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清家庭小說的惡婦描寫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為中心

明清家庭小說的惡婦描寫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為中心

許芝丹

摘要：明清時期是中國家庭小說繁榮階段，出現了《金瓶梅》、《紅樓夢》等一批杰作，廣泛反映了這一時期社會生活面貌及多種人生圖景。在這些豐富的人物畫廊中有一批性格特異的惡婦形象，她們膽大妄為、狹隘多疑、乖倫悖理，令人側目。惡婦群像的出現應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封建婚姻制度及自身性格缺陷相關，有著復雜的歷史文化成因。

關鍵詞：家庭小說；惡婦形象；文化成因

Famil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vels Described the Evil

Woman and Cultural Causes ——For the Center with“Jin Ping Mei”“Xing Shi Yin Yuan Zhuan”“Hong Lou Meng”

Xu Zhidan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e family novel prosperity stage, the emergence of a “Jin Ping Mei”, “ Hong Lou Meng ”and a number of masterpiece, widely reflects this period of social life and face life together.In these rich characters gallery in a group of character specific evil woman image, they rampant, narrow suspicious, good Aaron paradox, remarkable.The evil woma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group should be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history, the feudal marriage system and their own character flaws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historical cultural causes.Key words: Family novel；Evil woman image；Cultural causes 家庭小說，是指通過人物的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家世）的興衰榮枯來反映社會人生，反映某一時期社會生活本質的小說。[1]作為一種小說類型，家庭小說最早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小說這種藝術體式的萌芽時期，但由于中國文學前期敘事文學不發達，一直到《金瓶梅》的出現，家庭家族小說才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類型。《金瓶梅》開始完整地描寫家庭環境，第一次用豐富多彩的畫面描繪出形態完整的家庭場景。在它的影響下，《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歧路燈》、《蜃樓志》相繼地產生了對家庭環境、家庭場景進行了完整描寫的小說，使明清小說創作增添了家庭家族小說這一新類型。

明清其它類型的小說如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小說中，女性一直未曾被重點描寫過，即使有一些，也是無足輕重。《三國演義》的女性角色相當稀少且面目模糊；《水滸傳》的女性也只是對男性故事的點綴而已。但從《金瓶梅》開始，家庭小說以一系列女性的命運來進行小說的設計，女性開始作為獨立的藝術形象出現在小說中，開始有了嚴格意義上的女性視角。

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明清家庭小說越來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有成海霞《明清家庭小說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讀》、《明清長篇家庭小說“家庭矛盾”之解析》，劉暢《明清家庭家族長篇小說的文化解讀》等。在《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紅樓夢》這些豐富的人物畫廊中有一批性格特異的惡婦形象，她們膽大妄為、狹隘多疑、乖倫悖理，令人側目。惡婦群像的出現應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封建婚姻制度及自身性格缺陷相關，有著復雜的歷史文化成因。

一、明清家庭小說惡婦形象特點

家庭小說主要取材現實生活，描寫家庭見聞、日用起居這一類家庭瑣事，包括生日、宴會等家庭活動，也有家庭內部無休止的矛盾斗爭，如妻妾矛盾、夫妻矛盾等等。在人物描寫上，家庭小說對家庭中的女性特別關注。可以說，直至家庭小說的出現，女性才有了自己活動的天地，才有了表現自己的機會，才有了豐富的性格。無論是打情罵俏，還是爭風吃醋，她們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著。明清家庭小說主要刻畫了這樣幾類女性形象：一類是遵守封建婦德規范的傳統女性，《金瓶梅》中的吳月娘，《林蘭香》中的林云屏等，她們都是“以柔順貞靜為專德”[2]的傳統女性。一類是潑悍奇妒的女性，《金瓶梅》集悍、妒、淫于一身的潘金蓮，《醒世姻緣傳》中對丈夫用盡一切手段的薛素姐，《紅樓夢》中見識粗鄙、無事生非的趙姨娘等。一類是才識俱佳的女性，《林蘭香》中的德、才、色兼備的燕夢卿，《紅樓夢》雍容閑雅、大方得體的薛寶釵。小說從各個側面充分展示了她們的個性、欲望和才能。這幾類女性中，潑悍奇妒這一類女性是在其他類型小說中很少見到的，她們有著與傳統女性不同的特點：膽大妄為、狹隘多疑、乖倫悖理，讀者論者習慣將這類女性形象稱之為惡婦。

