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廖國民的材料2

崇仁縣關于廖國民特殊疑難信訪問題實施救助的

匯報材料

撫州市聯席會議辦公室：

一、基本情況

廖國民，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桃源鄉王沙塘畬族村委會里坑村小組村民，常年租住在巴山鎮勝利社區天宮路12號，右腳瘸拐，職業石匠；妻子劉海霞（被殺害），祖籍湖南懷化；生育有2女1男：大女兒廖纖（前妻所生），15周歲，二女兒廖叢叢，6周歲，兒子廖運來（被殺害），3周歲。父親廖興祖，68歲，母親黃細英，65歲。

二、信訪原由及主要訴求

（一）原由

2010年11月10日其妻劉海霞（有身孕8個月）在縣城被犯罪嫌疑人林小明（巴山鎮寶水村二組村民）殺死，女兒 廖叢叢身中七刀，受重傷，兒子廖運來頭部被砍傷。2011年2月4日上午9時左右其子廖運來在里坑村被犯罪嫌疑人廖蘇明（同村村民）扔進水井身亡。

（二）訴求

1、強烈要求執法機關將以上兩個犯罪嫌疑人處以死刑；

2、強烈要求將廖小明（犯罪嫌疑人廖蘇明大哥）繩之以法；

3、要求兩個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對廖國民進行巨額民事賠償；

4、要求縣、鄉政府部門為其解決子女的戶口問題（其三個子女均為計外超生人員），全家6口人的低保享受和經濟救助等問題。

三、問題處理情況

廖國民之妻兒被人殺害后，縣、鄉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11.10兇殺案”和“2.4兇殺案”專案領導小組，并組織公安機關及時將犯罪嫌疑人緝拿歸案；縣、鄉領導多次到死者家屬家中做安撫、勸說工

作，同時多次到民政部門協調，請求予以死者家屬困難救助。

（一）2010年“11.10兇殺案”處理情況

1月6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到縣政府鬧事，態度相當惡劣，并砸壞了縣政府辦公室大門，當時廖國民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解決其兒子和女兒在撫州醫院的醫藥費；二是對兇手的精神病鑒定不服，要求重新鑒定；三是家庭困難，要求民政部門給予幫助。并揚言要到一小門口殺學生泄憤。縣、鄉兩級立即組織有關人員到縣政府做其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并帶他到縣司法局、縣殘聯、縣紅十字會、縣民政局尋求法律及道義上的援助，使其思想暫時穩定。

元月10日，廖國民來到桃源鄉政府，書記魏東華、鄉長章波分別接待了他，對其做了耐心細致的勸說工作，告誡他不要采取過激的言行，一切走法律途經解決。并通過民政部門為其解決了2000元的臨時困難補助。（書記、鄉長曾多次到民政部門為其爭取困難補助）

元月21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到縣公安局、巴山分局鬧訪，將兒子和女兒遺棄在巴山分局不管，桃源鄉組織有關人員將其安全送回桃源鄉王沙里坑村。

元月23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到縣委鬧訪，桃源鄉章波鄉長、游榮榮、陳生龍等及時趕到，對其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但廖國民情緒非常不穩定，最后又將兒子和女兒遺棄在縣委信訪局不管，后由桃源鄉、村干部將其安全送回王沙里坑村家里。

元月24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又到縣委鬧訪，要求見謝祖鵬書記，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對公安部門提供兇手的精神病鑒定書不服，要求重新鑒定；二是家庭困難，扶養3個兒女不起，要求政府給錢；三是要求政府協助其對對方當事人進行民事起訴，并賠償。桃源鄉章波鄉長、游榮榮、陳生龍、彭細英、蘭新華及時趕到，并對其做耐心細致的解釋工作。但廖國民根本不理采我們，一口咬定要見謝

書記，沒有見到謝書記不走人，并拿來了被子準備在縣委常住下去。直到10點半，廖國民攜其父親突然走人，又將兒子和女兒遺棄在縣委不管，走的時候兇神惡煞的威脅鄉、村干部：如果誰把他的兒女送回家，他就把兒女送到誰家里過年，并殺掉他家人。下午4點（在此期間其兒女一直由桃源鄉鄉村干部管護），考慮到天氣寒冷，桃源鄉組織派出所干警（黃國泉、黃子勇等）和鄉村干部（游榮榮、陳生龍、彭細英、蘭新華）將其兒女安全護送到王沙塘里坑村，但其家人拒絕接納，稱如硬要把其兒女送回家里，其家屬就走人，不管兩個孩子的死活。在這個過程中，廖國民知道此事后，打王沙塘村支部書記陳生龍的電話，威脅要殺陳生龍一家人。最后沒有辦法，我鄉只有把他們帶回縣里，將其兒女安臵到縣一家賓館，請人看護。

（二）2010年“11.10兇殺案”處理情況

2011年2月4日9時35分許，桃源派出所接到110指揮中心轉警稱：桃源鄉王沙塘村委會里坑村小組有人將一名男孩扔到井里，生死未卜，請派出所立即出警。接警后，該所民警陳覲、胡建鋒兩人立即驅車前往里坑村。到達現場后，看見一婦女抱著一男孩，該婦女稱其是該男孩的奶奶，并要求干警送她們去縣醫院搶救，民警立即驅車前往縣城。途中民警接到110指揮中心電話稱，縣醫院救護車已經出發前往桃源，在虎毛山路口遇見救護車，醫生當場給該男孩進行檢查，檢查完后證實該男孩已死亡約半小時。這時，死者的父親廖國民上了警車，要求干警把他們送回里坑村。干警把他們帶回里坑村后，廖國民情緒很激動，跑去犯罪嫌疑人廖蘇明的哥哥廖曉明家，廖國民看見廖曉明家中無人，門已鎖上了，就在地上撿起一段木頭砸廖曉明家玻璃，民警立即進行勸阻，做安撫工作，并同時向指揮中心和有關領導匯報。10時40分許，犯罪嫌疑人廖蘇明的哥哥廖曉明帶著犯罪嫌疑人廖蘇明來派出所投案自首，民警立即將犯罪嫌疑人廖蘇明控制，后

