成為現代社會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三）倉儲后備論

倉儲后備論是一種主張建立谷物積蓄以備災荒并濟貧民的社會思想。《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悍水溢，民無菜色。” 天有四缺，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集聚，何以備之。——《逸周書?文傳篇》

倉儲即在豐年之時把百姓手中的余糧收集起來就地建立倉庫儲存，荒年再行開倉賑濟，即“惟以本鄉所出，積于本鄉，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則村村有儲，緩急有賴，周濟無窮矣”。倉儲后備的目的在于救災，避免災荒之年百姓無法生存而鋌而走險，維護社會穩定。是依靠國家力量來儲糧備慌，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利的一種社會保障（福利）思想。

中國歷代都設立了不少常平倉、義倉、惠民倉等；唐朝時的倉儲制度更為完備與系統。種類有：正倉、轉運倉、太倉、常平倉、軍倉、義倉、神倉以及諸衛、東宮、諸司之倉。實施倉儲制度，必然要重視農業。因此，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立國，“農本主義”思想一直占上風。漢武帝時置常平倉以備荒年；漢宣帝時設常平倉——《漢書。食貨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罷廢，明帝重復其制，其后至魏齊梁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開皇五年，義倉創設。義倉屬于地方性濟貧救災設施。常平倉由朝廷興辦。倉儲制度到宋代更為多元，除常平倉外，另有惠民倉作為輔助，又設廣惠倉以賑災濟貧之用。原為地方賑災的義倉到唐宋之后變質為縣倉、郡倉。宋太祖令“諸州所屬縣各置義倉以備兇歉，是本取有余而補不足的原則”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倉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該社，自治經營，以賑災民。明清常平倉與社倉仍是救荒與濟貧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則例》載有貸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貧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貧不能耕種，速命州縣開常平倉或社倉，出谷貸之，俾耕種有資，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貧乏者，亦貸焉，及秋視其收成之豐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還；七分者免息征還；六分者本年征還其半，來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緩征，以待來秋之熟。”清代除常平倉、社倉外，義倉仍然流行。《大清會典》曰：各就市鎮，鄉建廒，春頒秋斂，取贏散滯，獎善酬勞，悉依社倉條規。義倉在清代又稱監倉，因倉谷皆由官府捐募而來，初亦官營，到嘉慶后始廢官營改為民營，但仍有官府監督。因此，義倉具有半官營的性質。社倉則悉有民間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經營形式，以免社長、社副從中漁利。除此之外，清代臺灣尚有為原著民而設的 番社倉，始于雍正四年，為借給窮番本口糧而設，其制為“春借秋還，用不收息。”

（四）社會救濟論

所謂賑濟說，就是主張用實物和貨幣救濟遭受災害或生活極端困難無以生存的社會成員，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種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學說之一。官方的慈善事業除倉廒制度外，主要工作還有濟貧、養老與慈幼。官方的慈善機構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館”與“孤獨園”。唐宋“悲田養病坊”，原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華嚴探玄記》“福田有五種，恩田、敬田、德田、悲田與苦田。福田者，猶如農夫播種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將受諸報于后”。

第二、從廣義和狹義，正面和側面來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救助主張

（一）正面和狹義的社會救助主張。

中國古代的社會救助，從正面和狹義來看，就是實實在在對于需要救濟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規定重點救助對象，鰥寡孤獨者。

孔子提出“濟眾助人，安老懷少”。

孟子提出“民為貴，要使百姓接收統治，先從救濟老幼、鰥寡孤獨開始。

《周禮》中提出備荒賑災思想，災前實行糧食儲備制，災后有12項具體的賑災措施，然后就是體恤賑窮，特色在于對老幼及鰥寡孤獨，廢疾者的關懷，國家救助鰥寡孤獨有特定的經費來源，再次就是無息貸款，貸粟，借錢。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糶救荒論，從而避免谷價波動，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錢：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老人死，政府供給棺橡。平時勸導老人家里的子弟，要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設掌幼一職負責慈幼工作。設掌孤一職負責恤孤工作，掌孤還要經常問候孤兒的生活情況。所謂“養疾”即國家設掌養疾一官職，專門負責聾、盲等不能自理的殘疾人的生活，為殘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謂“合獨”即國家設掌媒官職，使鰥寡者再婚，給予天宅，幫助建立家室，三年內不承擔國役。所謂“問疾”即國家設掌病一官，對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給予問候，對于病危者，國君還要親往探問。所謂：“通窮”即國家設立通窮一官，及時發現無家可歸、衣食無著者，以便救濟。所謂“振困”即在災荒年頭，百姓生計維艱，病、死者極多，國家要減輕刑罰，赦免罪犯，開倉賑災。所謂“接絕”即士民為國戰死，國君給其相識之故人以資財，為其立祠堂，以示紀念。也提出了其獨特的“徠民策”，把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與其“徠民策”結合起來，在中國歷史是較早地提出采用社會福利政策招來并穩住來投人口。

韓非的反社會福利論，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從“性惡論”、“自為論”出發，提出了“反濟貧論”、“貧富分化合理論”等主張，反對國家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賑災備荒論。

到了漢初，又有一批新的社會福利救濟思想浮出水面。漢朝初年，封建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恢復社會經濟發展，在“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懷少、恤鰥慰寡的社會福利政策，對漢初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漢初的社會救濟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為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狀況而采取的宏觀社會救濟措施；另一類則是針對百姓個體的社會救濟措施。招撫流亡，令戰爭期間流亡在外的人口各歸原籍，恢復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這便著名的“復故爵田宅令”。尊老，漢代的尊老，除了社會救濟作用外，還具有政治文化意義。恤鰥寡孤獨，漢代一般通過賜物或派遣官吏慰問兩種形式恤慰鰥寡孤獨者。

漢初的賑災與優撫。賑濟在災荒發生后，政府動用國家儲備的糧食、庫銀、物品等，幫助災民維持生計。放貸指政府貸給災民種子、糧食、牲畜、農具等生活和生產用品，以幫助災民維持生產和生計。徙流民，指政府將因災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組織地遷往某地就食，以減緩災區的壓力。還做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軍隊復員安置工作，其具體舉措對后世封建王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賈誼、晁錯、董仲舒提出積粟備荒思想，耿壽昌創立的常平倉制度，“谷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其價而糶”。他將平糶思想具體化為一種政策和制度，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賑荒手段，是對先秦平糶思想的制度化總結，其影響不可低估。貧者養生論，對“大貧”者予以救濟，以利養民，使“貧者足以養生”。

