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文化的西傳與李白詩-以英、美及法國為中心
中國文化的西傳與李白詩——以英、美及法國為中心*
2000年第2期 美國唐學會
秦寰明
與我們現在已經寫的或將要寫的有關這個大帝國的記載相比，一個杰出的中國文學作品可以使我們更多地了解中國的精神。
伏爾泰
當德國的康拉德?豪思孟(Conrad Haussmann)在其1920年出版的《“蘭露”——三千年中國詩選》(“Im Tau der Orchideen“ und andere chinesische Lieder aus drei Ja hrtausender,1中引用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上述名言作為該書的書前題辭時，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對此是深有會心的。書名“蘭露”出自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記得初讀此書，其封面設計曾給筆者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封面四周的邊框里每一邊都鑲嵌了一個同樣的名字：“李太白”。大概在豪思孟的心目中，李白是足以作為中國詩代表的偉大詩人。英國漢學家克蘭默-賓(L.CranmerByng)為其1909年出版的中國詩譯本取名為《玉琵琶》(A Lute of Jade)，他的封頁的這個標題下面特地補題了一句：“With lutes of gold and lutes of jade:Li Po”(以金鑲玉飾的琵琶——李白)。李白《江上吟》有“玉簫金管坐兩頭”之句，《江夏贈韋南凌冰》有“玉蕭金管喧四筵”之句，《上崔相百憂章》有“金瑟玉壺”之句，克蘭默的書名或借意于此。1922年，安東尼?卡斯特羅?費若(Antonio Castro Feijó)的《中國詩選》(Cancioneiro Chinês)在葡萄牙出版，此書系從法國俞第德?戈蒂那(Judith Gautier)的《白玉詩書》(Le livre de jade)轉譯，所收作品包括李白、杜甫、蘇軾等多位詩人的作品。同年英國喬丹?赫伯特?斯泰布勒(Jordan Herbert Stabler)將費若此書轉譯成英文時，書名徑題《李太白之歌》(Song of LiTaiPè)6也是以李白詩代表中國詩。1929年，維特?賓納(Witter Bynner)與江亢虎合譯《唐詩三百首》出版，取名為《(群)玉山(頭)》(The Jade Mountain)7，取李白《清平調詞》“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之句。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著名作家赫門?黑塞(Hermann Hesse)在評論1907年出版的漢斯?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國詩歌的德譯本《中國笛子》(Die chinesische Flte)時說：“這是一部中國各世紀的優秀抒情詩選，構成其峰頂的是李白。他的豪放氣質使我們想起希臘人、意大利人和戀歌詩人。”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圣盧西亞島作家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曾談到中國詩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李白的作品。
年來閱及數量不少的西方有關中國詩的材料，深深感到當西方人像伏爾泰所說的那樣從中國的文學了解中國的精神的時候，他們意識到中國詩是中國文學的最權威的代表，而李白，在他們心目中又是中國詩的代表。盡管中國最先傳入西方的是《詩經》，但那是作為儒家經典而為西人所譯介，遠不如李白之聲名廣播。西方人從李白開始了解中國詩，接受中國詩的影響。在西方，對中國稍有知識的人，言中國詩往往首及李白，李白的聲名遠在杜甫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西方人的眼中，李白是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一個表征。因此，李白在中國文化西傳的歷史中起著中國其他詩人所不可相比和替代的作用。我們的討論擬從這個角度切入。希望本文對國內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白學史或李白影響史的研究有所裨補。不過，李白傳入西方，時間既久，國別又多，以筆者閱歷及語言之限，難以盡得，而文章的篇幅也有一定的限制，故本文以英、美及法國為評述的中心，時間的下限則大致至二十世紀中期為止。即便如此，掛一漏萬及錯誤之處，仍所難免。尚望方家教正。 一、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漢學家對李白的初步譯介
李白的名字，在西方有過許多不同的拼法，根據美國學者艾龍(Elling O.Eide)《李白傳》(手稿)的統計，至少曾有過以下若干種：Lii Bor,Lii Taybor;Li Bo,Li Taibo;Li Pai,Li Taipai;Lei Pak,Lei Taipak;LèPih,Lè Taépih;Lype,Ly Taipe;Li pé,Litapé;Lipe,Lithape;Lipo,Litaipo。從我們下面所引用的材料看，則除上面所列舉之外，早期西方還有些不同的拼法，如：LeeTaypeh(James Wilkinson)，L i tsao pé(J.B.Du Halde,法文版)，Li tsau pe(J.B.Du Halde，英譯版)，Lypê,LyTaypê(JeanJosephMarie Amiot)，Letaepih(Sir.John Francis Davis)。現在則一般拼為Li Po或Li Bai。李白的名字之為西方人所知，肇自十八世紀初。1761年托馬斯?珀爾西(Thomas Percy)整理編譯的中國小說的第一個英譯本《好逑傳》出版，1774年該書再版。根據1774年的版本我們知道，此書的原譯者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商人，名叫詹姆斯?威爾金森(James Wilkinson)，他曾長期住在廣東。在他的《好逑傳》譯本手稿的空白頁上，他記下了五位他所知道的中國杰出詩人，第一位就是李白，其他四位是董其昌、高士奇以及兩位難以由其拼音詳知其所指中文名字的近代作家。他注明列出這一名單的時間是1720年。這份名單被附印于后來出版的《好逑傳》書末。1735年，法國著名學者杜哈德(J.B.Du Halde)出版了他的極有影響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 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y chinoise)。該書述及中國詩歌時說：“在唐代，詩人李太白和杜子美不讓于阿那克里翁和賀拉斯。”阿那克里翁(Anacreon)是古希臘宮廷詩人，詩多醇酒與愛情。賀拉斯(Horace)是古羅馬詩人兼詩論家，他繼承古希臘詩學模仿說的傳統，強調寓教于樂，論詩偏于理性，對后來古典主義很有影響。杜哈德所作的這個比類，已表現出西方對李白杜甫一豪逸一謹嚴的風格差異的初步認識以及“醇酒與愛情”的李白觀，后者曾在西方延續了很長時間，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李白較易為西方所接納的一個原因，尤其在李白初傳西方的階段。我們現在尚無法知道這個比類是杜哈德自己所作還是得之于他人，比如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因為從他的這部書來看，他并不熟悉李白。書中在談到中國的教育時，曾列舉了中國古時候用來教育幼兒的一些故事，其中就有大家熟悉的“鐵棒磨成針”的故事，但他似乎不知道這故事中的李白(Lipe)就是他在介紹唐代詩歌時所舉的大詩人李太白。以上兩例，是筆者所見西方人提及李白的較早記載。
1776至1814年，法國來華傳教士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等人的《北京耶穌會士雜記》(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 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12在法國陸續出版。這也是一部對中國文化西傳和歐洲漢學影響巨大的著作。在該書第五卷(出版于1780年)中，李白、杜甫得到了專門的介紹。在這篇出自錢德明之手、長達八頁的“李白”專章中，撰者從李白的出生、取名、幼年的讀書誦經、習詩作賦，到出川入京，以詩見賞于賀知章，賀為之引見于玄宗，賦詩沉香亭，得罪高力士，高進讒言于楊貴妃前，玄宗遂賜金讓其離京。爾后李白浪跡各地，常縱酒豪飲。后又因入永王李瞞幕，罪在死刑，幸得郭子儀營救，改流夜郎。遇赦還。遂至采石，寄跡于此，偶因醉，落江而死。其所述主要在李白生平，雖沿中國史書傳聞之舊。以今觀之，頗多謬誤。但在西方人的著述中，對李白作如此長篇介紹，此為最早。文中說，李白與杜甫的詩，“與其他有名的詩人相比，就像光焰萬丈的火炬與一般的火把相比。”(第396頁)唐代韓愈《調張籍》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與錢德明同時的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隨園燈詞》其七有云“尋常燈火休相比，李杜光芒萬丈長”，此詩見《潛研堂詩續集》卷三，有四部叢刊本。錢德明或取其意，但也表明了西方人對這一評價的認可。由于錢德明長期在華，他的這篇李白傳又是在西方出現最早的，所以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常為人們所引用。1829年，英國漢學家德庇時(Sir.John Francis Davis)以論文形式發表了他的《漢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根據其修訂本(1870年出版，此時此文已增訂補充為書)，該書第二部分談中國詩的風格時對李白生平作了簡單介紹，并且推薦了錢德明的李白傳。
無論文化的傳播還是學術的研究，其方向都是逐漸向寬泛走向專門化。杜哈德偶及李白杜甫；錢德明對李白杜甫作專章介紹，但重在生平；德庇時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國詩這一專門的文體上，但還只是概略的通論性質。到法國漢學家圣-德尼(Le Marquis Marie Jean Léon dHerveySaintDenys)則開創了對斷代詩歌——唐詩的研究。1862年，他的譯著《唐詩》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出版。這是筆者所見西方第一本唐詩斷代外譯本。可以說它是西方人對唐詩作家作品進行較為認真嚴肅的研究的開始。下面的幾個特點可以證明這一點。其一，該書采擇有據。譯者所依據的主要是《唐詩合解》(王堯衢)、《唐詩合選詳解》(劉文蔚)、《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詳注》。這與此前西方人對唐詩偶有涉及、多述傳聞不同。其二，體例周詳。該書前冠長序，首先詳述中國詩歌從《詩經》到唐詩的源流變化，對唐詩作了高度評價。然后講述中國詩歌的形式特點。所選詩人，前有小傳。每一作品，后有注釋。譯者這樣做，很可能是借鑒中國古人選注詩歌的方法。其三，有選家自己的眼光。全書共選唐代三十五位詩人九十七首詩，以李白冠全書之首，選詩也最多，計二十四首。其余如杜甫、王勃、楊炯、駱賓王、宋之問、孟浩然、高適、王昌齡、王維、白居易、戴叔倫等，亦多名家名篇。以李白冠領唐詩，這在《唐詩合解》或《唐詩合選詳解》中沒有這樣明顯的傾向。可見這是圣-德尼自己的看法。
稍后于圣-德尼，在英國有翟爾思(Herbert A.Giles)。翟爾思著述甚豐。主要有《中國文學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中國文學史》Chinese Literature。前者分上下兩冊。上冊選文。下冊選詩，共選有二百三十余首詩，其中李白仍居其首，選二十二首。杜甫次之，白居易又次之。后者通常被認為是中外最早的中國文學通史之一。盡管在翟爾思之前，1867年曾在上海出版過懷列(A.Wylie)所著的《中國文學札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或被認為是西人著中國文學史之嚆矢，但嚴格講那只是一本有關漢籍的目錄學著作，中有對中國文學史的簡要敘述，述及李白和李白集。1880年俄國漢學家瓦西里耶夫著有《中國文學史概論》，惜未寓目，但至少在西方影響不大。真正讓西方人在中國文學的長河中清楚地看到李白的身姿的是翟爾思的《中國文學史》。該書第四部分第一章“唐詩”，對李白生平和創作有專門介紹，雖然還很簡略，但開先之功不可沒。 二、十九世紀后半期至二十世紀初戈蒂耶、龐德等人的創造性譯作使李白在西方的影響迅速擴大
如果說杜哈德、錢德明對于中國詩人的介紹，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傳播的工作；圣-德尼、翟爾思對于中國詩的譯介，已推進為漢學研究之事；那么，十九世紀后半葉至二十世紀初一些非漢學家或僅有很少漢學根底的知名文人或作家對于中國詩的譯介，則更多是出于對東方文化和詩歌的傾折。他們的譯作大多不甚忠實于原作。甚至可以稱之是一種創造性的譯作。但他們的譯作影響廣泛，似乎使學院派望塵莫及。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他們改變了中國詩在西方社會寂寞無聞的狀態。此中，法國的戈蒂耶和美國的龐德可為代表。
俞第德?戈蒂耶(Judith Gautier)是法國著名唯美主義詩人、對東方詩歌頗有向往的特歐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兒。她從小就培養了對東方文明的愛好。十七歲時，她父親為她聘請了一位叫TinTunLing的中國人作為她的家庭教師。她從此開始學習中文和翻譯中國詩。五年后(1867年)，她的中國詩譯集《白玉詩書》(Le Livre de J ade)出版。在該書后來的增訂版的前言中，她評杜甫詩：“杜甫的崇拜者不僅認為他與李白比肩，而且甚或認為他超過李白。他的詩，雖短少奇異意外之處，但逼真如繪，適如他視之為師長和朋友的李白的作品一樣。這些詩，因其更真率，更清晰，更富于溫和的情感和對被悲苦所襲的人的憐憫，故更易于翻譯。”(第5頁，1928年版)評李白詩則云：“李白的詩采用一種簡練和獨特的形式，擇難而行，舉重若輕，風格奇異多彩，精于選擇意象，富于引喻、暗示和反諷。就像歐瑪爾?海亞姆(筆者按：Omar Khayyam，波斯詩人，以四行詩稱，有《魯拜集》)，他任情醉飲，視酒為唯一的安慰。”(第3頁，1928年版)似乎對李白的評價并不高于杜甫。但在實際效果上，書中收李白詩十九首，居第一，杜甫居其次。所選李白詩，如《陌上贈美人》、《烏棲曲》、《烏夜啼》、《采蓮曲》、《淥水曲》、《少年行》、《清平調詞》、《玉階怨》、《送友人》、《靜夜思》、《江上吟》、《春夜洛城聞笛》等，大多篇幅較短而富于色彩感、韻律美，在西方人眼中，這些詩一定是異國風情十足，無疑最引人注目。而且，李白詩也最能體現戈氏全書的特點。此書以類選詩，在初版《白玉詩書》中每一類都有一句中文題句”，第一類“愛情”，題“黃金柳葉浮水”，第二類“月”，題“玩月談情詩詞”，第三類“秋”，題“秋詩游景快樂”，第四類“旅懷”，題“游花船觀娥詞”，第五類“酒”，題“談酒作樂提(題?)詩”，第六類“戰爭”，題“織錦回文給詩”，第七類“詩人”，題“詩家勝百君王”。在對中國所知未深的西方人看來，這里的東方情調鮮明豐富，易于感受。而在西方人心目中“醇酒與愛情”型的詩人李白，自當是此中的主角。因此在戈氏此書中李白詩是處于中心地位的。同時，戈蒂耶是本文漢詩譯者中敢于最大距離離開原詩的譯者之一。例如，李白的《江上吟》，在圣-德尼的譯本中尚是忠實于原作的一句一句的翻譯，到戈蒂耶手里則只是略取其意，稍取其詞，典故均不予譯。這里我們把李白的原詩和戈蒂耶的譯詩同時列出以便對比。
李白《江上吟》原詩戈蒂耶的法譯(1928年版)
木蘭之NFDA3沙棠舟，Mon bateau est débène;ma flte de jade 玉蕭金管坐兩頭。est percée de trous dor.
美酒樽中置千斛，Comme la plante,qui enlève une tache
載妓隨波任去留。sur une étoffe de soie,le vin efface la tristesse 仙人有待乘黃鶴，dans le coeur.
海客無心隨白鷗。Quand on possède de bon vin un bateau
屈平詞賦懸日月，gracieux et lamour dune jeune femme,on
楚王臺榭空山邱。est semblable aux génies immortels.