轉交給刑偵隊民警，配合刑偵隊民警到現場開展調查取證工作。16時30分許，縣公安局法醫到里坑村廖曉明屋后對死者進行尸檢。晚上，據當地群眾反映，死者尸體被其家屬放在廖曉明家二樓臥室的床上。

2月4日發生該兇殺案后，為做好該事件的善后處理工作，桃源鄉及時成立了“2.4兇殺案”善后工作領導小組，由黨委書記魏東華同志親任組長，鄉長章波任常務副組長，有關人員為成員，下設四個工作小組，即死者家屬安撫工作小組、犯罪嫌疑人家屬勸說工作小組、穩控工作小組及信息報送小組。

2011年2月5日9時許，桃源鄉接到消息稱，廖國民從租住房里帶了一把殺豬的尖刀出來，有可能會來里坑村找廖曉明報復。桃源鄉立即組織鄉村干部及干警在里坑村口守候。大約10時許，廖國民坐一輛藍色別克牌轎車（車牌號為贛F—S0806）到了里坑村，廖國民下車后，其手上拿著一個卷起來的環保袋，里面是一把尖刀。桃源鄉7名干部和派出所干警立即上前勸說，但是廖國民情緒激動，并稱，誰過來就殺死誰，鄉、村干部及派出所干警耐心進行勸說，但勸說無效，只有立即向指揮中心及有關領導匯報，請求支援與指示。廖國民直接走到廖曉明家，在他家進行打砸門窗，同時還縱火燒毀一輛三輪摩托車。13時30分許，縣公安局紀委書記周全才率刑警隊的民警來到里坑村，周全才書記打電話給廖國民，要求廖國民和公安部門坐下來談。約14時左右，廖國民坐一輛贛F—S0806牌號車到里坑村，在鄉村干部和干警的勸說下，廖國民的情緒稍微穩定了一些。下午四時左右犯罪嫌疑人父親廖佑孫從縣城來村里拿包撿衣服準備一走了之，鄉村干部立即攔住他，做其思想工作，要他及其家人拿出積極態度，籌措部分資金賠償死者家屬，從而能早點安葬小孩，但廖佑孫表示拿不出錢 來。后鄉村干部繼續對死者家屬做好安撫工作，要求死者家屬將小孩先安葬再談賠償問題，但死者家屬稱至少要50萬，先付25萬現金，打25萬欠條才肯安葬。

2011年2月6日上午，鄉村干部多處尋找犯罪嫌疑人之兄廖曉明想對他做思想工作，要他籌措部分錢把死者安葬，但廖曉明就是不愿露面，多次電話聯系他稱在撫州。下午通過縣刑警隊傳喚，廖曉明在刑警隊和章波、吳自權、黃國泉、陳生龍等鄉村干部見了面，但廖曉明認為自己的弟弟殺了人和自己無關，而且廖國民把死尸放在他家里，又在他家中打砸燒，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不愿出錢賠償。16時左右，廖國民又手持一把鋒利的屠刀來到廖曉民家附近想報復廖曉明家人，鄉村干部又極力勸說。

2月9日，我鄉組織鄉政府機關全體干職工和派出所干警對受害者家屬進行捐款，當場得到捐款3650元，并及時送到受害者家屬手中。同時號召王沙塘村全體村民進行募捐，目前正在進行中。

2月10日，為了將死者早點安葬，桃源鄉又組織鄉、村干部分別找到受害方家屬廖興祖、黃細英及兇手方家屬廖佑孫、廖曉明，對他做耐心細致的安撫和勸說工作；并找到村里比較有威望的老人廖旺祖，希望他站出來，做雙方家屬的思想工作，把死者早點安葬。下午18點左右，桃源鄉派出所黃國泉接到廖曉明電話：邀鄉、村干部和派出所干警晚上到縣刑警隊談死者的安葬問題。晚上見面后，鄉、村干部及派出所黃國泉做了其2個小時的思想工作，收效甚微，當談到賠償問題時，廖佑孫、廖曉明只同意出2000—3000元錢。最后，鄉村干部限定其在2月11日下午2點鐘之前給我們回話，準備2—3萬元錢，拿到錢后由鄉村干部再去做受害方的工作，爭取早點將死者安葬。

2月11日下午2點30分，未接到廖佑孫、廖曉明的回話，村書記陳生打廖曉明電話詢問，廖曉明仍然稱只借到了2000元錢。考慮到只2000元錢去和受害方談死者安葬問題，簡直是天方夜譚，桃源鄉又派出相關人員繼續做雙方的工作。

三、實施救助情況

（一）2010年“11.10兇殺案”救助情況

1、民政大病救助解決其醫藥費5100余元；

2、臨時救助2000元；

3、困難補助3000元；

4、免費為其3個超生子女上戶口；

5、為其辦理低保（6個人），正在辦理中；

6、為其爭取到廉租房一套；

7、過年困難，為其解決困難補助3000元；

8、公安局為其協調司法救助54612元。

（二）2011年“2.4兇殺案”救助情況

1、捐款3650元，已送至受害者家屬手中；

五、目前“2.4兇殺案”的現狀及下步打算

目前廖國民情緒仍激動，經常手持兇器，揚言殺人，不讓安葬小孩，造成村民恐慌。而犯罪嫌疑人家屬態度消極，不愿出錢進行賠償。針對這種情況，我鄉將高度戒備，全力做好雙方穩控工作，力爭先將小孩安葬。

六、包案領導簽名 簽名： 職務： 時間：

2011年2月12日

第二篇：關于廖國民的材料2

崇仁縣關于廖國民特殊疑難信訪問題實施救助的

匯報材料

撫州市聯席會議辦公室：

一、基本情況

廖國民，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桃源鄉王沙塘畬族村委會里坑村小組村民，常年租住在巴山鎮勝利社區天宮路12號，右腳瘸拐，職業石匠；妻子劉海霞（被殺害），祖籍湖南懷化；生育有2女1男：大女兒廖纖（前妻所生），15周歲，二女兒廖叢叢，6周歲，兒子廖運來（被殺害），3周歲。父親廖興祖，68歲，母親黃細英，65歲。