到了隋唐宋元時期，李世民恤鰥寡孤獨。建社倉，在鄉村普遍設立義倉，儲備糧食，以備饑荒。

張載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賑災救濟論，主張設“社倉”來解決饑民的糧食問題。足賑說。社倉論，社倉米則多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歸還。以工代賑，“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董氏在中國救荒思想史上的貢獻，主要是總結了宋以前歷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訓，同時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張把常平、義倉設在鄉村，使鄉村農民得以受惠。其次，發賑不及時，為使賑米能及時運到鄉村，他建議賑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糧價中，作為運費。

到了明清時期，朱元璋救荒賑災。為對發生災荒地域的百姓及時進行救濟，朱元璋經常敦促地方官要據實報災，以便根據災情火速進行賑濟。朱元璋對官吏在救荒賑災過程中的拖延和隱匿等行為，毫不姑息、嚴加懲辦。朱元璋竟命令戶部，今后各地如果發生饑荒，可以采取“先斬后奏”的辦法，先發糧賑濟，然后、再上報。從歷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傳統觀念，實屬難能可貴。設立“養濟院”以收養孤貧殘疾者。

2、救濟流民，主張通過推選巖濟和優惠政策，使流民返鄉安居，反對采取強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認為大災之后必有大疫，應先派名醫，深入民間，發入藥物，為災民診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養恤的辦法，避免災民餓斃于道。第三，采用“興工助賑”的辦法，使災民盡快脫離災荒。第四，林希元還強調災后放貸的重要性，認為這是災民生產自救，使農家經濟走向復蘇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濟主張。勤求民瘼。康熙幾乎年年出巡，視察南方、西北和東北，在巡視過程中，他經常與百姓直接接觸，直接體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視賑災事務。他還多次親自指揮抗災賑饑，康熙年間，形成了嚴格的報災制度，規定災害發生后，各級地方官必須據實逐級上報，作為災情的原始依據。受災，再于一個月的時間里查核災情的詳細情況，報災有期限要求，逾期不報或遲報，都要受到降職或罰俸的處分。

到了近代，龔自珍提出了“農宗論”，試圖以宗法家族關系來解決社會上嚴重的流民問題，實現所謂“宗族社會福利保障”。從宗法家族關系角度入手，構想了“宗族社會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無相恤，患難相救”，主張饑荒地與豐收地相互周濟這是中國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預想的。

鄭觀應提出賑荒救災論注重救荒宣傳。號召人們節省奢靡消費，慷慨解囊，參加賑荒救災。認為查驗災情是賑災至關重要的環節，而作為災情的核驗者，查賑官員必須做到廉潔自律，嚴禁徇私舞弊。收恤災區婦女。他主張采取加厚賑糧，代為收贖等辦法，收恤遣還災區婦女，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康有為的社會救助思想，移民墾荒。權工警惰。恤鰥寡孤獨.（二）從廣義和側面上講

古代的社會救濟主張主要可以概括為：薄賦稅，輕徭役，給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賦斂”、“富民”、“惠民”等極具影響的社會福利救濟主張，薄賦斂 不要誤農時，不要過度勞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會教化論。孔子非常重視社會教化的作用。包括幫助社會成員解決物質方面的困難，又包括了滿足社會成員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內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為核心的統一天下，謀求安定幸福的濟世之方。制民恒產。.所謂“制民恒產”，是建議統治者給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國家把給予每一農戶的“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作為一種制度規定下來。規定了社會基本保障線。主張國家的賦稅、徭役必須有一個明確制度，不得任意對百姓侵奪。對普通百姓施行“薄稅”政策，以減輕農民負擔。

《周禮》提出免服徭役。對于老者、疾者這些已經喪失勞動能力者，準予免服徭役。管子試圖發揮封建國家政權的作用，來調解貧富，奪富予貧；提出了生產者保有產品的最低比率問題，提出了當時農民的最低生活線；提出百姓生活的“貧窮線”問題，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為封建國家控制“貧富分化“之度，制定相應的賦稅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老子提出“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思想，為無為，事無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無為論運用于人類社會，提倡無為政治。當然，所謂“無為”，并不是無所作為，無所事事，而是以順乎自然的態度來處理世事，不強為。總結起來就是與民休養生息。

漢初的賑災與優撫。放貸指政府貸給災民種子、糧食、牲畜、農具等生活和生產用品，以幫助災民維持生產和生計。徙流民，指政府將因災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組織地遷往某地就食，以減緩災區的壓力。還做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軍隊復員安置工作，其具體舉措對后世封建王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常平倉制度用來平抑物價，在后世也是產生深遠影響，為后人所模仿，從側面有助于社會的救濟。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數量，滿足那些缺地農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張的思想價值在于，它把貧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權利的保障，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達到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達到的認識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張。認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財”，不可強取多得。重視農業生產，給農民以土地，尤其要愛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勞動時間，是統治者必須使百姓有生產的時間。濫用民力，巧取豪奪，必然導致民窮國亂的悲劇。要想富民、愛民，必須從“省役”、“愛日”開始。王符把“愛日”作為封建國家的治亂標準，要求統治階級減輕對勞動人民的力役剝削，“與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進步性，體現了他關心人民饑荒和發展經濟的進步思想。同時，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勞動時間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他在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項獨創。

當然，一些當時的異端思想在社會救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鮑敬言斷言君主是現實社會災難的根源。提出貧苦百姓要實現“養生喪死”、“安老懷少”的社會理想，就必須建立一個“無君無臣”的社會。他對統治階級對百姓的“賑災”活動也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這些金銀、粟米本來就是從百姓身上搜刮而來的。他已朦朧地意識到，在君主專制的剝削制度的條件下，勞動人民不可能擺脫貧困，享受真正的社會福利。

阮籍構想出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無君無臣，萬物自理自定的社會。

明開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歸耕。承認以被農民耕墾或即將開墾的土地都歸農民所有。減免賦稅。

王艮蔑視宋明道學推崇的“圣人之道”，認為圣人之學就是“百姓日用之學”，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觀點提出了統治階級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對加強封建社會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和生活活動，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

李贄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說”和“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所說的“童心”，實際上就是“人欲”，認為私利是人的基本懺悔，是人們從事一切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原動力，這就肯定了個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的觀點，直接向封建正統的理學宣戰，在明季思想史上書定了光輝的一頁。

顧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類的一種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舉了以上眾多人的，無非說明一點，中國古代的社會救濟思想，從廣義或者側面上講，這些想法或者做法對救濟是有實質意義上的幫助的。