1、膽大妄為

明清小說中的惡婦性格首要特點是膽大妄為。膽大妄為主要是指做事不經過思考，毫無顧忌的做出許多令人發指的事情，完全違背了當時社會的道德標準。

潘金蓮的膽大妄為可以說是無人能及的，她不僅僅是辱罵他人，更狠毒的是 制定計劃，一步步的將人置于死地。潘氏在王婆的挑唆下殺害了武大，之后又逼死了宋惠蓮，最令人發指的是她設計殺死幼兒官哥。

潘金蓮養了一只貓，這貓喜吃生肉，金蓮常在房里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食之。訓好后放入瓶兒房中令撲撾官哥，將其諕死。（第59回）

李瓶兒不久也傷情而亡，潘氏訓一貓而送母子二人性命，能行這樣的計劃的人古往今來能有幾人？古人云：“歹毒不過婦人心”，也就是潘氏這樣的人了，她的狠毒可以說是無人能及的。

薛素姐的膽大妄為表現在很多方面，主要就是她對丈夫的態度上，為了管束花心的丈夫狄希陳，素姐可謂用盡各種招數“扭肩膀，擰大腿，掏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樣樣演試，拷逼的狄希陳叫菩薩，叫親娘”（52回）。在封建傳統觀念中，妻子應該順從丈夫。薛素姐不僅對丈夫不順從，還對丈夫又打又罵，完全與傳統相背離，可見薛素姐的膽大了。

趙姨娘在賈府這個大家庭中是賈政之妾，算得上是二等主子。但她總想著為自己和賈環爭得家政大權，采用下作歹毒的法子，買通馬道婆作“魘魔法”，欲置賈寶玉與王熙鳳于死地。她急切地對馬道婆說：“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就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么不是？”奪嫡的希望，變成了大膽的行為。《紅樓夢》第25回細寫趙姨娘與馬道婆密商詭計，簽字畫押，終于達成協議：

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并不顧青紅皂白，滿口里應著，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掖起來，然后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個紙鉸的青面白發的鬼來，并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兩個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并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

“法術”把鳳姐、寶玉弄得神魂顛倒，瘋瘋癲癲，“登時園內亂麻一般”，“趙姨娘、賈環等在外面假作憂愁自是稱愿”。就在賈寶玉奄奄一息，賈府上下“油煎火燎”之時，趙姨娘又抓住機會，以關心為名勸告賈母，顯然是迫不及待了。

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于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的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這一口氣不斷，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明為勸告，實則綿里藏針，暗隱殺機。毒施“魘魔法”是最能表現趙姨娘膽大妄為的。

所以說，這三位女性雖然在表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她們都有狠毒的心腸，大膽的行動，是不遵守傳統道德的，是受到人們批判的。

2、狹隘多疑

潘金蓮、薛素姐、趙姨娘這三位女性都有內心狹隘、性情多疑、嫉妒成性的特點，特別是在妻妾關系上，心懷機詐。

潘金蓮性情多疑，心懷機詐，在藏春塢山洞外偷聽宋惠蓮，在翡翠軒偷聽李 瓶兒。為達目的，她用盡手段，顛倒黑白。與孫雪娥口角，即“卸了濃妝、洗了脂粉，烏云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躺在床上”，單等西門慶來后放聲號哭告狀，使孫雪娥一頓暴打。第七十五回中吳月娘對她有段很貼切的評語：“在前關干的那無所不為的事，人干不出來，你干出來了。她臺燈不照自己，還張嘴說人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我洗著眼兒看著她，到明日還不知怎么樣兒死哩。”

薛素姐也絲毫不比潘氏遜色：

狄希陳一日在房檐底下，看見調羹揉的眼紅紅的，從那里走來。狄希陳上前詢問。誰知他二人立在檐下說話，人來人往，那個不曾看見？卻有甚么私情？不料素姐正待出來，看見二人站著說話，隨即縮住了腳，看他們動靜。說了許久，狄周媳婦走來，問調羹量米，三人又接著說了話。素姐走到跟前，唬的眾人都各自走開。素姐發作到：“兩個老婆守著一個漢子，也爭扯得過來嗎？沒廉恥的忘八淫婦！大白日里沒個廉恥！狄周媳婦子，替我即時往外去，再不許進來！這賊淫婦，快著提溜腳子賣了！我眼里著不得沙子的人，您要我的漢子！”

本來就是很普通的談話，人來人往，都看見了的。在素姐那里就變成了不正當的事情，素姐先是躲在旁邊看，然后走出來罵。其實，素姐并不知道他們說了什么，只是憑自己的猜想，認為他們之間有什么不正當的關系，由此可見素姐的狹隘多疑。

