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胡錦濤時代觀的中國主張

瞭望：胡錦濤時代觀的中國主張

http://www.tmdps.cn 2009年11月23日11:13 瞭望

《瞭望》文章：胡錦濤時代觀的中國主張

深刻認識世界、準確把握時代，由此提出符合人類文明發展大勢、反映時代進步要求、實現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內外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六十年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繼承發展我們黨關于時代問題的基本戰略思想，科學判斷時代條件的發展變化，創造性地提出了順應歷史潮流、應對時代問題、引領時代前進的關于時代問題的基本觀點

文/張曉彤

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繼承發展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時代問題的基本戰略思想，科學判斷時代條件的發展變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體現時代潮流、推動時代發展、引領時代前進的關于時代問題的基本看法。胡錦濤的時代觀集中體現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在時代問題上的重大理論創新，主要包括深刻變革論、和諧世界論、共同發展論、共擔責任論和積極參與論五個方面內容。

深刻變革論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革”，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

深刻認識時代條件，正確把握時代發展，對時代特征作出總體判斷和科學概括，是胡錦濤的時代觀回答的首要問題。胡錦濤認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革”，“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

當今國際關系、國際格局、國際秩序正處在新一輪調整變化之中。國際形勢繼續發生復雜深刻變化，一系列重大事件“帶來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演變十分深刻復雜”，“世界多極化前景更加明朗”。一方面，中印等發展中大國興起，發展中大國的群體性興起正在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重要趨勢；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綜合國力和核心競爭力領先的格局沒有改變，發達國家不僅竭力維護和擴大于他們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還千方百計圖謀取得更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在國際事務中仍處于重要地位。

科技成為推動時代進步的決定性因素。

以信息科學、生命科學為標志的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不僅給世界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推動，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等各領域產生廣泛影響，引起了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未來科學技術引發的重大創新將會推動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人們生活方式進一步發生深刻變革，必然對世界經濟、科技發展和國際綜合國力競爭帶來重大影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戰略高技術正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

政治上，一方面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國際關系民主化不斷推進；另一方面，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有新發展新表現，國際力量對比呈現北強南弱、西強東弱的基本態勢。經濟上，一方面，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新興產業、知識經濟方興未艾，世界生產力顯著提高；另一方面，全球化在當今的發展使全球性經濟發展失衡更加嚴重，發展中國家在激烈的國際經濟科技競爭中總體上處于不利地位，面臨著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占優勢的巨大壓力。文化上，一方面，不同文明互相認同感得到增強，國際文化合作日益拓展；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交鋒深刻復雜，西方國家加緊向全世界推銷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策動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安全上，一方面，和平與發展大局總體穩定，國際安全合作日趨加強；另一方面，局部沖突和戰爭不斷，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一些熱點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胡錦濤強調：新挑戰新威脅在增加，我們應該嚴肅地思考如何更好地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嚴肅地思考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

深刻變革論全面把握當今世界歷史性變革的脈動，科學判斷時代發展特征和趨勢，提出在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要正確把握人類發展方向這個現實大課題。

和諧世界論

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國際社會要“努力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在當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國積極謀求快速發展。和平、合作、發展匯成時代洪流，推動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進步。胡錦濤洞察這一歷史潮流，指出：“盡管地區動蕩不斷、局部沖突時有發展，但各國更加重視對話合作，更加重視談判解決爭端”；“盡管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國際關系民主化尚未實現，但對話交流、和睦相處已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流，各國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共識”；“盡管世界發展還很不平衡、貧窮和饑餓仍在不少國家肆虐，但國際社會已經制定了減少貧困、促進發展的目標，加強合作、共同發展日益成為各國的普遍選擇”。他的論斷是：“盡管當今世界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和沖突，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應更加重視和諧，強調和諧，促進和諧。”

胡錦濤認為，和平、發展、合作的歷史潮流為實現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和諧共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建設和諧世界具備了客觀現實可能性；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條件下，“努力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實現世界安全穩定繁榮的必由之路，“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2003年5月28日，胡錦濤訪問俄羅斯期間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指出：為著“實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國際社會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設和諧世界。這是胡錦濤第一次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的戰略主張。此后，胡錦濤在時代的理論和實踐中逐漸完善了這一重大戰略思想。

建設和諧世界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環保等各個方面。

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經濟上，要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要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建設和諧世界思想抓住和平、發展、合作時代這一歷史契機，以“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妥善應對各種矛盾和挑戰，為世界開太平，為各國創繁榮，推動人類社會更好地向前發展”為崇高使命，是對人類傳統和諧思想的重大繼承和弘揚，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國際戰略理論的劃時代發展。建設和諧世界思想是胡錦濤時代觀的核心內涵。

共同發展論

國與國之間“利益交融、休戚與共”，必須樹立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時代思維，“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鑒，更加注重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戰后以來，發展作為推動經濟增長、解決社會矛盾和難題的有效途徑和手段被擺在了各國政務國務的突出位置。然而，世界發展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世界發展之謎”亟待被揭開。胡錦濤從“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繁榮”這個要害和根本出發，主張各國超越傳統觀念，樹立與時代變革相適應的新的時代思維，其精義是“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鑒，更加注重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與共的局面”。

當今時代，更加廣泛的國際合作和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并存。各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對話廣泛展開，區域跨區域次區域的雙邊多邊合作進一步深化，多邊機制作用明顯上升。國際產業轉移繼續加快，跨國投資并購活動更加活躍，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全球生產體系不斷發展。“全球經濟已經成為一個有機互動的整體”。

牢固樹立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時代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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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應該通過互利合作來實現。”

經濟全球化飛速發展及其結果，使信息、觀念、人、資源、資本和產品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容量在全球范圍內流動起來；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著全球各個角落的人們和國家認識世界及其與世界相處的方式。著眼于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發展越來越呈現出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系統效應，胡錦濤指出“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上，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休戚與共”，“我們的正確選擇只能是推進合作共贏”。合作共贏要堅持以下基本原則：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要堅持把維護和發展共同利益作為合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各國比較優勢，努力拓展發展空間，促進共同發展；要互利互惠、取長補短，不斷擴大各方共同利益匯合點，創新合作方式，拓寬合作領域，豐富合作內容；要在合作中照顧彼此正當關切，努力實現互利共贏。

牢固樹立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時代思維。

胡錦濤主張“用更全面的觀點看待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以寬廣深邃的戰略眼光、以互利共贏的時代思維”審視和處理國家關系。國與國之間“應該客觀認識和正確對待對方的發展，相互視為合作雙贏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競爭的對手；相互支持對方和平發展”。要加強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對話，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對話形式、議題設定、對話成果等方面的發言權，建立平等、互利、共贏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發達國家要切實幫助和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從體制機制等基礎問題入手，改革和完善國際經濟、貿易、金融體制，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建設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建設公平有效的全球發展體系；要在減免債務、開放市場、轉讓技術等方面兌現承諾、付諸行動。發展中國家間要促進合作，不斷拓展經貿合作領域，促進合作方式多樣化，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提倡互尊互鑒，維護世界多樣性和發展模式多樣化。

胡錦濤認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必須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結合自身實際、結合時代條件變化不斷探索和完善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背景下，維護世界多樣性和發展模式多樣性對于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應當倡導開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觀，“尊重各自選擇的發展道路，相互交流發展經驗，彼此借鑒發展模式”。

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強勁發展吸引了世界眾多的目光。世界驚訝于這一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如此大規模人群在如此長的時期內保持如此高速、持續的增長”的中國經濟奇跡。與之相伴，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也不時泛起。胡錦濤深入思考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他說：在世界對中國發展越來越關注的同時，“中國也在思考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如何通過自身的發展，繼續為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共同繁榮作出貢獻。”中國的發展戰略選擇是：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胡錦濤指出：這個戰略選擇，立足中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贏戰略：中國致力于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以自己的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擴大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切；中國堅持按照通行的國際經貿規則，擴大市場準入，依法保護合作者權益；中國支持國際社會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改善民生，縮小南北差距；中國倡導和支持改革、完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堅持通過磋商協作妥善處理經貿摩擦。

