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辯護詞(搶劫)未成年人

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本人受 的委托，受的指派，為被告人

涉嫌搶劫一案依法出庭辯護，現就本案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人民檢察院[2006]第12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出 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已構成搶劫罪，對此指控辯護人無異議，但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有以下法定減輕、從輕和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希望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一、被告人在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根據法律規定依法應當從輕、減輕處罰。

二、被告人在實施偷竊過程中，由于被人發覺而當場抓獲，使其犯罪意圖未能得逞，根據法律規定屬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

三、被告人具有如下酌定從輕處罰情節。

首先，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和本次庭審過程中均能夠如實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積極配合公安、司法機關辦案，應適用坦白從寬的法律政策。

其次，本案被告人由于年少無知，監護人沒有盡好監護責任，在學習年齡階段過早的脫離學校的教育；而且被告人在實施本次盜竊行為的整個過程來看，被告人還是屬于那種小偷小摸的作風。對于這樣類型犯罪的被告人，應當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予以處罰，才更有利于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再次，從被告人自身的一貫表現來看，被告人犯罪前從未被司法機關處理過，也沒有其他違法犯罪記錄，屬于初次犯罪，可以給予從輕處罰。

第三，本案被告人觸犯的雖然屬于社會危害性較大的搶劫罪，但是由于該罪名的成立是屬于轉化型的搶劫罪，且被告人在害怕被發覺后實施的暴力行為極其輕微，對被害人基本沒有造成身體上的傷害，與一般的搶劫罪的情節和性質有較大的區別。

最后，無論是被告人被錄取的泉州市泉港科技學校，還是被告人居住地的村委會都請求讓涉世未深的被告人給予緩刑處罰，使其能夠在最好的學習階段受到良好的學校教育，并表示愿意對被告人加強監管，這體現了社會的溫暖和愛心，也體現了大多數人的民意。辯護人相信被告人在這種環境下接受的教育和改造肯定優越于監獄的教育和改造。

總之，辯護人認為懲罰是一種與犯罪作斗爭的手段，目的在于消滅犯罪，在于改造、教育、挽救犯罪分子，引導犯罪分子重新做人。由于被告人主觀惡性程度不高，屬初犯、未造成嚴重后果，只要加以引導、改造和教育，一定能改過自新。因此，希望法庭考慮辯護人的意見，對被告人予以減輕處罰，判處緩刑。

以上辯護意見敬請法庭采納！

辯護人：

律師

2006年12月06日

第二篇：未成年人搶劫辯護詞1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經XXX人民法院指定，并經XXX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由我作為本案被告人XX的一審辯護人出庭參加訴訟。開庭前，我查閱了本案卷宗材料，會見了被告人XX，在經過法庭調查并聽取了公訴人的意見后，對案件有了全面客觀地了解，我對XX的搶劫行為定性不存在異議，現根據本案的一些事實情況和相關法律規定，就量刑問題提出幾點辯護意見，希望法庭能夠充分考慮并且采納：

第一、通過偵查機關取證，被告人XX出生于1997年X月X日，在2012年 5月XX日實施犯罪時，尚不滿十五歲，系未成年人。我國《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應當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因此請求法庭對其減輕處罰。

第二、被告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法發?2010?60號，一下簡稱《解釋》：“《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七種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體現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根據《解釋》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具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1.犯罪后主動報案，雖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沒有逃離現場，在司法機關詢問時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

3、在司法機關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違法行為被采取勞動教養、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強制隔離戒毒等行政、司法強制措施期間，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XX在得知其余三被告已經去自首后，心里非常清楚警察會在很短的時間找來，而在警察找到他之前這段時間內，被告XX如果不想自首，按理說應該趁機逃跑，但他沒跑。警察找到他時，他也沒有拘捕。被告人XX在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已所犯的罪行，也無翻供表現，認罪態度、悔罪態度良好，愿意改過自新。同時，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XX當庭認罪，沒有任何隱瞞犯罪事實。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四被告有過自首意思聯絡的事實,被告XX主觀上有自首的想法，被告XX客觀上有自首的不能，被告XX客觀上有自首的行為。