興酣落筆搖五岳，
詩成笑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
漢水亦應西北流。
我們把戈蒂耶的法譯再回譯成中文，其文如下：
我的船是烏檀木所制；我玉笛的孔鑲嵌著金。
就像有種植物能去掉絲綢上的污淖，酒消解心頭的悲惱。
當一個人有好酒、精美的船和年輕女子的愛，他就像仙人。
可見戈蒂耶只是取了李白詩中“木蘭之籱”、：、“玉簫金管”、“美酒”、“載妓”這些詞面所表示的情事，由此最多只是從消極的方面透露出對功名富跺的藐視。而李白詩的中心內容：通過“楚王臺榭”的不保和“屈平詞賦”的永存，反映對文學生命的珍視與自信，在戈蒂耶的筆下蕩然無存，而變成了一首及時行樂的頹廢之作。但正是這種“輕淺”的“改作”，卻迎合了當時法國乃至西方社會的詩學趣味以及他們的對于東方文化的口胃。由于不求忠實于原作，在《白玉詩書》中有若干首題名李白的作品至今找不出它們的原詩。1890年，紐約哈潑爾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s)出版斯圖亞特?莫瑞爾(Stua rt Merrill)的《散文的粉畫》(Pastels in Prose)，這是一個法國散文選譯本，選譯了多位當時比較有影響的法國作家的散文，戈蒂耶亦在選內，但選入的竟都是《白玉詩書》中的譯詩(從上面所引的《江上吟》我們可以看到戈蒂耶的譯詩采用的是類似散文詩的形式，故被當作散文選入)，其中李白詩有六首，編譯者特別注明“擬李太白”(af ter Li Tai Po)，也就是說選譯者把戈蒂耶的這些譯作當作戈蒂耶自己的作品(擬作)加以收入了。如果從翻譯的角度來看，《白玉詩書》
頗有可以非議之處，但它的社會影響是連戈蒂耶自己恐怕也沒有預想到的，此書不僅在法國多次重印，還被翻譯成不同的文字。1918年詹姆斯?懷特爾(James Whitall)的《中國抒情詩》(英文)Chinese Lyrics、安東尼?卡斯特羅?費若(Antonio Castro Feijó)的《中國詩選》(葡萄牙文，Cancioneiro Chinês)、以及根據費若此書再轉譯成英文的喬丹?斯泰布勒(Jordan H.Stabler)的《李太白之歌》(Song of L iTaiPè)，譯詩數量或有多寡，但其祖本都是戈蒂耶此書。1907年漢斯?貝特格(Hans Bethge)根據圣-德尼的《唐詩》和戈蒂耶的《白玉詩書》譯出德譯本《中國笛子》Die Chinesische Flte。奧地利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從 貝特格的這個譯本中選取了李白、孟浩然、王維、錢起的詩共八首詩寫成六首歌詞，譜成了 著名的合唱交響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其中用李白詩最多。根據日本大野實之助的研究，其所用李白詩為《悲歌行》、《題元丹丘山居》、《江南春懷》、《采蓮曲》、《春日醉起言志》等五首。不過《大地之歌》中《青春》這一首歌詞原本于戈蒂耶的題名為《瓷亭》的譯詩，其原作究竟是李白的哪一首詩，一向未有著落，大野實之助認為是對李白《題元丹丘山居》和《江南春懷》兩詩的合譯，這還是可以討論的。總之，李白的名字隨著戈蒂耶的《白玉詩書》傳遍歐美大陸。乃至戈蒂耶七十二歲去世后，人們在悼念她時還說：“在永恒之春的花樹下，她正與溫文而雅的李太白從容交談。”
二十世紀初，在英語國家流行最廣的中國詩譯本之一。是埃茲爾?龐德(Ezra Pound)的《神州集》(Cathay)。21龐德是美國現代詩歌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1912年，年輕的龐德剛剛在英國開始嶄露詩歌的才華，美國著名東方學家厄內斯特?費諾羅薩(Emest Francisco Fenollosa)的遺孀瑪麗?費諾羅薩(Mary Fenollosa)物色他作為整理她丈夫遺稿的理想人選。費氏曾兩次較長時間居于日本。在1896-1900年第二次赴日期間，曾向日本學者森槐南(Mori Kainan)學習漢詩，做了詳細的筆記，對所學漢詩注以日本讀音，或加逐字英譯，不過沒有全篇英譯。其中所學李白詩最多，共有四十九首詩，記了兩本厚厚的筆記。這些筆記隨同費氏的其他遺稿到了龐德手中，龐德對這些漢詩作了自己的選擇。他從中選譯了十九首(其中有十二首是李白詩)，題名為《神州集》，出版于1915年。集前龐德題注說：“大部分作品來自于李白。”
從《神州集》開始，龐德似乎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后來又翻譯了《詩經》、《論語》、《孟子》(部分)、《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對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有著特別的興趣。但他始終只是作為一個詩人，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學家。在譯《神州集》前，他可能讀過圣-德尼的《唐詩》。但他不通漢語。在《神州集》中，李白的《江上吟》與《侍從宜春苑奉詔賦??》兩詩被當作一詩加以連譯，不知是他不通漢語的原因，還是他明知是兩詩但卻出于某種考慮而故意放在一起翻譯。他的翻譯，雖不似戈蒂耶那樣與原作離得那么遠，但也仍不能合于漢學家的所謂忠實。然而，《神州集》的成功又是不可否認的。《神州集》出版后，西方的評論家用“最美的詩”、“至美的境地”、“新的氣息”等詞來稱贊它。著名詩人、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艾略特(T.S.Eliot)甚至說龐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詩的發明者”。《神州集》之所以能夠成功，究其原因，主要在這樣兩個方面：
其一，《神州集》的選詩有著較為一致的情感主題或主題思想，而這個主題又是那樣緊密地扣合著當時的時代精神。美國研究龐德的著名專家休?肯納(Hugh Kenner)聯系《神州集》出版時正值歐洲一戰之際，而《神州集》選篇以《詩?小雅?采薇》、李白《古風?胡關饒風沙》、《古風?代馬不思越》三首戰爭詩分布開頭、中間及后部，同時聯系其它的一些外證，認為《神州集》是一本戰爭詩集。兒玉實英(Sanehide Kodama)則指出龐德對《詩?采薇》的翻譯與費諾羅薩的譯文不一致：如“戎車既駕”一句，費氏動詞用“tied”，意為“系上”，而龐德則改為“tired”，意為“倦了”，這樣，“馬匹已被系上了戰車”就變成了“他的馬匹倦了”；再有，“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一句，費氏譯為“為何我們要休息?我們必須征服敵人，哪怕在一個月中有三次戰役。”而龐德則譯為“我們沒有休息，一月三次戰役。”根據這些不一致，從而進一步肯定《神州集》的反戰傾向。然則我們同樣可以舉出在費氏筆記中有李白《戰城南》一首，顯系反戰之作，而龐德不取。但龐德的選篇，確實透露著此書宗旨的某些消息。李白《古風》五十九首，費氏記有十四首，龐德只取《代馬不思越》、《胡關饒風沙》兩首邊塞詩和《天津三月時》一首刺權貴詩，而對于其它內容的詩均所不取。費氏所記李白樂府詩共十首，龐德取《長干行》之寫離別之苦，《玉階怨》之敘宮怨，《靜夜思》之傳思鄉之情。在李白集“古近體詩”這一大類中，費氏記有二十五首詩，龐德僅取《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江上吟》、《登金陵鳳凰臺》之感慨身世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送友人》、《送友人入蜀》之敘離別之情。從以上的取舍情況看，我們認為龐德的主旨并非明確在反戰，但意在借這個譯本表達身處戰亂和異國、傷時事、感遭際的憂思愁苦之緒。其人物景事仍不乏異國的情調，而其情感內容則相當貼近生活，扣合著當時時代的脈博和一般人的心弦，與西方詩歌常有的“神性”與夸飾不同。
其二，《神州集》之得到時人的喝彩，還因為它藝術上的成功。龐德不僅在形式上一反老派翻譯家如翟爾思等用英語格律詩翻譯中國詩這種做法，改用英語自由體詩的形式，無削足適履之感，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正在探索的意象派的詩路，在這些中國詩這里找到了最好的標本。一反傳統英語詩歌偏重敘事或直接抒情議論的特點，而直接處理描述對象，專注于意象的營造和并置、疊加等藝術安排，以描述性短語為主，使句法與意象的凸現相諧，音節語言上不求鏗鏘雄辯而求簡約傳神，這些在英語詩的新的藝術嘗試，可以在費諾羅薩提供的中國詩中找到創作的例證和久遠的傳統，可以在費諾羅薩由中國文字而引發的詩歌美學理論(主要見于由龐德整理、后來以《中國文字作為詩的一種手段》［The Chinese Writte 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為題發表的論文)中找到理論的啟迪。龐德在1918年《今日》(Today)雜志第三期上曾發表過一篇題為《中國詩》(Chinese Poetry的文章，從其中對李白《玉階怨》的分析或能看出他對這種藝術方法的理解。他說：“我從未發現任何一個西方人把這詩讀一篇就能得到很多，但通過仔細的檢驗，我們發現所有的一切都已在此。不僅僅是憑借暗示，更是憑借一種精確的約簡程序。讓我們想一想產生這首詩需要什么樣的情境。??首先，‘玉階’，故場景是在一個宮中；其次，‘羅襪’，故所述是一個宮妃，而不是一個仆人或偶在宮中的普通的人；第三，‘侵羅襪’，故此女已然久等，而非乍到；第四，‘玲瓏秋月’，故失約的男方沒有借口說這個晚上不宜于約會；第五，如你問我們怎么知道她在等一個男的，這個，詩題為‘怨’，??讀者可能不是不熟悉這種類型的中國詩。差不多每一個撰文談過有關中國語文的人都提及這種短小隱微的詩的存在。在最為精確的程序上與它們對比，我們發現最具活力和最澄徹的詩，我們發現一種直接性和現實主義??。”
《神州集》這本以李白詩歌為主的譯集，適合著當時西方的社會生活和詩歌藝術發展的需求應運而生，很快傳播開來。李白(在《神州集》中用的是李白的日文譯名“Rihaku”)的詩歌也因此而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誠如羅納德?布什(Ronald Bush)所說，由于《神州集》的出現，“李白一躍而成為甚至比他在中國傳統中更為突出的形象。”
稍后于《神州集》，在美國還有艾米?洛厄爾(Amy Lowell)和弗洛倫思?艾思庫(Florence Ayscough)于1922年合譯出版的《松花箋》(Fir FlowerToblets)。這個譯本同樣是以李白為大宗，全書譯詩119首，李白占83首。艾思庫在書前介紹中談到李白詩中有一種普遍的抒情性，而杜甫詩則因很難翻譯而較少出現在西方的中國詩譯本中，這道出了到那個時代為止在西方李白聲名大于杜甫的一個原因。艾米?洛厄爾是美國意象派詩歌運動后期的領袖，對中國文字的象形性、繪畫、詩歌的特點以及它們相互間的關系有很大的興趣，并將其認識施之于具體的翻譯實踐上。其譯法曾引起一些漢學家的批評和討論。例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ot)在同年的《通報》(Toung Pao)上撰文對此書進行了評論，并重譯了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后來，奧地利漢學家厄溫?馮?扎赫(Erwin von Zach)對伯希和的翻譯提出自己的看法，伯希和又撰文予以回應。作家與學者雖不能盡合，但他們共同張揚了中國詩、尤其是李白詩的影響。 三、二十世紀上半期外譯李白專集和李白研究專著的出現
應該說，在李白詩歌向西方傳播的同時，西方學術界對于李白的研究就已經開始。這里值得提到的是約瑟夫?艾德肯斯(Joseph Edkins)，他可能是最早撰寫并在刊物上發表李白研究論文的西方的人。1888年他在《中國評論》(Chian Review)第十七卷第一期上發表題為《作為詩人的李太白》(“LiTaiPoas a Poet”)的論文。同年又向北京東方學會遞交并宣讀了他的論文《論李太白及其代表作》(“On Li Taipo,with Examples of his Poetry”)。此文后來發表于《北京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Pek ing oriental Society第二卷［1890年］)。他的論文總是扣住一系列具體的作品 展開論說，并時而與西方詩人進行比較，在前文中他分析了《公無渡河》等三首詩，對李白喜歡表現激動、驚懼、悲愴的題材和感情，詩意豐富多變，筆力無施不可，不受格律束縛，備為驚嘆。在后文中他分析了李白《靜夜思》等二十二首詩，時有新見。例如，他分析《獨坐敬亭山》一詩中：“當眾鳥皆去，詩人把這山當作自己的一個同伴。他描繪這山滿意地看著他，就像他同是這樣滿意地看著這山。寫出如此詩歌的詩人是有著理想主義的因素在他心中的。雖然他非常現實主義，但他并非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與自然有著神交，而這，也可以在華茲華斯和拜倫那里找到。”在西方人看來，中國詩無論如何都是偏于現實的。何況李白此詩是僅僅四句的小詩。但論者卻從作者與“敬亭山”這一自然的“相看兩不厭”的無間的交融中，敏感到一種理想主義因素的存在，并進而與華茲華斯和拜倫相聯系，這樣的見解至今讀來仍有新鮮感。他分析李白的《春日歸山寄孟浩然》，認為這是唐代詩人受佛教影響的一個好例子。分析李白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指出作者對道教文獻的熟悉。但他認為盡管李白揉合三教，卻始終只是作為一個藝術家(詩人)而存在。這些看法都值得我們參考。
但像艾德肯斯這樣的研究者，在十九世紀末可謂寥若晨星。文化的傳播還未為身在西方的學者準備應有的條件，特別是書籍的提供和社會的重視。但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隨著中國詩的外譯本的不斷推出，出現了李白詩選的外譯專集，尤以德國以及德語地區較為突出。而在英語國家，影響較大的是日本留美學者小?薰良(Shigeyoshi Obata)的《李白詩集》(The Works of Li Po)。這個選本是英譯李白詩選的最初嘗試。激發其譯作的原因之一是龐德《神州集》的成功。全書共選譯李白詩一百二十四首及杜甫等有關李白詩八首，書后附譯李陽冰序、新舊唐書本傳。后來再版時又附了所譯李白詩的中文原文。譯者在前言中批評了此前西方對于李白的傳聞和作品理解上的許多錯誤。在向西方介紹李白的著作中，此書最早涉及到了李白坎坷身世的現實內涵和作者的愛國精神。譯者在書前的介紹中說：“壯年的李白，有著像普通中國人一樣的謀取高位、為國效力、經邦濟世的抱負，盡管他有自然的愛好和稟性。但他無任何指望赴朝廷商討軍國大事于帝王之前，只能寫詩，以狂放的外表掩蓋內心的苦惱。后來，當在戰亂中被招入永王幕中，他雄心復萌。然所得僅是被壓抑在失敗和放逐的痛苦之中。他晚年凄涼，承受著年歲和悲哀的重負，精神崩潰，筋疲力盡。但他的愛國熱情仍在心中燃燒。他焦慮地注視著國家的危險困境，?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雖僅數語，卻似空谷足音。而由于選篇較多，覆蓋面較廣，亦較有利于讓西方人看到李白的全貌。因此此書可以說是后來居上。它出版于二十年代，再版數次，流行了數十年，有一定影響。關于此書在翻譯上的具體優劣，可參看聞一多《英譯李太白詩》一文。在1930至1933年之間，美國著名作曲家哈里?帕奇(Harry Partch)曾從這個選本中選取十七首詩，將其譜寫成了小提琴曲。
李白自從傳入西方以來，可以說是聲名直上。但也有對其持批評態度的。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著名翻譯家、東方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他在1918年向中國學會宣讀、并于次年在倫敦正式出版的的《詩人李白》(The Poet Li Po)這篇論文中，首先引述了我國唐人和宋人對李白的批評，認為李白詩有兩個缺點，一是長篇欠安排，往往開頭精彩，后半則不免重復。二是讀李白大量的詩，便能感到他的詩缺乏多樣性。同時也贊同宋代王安石所說李白詩十首之中九首寫婦人與酒的說法(第3頁)。其所據材料均見于王琦本卷三十四附錄四叢說。進而，韋利認為李白的最單調和令人生厭的特點，是作為與自然的永恒不變性相對立的反映人事短暫性的機械重復，差不多半數以上的詩包含著江河東流不復、人事時時變化的內容。對這種短暫性的執著是有可能升華到偉大的神秘主義的詩歌境地的，但在李白，卻僅僅止于對這種明顯的事實的無休止的復述；又認為李白詩歌的長處不在內容而在形式，不在思想的美而在詞匯的美；批評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太多用典(第3-4頁)。在談到李白身后聲名的沉浮，韋利認為，李白身后聲望的提高是出于偶然。在宋代遭到一度冷落之后，到十六世紀，許多流行的選本出現了。這些選本給他以過多的篇幅。這樣，主要局限于從這些選本得到關于詩的知識的公眾給予他一定的推崇。韋利感嘆從那個時代起，中國的嚴肅的批評家就已經死了，以至于這種評估至今仍被接受。但如有一打代表性的英國詩人能讀懂中國詩的原文，他們將無一會給予李白以第一或第二的地位(第5頁)。韋利的《李白的生平與詩歌》(The Potery and Career of Li Po)1950年在倫敦出版。這是西方英語世界出現最早影響較大的一本關于李白的評傳。從撰寫第一篇李白論文到出版這本評傳，經過了數十年，但韋利對李白的看法并沒有改變。而且不僅批評其詩，更批評其人；不僅誤解其人，更誤解其時代。譬如，他在書中把安史之亂稱為“革命”(rev olution，第67頁)。把李白的幽州之行系于天寶三載，猜測李白是想去安祿山部下謀個文官職位(第28-29頁)。這些都與事實不符。安史之亂爆發后，韋利認為李白的態度是事不關己。理由是李白在《與賈少公書》中說過“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將何以救之”的話(第72頁)。此不免有斷章取義之嫌，因為同文中李白還說自己將“扶力一行”，“報國薦賢”。又如，韋利列舉了盛唐十三位詩人，唯一只有李白未參加進士考試，便猜測李白害怕自己知識不夠，或怕醉酒難以終場，而官員也不會推薦他(第98-99頁)。這些都是臆測。他認為在李白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格是自負的、冷漠無情的、放蕩的、不負責任的和不誠實的(第102頁)。李白走入異域異質的文化圈，受到誤解并不足怪，但大家如韋利竟走得如此之遠，卻是我們始料未及的。當然，此書也有若干可取之處，如對于李白詩歌中道教成份的理解和道教術語的闡釋。關于韋利的這本評傳，詹NFDA4曾有專文評論，可參考。盡管如此，韋利此書仍然表示著西方對于李白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自覺研究的新階段。
四、西方詩人(以英、美為例)對李白的題詠
李白作為中國詩歌的代表，隨著中國文化的西傳進入了西方文化人的生活，也進入了西方詩人的視界，成為他們題詠東方文明和中國詩歌的一個象征。這從另一個方面見證了李白在中國文化西傳中所起的作用。在這里我們僅以英、美詩人為例，以見出這種影響的存在。
從十八世紀以來，李白頻頻出現于西方詩人的筆下，他們或引述，或題詠，有長篇，有短章。就長篇而言，筆者所發現的最早以李白為主人公的長詩，是英國詩人約翰?司各特(John Soctt)作為1780年前后的長詩，題為《李白；或者好官：一首中國牧歌》(“LiPo:or The Good Governor:A Chinese Eclogue”)。司各特創作這首詩，主要是受他的前輩詩人威廉?科林斯(William Collins)的影響。科林斯在1742年發表了他的《波斯牧歌》，1757年重印時改題《東方牧歌》，一組四首。在那個時代，所謂東方主要是指中近東而非遠東，故科林斯以波斯為東方。司各特曾專門撰文評論科林斯的這組詩，同時自己動手親自創作了同題《東方牧歌》一組三首。第一首寫阿拉伯人的愛情故事。第二首寫東印度的人為的饑荒。第三首即寫中國，而以李白作為中國政治的代表或者化身。當然作者并不了解李白身世，根據作者的自注我們知道其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杜哈德的《中華帝國全志》，而那上面對李白只是稍一提及。錢德明等人的《北京耶穌會士雜記》大概是最早向歐洲介紹李白的書籍，但與作者寫作此詩同時或者稍后，作者未必及見。其所據或當還有其它一些傳聞材料，然不詳。杜哈德的書中，描述了帶有理想化的、或者至少與當時的歐洲相比較為完善的中國的政治和為官制度。司各特據此以李白為人物把它具體化和形象化。詩中寫李白是一個王子，又是一個地方官。而根據杜哈德的書，在中國皇族子弟若非關注臣民的福利，他將失去他的榮譽。于是一開始出現于長詩中的李白面對政務繁雜，頗感焦慮厭悶，經過一番內心的矛盾思索，終于振作起來，去為百姓辦案理政。詩也暴露了現實中貪婪嚴重、貧困日甚、老弱病殘成為獵物、佩帶著正義神徽的手保護掠奪者、并且坐地分贓的現象。同時出現了李白夢見孔子的場景：
Where old Confucius revrend form reposd
Loose Oer his limbs the silks light texture flowd
His eye serene etherial lustre showd
“My son ,”said he,as near his seat Idrew,...