共同發展論抓住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繁榮這個關鍵問題，揭示了人類社會走向開放和整體發展的趨勢，深刻闡明當今時代條件下各國實現發展繁榮的內在一致性。既維護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又大力提倡兼顧共同利益，為破解當今時代“發展之謎”指明了方向。

共擔責任論

國際社會應樹立共同責任意識，從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高度多方入手，統籌兼顧，“攜手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

冷戰結束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涌澎湃，人類交往的時空約束被徹底打破，地球村意識廣泛傳播。與此同時，人類社會也愈加深重地承受著全球化異化帶來的災害性后果。進入新世紀以來，金融危機、能源資源問題、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公共衛生、重大自然災害等各類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凸顯，嚴重影響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2008年4月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因全球經濟金融深度融合而迅速發展為自1929年以來全球經歷的最嚴重最具破壞力和影響的金融危機。2009年春墨西哥和美國又發生甲型H1N1流感疫情，并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大洲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造成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世界銀行發布報告預測，甲感疫情可能造成的全球GDP損失范圍在0.7%～4.8%。正是鑒于種種風險莫測，經濟全球化快速進程中的現代社會又被稱為“全球風險社會”。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胡錦濤主張，各國應該從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高度，用相互聯系的眼光看待和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樹立共同責任意識，多方入手，統籌兼顧，“攜手應對”。

解決全球性挑戰和威脅的出路在于國際社會加強合作。

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攸關各國國計民生，對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至關重要”，要努力維護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威脅的良好政治環境。各國應該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分歧和矛盾；要互利合作，建立健全多邊國際合作機制；合作要體現公正公平，統籌考慮各國發展階段、國情、能力；應該發揮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的作用。要重視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加強能力建設。要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貧困國家狀況，真誠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堅持“各方遵守責任共擔原則”。

胡錦濤認為，妥善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應對氣候變化，主張要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主渠道地位，相關國際合作應該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該正視自己的歷史責任和當前人均排放高的現實，嚴格履行《京都議定書》確定的減排目標，繼續承擔中期大幅量化減排義務；未批準議定書的發達國家也要作出可比性貢獻；發展中國家應該根據國情，在發達國家資金和轉讓技術的支持下，盡可能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努力適應氣候變化。建立有效的資金機制，發達國家應承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的責任；通過有效機制安排，促進環境和氣候友好型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推廣、普及、轉讓，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關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胡錦濤提出，主要發達經濟體應該承擔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實施有利于本國和世界經濟金融穩定和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積極穩定自身和國際金融市場，維護投資者利益，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同時，各國應該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落實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深化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復蘇。要強化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全球責任。

共同促進世界協調持續發展。

胡錦濤認為，全球性挑戰和威脅從根本上講是發展問題，要兼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加強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促進世界經濟協調持續發展。倡導包容性增長，推動平衡增長。強調：沒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威脅的努力“就是無本之木”。國際社會應該把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加以落實，使發展中國家形成自我發展、可持續發展和抗風險能力。要著眼長遠、統籌兼顧，妥善處理影響發展的突出問題，特別是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這些關系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和整體利益的全球性問題，不能顧此失彼。

發展中國家要共同努力承擔應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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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主張，應對全球性重大威脅和挑戰，發展中國家要發揮與其地位相適應的作用，“共同努力，承擔應盡責任”。胡錦濤強調，中國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始終積極參與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威脅的國際合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制定和公布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強力推進綠色增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高度重視保增長與調結構的有機結合，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毫不松懈地開展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同時，中國政府堅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主動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在已實施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刺激經濟計劃中，中國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定，平等對待國內外產品，為外國企業提供大量商機；2009年以來，中國還先后組織多個投資貿易促進團赴歐美，擴大對相關國家的進口和投資貿易合作，以實際行動表明中國承擔力所能及責任的鮮明立場，贏得廣泛贊譽。

共擔責任論從人類整體利益和共同命運出發，積極探索促進世界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新舉措，提出了一系列有效應對和化解全球性重大挑戰和威脅的正確原則和方法。特別是其中關于發展中國家要“承擔應盡責任”的思想，是正確把握當今時代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大的趨勢上提出的科學論斷。這一思想的提出及其實踐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全球責任意識的覺醒，有利于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使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朝著更加積極和合理的方向演進。

積極參與論

“當代中國的前途命運已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257306億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國的興起被稱為“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胡錦濤站在國際大局和國內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問題，思考和制定中國發展戰略，指出：我們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既堅定不移堅持獨立自主，又勇敢參與經濟全球化。

“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一是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5%以上，進出口總額占全球的比重上升為8%，是世界第三大進口國。至2008年底，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8500億美元，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貨市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2%。美國智庫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為“全球經濟創造了機遇”。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強調，中國的繁榮是各國發展的源泉。二是中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加入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300多個國際公約，參加了20多項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伊朗核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等重大熱點問題，妥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環境保護、能源安全、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問題，加強反恐合作。世界輿論認為，中國“向世界傳遞和平信息”，“世界需要中國”。胡錦濤指出：我國發展對世界的作用和影響不斷提高，國際環境發展變化對我國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也不斷增大。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牢牢把握的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總的看，“機遇大于挑戰”。

以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為標志，我國改革發展進入到關鍵階段。這個階段，簡單地說是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矛盾的凸顯期。胡錦濤全面分析我國發展呈現的階段性特征，深刻指出：在這個階段，我們面臨著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面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面臨著發展的新課題新矛盾，面臨著維護國內社會和諧穩定的新情況新問題，面臨著一些西方國家從各個領域加大的對我國的防范和遏制、外部環境的考驗更趨復雜和嚴峻，等等。同時我們也具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歷史潮流；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國際事務中處于主動有利地位；特別是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等重大國際活動，積極參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顯示了我國的綜合國力，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顯示了中國人民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綜合判斷國內外形勢，胡錦濤強調：機遇大于挑戰。機遇需要緊緊抓住，挑戰需要認真應對。

“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

胡錦濤認為，防范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問題，既是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問題，更是決定我國前途命運的一個政治問題。他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強調指出“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首先，任何時候都必須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持中國的事情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我國內部事務。同時，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開展交流合作，積極促進世界多極化、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樣性，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認真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堅持趨利避害，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

積極參與論正確把握改革發展關鍵階段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科學回答了中國加快發展與應對經濟全球化這一治國理政的重大現實實踐和理論問題。它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不動搖，認真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強調既高度珍惜并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斷提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不斷提高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始終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戰略思想。

胡錦濤的時代觀站在歷史和戰略的高度，深刻認識時代特征，敏銳把握時代發展，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引領時代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關鍵階段，既面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背景下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也面臨著全方位對外開放條件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嚴峻考驗。我們必須深入學習領會胡錦濤的時代觀，貫徹執行好黨的方針政策，切實把握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道路，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第二篇：中國古代社會救濟主張

中國古代社會救濟主張

[文章概述]中國的社會福利救濟思想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的年代，我簡略地考察了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到民國孫中山時期的相關資料，得出中國古代社會救濟思想大致分為三類，第一是單純的思想家提出一些關于之國安民的社會救濟主張，它旨在告訴當權者應該做什么，怎樣做才是對的，怎樣做是錯的；第二類是當權者切實實施的一些社會救濟的辦法，；第三類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眾的角度提出我們作為百姓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救濟，我們希望你統治者怎樣做我們才覺得最舒服。本文把社會救濟的思想從廣義和狹義上，從正面和側面上進行一些闡述，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一些簡單的總結。