趙姨娘也同樣如此，第六十回趙姨娘大鬧怡紅院足見其狹隘多疑，賈環向芳官要薔薇硝，芳官因是好友蕊官所贈，所以不愿意轉送給像賈環這樣的人，便聽從麝月的主意把茉莉粉給了賈環，賈環興興頭頭地給了彩云。當知道不是薔薇硝時，賈環并不計較，反而笑道：“這也是好的。”趙姨娘卻無中生有、借機發作。她先是憤憤地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吵一出子，大家別心凈，也算是報仇??”接著又挑唆道：“乘著抓住了理，罵給那些浪淫婦們一頓也是好的。”這位潑婦似的姨娘在不絕的恨罵聲中真的去找芳官算賬去了。路上遇到夏婆子的一番風風火火的挑唆，一見面就把茉莉粉摔到芳官臉上，還臭罵、暴打了芳官，激起了丫鬟們的憤怒，聯合起來反擊趙姨娘，并扭打在一起，上演了“大鬧怡紅院”的丑劇。

本來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可趙姨娘不這樣認為，她從自身出發進行聯想，越想越嚴重，想到怡紅院里的下三等丫頭都欺負自己，使她怒火中燒，不大鬧一場，難解心頭之恨。大鬧怡紅院反映了趙姨娘搬弄是非，小題大做，無事生非的惡婦特點。總之，她們都是心胸狹隘，尖酸刻薄，得理不饒人，容不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丁點兒的損害。

3、乖倫悖理

中國古代講究倫理道德，特別是對女性，提出了很多的道德規范，如在中國古代的婦德教育中，“三綱五常”是女子從小就接受的教育。在《醒世姻緣傳》中，父母和子女的關系，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母慈子孝的關系，而是背叛、褻瀆、扭曲、傷害等關系。薛素姐把傳統孝道踐踏的體無完膚，表現出對“三綱五常”的極端蔑視。

薛素姐打罵丈夫：

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陳臉上兜臉兩耳拐子，打的那狄希陳半邊臉就似那猴腚一般通紅，發面饃饃一般暄腫。狄希陳著了急，撈了那打玉蘭的鞭子待去打他（素姐），倒沒打的他成，被他奪在手內，一把手采倒在地，使腚坐著頭，從上往下鞭打。（48回）

等得狄希陳出寄姐房來，從后邊一把揪住衣領，右手把一燙斗的炭火，盡數從衣領中傾在衣領之內，燒得個狄希陳就似落在滾湯地獄里一樣。（98回）

“夫為妻綱”是傳統的家庭道德規范，但薛素姐不僅不把丈夫作為自己的行動綱領，而是坐在了丈夫的頭上鞭打，完全沒有一個作妻子的樣子。她將炭火到入丈夫的衣領中，這不僅僅是違背道德，更是對人身的虐待與傷害，在現在看來也是一種違法的行為。

素姐還忤逆公婆，素姐鞭打丈夫，婆婆救子心切，卻不想素姐起了殺心，夜晚趁著公婆睡覺時，想放火燒死他們。她訓斥婆婆，當著婆婆的面罵丈夫是“有老子生沒老子養的東西”（52回），把婆婆氣成半身不遂。公公納妾，她罵道：“沒廉恥老兒無德，鬢毛都白了，干這樣老無恥的事。”她唯恐公公的妾生個孩子分家產，晝夜算計要閹割公公。最后公公被她氣死（76回）。可見，素姐的行為已經嚴重違背了封建倫理道德，更是一種變態的行為。

潘金蓮勾引武松，這在傳統觀念看來顯然是違背倫理的，結果遭到武松的拒絕，卻反過來誣陷武松調戲她，從這里就可以初步看出她不把倫理道德放在眼里。當武大捉奸，西門慶慌忙中躲在床下面，潘金蓮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也嚇一交。”硬是煽動西門慶飛起一腳踢中武大心窩。此處可以看出，潘氏根本就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完全將“三綱五常”的道德標準拋之腦后，這里進一步說明她對道德的違背。更有甚者，她還親手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

那婦人（潘金蓮）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將那藥抖在盞子里，講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哎”了一聲，這婦人便去腳后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寬。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5回）這便是潘氏殺武大的全過程，由此可見，潘氏不僅是對倫理道德的蔑視，更是一種犯罪，這在現在社會都是殺頭的死罪，而在當時的社會中，潘氏都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足以看出潘氏的乖倫悖理。總之，這幾位女性的行為不僅僅表現出對倫理道德規范的蔑視，更是一種犯罪的行為。

二、明清家庭小說中惡婦形象的文化成因

明清家庭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惡婦形象，這樣的形象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