第三、從案件整體上分析，XX的主觀惡性不大，犯罪情節輕微。首先，被告人不是搶劫犯意的提出者。其次，XX是四被告中年紀最小的，本案發生時是初二在讀學生，其余三被告均是職業高中的學生，XX的心理智商和社會閱歷不如其余三人。最后，四被告實施的搶劫行為并未獲取受害人財物。因此，請求法院對這一點能夠予以考慮，并對被告人XX從輕處罰。

第四、被告人XX及其家屬積極地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最大限度的彌補了受害人的損失，防止了受害人損害的擴大，亦得到了受害人諒解，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還因此出具了刑事諒解書，受害人法定代理人也因此數次到偵查機關提出撤案申請。這一點請法庭能夠予以充分考慮，從輕處罰XX。

第五、XX到案后于6月18日被逮捕后被羈押于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間表現良好，真心悔罪，請法庭根據XX在被羈押期間的良好表現從輕處罰XX。

第六、被告人XX平素遵紀守法，此次犯罪也是初犯、偶犯，被告人此前并無前科，經學校證實，在校期間一直遵紀守法，學習努力刻苦，尊敬師長。被告人XX之所以參與搶劫，完全是因為年幼無知，受他人的影響和帶領，盲目聽從參與此次搶劫，是偶然的。因此，請求法庭參考XX的一貫表現，對XX予以從輕處罰。

第七、關于被告人XX犯罪的原因，是由多個復雜的社會因素造成，除了他本人負一定責任外,社會、學校和家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XX年紀尚輕，認知能力及分辨能力較差，加之其所處社會生活環境也較差，法律知識的欠缺，使他很容易受不良環境的影響而走上今天的這一步。社會、學校、家庭都有一定的責任。我們司法機關,也應充分運用法律的教育功能，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請求法庭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綜上所述：

辯護人認為，被告人XX包括同案另三名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花季的他們本應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讀書，現在卻成為了法庭被告席上的一員，這實在是讓人感到惋惜。青少年犯罪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都不希望讓這些的孩子承擔過多的社會問題，對于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顯得更為重要。

因此辯護人再一次請求法庭，綜合考慮被告人XX的主觀惡性、犯罪情節、坦白情節、積極賠償獲得被害人諒解以及平素的良好表現等各方面因素，能夠對XX適用緩刑或免除刑罰。給XX一個重返校園、改過自新的機會。此致 XXX人民法院

辯護人：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被告人xxx，男，xxx年xx月xx日生，xxx年xx月xxx日和同伴實施搶劫行為時未滿15周歲，是未成年人。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未成人保護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即：對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是目的，懲罰只是手段，最終是使未成年人認識到自己的過錯，重新正視自己、反省自己，引以為戒，不在違法犯罪！根據法律規定，因被告是未成年人，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案發時尚未滿15周歲，在東皇鎮中學初二在讀學生，是本案四個被告中年紀最小的，其余三被告均是職高學生，不管是心理智商還是社會閱歷都較之成熟。且被告XX

二、被告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一、被告人實施犯罪后，2011年3月12日，被告xxx隨xxxx自動投案，并如實交代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是自首。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的規定：因被告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減輕處罰。關于自首的認定（自首的法條和司法解釋）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1、如果公訴人對前面四被告的犯意聯絡方式是報肯定的態度，那么就應當認定四被告均有自首情節 A、四被告有過自首意思聯絡的事實 B、被告XX主觀上有自首的想法 C、被告XX客觀上有自首的不能 D、被告XX客觀上有自首的行為

二、是從犯而非主犯

1、關于搶劫罪的犯意聯絡

2、關于持刀傷害受害人 A、隨身攜帶小刀的原因 B、刀的大小

C、傷害時并不是因為想要搶劫，而是為了幫朋友

2、XX被公安機關控制后，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

A、XX被公安機關控制后半小時內，沒有如實供述的原因，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出XX在四被告中心理智商不夠健全和社會閱歷太少。XX被公安機關控制半小時后，在偵查人員的開導和教育下，十分后悔并如實供述自已所犯的罪行，此后也無翻供表現，認罪態度、悔罪態度良好，愿意改過自新。同時，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XX當庭認罪，沒有任何隱瞞犯罪事實。