可敬的孔老夫子神情泰然：
絲質的輕紗寬松地披在臂上，
他目光安詳眼神微妙：
“我的孩子，”他說，當我靠近他的身旁，……
以及由孔子描繪的樂土景象。作者當然不知道李白曾是“鳳歌筆孔丘”的人物。在這長達一百十余行、以英雄偶句詩體(heroiccouplets)寫成的詩歌中，作者把對東方中國政治倫理的向往，傾注或寄托在李白身上。我們可能怎么也沒有想到在早期中國文化西傳的過程中，李白還曾扮演過這樣的角色。
如果讓歷史跨越兩百年，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中期美國著名詩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同樣以李白為主人公，寫下了共十二章、四百二十四行的抒情長詩《李白來信》(“A Lette r from Li Po“)。從詩的注我們知道，詩中所用材料主要依據小?薰良《李白詩集》和韋利《李白的生平與詩歌》，作者以李白越過三峽尋親朋訪舊愛和給失去的孩子寫信引起全詩。詩中所用李白詩意，涉及《月下獨酌(天若不愛酒)》、《寄東魯二稚子》、《荊州歌》、《自代內贈》、《俠客行》、《江夏贈韋南陵冰》、《古風(莊周夢蝴蝶)》、《江南春懷》、《蜀道難》、《清平調詞》以及杜甫《飲中八仙歌》等詩和一些史傳材料。所有這些，構成了長詩的背景和抒情的引發點，并隨著詩歌抒情線索的進展而漸次展開。但作者意不在讓李白敘其身世，而意在借李白的故事表現作者的哲學意識和心理感受。這種意識和感受中有相當的成份與《易經》哲學和老莊思想相合。選擇李白這樣一位身世不平、道教色彩濃厚、東方傳奇式的人物，便于容納和展現這樣豐富復雜的哲學內涵。盡管由于研究程度的不夠，學術界似乎還未形成對此詩的具體的確解，但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從十八世紀司各特寫李白之側重于社會層面的寄托，到二十世紀艾肯寫李白之側重于意識層面的哲學和心靈的探索，他們都愿意以李白為“載體”，李白的形象在這里伴隨了西方詩人對于詩意的追求不斷深化和內轉的歷程。
在西方詩歌中，題詠李白的短章多于長篇。出版于1866年的英國詩人佛郎西斯?多伊爾(Fra ncis Hastings Doyle)的詩集《衛兵的歸還》(The Return of the Guards)中有一首詩，題為《沮喪中的詩節》(“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詩描述的是這樣一種情景：
The sun of yesterday which leaves me
No earthly skill can woo to stay,
Todayspale gollom which chills and grieves me No human arm can hold away.
The brids of passage,ever flying past,
In coungless locks stream down the autumn blast;
I mount my tower to gaze far off,and fast
Fill winecups from the waning jar.
這是詩的第一節，詩共三節。細讀之，方知是譯李白《宣州謝緿樓餞別校書叔云》詩。上面的詩節相對于李白此詩的首四句：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
對此可以酣高樓。
多伊爾并非漢學家，其所本應是圣-德尼法譯《唐詩》中此詩的譯文。他注明他的這首詩出自中國詩人李白，并引述了圣-德尼對李白的贊語。從他譯此詩并收之于自己的詩集中，我們不難想象到一個西方詩人與李白詩的內心共鳴。這是筆者所見李白此詩的最早的英譯。1913年英國詩人阿倫?厄普爾德(Alan Upward)在美國的《詩刊》(Poetry:A Magazin e of Verse)該年九月號(第二卷第六期)上發表了一組中國題材的詩《取自中國花瓶的香瓣》(“Scented Leaves:from a Chinese Jar“)。詩共二十九首，大多數是不分行的散文詩。其中《玫瑰》(“The Rose”)一首寫李白在京以詩為皇帝所賞識，臣下有進讒言者，而皇上未予聽信：
When the delicious verses of Li Po were Praised in the Court of Heaven an envious mandarin complained of the poets scandalous life.The Divine Emperoe,whowas walking in his garden,held out a rose and asked him,”Do you smell the gardener smanure?“
當李白的美妙詩篇在朝廷大得賞譽，一位心懷妒忌的大臣進讒言說詩人的生活并不光彩。圣明的皇上當時正在御花園散步，他擎起一朵玫瑰問這位大臣：“你聞花匠施的糞嗎?”
皇上的話問得很幽默，似乎頗符合唐代特有的開放和寬容。詩中的李白是一個天才的但卻在生活上不夠檢點的詩人。這多少符合西方對詩人的標準以及他們對李白的已有的印象。厄普爾德的這組詩在當時的詩壇上很受歡迎。前面我們提到艾米?洛厄爾(Amy Lowell)是美國新詩意象派后期的領袖，她寫過一組東方情調的詩，題《漢風集》(Chinoiseries)。其中有《李太白》一詩。詩的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
They erected a temple to you:他們為你建起了一座祠：
“Great Doctor,“大學士，
Prince of Poetry,詩之王子，
Immortal man who loved drink.”酒中仙。”
I detest wine，我憎恨酒，
And I have no desire for the temple，我也無奢望于圣殿，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在這個環境中
Is fortunate.那是僥幸的事。
But I would sacrifice even sobriety 但我甚至愿意把清醒作為犧牲
If,when I was thoroughly drunk，如果，當我沉醉時，
I could see what you saw 我能看到你所見的一切
Under the willowclouded water,在那柳云般的水下，
The day you died.在你去世的那一天。
詩所寫的，是西方人談到李白就經常談到的題目：酒。但通過對李白與酒的描寫，表現的是作者對李白及其天才想象力的仰慕。曾以與江亢虎合譯《唐詩三百首》而著稱的詩人維特?賓納(Witter Bynner)也寫過有關李白的詩。在他的一首《致李白》(To Li Po)詩中，他在西方人中少有地突出了李白傲岸不屈的品格，這里是他的詩中間的幾句：
You meant,pausing as I do for a dram,你的意思是，如同我為杯酒駐步，
That the Emperor might call and we not come.或許皇上召見而我們不赴。
You were as independent as I am 你像我一樣自在
Of purple canopies and bell and drum...不管紫色的華蓋與鐘鼓……
此外，還有一些詩人也寫過題詠李白的詩，限于篇幅，這里就不枚舉了。西方人題詠李白，應該說也是表現了李白在西方的影響，這個方面，是我們過去研究李白影響史時所忽視的。
五、簡要的分析
縱觀李白傳入西方的兩百多年的歷史，我們不能不萌生這樣的好奇：為什么在中國詩人中唯有李白而不是其他詩人在西方受到如此禮遇?至少與杜甫相比，當西方人開始接觸中國詩時(十八世紀)，中國國內揚杜抑李的風氣已然形成。但西方人沒有被這一風氣所左右，而是幾乎一致地選擇李白作為中國詩的代表。原因何在?
把中國文化(特別是思想)的西傳和西方對于中國詩歌的接受結合起來并作歷史性的考察，可以為上述問題提供某種答案。 十七、十八世紀，西方人借助傳教士的東來和商業的交流開始了解中國，對中國的社會管理和倫理政治深為欽佩。所以中國書籍中最先為西人譯解的是儒家經典。如果在那時候中國詩得以與中國文化同時進入西方，至少從思想的角度講，那時西方的先進知識分子可能首先愿意接受杜甫。那么杜甫的聲名說不定會遠在李白之上。最早把李白當作主人公寫進詩的約翰?司各特，正是把李白當作古代中國倫理政治的化身來描寫的，可以說頗得那個時代的風氣。如果他了解杜甫的話，他一定會覺得杜甫更適合于代表中國的倫理文化。但較之中國思想向西方的傳播來說，詩歌遠遠滯后。而十九世紀以來隨著浪漫主義思潮的興起，西方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學的接受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西方人對于東方文化和文學的選擇，呈現了一條大致清晰的線索，即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漸由中近東向遠東擴展。其所謂“東方”，原先主要指從埃及到印度這個地區。爾后逐漸向遠東伸延。前面所引述的從科林斯到司各特在《東方牧歌》同題之下的選材的變化，讓我們看到了西方人的視野在逐漸向遠東伸延的一個例子。中近東文學在情感上對于生命的嘆息和藝術上富于色彩、幻想、激情乃至神秘的特點，易于吸引西方人的視野，尤其當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思潮在西方興起時。當他們在這樣的思想和藝術框架下進而接觸中國文化時，思想上，道家思想較前受到青睞；藝術上，追求異國情調、色彩、激情、幻想這樣一些審美要求在相當程度上支配著西方人的選擇。在這樣的審視下，李白顯然較杜甫更易于為西方所選中，而傳入較早但風格簡古的《詩經》自然也不會贏得眾多的讀者。西方人如此熱衷于李白身世的傳奇性：出生以及長相的奇異，以詩見重于帝王及沉香亭賦詩的情事，好酒的個性，詩中對歌伎的描寫，以及落水捉月騎鯨升天的傳說，都是“事”出有因。戈蒂耶的《白玉詩書》的出現及其之所以如此風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傾向。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西方人之選擇李白，一開始更多的是取其貌，符合著舊式的東方主義的情感和藝術的要求。到二十世紀初，西方人才開始意識到李白詩中表現的人生遭際和時代憂患的現實內容的存在，以及在藝術創造上既有豐富的想象，又貼近現實、跡近自然、簡澍凝練、清新素樸的特點對于西方詩歌創作的借鑒意義，從而進入到一個取其神的新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講，龐德的《神州集》可以被認為是這個新階段開始的一個標志。因而戈蒂耶與龐德雖然在翻譯上均有創造性(不甚忠實于原作)的共性，但在詩歌審美觀念的進展上，卻實際上代表了本質不同的兩個階段，表現在對李白詩之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質的理解上也就有所不同。當然，從更為深遠的淵源來看，西方人與儒家思想之不甚相融，有其深刻的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歷史原因。在詩歌觀念上，西方人對李白的優先選擇，表現了他們對于天才的傾折和對于詩歌創作的想象力和激情的推重，以及對于藝術之為美而更甚于藝術之為善的追求。而這些觀念，遠者可以推源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為西方詩學所奠定的基礎，近者可以在西方近代唯美主義文學思潮中找到蹤跡。如果我們以開放的心態來檢討和審視這些原因，將不僅有利于加深我們對李白在中國文化西傳歷史中所起作用的認識，或亦可開闊我們的視野，引起我們對詩歌的思想和藝術規定性的重新思考。
第二篇：05十八-19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美術運動和英國的浪漫主義繪畫
18－19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美術運動和英國的浪漫主義繪畫 選擇題（低難度20題）1.2.3.4.5.6.7._b__1785年沙龍展出了《荷拉斯三兄弟的宣誓》，引起了極大反響。以下屬于新古典主義畫家路易·達維特的名作是：_d_。__a_是路易·達維特追求古典風范的肖像畫名作： _c__被稱為“浪漫主義的獅子”。
德拉克洛瓦1824年創作《_c_____》，以極大的同情描繪了希臘人民的苦難。
1819年法國畫家__b__創作了著名的《雅法城的黑疫病人》，記載了拿破侖戰爭中的歷史事件。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導人民》又被稱為《a_____》。A，卡拉瓦喬；B，路易·達維特；C，拉斐爾；D，安格爾。
A，《自由引導人民》B，《發舟西苔島》C，《天上的愛與人間的愛》提香D，《馬拉之死》。A《魯卡米埃夫人像》B《著衣的馬哈》C《蓬帕杜夫人像》D《查理一世騎馬像》。A，籍里柯；B，安格爾；C，德拉克洛瓦；D，庫爾貝
A，《自由引導人民》B，《沙爾丹納帕勒之死》C，《希阿島的屠殺》D，《馬拉之死》。A，安格爾；B，格羅；C，普呂東；D，德拉克洛瓦
A《1830年7月27日》B《第二號屠殺》C《1808年5月2日起義》 D《1808年5月3日》 8.9.安格爾的代表作品有：《_____d___》。
《梅杜薩之筏》是浪漫主義畫家_____b___1818年創作的作品。A，《1808年5月2日起義》B，《雅典學院》C，《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D，《泉》。A，德拉克洛瓦B，籍里柯C，格羅D，透納。
10.巴比松畫派的重要代表畫家有泰奧多羅·盧梭、特羅揚、___a_______等人。A，杜比尼；B，庫爾貝；C，德拉克洛瓦；D，荷加斯。11.以下屬于柯羅的著名作品是：《___c__》。
A，《賣蝦少女》；B，《阿爾卡迪的牧人》普桑；C，《孟特芳丹的回憶》；D，《園中合奏》。12.《拾穗者》是19世紀法國畫家____b___的代表作。A，庫爾貝；B，米勒；C，杜比尼；D，泰奧多羅·盧梭
13.1849年，__a__創作的《石工》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藝術主張，以前所未有的強度表現了勞動者的形象。A，庫爾貝；B，米勒；C，德拉克洛瓦；D，路易·達維特 14.《______b__》是庫爾貝完成于1855年的代表作品。A，《石工》；B，《畫室》；C，《魯卡米埃夫人像》；D，《泉》。
15.____b__的版畫不但富于藝術表現力，且以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深刻揭露法國當時的黑暗政治，畫家本人因此受到路易·菲利普當局的迫害。A，戈雅；B，杜米埃；C，倫布朗；D，威廉·布萊克
16.巴黎凱旋門上的浮雕《馬賽曲》是法國雕塑家__b____的作品。A，烏東；B，呂德；C，卡爾波；D，羅丹
17.著名雕塑《加萊義民》是藝術家______d_的作品。A，烏東；B，呂德；C，卡爾波；D，羅丹
18.從1880年直到逝世，羅丹一直從事《_d_》大型雕塑的創作，長達37年之久 A，《尤利西斯陵墓》；B，《圣彼得大教堂》；C，《巴黎凱旋門》；D，《地獄之門》
19.康斯太勃的《__b__》曾送往1824年的巴黎沙龍展出，轟動一時，德拉克洛瓦同時送展的《希阿島屠殺》亦受其影響。
A，《發舟西苔島》；B，《干草車》；C，《暴風雨中的汽船》；D，《瓦茲河上的落日》 20.__c___是英國浪漫主義風景畫最著名的代表。A，克勞德·羅蘭；B，普桑；C，透納；D，特羅揚 BDACC BADBA CBABB BDDBC 選擇題（高難度10題）
1，_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之際，庫爾貝發表了著名的“現實主義宣言”。C A，1849年；B，1850年；C，1855年；D，1859年
2，德拉克洛瓦的《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反映的是第_ 次十字軍東征的史實d A，第一次；B，第二次；C，第三次；D，第四次
3，德拉克洛瓦創作的《沙爾丹納帕勒之死》靈感取材于___的詩篇。a A，拜倫；B，彌爾頓；C，歌德；D，波德萊爾
4，路易·達維特的作品《薩賓婦女》取材于_____故事。c A，圣經；B，古希臘；C，古羅馬；D，中世紀傳奇
5，巴黎歌劇院建筑上的浮雕《舞蹈》是著名雕塑家 C_的杰作。c A，烏東；B，呂德；C，卡爾波；D，羅丹
6，羅丹為許多同時代的名人創作過雕像如《____》。b A，伏爾泰；B，巴爾扎克；C，孟德斯鳩；D，蓬帕杜夫人 7，__的名作《奧爾南的葬禮》描繪的是畫家家鄉的鄉土風俗。a A，庫爾貝；B，米勒；C，杜比尼；D，泰奧多羅·盧梭 8，柯羅的肖像畫名作是《____》。d A，《賣蝦少女》；B，《石工》；C，《教皇英諾森十世》；D，《珍珠姑娘》 9，以下不屬于安格爾的作品有《_____》。c A，《荷馬禮贊》；B，《土耳其浴室》；C，《三等車廂》；D，《大宮女》 10，18世紀末葉古典主義雕塑大師烏東的代表作有：《_____》。c A，《巴爾扎克像》；B，《摩西像》；C，《伏爾泰像》；D，《花神》 CDACc BADAC 判斷題（低難度20題）
1，安格爾創作了《荷拉斯三兄弟的宣誓》。（×）路易達維特
2，新古典主義與17世紀古典主義的區別在于它反對脫離現實的絕對美，而是借古喻今，以古代的典范啟發大眾，為社會現實服務。（√）
3，路易·達維特是新古典主義運動在繪畫領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4，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有《自有引導人民》、《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梅杜薩之筏》等（×）籍里科《梅杜薩之筏》
5，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島屠殺》和《米索隆基廢墟上的希臘》反映的都是希臘獨立運動時期土耳其統治者對希臘人民的壓迫罪行。（√）
6，1789年，達維特創作的《布魯特斯》以古羅馬執政官大義滅親的題材，激勵法國人民為共和國理想而戰斗。（√）
7，1832年德拉克洛瓦隨蘇丹大使摩納伯爵到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旅行，《阿爾及爾的女人》、《摩洛哥猶太人的婚禮》都是這次旅行后創作的作品。（√）
8，巴比松畫派響應 “回到自然”的口號，倡導寫生風景畫。代表畫家有亨利·盧梭、特羅揚、迪亞茲、杜比尼等。（×）興起
9，《楓丹白露森林的入口》是柯羅風景畫的代表作。（×）魯梭
10，路易·達維特創作過一系列標榜拿破侖皇帝業績的油畫，如《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拿破侖加冕禮》、《拿破侖在雅法鼠疫病院》等。（×）《拿破侖在雅法鼠疫病院》格羅
11，格羅是達維特的學生，擅長創作軍事歷史題材的作品，其軍事畫中緊張的戲劇性和激情奔放的畫法已經孕育著浪漫主義的因素。（√）
12，米勒出身農民家庭，曾經進入德拉克洛瓦的畫室學畫，后作為巴比松畫家的重要代表，創作了大量反映鄉間生活的名作。（×）巴比松畫家
13，安格爾喜愛純化洗練的形式，其名作《大宮女》、《土耳其浴室》、《瓦平松浴女》等都充分反映其追求古典美的標準。（√）
14，庫爾貝的現實主義宣言主張要忠實于客觀對象的表現，不要抄襲古人，而要自由表現當代生活。（√）15，杜米埃的著名石版畫《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諾寧街的屠殺》反映的是七月王朝統治下的血腥事件。（√）
16，籍里柯是法國浪漫主義繪畫的開創者，代表作是《但丁的小舟》《梅杜薩之伐》（×）《但丁的小舟》德拉克羅瓦