第三、中國古代社會救濟最主要的實施步驟

（一）統治階級上層德政

在眾多的歷代思想家們的設想和福利救濟思想下，統治者本著維護統治的動機和壓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強調一點，科層制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中國歷來都是把這個制度發揮得有點變態。所以中國的福利救助主張或措施都是從上到下實施開來，當然也有特殊情況，這里我們不多強調。那么，德政無疑是統治階級實施社會救濟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說就是施恩與民，無論是正面的直接給予物質上的救濟還是從政策上與民修養生息，薄賦稅，輕徭役，給土地，都是通過德政，也就是統治階級實施下來，差不多這樣的指令只傳達到縣一級政府。然而具體的福利救濟要落實到真正的個人身上，還得靠我們接下來將要闡述的宗法社會福利的方式.（二）福利社會的渠道——宗法

現代社會是以行政手段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向社會推行具體社會福利措施，為了有效地福利資源的分配，又設立專門機構來提供有效服務。于是，一系列的社會福利機構因而誕生。在中國古代社會里，福利資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國宗法社會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從西周建立以來，一直綿延至今。作為一種基層組織，它在中國古代社會保障體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遠古以來中國人一直存在著對天的敬畏，這種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萬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稱“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這里以天地為萬物之“父母 ”，強調一種源出于親情的關系，這種關系尤其是對人而言，因為人為“萬物之靈”，是天地中最為尊貴的。這種以天為人父母的天人觀，到殷周時期進一步發展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級關系。周公建制時，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級的人倫關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說的宗法制：周天子作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百世不變；庶子受封為大夫或諸侯，相對于周王而為小宗，在其封內又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為卿大夫，相對于諸侯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為大宗。如此逐層遞推，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以周天子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系統。雖然西周血緣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縣制取代，但宗法意識卻深深根植于中華大地，中國民間的基層組織，仍隨處可見聚族而居的鄉民。他們以男性血緣關系為主，基本上一個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擁有共同的祖先。

對宗族成員的“紀理”和“會聚”，是宗族最主要的兩種內部職能，后者即宗族對族人的救濟及其規則。宗族救濟與一般社會性的慈善事業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對救濟對象的物質性賑濟，而前者除物質性賑濟以外，再進一步包括諸如“可以為師則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標雅操則推遵之，以為一家式”[6]，從而形成了“通融周濟，各盡其長，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濟方式。此外，宗族救濟的目的不是所謂“普渡眾生”，而是通過對同姓同宗之間財產上的貧富差距進行調節，來維護一個特殊血緣團體的穩定。宗族的“紀理”職能主要是達到聯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內部的制度及其管理為途徑。自北宋以來，民間的宗族制度日漸完善，有家訓、鄉約等條規，又有自成體系的族規、族譜及祭祖儀節等約束族人。宗族也依靠鄉里組織的支持來保證及加強其威信。所以，宗族成為鄉里政權在經濟、思想、政治、組織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關的福利措施最終也依靠宗族組織有效的貫徹下去。

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實施的直接網絡，在封建社會福利與保障體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個社會的福利網絡是以宏大的宗族為基礎，宗族如一個大家庭管理著人們日常的行為，也起著強大的經濟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縣級，基層的組織是宗族。政府的救濟活動通過宗族很便利的實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災害來臨時，宗族內部協同抗災，這是個體力量所難以達致的。同時，宗族自身為貧苦無依者施行救濟。第三，族田族產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還用于文化教育與福利事業。第四，彼此間的守望相助以親情維系，為社會福利體系提供了第一道網絡。自近及遠地擴散社會保障系統。家是個體生命最終與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國傳統社會中，國是擴大的家，家是縮小的國，這種國家觀奠定了傳統福利思想的基調，同時也規范了傳統社會福利實施的渠道。

第四、歷代思想家對于社會救濟主張的思想貢獻

儒家思想中的社會福利主張最為豐富。孔子“重禮”與“貴仁”。“重禮”、“貴仁”兩個方面構成了孔子社會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論前提和研討問題的出發點。孔子的“禮”論中所包含的“反對殘酷的剝削壓榨。“有道”社會的福利觀、“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社會教化論。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為核心，人性善說與重民論。孟子社會福利思想的總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說”和頗具民本主義色彩的“仁政”學說的基礎之上。從“民貴君輕”的基本命題出發，孟子提出君主必須“愛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殘民”、“罔民”，進一步展開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愛”、“交相利”，主張“愛民”、“利民”

老子的社會福利思想天道均平、為無為，事無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為心，指出統治者在制定政策時，要以順民心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誡統治者要實行使民安樂的政策，“以恤民為本”。其“愛日說”要求封建統治者對百姓施行“德政”，采取“愛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會的模式，并大談“養生論”，要求統治者節制貪欲，減輕剝削，使貧者、弱者、廢疾者能夠全生。

李覯從“禮論”到“生民論”，“禮”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禮”的基礎。但對“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禮”。

李覯通過獨有新見的“禮論”，為其社會福利思想主張的提出，提供理論依據。其獨具特色的“禮論”為基礎，系統闡述了“富國富民”理論。

作為“異端“思想家，鄧牧則認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壓迫者，根本不可能給人民帶來社會福利。王艮蔑視宋明道學推崇的“圣人之道”，認為圣人之學就是“百姓日用之學”，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觀點提出了統治階級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對加強封建社會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李贄“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對“自然人性”的熱烈肯定。其主要觀點有“童心說”和“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認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境界。

顧炎武“親民論”“自私之心”是人類的一種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其二，“夫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國之道”的高度上，“富國”的核心內容是“富民”，如果民貧，即便是國家府庫中財富堆積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貧國”。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論等等。

第五、總結及個人看法

我們大概可以對這些思想做一個簡單的分類：第一類是說封建統治者們，你們該干嘛！我們希望你干嘛，你怎樣做事對的！怎樣做事錯的！第二類是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希望得到什么！我們希望你統治者怎樣做我們才覺得最舒服！然后第三類就是具體的措施，一些亡羊補牢的辦法。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觀念上有一個很大很明顯的差異，那就是中國人總是會堅持一種原則，什么原則呢？就是“這東西是經過我付出代價得到的，那么我一定會最大限度不擇手段地守住現有的東西，而不論他是否順民心，順天意。”在西方社會則不然，如果說在現代以前西方國家政權跟中國一樣，那么我只能說，現在中國的政權是如此的死腦筋，轉不過彎。這就是中國人的特性，當然我也包括在內，即使我在這里把當權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體無完膚，覺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為當權者，我也會跟他們一樣為了維護統治做著天理難容的事情，這就是中國人，這就是我們，從古至今一直沒有變過。我們張楊著民主的口號做著專制的事情，以前是一個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變了，內容卻沒有變。那么談到中國古代的社會救濟主張，我淺淺地摸索了一下從先秦到民國孫中山為止的歷史，我想，把救濟定義為維護自己統治是最恰當的，所有的主張措施都圍繞這個來進行。