三、本案被告人家屬在XX父親的組織下，對受害人積極搶救并賠付，獲得被害人及家屬諒解

1、案發后被告人XX的父親組織其余三個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及時為受害人交付醫療費，及時有效避免了受害人所受損害進一步擴大。

2、案發后，被告人父親深感歉意，到醫院陪護并悉心照顧受害人，受害人及其家屬幾度因感動主動到公安機關請求免除被告人XX的刑事處罰。

辯護人認為，被告人A包括同案另一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花季的他們本應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讀書，現在卻成為了法庭被告席上的一員，這實在是讓人感到惋惜。青少年犯罪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都不希望讓這些的孩子承擔過多的社會問題，對于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顯得更為重要。

因此辯護人再一次請求法庭，綜合考慮被告人A的主觀惡性、犯罪情節、坦白情節、積極賠償獲得被害人諒解以及平素的良好表現等各方面因素，能夠對A適用緩刑或免除刑罰。給A一個重返校園、改過自新的機會。

二、被告人劉秀云具有酌定的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一)被告人劉秀云系自首。

被告人劉秀云在案發后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主動供述搶劫的犯罪事實，系自首，根據我國刑法第67條規定：“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被告人劉秀云沒有前科劣跡，系初犯、偶犯，又是在校學生，到案后認罪態度好，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查明案情。根據刑法的規定：“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三)被告人劉秀云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及今天的庭審階段，供述一致，自愿認罪服法。被告人劉秀云表現出了誠懇的悔罪態度，曾明確表示愿意認罪服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四)被告人劉秀云具有悔罪表現，受害人全部得到賠償，應酌情從輕處罰。案件發生后，被告的親屬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雙方現已達成一定的諒解。從輕處罰更有利于緩和矛盾，符合建立和諧社會的政策。

第三篇：搶劫強奸案件辯護詞

被告人張XX連續三次實施搶劫，并對被害人實施強奸，劫取財物1800余元，其中一起因被害人反抗，強奸未得逞，但造成被害人輕微傷。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三次搶劫，兩次強奸既遂，一次強奸未遂。最終一審法院以搶劫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合并執行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服判，未提出上訴。

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人張XX近親屬委托，河北海龍律師事務所指派我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出庭參加本案的法庭審理。我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搶劫罪、強奸罪的意見不持異議，僅就本案的量刑發表辯護意見。

一、公訴機關關于張XX第二起強奸案件屬于犯罪未遂的意見不成立

犯罪未遂是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因主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認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是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2013年6月8日，張XX在針對被害人要XX、劉XX實施的搶劫犯罪過程中，依據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他的確有實施強奸的意圖，但在受害人哭鬧、激烈反抗之下，又聽到樓道有腳步聲，因為自己害怕而逃離了現場。

我國《刑法》規定，為犯罪制造工具，準備條件的是犯罪預備。犯罪未遂是指犯罪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認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條件是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辯護人認為，張XX脅迫兩名被害人往地下室走，只是為實施強奸犯罪準備條件，屬于犯罪預備行為，不屬于已經著手實施的強奸犯罪行為，因此不具備認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條件。張XX因為自己心里害怕，停止了犯罪行為，是基于自己主觀意原因，該行為屬于犯罪預備階段的中止行為，故不宜認定為強奸未遂。

二、對張XX的量刑應當酌情考慮如下情節

張XX每次搶劫作案使用的工具是一把能夠裝進褲兜的小水果刀，不足以對被害人生命或者健康構成重大威脅，其犯罪手段一般。張XX三次搶劫犯罪劫取財物數額較小；三次搶劫僅造成一名被害人身體輕微傷，相比通常的搶劫犯罪，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張XX在深夜作案，選擇其認為不是良家女子的受害人作案，相比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的搶劫，其犯罪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本案被害人放棄了對張XX的民事賠償請求，且沒有提出從重量刑的意見，說明本案的社會危害性事實上有所降低；張XX作案時剛剛成年，心智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差，沖動之下實施犯罪。歸案后，張XX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當庭認罪，且真誠悔過，具有較好的可改造性。