17，羅丹的《思想者》、《親吻》、《加萊義民》都是其宏偉的《地獄之門》設計的組成部分。（×）《加萊義民》
18，透納的浪漫主義風景畫代表作包括《戰艦歸航》、《無畏號戰艦的沉沒》、《干草車》庚斯太勃等。（×）庚斯太勃《干草車》
19，康斯太勃的代表作有《干草車》、《薩爾斯勃雷教堂》、《孟特芳丹的回憶》柯羅等（×）柯羅 20，庫爾貝的代表作有《畫室》、《你好，庫爾貝先生》、《石工》、《奧爾南的葬禮》等等。（√）判斷題（高難度10題）
1，庫爾貝的早期創作受浪漫主義影響，《受傷的人》、《帶狗的自畫像》等作品中或多或少滲透著感傷情調。（√）
2，十九世紀科學迅速發展，思想家們提倡“自然主義”，在美術領域也以法國畫家庫爾貝為代表，掀起了現實主義藝術的高潮。（√）
3，羅丹開始接觸藝術始于巴黎工藝藝術學校，其1876年在沙龍展出的《》獲得金獎（×）其1876年在沙龍展出的
4，加萊義民取材于圣經傳說14實際發生的一件真實的事情，六位義民為保護全城百姓英勇不屈，慷慨就義。（×）實際發生的一件真實的事情
5，康斯太勃以表現田園風光見長，其代表作《干草車》1824年送往巴黎展覽時即引起了德拉克洛瓦的關注。（√）
6，透納一生游歷過歐洲許多國家，其風景畫富于浪漫主義的氣質。（√）
7，18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是英國風景畫的黃金時代，代表畫家有康斯太勃、克勞德·洛蘭和透納等人。（×）、克勞德·洛蘭
8，羅丹的藝術著重于人物心靈刻畫，其著名作品《老娼婦》根據十五世紀德國詩人維隆的詩篇《美麗的歐米哀爾》創作，說明丑陋的形象也可以在審美上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9，庫爾貝曾積極投身巴黎公社運動，公社失敗后其創作主要轉向靜物畫和風景畫。（√）
10，德拉克洛瓦的《自有引導人民》在沙龍展出時，被保守的學院權威批評為“。”（×）《西阿島的屠殺》 名詞解釋（低難度8題）1，新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的設計風格其實是經過改良的古典主義風格。將懷古的浪漫情懷與現代人對生活的需求相結合，在十九世紀的藝術創作之中，達維特和安格爾等人是新古典主義藝術的重要代表。2，浪漫主義藝術
浪漫主義一詞源于Romance一詞，意指“傳奇”、“小說”。浪漫主義是文藝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與現實主義同為文學藝術上的兩大主要思潮。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浪漫主義的創作傾向由來已久，早在人類的文學藝術處于口頭創作時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帶有浪漫主義的因素和特色。但這時的浪漫主義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覺為人們掌握的創作方法。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主要文藝思潮，從18世紀后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盛行于歐洲并表現于文化和藝術的各個部門。德拉克洛瓦、呂德等是19世紀浪漫主義在美術創作領域的代表人物。3，現實主義藝術
現實主義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中最常見的術語之一。這個術語一般在兩種意義上被人們使用：一種是廣義的現實主義，泛指文學藝術對自然的忠誠，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學理論，即古希臘人那種“藝術乃自然的直接復現或對自然的模仿”的樸素的觀念，作品的逼真性或與對象的酷似程度成為判斷作品成功與否的準則。作為一個藝術流派的現實主義出現于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1855年庫爾貝的“現實主義宣言”是其標志。4，巴比松畫派
法國19世紀的風景畫派。巴比松系巴黎南郊約50公里處的一個村落，位于楓丹白露森林的進口處，以風景優美著稱。巴比松畫派活躍于19世紀30～40年代，當時法國一些青年畫家不滿七月王朝統治下的現實生活和僵化了的學院派新古典主義繪畫，主張描繪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國農村風景。他們陸續來到巴比松一帶作畫，有的還定居下來，形成了畫派。
5，德拉克洛瓦：十九世紀著名法國畫家。曾在蓋蘭畫室學習，他的作品充滿浪漫主義風格，善于把抽象的冥想和寓意變成藝術形象，其表達感情的深度與力量以及在描繪運動的激烈和氣勢方面，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6，達維特油畫《馬拉之死》
達維特的油畫《馬拉之死》表現的是雅各賓派領袖馬拉剛剛遇刺身亡的情景。畫家有意將畫面的上半部處理的單純、深暗以突出下半部的客觀寫實表現，同時，加強死者身體的下垂感和壓抑、悲痛之氣氛。馬拉工作的木臺有如紀念碑一般，使畫面產生了一種凝重、莊嚴的氣氛；這簡潔、嚴謹、明晰、理智的表現手法以及這深入、具體、真實再現細節的刻畫，反映了法國大革命期間，古典主義的盛行以及人們渴望尋求一種時代所需要的理想的英雄主義精神。
7，《荷拉斯三兄弟的宣誓》：達維特取材羅馬傳說的歷史畫名作。藝術家通過在舊制度沒落時刻，給那些向往公民美德、英雄主義、革命及崇高境界的感情披上羅馬人的服裝，把一種新的感覺注入了古典藝術的技法中。
8，透納（泰納）：英國風景畫家，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學院派畫家的代表，以善于描繪光與空氣的微妙關系而聞名于世。他在藝術史上的特殊貢獻是把風景畫與歷史畫、肖像畫擺到了同等的地位。
名詞解釋（高難度4題）1，庫爾貝的《畫室》
《畫室》的全名叫《畫家的工作室——一個現實的寓意，概括了我7年來藝術生活的情況》。畫家的立意在于展示自己從1848年以來的藝術創作生涯，并寄寓一種意味深遠的社會哲理。畫家把7年來對生活和思想有影響的朋友和他曾經畫過的模特兒集中畫在一個畫面上。另外還集中了上流社會各個階層的形象，表現一個法國社會的縮影。2，自然主義
藝術創作中的一種傾向。作為創作方法，自然主義一方面排斥浪漫主義的想象、夸張、抒情等主觀因素，另一方面輕視現實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絕對的客觀性，崇尚單純地描摹自然，著重對現實生活的表面現象作記錄式的寫照，并企圖以自然規律特別是生物學規律解釋人和人類社會。以“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仿”作為出發點的自然主義創作傾向，是同現實主義創作傾向一樣源遠流長的。但作為一個比較自覺的、具有現代含義的文藝流派，自然主義則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在法國興起，然后波及歐洲一些國家，并影響到文化和藝術的許多部門。
3，羅丹：法國杰出的現實主義雕塑家，在繼承和發展古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雕塑造型藝術成果的基礎上，脫出學院派的桎梏，從而樹立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雕塑做了根本性的變革——以雕塑家個人的認識和深切的感受作為創作的基點，用豐富多彩的繪畫手法，塑造有生命力的藝術形象，并賦予深刻的心理內涵和社會意義。
4，巴黎凱旋門：歐洲的一種紀念戰爭勝利建筑。始見于古羅馬時期，當時統治者以此炫耀自己的功績。后為歐洲其他國家所沿用。巴黎的凱旋門并非僅只一座，但最為壯觀、最為著名的，是位于“夏爾?戴高樂廣場”中央的那座凱旋門。1805年12月2日，拿破侖?波拿巴?波拿巴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大敗奧俄聯軍，翌年2月12日拿破侖?波拿巴?波拿巴下令建此凱旋門以炫耀自己的軍功。同年八月，按照著名建筑師夏爾格蘭的設計開始破土動工。簡答題（低難度8題）1，籍里柯的藝術成就
答：籍里柯是法國浪漫主義繪畫的創始人，他雖然只有33歲的短暫生命，但他在美術史上卻占據了重要的地位。1818年他創作了《梅杜薩之筏》這幅畫是根據一個歷史事件構思的，構圖處理古典主義，籍里柯力求創作一幅畫一切都接近于真實事實和自然，《梅杜薩之筏》的構圖是采用金子塔式的形式，他要表現的出筏子的人們向遠處出現的船求救的情緒，那條救生船是在木筏的逆風的方向，這樣的構圖可以加強沖開阻力的力量，這幅畫充滿了激情和力量，就連這幅畫面上轉身的男人凸顯的筋肉也表現了極大的緊張性，這已經不是古典主義藝術所欣賞的那種平穩的情緒了，而是一種動蕩的，激烈運動的力量了，充滿激情力量和浪漫主義的因素。2，柯羅的藝術成就
答題：柯羅經常去巴比松作畫，他的名言“面向自然，對景寫生”成為了畫家們遵循的方向，他在風景畫上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妖的舞蹈》和透明銀灰色調夢幻色彩的《孟特芳丹的回憶》，柯羅善于運用中間色調的風景畫家，他給印象派畫家可貴的啟示。柯羅的肖像畫也是獨富風采的，如《珍珠姑娘》、《彈曼陀鈴的女郎》等。這些人物畫力圖達到一種理想的美。3，簡析康斯太勃的藝術風格
答題：康斯太勃是英國風景畫大師，他以家鄉的田園風光見長，他的畫具有真實、質樸的特點，他那充滿了清新的力量喚起人們對大自然的愛，對生活的愛。他擺脫了學院派褐色調子和學院派缺乏想象力的構圖，他戶外外光寫生，捕捉大自然的清新、閃爍和真實的感，大量使用不被人喜歡的綠色，還創造了刀刮法產生了一種閃耀的光亮，人們稱他為“康斯泰勃雪白”。作品代表作有《干草車》，影響德拉克洛瓦和后來的印象主義藝術。
4，十九世紀現實主義藝術產生的背景及其進步意義。
答題：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發展，階級矛盾尖銳，法國掀起了大革命的風暴，法國的啟蒙運動對文化藝術也起了推動的作用，新舊價值沖突，人們不滿浪漫主義、學院主義一味脫離現實的傾向，“回到自然”的新思想鼓勵藝術家面向大自然面向真實生活。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一方面繼承了以往現實主義藝術如17世紀荷蘭藝術和18世紀英國風景畫的優良傳統，進而強調真誠面對生活的態度，主張藝術以實際生活為基礎，贊美自然，歌頌勞動，并對社會中下階層給予關注，生動的刻畫了人民的形象，批判社會現實并追求人類社會文明進步。
5，巴比松畫家米勒的藝術成就。
答題：米勒是19世紀法國最杰出的以表現農民題材而著稱的現實主義畫家。他創作的作品以描繪農民的勞動和生活為主，具有濃郁的農村生活氣息。他用新鮮的眼光去觀察自然，反對當時學院派一些人認為高貴的繪畫必須表現高貴人物的錯誤觀念。米勒的表現手法很有獨特風格，造型渾厚而樸實，靜中有動，感情內在，他喜歡表現夕陽下的景物，喜歡逆光，代表作有《播種者》、《拾穗者》、《晚鐘》、《牧羊女》。6，巴比松畫家泰奧多羅·魯梭的藝術成就
答題要點：魯梭是巴比松代表畫家之一，以客觀嚴謹的精神研究再現大自然，宗教般激情謳歌大自然的美，其筆下的風景莊嚴、雄偉，尤其擅長描繪橡樹。代表作品《大橡樹》、《春》、《楓丹白露森林的入口》。
7，評析安格爾的肖像畫藝術。答：安格爾是古典主義最后一位大師，他重視古典美形式，但其強調純化、洗練的形式又不同于學院主義畫家拘謹的造型要求。安格爾的素描精確，用很少的明暗陰影生動表現人物，在其肖像畫當中，形和線具有極高的表現力，人物文雅，構圖嚴謹，色彩高度的協調，如《德奧賽婦人像》主人公的衣物質感刻畫的十分精到。雖然安格爾的藝術主張是古典主義的，但他本人的藝術探索對于后來的現代藝術家也有一定的啟發。
8，評析德拉克洛瓦東方題材的藝術作品
答題：德拉克洛瓦1832年的北非之行，他被東方的優美情調和絢爛的色彩所激動，創作了《阿爾及利亞的女人》，這幅畫所畫衣飾華麗的東方婦女生活，各種色彩交錯，光彩奪目，有一種詩意的異國情調。《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則反映了十字軍東侵略殘暴的史實。他的東方題材的作品還有《摩洛哥猶太人的婚禮》、《獵獅》。他作品中的浪漫主義的緊張情節性，異域情調，強烈的色彩和筆觸感帶有主觀情感，想象力的馳騁都是浪漫主義的特征。
簡答題
1，簡述新古典主義從達維特到安格爾的發展歷程
答：新古典主義排斥脫離現實的絕對美的觀念，以古代人的美德為典范，為社會現實服務，他們否定羅可可價值并以嚴肅、莊重的筆調贊美古代英雄。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持續的考古發現引起人們對古代的熱情，達維特也深入研究古代的雕刻，并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開始創作以描繪古代英雄為題材的繪畫。他的作品有《荷拉斯兄弟的宣誓》、《馬拉之死》、《薩賓婦女》等。
新古典主義藝術不斷的擴展，法國烏東的藝術表現了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美學思想，如《伏爾泰像》。普呂東創作理想美是他一生的追求，他喜歡柔和的光影構成一種朦朧夢幻般的意境，代表作有《被西風抬起的波賽琪》。格羅熱衷于贊美拿破侖的英雄精神，代表作有《拿破侖在雅法鼠疫病院》。安格爾是古典主義最后一位大師，他重視古典美的形式，肖像畫中形和線具有極高的表現力，人物文雅，構圖嚴謹，色彩高度的協調，著名的作品有《泉》和《德奧賽婦人像》。
2簡析杜米埃的藝術風格
答題：杜米埃是法國19世紀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諷刺畫大師。他最初從事版畫創作，以尖銳的藝術語言揭露和諷刺社會的黑暗。已經40歲的杜米埃開始畫油畫，他的油畫仍如同諷刺畫一樣，造型不求形似，只重視色塊與形體的“神肖”。他往往以棕色和粉紅為基調，從文學名著和生活中選擇表現題材，以批判的藝術眼光審視自己所創造的形象。杜米埃的藝術生涯始終與法國的現實主義相聯系，他運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語言，塑造自己獨特的藝術形象。
3巴比松畫派產生于怎樣的文化歷史背景？
答題：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發展，階級矛盾尖銳，勞動者的問題突出，法國掀起了大革命的風暴，啟蒙運動的文化思想對藝術起了推動的作用，出現了一批重于如實反映客觀現實的現實主義畫家，他們主張以實際生活為基礎，自然為本，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令部分知識分子懷念牧歌式田園，巴比松畫派的一批畫家受到進步美學思想的影響，興起了一個“回到自然”的口號，避免喧鬧的城市，主張直接寫生。4簡析格羅軍事畫中的浪漫主義因素
答題：格羅是達維特學生，并有機會跟隨拿破侖在軍隊中生活，使得格羅成為了戰爭畫家，他擅長軍事畫并熱衷于贊美拿破侖的英雄精神，在達維特的古典主義基礎上開始了激情洋溢的畫法。格羅被認為是新古典主義畫家，但其軍事題材作品孕育浪漫主義藝術的因素：緊張的劇情感，奔放的筆觸，情感強烈的色彩，英雄主義的氣概和浪漫想象結合在一起，代表作有《拿破侖在雅法鼠疫病院》。論述題
1，試述羅丹的藝術成就。
答題：羅丹是法國杰出的現實主義雕塑家，他對當時頑固守舊的學院派藝術非常不滿，他的早期作品走著堅實的現實主義道路，他崇拜希臘雕刻和米開朗齊羅的藝術，他在繼承和發展古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雕塑造型藝術成果的基礎上，脫出學院派的桎梏，《傷鼻的人》《青銅時代》是早期的代表作。這些雕塑都是大膽的現實主義的作品，《青銅時代》表現人類從沉睡中醒來的主題。青年人挺胸，面對晴空，驅走睡魔，將有所行動的姿態，這座雕像是向當時陳腐僵化的學院派發出的有力挑戰，他號召雕刻藝術回復到有血有肉的現實主義道路上來。1880年，羅丹致力于大型高浮雕構圖《地獄之門》的制作，整個浮雕容納了186個人體，壯觀宏偉。
羅丹樹立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雕塑做了根本性的變革——以雕塑家個人的認識和深切的感受作為創作的基點，用豐富多彩的繪畫手法，塑造有生命力的藝術形象，并賦予深刻的心理內涵和社會意義。羅丹的作品《加萊義民》著重于歷史的正式性，突出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復雜的心理狀態。羅丹著重于人物心理刻畫的作品還有著名的《老娼婦》，人們稱這是一座“丑得如此精美”的雕像。羅丹還創作了許多同一時代人的雕像，如《達魯》、《巴爾扎克》和《雨果》等雕像。
2，試評述安格爾的藝術風格。
答題：安格爾是古典主義最后一位大師，安格爾崇拜希臘羅馬藝術和拉斐爾，和大衛一樣捍衛古典法則，他認為自己是正統的古典主義者，他追求一種古典主義規范的風格，他喜歡純化而洗練的形式，重視古典美的形式，但又對中世紀和東方異國情調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而被一些藝術史家戲劇性地劃入浪漫主義畫派。他的優秀作品《雷維爾夫人肖像》、《瓦平松的浴女》、《洛哲營救安吉莉卡》等，把對古典美的理想和對具體對象的描繪達到了完美統一的程度。他對表現女性裸體充滿了熱情。從1820年開始直到1856年才最后完成的《泉》，是他畢生致力于美的追求的結晶。這雖是他晚年的作品，但所描繪的女性的美姿卻超過了他過去所有的同類作品。他雖然重視古典美的形式，但其強調純化、洗練的形式又不同于一般學院主義畫家拘謹的造型要求。代表作《泉》以古典希臘雕刻為范本，刻畫出一位莊重典雅的女人體，色調優雅，筆觸柔和，創造了一個恬靜的境界，這幅畫無論形體還是色彩都達到了完美的程度。在安格爾的肖像畫當中，表現了高超的寫實技巧，遵循古典形式的規范，人物文雅，構圖嚴謹，色彩高度的協調，如《德奧賽婦人像》主人公的衣物質感刻畫的十分精到。安格爾的素描也是同樣表現出純屬的寫實功夫，發揚了古典主義的嚴謹，形體準確的畫風，注重型和線的關系，雖然安格爾的藝術主張是古典主義的，但他本人的藝術探索對于后來的現代藝術家也有一定的啟發。
3試評述德拉克洛瓦的藝術風格。
答題要點：德拉克洛瓦崇尚意大利文藝復興美術，并且繼承和發展了威尼斯畫派、荷蘭畫派和魯本斯、康斯太勃等藝術家的成就和傳統。德拉克洛瓦的作品充滿浪漫主義風格，善于把抽象的冥想和寓意變成藝術形象，其表達感情的深度與力量以及在描繪運動的激烈和氣勢方面，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成名作《但丁的小舟》（又名《但丁與維吉爾》）在1822年沙龍展出后，立即轟動巴黎藝術界。這幅取材于但丁《神曲》表現善與惡矛盾的作品，以其情感洋溢的形象、悲劇性的力量、對人類災難的真實描繪和大膽的構圖，使他成為浪漫主義的中心人物。《希俄斯的屠殺》和《邁索隆其翁廢墟上的希臘》，使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斗爭進一步尖銳化的作品，并使德拉克洛瓦一躍而成為當時的第一流畫家。1825年德拉克洛瓦訪問英國，英國繪畫的鮮明色彩，使他對法國學院派線條的艱澀和色彩的貧瘠更為不滿，在其后的作品中他著意強調光和色的微妙關系，取材于莎士比亞、歌德、拜倫等文學作品的一批畫作，均以繽紛的色彩、宏大的構圖、強烈的明暗對比和深刻的心理刻畫，被后人稱之為浪漫主義的典范之作。德拉克洛瓦1832年的北非之行，他被東方的優美情調和絢爛的色彩所激動，創作了《阿爾及利亞的女人》，這幅畫所畫衣飾華麗的東方婦女生活，各種色彩交錯，光彩奪目，有一種詩意的異國情調。《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則反映了十字軍東侵略殘暴的史實。他的東方題材的作品還有《摩洛哥猶太人的婚禮》、《獵獅》。他作品中的浪漫主義的緊張情節性，異域情調，強烈的色彩和筆觸感帶有主觀情感，想象力的馳騁都是浪漫主義的特征。
