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末監獄改良思想的現代性

清末監獄改良思想的現代性

肖世杰

在中國監獄史上，盡管關于監獄條件之惡劣、罪犯命運之悲慘、獄吏待囚之殘苛，史籍多有記載與描述，可謂史不絕書，歷史上亦不乏約法省刑、恤囚憫犯之思想與實踐，但正式系統地倡導改良監獄者，卻少見發生。

被沈家本譽為“監獄學巨擘”的日本著名監獄學家小河滋次郎曾經幾度考察過歐美獄制，其后得出結論認為，上流社會措意于監獄之狀況并表達高度之同情是歐美獄制進步最重要的原因{1}。這個論斷雖是其考察歐美監獄后所得出的結論，但是對于評價中國近代的監獄改良思想之濫觴與興起，亦未為謬。

中國歷史上監獄體制之殘苛與沉悶局面即是由上流社會官員率先打破的。1901年8月，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和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聯名向清廷上奏了著名的《變法三折》[1]，全折痛陳了當時司法之殘苛、監獄之庾斃并提出了改良司法、修理監羈等九項大開風氣的主張。緊隨其后，1902年底時任山西巡撫的趙爾巽又向朝廷上書了著名的通設罪犯習藝所的奏折。以這兩份奏折為先聲，其時適逢清廷變更圖張厲行新政。于是，中國近代之監獄改良由是展開，與之相伴而行的中國近代之監獄改良思想亦隨之蔓延并逐至興起。

清末的監獄改良肇始之20世紀初期，正是西方社會大力倡導刑罰改革和監獄改良之時，其時歐洲國家久經啟蒙運動之浸淫，刑法近現代化早經完成，重刑主義不斷受到唾棄，肉刑、死刑漸次得到廢除，教育刑論甚囂塵上，倡導監獄改良之聲因是不絕于耳。

如果將西方近代監獄改良思想從特征與時間上理解，則基本可將其作如下分界：一是基于人道角度的監獄改良思想（從18世紀中后期至19世紀中期），二是注重感化教育手段的監獄行刑宗旨的轉變（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期）[2]。正是從近代西方監獄改良思想的這兩個特征的意義上說，我們認為，在清末時期所出現的監獄改良思想即已初具西方近現代監獄改良思想意義上的現代性[3]。

一、基于人道角度的監獄改良思想

與西方國家一樣，最先在中國出現的監獄改良思想也是從仁慈與人道角度提出來的。關于仁慈、仁政、人道、憐恤等思想，在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中不難尋見，幾千年的禮儀之邦，向來講求這種仁政和人道的思想。不過，歷史似乎注定其具有悖論性，對禮儀的強調過度同樣可能導致不惜一切代價來對這種禮儀予以衛護，而忘卻了其手段本身對禮儀的背戾。因此，中國的政治現實一直便是“百世沿秦”，名儒實法，法家的法、術、勢大行其道。在中國古代的司法中，盛行的往往是“重典治世”、“殺一儆百”以達致“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之效的重刑威嚇主義，盡管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官方意識形態中占居主導地位。不過，亦緣于此，在中國歷史上，從仁政與人道角度對司法黑暗、施刑無據、監獄庾斃予以猛烈抨擊的也就少而不少了。自19世紀中期中國的海禁被西方國家強行打開之后，中國與西方之問的主動或被動交流日漸增多，國人對西方的了解無論從聲光化電還是文物典章方面，均有日益加深之勢。受西方人權思想等啟蒙觀念之強烈刺激，有感于中國監獄狀況之慘無人道，蟄伏于國人心中的仁政觀念終于得以宣泄與釋放，并日漸以各種方式得到表達。在監獄改良思想方面，前述的開時代之先河的劉坤一和張之洞聯名會奏的《變法三折》關于“恤刑獄”之篇章中從頭，至尾都洋溢著熱烈的人道主義氣息。該折后來在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的議覆后，馬上即得到清廷的諭允（光緒三十一年三月），旨云：昨據伍廷芳、沈家本奏議覆恤刑獄各條，請飭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并清查監獄、羈所等條，業經降旨依議，惟立法期于盡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實心，力除壅弊，庶幾政平訟理，積習可回，頗聞各省州縣，或嚴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動輒株連，傳到不即審訊，任聽丁差蒙蔽，擇肥而噬，拖累羈押，凌虐百端，種種情形，實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準。原以矜恤庶獄，務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告誡。著該督撫等嚴飭各屬認真清理，實力遵行乃隨時詳加考察，償有陽奉陰違、再蹈前項弊行者，即行從嚴查辦，勿稍回護瞻徇。其各勤求民瘼，盡心獄訟，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2}。