綜上意見，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適當從輕量刑。

**律師事務律師 田**

2014-3-18

第四篇：辯護詞之搶劫

辯 護 詞

――為被告人方明亮搶劫一案一審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安徽飛揚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方明亮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其一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查閱了案卷，多次會見了在押的被告人，又參加了前面的法庭調查，對本案有了全面清楚的認識。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的搶劫罪名不能成立，現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方明亮第一次詢問筆錄，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訊問筆錄和辨認筆錄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1、方明亮多次向公訴機關及辯護人提出補充偵查之前的供述，未經其核對。補充偵查期間的供述與之前供述在影響定罪的重要事實上不一致。

2、筆錄上反映方明亮的文化程度為小學，方明亮當庭供述的文化程度是小學二年級左右。從其文化程度來看，其閱讀能力是有限的。

3、辯護人注意方明亮第一次詢問筆錄和第二次訊問筆錄上注明“記錄看過和我講的一樣”。第四次訊問筆錄上訊問人問“以上筆錄讀給你聽后是否和你講的一樣？”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 訊問筆錄應當交犯罪嫌疑人核對，對于沒有閱讀能力的，應當向他宣讀。根據該條規定，訊問筆錄上原則上是犯罪嫌疑人以自己閱讀的方式核對，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沒有閱讀能力的情況下，才通過向他宣讀的方式核對。第四份訊問筆錄載明是以向方明亮宣讀的方式核對的，表明偵查人員判斷方明亮是沒有閱讀能力的。從偵查機關讓方明亮核對筆錄的方式上的做法矛盾，可以初步證明方明亮提出的筆錄未經其核對的事實是可能存在的。

4、公訴機關未提供方明亮的全部陳述和供述筆錄，至少未提供第三次訊問筆錄，依據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辯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應當入卷的供述和辯解沒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關說明”的證據審查和認定標準，其證明力較低。辯護人有理由相信，在這些未出示的筆錄里，方明亮作了對自己有利的供述和辯解，或者能夠暴露出公安機關取證過程中更多的問題。

5、方明亮當庭供述原本不知道占高原這個名字，是辨認時偵查人員告訴他的，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則屬于指供、誘供的違法取證行為。2012年2月23日的辨認的照片上，5號照片中的男子就是“兵兵”，表明方明亮當時還只知道這個人的小名兵兵，不知道占高原這個名字，而當日偵查人員制作的辨認筆錄卻記載5號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占高原，2012年12月27日對方明亮訊問的筆錄中也直接出現了占高原這個名字。這印證了方明亮存在指供、誘供和筆錄未經其核對情形的辯解。

6、訊問筆錄不依法經犯罪嫌疑人核對，屬于非法手段取得供述的一種。

7、非法證據排除舉證責任倒置，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11條，公訴機關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方明亮第一次詢問筆錄和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訊問筆錄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8、依法應當排除的是對被告人不利的言詞證據，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仍然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二、認定方明亮與占高原共同使用假幣的證據不足。

1、占高原供述其認識方明亮，2011年其也伙同他人實施了使用假幣的行為，當天他見到過方明亮，但與其使用假幣的不是方明亮。

2、占高原第四次訊問筆錄中供述“當時方明亮打電話給我向我借1000元錢，我講沒有，他又講：一個老頭子被騙了200塊錢，人走了，找到我了。我講：那200塊錢是我騎摩托車帶的人搞的”。

3、被害人張立夏陳述其在馮小四家門口抓住方明亮衣服時，方明亮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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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你看錯人了。占高原供述是其伙同他人騙了張立夏200元，方明亮在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張立夏找錯人了，相互印證，表明騙走張立夏200元錢的人中沒有方明亮。

4、缺少假幣上的指紋等原始客觀的證據證明占高原與方明亮共同向張立夏實施了使用假幣行為。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七條，指紋、足跡等痕跡應當提取而沒有提取的，導致案件存疑的，人民法院應當向人民檢察院說明情況。