最后，真正考察下來，在古代的救濟主張之中，我們如果醫學的三級預防作為比喻的話，那么屬于“未雨綢繆”和“曲突徙薪”的思想占絕大多數，而屬于“亡羊補牢”的占很少一部分。通俗的說就是說的多，做的少，因為說話的人都不是辦事的人，辦事的主體是封建統治階級，他才不會太在乎你問人墨客說些什么，一切為了統治，才是最初的出發點，最終的目的和王道！

第二篇：淺析中國古代社會管理

淺談中國古代社會管理

一個事物的發展史，總是在一定的社會大背景下形成，中國古代管理也不例外。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古代的社會管理上的思想、特征，是由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系列基本特征決定的。

一、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特征

大致看來，中國古代社會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特點：其一，農業經濟為主導；其二，政治組織發達，較早形成了系統的社會等級秩序；其三，國家政權在強制和主宰社會秩序的同時，非常注重思想改造；其四，強調政教分離，嚴禁宗教干政。中國社會是較早地超越了宗教的社會，社會團體不會屈從于神界，世界觀也主要不是通過崇拜儀式來維系；其五，以“家長制”為基礎的家族管理制度成為了基層社會自治的基礎。此外，從公共道德的層面來考察，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較為缺乏公共精神，這也是一個重要特征。

二、管理與社會管理

管理是隨著人類和人類社會的誕生而產生的,它最初只限于生產、軍事等方面,后來由于國家的出現,管理才逐漸發展起來。一般來說,所謂管理就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有意識地利用這種社會關系或創設新的社會關系以實現對人和物加以調控、配置、組織和規范的一種活動。

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指導、規范、監督和糾正社會失靈的過程。

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籌管理；在狹義上僅指在特定條件下，由權力部門授權對不能劃歸已有經濟、政治和文化部門管理的公共事務進行的專門管理。

三、我國古代社會管理思想

(一)我國古代各時期的社會管理思想

1、先秦時期的社會管理思想

在這一時期，社會管理與行政是融為一體的，只有將管理寓于行政之中，才能實現統治者的統治目標。因此，行政管理是社會管理最主要的實踐形式。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面，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時期社會管理思想的集中體現。道家倡導“無為而治”的自然管理觀，其核心管理理念圍繞“道”展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萬物的本源，是永恒存在的，是社會管理的根本。只有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管理思想，社會才能長治久安。儒家主張“為政以德”、“以和為貴”，“仁政”是其治國方略的核心，“天下歸仁”是其管理的最高目標。在社會管理實踐的過程中，只有采用“克己復禮”的方法，才能實現“和而不同、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反對禮治，認為只有以法為本，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統治目的；同時，他們提出了“因時變法”，主張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管理，社會管理不是一成不變的，是隨著世道的變化而變化的。墨家則提出了“兼愛”、“非攻”的管理思想，強調要實現政治管理的最高境界，就必須統一思想，保證上下“相通”。

2、秦至唐朝的社會管理思想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以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為目標的行政管理思想日臻完善，統治者進行社會管理也是為實現大一統服務的。這一時期社會管理思想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秦漢時期、三國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秦始皇實現大一統之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度集中的封建專制政權。為了適應政治集權的需要，秦朝對社會領域實行嚴格的集權管理，“書同文、車同軌”便是這一管理思想的具體體現。漢承秦制，西漢初年，統治者主張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社會管理方式來推動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的全面發展；漢武帝時期，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針，社會管理再次向集權管理方向發展。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后的第一個長久分裂期。這一時期，戰爭頻繁，社會混亂。因此，在社會管理領域強調“禮法相濟”、審時度勢，主張根據不同的社會環境進行不同的社會管理，以爭取早日再次實現大一統，保持社會的穩定發展。

隋唐時期，經濟的繁榮為社會管理的不斷創新提供了相應的物質基礎。這一時期，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和興盛。隋文帝吸取前人教訓，主張進行廉政建設，并對法律、軍事、政治等多項管理制度進行改革。到了盛唐，社會領域“依法管理”的思想開始盛行，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整個中國社會進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

3、宋至前清的社會管理思想

宋明理學的興起，至南宋朱熹達到頂峰，形成了以“理”為最高范疇的社會管理思想體系。“存天理，滅人欲”主張通過去除人的私欲、明理見性來解決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元朝推行的行省制度不僅是我國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區域劃分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時也對我國社會管理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使得以郡縣為基礎的地方社會管理向以行省為基礎的地方社會管理轉變，開啟了中國地方社會管理的新篇章。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康乾盛世”迫使我國首次面臨人口膨脹的危機。洪亮吉提出的天地調劑之法，主張以“移種民以居之”的方法來緩和人口大量增長和社會生產資料不足之間的矛盾。

（二）我國古代社會管理思想中的主要思想 通過梳理從先秦到前清中國古代社會管理思想，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但以先秦時期的社會管理思想主張為主要代表。主要思想可概括為：其一，宗教、神學控制論；其二，道德約束觀；其三，禮樂治國體系；其四，無為而治的主張；其五，法家的社會控制思想； 先秦之后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雖然也有人提出了社會管理的一些具體新舉措，但是在大的社會治理和控制方式的主張上，并沒有變化，歷朝歷代社會治理的具體思想雖有差異，但基本上都是在上述五種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儒家的倫理規范和法家的法律治理并行，成為了主導的社會治理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別重視社會穩定，并且為了保持社會穩定特別強調社會秩序，而法家、道家、墨家乃至中國的佛家，也都非常重視社會秩序，追求既定秩序下的社會穩定則是中國歷代社會思想的特點所在。

四、中國古代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和經驗

中國社會的歷史，總體上看具有很強的宏觀連續性：人口規模超越歷史；保持中央權威的統一；管理眾多的人只能依靠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機構必須由受過訓練的精英組成，地方當局在農村代表著國家o[在連續數千年的不間斷統治中，中國累積了自己獨特的社會管理成就和經驗。

其一，統一的社會信念和中央政權的統一與強大，是整個社會安定的前提和關鍵。自秦建立統一的中央王權以來，大一統的理念深入人心，“王權至上、國家統一、一統天下”等理念，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中國歷史上，在中央王權被削弱的時候，整個社會通常也會陷入動蕩，甚至是軍閥割據。社會安危與中央的政治清明和統治力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整個國家的安危系于王權，這是中國社會治理的一個顯著特征。

其二，注重社會秩序與社會控制，而非自由與權利。這點與近代西方注重個人自由和權利保護的特 點有很大不同。表現在：(1)維護等級秩序。(2)注重維護社會整體利益。(3)強調道德教化。