二、信訪原由及主要訴求

（一）原由

2010年11月10日其妻劉海霞（有身孕8個月）在縣城被犯罪嫌疑人林小明（巴山鎮寶水村二組村民）殺死，二女兒 廖叢叢身中七刀，受重傷，兒子廖運來頭部被砍傷。2011年2月4日上午9時左右其子廖運來在里坑村被犯罪嫌疑人廖蘇明（同村村民）扔進水井身亡。

（二）訴求

1、強烈要求執法機關將以上兩個犯罪嫌疑人處以死刑；

2、強烈要求將廖小明（犯罪嫌疑人廖蘇明大哥）繩之以法；

3、要求兩個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對廖國民進行巨額民事賠償；

4、要求縣、鄉政府部門為其解決子女的戶口問題（其三個子女均為計外超生人員），全家6口人的低保享受和經濟救助等問題。

三、問題處理情況

廖國民之妻兒被人殺害后，縣、鄉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11.10兇殺案”和“2.4兇殺案”專案領導小組，并組織公安機關及時將犯罪嫌疑人緝拿歸案；縣、鄉領導多次到死者家屬家中做安撫、勸說工

作，同時多次到民政、司法部門協調，請求予以死者家屬困難救助。

一、2010年“11.10兇殺案”處理情況

1月6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到縣政府鬧事，態度相當惡劣，并砸壞了縣政府辦公室大門，當時廖國民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解決其兒子和女兒在撫州醫院的醫藥費；二是對兇手的精神病鑒定不服，要求重新鑒定；三是家庭困難，要求民政部門給予幫助。并揚言要到一小門口殺學生泄憤。縣、鄉兩級立即組織有關人員到縣政府做其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并帶他到縣司法局、縣殘聯、縣紅十字會、縣民政局尋求法律及道義上的援助，使其思想暫時穩定。

1月10日，廖國民來到桃源鄉政府，書記魏東華、鄉長章波分別接待了他，對其做了耐心細致的勸說工作，告誡他不要采取過激的言行，一切走法律途經解決。并通過民政部門為其解決了2000元的臨時困難補助。

1月21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到縣公安局、巴山分局鬧訪，將兒子和女兒遺棄在巴山分局不管，桃源鄉組織有關人員將其安全送回桃源鄉王沙里坑村。

1月23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到縣委鬧訪，桃源鄉章波鄉長、游榮榮、陳生龍等及時趕到，對其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但廖國民情緒非常不穩定，最后又將兒子和女兒遺棄在縣委信訪局不管，后由桃源鄉、村干部將其安全送回王沙里坑村家里。

1月24日，廖國民攜其兒、女及父親又到縣委鬧訪，要求見謝祖鵬書記，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對公安部門提供兇手的精神病鑒定書不服，要求重新鑒定；二是家庭困難，扶養3個兒女不起，要求政府給救助；三是要求政府協助其對對方當事人進行民事起訴，并賠償。桃源鄉章波鄉長、游榮榮、陳生龍、彭細英、蘭新華及時趕到，并對其做耐心細致的解釋工作。但廖國民根本不理采我們，一口咬定要見

謝書記，沒有見到謝書記不走人，并拿來了被子準備在縣委常住下去。直到10點半，廖國民攜其父親突然走人，又將兒子和女兒遺棄在縣委不管，走的時候兇神惡煞的威脅鄉、村干部：如果誰把他的兒女送回家，他就把兒女送到誰家里過年，并殺掉他家人。下午4點（在此期間其兒女一直由桃源鄉鄉村干部管護），考慮到天氣寒冷，桃源鄉組織派出所干警（黃國泉、黃子勇等）和鄉村干部（游榮榮、陳生龍、彭細英、蘭新華）將其兒女安全護送到王沙塘里坑村，但其家人拒絕接納，稱如硬要把其兒女送回家里，其家屬就走人，不管兩個孩子的死活。在這個過程中，廖國民知道此事后，打王沙塘村支部書記陳生龍的電話，威脅要殺陳生龍一家人。最后沒有辦法，我鄉只有把他們帶回縣里，將其兒女安臵到縣一家賓館，請人看護。

二、2011年“2.4兇殺案”處理情況

2011年2月4日9時35分許，桃源派出所接到110指揮中心轉警稱：桃源鄉王沙塘村委會里坑村小組有人將一名男孩扔到井里，生死未卜，請派出所立即出警。接警后，該所民警陳覲、胡建鋒兩人立即驅車前往里坑村。到達現場后，看見一婦女抱著一男孩，該婦女稱其是該男孩的奶奶，并要求干警送她們去縣醫院搶救，民警立即驅車前往縣城。途中民警接到110指揮中心電話稱，縣醫院救護車已經出發前往桃源，在虎毛山路口遇見救護車，醫生當場給該男孩進行檢查，檢查完后證實該男孩已死亡約半小時。10時40分許，民警立即將犯罪嫌疑人廖蘇明控制，后轉交給刑偵隊民警，配合刑偵隊民警到現場開展調查取證工作。16時30分許，縣公安局法醫到里坑村廖曉明屋后對死者進行尸檢。

2月4日發生該兇殺案后，為做好該事件的善后處理工作，桃源鄉及時成立了“2.4兇殺案”善后工作領導小組，由黨委書記魏東華同志親任組長，鄉長章波任常務副組長，有關人員為成員，下設四個