上述諭旨的發布，雖然還不能說給當時嚴酷任性、殘酷凌虐的司法現實敲響喪鐘，但對當時的司法官員來說，卻無疑敲響了警鐘。從此后的有關司法監獄改良的奏折和主張中，基本均可見到對上述諭旨精神的引申發揮，從人道、憐恤的角度闡述司法監獄改良之必要性。而且，難能可貴的是，盡管清末監獄改良很大程度上迫于收回治外法權的壓力而啟動，但當時有關部門已經有了超越于這種危機意識的自覺。西方列強在中國攫取的領事裁判權，其實質是為了袒護其本國國民在華的有關利益，而絲毫不是從國際人道主義的角度認為中國法律過于嚴厲、不利于保護包括中國公民在內的所有人的合法權益而需要對中國的內政進行必要的干涉，其在中國的惡行即充分暴露了它的真實嘴臉。實際上，西人在中國設立的監牢，對中國人亦是百般凌虐，對囚犯更是恣意施刑，其殘苛程度較之中國監牢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國人對西牢“人言嘖嘖，近年以來，監斃不少，華民無不視為畏途”{3}。而且更有甚者，西人還在中國別設監牢專門羈押華人，且“頗有連枷鐐銬等刑，庾死者不報華官”{4}。因此，刑部認為，進行監獄與司法方面的改良，就不止是從抽象意義上出于收回法權之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能為國人爭回司法上的人道待遇！這無疑是一種較為深刻的自覺，是一種既為“主權”更為“人權”意義上的自覺！為此，刑部認為，必須對中國的刑章進行改革并對監獄進行改良，設立習藝工廠，而不能對審判后的罪犯以借禁西牢來作為茍且權宜之舉，以免“徒來外人殘酷之譏，馴至外人之待華民更加殘酷而不恤”{4}。

此外，這種基于人道角度闡述監獄改良之必要性不止是官方，民間對于監獄改良的人道意義，也有了較為深刻的自覺?！稏|方雜志》第8期中《監獄改良兩大綱》即是一例。作者首先認為，我國監獄素來黑暗，因而改良工作刻不容緩。一方面，如不改良監獄則外人將會認為我國司法野蠻而不服我法權，因而不能撤廢領事裁判權。但是，作者認為這只是監獄對外的一方面而已。作為對內的方面即內政之重要的一部分的監獄，其事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名譽，同樣非同小可，不可小覷。作者認為，“外國人不居黑暗監獄，豈本國人遂無所不可歟？方改良監獄，豈未拒回領事裁判，遂聽其污穢不治歟？”因為，如不對監獄條件進行改良，則“罪大惡極者，擅作威福；鳴冤求直者，苦海沉淪”{5}。

二、注重感化教育的行刑宗旨

若從思想淵源上說，感化教育的行刑理念同樣也可在中國傳統中追溯到思想根源。傳統儒家所抱持的正是尚德緩刑、德主刑輔、教本刑用的刑法觀?？鬃釉缇驼f過，“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即是說，統治者必須注重禮義教化，注重以德化人，而不能一味倚賴刑法當作主要的統治手段。不過，在中國傳統法制理念中，有罪必罰、有罪重罰的報應主義和殺一做百以達到“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的一般預防主義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重刑威嚇主義一直居于主流地位。此外，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五刑制度（笞、杖、徒、流、死）基本也不太可能孕育出教育感化的行刑思想，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重刑之下，難言教化”，教育刑與自由刑是結伴而行的。盡管清末士人亦頻頻引用《周禮·秋官·大司寇》之“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寅之圜土，而施職事焉”與西方教育刑論強作附會，但“此皆中國古典舊章，與西法無涉”{6}。中國最早出現西方意義上之教育刑論乃是20世紀以來的事情。