其三，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相結合，共同治理社會。在中國古代社會，國家對社會控制的范圍實際十份有限。中央政權主要局限于意識形態宣傳、平亂、維持國防、為支撐自身的稅收、選擇繼位者、新建公共工程。但是，缺乏鼓勵經濟發展、應對社會變革、提供基本福利，也缺乏對教育和現代政府建立的有效組織。在基層社會，國家既注重通過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與國家政權的緊密結合起來實現對鄉村的控制，同時又注重利用鄉村精英來治理鄉村社會。風俗、習慣、鄉紳和地方的德高望重者、宗族組織、基層社會的精英等，在村落經濟、禮儀活動等地方常治理中，也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四，綜合為治，國家法與民間法等大小傳統共同成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規范。(1)與其他多數國家的古代社會一樣，在傳統中國，風俗、宗教、迷信、習慣、武力、道德、法律等多元方式共同規范著社會行為。(2)當然，國家統治社會的手段，概括起來不外乎是道德、宗教和法律三種手段，禮、德、刑，構成了國家統治社會的主要規范，并在長達數千年的過程中，共同發揮著凝聚社會的積極作用。(3)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國家法在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的甚至是主導作用，但是，由于中國傳統的法律主要目的是社會控制，而不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雖然法律制度在社會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較為突出，但是，應對大規模社會危機的基本法律制度則十分匱乏。(4)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雖然被有的學者視為一個無“法”的社會，但是無國家之“法”，并不等于社會沒有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一個人口流動陛很小的社會，是一個“禮治”社會，是一個主要依靠社會成員自我規范約束和主動服從秩序的社會。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的行為主要靠傳統的禮管束著。

此外，被統治者合理借鑒的宗教中的勸善、因果報應等思想，在社會控制中，有時也會發揮積極的作用。

五、中國古代社會管理的歷史反思

1、中國古代社會管理的歷史教訓

一種社會秩序的建立，離不開四個基本要素：信奉和遵從共同的規范和價值；社會結構穩定；社會關系協調；無序與社會沖突得到控制。縱觀中國古代的歷朝歷代，中國的王朝興衰成敗呈現出了一定的周期律。

其中，導致社會衰敗、失控的共性表征和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以及政治黑暗、暴政、吏治腐敗、自然災難、邊疆地區的地方暴動，社會危機引發的社會動蕩，以及意識形態消沉等，多是導致政權統治滅亡的主因。其二，因社會矛盾和沖突而引發的農民起義，往往會導致政權滅亡。其三，對重大災荒事件的應對不力，是很多統治政權滅亡的直接導火索。中國古代的社會管理問題，總體上沒有被有效納入統治者的視野，國家的治理，主要是對政府機關自身的管理。其四，人治而非法治的國家和社會治理模式，是歷代封建王朝統治難以持久的重要原因。

2、中國古代社會管理的歷史反思 2、1從國家“管理”的角度看中國古代社會管理

學者謝耐和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社會政治實際上在不斷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和社會需求。謝耐和還認為，人人類歷史上在所有的其他民族中都找不到比中國社會更為公正和更人道的社會了。國家對外敵的抵御、對人民生存權的承認與保護、吏治的治理、災荒的應對等等，是中國歷代統治者必須要直面的問題。

(1)雖然學界可能會有一些較為積極的評價，但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古代的社會治理，總體上是在人治之下的治理，而非一種法治化的社會治理模式。(2)天命與正當性，是中國歷史上社會變革時代各種力量獲取統治合法性的關鍵。(3)暴力化的革命性思維，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2、2從社會內在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古代社會管理

有學者從社會內在發展的角度，對中國古代社會變革特征所做的另一種包括：(1)“從歷史的長時段來考察，中國傳統社會的變革始終與商品經濟的大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2)社會變革以“民”的演變為基礎和主線。(3)中國社會在變革之際，往往會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混亂(舊制度消亡與新制度建立)，甚至是戰爭，4)社會變革是整體變化而非局部變化。從生產力、經濟結構、生產關系、階級關系、政治制度到思想觀念、社會意識和價值觀，往往會同時發生轉變。且每一次變革，都伴隨著儒家思想的發展和復興。2、3全球化下的中國社會管理

近代以來，隨著工業革命時代的到來，國家間的相互影響日益密切。而隨著政治變革中全球性因素影響的加大、國際和地區管理機構乃至國際非政府組織等機構的推動；信息技術交流的普及；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人類社會也進入了一個“全球化時代”，進人了一個“整體關聯和相互依存”的時代。在全球化的時代，很多事情超越了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聯系并改變著人們的認識。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將日益需要與國際經濟和世界政治的整體進行連接。這一變化也使得人們對于世界的認識，從民族國家不斷轉向全球舞臺，與全球的發展與變化聯系在一起，并且越來越多地在民族國家以外，尋找自我認同的源泉。當然，這一定義意義上也削弱了人們對于民族國家作為認同源泉的意義。跨越國家和種族的經濟互動、技術轉移和帝國擴張、影響各文明之間互動的自然環境變化、移民浪潮、疾病傳播、觀念和信仰的演變總序總序等全球性的表現，都表明現代社會的發展日益復雜與多元。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社會管理，雖然主要應當專注于國內治理與內政建設，但毫無疑問，抱持全球化的視野，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國際局勢和勢力的變化進行關注，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篇：古代社會讀后感

《古代社會》讀后感 [原]

2006-09-18 23:02:06|分類：|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古代社會》是近代社會以來對于原始人類社會研究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一部巨著。恩格斯曾盛贊它為“一本象達爾文學說對于生物學那樣具有決定意義的書”。○1著者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是美國一位杰出的社會學家，《古代社會》一書是其親自深入訪問印第安人居留地，觀察他們生活，探詢他們風俗習慣，采集各種材料完成。書中詳細闡述了他對人類原始社會發展規律所提出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對社會學、歷史學均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亦為人類文化發展研究打開了一種新的視野。

《古代社會》全書共分為四編，每一編內各自分有章節。第一編題為《各種發明和發現所體現的智力發展》，它由三章組成，總的概述了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認為人類的進步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的，將文化的發展按其設想，劃分為七個階段：低級蒙昧社會、中級蒙昧社會、高級蒙昧社會、低級野蠻社會、中級野蠻社會、高級野蠻社會、文明社會，每一階段各有其特征。認為人類在征服地球的過程中，通過五種相承的生存技術：天然食物的獲取，魚類食物的獲取，淀粉食物的獲取，肉類和乳類食物的獲取，通過田野農業獲得無窮食物最終控制了生活資料，并取得智力發展的永久支持。回顧人類發展道路，作者認為愈是落后階段，其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就愈大，而與之相應的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愈長。