工作小組，即死者家屬安撫工作小組、犯罪嫌疑人家屬勸說工作小組、穩控工作小組及信息報送小組。

2011年2月5日9時許，桃源鄉接到消息稱，廖國民從租住房里帶了一把殺豬的尖刀出來，有可能會來里坑村找廖曉明報復。桃源鄉立即組織鄉村干部及干警在里坑村口守候。大約10時許，廖國民坐一輛藍色別克牌轎車（車牌號為贛F—S0806）到了里坑村，廖國民下車后，其手上拿著一個卷起來的環保袋，里面是一把尖刀。桃源鄉7名干部和派出所干警立即上前勸說，但是廖國民情緒激動，鄉、村干部及派出所干警耐心進行勸說，但勸說無效，只好立即向指揮中心及有關領導匯報，請求支援與指示。廖國民直接走到廖曉明家，在他家進行打砸門窗，同時還縱火燒毀一輛三輪摩托車。13時30分許，縣公安局紀委書記周全才率刑警隊的民警來到里坑村，周全才書記打電話給廖國民，要求廖國民和公安部門坐下來談。約14時左右，廖國民坐一輛贛F—S0806牌號車到里坑村，在鄉村干部和干警的勸說下，廖國民的情緒稍微穩定了一些。下午四時左右犯罪嫌疑人父親廖佑孫從縣城來村里拿包撿衣服準備一走了之，鄉村干部立即攔住他，做其思想工作，要他及其家人拿出積極態度，籌措資金賠償死者家屬，從而能早點安葬小孩，但廖佑孫表示拿不出錢 來。后鄉村干部繼續對死者家屬做好安撫工作，要求死者家屬將小孩先安葬再談賠償問題，但死者家屬稱至少要50萬，先付25萬現金，打25萬欠條才肯安葬。

2011年2月6日上午，鄉村干部多處尋找犯罪嫌疑人之兄廖曉明想對他做思想工作，要他籌措部分錢把死者先安葬，但廖曉明就是不愿露面，多次電話聯系他稱在撫州。下午通過縣刑警隊傳喚，廖曉明在刑警隊和章波、吳自權、黃國泉、陳生龍等鄉村干部見了面，但廖曉明認為自己的弟弟殺了人和自己無關，而且廖國民把死尸放在他家里，又在他家中打砸燒，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不愿出錢賠償。16時左

右，廖國民又手持一把鋒利的屠刀來到廖曉民家附近想報復廖曉明家人，鄉村干部又極力勸說。

2月9日，桃源鄉政府機關全體干職工和派出所干警對受害者家屬進行捐款，當場得到捐款3650元，并及時送到受害者家屬手中。同時號召王沙塘村全體村民進行募捐。

2月10日，為了將死者早點安葬，桃源鄉又組織鄉、村干部分別找到受害方家屬廖興祖、黃細英及犯罪嫌疑人家屬廖佑孫、廖曉明，對他做耐心細致的安撫和勸說工作；并找到村里比較有威望的老人廖旺祖，希望他站出來，做雙方家屬的思想工作，把死者早點安葬。下午18點左右，桃源鄉派出所黃國泉接到廖曉明電話：邀鄉、村干部和派出所干警晚上到縣刑警隊談死者的安葬問題。晚上見面后，鄉、村干部及派出所黃國泉做了其2個小時的思想工作，收效甚微，當談到賠償問題時，廖佑孫、廖曉明只同意出2000—3000元錢。最后，鄉村干部限定其在2月11日下午2點鐘之前給我們回話，先準備2—3萬元錢，拿到錢后由鄉村干部再去做受害方的工作，爭取早點將死者安葬。

2月11日下午2點30分，未接到廖佑孫、廖曉明的回話，村書記陳生龍打廖曉明電話詢問，廖曉明仍然稱只借到了2000元錢。考慮到只2000元錢無法和受害方談死者安葬問題，桃源鄉又派出相關人員繼續做雙方的工作。

四、實施救助情況

（一）2010年“11.10兇殺案”（妻子被殺）救助情況

1、民政大病救助解決其醫藥費5100余元；

2、臨時救助2000元；

3、鄉政府解決困難補助6000元；

4、免費為其3個超生子女上戶口；

5、為其辦理低保（6個人），正在辦理中；

6、為其爭取到廉租房一套，由縣公安局墊付租金；

7、司法救助54612元。

（二）2011年“2.4兇殺案”（兒子被害）救助情況

1、捐款4050元，已送至受害者家屬手中；

2、鄉政府籌資3萬元，做好受害方安撫和善后工作。

五、廖國民的現狀

目前廖國民情緒比較穩定，對政府的關心和資助表示感激，其他的要求同意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本人保證不再上訪。

六、包案領導簽名

簽名： 職務： 時間：

崇仁縣聯席會議辦公室 2011年2月12日

第三篇：國民經濟核算論文

農村集體經濟問題改革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行, 我國農村經營體制開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同時農村財務管理體制存在和運作的社會基礎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該體制所服務的對象由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集體經濟轉變為以農戶為基礎的經濟組織。農村財務管理體制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而暴露出一些問題。

關鍵字：財務管理制度

生產力

雙層經濟體制

資產流失

一、農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制度的歷史演變

1、集體經濟的含義。集體經濟, 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 是指由部分勞動群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它是勞動群眾根據自愿互利原則組織起來的, 實行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合作經濟組織。

2、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化時期, 在自然鄉村的范圍內, 由農戶自愿聯合, 將其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較大型農具、耕畜等)投入集體所有。集體利用整合的資源優勢統一組織農業生產, 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經營方式上, 實行政社合一。這種經營模式雖然強化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行政化管理, 但脫離了當時農村集體經濟的性質和規律,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時期我國農村財務管理體制存在的基礎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體制。該體制下土地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 農產品等經營收入由生產隊統一支配, 農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及農產品支配權。與之相適應, 公社、大隊、小隊逐級設立了附屬于行政的農村財務管理制度。農村的財務管理體制是農村社會制度高度集體化、公有化的象征, 是計劃經濟體制下, 我國農村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農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模式。1984年,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廣大農村普遍展開。該經營體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土地歸集體所有的性質不變, 把經營權交給農戶。與人民公社時期的不同之處在于由過去的集中經營轉變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家庭經營在雙層經營中屬于分散經營層次, 但仍屬于集體經濟的范疇。與此同時, 農村的財務管理體制和運作的社會基礎也發生根本的變化。該體系所服務的對象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由原來為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集體經濟服務開始轉向服務于以農戶為基礎的農村經濟組織。