三、指控方明亮入室的證據不足。

1、方明亮3月27日供述“老頭子講我只有200塊錢，然后他就回他家屋里拿錢去了，老頭子拿了200塊錢出來后，把200塊錢遞給了我。”“我們倆都沒有進那個老頭子家里面，都是站在門口的。”

2、當天案發，現場完好，有條件采集腳印，如果方明亮進入了室內，應該有室內檢出的腳印等原始客觀的證據證明其進入過被害人家室內，但公訴機關并未能提供這個證據。

3、占高原雖然承認進入過張立夏家，但他供述與其一同進入張立夏家的是強仔而非方明亮，如果確有強仔其人其事，則與方明亮無關，如果強仔這個人是占高原編造出來的，則占高原供述的關于強仔的事就更不足信。公訴人一面否認了占高原供述中強仔這個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認可占高原供述中強仔進入了室內的事，并武斷地認為這個進入了室內的強仔就是方明亮，純屬主觀臆斷。

4、被害人張立夏的陳述和對占高原的辨認，屬于單一證據來源，看起來是兩份證據，實則屬于孤證，不足以證明方明亮進入過室內。

四、被告人以假幣調換真幣的行為既非盜竊，亦非詐騙，而是使用假幣行為。

1、起訴書指控的掉包方式不存在，以另外兩張新的百元紙幣返還給受害，是受害人明知的。現代漢語詞典對掉包的解釋是：暗中用假的換真的或用壞的換好的，也作調包。被告人以200元假錢返還給受害人，沒有使用秘密手段，張立夏陳述 “后來矮個男子從他手中一把錢里掏出兩張新的一百元紙幣給我”、“這時我仔細看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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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張新的一百元紙幣，發現這兩張紙幣是假的”，“他說他零錢留著賭錢用方便，就還給我兩張新的一百元紙幣，我一開始給他的兩張一百的紙幣有點舊”，可見，張立夏對返還給他的錢不是他原來的那兩張錢當時就是明知的，只是張立夏沒有當場發現這兩張紙幣是假的，由于不是暗中換取的，不屬于掉包。既然不是使用的秘密竊取手段，自然就不屬于盜竊。辯護人要強調的是，即便張立夏對換了兩張錢的事實不明知，在錢交到他手里之前，也談不上竊取。

2、根據刑事審判參考案例第492號朱影盜竊案的裁判理由，在行為人運用多種行為交織的手段非法取得財物，涉及此罪與彼罪的區分時，關鍵看行為人獲取財物時起決定性的是何種手段。

3、詐騙的不是本案被告人取得他人財物的決定性手段。張立夏交出200元錢是自愿的，是基于詐騙手段交付財物的，但此時并未完全實現非法占有，最后實現非法占有的不是詐騙行為，因此不成立詐騙。

4、本案中取得他人財物的決定性手段是使用假幣。貨幣是種類物，而非特定物，種類物在交易時，具有可替代性，故也稱可替代物。被害人將200元真幣交給被告人時，已經對這兩張錢進行了處分，即不再要求返還這兩張錢。被告人提出不換時，基于貨幣為種類物的特性，可以返還任意200元真幣給張立夏，都不違背張立夏意志，損害張立夏的利益，不違反法律的規定。本案的事實是張立夏明知還給他的是另外兩張新的百元紙幣，但并未對還的不是他原來的紙幣這個事實提出異議。被告人返還兩張假幣給張立夏，是當面公開進行的，是被告人利用了假幣以假亂真的固有特性，利用了貨幣的公共信用，也就是利用了被害人對國家貨幣安全可靠性的信任，違法使用假幣在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五條規定：以使用為目的，使用偽造的停止流通的貨幣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根據現行法律，使用偽造的流通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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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假幣罪定罪處罰，使用停止流通的貨幣，才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使用的是偽造的流通的貨幣，因此是使用假幣的違法行為。而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使用是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行為。