第二編題為《政治觀念的發展》，共十五章。分別以易洛魁人、加諾萬尼亞族系諸部落、阿茲特克人、希臘人、羅馬人、以及人類的其他一些部落為例，說明了人類在蒙昧階段的后期和整個野蠻階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族、胞族、部落組成，并形成了氏族——部落——聯盟一種由低級至高級的發展方式，這些基本的古代社會的有機體的組成部分彼此間存在著相互聯系，其內部成員亦有著各自相應的權利、特權和義務，而這些，恰是人類思想中政治觀念形成、發展的基本。

第三編題為《家族觀念的發展》，此編共六章，論述了古代社會中存在的五種順序相承的家族形態：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權制家族、專偶制家族各自的產生、構成及特點，記錄了人類家族婚姻形態的發展過程，以及其如何由蒙昧走向文明。第四編題為《財產觀念的發展》，共二章。其通過描述人類對財產占有欲從無到有，以及蒙昧社會到高級野蠻社會中三種繼承法（在本氏族成員中分配財產——在同宗親屬中分配——子女獨享繼承權）的發展過程，論證了人類財產觀念的發展，說明了人類從蒙昧走向

文明的歷程。

對于《古代社會》一書的理論觀點，大約在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對其的借鑒，已廣為史學界所吸收、利用。對于其是否符合中國真實的歷史情況姑且不論，是否有史料相證也可不論，摩爾根通過長期田野調查為我們所提供的現實材料以及總結得出的相關理論仍具有相當分量的可靠性與說服力。

若以今天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活狀態與《古代社會》中所描述的印第安部落狀況相對應，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在貴州省黔東南州從江縣的岜沙苗寨的苗人，約2000人，分別在月亮山附近的五個寨子里，主要從事稻作，輔之以狩獵。岜沙人有著自己特有的社會組織方式，即是“鼓”，一個“鼓”便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基層單位，而岜沙村寨就是由“鼓”這個基層單位所組成，其中“寨老”是“鼓”中的自然領袖，有幾個德高望重的又熟知祖先規矩的老人組成，寨老們按照祖先留下的“議榔”方式討論并制定村寨中各種規章制度，即“榔約”。參照《古代社會》中“氏族就是一個由共同祖先傳下來的血親所組成的團體”○2（P62），“鼓”實際上就是一個氏族，而岜沙則是由“鼓”所組成的氏族聚落，并有著相應的功能屬性。盡管其地域有限，人口有限，力量薄弱，資源貧乏，但無論從領袖選舉，不成文的“議榔”立約，均可看出它仍不失為一種完備的社會組織形式。由于岜沙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與外界文明社會接觸甚少，故而在生產、生活方式上與摩爾根調查的印第安部落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二者均處在一種社會緩慢發展的時期。此外摩梭族的“走婚”，四川省木里縣俄亞地區的“安達”婚○3等，均可與《古代社會》中提及的伙婚制，偶婚制等家族形態相對應。但是也存在一些特例，如貴州從江縣的山谷溝壑中有一個叫占里的侗寨，與一般村寨相比，其特殊之處在于對人口的控制。在占里，青年男女社交十分自由，但在成婚之日，新娘不能留宿夫家，三天后回到娘家，此后三至五年內均在娘家居住，只有農忙時節，或是重大事情需要媳婦出面時，女方才回到夫家，此種“不落夫家”的婚姻家庭形態很難從《古代社會》摩爾根所提出的五種家族形態找到一致的對應。而其產生的結果，就是使得占里人多早婚但不致早孕，據統計，其婦女的生育年齡多在22歲以上，且一對夫婦通常只生1～2個孩子，占里人對于人口膨脹所帶來的后果早有認識，“崽多無田種，女多無銀兩”，“一窩樹上一窩雀，多了一窩就挨餓”，并立下寨規：一對夫婦有50擔稻田可養2個孩子，30擔稻田只可養一個孩子。占里人一直謹遵寨規，將占里人口控制在適度范圍內。1970年統計，占里全村人口729人，至1999年，占里人口為726人，總戶數未見增長。盡管占里仍保持著男耕女織的古老生活方式，未見有現代生活的絲毫浸染，但其在人口問題上的認識、措施，卻遠遠走在人類文明社會之前，與之相應的，占里的刑事案件發生率為零，生態環境也保持得相當良好，也許摩爾根所界定的現代文明在某些領域并無法囊括方方面面。

從研究角度來講，《古代社會》更應是一部社會學、人類學著作，但在某種程度上，其對歷史研究視野的擴展亦有著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摩爾根在論及部落的擴散時，曾提到“任何一個地方，如果能逐漸發展到人口過量從而移民運動的發源地，那就必然在生活資料方面特別富裕。”○4（P107）從黃河、長江流域的古代文明發源似乎恰可印證這一點，其亦可作為移民史研究的一個論點。實際上，《古代社會》的相當多理論觀點，無論是否合適，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早已得到廣泛的貫徹與應用。

第四篇：《古代社會》讀書筆記

《古代社會》讀書筆記

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自從問世以來，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影響。《古代社會》以細致及全景式的描寫展現了一幅古代社會的宏大畫卷，觸及到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進程中的很多重大課題，重建了原始社會史，對婚姻家庭和親屬制度的研究尤為翔實、深刻，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見，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視，馬克思曾作了詳細的讀書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 也引用了摩爾根的研究成果。

本書的第一編是《各種發明和發現所體現的智力發展》，作者認為：“發明、發現是互相建立在累進的關系之中的，各種制度則是立于展開的關系之中的”，并且指出：“政府的一切形式都可以歸納于兩個一般行的方案之內??第一個方案是一個人為基礎，是純粹一人的關系為基礎的東西，組織單位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民族。第二個方案是一領土及財產為基礎的，可以區別的一種國家。”（第6頁）作者在后來的論述中也是延續著這種思想來論證人類文明的進程的，從第一方案過渡到第二方案是一個巨大的飛躍，人類社會也從低級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摩爾根把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七個階段，即野蠻低級狀態、野蠻中級狀態、野蠻高級狀態、開化低級狀態、開化中級狀態、開化高級狀態和文明狀態。從而體現出人類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體現出作者的進化論觀點。在《生存的技術》一章中，摩爾根提出了人類食物的五種類型：在有限的住地上以果實草根為為食物的自然生活；魚類生活（最早的人工食物）；借栽培而來的淀粉性食物生活；肉類及乳食的生活；由農業而發生的無限制的食物之生活。同樣的這也體現出作者的進化論觀點。

不過摩爾根對于人類制度的看法卻有些唯心主義的成分，他說：“人類的主要制度說從極少數的原始思想萌芽發展而來的證據積累的一部分；并證明人類制度的發展途徑與方法是預定了的，同時又證明這些途徑與方法的歧異是被人類心靈的自然邏輯及能力的必然的界限所限制于狹窄的范圍以內的。”（16頁）——人類制度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結果，并且各地的制度也不盡相同，因而決不是預定的。