二、雙層經營體制下的集體經濟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隨著農村經濟的迅猛發展, 農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如村財務制度執行不嚴;物資管理手續不全;集體資產與財務賬目管理混亂;財務信息披露不準確及集體資產流失嚴重等。

雙層經營體制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以自主經營取得收益來維持基層政權穩定, 履行農村社會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雙層職能。該特點說明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同時也反映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及制度與執行層面的復雜性。

1、村級財務管理制度。改革開放前, 由于農村集體經濟長期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與之相對應的集體經濟財務制度的設置相對比較簡單。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推行使得集體經濟整體實力大大增強, 但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并沒有實現較大的變革。

主要表現在會計科目設置不健全、不規范;總賬與明細賬, 總賬與日記賬不分。甚至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村集體連正式的賬簿都沒有。由于會計科目與賬簿設置上出現諸多漏洞, 致使一些集體經濟業務無法反映和控制。

2、財會人員設置。每一村級經濟組織的會計與出納等財務人員負有對本村經營活動和收支業務進行真實、全面系統、連續地反映與核算職能, 并對本村的經營活動負有一定的監督權。即會計等財務管理人員在村級這一特殊的管理體制中具有相當重要作用和意義。但就目前總體狀況來看, 農村會計人員的業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還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甚至在一些村級集體經濟相對落后的村組, 農村財務人員對現行的會計制度和財務處理程序根本不了解。

3、貨幣資金管理制度。貨幣資金管理是農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的核心和重點。故每一村組包括村民小組都設有會計人員負責管理具體的賬務, 出納人員負責貨幣資金的收支及其日記賬業務。但由于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實施缺乏力度, 以及財務管理人員業務素質不高, 在一些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出現了職責不分;收支不分;會計出納人員于一身的現象。貨幣資金管理漏洞百出, 不規范運作方面經常發生, 如多頭開戶, 多人插手管賬,村干部隨意坐支, 錢賬不分, 出納人員常年無掌控現金, 而一些村書記、主任甚至是一些村民小組長隨意操縱現金收支。

4、村級財務收支預算制度。財務收支預算制度是一個組織進行財務管理與核算的重要制度和原則。但是村級兩委一些主要干部特別是村主任或村支書責任心不強, 對各種支出審批不嚴, 而民主理財、收支預決算制度以及民主議事制度形同虛設。預算決算具體實施時寅吃卯糧現象時有發生。村級財產無法實現基本的保值增值, 還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資產流失現象。

參考文獻：

第四篇：如何塑造國民精神

如何塑造國民精神

一、當前國民精神信仰存在的主要問題

“民族精神”是指一個民族在其謀求生存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地理環境、物質生產和生活 方式、社會制度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等萬面的差異，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心理素質、意 志傾向和性格特征。它也是一種意識現象，并具有倫理的本質。但它又不同于具體的道德規 范。道德規范是外在的道德要求，而民族精神則主要是由于倫理文化的積淀所形成的精神氣 質。這種精神氣質，在階級社會中雖打有階級的烙印，但卻具有民族的共性。這種民族共性，相對于其他民族來說，則是個性，即民族特征。現階段，我國國民精神信仰正經歷著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洗禮，難免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兩個方而。

1.部分個體崇高精神信仰淡化 崇高的精神信仰應該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以追求真善美作為價值判斷的主要標準 和個體生活的重要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發展目標主要集中在經濟建設方面，這使國 家的生產力水平得到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國民中的個體對物質 條件的依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漸加強，正如馬克思所言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是被意識 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的過程”那樣，市場經濟的發展，物質因素 與個人的生活急急相關。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精神信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膨脹起來，撞擊著改革開放之前的諸如共產主義理想、愛國主義、大公無私等信念，個體崇高精神信仰 被淡化。現實社會中的拜金主義、唯利是圖、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漠不關心他人、缺 乏社會責任感等現象無一不是崇高信仰弱化的具體體現。

2.國民整體精神信仰部分紊亂 個體精神信仰的狀況直接決定著國民整體精神信仰的現狀。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 民精神信仰整體上是良好的，但是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而臨著過度的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 吞沒理想主義和真誠信仰的危機，國民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一度出現短暫性“真空”。進而造成 紊亂現象:其一，國民政治信仰邊緣化。國民政治主體意識淡薄，除了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 情之外，幾乎沒有參政議政概念，史無從談起關系國家大事之想法，完全把自己置身于下家 政治之外。其一，國民信仰中的功利化信仰加強。所謂功利化國民精神信仰，就是國民唯有“金錢至上、及時行樂”理念，以“金錢多寡”價值來衡量得失，以“享樂與否”方式來評價生命。比如，國民只注重眼前經濟利益而忽視環境惡化的發展方式、只知道享用而不知道回報社會 等這些現象都是國民功利化信仰直接或間接作用的結果。其二，國民精神信仰中不良信仰滋 生蔓延。由于改革開放進程中社會現實生活的一些方面呈現復雜化和無序狀態，一些人只看 到社會生活中陰暗而和一些丑惡的現象，他們對當前的社會改革和激烈的社會競爭難以適 應，對現實感到失望，精神寄托轉向神靈以尋求庇護，使封建迷信思想和有神論思潮在社會 中死灰復燃。

二、塑造健全的國民精神的主要途徑

塑造健全的國民精神的途徑有許多。主要介紹以下四方面： 第一，確立正確的價值導向。社會轉型份致社會關系多樣化和社會生活的豐富化，帶來 了人們價值取向的多樣性和多元性。道德品質是國民精神結構的核心，要塑造健全的國民精 神，必須確立正確的價值導向。黨的十七人報告指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關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這成為 我們確立正確的價值導向的指份原則和方針。價值取向是某一價值個體所作出的行為抉擇和 日標指向，而一定社會為了維護和建立某種社會秩序，必須進行社會調控，一定社會為了實 現自己的調控目標標，依據一定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原則的要求，形成一種總的指份思想，提 出社會生活的總的指向，這就是價值導向。價值導向和價值取向是一元和多元的關系。任何 社會都有自己的價值導向，力圖建立起一元的價值份向體系。個體的價值取向具有分散性、枝竹性、功利性，易受偶然因素所左.右，無法反映整個社會的全貌。而社會的價值導向往 往能夠克服這此缺陷，只有正確的價值導向發揮其引領和整合作用，和諧社會才能發育和成 熟，健全的國民精神也才能培養和塑造。確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并非否認和排除個體的價值 多元取向，只是強調在此基礎上構建統一的道德份向體系，這要求通過家庭、機關、企事業 單位和社會各個方面，對一個體價值取向進行引導，并使之內化為國民內在的自覺的信念和 意向。