4試述浪漫主義思潮的基本特征及其在19世紀美術中的表現
答題：浪漫主義美術強調情感力量，鼓勵想象力，追求希臘羅馬以外的中世紀題材和異域題材，提倡鄉土藝術和民族藝術.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
浪漫主義美術的一些特點在十八世紀后期瑞士人亨利 富塞利、英國畫家和詩人布萊克的作品中已有體現。十九世紀之后，康斯太勃善畫英國鄉村景色，探索了大氣的光和色的復雜性.他以家鄉的田園風光見長，泰納發揮了光的自然效果，創造出有動力感的構圖，使觀眾如歷其境，似乎在隨畫面一起游動。在德國，風景畫家龍格力圖以象征手法把個人的心靈氣質描繪為普通的自然靈性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是虔誠的宗教徒，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樹或十字架之類形象來暗示自然和心靈的可敬可畏。在法國，采用歷史和文學題材的主要浪漫主義畫家是德拉克洛瓦。除在色彩和光方面進行實驗外，他以雄健的筆力表現了他的感情。異國的主題，特別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著迷。其熱情洋溢地描繪動物生活的作品，反映了他和籍里柯相似的興趣，后者在選擇當代事件作為創作題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論述題（高難度2題）1.新古典主義與17世紀的古典主義藝術有何聯系與區別？
答題要點：聯系：新古典主義和17世紀的古典主義都重視古希臘羅馬藝術和文藝復興傳統，崇尚文藝復興大師的理性創作。17世紀古典主義的代表普桑，他為古典的理性所支配，把古典的形式美運用到他的作品中，構圖嚴謹、均衡，人物典雅而端莊。他竭力講求畫面的完整，構圖的統一，人物運動的節奏感和雕刻般的形體美，如作品《花神的勝利》和《阿爾卡迪亞的牧人》。而19世紀新古典主義代表達維特同樣深受古典藝術的影響，他傾心于卡拉瓦喬的明暗和色彩效果。他主張明確性的嚴謹的形式，安格爾則認為自己是正統的古典主義者，他蔑視技術上的隨意處理，追求一種古典規范的風格，他喜歡純化而洗練的藝術形式，重視古典美的形式。如《泉》、《土耳其浴室》。
區別：17世紀古典主義具有巴羅克時代的一些特征，如強調畫面空間的縱深錯覺，強調畫面構圖的統一性和宏偉氣氛。畫面上為創造一種氣氛而設計一種光線并講求善用幻覺表現現實自然 產生了一種幻想與現實相結合的藝術效果。
19世紀新古典主義與17世紀古典主義的區別在于他排斥了脫離現實絕對美的觀念，以古代人的美德為典范，為社會現實服務，起到了借古喻今的教育作用，他們否定羅可可的價值，一反“羅可可”的纖弱、感傷和頹廢的作風，以嚴肅、莊重的筆調贊美古代英雄，因此，革命的古典主義要求不僅僅是模擬古人，而重要的是他具有現實意義。
2.你怎樣理解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藝術的歷史意義和在當代藝術中的現實意義？
答題： 1848年以后，法國主要階級矛盾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取代了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矛盾，社會階層明顯形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貧富差別巨大，形若天堂地獄。因此，社會上很快就出現了審視這種社會現象的思潮，許多作家把筆鋒對準了階級剝削和壓迫的現象。向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道德提出了質疑和批判。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發展，階級矛盾尖銳，新舊價值沖突，人們不滿浪漫主義、學院主義一味脫離現實的傾向。“回到自然”的新思想鼓勵藝術家面向大自然面向真實生活。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一方面繼承了以往現實主義藝術如17世紀荷蘭藝術和18世紀英國風景畫的優良傳統，進而強調真誠面對生活的態度，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寫實與虛飾對立的藝術觀念之爭，才形成了有社會責任感的現實主義畫家反對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局面。
在當代藝術中藝術家應具有19世紀現實主義藝術對傳統文化的辯證思想，既要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的精髓，又要與時代相結合，敢于批判前者并進行革新創造。堅持發揚“為生活，為民眾而藝術”的思想，崇尚自然，歌頌勞動。藝術來源于生活，來源于作者對社會的體驗和感受。是真實的直接的貼近生活的一面。應像米勒從自我的勞動過程中尋找靈感，真摯的表現勞動者在大自然中的美。當代藝術應該關注社會，敢于批判現實，揭示當時社會現象。
安格爾和德拉克洛瓦的藝術觀念和創作風格上有何不同? 1觀念上的不同: 安格爾主張的是古典主義,他是古典主義畫派最后的代表人物，安格爾崇拜希臘羅馬藝術，并和拉斐爾、大衛一樣捍衛古典法則，他認為自己是正統的古典主義者，他追求一種古典主義規范的風格，喜歡純化而洗練的形式，重視古典美的形式，安格爾所提出的觀念，是把宗教畫當作主要創作題材，內容呆板，缺乏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氣息。而德拉克洛瓦則高舉浪漫主義大旗,成為浪漫主義大師，古典主義框格再也束縛不住其熱情的回蕩。《希俄斯的屠殺》和《邁索隆其翁廢墟上的希臘》，使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斗爭進一步尖銳化的作品，他對法國學院派線條的艱澀和色彩的貧瘠更為不滿，被后人稱之為浪漫主義的典范之作。他取材廣泛，1825年德拉克洛瓦訪問英國后取材于莎士比亞、歌德、拜倫等文學作品的一批畫作，旅行北非以東方的題材為主。
2創作風格上的不同: 安格爾風格上要求直率而純潔,他的古典主義主張，迎合了法國統潔階級政策。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義對靈感和熱情的期望促使新的風格的產生，這種風格對學院派傳統藝術的限制是一個猛烈的沖擊。他以動態對抗靜止、以粗獷對抗極端工整、以強烈的主觀性對抗過分的客觀性、以光和色對抗素描。如但丁《神曲》表現善與惡矛盾的作品，以其情感洋溢的形象、悲劇性的力量、對人類災難的真實描繪和大膽的構圖，使他成為浪漫主義的中心人物。他的東方題材的作品如《摩洛哥猶太人的婚禮》、《獵獅》中的浪漫主義的緊張情節性，異域情調，強烈的色彩和筆觸感帶有主觀情感，想象力的馳騁都是浪漫主義的特征。
第三篇：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設計與實施
摘 要：本文主要論述在一體化教學的改革中，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的開展與實施，并以車刀體設計制作為例，講述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設計，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要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而且也要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社會能力。
關鍵詞：“學”為中心 模式 設計 實施
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多數都是高考落榜或者中考成績較差的學生，他們多數對理論課很厭煩，導致了在應試教育中的失敗。他們來到職業技術學校后，學校如果繼續用原來的教學方法，難以激發他們的學習積極性，使學習效果達不到教學的要求。
因此，職業技術學校要想提高教學質量，快速培養社會需要的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就必須改變教學方法，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要培養學生專業技能，也要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社會能力，不斷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從而提高職業教育的教育質量。
一、以學生為主體，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
教學的根本目的是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讓學生增長學識。這一過程，如果離開學生這個主體，便變得沒有意義。正如宋玲在《建構主義學習設計》一書前言中說：“老師一直都是絕對的權威，而我們這些學生曾經做過的、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聆聽老師的諄諄教誨，當我拿著參考課程標準并以教科書為藍本設計出的教學方案走進課堂時，整堂課幾乎都是我在唱獨角戲，提出的開放性問題時常引來一片難以忍受的沉寂。”這段話，是一個學生成長成為老師后，對以“教”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的生動描述。
以“學”為中心，教師要樹立學生是主體的思想，把規定的教學內容，對應教學對象――學生，進行創新性設計。正如蘿卜白菜，既可以炒食，也可以煲湯，既可以切絲，也可以切片，最終目的是讓我們能消化吸收營養。反之，如若學生對所學內容聽不懂，且脫離實際，他們就會把大部分時間用在課堂睡覺。曾有一位學者提出“職業技術教育教學改革首先要解決學生上課睡覺的問題”，這不無道理，解決學生上課睡覺的問題就是必須圍繞學生去設計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挖掘其自覺學習的潛力。
二、以“學”為中心，教師要主動轉變教學觀念
古語云：“活到老，學到老”。老師也是教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教亦然。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加涅認為，所謂的教學，是為促進學習者內部學習過程而設計的一系列外部學習事件，教學是經過一系列設計的，旨在引起、激發和支持學習者學習的事件。
教師如何使“傳遞”的內容更有效，這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部分，傳統以“教”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忽略學生學習的接受情況，以“學”為中心能更好讓學生掌握知識，如表1所示兩種不同教育模式對比。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堂教學中的學習也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學習。教師應該認識到：學習必須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因此在課程改革中，必須以學生為中心來進行設計，而不是以教學為中心而去設計的。學生才是真正的主體，教學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做教育者首先要在思想上進行改變，這樣才能在課堂上進行有效設計。以“學”為中心是以小組課堂形式，這種形式有利于學生形成自我學習，相互討論的學習方式，如圖1所示。
傳統以教師為中心課堂 以“學”為中心課堂
圖1 課堂組織形式
以“學”為中心形式的教學課堂與傳統教學不一樣，它更注重以學生為主體地位，利用行為導向教學，注重在“學中做，做中學”的教學方法。只有通過不斷改變教學手法才能更好地引導學生，積極地學習。圖2所示是學生以小組形式在討論問題的情景。
圖2 討論問題
三、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設計
一般的教學模式都是由教師把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的方法。但若要提高職業技術教學的質量，就必須重視課堂教學改革，積極創新教學模式。在教學過程中采用任務驅動模式，小組成員先單獨練習取得一定的學習效果，然后再以團隊形式完成任務，最終以小組為單位展示作品。通過此教學方法來引導學生認真對待任務，就像在企業一樣，尊重勞動成果，把教學方法的改革作為一體化教學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點。如表2所示。
在教學設計過程中，教師并不是以完整不變的形式來表達所有步驟的實施情況，而是根據任務的難與易以及學生的學習情況等進行合理的設計。通過合理的設計，使學生把所學的知識運用到新的情景中，更有效地促進學生知識的遷移，達到更高層次的發揮。
四、以“學”為中心的教學實施過程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在教師指導下自由分組，合作完成車刀體加工的任務，在拓展訓練方面引導學生進行機夾式車刀體的制作，小組成員體現團結協作精神，實施時運用頭腦風暴法，重視發揮集體的智慧，積極確定加工工藝。在得到老師的肯定和指點后，學生興趣有了明顯的提高，加工過程中能相互探討、交流技術，起到了化被動為主動的學習效果。
教學安排開展的順序不一定是機械刻板、一成不變的，也不是每一堂課都必須提供全部教學事件。現以加工車刀體任務為例，做出實施過程的安排，如表3所示。
五、實施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成效
1.提高了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第一，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在以“學”為中心的教學中，學生在一體化教室中，以不同方式進行學習，教師不再單一把知識講授給學生，而是讓他們在課堂上出現“在做中學、在學中做”的過程中很好地完成實際任務，達到自主學習效果（如圖3所示）。
圖3 學生在進行操作 圖4 學生討論加工工藝
第二，學生適應共同學習。教師一般不提倡學生單獨學習，而是在日常教學中，引導學生以小組形式合作學習。在學習活動中，學生一起學習，互相探討、交流觀點、提供反饋，促進彼此共同進步的學習機會（如圖4所示）。通過小組討論合作融為一體，提高了學習的興趣，增強了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從而提高了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為今后走向工作崗位增強了適應能力。
2.提高了學生綜合能力
以“學”為中心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通過教與學的良好互動，學生能較好地掌握理論和技能知識，同時也能把理論與實踐知識結合在一起（如圖5所示）。
在實施過程中，教師要把握好課堂良好的秩序，讓學生擁有良好的學習氛圍。使他們在學習過程中，能主動展示自己的成果。這樣不僅能提高他們學習的興趣和自信心，更能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自我學習、自主創新的能力。同時也培養了學生團隊的協作能力、交際能力和工作規劃的能力，使學生體會到幫助他人的快樂，意識到自己的價值。
3.多方面評價學生
在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關心、愛護、鼓勵學生，并理解和尊重學生的人格，以此贏得學生的尊重和信賴，縮短師生之間的距離。在課堂上，教師不能只靠書面測試，應通過多種途徑去評價學生，突破傳統評價方式，重結果的同時更加注重學生學習過程，以學生自我評價、小組評價和教師評價三位一體的方式進行綜合評定。圖6所示為學生自檢、互檢和教師檢測的情景。
圖6 檢測工件
評價中應尊重學生的想象力、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圖7所示是學生作品展示。讓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充分地發揮本身技能，達到教學目的。
第四篇：以人性的美麗為話題的作文：人與人之間的美與丑
每個人的生活習慣不同，每個人的善惡美丑也不同。有的人天生善良，不管在什么場合他都會顯現出他的善良本質，別人有困難的時候，他都會伸出援手，去幫助別人!可有的人則不然，他自私會耍心機，時時刻刻都在算計別人。
第五篇：民眾教育館與基層政權建設——以1928—1937年江蘇省為中心
民眾教育館與基層政權建設——以1928—1937年江蘇省為中心
摘要：作為社會教育中心機構，抗戰前江蘇的民眾教育館面對九一八事變后內憂外患的危局，在舊精英失勢、基層社會權力轉移的過程中，產生協助政府重建基層社會秩序的意識；而國民政府因“官辦自治”成效甚微及基層控制能力脆弱，也欲借助民眾教育館支持其參與基層政權建設。民眾教育館在其施教區組建以“改進會”為核心的基層自治組織，協助政府選舉和訓練基層領袖，召集各種“談話會”協調基層社會的利益關系，承擔大量調解民間糾紛的事務，投入“館長兼區長”的政改實驗等。這些作為，旨在協助政府在現有基層政治架構中強化官治系統，同時運用教育手段推進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民眾教育館在協調與基層民眾以及地方政府關系時頗能如魚得水，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間社會組織者的雙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經淤塞的基層政治軌道。
關鍵詞：民眾教育館 基層政權 地方自治 社會教育 江蘇省
民眾教育館(以下簡稱民教館)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由政府推動建立、面向基層社會的新興社會教育組織。它源于民初的通俗教育館和通俗教育會，是政府規定的實施社會教育的“中心機關”。1928年，江蘇省率先成立民教館。隨后，民教館逐漸遍及全國各地城鄉。民教館除了對失學民眾施以補習教育外，還憑借政府賦予的社會教育“中心機關”的地位，協助政府推進基層政權建設。①在基層社會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獨特作用。
大致說來，民教館是由政府主導的，具有“官民二重性”、“中介性”、“教育性”等特征的基層社會組織。②民教館雖然被納入政府的社會教育系統③，可以說是“官辦”機構，但是它也兼具一定的“民間”色彩。當時民眾教育界的領袖人物如俞慶棠、高陽、李蒸等人均有留美經歷，不同程度都受到杜威社會改良主義的影響，懷抱“教育救國”的理想，從他們身上可以體察到近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獨立人格；另一方面，雖然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教育”(核心為“黨義教育”)為教育圭臬，不過，由于西方民主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無論是民教界領袖還是各地民教館的具體辦理者，他們的教育理念與工作方式難免與政府的思路略有出入。換言之，民教館畢竟不是官府衙門，其在輔助政府重建基層社會秩序的過程中亦不時地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