第一、理論淵源

（一）社會大同論

產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國的烏托邦思想。實行公有制是大同社會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則主張社會民主，選賢任能；經濟上主張社會財富歸全體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實現社會統籌，各得其所。在生產方面則是人人盡力去勞動，所有的社會成員均有保障。東晉時期《抱樸子》：無階級、無君臣、無壓迫社會；陶淵明《桃花源記》：大家共同勞動，安居樂業的世外桃園；宋康與之《昨夢錄》：描述了一個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洪秀全《愿道醒世訓》：創立“太平天國”。康有為1902年《大同書》：描繪了一個極樂世界，以仁愛之心作為大同社會理想的基石，同時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設想中涉及養老院、教育與醫療福利以及社會公益事業的經費來源，包含了豐富的社會保障的理念。

孫中山是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思想的又一繼承者，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民生主義：“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家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主張興辦功利教育事業、保障完全就業，實行全面公費醫療，并設立公共養老院，收養老人，供給豐美，俾之愉快，而終其天年。

當然這樣的論調只能說是給社會福利或者說社會救濟所要達到的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這個目標描繪一幅難以實現的彩圖。

（二）社會互助論

社會互助論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強調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可以付諸實踐的一種社會保障思想。

墨子：“兼愛交利”，“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兼愛下篇》。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慕”。

《太平經》：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當包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強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漢，于吉。

宋張載主張“救災恤患，敦本抑末”，同時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濟貧。社會互助論是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互助則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之一，同時也成為現代社會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三）倉儲后備論

倉儲后備論是一種主張建立谷物積蓄以備災荒并濟貧民的社會思想。《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悍水溢，民無菜色。” 天有四缺，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集聚，何以備之。——《逸周書?文傳篇》

倉儲即在豐年之時把百姓手中的余糧收集起來就地建立倉庫儲存，荒年再行開倉賑濟，即“惟以本鄉所出，積于本鄉，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則村村有儲，緩急有賴，周濟無窮矣”。倉儲后備的目的在于救災，避免災荒之年百姓無法生存而鋌而走險，維護社會穩定。是依靠國家力量來儲糧備慌，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利的一種社會保障（福利）思想。

中國歷代都設立了不少常平倉、義倉、惠民倉等；唐朝時的倉儲制度更為完備與系統。種類有：正倉、轉運倉、太倉、常平倉、軍倉、義倉、神倉以及諸衛、東宮、諸司之倉。實施倉儲制度，必然要重視農業。因此，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立國，“農本主義”思想一直占上風。漢武帝時置常平倉以備荒年；漢宣帝時設常平倉——《漢書。食貨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罷廢，明帝重復其制，其后至魏齊梁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開皇五年，義倉創設。義倉屬于地方性濟貧救災設施。常平倉由朝廷興辦。倉儲制度到宋代更為多元，除常平倉外，另有惠民倉作為輔助，又設廣惠倉以賑災濟貧之用。原為地方賑災的義倉到唐宋之后變質為縣倉、郡倉。宋太祖令“諸州所屬縣各置義倉以備兇歉，是本取有余而補不足的原則”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倉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該社，自治經營，以賑災民。明清常平倉與社倉仍是救荒與濟貧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則例》載有貸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貧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貧不能耕種，速命州縣開常平倉或社倉，出谷貸之，俾耕種有資，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貧乏者，亦貸焉，及秋視其收成之豐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還；七分者免息征還；六分者本年征還其半，來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緩征，以待來秋之熟。”清代除常平倉、社倉外，義倉仍然流行。《大清會典》曰：各就市鎮，鄉建廒，春頒秋斂，取贏散滯，獎善酬勞，悉依社倉條規。義倉在清代又稱監倉，因倉谷皆由官府捐募而來，初亦官營，到嘉慶后始廢官營改為民營，但仍有官府監督。因此，義倉具有半官營的性質。社倉則悉有民間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經營形式，以免社長、社副從中漁利。除此之外，清代臺灣尚有為原著民而設的 番社倉，始于雍正四年，為借給窮番本口糧而設，其制為“春借秋還，用不收息。”

（四）社會救濟論

所謂賑濟說，就是主張用實物和貨幣救濟遭受災害或生活極端困難無以生存的社會成員，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種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學說之一。官方的慈善事業除倉廒制度外，主要工作還有濟貧、養老與慈幼。官方的慈善機構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館”與“孤獨園”。唐宋“悲田養病坊”，原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華嚴探玄記》“福田有五種，恩田、敬田、德田、悲田與苦田。福田者，猶如農夫播種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將受諸報于后”。

第二、從廣義和狹義，正面和側面來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救助主張

（一）正面和狹義的社會救助主張。

中國古代的社會救助，從正面和狹義來看，就是實實在在對于需要救濟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規定重點救助對象，鰥寡孤獨者。

孔子提出“濟眾助人，安老懷少”。

孟子提出“民為貴，要使百姓接收統治，先從救濟老幼、鰥寡孤獨開始。

《周禮》中提出備荒賑災思想，災前實行糧食儲備制，災后有12項具體的賑災措施，然后就是體恤賑窮，特色在于對老幼及鰥寡孤獨，廢疾者的關懷，國家救助鰥寡孤獨有特定的經費來源，再次就是無息貸款，貸粟，借錢。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糶救荒論，從而避免谷價波動，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錢：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老人死，政府供給棺橡。平時勸導老人家里的子弟，要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設掌幼一職負責慈幼工作。設掌孤一職負責恤孤工作，掌孤還要經常問候孤兒的生活情況。所謂“養疾”即國家設掌養疾一官職，專門負責聾、盲等不能自理的殘疾人的生活，為殘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謂“合獨”即國家設掌媒官職，使鰥寡者再婚，給予天宅，幫助建立家室，三年內不承擔國役。所謂“問疾”即國家設掌病一官，對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給予問候，對于病危者，國君還要親往探問。所謂：“通窮”即國家設立通窮一官，及時發現無家可歸、衣食無著者，以便救濟。所謂“振困”即在災荒年頭，百姓生計維艱，病、死者極多，國家要減輕刑罰，赦免罪犯，開倉賑災。所謂“接絕”即士民為國戰死，國君給其相識之故人以資財，為其立祠堂，以示紀念。也提出了其獨特的“徠民策”，把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與其“徠民策”結合起來，在中國歷史是較早地提出采用社會福利政策招來并穩住來投人口。

韓非的反社會福利論，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從“性惡論”、“自為論”出發，提出了“反濟貧論”、“貧富分化合理論”等主張，反對國家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賑災備荒論。

到了漢初，又有一批新的社會福利救濟思想浮出水面。漢朝初年，封建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恢復社會經濟發展，在“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懷少、恤鰥慰寡的社會福利政策，對漢初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漢初的社會救濟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為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狀況而采取的宏觀社會救濟措施；另一類則是針對百姓個體的社會救濟措施。招撫流亡，令戰爭期間流亡在外的人口各歸原籍，恢復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這便著名的“復故爵田宅令”。尊老，漢代的尊老，除了社會救濟作用外，還具有政治文化意義。恤鰥寡孤獨，漢代一般通過賜物或派遣官吏慰問兩種形式恤慰鰥寡孤獨者。

漢初的賑災與優撫。賑濟在災荒發生后，政府動用國家儲備的糧食、庫銀、物品等，幫助災民維持生計。放貸指政府貸給災民種子、糧食、牲畜、農具等生活和生產用品，以幫助災民維持生產和生計。徙流民，指政府將因災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組織地遷往某地就食，以減緩災區的壓力。還做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軍隊復員安置工作，其具體舉措對后世封建王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賈誼、晁錯、董仲舒提出積粟備荒思想，耿壽昌創立的常平倉制度，“谷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其價而糶”。他將平糶思想具體化為一種政策和制度，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賑荒手段，是對先秦平糶思想的制度化總結，其影響不可低估。貧者養生論，對“大貧”者予以救濟，以利養民，使“貧者足以養生”。