6、本案定性存在法條競合情況，使用假幣罪和詐騙罪之間存在普通法條和特別法條的關系，其競合類型屬于特別關系，一個行為同時符合一般法條和相關的特別法條，屬于普通法條與特別法條的競合。由于立法者認為在一般法條之外有必要再行設立特別法條，特別罪名的構成要件完全包容于普通罪名之中，適用特別法條就能夠有效懲治犯罪，所以，特別法條具有排斥普通法條的功能，特別法條優先適用。使用假幣行為帶有詐騙性質，這是立法上當然可以預想的事情，但是，由于立法特別規定，對使用假幣行為只能定使用假幣罪，排斥詐騙罪的適用；如果對使用假幣行為定詐騙罪，使用假幣罪就沒有存在的余地(周光權：《法條競合的特別關系研究》)。本案中使用假幣中的“使用”通常是采用詐騙手段得逞的，使用假幣罪等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名屬于特殊條款，詐騙罪等侵財罪名屬于普通條款，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名應予優先適用。由于在本案中排斥了作為普通法條的詐騙罪的適用，被告人方明亮實施的使用假幣行為不能構成轉化搶劫。

五、指控方明亮使用暴力的證據不充分。

1、起訴書指控方明亮和摩托車駕駛員下車對張光平進行毆打，事實不清。摩托車駕駛員是什么人，為什么要毆打張光平，與方明亮有沒有什么關系，這些都沒有查清楚，如何能證明是方明亮為抗拒抓捕。

2、方明亮本人雖然有過使用了暴力的供述，但都是在補充偵查之前的瑕疵筆錄中，其也多次否認使用了暴力。

3、張立夏陳述其當時離得比較遠，沒看清具體是怎么打的，只是看見他們在打架，后來我看到我兒子脖子劃傷了。根據其當時的距離及空洞陳述內容，其關于方明亮打他兒子的陳述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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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海清陳述當時是在車子旁邊，車子是在張立夏旁邊，距方明亮、張光平距離在200米以上，既然在這個位置張立夏看不清楚是怎么打的，那么孫海清說能看得這么清楚，不符合客觀規律。

5、張立夏、張光平是父子，孫海清是張光平的學生家長，均具有利害關系，更令人生疑的是，張光平說是“接到學校里一個學生谷蓉爸爸的電話，說我父親被人詐騙了”，這個打電話的應該就是孫海清了，而孫海清刻意隱瞞雙方相識并存在利害關系的事實，聲稱老人的兒子“我也不認識，聽老人說他兒子是老師。”僅依靠他們三人的陳述認定使用了暴力是不充分的，也是非常危險的。

六、即便使用了暴力也不是為抗拒抓捕。

1、轉化型搶劫的假定條件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使用暴力的目的限于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

2、被告人方明亮不具有使用暴力抗拒抓捕的動機。被害人張立夏陳述：“過了幾分鐘這個男子走回來”、“他又把錢放回口袋又往西邊走了”、“十一點左右我的小兒子張光平來了，這個矮個子男子又走了回來。”張光平的陳述：“我看到前面離三組團鐵道口不到50米處的水泥路上有一個戴頭盔的男子在邊走路邊打手機，我就沖著他喊：給我過來，喊了幾遍后，那個戴頭盔的男子就朝我們走了過來。”表明在張光平來到之前，被告人方明亮自由地在走來走去，而且幾次走出較遠的距離了，其要想逃跑這個時候完全可以逃走，因此看不出其有抗拒抓捕的動機。

3、起訴書指控的“方明亮假意允諾，要求張光平不要報警”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只有張光平的陳述中提到了類似的話，沒有其他任何證據可以印證方明亮要求張光平不要報警。而方明亮供述中屢次提到自己跟張光平講“賠一千我就報警”。

4、方明亮在第一次詢問筆錄中回答自己為何往前走：“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我怕老頭的兒子和他們一起打我，我就往人少的地方走。”“是被我騙的老頭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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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動手，用拳頭毆打我的左側頸部幾拳，后來我想離開人群一點，他又追過來用拳頭打了我的右臉頰兩拳。”第一次訊問筆錄：“他打我，我才跑的。”張光平和證人都陳述張光平也動手了，根據當時的形勢，張光平首先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由于其于張立夏、孫海清的關系，即便是張光平先動手，他們也很可能為其開脫。如果是張光平先動手，則方明亮還手的行為就不能認定為是抗拒抓捕。