在1901年劉坤一和張之洞上奏的《變法三折》中有關于“恤刑獄”的建議中已初顯教育刑論的影子。該奏折中所倡導的“教工藝”、“改罰鍰”“、派專官”所注重的即是針對有利于改造犯罪人使之易于復歸社會的一些措施，用劉、張的話說就是“教工藝則盜竊可稀少，改罰鍰則民俗可漸敦，設專官則獄囚受實惠”。但是，這充其量也還只能算是一些散碎的思想火花，其思想的系統性當然不能與稍后由山西巡撫趙爾巽提出的在各省通設罪犯習藝所的主張相比，在其奏折中，趙氏從分析當時盛行的軍流徒等傳統刑罰的弊端出發，繼而認為，隨著社會情勢之變遷，傳統軍流徒等刑罰早已失去其原來的本意，因此這些刑罰不但浪費了國家押解囚犯的費用，也不利于懲罰犯罪人和改造犯罪人，而且更有甚者，這些犯罪人一旦逃回往籍后往往“益得彰其兇橫，罔知畏憚”，而難免危害更甚。基于這種司法現實，趙氏建議，在各省設立罪犯習藝所，將命盜雜案遣軍流徒犯，經審判后就地收所習藝，“酌定一定年限，及有無悛悔有無切保后再行釋放”[4]。

如果說趙爾巽的上述精神開啟了中國近代監獄行刑思想之門的話，則“中國監獄學之父”沈家本則對中國近代的行刑思想予以了進一步的發揮與充實。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在一份向朝廷上奏的改良監獄的奏折中，沈氏在中國監獄史第一次提出了設立模范監獄的設想。他認為，“嚴刑厲法可懲肅于既往，難望湔祓于將來”，因而必須專門設立監獄來對犯罪人施以教育和教誨，使其改惡遷善{7}。沈家本一直是一位堅定的教育刑論者，他在為董康翻譯的日本監獄學家小河滋次郎的《監獄訪問錄》一書所作的序言中重點闡述了其監獄行刑思想。在該文中，沈氏首先開門見山地指出了監獄的功能：“監獄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然后他引用漢人應劭在《風俗通》中關于古代的獄理的考證，“三王始有獄：夏日夏臺，言不害人，若游觀之臺；殷曰■里，言不害人，若于閭里；周日囹圄，囹，令；圄，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為善，因原之也”。由此，沈氏得出結論認為，古人設立監獄的宗旨本不是“苦人辱人”，而是“將以感化人”的場所。只是后人不明此理，轉而尊奉武健嚴酷之風。緊接著沈氏又將中西之獄理進行比較：“試舉泰西之制，而證之于古：囚人運動場，既古人游觀之意也；衣食潔而居處安，即古人間里之意也；有教誨室，以漸啟其悔悟；更設假出獄之律，許其自新，又古人幽閉思衍，改善得原之意也”。于是，通過如上古今中外之比較論證，沈氏認為，中國與西方之獄理原本就有著極大的一致性，只是無人推究而已，中西監獄都不是苦辱懲罰罪囚，而是感化教育犯罪人的場所{8}。

此外，沈家本還特別注意到對幼年犯罪的感化教育。他認為，對于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幼年犯罪，不能對之處以刑罰措施，即不能作為刑罰的主體，而只能作為教育的主體，對其實行教育和感化。而且，這種教育既不能在監獄完成，因為監獄容易使人交叉感染而“熏染囚人惡習”，以致“將來矯正匪易”；也不能由家族對其教育，因為家族沒有能力完成這種教育。因此沈氏建議采用德國公同學校之精神，應當通飭各省設立懲治場，將幼年犯罪改用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輕重，定年限之長短，進行必要的懲治教育{9}。

當然，對于近代中國監獄行刑思想之形成影響最大者應數1910年10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第八屆萬國監獄會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政府名義正式派員參加國際大規模的刑法與監獄改良的會議。清政府對這次會議表達了極大的熱情，不但分別從法部和大理院選派了一些精通法律與外語的官員參加會議，而且還令其在參加會議之前后就有關歐洲國家的獄制進行調查，回國后進行確實報告?？疾旒皶h告竣后，法部和大理院分別就會議內容與考察結果進行了詳盡匯報[5]。該次會議主要討論了有關刑罰的改革、監獄的改良、預防犯罪問題以及幼年保護等問題。由于其時正是西方社會大力倡導教育刑論之時，刑法目的已由以往注重消極懲罰的報應主義轉而成為注重積極感化的目的主義，因而這種刑罰個別化的精神貫穿了該次會議的始終。這也剛好為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監獄改良的中國提供了現成的思想養料和經驗支撐，也讓與會的中國官員大開眼界?？v觀法部在回國后的一些建議、匯報及材料中所運用的一些全新的措辭（如法治、行刑學、社會責任、人格刑法等）即可窺見，法部對于該次會議的有關決議與精神實際上采取了全盤接受的態度。