到了隋唐宋元時期，李世民恤鰥寡孤獨。建社倉，在鄉村普遍設立義倉，儲備糧食，以備饑荒。

張載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賑災救濟論，主張設“社倉”來解決饑民的糧食問題。足賑說。社倉論，社倉米則多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歸還。以工代賑，“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董氏在中國救荒思想史上的貢獻，主要是總結了宋以前歷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訓，同時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張把常平、義倉設在鄉村，使鄉村農民得以受惠。其次，發賑不及時，為使賑米能及時運到鄉村，他建議賑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糧價中，作為運費。

到了明清時期，朱元璋救荒賑災。為對發生災荒地域的百姓及時進行救濟，朱元璋經常敦促地方官要據實報災，以便根據災情火速進行賑濟。朱元璋對官吏在救荒賑災過程中的拖延和隱匿等行為，毫不姑息、嚴加懲辦。朱元璋竟命令戶部，今后各地如果發生饑荒，可以采取“先斬后奏”的辦法，先發糧賑濟，然后、再上報。從歷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傳統觀念，實屬難能可貴。設立“養濟院”以收養孤貧殘疾者。

2、救濟流民，主張通過推選巖濟和優惠政策，使流民返鄉安居，反對采取強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認為大災之后必有大疫，應先派名醫，深入民間，發入藥物，為災民診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養恤的辦法，避免災民餓斃于道。第三，采用“興工助賑”的辦法，使災民盡快脫離災荒。第四，林希元還強調災后放貸的重要性，認為這是災民生產自救，使農家經濟走向復蘇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濟主張。勤求民瘼。康熙幾乎年年出巡，視察南方、西北和東北，在巡視過程中，他經常與百姓直接接觸，直接體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視賑災事務。他還多次親自指揮抗災賑饑，康熙年間，形成了嚴格的報災制度，規定災害發生后，各級地方官必須據實逐級上報，作為災情的原始依據。受災，再于一個月的時間里查核災情的詳細情況，報災有期限要求，逾期不報或遲報，都要受到降職或罰俸的處分。

到了近代，龔自珍提出了“農宗論”，試圖以宗法家族關系來解決社會上嚴重的流民問題，實現所謂“宗族社會福利保障”。從宗法家族關系角度入手，構想了“宗族社會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無相恤，患難相救”，主張饑荒地與豐收地相互周濟這是中國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預想的。

鄭觀應提出賑荒救災論注重救荒宣傳。號召人們節省奢靡消費，慷慨解囊，參加賑荒救災。認為查驗災情是賑災至關重要的環節，而作為災情的核驗者，查賑官員必須做到廉潔自律，嚴禁徇私舞弊。收恤災區婦女。他主張采取加厚賑糧，代為收贖等辦法，收恤遣還災區婦女，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康有為的社會救助思想，移民墾荒。權工警惰。恤鰥寡孤獨.（二）從廣義和側面上講

古代的社會救濟主張主要可以概括為：薄賦稅，輕徭役，給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賦斂”、“富民”、“惠民”等極具影響的社會福利救濟主張，薄賦斂 不要誤農時，不要過度勞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會教化論。孔子非常重視社會教化的作用。包括幫助社會成員解決物質方面的困難，又包括了滿足社會成員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內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為核心的統一天下，謀求安定幸福的濟世之方。制民恒產。.所謂“制民恒產”，是建議統治者給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國家把給予每一農戶的“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作為一種制度規定下來。規定了社會基本保障線。主張國家的賦稅、徭役必須有一個明確制度，不得任意對百姓侵奪。對普通百姓施行“薄稅”政策，以減輕農民負擔。

《周禮》提出免服徭役。對于老者、疾者這些已經喪失勞動能力者，準予免服徭役。管子試圖發揮封建國家政權的作用，來調解貧富，奪富予貧；提出了生產者保有產品的最低比率問題，提出了當時農民的最低生活線；提出百姓生活的“貧窮線”問題，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為封建國家控制“貧富分化“之度，制定相應的賦稅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老子提出“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思想，為無為，事無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無為論運用于人類社會，提倡無為政治。當然，所謂“無為”，并不是無所作為，無所事事，而是以順乎自然的態度來處理世事，不強為。總結起來就是與民休養生息。

漢初的賑災與優撫。放貸指政府貸給災民種子、糧食、牲畜、農具等生活和生產用品，以幫助災民維持生產和生計。徙流民，指政府將因災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組織地遷往某地就食，以減緩災區的壓力。還做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軍隊復員安置工作，其具體舉措對后世封建王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常平倉制度用來平抑物價，在后世也是產生深遠影響，為后人所模仿，從側面有助于社會的救濟。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數量，滿足那些缺地農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張的思想價值在于，它把貧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權利的保障，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達到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達到的認識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張。認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財”，不可強取多得。重視農業生產，給農民以土地，尤其要愛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勞動時間，是統治者必須使百姓有生產的時間。濫用民力，巧取豪奪，必然導致民窮國亂的悲劇。要想富民、愛民，必須從“省役”、“愛日”開始。王符把“愛日”作為封建國家的治亂標準，要求統治階級減輕對勞動人民的力役剝削，“與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進步性，體現了他關心人民饑荒和發展經濟的進步思想。同時，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勞動時間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他在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項獨創。

當然，一些當時的異端思想在社會救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鮑敬言斷言君主是現實社會災難的根源。提出貧苦百姓要實現“養生喪死”、“安老懷少”的社會理想，就必須建立一個“無君無臣”的社會。他對統治階級對百姓的“賑災”活動也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這些金銀、粟米本來就是從百姓身上搜刮而來的。他已朦朧地意識到，在君主專制的剝削制度的條件下，勞動人民不可能擺脫貧困，享受真正的社會福利。

阮籍構想出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無君無臣，萬物自理自定的社會。

明開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歸耕。承認以被農民耕墾或即將開墾的土地都歸農民所有。減免賦稅。

王艮蔑視宋明道學推崇的“圣人之道”，認為圣人之學就是“百姓日用之學”，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觀點提出了統治階級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對加強封建社會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和生活活動，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

李贄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說”和“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所說的“童心”，實際上就是“人欲”，認為私利是人的基本懺悔，是人們從事一切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原動力，這就肯定了個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的觀點，直接向封建正統的理學宣戰，在明季思想史上書定了光輝的一頁。

顧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類的一種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舉了以上眾多人的，無非說明一點，中國古代的社會救濟思想，從廣義或者側面上講，這些想法或者做法對救濟是有實質意義上的幫助的。

第三、中國古代社會救濟最主要的實施步驟

（一）統治階級上層德政

在眾多的歷代思想家們的設想和福利救濟思想下，統治者本著維護統治的動機和壓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強調一點，科層制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中國歷來都是把這個制度發揮得有點變態。所以中國的福利救助主張或措施都是從上到下實施開來，當然也有特殊情況，這里我們不多強調。那么，德政無疑是統治階級實施社會救濟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說就是施恩與民，無論是正面的直接給予物質上的救濟還是從政策上與民修養生息，薄賦稅，輕徭役，給土地，都是通過德政，也就是統治階級實施下來，差不多這樣的指令只傳達到縣一級政府。然而具體的福利救濟要落實到真正的個人身上，還得靠我們接下來將要闡述的宗法社會福利的方式.（二）福利社會的渠道——宗法