1、個性解放潮流引發個人欲望膨脹 明中葉，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新興的市民力量得到了最初的發展。這種變革的新動向反映到意識形態上，便出現了肯定“人欲”的思想潮流。個性的解放和自由不僅僅是針對男性，而是針對整個人類，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就不可能真正的實現個性的解放。因此在這樣的思想潮流的影響下，封建傳統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催醒了女性的自由意識。明代的正統哲學是程朱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到了明中葉以后，王學崛起，指出“人欲”就是“天理”，“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3]，王學主張滿足個人的自然要求，是與“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說教相對立的。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出現了許多有個性的女性形象。《水滸傳》中的“巾幗英雄”，如孫二娘，扈三娘等，她們機智勇敢，有自己的個性。高濂在《玉簪記》中寫到的陳妙常，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她們為了愛情不惜沖破倫理道德的束縛。《林蘭香》中才華出眾的燕夢卿。這些女性都是有思想有個性的女性，她們在要求個性解放上面是積極的，是有正確的價值取向的。但潘金蓮，薛素姐和她們不同，潘金蓮要求的個性解放主要是性的解放，且是過分的追求，她為得到西門慶的專寵，極盡諂媚奉迎之能事，甚至幫助西門慶與宋惠蓮、李瓶兒偷情。她是縱欲的，消極的。薛素姐是對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欲求，這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但素姐都沒有保障的，因此對生存危機就處于嚴重的焦慮狀態，也就造成了個人欲望無休止的膨脹。這些惡婦不把倫理綱常放在眼里，敢于毆打丈夫，忤逆公婆的惡婦。她們都自覺或不自覺的要求個性的放縱，為此不惜和社會傳統觀念決裂，以致被社會所不容，背上了惡婦的罵名。

2、封建家庭倫理激起多重不滿和反抗

中國傳統婚姻道德中最突出的特點和主要內容是男尊女卑。在周代官方就提出了對婦女“四德”的要求：“女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4]對婦女“四德”的要求，實際上已把女性置于被支配、被約束的地位。

隨著專制主義的加強，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倫理規范也隨之加強，夫婦倫理也最終發展成夫尊妻卑的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即“三從四德”、“夫為妻綱”。“三從”講女性的一生置于父兄、丈夫、兒子的監管之下，“四德”要求女性一生以順從依順丈夫、成為賢妻良母為職志，如若不然，則唯有被休棄一條路：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 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嗣也；淫，為 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5] 在這樣的倫理規范中，妻子在婚姻關系中已失去了自主權，淪為丈夫的私有財產。

按照封建家庭的性別分工，“家庭”是女性主要的活動空間，她們在丈夫的 管轄下負責料理家務、服侍公婆、傳宗接代等工作。女性的自由是被限制的，“家庭幾乎是專門為女性而設的特殊強制系統，它具有顯而易見的性別針對性和性別專制意味”。[6]，可見父系社會關于婦女的一系列價值觀念、行為規范都是為了約束女性而制定的，在這樣的約束和壓迫下，出現了眾多背離傳統的惡婦形象。她們不事丈夫，不事姑舅，對家庭倫理中敬順、無違的為妻和為媳之道置之不理。這種狀況在小說中多有反映，如《聊齋志異》中的尹氏，丈夫“少降之，輒以鞭撻從事”，讓他“跪受巾幗，操鞭逐出”，惹得“觀者填溢”；將年逾六旬的公公“以齒奴隸數”，“衣敗絮，食粗粟”。[7]江城對翁姑的話“柢牾不可言狀”，別說晨昏定省，還敢當著翁姑的面捶打丈夫，逼得翁姑只好“別院居之”。臧姑“役母若婢”，“滌器灑掃之事皆與焉”[8]，婆婆臥病之時，她不僅置之不理，甚至還不許丈夫前往探視。《醒世姻緣傳》中薛素姐嫁入狄家后，家中再無寧日可言，不是打罵漢子，便是忤逆公婆，又打丫頭，罵父親，逼得薛教授說：“我沒這個閨女，從此以后不許他進門。”(48回)她不但不許狄希陳與使女勾勾搭搭，設置種種嚴刑酷罰，就連公公娶妾，她也唯恐調羹生了兒子奪了她的家私，日夜算計要為公公去勢，處心積慮要加害調羹(58回)。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一夫多妻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一名男子除了正妻之外，還可以納多名女子為妾。陳顧遠在《中國婚姻史》中具體解釋道：