學術界對民教館的研究，近年來雖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④，但多側重于對其教育活動的教育史考察，或者基于現代化史觀探討民教館與社會變遷之關系，并無專文從民教館與基層政權建設的視角予以探討。鑒于此，本文以1928—1937年間江蘇民教館為中心⑤，探討民教館介入基層政權建設的軌跡和原因，揭示其內容和方式，及其與黨政機關之間的關系，藉以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曾經風靡一時的民教館的認知。
一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在“地方自治”的旗號下強化基層政權建設。在縣下設置“事權甚廣”的區公所，使之成為縣政府的行政輔助機關，增強了鄉鎮的行政色彩。不過，中央政府雖有強烈的滲入基層社會的意圖，然基層政權建設卻步履維艱，國民政府無力派遣一支數量龐大、訓練有素的官僚隊伍充實基層政權，政府的政治觸角囿于上層和城市，基層政治權力終被土豪劣紳所壟斷，這有礙國家政權的伸張，政府由此陷入兩難境地。1928年國民黨政權實施訓政后，在地方建立黨政分治的制衡體制。地方上“自治之督促”、“民眾訓練”概歸各級黨部辦理⑥，然而縣黨部在與縣政府的權力博弈中，黨權日趨弱化，黨部組織松懈，無力履行相關職責。據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1928年對省內各縣黨部的調查，“黨務工作，差不多全部停頓”。⑦不僅如此，基層黨部骨干紛紛“上浮”，不少人借故勾留省城，以致1930年省黨務整理委員會通令各縣黨部，要求今后如因公須來省請示，“非經本會核準，不得離縣，否則以曠職論”。⑧時人觀察到，“平時黨找不著黨員，黨員找不著黨”，組織紀律“松懈到無可言說”⑨；一般民眾“對于黨的信仰觀念，亦日漸薄弱”。⑩1930年起新建的地方自治機關，因為“不得其人”也“無補時艱”。(11)這樣的客觀情勢為致力于“喚起民眾”、擅長宣教的民教館(尤其省立民教館)知識分子提供了契機。歷史的際會使民教館得以在基層社會政權建設方面施展身手。
然而，江蘇民教館在興起初期，無論省立還是縣立民教館，都致力于辦成一種集識字、圖書、博物、娛樂等于一體的混合機構，“要民眾到館內來受教”(12)，至于館外的活動，僅限于流動教學、巡回文庫、巡回講演等。說到底，民教館初期的工作重心在辦學校式的“補習教育”，而關涉基層政權建設范疇的“非教育的工作”甚少參與。1930年秋，江蘇省立南京民教館對辦館三年來的工作進行回顧，其大部分的時間、力氣都花費在館內向民眾灌輸常識方面，盡管在館址附近劃定了實驗區，但也只是舉辦流動千字課及設立識字處、壁報而已。(13)
對于民教館的工作重心，教育界也有不同的聲音。1929年，趙步霞就認識到：“訓政和民眾教育實在是一體之兩面。”他認為：“民眾教育應以政治訓練為中心，養成民眾建設新政治秩序的能力。”(14)次年，他毫不諱言地直陳：“過去的民眾教育館，不能做活動的工作，很少教育之價值。”他告誡民教館不要忘記各種“非教育的工作”，要將整個社會之改造作為工作著力點。(15)李蒸的表述似乎更有深意。他指出，要讓民眾認識到民教館是“自己的產業”，民教館“要負為全體民眾謀最大的福利之責任”，“引導民眾了解并注意自身的義務和權利”。言下之意，民教館要積極參與地方社區管理，成為民間社會的組織者、代表民眾與政府打交道的“中間人”。由此，讓民教館扮演傳統地方士紳的角色。為了便于民教館介入地方公共事務，他甚至建議民教館與區公所不妨設在一起。(16)事實上，批評的聲音并不僅僅來自教育界。在政府要員中，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的鈕永建1929年11月致函江蘇省民眾教育院院長高陽，指示民眾教育應“以黨義及國民職責、自治能力為歸宿點”，從組織自治機關為入手方法。(17)
盡管教育界、政界對民教館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民教館自身也有不少反省，但是民教館在初期一直囿于傳統的工作內容和方式。江蘇民教館真正“改弦易轍”，參與基層政權建設是從1932年前后開始的。之所以將工作重心轉到協助政府重建基層社會秩序方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其一，九一八事變后，民教界人士觀察到普通民眾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非常薄弱，當局也深感對基層社會不能有效地行使治權。這種情形使民教館知識分子產生強烈的參與基層政權建設的社會責任感，當局提出的實施地方自治的救濟方法(18)，也頗吸引知識分子的關注。
李蒸注意到，當時“中央不能指揮地方，地方亦不能自治”。他疾呼道：民教館這類社教機構要擔負起地方“領袖地位之工作”。(19)江蘇省政府公開承認：“各縣政治尚未有健全之基礎，一切施政無從著手。”(20)各縣國民黨基層黨部組織松懈，且黨員自視為特殊階層，“以至民眾都有黨老爺、黨官之稱”。(21)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提醒人們注意，“蘇省江北多土豪，江南多劣紳”，“而當地人民智識淺薄，甘受其害。此種痛苦，黨不為之解除，固失革命意義；若一旦彼輩覺悟，受共黨煽惑，滔天之禍，將不能免。”(22)這段話頗耐人尋味。就是說，如不能迅速加強基層政權建設，不僅土豪劣紳橫行地方，而且如若任由基層權力、民眾訓練處于“真空”狀態，民眾極有可能受所謂“共黨”的宣教，其后果將直接危及政權鞏固。統治力量在基層社會的“缺位”以及內憂外患的政治情形，促使民教館投身于協助政府建設基層社會組織的活動。
其二，由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國民政府推行的“官辦自治”成效甚微，而民間“鄉村建設”則如火如荼地開展，引起政府高層的關注。政府不愿真正推廣“民辦自治”，但是其基層控制能力脆弱，因此兼具官方和民間色彩的民教館被推上了歷史前臺。
按照1929年10月國民政府公布的《縣組織法施行法》規定，江蘇等五省應于1930年6月率先完成區、鄉鎮、閭鄰機構的組建。然而直至6月中旬，江蘇省民政廳稱，鄉鎮閭鄰選舉，只有“無錫一縣辦理將竣”，而“江都、銅山等縣辦理困難”。省政府據此訓令該廳，要求上報展期理由及展期至何時為限，指出“事關要政，毋任延緩”。(23)其后雖然形式上完成基層組織的組建，但是“有名無實”，“不能收到組織民眾推行政令的效果”。(24)正值“官辦自治”陷入困境之際，民間教育機構和學術團體推動的、以建立實驗區為核心內容的“鄉村建設”引起蔣介石的注意。1931年春，蔣親自召見晏陽初，隨后指示中央相關部門派員赴定縣實地考察。(25)此時，民教界、知識界也認識到民眾教育與地方自治的關系。曹克明指出：“地方自治與民眾教育，其實是一體之兩面”，“要人民有此種自治之能力，必須依賴民眾教育的過程”。(26)就是說，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基層政權建設，必須依賴民眾教育的力量。鐘靈秀認為，在施行地方自治的過程中，“各地方民眾教育館，當然應負此項重責”。(27)朱亞云指出：通過訓練自治人員，可以造成基層“政治之領袖”，使之成為“新國家之基本人員”。(28)在這種社會輿論氛圍下，江蘇民教館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加入由政府主導的以“自治”為名的基層政權建設運動。
其三，1932年前后，受經濟危機、江淮大水等因素影響，農民日益窮困，社會矛盾激化，這使民教界強烈地意識到“中國之民眾教育非向鄉村去努力不可”(29)，“要救濟農村衰落與經濟崩潰，要從行政上著手”。(30)由此民教館知識分子毅然“脫下長衫”，深入鄉村，介入鄉村社會治理。
1933年1月，全國民教專家會議通過了《推行民眾教育辦法草案》，提出“知識分子下鄉”，“以各鄉鎮分別施教入手”，“由鄉鎮而及區，由區而及縣”，推動地方自治及基層政權建設的民眾教育新思路。(31)從官方來說，欲重構基層政治秩序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民眾教育的幫助。這不僅因為基層黨政力量薄弱，而且官吏與民眾之間通常是有心理距離的，民教館知識分子卻能體現民間的、類似傳統士紳的特質。這一點，陳禮江的觀察比較透徹，他指出：“鄉村建設之必借助于民眾教育，或說采取民眾教育的方法”，因為“中國鄉間尊師重道，古風猶存。官吏是不好逢的，但教師卻是可親近的。官與民之間是有隔絕的，師生關系卻是親密［的］。”“我們若用政治力量教人民講自治愛地方，終不如用教育者的態度去教人民那樣親切和徹底。”(32)陳氏的這段話將民眾教育輔佐基層政權建設的優勢刻畫得入木三分。
江蘇省由此將目光聚焦于民教館。1932年1月省教育廳決定各縣以自治區為單位，分為若干民眾教育區，每區設置民教館或農教館一所，作為實施民教的中心機關。(33)次年8月，省教育廳要求各縣民教館、農教館就各所在地劃定附近相當區域為基本施教區，其范圍之大小，城鎮以一里至二里，鄉村以三里至五里為度，區內住戶約二百戶至五百戶，并就自身經濟能力將本民教區內其余區域劃分為若干推廣區，其范圍與基本施教區相同。(34)省教育廳指示民教館要在施教區指導組織鄉鎮改進會，進行地方自治工作，發揮民教中心機關的作用。(35)1932年前后，江蘇大部分民教館陸續轉移工作重心，通過設置施教區介入基層政權建設。
二
民教館是以“教育”的手段介入基層政權建設的。所謂教育，本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民教館里的讀書識字固然是教育，而其舉辦閭鄰長訓練班、保甲長訓練班以及旨在訓練民眾自治能力的諸多地方“公務”也是“教育”，且這些“教育”是圍繞政府的基層政權建設展開的。而這些形式的“教育”活動是如何開展并為政權建設服務的？民教館在處理這些教育“公務”時，又是如何協調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
(一)致力于組建以改進會為核心的基層自治團體
1932年前后，江蘇民教館大多在施教區組建了改進會(或稱促進會、推進會、協進會等)，開始介入基層政權建設活動。改進會協助政府改善基層社會治理，在政府權力“缺位”的情形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權威”的角色。
這些改進會大都得到地方士紳的協助，由民教館直接或間接控制。省立徐州民教館1932年在壩子街實施區組織市民改進會時，首先拜訪鎮長劉敬修得到他的支持。繼而，館長趙光濤任籌備會主席，以“改進地方事業”為號召，聯絡劉敬修、王云耕、朱潤芝、朱依仁、劉席忠、彭玉珩、王硯農等地方領袖共同籌備，經過各方努力，于是年6月3日在省立徐州民教館成立。(36)省立鎮江民教館1930年在范公橋實驗區籌備市民改進會時，也注意聯絡鎮長及當地熱心公益人士。該館聘請鮑公賓、潘佑安、劉鏡波、何建德、沈廷奎任籌備員，11月2日改進會成立后，“實驗區的事業，十有八九多得到他們援助”。(37)省立清江民教館1933年在北門施教區組建民教協進會，也是“經地方人士，先后連開三次籌備會”(38)，于是年10月20日成立。考察這些改進會不難發現，不僅籌備須依靠地方士紳及民眾領袖的力量，成立后，其核心層也大體上成為地方領袖、民教館的主要職員等。如徐州壩子街市民改進會由館長趙光濤、鎮長劉敬修以及蘇企
六、朱潤芝、藍仲華、彭玉珩、朱依仁、劉席忠、王汝讓等9人擔任執行委員，會址設在徐州民教館。(39)1933年10月18日，省立鎮江民教館在高資鎮鄉村施教區組建地方事業改進會，“舉凡地方領袖及公正人士多羅致入會”(40)，區長王孝賢、鎮長王海秋以及吳士源、楊之成、洪培元、丁寶森、彭德曾等7人為執行委員，施教區辦事處人員坦言：“本區處于指導地位。”(41)地方領袖、士紳大多被選為改進會的執行委員或常務委員，民教館在改進會中處于牽頭或指導的地位。改進會的成立還依賴權力機關扶持。民教館組織改進會需要向縣政府、縣黨部等黨政部門報告。1930年4月6日，無錫高長岸實驗民教館組建鄉村改進會以后，8月6日將該會簡章、會員名單、成立經過、組織機構等情形向無錫縣縣長孫祖基呈報，請求縣政府備案。8月13日，縣政府批復準予備案。(42)南通金沙民教館1934年1月指導組織鄉鎮改進會時，也曾將具體情形分呈縣政府、縣黨部備案。(43)有些民教館雖未見于官府備案，然而在籌備期間即與官方有所互動，舉行成立大會時也往往邀請縣政府、縣黨部、公安分局等權力部門的代表參加。如徐州壩子街市民改進會成立前夕，館長趙光濤曾致函時任銅山縣縣長楊蔚及縣黨部，誠邀官方派員出席成立大會。6月3日召開成立大會，縣黨部吳祗尚以及縣政府、壩子街警察隊等機關的代表應邀參加，吳祗尚并在會上致辭。(44)
在推進地方自治過程中，改進會更是離不開政府機關的支持。1932年5月，省立南京民教館在大中橋實驗區組織地方事業促進會，為了小西門一帶的道路維修、下水道疏通及路燈安裝等事宜，曾致函南京市政府工務局、社會局及路燈委員會。6月，工務局派工翻修了小西門碎石路面和兩旁陰溝，不過路燈一事卻遲遲未獲解決。(45)1932年5月4日，徐州壩子街市民改進會籌備會曾致函銅山縣建設局，指出壩子街區人煙稠密，商業旺盛，但因疏浚黃河舊址之故，由該街區至城之干路中斷，“不惟本街居民有望河興嗟之感，而往來旅客亦將舍壩子街而不由，本街商業固將因此跌落，而奎東路一帶之繁榮，因之亦不無影響”。因此該會函請建設局速對壩子街至奎東路一段線路進行測量修筑，架設橋梁，以改善當地交通。5月16日建設局局長李楹至改進會接洽修路事宜，并派員勘察線路。不過，建設局終以“局中經費十分艱窘”為由而擱置。(46)是年9月，改進會轉向徐州警備司令部求援，得到警備司令李延年的幫助，派出陸軍第9師兩個團的士兵與兩區民眾合作修路。(47)
除改進會外，民教館還建立了其他自治團體，如青年勵志團、少年團、婦女會、救火會、興國會等，這些自治團體在基層政權建設中也都發揮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是它們都是針對青年、婦女、兒童或者某一事項、行業的“專業性”團體，而改進會則是綜合性的，為“地方社會改進活動之動力”(48)，既能羅致民眾領袖，又能對之進行政治訓練，收協力之效。(49)無錫高長岸民教館明言，鄉村改進會“為全鄉最高權力機關”。(50)省立鎮江民教館范公橋實驗區市民改進會成立后，“實驗區事業十有八九，得該會協助”。(51)當然，對改進會的作用也不能過高估計。南京民教館大中橋實驗區的地方事業促進會就感到“凡有所決議，賴區民協作或遵守者，往往不能執行”。(52)其推進基層政權建設的難度亦可見一斑。
就江蘇范圍來看，當時著名的鄉村建設團體或機構大多建有改進會等自治組織，如中華職業教育社徐公橋實驗區內最高權力機關是鄉村改進會(53)，江寧實驗縣設有村里會議、鄉鎮自治委員會等類似組織。民教館的改進會與之有何異同？其實，它們所從事的地方自治工作，基本上大同小異，無非筑路修橋、公共衛生、保安消防、風俗改良、調解糾紛、協助選舉等。但是深入考察，亦能發現若干不同之處：首先，從建立主體來看，徐公橋鄉村改進會由民間力量舉辦；江寧實驗系官府操辦，村里會議實際并未舉行姑且不論，鄉鎮自治委員會附設于鄉鎮公所，人員均由縣政府委派，屬于掛著“自治”招牌的官辦組織(54)；而民教館的改進會因建立主體的“官民二重性”而必然帶來不同于前兩者的特質。其次，從實施目標來看，徐公橋鄉村改進會以“普及教育，提高娛樂，促進健康，增進經濟能力”為宗旨(55)，區內雖也設置教育館，然側重識字、娛樂、風俗改良等方面(56)；江寧實驗縣注重簡化自治層級，提高行政效率，強化對地方的統治；民教館以“力謀民眾生活之改進，使能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訓政工作”為訴求(57)，其改進會之事業雖然繁雜，但著力于推進地方自治以及培養基層領袖。第三，從工作方式來說，徐公橋鄉村改進會主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江寧鄉鎮自治委員會雖也注意宣傳教育，但以行政命令為主；民教館則以宣傳教育配合行政手段開展工作。第四，從人員及與政府關系來看，徐公橋鄉村改進會由熱心公益的村民組成，與政府的關系相對疏離，但也正因其民間本色，當事者才不無感慨地說：若“無政治力量的幫助”，“則縱有極少數的熱忱改進家，苦心經營極少數的區域，仍是無濟于事”(58)；江寧鄉鎮自治委員會的成員基本由縣政府指定；民教館的改進會注意吸納區長、鄉鎮長以及有聲望的民眾領袖，成為國家權力通過行政資源與民間力量相整合的方式滲入地方社會的一種新形式。
學界一般認為，鄉村治理的主要公共權威是民間自治機構和其他民間組織。(59)但是，上述討論似乎說明，民國時期，純粹民間自治組織未必能很好地擔當“公共權威”角色，倒是民教館改進會這樣“亦官亦民”的自治組織，在地方自治活動中具有獨特的優勢。
(二)協助選舉基層領袖，推動基層權力重組
國民政府建立后，面對民初以來社會秩序失范的情形，建立中央集權、重構基層統治秩序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費孝通曾精辟地指出：“中央集權并不是說地方上的事由中央代辦，真正做地方上事務的還是地方上的人”，只是“中央不信托原有在地方上辦事的人，而要自己去挑選執行法令的人”。(60)在重構基層統治秩序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借助民教館這樣的社會教育機構，在行政的監控下，協助選舉“素孚鄉望”、“熱心任事”的基層領袖，推動基層權力結構的重組。1935年3月，江蘇省政府函復省黨部時，曾提出可由民教館職員等基層教職員、公務人員兼任保甲長。(61)不過這種情形似不多見。20世紀30年代前期，江蘇民教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協助當局選舉閭鄰長、保甲長、鄉鎮長。雖然當時在許多地方，基層領袖的選舉實際上并未真正施行，更多時候還是由區長或鄉鎮長指定；而區公所辦事拖沓延誤選舉(62)，或當選后辭不就職者也不在少數。(63)在吳縣，鄉鎮長“半為拉弄而來，半為鉆營而來”，“染有惡嗜者十居三四”。(64)不過，在一些民教館的施教區，選舉基層領袖的工作似乎有聲有色。
1933年2月，省立徐州民教館將壩子街實施區分為30閭154鄰，組織民眾選舉出閭鄰長，報鎮公所轉縣政府備案。(65)3月5日，閭鄰長齊聚省立徐州民教館，參加宣誓就職儀式，銅山縣政府、區公所、區警察隊等機關代表，以及市民改進會全體執委、河北鎮鎮長及民眾等200余人出席了典禮，鎮長劉靜修主持儀式，縣政府代表給閭鄰長頒發了證章。(66)同年4月初，該館下淀實施區也開始選舉各村閭鄰長，并很快選舉完畢。(67)25日，下淀實施區各村閭鄰長，亦在該區辦事處大會堂舉行了宣誓就職典禮，由下淀鄉鄉長主持儀式，八里鄉鄉長監督宣誓。(68)從上述比較隆重的宣誓就職典禮可見，在民教館的操辦下，縣、區及鄉鎮機關對選舉相當重視。
1934年春，江蘇省推行保甲制度后，4月，省立徐州民教館實施區即協助區公所舉行了保甲長選舉。(69)在徐州壩子街實施區，初次編組保甲時，由于甲長未選出者較多，還有選出而實際未能出任或不能勝任者，于是在同年9月由該館會同區公所職員及鎮長，分赴各保，實行補選及改選，共改選保長二人，補選及改選甲長數十人。(70)
江蘇民教館還協助政府選舉鄉鎮長。如鎮江縣高資區分高南、高北二鎮，1933年秋，鎮長任期屆滿，區公所通令選舉，省立鎮江民教館積極予以協助。在民教館職員的指導下，高資區兩鎮的居民選出了熱心地方事務的鎮長。(71)
當然，基層領袖選舉也遇到各種困難。其中選舉拖沓的情形較為普遍。吳縣推選閭鄰長，直至1932年初，“依法辦竣者尚不多覯”(72)；江都區各縣保甲于1934年11月即已施行，然至次年5月，泰縣的有些鄉尚未選出新鄉長，只好請舊鄉長代為辦理。(73)時人也觀察到，即便選舉了基層領袖，奈何“鄉鎮長負責者少，保甲長辭職者多”(74)，更有甚者，有的被選為鄉鎮長以后，“對于鄉鎮內人民，每頤指而氣使；對于鄉鎮內辦事，每獨斷而獨行”。(75)吳縣士紳注意到，“每逢鄉鎮長選舉，則糾紛疊起，人言嘖嘖”。(76)不過，由于民教館對選舉之事相當投入，選舉過程亦獲得縣政府、區公所、鄉鎮公所的支持，再配以對基層領袖的訓練活動，從而比較有效地推動了其施教區范圍內的基層權力的重組。