第二，加強社會組織的建設。人是社會化的動物，馬克思曾經說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 系的總和。現代人無論從生理上還是智力上，很難以個人的形式來滿足需要，只能以群體的 形式來增強滿足人們多種多樣的需要的能力和可能，群體和組織作為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卞要 載體，也是價值份向發揮作用的重要渠適，它對個人的影響最直接，每個人都會加入到各種 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和群體中，來滿足心理和社會的需求，并受其規范的影響。塑造健全的 國民人格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個體的全而自由發展，也只有個體的全而自由發展，才能塑 造健全的國民人格。然而，單純依靠一個個個別國民自身的修養和自覺來塑造健全的國民 人格是不現實的，它必須依靠社會組織來進行。當今世界，擁有社會組織的多寡已成為一個 國家社會化程度的重要標志。我國社會缺乏西方巾民社會自發形成的歷史過程，結果形成了 高高在上的權威主義的政治、行政、法律制度，與之相制衡的各種社會力量極不成熟，因此 形成了強大的國家和弱小的社會的格局。社會組織發展的遲緩，嚴重地影響了國民在日常行 為中習得先進的行為方式與合理的公共適德要求的機會，并且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操練健 全國民人格表現出來的行為的場所，使健全國民精神的意識難以現實化。因此，要在立法和 行政上加大力度，使大多數國民可以被組織或志愿加入到各種民間社團、協會之中。這樣，一方面，個體的利益要求就整合成為集團或社群式利益，它們之間的競爭會形成動態的平衡，社會沖突就會以各利，方式在各個層而上分解和弱化，從而利于構建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另一方而，能在組織內部營造發揮價值份向的內部環境和小氣候，從而促成健全的國民人格 的塑造。

第三，注重國民心理調適。認知、情感、意志品質是人格的構成要素，所以，國民心理 調適是塑造健全的國民人格的必要途徑。而對社會利益格局的變化、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會 地位的變動，公眾會產生諸如焦慮心理、受挫情緒、相對剝奪感等心理失衡問題，這此問題 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可能會份致危及社會安定的群體不良行為，也與塑造健全的國民人格的 方向相背離。這就需要注重國民心理調適。調適國民心理首先要做好引導國民自我調適上作。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引導國民在理性地認知個人與社會的基礎上，依靠調整、控制自 己的心理，來提高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和應對挫折的承受能力。二是指導國民自覺加強個性 修養。個性修養高的人，能適應變革的環境、適應社會現代化的要求，能夠了解、悅納、超 越、發展、完善自我。因此，自覺加強個性修養是提高人們心理調適能力的有效途徑。其次 要加強社會總體心理調適。社會總體環境營造是國民心理調適的外部環境和大氣候。它能創 造良好的外部大環境來影響、調竹公眾的心理。社會總體調適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來形成，其中作為擁有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代表公共利益、承擔社會責任的特殊社會組織，它 既可以通過制定和實施法律規范及公共政策來影響和調節公眾的心理和行為，又可以通過控 制意識形態和公共傳播媒體來引導、營造社會的思想、文化和輿論，還可以通過社會動員、社會協調、社會強制等多種方式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達成社會目標，因此政府作為社會總體 調適的行為主體，應發揮其對國民心理調適的主導作用。主導作用的最重要的方而就是加強 文化建設，鑄造精神支柱。我國巾場經濟與現代文化的迅猛發展使國民的傳統的價值觀、適 德意識、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都受到很大沖擊，各方面的沖擊已超過傳統文化的承載力而引 起了主流文化的斷層，這也是現實人格失范的卞要原因。

目前，迫切需要一種符合我國國情 和社會發展要求的整合型文化體系，這種整合型文化體系應注重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和精 神支柱，倡導社會公平、社會互助和社會和諧，為建立協作型的人際關系提供思想動力和文 化支持，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建設這種整合型文化體系，要求我們在加強 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社 會主義主流文化建設的基礎上，檢索傳統文化的優良基因，大力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 的優秀國民品格和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增加主流文化而向實際的開放性及寬容性，大膽吸 收西方國家先進的文化;清理和規范多元文化的無序狀態，重新占領惡性文化所侵占的領域。

第四，激發民族危機感有利于塑造當代國民精神 激發民族危機感有利于形成既能實際操作，又能激發理想的規范的國民精神 體系。當代國際之間的競爭尤其激烈，面對國際大市場咄咄逼人的危機與中國并不理想的現 實，如果沒有在新的國民精神的統率下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其后果難以設想。激發民族危機感有利于克服過分夸大經濟作用對國民精神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過分夸大 經濟的作用，以為經濟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這種意識直接作用于國民精神就 形成了對物質利益的過分注重而物化的人性，人與人之間關系異常冷漠無情。激發民族危機 感，它同樣要求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同時更注重社會的整體平衡發展，尤其是人們精神 修養的提高，奉獻意識的加強。激發民族危機感有利于國民精神的自我超越。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社會的日益發 展，國民精神的革新勢在必行。用比較實在沁“國家、民族”為主旨的國民精神來統率人民的 思想領域，它在理想的未來人生與物質的現實人生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使得國民精神的超越 分階段地完成，而不脫節以顯得徘徊不前，必將有力的克服今天國民精神所表現出的“復 雜化、多元化、無序化”，并激發起人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中國所特有的方式實現了 國民精神的自我超越。激發民族危機感有利于形成積極的健康的國民精神。