5、張光平要求方明亮賠一千塊錢，屬于敲詐勒索行為，正是張光平的違法和不當行為，使雙方矛盾糾紛逐步升級，方明亮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使用了暴力，也不單純是因為要抗拒抓捕，甚至抗拒抓捕也不是主要原因和目的。而起訴書中忽略了張光平敲詐這一導致矛盾激化的重要事實，刻意忽略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和事實，不符合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檢察人員應當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收集、審查、核實和認定證據的規定。

6、公訴人辯論中反復強調方明亮逃離現場，辯護人認為這是偷換概念，抗拒抓捕與逃離現場不是一個概念，逃離有可能是為了躲避非法侵害，正如方明亮所辯解的。

以上辯護意見，供合議庭考慮。

辯護人：安徽民主律師事務所

律 師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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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遲某搶劫、敲詐勒索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山東昌平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遲某近親屬委托，依法指派本所宋曰剛律師擔任本案被告人遲某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依法會見了被告人，詳細的閱讀了本案相關案卷材料，并且通過今天庭審，對本案有了全面、準確的認識。現根據本案事實并結合相關法律、司法解釋及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司法文件的有關規定，發表以下辯護意見：

一、關于本案中被告人遲某盜竊的事實和定性問題

根據法庭庭審查明的事實，以及辯護人庭審前仔細查閱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辯護人對起訴書中指控被告人構成盜竊罪定罪無異議，但對公訴機關對本案認定的盜竊物品數量、盜竊數額有異議。

（一）辯護人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遲某盜竊彼岸新都被害人陳靜的盜竊數額有異議。在對彼岸新都盜竊數額認定中，被告人遲某與被害人供述的盜竊物品數量存在差異，被告人遲某在歷次訊問中供述其盜竊貔貅一個、白玉鐲子一個、男士機械手表一個、黃金項鏈一條，現金四百元。陳靜在2012年12月12日公安機關詢問筆錄中陳述被盜物品為手表一塊價值4500余元，玉佛一個價值5000余元，玉觀音一個價格6000余元，和田玉手鐲一個價值5000元，千足金項鏈兩條價值20000余元，白金項鏈一條價值3000余元，福祿壽玉項鏈一條價值1000余元，現金400余元，而陳靜在2013年3月29日在公安機關詢問筆錄中陳述被盜物品為金表一塊；金項鏈一條2003年10月26日購買，價格為2080元；玉貔貅一個2005年11月1日購買，價格為600元；翡翠觀音吊墜一個2008年1月22日購買價格為6980元；翡翠佛吊墜一個，2008年1月22日購買，價格為5820元；和田玉手鐲一個2009年5月1日購買，價格為18600元。

被害人陳靜在前后兩次陳述中明顯存在矛盾，因此被害人的陳述不能作為本案盜竊數額認定的證據使用。

在本案中證人張群在2013年4月2日在公安機關所作的詢問筆錄中陳述陳靜在山東魯地珠寶有限公司所購買物品：金項鏈加實心吊墜一條，2003年10月26日購買，價格2080元；翡翠貔貅掛件一個，2005年11月1日購買，價格6980元；翡翠玉觀音吊墜一個，2008年1月22日購買；翡翠佛吊墜一個，2008年1月22日購買，價格5820元；和田玉手鐲一個2009年5月1日購買。陳述：因為陳靜提出飾品再便宜點，所以我只開了銷售日報表。并向公安機關出具了2003年10月26日、2005年11月1日、2008年1月22日（兩份）、2009年5月1日山東魯地珠寶有限公司銷售日報表并加蓋了山東魯地珠寶有限公司發票專用章。經辯護人向山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詢山東魯地珠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2日，而5份銷售清單證人張群卻陳述是當時陳靜購買時向其出具，由此可以清晰證明證人張群在本案中向公安機關所作陳述系虛假陳述，其所出具證據系偽證。首先辯護人認為該份證據系偽證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另外辯護人懇請司法機關追究張群作偽證的刑事責任。