現代社會是以行政手段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向社會推行具體社會福利措施，為了有效地福利資源的分配，又設立專門機構來提供有效服務。于是，一系列的社會福利機構因而誕生。在中國古代社會里，福利資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國宗法社會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從西周建立以來，一直綿延至今。作為一種基層組織，它在中國古代社會保障體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遠古以來中國人一直存在著對天的敬畏，這種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萬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稱“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這里以天地為萬物之“父母 ”，強調一種源出于親情的關系，這種關系尤其是對人而言，因為人為“萬物之靈”，是天地中最為尊貴的。這種以天為人父母的天人觀，到殷周時期進一步發展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級關系。周公建制時，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級的人倫關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說的宗法制：周天子作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百世不變；庶子受封為大夫或諸侯，相對于周王而為小宗，在其封內又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為卿大夫，相對于諸侯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為大宗。如此逐層遞推，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以周天子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系統。雖然西周血緣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縣制取代，但宗法意識卻深深根植于中華大地，中國民間的基層組織，仍隨處可見聚族而居的鄉民。他們以男性血緣關系為主，基本上一個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擁有共同的祖先。

對宗族成員的“紀理”和“會聚”，是宗族最主要的兩種內部職能，后者即宗族對族人的救濟及其規則。宗族救濟與一般社會性的慈善事業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對救濟對象的物質性賑濟，而前者除物質性賑濟以外，再進一步包括諸如“可以為師則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標雅操則推遵之，以為一家式”[6]，從而形成了“通融周濟，各盡其長，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濟方式。此外，宗族救濟的目的不是所謂“普渡眾生”，而是通過對同姓同宗之間財產上的貧富差距進行調節，來維護一個特殊血緣團體的穩定。宗族的“紀理”職能主要是達到聯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內部的制度及其管理為途徑。自北宋以來，民間的宗族制度日漸完善，有家訓、鄉約等條規，又有自成體系的族規、族譜及祭祖儀節等約束族人。宗族也依靠鄉里組織的支持來保證及加強其威信。所以，宗族成為鄉里政權在經濟、思想、政治、組織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關的福利措施最終也依靠宗族組織有效的貫徹下去。

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實施的直接網絡，在封建社會福利與保障體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個社會的福利網絡是以宏大的宗族為基礎，宗族如一個大家庭管理著人們日常的行為，也起著強大的經濟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縣級，基層的組織是宗族。政府的救濟活動通過宗族很便利的實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災害來臨時，宗族內部協同抗災，這是個體力量所難以達致的。同時，宗族自身為貧苦無依者施行救濟。第三，族田族產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還用于文化教育與福利事業。第四，彼此間的守望相助以親情維系，為社會福利體系提供了第一道網絡。自近及遠地擴散社會保障系統。家是個體生命最終與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國傳統社會中，國是擴大的家，家是縮小的國，這種國家觀奠定了傳統福利思想的基調，同時也規范了傳統社會福利實施的渠道。

第四、歷代思想家對于社會救濟主張的思想貢獻

儒家思想中的社會福利主張最為豐富。孔子“重禮”與“貴仁”。“重禮”、“貴仁”兩個方面構成了孔子社會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論前提和研討問題的出發點。孔子的“禮”論中所包含的“反對殘酷的剝削壓榨。“有道”社會的福利觀、“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社會教化論。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為核心，人性善說與重民論。孟子社會福利思想的總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說”和頗具民本主義色彩的“仁政”學說的基礎之上。從“民貴君輕”的基本命題出發，孟子提出君主必須“愛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殘民”、“罔民”，進一步展開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愛”、“交相利”，主張“愛民”、“利民”

老子的社會福利思想天道均平、為無為，事無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為心，指出統治者在制定政策時，要以順民心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誡統治者要實行使民安樂的政策，“以恤民為本”。其“愛日說”要求封建統治者對百姓施行“德政”，采取“愛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會的模式，并大談“養生論”，要求統治者節制貪欲，減輕剝削，使貧者、弱者、廢疾者能夠全生。

李覯從“禮論”到“生民論”，“禮”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禮”的基礎。但對“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禮”。

李覯通過獨有新見的“禮論”，為其社會福利思想主張的提出，提供理論依據。其獨具特色的“禮論”為基礎，系統闡述了“富國富民”理論。

作為“異端“思想家，鄧牧則認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壓迫者，根本不可能給人民帶來社會福利。王艮蔑視宋明道學推崇的“圣人之道”，認為圣人之學就是“百姓日用之學”，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從社會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觀點提出了統治階級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對加強封建社會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李贄“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對“自然人性”的熱烈肯定。其主要觀點有“童心說”和“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認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境界。

顧炎武“親民論”“自私之心”是人類的一種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其二，“夫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國之道”的高度上，“富國”的核心內容是“富民”，如果民貧，即便是國家府庫中財富堆積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貧國”。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論等等。

第五、總結及個人看法

我們大概可以對這些思想做一個簡單的分類：第一類是說封建統治者們，你們該干嘛！我們希望你干嘛，你怎樣做事對的！怎樣做事錯的！第二類是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希望得到什么！我們希望你統治者怎樣做我們才覺得最舒服！然后第三類就是具體的措施，一些亡羊補牢的辦法。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觀念上有一個很大很明顯的差異，那就是中國人總是會堅持一種原則，什么原則呢？就是“這東西是經過我付出代價得到的，那么我一定會最大限度不擇手段地守住現有的東西，而不論他是否順民心，順天意。”在西方社會則不然，如果說在現代以前西方國家政權跟中國一樣，那么我只能說，現在中國的政權是如此的死腦筋，轉不過彎。這就是中國人的特性，當然我也包括在內，即使我在這里把當權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體無完膚，覺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為當權者，我也會跟他們一樣為了維護統治做著天理難容的事情，這就是中國人，這就是我們，從古至今一直沒有變過。我們張楊著民主的口號做著專制的事情，以前是一個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變了，內容卻沒有變。那么談到中國古代的社會救濟主張，我淺淺地摸索了一下從先秦到民國孫中山為止的歷史，我想，把救濟定義為維護自己統治是最恰當的，所有的主張措施都圍繞這個來進行。

最后，真正考察下來，在古代的救濟主張之中，我們如果醫學的三級預防作為比喻的話，那么屬于“未雨綢繆”和“曲突徙薪”的思想占絕大多數，而屬于“亡羊補牢”的占很少一部分。通俗的說就是說的多，做的少，因為說話的人都不是辦事的人，辦事的主體是封建統治階級，他才不會太在乎你問人墨客說些什么，一切為了統治，才是最初的出發點，最終的目的和王道！

第三篇：時代中國中國時代修改版

時代中國中國時代

以1978年為坐標點,向前三年,有一個叫做比爾·蓋茨的美國青年從哈佛退學,創辦了一家叫做微軟的公司。向后三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臺個人電腦。在當時，沒有人能充分地預料到，這兩件事會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又將會與中國發生什么樣的關聯。世界在全球化，中國在改革開放，30 年間，這二者邂逅相逢了。有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感嘆歷史的這種玄妙。那么，世界變化的軌跡和中國改革開放的軌跡，到底在哪一個點上相遇，他們又是如何影響彼此的命運呢？請跟隨著我的視線一起來看看今天的中國——時代中國中國時代。

2008年冬季的一天，上海大劇院宴會廳，時裝模特正在展示皮爾·卡丹09年的春夏新裝。30年前的冬天，正是法國人皮爾·卡丹，成為第一個來到中國的世界級服裝大師，也是把西方的時裝表演帶到中國的第一人。今天，這樣的表演屢見不鮮，但當時，從沒聽說過還有“時裝設計師” 這一概念的人們，這樣描述皮爾·卡丹的到來：“一位法國裁縫來了”。

這是一張著名的照片：皮爾·卡丹漫步在1978年的長安街上，他穿著大衣，手插在衣兜里，面帶微笑，從容地接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注目禮，長安街，仿佛是他的T形臺。70年代的中國街頭，是一片藍、白、灰的海洋，西方人形容它象“藍螞蟻”。在這樣的背景下，皮爾·卡丹時裝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可想而知。