摩爾根把家族分為五種形態：血緣家族、群婚家族、對偶家族、父權家族、單偶家族。展現了人類家族的變化發展的進程。

在談到古代文明的主要貢獻時，摩爾根認為：“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開始的最適切的標準，倘若沒有文字上的記錄，歷史與文明，都不能適當的說已經存在。”（30頁）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飛躍，也是走向真正文明的開始。摩爾根接著又說：“在人類的各支中，雅利安族及閃族是最早脫離開化狀態的；他們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們與不同種族的混合。由于他們食物的優越性或是由于獲得了地利，也可能是由于這些原因的總合的結果，這兩族實際是文明的建立者。”（35頁）這一段文字雖然不多，卻很重要，為作者在后來論述古代希臘、古代羅馬較早地過渡到第二方案，進入文明社會建立國家，而美洲、大洋洲的土著居民卻還處在古老的部落社會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亞歐大陸種族眾多，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便于人類的生存發展，種族融合頻繁，容易促進社會進步。美洲大陸相對孤立，物產相對貧乏，生存條件不如亞歐大陸，人口數量較少，而且比較分散，種族融合機會較少，社會發展緩慢，大洋州更是如此。種族融合、地理環境因素，這對現在仍然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美國的快速發展和它本身的地理因素和移民國家有莫大關系。

在《人類發展進度的比例》一章中，摩爾根認為人類社會是呈幾何級數的，人類發展的進度是越來越快的。

在第二編《政府觀念的發展》中，摩爾根主要論述了美洲易洛魁部落社會及古代希臘、羅馬社會。作者采用了進化論的觀點來論述古代社會發展的歷程，認為氏族社會曾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為了說明他的觀點，用了很多的實例。澳大利亞卡米拉洛依部落實行婚姻級別制，還不是成熟的氏族社會，因而其氏族還是很幼稚的。作者對氏族組織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摩爾根給氏族這樣進行定義：“一個氏族組織，就是依有共同的祖先，以氏族名稱相區分，以血緣關系相結合爾成的一個血緣組織。”（62頁）并認為女性本位是原始的法則。

摩爾根以氏族為基礎比較了美洲土著、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府方案。美洲土著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胞族；第三部落；第四部落聯盟。古代希臘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胞族；第三部落；第四民族。古代羅馬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古利亞（胞族）；第三部落；第四民族。

摩爾根認為：氏族制的出現基于三個主要的概念，即親屬的紐帶，純粹的女性本位世系以及氏族內婚的禁止。他還詳細列舉了氏族成員的權利、特權及義務：

（1）選舉世襲酋長及普通酋長的權利。

（2）罷免世襲酋長及普通酋長的權利。

（3）遵守在氏族內禁止婚姻的義務。

（4）已故氏族成員的遺產繼承制相互權利。

（5）援助、防衛及復仇之了相互的義務。

（6）對氏族成員命名的權利。

（7）收養外人為氏族成員的權利。

（8）宗教儀式、審問。

（9）共同墓地。

（10）氏族會議。（69－79頁）

這些功能于職權，對于氏族組織予以活力和個性，并且保障了氏族成員的個人權利。

而胞族是比氏族高一級的組織，“胞族是屬于同一部落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氏族，為了

某種共同的目的所結合而成的一種有機的聯合或組織。”（86頁）易洛魁部落的胞族有八個氏族，分成兩個胞族，即第一胞族和第二胞族。易洛魁部落中的胞族，一部分是為了社會的目的，一部分是為了宗教的目的，如球類競技、謀殺案、葬禮等等事務。胞族對于所屬氏族的世襲酋長即普通酋長的選舉有直接關系，享有否定和肯定的投票權。

部落是操同一方言的氏族所構成，部落的特征如下：

（1）具有一部落領土即部落名稱。

（2）操一方獨有的方言。

（3）授予有氏族所選出的世襲酋長即普通酋長職權的權利。

（4）罷免世襲酋長即普通酋長的權利。

（5）具有一種宗教上的信仰及崇拜。

（6）包含一酋長會議的一個最高政府。

（7）在某種情形中部落得設置一領袖酋長。（109頁）

部落聯盟是在平等的基礎上，部落之間的聯合，地方自治、各部落依然獨立。部落聯盟有兩個重要的組織，一是世襲酋長大會，二是軍務總指揮官。

通過這些分析，摩爾根認為美洲土著沒有真正建立過君主制的國家，很多人把墨西哥的阿茲忒克聯盟當作一個君主制國家，實際上是一個誤解。美洲土著的最高

社會組織是部落聯盟。

在論述古代希臘社會的發展歷程時，摩爾根認為君主制和氏族制是決不相容的。英雄時代的雅典民族是軍事民主政治，是一氏族為基礎的，它有三個組織，即酋長會議、阿哥拉或人民大會、巴塞勒斯或軍務總指揮官。這時的雅典仍然處于第一方案之中。當雅典人在領土與財產的基礎上建立其新的體制時，其政府是一種純粹的民主政體。

希臘政治社會的建立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為了突破氏族組織，希臘的杰出人物不斷地進行改革，瑟秀斯曾把人分為名族、農民、工匠三類。索倫立法把人分為四個階級，即第一階級可擔任高級職位，第二階級服騎兵役，第三階級服步兵役，第四階級服輕裝步兵役，第四階級無任公職，不需要納稅，在人民大會中是成員，具有投票權。克來斯瑟尼斯的立法及政治社會的建立時期，阿提喀分為100個德姆或市區，并登記財產，市區內之人享有地方自治權，選舉市長等。十個德姆為一地方部落，類似后來的郡。這次改革最終使希臘社會進入到第二方案。

為什么易洛魁人沒有形成民族而希臘人形成了民族呢？摩爾根認為是希臘的各種宗教儀式成為希臘人的全民的公共活動。希臘部落的巴塞勒斯掌握宗教上的職能，也充當司法首腦。氏族通過宗教儀式，不斷促進氏族團體間的結合，使希臘人逐步成為希臘民族。羅馬民族的形成也與此相似。摩爾根的解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夸大了宗教儀式的作用，因而很難令人徹底信服。

羅馬政治社會的建立與希臘有些相似，但最終形成使使一個半貴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混合政府，原因是羅馬人具有很強的軍事精神，尚武成風，擅長于軍事形式來組織和管理事物。此外，摩爾根還忽視了希臘和羅馬不同的文明形式。希臘在早期城市繁榮，商業發達，航海便利，希臘人喜歡冒險，勇于探索，心態開放而包容，屬于海洋文明，在進行商業交往中需要貫徹平等貿易的契約式原則，從而使這種平等觀念深入到政治社會。羅馬在早期更善于陸地上的戰爭和掠奪，商業文明不及古代希臘，大陸文明特色顯著，民主平等觀念不強烈。