在庭審過程中公訴機關向法庭出具的2013年7月21日張群的詢問筆錄中張群也對其偽造證據進行陳述，更加證明其偽造證據的事實，另外張群后又改口陳述其與被害人陳靜共同回憶出具的，購買日期距今已有十年之久，被害人陳靜與張群在陳述卻將日期時間記憶如此清晰明顯與事實嚴重不符。對于翟茜于2013年3月31日在公安機關詢問筆錄中所作陳述只能證明被害人陳靜有其所陳述珠寶不能證明這些珠寶被被告人遲某盜走。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依據被害人陳靜陳述，張群證言、翟茜證言對被告人遲某所盜竊陳靜物品數量及數額作出認定明顯存在證據不足并且存在使用非法證據錯誤，因此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對被告人遲某盜竊彼岸新都被害人陳靜的盜竊數額是錯誤的。

（二）辯護人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遲某盜竊濟南市歷城區花園路45號富翔天地小區10號樓4單元102室的盜竊數額有異議。辯護人對于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遲某盜竊濟南市歷城區花園路45號富翔天地小區10號樓4單元102室金牌價值認定有異議。公訴機關認定該金牌材質及價值依據是被害人陳述及齊魯制藥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出具證明。辯護人認為該證據明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公訴機關在確定該被盜物品價值是明顯存在證據不足，該獎牌系齊魯制藥有限公司作為獎品獎勵給被害人，如該物品系其購買其應提供當時購買該物品發票，如該物品系其委托他人制造應提供制造單位名稱及價格，首先齊魯制藥有限公司作為大型企業其財務制度健全，其次黃金制品屬于國家特許經營產品，對于該物品溯本追源能完全能做到的。

本案中對于該涉案獎牌的價值認定明顯存在證據不足，辯護人懇請法庭和公訴機關本著對被告人和法律負責的態度，對該涉案獎牌進行調查取證重新該涉案獎牌材質、價值，使被告人受到公平的判決。

二、關于本案中被告人遲某敲詐勒索的事實和定性問題

根據法庭庭審查明的事實，以及辯護人庭審前仔細查閱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辯護人對起訴書中指控被告人構成敲詐勒索罪定罪沒有異議，但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遲某敲詐勒索犯罪系未遂有異議。辯護人認為本案中遲某敲詐勒索犯罪系犯罪中止。

辯護人認為區別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根本標志，是看罪犯是否自動放棄犯罪。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雖同屬故意犯罪過程中的停止形態，但犯罪未遂是指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沒有完成犯罪的行為狀態；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犯罪分子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狀態

即欲達目的而不能是未遂，能達目的而不欲的是中止，但對于能達目的而不欲中的“能”應以行為人的認識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客觀事實進行判斷，也不同時根據主觀認識與客觀事實進行判斷。即只要行為人認為可以繼續實施犯罪或可能既遂而不愿既遂的，即使客觀上不可能，也是中止，反之，只要行為人認為不可能繼續實施犯罪或不可能既遂而放棄的，即使客觀上可能，也是未遂。

本案中被告人遲某給被害人打電話，聽到被害人要打電話報警后，即把電話卡扔掉，放棄繼續向被害人索要5萬元的犯罪企圖。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當時并未被公安機關抓獲完全可以繼續實施犯罪，被告人雖然是由于出于害怕被公安機關抓獲而放棄犯罪，但卻是被告人主觀上主動放棄犯罪。因此辯護人認為被告人遲某屬于敲詐勒索犯罪中止。

二、關于本案的量刑問題

（一）辯護人認為被告人遲某敲詐勒索行為屬于犯罪中止，并且未給被害人造成損害，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規定對被告人遲某敲詐勒索犯罪，免除處罰。

（二）辯護人認為被告人遲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應當減輕處罰：

被告人遲某歸案后，全面如實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徹底坦白，特別是對作案手段、作案經過作了詳細交代，便于本案的徹底查明。其對自己的犯罪確有悔罪表現。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予以充分考慮。

辯護人：山東昌平律師事務所

宋曰剛律師

201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