當時，中國與世界，差異巨大的，還絕不僅僅是人們的著裝。多

年來，中國處于全面封閉的狀態，和世界似乎是處在兩個完全不相交的平行時空中。隔絕多年以后，兩個世界的人們終于有機會面對面互相打量。他們在為對方的模樣感到驚訝的同時，也在對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這兩個時空之間終于出現了通道，但率先踏上通道的每一個人，心情都近乎于探險。

很多外國人以為中國百姓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當他們來到中國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國人的安居樂業、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印象，不僅來自于硬件，還來自于軟件，來自人性化的體驗。

這一切都應該歸功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回顧改革三十年的歷程，中國最大的進步在于，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上發生了一項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并正在達成共識。這就是：從以威嚴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至上為基礎的“犧牲論”、“代價論”，轉變到承認并尊重每一個國民的權利，即從“以國為本”到“以人為本”。用溫總理的話表述，“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面發展的機會。”

從實踐的層面講：就農民而言，以廣東省農民維權為例，廣東省推出了關于征地的三條硬杠杠，包括必須先簽協議、按浮動標準的最高限補償，補償不到位不許動工；就工人而言，承認工會的主要職責是為職工維權，推廣勞資協商；就市民而言，以重慶“最牛釘子戶”為例，私人的物權得到公權的尊重。這都是些令人振奮的先例，可視

為制度與文化達成重大轉變的里程碑。

從經濟制度上來看，我們得到了利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不妨把改革前的中國看成一個內部實行計劃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但這個超級國家公司組織成本太高，計劃經濟失靈，資源配置的效率太低，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把經濟運轉的成本降下來，這也許就是“市場化改革”戰略的由來。中國改革，通過重新界定權利、激活市場合約、確立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協調機制，就是這么三個要點，把傳統社會主義的超級國家公司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個改革過程，社會沒有發生大的震蕩，經濟活動和生產不但是連續的，而且在連續中保持了高增長。

從法律進程來看，我們得到了正義：從人治社會到法治社會。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法治進程經歷了法律實用主義和法律虛無主義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以人民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以國家名義，都可以實現個人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實際就是人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法律經驗主義。摸著石頭過河，成為一個時期內法律發展的最主要指針。

以這一系列理論創新為契機，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全面展開的階段，由農村轉向城市，從局部轉向全面。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格局，政治，法律體制改革逐漸展開，在內部建設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強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跡，不僅使中國人民從此走上了富

裕安康，和諧發展的廣闊道路，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史，既是國家的振興史，也是屬于每個人的解放史。總有一些人令我們緬懷，總有一些面孔讓我們無法忘卻，是那些能夠在紛擾爭議聲中不計得失的志士，是堅持在改革開放年代里中流擊水的勇士，還有那些奉獻在改革中的實踐者，思考者和見證者。或許我們今天所舉的事例并不能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全貌，因為在改革開放中所發生的一切，都過于豐富，過于精彩。

改革開放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并不是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因此，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不能夠僅僅是一個制度的設計，還需要一個理念的設計。過去，我們是從時代看中國，而今天是中國的時代，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我們繼承，我們要用最燦爛的文字填充它那空白的詩篇，我們要讓東方巨龍真正地騰飛在世界之巔！

第四篇：致瞭望員(中國綠網) 2

瞭 望 員

●高娃

他們，在莽莽林間，以青山為伴，不是旅游，不是探險，只為了，大森林的安全。

他們，在瞭望塔上，以羅盤為伴，環顧茫茫群山，縱觀風云變幻，只為了，火情及早發現。他們，聽小鳥呼喚，飲甘露清泉，晝夜守望，不再孤獨，只知道，瞭望責任大于天！

他們，頭頂是星光，身邊是朝霞，不顧風雨兼程，甘冒盛夏嚴寒。

這就是他們的職責-----瞭望員。

第五篇：《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其名著《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揭示的，在后工業化時代，人類正步入“風險社會”。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遭遇社會轉型拐點。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教育、醫療、住房、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生態環境等熱點領域不斷積聚能量，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影響嚴重，還有一系列天災人禍給公眾內心帶來的顛簸、震動，無不令中國人對于“風險社會”的體味更加深刻。

而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不協調、不科學、不可持續的負面效應和社會斷裂，集中投射、釋放于社會層面，對社會管理的壓力重負不言而喻。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能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發展局面，幾乎決定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有著超高的風險系數。

一面是無“主管機構”的新單位、社會人不斷增加，人口流動加劇，網絡行為活躍，需要大幅增加社會管理和服務資源投入；另一面是社會管理體制中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隊伍“質”、“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就業壓力等社會矛盾大量產生，社會階層固化、對立趨勢漸成，部分社會成員道德失范、年輕一代價值取向“神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會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會用，執法無力與執法暴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并行

面對現實，要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需要首先弄清社會管理事務中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不該管的？該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該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給誰？還有，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中哪些價值觀念應該繼續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減壓閥、出氣口的作用？

從另一個維度看，政府已然無法延續“一方獨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會力量及時融入，使“大社會”名副其實。但政府放權了，社會力量能頂上嗎？這也需要政府給予時間、空間，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會力量才能實現健康有序的“自組織”，其間還不可缺少精英階層的實際參與。

也許，通過摸爬滾打，在社會管理實踐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術，但這還不等于就擁有了社會管理的智慧，讓人民順心。

相對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務”。俯下身去傾聽，人民群眾會告訴我們，大家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樣的管理服務，怎樣才能管理好社會。“誠意＋技術”，才是開出社會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礎。□(文/楊琳)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新華社江蘇分社副總編輯 郭奔勝

帶著愿景，具有特殊時間坐標的2011年走進了中國人的生活：物價還會漲嗎？房價能降嗎？拆遷能依法了嗎？治堵能見效嗎？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嗎這些被帶入新的問號能否拉直，相關因素很多，但社會管理能否給力成為關鍵。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社會管理面對的新挑戰、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社會管理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依然燃點較低。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相對于經濟建設而言，社會管理的“表情”繃得較緊。無論是已開啟的“十二五”，還是在戰略機遇期的下一個10年，社會管理的成敗直接考驗著“中國智慧”。

“四個維度”折射社會“表情”

“糾結”，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管理“心情”的生動寫照，由此而產生的“表情”自然輕松不起來。以下四個維度更能折射出社會管理的“表情”。

“寧信訪不信法”。信法是調解一切社會紛爭的基礎。然而，現實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信訪不信法”傾向。不管是民與官的矛盾，還是民與民的矛盾，信訪似乎成為解決矛盾的一種習慣心理。行政資源比法律資源有限，大量的信訪案件難以得到及時處置，積案迅速增加，處置難度加大。法律資源雖然豐富，但分享法律資源的成本卻很高，尤其是時間長、費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現象，與人情案、金錢案的打不贏官司現象并存，加劇了社會“不信法”的程度。

“公權強私權弱”。公權力與私權利達成相對平衡，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內因。但目前部分領域、地區、環節，卻存在公權力頻繁損害私權利的嚴重問題，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中尤為突出。與私權相比，公權力本就處在強勢地位，需自我約束、自我規范。但少數行使公權力的部門或干部，卻屢屢侵犯私權利，引起社會矛盾，甚至導致命案發生。公權力肆意妄為不僅破壞了平等、法治的精神，還誘發了負面社會情緒，導致社會管理難度增大。

“個體誘發群體”。近些年來，一種類型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引起社會管理者的警覺，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個個體矛盾，但最后卻釀成了大規模沖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個孩子用石塊劃了一位老板的汽車，老板生氣打了孩子。一個簡單的糾紛，但卻導致上萬人參與，發生打砸行為。個體矛盾演變為群體性事件，反映了“無直接利益沖突”升級的新趨勢。個體靠群體來維權，群體拿個體來說事，這無疑給社會管理提出了新挑戰。