氏族制的解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氏族組織雖然具有民主的形式，但缺乏開放性和進一步的創新性。外來移民的融入，城市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發展，私有財產的大量涌現及私有觀念的發展都對氏族組織起著解體作用。

通過摩爾根的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氏族在古代社會進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氏族制奠定了人類社會的初步民主制度，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卻越來越不適應，最終陷于解體。摩爾根對古代希臘社會似乎很欣賞，似乎有美國民主制的影子，作者借此來證明古代世界曾普遍地存在著以氏族組織為基礎的原始民主社會。現代民主制是在古代原始民主制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酋長會議或元老院相當于現在的參議院，人民大會相當于現在的眾議院，這兩者相當于現在的立法機構，領袖酋長或軍務總指揮官相當于現在的總統，羅馬的大法官和近代的法官都是從古代的市政長官演變發展而來的。但摩爾根似乎夸大了氏族組織的作用和影響，近代的歐美民主制度是否脫胎于古代社會以氏族組織為基礎的原始民主制還很值得商榷。摩爾根在《人類其他部落中的氏族》一章中，從現實的依據出發，來尋找氏族組織古老的痕跡，但他的推論有時也也不免望文生義，如他對“中國百姓”的解釋是不正確的。

摩爾根在第三編《家族概念的發展》中闡述了家族制的變化發展，在這里，作者不是通過直接的證據來論述，而是通過親屬制的分析來進行研究，如通過親屬稱謂進行間接的推理論證。

摩爾根在第四編《財產觀念的發展》中，作者討論了財產在幾個文化階段中的發展，有關所有權和繼承權的法則，以及財產對古代社會的影響。

總體而言，摩爾根在結構全書時，總喜歡以現存的部落社會來論證其他地區的人們在早期也是如此，即美洲土著、大洋州土著的今天時我們文明社會昨天的古代文明，這種論證方式提供了一種構建原始古代社會的方式，但總有欠缺之處。我們

第五篇：第六屆中國貿易救濟范文

第六屆中國貿易救濟 與產業安全研究獎征文啟事

為了推動應對貿易摩擦和維護產業安全工作領域重點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并為應對貿易摩擦和維護產業安全工作建言獻策，“中國貿易救濟與產業安全研究獎”征文活動已經成功舉辦了五屆，受到了全社會的大力支持和廣泛關注。第六屆征文活動將緊密結合后危機時代背景下的國際經貿和產業安全的復雜形勢，從貿易、產業、法律相融合的角度共同研究和探討我國貿易救濟和產業安全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

一、征文主題

1.貿易救濟、貿易摩擦與產業安全 2.知識產權與產業競爭力提升

3.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發展 4.技術性貿易壁壘策略選擇 5.跨國并購與反壟斷 6.全球化與區域貿易 7.新貿易保護主義

8.低碳經濟與產業發展、產業安全

二、征文要求

1．觀點明確，內容翔實，行文規范。2.作品正文以3000～8000字為宜，在提交論文正文的同時，須提交獨立的論文摘要和作者簡介；考慮到客觀、公正評比的需要，論文正文和論文摘要中均不得署名。同時提供第一作者簽署的作者聲明一份。

3.征文投稿截止日期為2010年8月30日，以稿件的郵戳日期為準。

4.征文稿件須郵寄至北京百萬莊大街22號情報研究所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編輯部征文辦公室（郵編：100037），并將電子版發送到cacs_dc@mofcom.gov.cn。文字稿和電子版都需在主題中注明“征文”字樣。

5.請自留底稿，文稿將不再退還。

三、征文評獎事宜

1.本次活動組委會將組織國內知名專家進行評選； 2.評選將采取匿名形式，以確保評選的客觀、公正； 3.組委會將對獲獎論文頒發證書和獎金。其中特等獎1名，獎金5000元；一等獎2名，獎金各3000元；二等獎7名，獎金各2000元；三等獎10名，獎金各1000元；優秀獎15名，各獎勵《中國貿易救濟》全年期刊（400元）。此外，設征文活動組織獎3名，獎金各1000元。

4.獲獎證書將加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印章。

四、征文活動組織機構 第六屆征文活動組委會由商務部領導、相關司局領導和專家共同組成，并聘請經貿、產業、法律等方面的知名專家組成征文評審委員會。征文具體事宜由產業損害調查局主辦，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承辦，《國際商報》、新浪財經頻道協辦。征文組委會辦公室：

1.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 聯系人：劉憲民 謝 瑩 電 話：010-65198162、65198180 傳 真：010-65198075 2.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 聯系人：羅文利 于 洋

電 話：010-88379889、68326279 傳 真：010-68326279

商務部辦公廳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一

“第六屆中國貿易救濟與產業研究獎有獎征文”

寫作規范

1.征文稿用A4紙打印，字體為宋體小四，行距1.5倍。2.征文稿第一頁左上角需注明征文所屬體例，如“征文—論文”。

3.論文書面順序：標題、作者姓名、作者單位、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作者簡介。

（1）主標題居中，一般不超過20個字，副標題前面加破折號，居中；作者姓名空一行，居中；作者單位居中，外加圓括號；摘要不超過500字；關鍵詞一般不超過5個。

（2）各級標題一律使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號。一級標題用1、2、3……，頂格；二級標題用1.1、1.2、1.3……，頂格，依此類推。

（3）作者簡介包括：姓名、性別、身份證號、年齡、最高學歷畢業院校、畢業日期、工作單位、職位、主要科技成果、詳細聯系方式（包括固定電話、手機、地址、郵政編碼及電子郵箱等）。

4．計量單位和符號、縮略詞使用國家標準和國際通用符號。確切數量和年月日均使用阿拉伯數字。外文字母注意區分大小寫。

5．圖、表按文章順序編排序，并要有標題。照片必須清晰。6．參考文獻必須為公開出版物，序號用阿拉伯數字。順序依次為：序號、作者姓名、文獻名稱、出版單位（或刊物名稱）、出版年、版本（年卷期）、頁號等。附件二

“第六屆中國貿易救濟與產業研究獎有獎征文”

作者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第六屆中國貿易救濟與產業研究獎有獎征文”征文組委會的征文稿件系獨立進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別加以標注引用的內容外，本文不包含任何其他個人或集體已經發表或撰寫的成果作品。

本人完全了解有關保障、使用本文的規定，同意“第六屆中國貿易救濟與產業研究獎有獎征文”征文組委會保留并向有關機構送交本文的復印件和電子版并同意將本文通過影印、縮印、掃描等方式進行保存、摘編或匯編及正式出版；同意本論文被編入有關數據庫進行檢索和查閱；同意文集編輯者對論文進行文字加工及必要的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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