當前社會的發展，過分注重了眼前 的經濟利益而忽略了整個社會民遠的生存利益。這種發展的盲目性給整個國家，乃至全球帶 來下大危脅，而激發民族危機感所形成的國民精神，則要求人們致力于國家興盛的同時，更 要注重從生態環境、社會效益與人類的健康發展等方面來作出平衡而民遠的發展計劃，推動 整個社會朝著理想的方向健康發展。塑造健全的國民精神還有其他許多途徑，如將學校教育由應試教育改為素質教育，統籌 社會的發展以為塑造健全的國民精神創造物質基礎等。

總之，健全的國民精神的塑造是構建 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它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 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為之努力才能完成的

第五篇：有關國民閱讀調查

題外話：這兩年一直希望有關機構或部門，比如新聞出版局、新聞媒體或圖書行業協會、高校等，能夠在全市范圍內，進行一次設計周密、覆蓋全面的市民閱讀調查，形成一份地方性色彩濃郁、對行業發展富有參考借鑒或指導意義的閱讀報告。有一次甚至還和本地的一家專業的數據調查咨詢公司老總談論過，他頗感興趣。可惜我一直沒去充當這個“發起人”，努力推動它付諸實踐。

如今，自己離零售愈來愈遠。要推動此事發展，大概可以嘗試商業化運作，讓廣告策劃公司承辦，針對此主題，與政府、媒體結盟（主辦單位），游說財大氣粗的公司（如中移動、各大銀行、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等等）作為活動貫名單位，針對家庭閱讀、企業閱讀、青少年閱讀……做詳細的數據調查分析。使之有所裨益于政府部門的相關決策，以及圖書行業的服務方向調整等等。

由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課題組發起的此次國民閱讀調查，雖只有標本意義，卻依然能夠讓我們大概判斷整個社會國民閱讀的流向和趨勢：

圖書閱讀止跌略漲 數字閱讀大幅攀升

——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之十大發現

“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是為了解全國國民閱讀傾向發展趨勢與文化消費現狀而進行的一項連續性、大規模的基礎性國家工程。項目經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組織實施。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是繼1999、2001、2003、2005年之后，于2007年8月至2008年初進行的大型調研工程。

在促進國民閱讀受到廣泛重視，被列為國家公共文化建設重要工程的背景下，此次調查受到政府管理部門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財政部列為扶持項目，撥專款進行支持。本次調查內容包括：國民對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及網絡出版物等各類出版物的閱讀時間、購買數量和金額；書刊等出版物購買渠道、閱讀場所、閱讀傾向的情況；家庭藏書情況；讀者最喜愛的出版社、雜志社和讀者最喜愛的作者；國民對版權的認識情況；農家書屋等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使用情況等。

在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下，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根據領導指示精神，本次調查工作在保持該項目連續性的基礎上，對調查問卷做了比較大的補充修改，增加農家書屋和其他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方面的問項，并增加了電子書、手機報等新媒體方面的問項，樣本城市增加到56個，覆蓋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調查的有效樣本量增加到20800個，將農村樣本提高到25%。另外，本次調查還增加少數民族地區的樣本，少數民族地區樣本量占總樣本量的15.6%。

調查于2007年8月啟動，12月正式入戶執行。經過調查執行、三級問卷復核、數據錄入處理及分析工作，目前調查結果全面完成，于2008年7月23日正式發布。

一、報紙是國民閱讀率最高的文字媒體，圖書閱讀率止住連續下滑趨勢，網絡閱讀率繼續大幅攀升

國民對各類媒體的閱讀率顯示了國民文化消費的總體趨勢與基本結構。本次調查獲得了新的國民四大類出版物閱讀率調查數據。根據歷史同比口徑，以下數據為國民識字人口的閱讀率數據。

報紙是閱讀率最高的文字媒體，以73.8%的閱讀率位于首位（2005年未調查報紙閱讀率）；雜志閱讀率為58.4%，排第二位，比2005年的47.9%提高了10.5%；圖書閱讀率為48.8%，排第三位，比2005年的48.7%略有回升；互聯網閱讀率為44.9%，比2005年的27.8%提高了17.1%。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國民報紙閱讀率份額最高，期刊閱讀率出現較大幅度上升，圖書閱讀率止住連

續下滑趨勢，比2005年略有回升，顯示出黨和政府與社會各界近年來積極開展的國民閱讀促進活動已經初見成效。而網絡閱讀率則繼續快速提高，呈現出新媒體強勁的增長勢頭。

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國民對各類媒介接觸呈現出爆發式增長趨勢

從不同經濟發達程度的區域國民的媒介接觸行為變化趨勢看，我們用各地級市市轄區年生產總值（數據來自《2006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來為維度來衡量其經濟發達水平。

從整體來說，隨區域經濟水平的增長國民的媒介接觸種類增多，但這種增長并非是線性的。從年生產總值與媒介接觸種類的變化關系看，在經濟欠發達區域，國民媒介接觸種類隨經濟水平的上升呈現快速上升；在經濟中等發達區域，國民媒介接觸種類隨經濟水平的上升緩慢；在經濟發達區域，隨經濟水平的上升又帶來國民媒介接觸種類的急劇上升。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在經濟水平達到一定發達程度之后，國民媒介接觸種類會有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三、網絡媒體成國民依賴度排名第二媒體

由于不同媒介自身的覆蓋率有很大差異，因而我們需要討論在該媒體覆蓋的人群中有多少人會對該媒體產生依賴。我們采用“依賴度”這個指標來衡量媒體的這一特性。具體的計算方法為：依賴度=依賴該媒體的比例/該媒體的過去一年接觸率×100。

注：音像出版物的過去一年接觸率采用過去一年接觸了錄像帶/VCD/DVD或盒式錄音帶/CD/MP3的人群占人口總體的比例計算。

從均值上看，我們可以看到，電視是一種依賴程度很高的媒體。在不同的使用目的上，平均有48.2%的電視觀眾將電視作為可以依靠的媒體。其次是互聯網，平均依賴度為29.3%；第三位的是報紙，為23.8%。