“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社會從來都不會是風平浪靜的，更何況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加速發展時期，社會階層深刻變動，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社會心理深度撞擊。在傳統的社會條件下，社會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斷的，彼此之間“串燒”的少，社會群體之間也很難實現大范圍的溝通，社會情緒的傳染烈度較低。但在網絡時代，局部沖突易被放大，社會矛盾交織難辨，社會情緒加速感染，出現“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的新勢頭。“日記門”“香煙門”“報銷門”“回扣門”，這些網下“不軌行為”經網絡迅速傳播后，變成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在成為社會管理新工具的同時，也正成為社會管理的難點。“表情”背后的四個“不適應癥”

這些社會“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階段的社會心理。從已經發生的事件不難看出，一些滯后的社會管理理念也在加劇著“新表情”的出現。面對“新表情”，社會管理者卻出現了不適應癥狀。

“守法不適應癥”。依法行政是各級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目標，然而法治意識淡薄卻是少數政府人員、公職部門的典型癥狀，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管理事務中，他們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長官意識、部門意識占上風，隨意決策，主觀臆斷，導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為嚴重偏離群眾意愿，甚至完全背離社會管理規律，結果越管理越亂，越管理群眾越不滿意。

社會的成熟程度，決定著社會管理的質量，成熟的社會要求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法律賦予的權限里審慎履行職責。但現狀離群眾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門利益時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門立法還沒有徹底糾正，公職人員權力尋租時有發生，等等。守法，是社會的底線，也是社會管理的基石。如果社會管理者自身還存在“守法不適應癥”，必將貽害無窮。

“限權不適應癥”。當前，社會矛盾滋生的一個誘因就是社會管理者不當行權，在一些領域、一些環節，社會管理者的權力膨脹得很厲害，“強權”色彩十分濃厚。近年來屢屢發生的跨省逮捕所謂“誹謗者”的行為就是一個有力例證。這些公職部門或公職人員動輒揮舞著權力大棒，不允許公眾有半點“不敬”，面對輿論監督，他們不是內省而是千方百計通過“抓人”來消除所謂“負面影響”。

社會管理中還存在大量權力不受制約的現象，比如拆遷補償協議還沒談妥，擁有推土機指揮權的人就野蠻地把房屋給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權力怎能管出和諧社會來？對那些習慣了不受約束的管理者來說，限制他們的權力無疑是“革他們的命”，他們會百般抵制、極端不適應，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化小不適應癥”。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會的前提。當前，社會利益主體多元、人員構成多元、價值判斷多元，出現小規模矛盾沖突實屬正常，社會本可以通過“把矛盾化解在小”的辦法來調解矛盾，維持社會的動態穩定。但目前社會管理者發現和處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觀上說，一些小矛盾的確難發現，但一些基層領導干部主觀上的確存在不重視小矛盾的思想傾向，通常憑人數多少、沖突強弱來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從潛在風險和關聯度來認識矛盾。比如社會普遍用“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等這樣的名稱來表達對社會分層的理解，其中蘊藏著對機會不公的不滿。在這樣的社會心理中，一個家庭富裕的學生與一個農村學生之間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變成為一起群體性事件。但在不少社會管理者中，這樣的警惕和判斷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監督不適應癥”。監督是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對于社會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權力的管理部門或管理人員來說，監督是保證他們手中權力不變形、不尋租、不濫用的利器。但實際上，一些管理者卻對監督很不適應。近兩年來，網絡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錄公務員或提拔行為，引起社會反響。但有些管理部門或管理者卻對此不以為然。從這些行為的實施過程中不難發現，社會管理者帶頭破壞了社會公平規則，用隱蔽的方式排斥監督。要不是網絡介入，這些行為恐怕很難被發現和糾正。

探尋社會管理三劑“良方”

社會系統猶如人的肌體，而社會管理如行醫術。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摸準新時期群眾工作脈搏。群眾工作丟不得，這是全社會的共識。但新時期如何做好群眾工作，卻需要在實踐中探索。首先要變“車下去”為“心下去”，跟群眾交朋友，傾聽群眾的心聲，把群眾放在心坎上。一段時期以來，干部出門有車坐，雖然下基層更便捷了，但卻與群眾隔著車窗玻璃。群眾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間的心卻離得遠了。因此，光“車下去”、“身下去”還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變“灌輸”為“協商”。“通不通三分鐘”，這樣灌輸式的群眾思想工作在特定時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眾工作不是單純的思想工作，還包含利益分配、權益保障等內容。因此，與群眾坐下來一起協商，一起討論，形成體現多數人意愿的決策，是群眾工作的新內涵。

三是變“為民作主”為“讓民作主”。在解決社會矛盾、研究發展問題上，尊重群眾意愿、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變“為民作主”的傳統思維，創造“讓民作主”的條件和氛圍。

四是變“送溫暖”為“送公平”。對生活困難的群眾，送溫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從總體上看，群眾更需要公平的發展機會、發展環境和保障條件。社會管理者既要送溫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為主線的社會管理必然會得到群眾擁護。

讓尊嚴看得見、摸得著。尊嚴不是憑空存在著，而是在以下環境中看有無。一是在公共政策中體現尊嚴，當今社會仍存在體制內與體制外、農村與城市、收入高與收入低等差異，公共政策正是縮小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會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區域的人，都應該分享到社會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礎教育，無論生活在什么樣家庭的孩子，都應該擁有受教育的機會。“讓每一個人生活得更有尊嚴”，正是社會建設加速的著力點。

二是在管理的嚴與寬中體現尊嚴。以城市管理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狀態是，大家都彬彬有禮、生活富足，按照規則來生活和工作，但現階段的中國城市還不得不面對尊嚴的拷問。比如當城市管理與擺地攤為生的小商販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還是以人為本至上？顯然，在特定的階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嚴高于城市的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難群體的尊嚴嵌入進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護私權中體現尊嚴。每個人的合法權益都受到法律保護，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觀上看，私權在今天的社會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視和損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會和被管理者依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同等的地位，這一點管理者必須心中有數。

對風險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風險，就是不知道如何維護穩定。從社會現實看，哪里的社會情緒積累得多，哪里的社會不穩定風險就高。貪污腐敗、機會不公、貧富差距、資源占有、利益受損等等領域或方面，都積累著較高的社會風險。

當前尤其要警惕決策不當催生的管理風險。社會越多元，對決策的要求就越高，社會越開放，對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從管理實踐看，不少地方在決策中缺少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動輒拆遷幾百萬平方米，動輒讓數萬農民集中居住，動輒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這些決策往往缺少科學論證和民主決策過程，因此在具體執行中存在不少風險，有的還會釀成重大群體性事件。對風險保持敬畏，是社會管理者應有的態度。評估風險不是讓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讓管理更具科學，更符合民意，更體現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會管理“蹺蹺板”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新華社廣東分社副總編輯 鐘玉明

從黨的十六大確定政府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社會管理被明確列入政府的目標職能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管理的任務日益繁重，社會矛盾的日趨復雜，使社會管理的難度加大；大力推進社會建設的剛性需求，也在催促著社會管理快點兒“硬起來”。

然而，原有的社會管理力度卻未能同步提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跛腳也一直沒能跟上。種種發展不平衡、政策法規不配套，導致當前社會管理領域出現了五大“蹺蹺板”。

“四無”政府很尷尬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辦事無“腿”。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地方政府的錢袋子真的是鼓起來了，向市民派送“大禮”的新聞不絕于耳。部門做個經費預算，開個新聞發布會一宣布，便覺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讓“大禮包”落實到“每一個市民”呢？