妾來源有出于犯罪者，有出于購買者，有出于私奔而不備禮者；其中除奔則為妾，有近于“姘外”，大都與后世婢類無異。然因周創宗法，嚴嫡庶之別，儒貴正名，為妻妾之判，于是一夫多妻制中之次妃副妻，媵制中之正媵及侄娣，皆一律稱其為妾。[9] 隨著妻妾數量的增多，人性的占有欲以及愛情的排他性使得家庭的日常相處變得困難起來，妻妾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如《筆生花》中九華出嫁后，其母花氏(二房)僭正妻之權會親家也曾引起嘲笑，甚至帶累女兒在夫家飽受折磨(7回)。由于妻妾制度的不合理，導致小妾的不滿，如《紅樓夢》中的趙姨娘她雖是妾但處處與王夫人做對，并將王熙鳳、賈寶玉視為自己爭得家權的障礙，通過“魘魔法”加害他們。

與傳統賢良女性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主動認同、遵守不同，惡婦們是以一種潑悍的極端方式在爭取自己基本的生存需求了，對傳統女性應遵守“婦德”規范來說，這就成為社會難容的“變態”行為了。

3、性格缺陷導致惡婦人性扭曲

“嫉妒”一向被認為是一種最古老、最頑固的“女性病”，父權文化視“妒”為女性特有的偏狹癥，把它作為論證女性為劣等性別的理由之一。

在傳統的封建家庭中，妒忌是女性的惡德。在兩性關系上，明確規定“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從夫，死從子，無所取自遂也”，也就是說女性對丈夫要絕對的服從，不能對丈夫出言不遜，更不能凌駕于丈夫之上。但在明清家庭小說中有許多的女性根本就不在乎封建禮教的道德傳統，盡情發泄自

[10]己的嫉妒之情，表現出對傳統要求的蔑視。愛情本來就具有獨占性，不希望自己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配偶，嫉妒是人的本性，但隨著婚姻形式的不斷變化以及父系社會對女性的壓制，嫉妒逐漸成為一種病態。“妒原是愛的極致, 在平等的兩性關系中, 是具有相當價值的, 但在奴視女性的時代, 妒只是一種不得已的反抗, 且只能引起對手方的反感, 被視為‘惡德’。” [11]

盡管歷代都將妒忌列入女性的“七出”之條，但仍有不少女性，為了生存，為了追求自由違背社會道德，成為社會所不容的惡婦，她們拋開“三從四德”，沖破封建傳統道德倫理，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獲得人生的自由，不斷反抗男權社會對她們的壓迫，這樣一來，就會做出許多違背社會道德甚至是犯罪的行為，最終導致了她們人性的扭曲。

在傳統倫理道德中，淫邪與嫉妒同樣是女性的缺陷之一，而且這兩者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姑妄言》中作者借老道之口說道：

婦人未有而不妒，妒而未有不淫者。若果能遂他的淫心，那悍妒之氣自然就漸漸消磨下去。居士試想，任你萬分悍妒的婦人，他到了那枕席上心．滿意足的時候，可還有絲毫妒之氣否?皆因不能飽其淫欲，使忿怒之氣積而成悍。陰性多疑，以為男子之心移愛與他人，故在他身上情薄，此人一起，悍而又至于妒。(十五回)可見，淫、妒是密不可分的，《大戴禮記·本命》就說“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將二者同等視之。表現淫妒亂家邏輯的首推《金瓶梅》，蘭陵笑笑生對女色之種種危害發表了許多感慨，諸如“二八佳人體似酥，腰中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等詩不斷見于紙端。在封建社會看來，婦女犯淫、肆妒，是破壞家庭的倫常秩序的，是一種人性的扭曲。

明清家庭小說塑造的惡婦形象表現出了對倫理道德自覺或不自覺的背離，她們是“異常”的，她們的行為對男權社會制度產生了沖擊和動搖。她們的出格表現從表明封建末世道德淪喪的現實，以負面形式反映女性自覺意識的覺醒，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

參考文獻：

[1]成海霞《中國古代家庭小說專學建構的可行性報告——家庭、家族文化視域下的明清小說解讀系列論文之一》,《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25卷第9期，第64頁。[2]成海霞《明清長篇家庭小說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讀》，《運城學院學報》，2008年第26卷第6期，第70頁。

[3]李心壯《明儒學案·下》，正中書局，1945年，第363頁。[4]佚名《周禮·天官·九嬪》，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頁。

[5](清)王聘珍《大戴禮記·本命》，《大戴禮記解詁》，王文錦點校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5頁。

[6]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頁。

[12] 8 [7]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六《馬介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2頁。[8]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十《珊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63頁。[9]陳顧遠《中國婚姻史》，岳麓書社，1998年，第40頁。

[10]高明注《大戴禮記今注今譯（1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7頁。[11]陳東《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書店,1984年，第77頁。

[12]（明）蘭陵笑笑生《張竹坡批評金瓶梅·上》，齊魯書社，1991年，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