四、我國國民對閱讀的重要性認知程度較高，國民人均年閱讀圖書4.58本，平均家庭藏書量76本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國民對閱讀重要性的認知程度較高，69.1%的被訪者認為當今社會閱讀是“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在18~29歲年輕人對閱讀重要性的認知要顯著高于其他年齡段的群體。

我國國民平均每人閱讀圖書4.58本，比2005年的人均4.5本增加0.08本。其中城鎮人口平均每人讀書6.68本，顯著高于農業人口的平均每人3.51本。

分析不讀書的原因，“沒有時間”成為排第一的原因，比例為49.4%，“沒有讀書習慣”居第二，比例為42.8%。

我國國民家庭藏書量平均為76本。其中城鎮人口家庭平均藏書105本，遠遠高于農村人口的48本。

五、“80后”作家韓寒、郭敬明闖入“最受讀者歡迎的作者”前十，《讀者》雜志和人民出版社位列“最受讀者喜愛的雜志和出版社”之首

從讀者最愛讀的作者看，排讀者最喜愛的作者第一位的仍然是武俠作家金庸，這也是他連續第二次排讀者最喜愛的作家第一名。此外，“80后”作家韓寒、郭敬明闖入“最受讀者歡迎的作者”前十位，并分列第四、第五名。這顯示出年輕一代作家在讀者中的受歡迎程度。此外，在讀者最喜愛的作家前十位中，當代作家占了六位。

與2005年第四次調查相比，前十位有八位作家相同，不同的兩位分別是由韓寒和郭敬明取代了上次進入前十的冰心和曹雪芹。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最廣受我國讀者喜歡的雜志是《讀者》，其次是《知音》，第三是《家庭》，然后依次是《青年文摘》、《家庭醫生》等。

從最受讀者歡迎的出版社看，人民出版社繼續保持第一，這已經是該社第四次排第一。此外，新華、人教、上海人民、人民文學、作家、商務等也是多次進入前十。

六、國民人均月閱讀報紙約7.4份，通過購買獲得報紙的比例為76%，報紙自費購買市場已經形成2007年在我國識字人群總體中，每人每月平均閱讀報紙約7.4份。識字人群報紙閱讀情況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兩極化”的傾向。具體表現為：在我國識字者報紙閱讀總體中，每月讀20份以上報紙的讀者比例最高，占24.5%；而不讀報紙的人數比例達到39.9%。在報紙閱讀人群中，通過自費購買方式獲取報紙的達到72.6%。在所有渠道中，報紙讀者通過報攤購買獲得報紙的比例最高，其次分別為家庭訂閱、借閱、單位訂閱的途徑獲得。

七、2007年國民人均月閱讀雜志約1.7本，文化娛樂類雜志的閱讀率最高，近七成國民可接受的雜志價格在6元以下

在我國識字人群總體中，平均每人每月閱讀雜志約1.7本。每月平均讀1~2本的讀者比例最高，占21.1%；其次為每月讀3~4本的讀者，占識字總體的9.3%；每月讀5本以上雜志的讀者較少。我國城鎮戶口居民和農業戶口居民在雜志閱讀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城鎮戶口居民人均月閱讀雜志約2.7本；農業戶口居民人均每月閱讀雜志約1.1本。

在不同類型雜志中，文化娛樂類雜志的閱讀率最高，達到45.9%；其次是家居生活類雜志，閱讀率達到39.7%；第三是文學藝術類雜志，閱讀率為35.0%。財經管理類、學習輔導類、學術科技類和卡通漫畫類閱讀率偏低一些。在能夠接受的雜志價格方面，近七成國民能接受的雜志價格在6元以下，只有1.1%的國民能接受雜志價格在20元以上。

八、近兩成有讀書習慣的國民閱讀電子書，手機報和電子雜志的讀者規模均超過200萬人

數據顯示，在我國圖書讀者中，知道、聽說過電子圖書的人群占總體的47.4%。過去一年閱讀過圖書的人群中，19.3%的人口閱讀過電子圖書。其中男性中21.4%,顯著高于女性中的16.3%。城鎮人口中電子圖書閱讀率為24.8%，遠遠高于農業人口的14.7%。網絡在線閱讀是最普遍的閱讀方式，選擇比例高達79.7%。其次為下載閱讀，49.6%，這部分人群具有高學歷、年齡較大、高收入等特征。

九、我國公共文化設施的總體普及率為65.0%，已建成農家書屋地區對農家書屋平均使用頻率達到人均年6.7次

調查顯示，我國公共文化設施的總體普及率為65.0%。就城鎮地區而言，報刊欄是普及率最高的公共文化設施，達50.1%，其次為公共圖書館，普及率為44.8%，而社區閱覽室的普及率排第三，為28.7%。在使用頻率方面，仍以閱報欄為最高，平均使用頻率為13.3次/年，而社區閱覽室的平均使用頻率為6.9次/年，略高于公共圖書館的使用頻率。

農家書屋工程是新聞出版總署等8部委于2007年初共同發起實施的一項惠及廣大農民群眾，推動農村文化建設的重大工程，被列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5項重大工程之一。經過一年多的實施和發展，農家書屋在農村地區取得了一定成效。從使用頻率上看，已經建成農家書屋的地區，其平均使用頻率為6.7次/年，與城鎮公共文化設施中公共圖書館6.5次/年、社區閱覽室6.9次/年的平均使用頻率不相上下，可見在農村地區建立農家書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農村受訪者對于農家書屋的滿意度較高，67.5%的農村受訪者對農家書屋表示滿意。表示“一般”和“不滿意”的主要原因是“書報刊太少”或“環境不理想”。

十、國民對版權的認知度超過七成，經濟越發達、規模越大的地區，民眾的版權認知度越高

在2005年的調查中，我們首次將“國民版權知識基本狀況”加入調查范圍。本次調查結果顯示，71.3%的民眾表示“聽說過”版權這回事。與2006年60.6%的民眾認知率相比，民眾對于版權概念的認知度有大幅度提高。

從不同區域看，不同區域的民眾對于版權概念的認知存在差異，經濟越發達、規模越大的地區，民眾的版權認知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