2010年，是廣州“亞運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亞運、健康廣州全民健康活動——限鹽限油項目”，計劃向全市戶籍居民免費發放的250萬套油壺、鹽勺。這些油壺鹽勺，很快由生產企業配送到居委會。然而8個月過去，仍有70萬套無人認領。可謂“好心辦出了糟心事”。

而后，廣州市政府派發亞運交通補貼，戶籍居民每戶150元，集體戶、持有居住證或暫住證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壺鹽勺”教訓，政府反復向社會征集發放法案，最終任務還是落在居委會身上。不過這次學精了，不再“派發”，而是改為居民自行在“上班時間”到居委會領取，且限定了兩個多月的發放期限，逾期作廢。

同在2010年，為慶祝特區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計劃向深圳市民派發1500萬張電話卡。最初的發放方案，依舊是由居委會發放。但居委會這條“腿”實在已經扛不起政府龐大的身軀，方案遲遲實施不了。一些網民誤認為政府反悔，批評為“不誠信”。最后，還是委托給三大手機運營商辦理。但居民必須先向運營商發送手機短信，申報個人資料。最終電話費送出1000萬份，只完成計劃的2/3。

建立“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社會管理體制，是政府的豪邁口號。給公眾送“大禮”，尚且難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給公眾“添麻煩”的社會管理事務，諸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沒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實現“到邊到底”？

說話無“嘴”。管理，先要知曉。基層政府除了一份黨委機關報、地方電視臺每天半小時的電視新聞以外，不知道該怎樣才能讓千百萬群眾聽到自己的聲音。四平八穩、干巴巴地掛點政務信息的政府官網，又怎能在海量網頁中突圍，吸引到網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說自話、溝通困難。

執法無“權”。法制建設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府行政權力一步步被限制的過程。面對著浩如煙海的社會管理對象，當群眾或企業發生違法行為，政府職能部門先發整改通知、不聽的就開罰單。“兩板斧”用完，而對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罰款，職能部門往往這樣塞責：“我們沒有執法權，只能發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們沒有辦法。”如何在公共權力和個人私權之間界定范圍，既充分保護私權又能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又給政府出了一道新題。

調控無“手”。該市場調節的還給市場，但當市場機制失靈，需要宏觀調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與市場有形和無形的手較量較勁，糾正市場偏差？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觀調控、緩和社會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環節提高勞動報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記者采訪收入分配問題時，在基層政府聽到最多的說辭，卻是“政府沒有手段”，反反復復一味地強調“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加大社保投入”，別無他法。

立法執行差距大

近年來，我國社會領域立法成果可觀。《物權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還有即將實施的《社會保險法》等，都對調節社會群體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法律越完善、標準越高，客觀上導致被侵權者越多，矛盾糾紛、沖突越多，公眾對政府的不滿也越多。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來越“上檔次”的法律法規，遭遇越來越弱的執行力和羸弱的維權。一些有名無實的所謂制度建設、法律建設，反而徒增被侵權群體的怨氣，削弱了群眾對政府的信心。

我國的法定工作時間，是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絕不遜色于任何發達國家。但是《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卻顯示，九成農民工每周工作超時。工人迫于就業壓力，忍氣吞聲。有的在離職后立即通過勞動仲裁、法院申訴討要加班費，有的則埋下了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

2010年9月1日，廣州市開始實行號稱“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明確規定，餐廳、網吧、公園、游樂場、機場、火車站、體育館、咖啡廳，以及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的辦公室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條例制訂之初，廣州就確立了由一個機構綜合組織協調，包括市衛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鐵總公司等在內的15個部門分工負責的管理體制。但是多頭管理卻陷入了“無人管理”的真空。聲勢浩大的立法宣傳之后，市民既沒見到有誰去制止違法吸煙，更沒聽說有誰因違規而被處罰。有人調侃道，“一支煙”難倒了15個部門。

如果說，過去市民們只能肚子里暗罵吸煙者不文明，如今這執行軟弱的“嚴厲”控煙條例，卻把市民的怨氣怒火引向了政府。經濟社會管理問題聯動

市場經濟發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了。但是從廣東的實踐看，社會管理只有主動緊跟經濟生活步伐，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國際金融危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看似純粹的經濟事件，最終無一不衍生出社會管理事件：企業停產、減產、倒閉，必然帶來職工失業，誘發欠薪；經濟復蘇，“招工難”接踵而至。物價上漲，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車系列罷工，富士康系列職工自殺，是2010年廣東引起全球關注的兩大事件。兩大企業危機事件的最終化解，都離不開地方黨委、政府和工會的強力干預。尤其是擁有40多萬名員工、幾成獨立王國的富士康，在連續多起職工自殺事件之后，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親自帶隊的中央調查組入駐調查。巨大壓力之下，資方最終作出讓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職工管理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

這一樁樁一件件，令“企業經營問題讓企業自己去解決”、“政府不應干預企業事務”的時髦觀點，再一次受到挑戰。在勞動者集體協商制度尚未建成、集體維權行為尚不規范的情況下，政府的這一只手還真的難以放開。

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是，公安系統是廣東各地方政府部門中最早緊盯著經濟問題衍生的社會管理危機并及早部署應對的部門之一。國際金融危機剛剛發生，當經濟界還在為它對中國沖擊有多大而爭執不休的時候，廣東公安系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社會管理危機。基層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過調查鄉村雜貨店的食鹽銷量變化，有的通過調查出租屋租客變化，直觀地把握工廠開工情況變化，并對可能發生的欠薪、失業安置等等問題作好應對準備。這種敏銳的觀察力和難得的執行力，為社會管理的轉型和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樣本。“精英”群體缺席

面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有差距，但作為普通市民，你為社會管理做過什么？很多廣州人無法給出響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稱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務員、醫師、教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記者編輯、企業經營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會志愿者，被稱作“小白菜”；廣州亞運會志愿者，被稱作“綠羊羊”。這些昵稱本身，就透著稚嫩與草根氣息。在校大學生，做一些文字資料、指路咨詢、端茶送水之類的簡單勞動，這是許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無論是自家的社區事務，還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無疑是當今社會管理中最遺憾、最無奈的一環。

一些意見領袖、文人墨客，在拿國際先進范例作對比，批評中國文體明星、企業家缺席公益事業的時候，很少把自己擺進去。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很起勁地“聯名上書”、寫博客、發微博，但當政府就某項政策法令、社會管理事務公開征求意見時，卻未必愿意“摻和”，認認真真地貢獻智慧，除非相關部門專門邀請，或者聘任為顧問，或者購買他的服務，把“公眾參與”變成職務行為。

由于掌握著最多資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常常表現為“草根服務草根”。如何提高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們每個人在抱怨之余應該認真思考的事情。

網絡民意難吸取

在網友對被網帖拉下馬的官員津津樂道的時候，更多的網絡監督事件，洶洶擾攘幾天，就淡出網民視野、最終銷聲匿跡。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曬”工資，發帖者掛出包括財務報表在內的連串證據，相關單位輕描淡寫地解釋幾句，對證據不予理睬，沒了下文。

《曬曬最牛煙草局長的出入境記錄》，曝出廣東汕尾煙草局局長持有兩張身份證、兩本護照、近些年共進出港澳65次、一個月吃喝招待費206萬元。爆料者掛出了一系列圖文證據，包括5張“出入境記錄表”，詳細羅列其進出港澳的情況。然而除了其上級廣東煙草局回應“正在調查”之外，并未見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網絡之所以具有“眼球經濟”的特點，就是源于網民會因一個熱點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個熱點轉移而快速解體。被監督的單位，只要給個不咸不淡的回應，“硬扛”幾天，網民沒有新的證據，沒了新“段子”，**也許很快就會過去。這已經成為一些部門應對網絡質疑的有效法寶。

當網絡監督、網絡問政被當作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時，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遭遇相關部門不“接招”，網民如之奈何？最終難免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