(三)協助訓練基層領袖，以培養政府信賴的地方精英
20世紀30年代初，在民教館的施教區、實驗區，官方賦予民教館及其改進會擔負相當一部分行政職能，大約只能說是應急之舉，并不合乎法理邏輯。在推進基層政權建設進程中，國家似乎更希望民教館充當政府主導下的“教練員”而非“運動員”。政府一方面強化“區”及“鄉鎮”機構的“行政”成分；另一方面要在最基層的“準行政”組織——閭鄰，培養、訓練地方精英。在重構基層社會權力模式的進程中，國家需要對這些地方精英在觀念、知識、能力等方面進行訓練，以形塑符合國家利益的基層領袖。基于此，政府支持民教館協助訓練地方精英，而民教館人士也敏銳地感到，“過去，地方自治不發達、區鄉閭鄰組織不完整的原因，由于缺乏訓練的工作”。(77)
銅山縣民教館在創辦之初，即籌設館址所在地公安鎮閭鄰長訓練班。1933年9月，該館與區公所接洽，商量聯合舉辦閭鄰長訓練班事宜。按照《區鄉鎮現任自治人員訓練章程》，訓練閭鄰長本是區公所之職責所在，民教館愿意承擔教務等訓練事項，區公所自然樂觀其成。9月25日，由區長陳希哲、鎮長吳奎生等參加的籌備會議決定，閭鄰長訓練班由區公所和民教館共同負責；課程包括：中國國民黨黨義、地方自治實施法、現行自治法規、民權初步、刑民法要義、警政要義、民眾教育概論等7門，教師由民教館主任岳仲堅、縣黨部委員戴志強、縣政府秘書張冠群、區長陳希哲、公安局局員馮慶升等擔任，閭鄰長由民教館協同鎮公所負責召集。9月28日，銅山縣民教館會同鎮公所在該館召開閭長會議，敦促閭長召集鄰長談話，限期將受訓人員名單送交鎮公所。會后，由鎮公所發文，訓令各閭鄰長報名入學。10月8日，訓練班開學，參訓閭鄰長達97人。次日，即正式上課，每晚兩門課程，各1個小時。11月20日，訓練班舉行隆重的畢業儀式，縣長、縣黨部代表、縣教育局長等地方黨政官員出席典禮，縣長親自向學員發放加蓋縣印的畢業證書，為期一個多月的閭鄰長訓練班至此圓滿落幕。(78)
從籌備到實施，閭鄰長訓練班可以說是民教館與區公所、鎮公所密切合作的產物，縣政府、縣黨部也在教學、資金等方面給予協助。縣長、縣黨部代表出席畢業儀式以及縣長親自頒發加蓋縣政府大印的畢業證書這件事所蘊含的政治寓意也不可忽視，它實際上通過這種形式賦予參訓的閭鄰長以國家認可的基層領袖的資格；同時也昭示：基層領袖不僅要在地方上具有良好的聲望和勝任基層工作的起碼學識，而且還需要官方通過集體儀式賦予其權威地位及其支配權的合法性。當然，也有缺席訓練的閭鄰長，本可將之撤換，然而，民教館也意識到，“彼等多系地方之前輩，若強行更換，不無惹起反感，恐于事業進行，發生掣肘，因此不能不為之敷衍”。(79)可見對于某些地方勢力，民教館即便有官方為后盾，似乎也只好暫且“維持現狀”，以圖逐步改良。
1934年，國民政府通令各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從閭鄰到保甲，表明政府已將最基層的自治機構完全納入官方行政系統。問題是，政府要延展國家權力，而政權越深入，人員越蕪雜。以保甲長而言，“一般正式有職業有地位的人，都怕麻煩，不肯擔任”(80)，“能努力辦事及熱心地方公益等，不過恐怕在少數”。(81)當時不識字的鄉鎮長(82)，以及連本鄉鎮有幾保幾甲都一問三不知的鄉鎮長也大有人在。(83)因此，江蘇省教育廳希望民教機關幫助訓練基層領袖(84)，省民政廳也希望民教館“協助我們進行這件工作”。(85)1934年9月，江蘇省政府規定社教機關是實施訓練的主要機構之一。(86)為解除保甲長后顧之憂，江蘇省政府還訓令各縣，規定保甲長受訓期間，其職業應指定人員代理，“不得藉此將其更換，致因公受訓，反遭失業”。(87)由于政府的賦權和支持，民教館積極實施訓練保甲長的相關活動。
民教館主要通過舉辦訓練班(所)、講習會等方式訓練保甲長。1935年3月，省立清江民教館在館址所在地荷生鄉，聯絡專員公署、縣政府、省淮師、縣黨部、公安分局、鄉公所等機關人員，組織了推進保甲設計委員會。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訓練保甲長，促進地方建設。4月6日，民教館牽頭召開教務會議，會議決定成立荷生鄉保甲長訓練所，所長由淮陰縣縣長擔任，清江民教館擔任具體教務，教材由縣政府統一編印。4月10日訓練所在該館舉行開學儀式，至5月10日結束，歷時1個月，共計培訓保甲長134人。上課時間均在每日晚間。課程有公民常識、新生活須知、保甲須知、黨義、導淮淺說等5門。除了上課，訓練所還有保甲長個別談話、實習保甲會議等活動。保甲長訓練結束后，清江民教館還繼續跟蹤指導，每月在該館舉行保甲長會議1次，由民教館職員及區公署、縣政府等政府官員對保甲長予以輔導。(88)
民教館訓練基層領袖的重點在閭鄰長和保甲長，不過有時也協助訓練鄉鎮長。1934年，江蘇省東海區行政督察專員李亞平在籌辦東海區鄉鎮長訓練所時，就請了省立東海民教館協助辦理。民教館代擬訓練所的相關制度，訓練所由專員李亞平任所長，館長葛任遠任訓練主任。從1934年11月開始，分三期對東海區所屬各縣鄉鎮長進行輪訓，每期訓練為1個月。訓練員除了省立東海民教館的職員外，還包括東海區專員公署的科長、科員，縣區黨部特派員，東海師范學校的黨義教員等。訓練課程有公民常識、新生活綱要、國恥紀要等。(89)1934年冬，銅山區辦理所屬7縣鄉鎮長訓練時，第1屆銅山區鄉鎮長訓練班由銅山區專員公署主持，省立徐州民教館協助從事訓練工作，館長趙光濤被聘為訓練主任(90)；第2、3兩屆則完全由省立徐州民教館主持。第2屆畢業243人，第3屆畢業300人，每屆為期均為3星期。課程主要有：黨義、保甲須知、軍事學科、鄉村教育、合作事業、國恥史略、農業推廣、公民常識等8門。(91)客觀地說，在政府支持下，江蘇民教館對基層領袖的訓練活動取得一定的效果。銅山縣民教館舉辦公安鎮閭鄰長訓練班后，閭鄰長在地方事業推進上“均有良好成績表現”。(92)無錫南門民教館在蓬戶區的保甲實驗及保甲長訓練，受到無錫縣縣長嚴慎予的贊賞。(93)無錫縣政府后來將南門內外4鎮1鄉的保甲工作悉數委托南門民教館辦理。(94)當然，各地訓練的成效不一，不過總體上似乎優于單純由政府組織的訓練。因為那些訓練，冒名代訓、逃訓，以致“公安局傳捉”者并不鮮見。(95)教員多由黨政職員雜湊而成，如吳縣舉辦保長訓練，省民政廳派來的指導員講課，學員根本聽不懂，區長吳爾昌只好為之翻譯(96)，其訓練效果可見一斑。更有借機“培植私黨，布置爪牙，以廣植一己勢力”的情形，不但“未能收預期的效果”，反而成為弊政的源泉。(97)
(四)協調各種社會關系，協助政府重構基層社會秩序
在協助當局選舉、訓練基層領袖外，江蘇民教館還充分利用其介于“官”、“民”之間的身份以及擅長教化的特點，協調各種社會關系，協助政府重構基層社會秩序。
江蘇民教館處理基層社會各方關系的辦法之一，是召開各種“談話會”。由于民教館由官方推動建立，具有官方賦權；同時它又不同于地方官衙，其作用側重于宣傳教育，具有接近民眾且與基層社會無利益瓜葛的社會形象，這就便于其利用這種介于官、民之間的“中間人”權威召集各種“談話會”，協調基層社會的利益關系。“談話會”主要有兩種：
1.基層領袖的談話會。如省立徐州民教館下淀實施區于1933年9月召集全區間長談話，交換意見。談話內容包括：(1)籌備兵工筑路落成典禮；(2)民眾貸款事項；(3)本區事業進行計劃。(98)省立清江民教館荷生鄉實施區于1935年4月舉行保甲長個別談話，談話內容包括：(1)各保甲長個人及家庭情形；(2)對于辦理保甲之意見；(3)對于保甲訓練所之意見；(4)對于民教館之意見；(5)對于地方事業改進之意見。(99)
2.基層民眾的談話會。(1)主婦談話會。如銅山縣立民教館于1934年6月舉行公安鎮施教區主婦談話會，館長葛子霞為她們演講《婦女之新生活》，岳仲堅演講《不識字之害》，并散發《讀書唱》，朱允青演講《纏足之害》等。(100)(2)戶長談話會。如省立徐州民教館下淀實施區，為了解區民的家庭生活狀況，以便予以指導，于1933年9月每晚舉行戶主談話會。(101)(3)行業從業人員談話會。如蕭縣民教館鑒于各皮匠鋪，因定價不一，屢起糾紛，于1934年2月召集各皮匠談話，指導其成立工會，并代為訂立各項價目，通過公決程序，使各皮匠遵行。(102)
指導區務會議及鄉鎮會議，也是民教館協調各方關系的方式之一。1933年，省立南京民教館與句容縣政府合作，建立下蜀自治實驗區。區長由民教館遴選。民教館特別注重指導區務會議及鄉鎮會議。區務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參加區務會議的主要是鄉鎮長，由于民教館的指導，使之“不啻為鄉鎮長之訓練會”。(103)參加鄉鎮會議的則主要是閭鄰長(后為保甲長)，各鄉鎮會議時，區公所均派人指導，既督促事業之推進，也藉以引起鄉鎮長工作之興趣。
民教館還承擔了大量調解民間糾紛的事務。無錫南門民教館將調解蓬戶施教區炒米浜、灰場浜民眾的糾紛，作為重要工作之一。炒米浜蓬戶居民中的糾紛很多，原因亦五花八門，既包括鄰里爭吵、經濟債務，也涉及親情倫理、家庭糾紛等許多方面。(104)1933年，該館指導炒米浜蓬戶居民建立調解委員會，使這些糾紛均得以妥善解決。(105)調解的結果，包括“分別訓誡”、“限期交還”、“分別勸解”、“照約處罰”、“賠償損失”、“清算賬目”、“照章繳稅”等等。(106)茲將1933年10月至次年6月無錫南門民教館在炒米浜指導調解過的民間糾紛列表如下：
由上可見，調解大都能根據具體情形，秉公作出裁決，如該歸還欠款的令其歸還欠款，該賠禮道歉的令其賠禮道歉。此其一。其二，很注意維護弱勢一方的利益，如雇主克扣雇工的工錢，即便彼此為叔侄關系，也責令雇主“交付欠款”。其三，調解還注意“剛柔并濟”。如對童養媳之父欲接女回家小聚而婆家不允這種關涉親情倫理的糾紛，努力說服婆家同意，并使雙方“各備酒食相待，以資聯絡，而增戚誼”；另一方面，如對某些有明顯過錯的行為人，毫不客氣地對其“訓誡”，對個別性質惡劣、超出調解范疇的當事人，則果斷地將其“交公安局處罰”。
區長一職處于“國家政權與地方社會間關鍵性交接點”(107)上，然而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江蘇省各縣遴選區長，大都“僅憑一紙履歷，率予圈定，難免濫竽充數”，而真正“鄉望素孚”之士因“不愿受考詢之拘束”而無法羅致。(108)1934年，江蘇省政府嘗試民教館“館長兼區長”的基層政改實驗。1934年8月14日，江蘇省政府決定，以宜興、昆山、南通等縣縣立農教館館長兼任區長。(109)事實上，在實驗“館長兼區長”之前，丹陽等八縣實驗農教館館長已獲準出席縣政務會議。(110)在泰縣，至遲1934年1月，民教館已與區公所合并，區長即是館長。(111)在省立南京民教館與句容縣政府合作設置的下蜀自治實驗區，因區長為民教館遴選，區公所實為民教館所掌控，實驗區承擔了各項地方公務，操辦人員深切感到“事務之繁，承轉文件之多，實駭人聽聞”。(112)
在下蜀自治實驗區，還出現民教館兼理公安事務的情形。根據相關法規，縣公安局在區設立公安分局，“公安分局長實與區長處于對等之地位”。(113)換言之，警察行政“不屬于自治范圍之內”。(114)雖然1933年2月省方曾有“裁并不健全之公安分局”，“劃歸區公所辦理”的訓令(115)，但并未普遍實施。下蜀自治實驗區成立后，句容縣政府一度應實驗區之請設置公安分局，1934年災荒后，縣政府壓縮行政開支，將該區公安分局裁撤，改由區公所兼理。實施兩年來，未向民眾征收一文錢，遇到違法之事，情節較輕者，交給保甲長負責調處；嚴重者則直接送往縣政府法辦。雖是兼辦，人手極少，效果似乎還不錯，“地方糾紛賴以逐漸減少”。當然，民教館也需要維護其在官民之間所扮演的“中間人”角色，因此實驗區人員抱怨“每因各方人士情面關系，或遇有重大變故時，區公所方面，實有左右應付為難之苦”。(116)
從總體上看，民教館協助政府重構基層政治秩序取得一定的成效，尤其在實驗“政教合一”以后，由于政府賦予民教館更多的權力，所取得的效果也更加明顯。1936年，省立南京民教館在總結經驗時認為，政教合一“可以化阻力為助力”。(117)宜興縣農教館館長兼區長后，“經數月來之努力，已有相當結果”。(118)當然，探索“政教合一”，政府似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面對基層行政力量“捉襟見肘”的困境，當局無非冀圖民教館能“以教弼政”，不可能賦予民教館很大的權力。民教館人士曾感慨道：縣的權力即有限，“區的權力更小，往往連教育也沒有全部的權力，警政財政更談不到”。(119)不僅于此，掌握區政以后，事務驟增，民教館也頗難應付。時人注意到，泰縣民教館館長兼區公所區長后，“所中日行事務”，“汲汲皇皇，日不暇給”。(120)至于區長人選，時人亦指出：“今之主持民教者未必皆可兼任區長。”(121)
在地方層面，國民黨政權采取黨政雙軌體制，在名為“自治”實為“官治”的基層政權建設中，縣政府是“實施者”，縣黨部僅處于“監督”的地位，“‘予以宣傳推行之助力”。(122)而且，縣黨部的“監督”、“建議”，不能強制縣政府執行。(123)就是說，黨部只是協助政府作一些“宣傳”、“調查”、“督促”的工作。黨部并不與政府為同級之衙門，所謂“監督”只能紙上談兵。民教館是政府推動建立的教育機構，其參與重建基層秩序的“權力”來自行政系統的賦予，其工作業績也須接受省、縣教育行政機關或縣政府的考核。(124)在江蘇，雖然偶見縣黨部與縣教育局等合建教育館的例子，如青浦縣黨部與縣教育局、黃渡鄉師合辦坍石橋農教館，但是該館的活動主要在改良作物、診病送藥、娛樂休閑等方面，甚少涉足基層政權建設。(125)一般而言，民教館或農教館與基層黨部之間并無行政隸屬關系。館方在組織城鄉改進會等基層自治組織時，一般邀請國民黨基層黨部委員參加，然黨部委員僅為成員之一，并不掌握領導權，僅構成其支持民教館的象征意義。通常民教館開展某些重要活動時只須在請示行政機關的同時也報告黨部，使其知悉，請其支持；或者遇有重要典禮時邀請黨部代表出席，既表尊重，又添聲勢。更何況抗戰前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力量相當薄弱，即以其統治核心區域江蘇來說，縣以下“黨部如空殼，黨員如散沙”，“黨部與民眾不發生關系”。(126)1936年江蘇省黨部的統計資料表明，黨部的職責被限定在辦理黨務、宣傳政策、公民訓練以及管理民間團體等方面，并不包括民教館及其基層政權建設活動。(127)
三
1936年春，為了適應抗戰需要，鑒于不少縣立民教館存在用人不當、工作太雜、績效不明顯等情形，江蘇省政府裁撤大部分縣立民教館，將之改辦為民眾學校，但仍保留省立民教館及部分實驗民教館。(128)雖說大規模的江蘇民教館活動從此步入低谷，不過省立民教館依然存在，而且抗戰前較多介入基層政權建設的主要還是各省立民教館及某些實驗民教館。
1935年，孫曉村將當時的鄉村建設運動歸納為7種類型(129)，當中多數或多或少都參與了基層政權建設。這些類型中包括從教育入手的定縣模式、鄒平模式，不過孫曉村未提及民教館。誠然，民教館具有半官半民的特征，其事業也涉及城鄉，然而1932年以后其工作重心已逐漸移至鄉村，它對鄉村的改造活動理應被納入鄉村建設運動進行考察。客觀地說，這些類型或模式均不能涵蓋民教館模式。定縣模式和鄒平模式，雖然都是從教育入手的，但是定縣的基層政治設計是探索建立一套從縣政委員會到公民服務團的組織系統，結果“盛名之下，其實難副”(130)；鄒平模式則是用“村學”、“鄉學”代替基層行政機關，雖然鄉學很快都建立了，但是村學的設立十分緩慢。(131)它們均止于實驗層面，“實際做過的工作寥寥無幾”。(132)相比之下，江蘇民教館一方面與政府緊密配合，在現有基層政權組織架構內，協助政府建立官治系統；另一方面也運用教育手段，致力于推進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時人曾說：僅以自下而上的辦法或者自上而下的辦法，均不能有效解決基層的政治問題，“中國現在的情形”，“是要雙管齊下”。(133)江蘇民教館模式大致即是循著“雙管齊下”的路徑走的。顯而易見，這種模式所獲得的官方及民眾的支持較大，不僅在江蘇全省得以推廣，且影響及于全國。事實上，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依然堅持舉辦民教館。抗戰結束不久，當局即督促收復區省市迅速恢復原有之民教館，要求各地增設省立及縣立民教館(134)，由此可見政府對江蘇民教館模式的重視程度。
審視江蘇民教館的活動軌跡可以看出，其參與基層政權建設始于1932年前后，至1934年達到高峰。江蘇省教育廳在1933年即有擇定數縣，將農教館與區公所合并辦理的意向；1934年1月，教育部民眾教育委員會會議議決：“請教育部咨商內政部指定各省之一縣或若干縣，以縣立民眾教育館館長或農民教育館館長，兼任區長，試行政教合一案”(135)；不久，教育部“著蘇、皖、浙三省先行擇區試辦”，江蘇省民政、教育兩廳奉令后乃“指定南通、宜興、昆山三縣擇一二區先行試辦”。(136)由此，江蘇民教館介入基層政權建設活動進入高潮。作為教育機構的民教館，之所以參與基層政權建設，主要是九一八事變后“內憂外患”的危局，激發了民教館知識分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國民政府“官辦自治”成效甚微，也欲借助民教館兼具官方和民間色彩的有利條件使之助一臂之力；加之中國社會尊師重道的傳統，故而民教館在協調與基層民眾以及地方政府關系時多能如魚得水。在舊精英失勢、基層社會權力轉移過程中，民教館因為政府的賦權以及多數職員素質良好、辦事公道而贏得民眾信賴，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民間社會組織者及官方代理人的雙重角色。費孝通提出的“雙軌政治”學說認為，國民政府權力向下延伸，特別是施行保甲制度，基層新的機構并不能有效的去接收原有的自治機構來推行地方公務，導致“自下而上的軌道被淤塞”，地方公務陷于僵持。(137)不過，我們看到，民教館因其具有“非官非民”的角色，從閭鄰(保甲)而鄉鎮乃至區級政權建設，在其施教區、實驗區范圍內，著意疏通已經淤塞的政治軌道，部分緩解了因原有基層政治結構的破壞而導致的緊張。
注釋：
①1930年6月，江蘇省政府已將“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訓政工作”作為社會教育的工作要項和最高原則(《十九各縣社會教育設施注意要項》，《江蘇省政府公報》第473期，1930年6月25日，第1頁)；1932年1月，江蘇省政府再次將“促成地方自治”列為各縣社會教育的最高原則(《江蘇省各縣社會教育設施標準》，江蘇省教育廳秘書室編：《江蘇省現行教育法令匯編》，江蘇省教育廳1933年編印，第131頁)。
②私立民教館為數極少。一般規模較小，經費較少，舉辦的活動以書刊閱覽為主，除個別私立民教館外，對社會的影響力不大。其辦館宗旨與公立民教館基本相近。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也必須接受政府的管控。因此事實上私立民教館也被納入政府的社會教育體系。
③抗戰前江蘇省教育行政體制迭有變更，大體而言，省立、縣立民教館分別歸江蘇省教育廳和各縣教育局管理。見曹余濂編著《民國江蘇權力機關史略》，《江蘇文史資料》第67輯，《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4年編印，第180頁。
④代表性成果有：周慧梅《近代民眾教育館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朱煜《民眾教育館與基層社會現代改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毛文君《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的發展及活動述論》，《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李冬梅《抗戰前江蘇省立民眾教育館事業活動述評》，《揚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⑤就全國而言，江蘇民教館最具代表性，創設最早、館數領先、普及率最高。⑥《訓政時期黨務進行計劃案》(1929年6月1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2)，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頁。
⑦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組織部：《視察總報告》(1928年)，江蘇省鎮江市檔案館藏，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鎮江縣委員會檔案，A3/1/1。
⑧《各縣黨部委員如有要公來省請示非經本會核準不得離縣》，《江蘇黨務周刊》第43期，1930年12月15日，第29頁。
⑨尚肇：《中國革命與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第2卷第5期，1933年8月，第5頁。
⑩邵元沖：《困難期中黨員與國民應有的努力》，《建國月刊》第6卷第2期，1931年12月，第1頁。
(11)陳冰伯：《今日之縣政》(1933年)，孫燕京、張研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137冊，大象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21頁。
(12)黃競白：《五年來的民眾教育館》，《教育與民眾》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第1481—1482頁(卷頁)。
(13)《本館三年來工作概況》，南京《民眾教育月刊》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0年10月，第1—8頁(文頁)。
(14)趙冕：《訓政時期民眾教育方針之商榷》，《教育與民眾》第1卷第2期，1929年6月，第3—
5、8頁。
(15)趙步霞講，孫恭、李百達筆記：《民眾教育館的研究》，南京《民眾教育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11月，第16—17頁。
(16)李云亭講，王璋、楊汝熊合記：《民眾教育館概論》，《教育與民眾》第2卷第8期，1931年4月，第20頁。按，李云亭即李蒸，李蒸字云亭。
(17)鈕惕生：《鈕惕生先生致高踐四先生函》，《教育與民眾》第1卷第8期，1930年3月，第1—2頁(文頁)。
(18)邵元沖：《地方自治與建國基礎》，《建國月刊》第8卷第1期，1933年1月，第1頁(文頁)。
(19)李蒸：《適應吾國目前迫切需要的社會教育》，《教育與民眾》第3卷第6期，1932年2月，第1063—1065頁(卷頁)。
(20)孫祖基：《江蘇省縣自治區設置計劃》(1928年)，江蘇省鎮江市檔案館藏，民國鎮江縣政府檔案，A8/1/459。
(21)吳保豐：《改進地方黨務的要點》，《江蘇旬刊》第61期，1930年5月21日，第2頁。
(22)倪弼：《江蘇省黨務情況》(1928年)，江蘇省鎮江市檔案館藏，民國鎮江縣政府檔案，A8/1/459。
(23)《令報鄉鎮閭鄰長選舉何時完成》，《江蘇省政府公報》第472期，1930年6月24日，第12頁。
(24)張立瀛：《江蘇保甲》，江蘇省民政廳1948年編印，第9頁。(25)《晏陽初謁蔣后前日北返》，上海《民國日報》，1931年3月19目，第3張第3版。(26)曹克明：《地方自治與民眾教育》，南京《民眾教育月刊》第3卷第2期，1930年12月，第12、16頁。
(27)鐘靈秀：《推廣民教助成地方自治促進社會生產的我見》，《教育與民眾》第7卷第4期，1935年12月，第617頁(卷頁)。
(28)朱亞云：《地方自治實施之商榷》，《政治評論》第29號，1932年12月14日，第21頁。
(29)趙敦榮：《今后中國之民眾教育》，南京《民眾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第6頁。
(30)諸家：《中國農村衰落的原因和救濟方法》，《申報月刊》第1卷第4號，1932年10月，第38頁。
(31)高踐四：《推行民眾教育辦法草案》，無錫《社友通訊》第1卷第7、8期合刊，1933年2月，第3頁。
(32)陳禮江：《民眾教育與鄉村建設》，《教育與民眾》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第59頁。
(33)《江蘇教育廳改進各縣社教》，《申報》，1932年5月20日，第3張第12版。(34)《江蘇省各縣民眾教育區中心機關普及民眾教育辦法》，《教育與民眾》第5卷第1期，1933年9月，第58頁。
(35)《江蘇省各縣民眾教育區中心機關標準工作》，《金山縣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第53頁。
(36)《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周年紀念特刊》，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1933年編印，第319—323頁。
(37)《一年半來之范公橋實驗區》，《民眾教育通訊》第2卷第2期，1932年4月，第90頁。
(38)《北門民教處事業概況》，清江《民教半月刊》第19、20期合刊，1935年2月25日，第23頁。
(39)郭萃章：《三個月來之壩子街實驗區市民改進會》，《教育新路》第2期，1932年9月20日，第11頁。
(40)《高資第三年》，《民眾教育通訊》第6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第150頁。(41)《高資第一年》，《民眾教育通訊》第4卷第4、5期合刊，1934年8月，第4頁(文頁)。
(42)《高長岸實驗民眾教育館概況》，《教育與民眾》第2卷第9、10期合刊，1931年6月，第13—14頁(文頁)。
(43)《南通社會教育之概況》，《農民教育》第4卷第10期，1934年12月，第2頁。
(44)郭萃章：《三個月來之壩子街實驗區市民改進會(續第2期)》，《教育新路》第6期，1932年10月30日，第8頁；江蘇省銅山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銅山縣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頁。(45)《大中橋實驗區兩個報告》，《民眾教育周報》第39期，1933年2月15日，第5頁。
(46)郭萃章：《三個月來之壩子街實驗區市民改進會(續第2期)》，《教育新路》第6期，1932年10月30日，第6—7頁。
(47)郭萃章：《本館辦理軍民合作筑路的經過》，《教育新路》第8、9期合刊，1932年11月30日，第5—6頁。
(48)《本館施教工作全貌》，《教育新路》第83、84期合刊，1935年5月10日，第4頁。(49)王鳳桐：《標準工作施行后蘇常十縣之民教機關》，《教育與民眾》第6卷第9期，1935年5月，第1740頁(卷頁)。
(50)《無錫高長岸鄉村改進會近訊》，《教育與職業》第123期，1931年4月1日，第293頁(卷頁)。
(51)陳升橋：《一個實驗區二年半來努力記》，《民眾教育通訊》第3卷第2期，1933年4月，第66頁。
(52)《大中橋實驗區兩個報告》，《民眾教育周報》第39期，1933年2月15日，第6頁。(53)孫月平：《全國鄉村運動概況》，《鄉村建設季刊》創刊號，1935年7月，第8頁(文頁)。
(54)吳椿：《江寧自治縣政實驗》(燕京大學政治學叢刊第29號)，1936年，第37、39頁。
(55)江恒源編著：《徐公橋》，中華職業教育社1929年編印，第16頁。
(56)金輪海：《農村復興與鄉教運動》，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375—376頁。
(57)《十九各縣社會教育設施注意要項》，《江蘇省政府公報》第473期，1930年6月25日，第1頁。
(58)江問漁：《農村改進之路(二)》，《教育與職業》第143期，1933年3月1日，第231—232頁(卷頁)。
(59)徐秀麗、俞可平：《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與現狀：以定縣、鄒平和江寧為例的比較分析》，徐秀麗主編：《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與現狀：以定縣、鄒平和江寧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
(60)費孝通：《鄉土重建》，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52頁。
(61)《函復省黨部解釋保甲疑義六項請查照》，《江蘇省政府公報》第1922期，1935年3月19日，第3頁。
(62)1931年9月，吳縣縣政府訓令各區，指出鄉鎮長選舉一事“經迭次令電催辦”，而候選人“延未報核者尚居多數”，限令各區迅將候選人呈報，“如再故延，定予從嚴懲戒”。《快郵代電》，《吳縣縣政公報》第64期，1931年9月16日，第11頁。
(63)1932年5月，內政部以民字第37號代電答復江蘇省政府，指出閭鄰長辭不就職，“如果無相當辭職理由”，應“酌予限制”。《解釋閭長鄰長辭不就職法無明文是否限制案》，孫燕京、張研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60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第168頁。
(64)莉莉：《煙鎮長辭職》，《吳縣晶報》，1935年9月18日，無版次。(65)《壩子街實施區選舉閭鄰長》，《教育新路》第16期，1933年2月28日，第11頁。(66)《壩子街實施區閭鄰長宣誓就職》，《教育新路》第18期，1933年3月20日，第22頁。
(67)《下淀實施區選舉閭鄰長》，《教育新路》第21期，1933年4月20日，第20頁。(68)《下淀實施區閭鄰長就職典禮》，《教育新路》第23期，1933年5月10日，第20頁。
(69)《協助保甲》，《教育新路》第120期，1937年4月1日，第10頁。
(70)《協助補選改選保甲長》，《教育新路》第65、66期合刊，1934年9月20日，第16頁。
(71)《協助高南高北兩鎮長副選舉》，《民眾教育通訊》第3卷第8期，1933年12月，“消息”，第72頁(欄頁)。
(72)《縣府令推選閭鄰長》，《蘇州明報》，1932年1月24日，第2版。
(73)《區令舊鄉長辦保甲》，泰縣《江東》，1935年5月1日，第3版。
(74)拭：《宣傳保甲》，泰縣《江東》，1935年5月11日，第2版。
(75)成伯孚：《論鄉鎮長》，泰縣《江東》，1935年5月12日，第2版。
(76)王叔介：《實施二十二標準工作應有之準備》，《吳縣教育》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月31日，第10頁。
(77)嚴清：《改造農村生活的途徑》，《云南民眾教育》第1卷第3期，1933年9月，第16頁。
(78)《銅山縣民教館辦理閭鄰長訓練班總報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
6、11頁。
(79)《銅山縣民教館辦理閭鄰長訓練班總報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4頁。
(80)勃盼：《故鄉所見》，《獨立評論》第177號，1935年11月17日，第11頁。(81)陳升橋：《訓練保甲長之意義及其方法》，清江《民教研究通訊》第4期，1935年5月10日，第13頁。
(82)《解釋當選之鄉鎮長不識文字者是否有效案》(1932年10月)，孫燕京、張研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60冊，第219頁。
(83)青青：《鄉鎮長送省志聞》，《吳縣晶報》，1935年9月4日，無版次。
(84)相菊潭演說，張心弼、袁葉中筆記：《實施民教的技術》，《江都教育》第4期，1934年12月，第3頁。
(85)《江蘇辦理保甲的經過及現狀》，《新江蘇報》，1935年2月27日，第2張第6版。
(86)《江蘇省各縣鄉鎮保甲長訓練大綱》，《江蘇省政府公報》第1775期，1934年9月22日，第11頁。
(87)《保甲長受訓期保障》，鎮江《大眾導報》，1935年5月16日，第2版。(88)洪寶林：《荷生鄉推進保甲之經過》，清江《民教研究通訊》第6期，1935年6月10日，第22—33頁。(89)《八個月來之江蘇省立東海民眾教育館》，江蘇省立東海民眾教育館1935年編印，第211、213頁。
(90)《參加訓練銅山區各縣鄉鎮長》，《教育新路》第71期，1934年12月10日，第9頁。
(91)《銅山區鄉鎮長訓練》，《教育新路》第83、84期合刊，1935年5月10日，第10頁。
(92)《銅山縣民教館辦理閭鄰長訓練班總報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4頁。
(93)《嚴縣長昨晚參觀南門民教館》，無錫《民報》，1933年11月23日，第2版。
(94)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實驗》，《教育與民眾》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77頁(卷頁)。
(95)黛黛：《公安局提逃訓保長》，《吳縣晶報》，1935年8月14日，無版次。
(96)《保長訓練趣事多》，《吳縣晶報》，1935年8月10日，無版次。
(97)陳柏心：《中國縣制改造》，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版，第498—499頁。
(98)《下淀實施區閭長談話》，《教育新路》第39期，1933年11月10日，第17頁。
(99)洪寶林：《荷生鄉推進保甲之經過》，《民教研究通訊》第6期，1935年6月10日，第31頁。
(100)《銅山縣立民教館舉行主婦談話會》，《教育新路》第59期，1934年6月20日，第15—16頁。
(101)《下淀實施區戶主談話》，《教育新路》第39期，1933年11月10日，第16頁。
(102)《蕭縣民教館鞋工談話會》，《教育新路》第49、50期合刊，1934年3月20日，第25頁。
(103)《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鄉村工作概況》，鄉村工作討論會編：《鄉村建設實驗》第3集，《民國叢書》第4編(16)，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145頁。
(104)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實驗》，《教育與民眾》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95頁(卷頁)。
(105)茅仲英：《城市勞苦大眾教育之新努力——蓬戶教育之實驗》，《教育與民眾》第5卷第10期，1934年6月，第1844—1846頁(卷頁)。
(106)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實驗》，《教育與民眾》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95頁(卷頁)。
(107)［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98頁。
(108)陳果夫主編：《江蘇省政述要》，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969)，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民政”，第26頁。
(109)《指定農教館館長兼任區長》，《民眾教育通訊》第4卷第6期，1934年9月，“消息”，第17頁(欄頁)。
(110)《訓令丹陽等八縣實驗農教館館長援例出席政務會議》，《江蘇省政府公報》第1662期，1934年5月11日，第2頁。(111)《民教館歸并一區所訊》，泰縣《泰報》，1934年1月21日，第3版。
(112)《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鄉村工作概況》，鄉村工作討論會編：《鄉村建設實驗》第3集，《民國叢書》第4編(16)，第144頁。
(113)《區長與公安分局長》，《江蘇省政府公報》第348期，1930年1月28日，第2頁。
(114)師慎：《地方自治改革案》，《建國月刊》第8卷第2期，1933年2月，第18頁(文頁)。
(115)《鄉村公安機關》，《蘇州明報》，1933年2月5日，第2版。
(116)王育誠：《下蜀自治實驗區三年來工作報告》，《教育輔導》第2卷第4期，1936年7月，第27頁。
(117)王育誠：《下蜀自治實驗區三年來工作報告》，《教育輔導》第2卷第4期，1936年7月，第37頁。
(118)《宜興縣農教館長兼區長辦事處的消息》，《教育與民眾》第6卷第9期，1935年5月，第1846頁(卷頁)。
(119)朱堅白：《談政教合一》，《教育輔導》第1卷第7號，1935年6月，第2、4頁。
(120)公言：《區公所與民教館》，泰縣《泰報》，1934年1月28日，第2版。
(121)索園：《推行政教合一》，《新江蘇報》，1935年11月25日，第2張第7版。
(122)《訓政時期黨務進行計劃案》(1929年6月1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2)，第128頁。
(123)《縣黨部與縣政府之關系條例》，《江蘇省政府公報》第2期，1927年9月22日，第67頁。
(124)《江蘇省各縣民眾教育區中心機關標準工作實施情形考查辦法》，《江蘇省政府公報》第1635期，1934年4月9日，第6頁。
(125)黃光祖：《青浦縣黨部、青浦縣教育局、江蘇省立黃渡鄉師共立坍石橋農民教育館進行計劃》，《蘇聲月刊》第1卷第3、4期合刊，1933年10月，第88—91頁。
(126)潘覺民：《對于整理縣以下各級黨部的意見》，《江蘇黨務周刊》第6期，1930年2月16日，第40頁。
(127)江蘇省黨部總務科統計組：《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概況統計表》(1936年7月)，江蘇省鎮江市檔案館藏，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鎮江縣委員會檔案，A3/1/13。
(128)陳果夫主編：《江蘇省政述要》，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969)，“教育”，第35頁。
(129)孫曉村：《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估價》，《大眾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第93—95頁。
(130)憂患生：《定縣之謎》，《獨立評論》第97號，1934年4月22日，第18頁。(131)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頁。(132)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獨立評論》第196號，1936年4月12日，第4頁。
(133)濤鳴：《定縣見聞錄》，《獨立評論》第4號，1932年6月12日，第17頁。(134)《教部訂計劃改進民教館》，《蘇北日報》，1947年2月24日，第2版。
(135)顧良杰：《教育部民眾教育委員會會議經過及感想》，《教育與民眾》第5卷第5期，1934年1月，第967頁(卷頁)。
(136)吳劍真：《三年來之江蘇社會教育》，《江蘇教育》第4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第192頁。
(137)費孝通：《鄉土重建》，第40、43頁。
點擊咨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