總的說來，這次會議與其說是一次關于監獄改良的會議，不如說是一次有關行刑方略的大會。法部上述關于行刑方面的建議，基本均圍繞這次會議的主旨展開。法部認為，中國的司法監獄制度必須順應世界大同之潮流，將以往之報復威嚇主義概行滌蕩，一轉而為感化主義，注重犯罪人人格之培養與塑造。因此，法部在其奏折中除了提出一系列監獄改良的建議外，還重點針對幼年犯罪提出了設立感化院的建議，以收留幼年犯罪及不受家庭教育和教育不良的流浪者和乞討者。因為“成年犯罪之矯正難，幼年犯罪者之感化易……我國監獄雖已改良而感化事業尚未興辦”，因此“處置犯罪兒童，應易刑罰為感化”[6]。此外，法部還根據歐美各國經驗提到了關于免囚保護事業的設立，這也是刑事實證學派之社會責任論的觀點，其要旨在于使犯罪人在服刑期滿釋放、復歸社會后，生活有所憑依，不致重蹈犯罪道路。

三、關于保安處分思想

在西方刑罰思想史上，隨著刑事古典學派之式微以及刑事實證學派的嬗興，刑事制裁手段也從前者的關注焦點（行為人所實施的犯罪）過渡至犯罪行為的實施者——行為人。刑事實證學派認為，刑事古典學派僅僅關注犯罪人行為的方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就像一名庸醫，對于病情相似的患者只會依照固有的教條機械地開具相同的處方，而不管患者的個人特質如何。因此，刑事實證學派認為，對犯罪人的處遇不應以事先宣布的刑期為斷，而應當以犯罪人是否真正得到有效的改造為準。即是說，如果犯罪人在刑罰未執行期滿以前得到有效改造，則他便可以得到提前獲釋的優待（假釋）；但是，假設犯罪人在既定刑期內沒有得到有效的改造而仍有實施犯罪的危險的話（即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則需要在執行完刑期后，額外對其再采取一定的措施（刑罰或其他制裁措施），直至將其改造至人身危險性消失為止。這便是刑事實證學派理論框架中的一個核心命題——保安處分[7]。根據這種理論，不但犯罪人在執行完既定刑期后仍有可能因為其人身危險性未得到消失而得不到釋放，而且，對于那些在刑事古典學派看來屬于無行為能力的人（如所謂的幼年犯罪與精神病人犯罪），仍有可能基于防衛社會的需要而處以一定的制裁措施。可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所盛行的教育刑論，盡管以對犯罪人進行感化、矯治為其行刑宗旨，也盡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犯罪人來說亦不失為一種對其有利的幫教，但這種感化教育更多的不過是迫于防衛社會的需要而已，“欲使若輩不犯罪，非予以職業，養其勤勉之習，俾得自謀衣食，有生存之希望，無他法耳”{10}。因而，其宗旨不可與現今法治國家的刑事理念同日而語。

盡管“保安處分”這一詞語是清末時期國人在學習考察西方之政法制度時才正式接觸到，因而其在中國的出現便是很晚的事情。但是，這一思想的發生與實踐比這一詞匯在中國的發生卻早得多。1902年由時任山西巡撫趙爾巽奏設的罪犯習藝所即具有典型的保安處分性質。趙在該奏折中建議，對于軍流徒等非常赦所不原者，均可酌定年限，就地收所習藝。習藝期滿察看工分數以及視其有無悛悔、有無切保再行釋放{6}。也就是說，對于那些工分數滿但在獄官認為其無甚悛悔表現而具有較深的人身危險性的罪犯，仍不得即行釋放。后來，趙又在一系列奏折中強化了這種觀點。對于那些常赦所不原的罪犯，趙氏認為，這些人“非惡逆之犯即頑梗之尤，”因此必須將其“先予羈禁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繼令工作以啟其習勞遷善之心。限滿責取族鄰結保，亦易稽查管束?！倍劣趶姳I等項，趙氏認為，這些“罪犯原章已加監禁，毋庸再加”，只是在監禁期限屆滿后，“應由該管官察看各犯平日是否安靜守法，改易行為”，如不知悔悟，則“酌定年限，再令留工，必其改行，始予保釋，庶免復出滋事”{11}。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氏所奏設的罪犯習藝所不只是“罪犯得有職業訓練之嚆矢”，也為中國近代保安處分之肇端。在巡警部奏設的京師罪犯習藝所之奏折中，其保安處分的性質則更加明顯。巡警部認為，對于那些生活無所憑依的貧民，可以不經司法機關審判即可強制其人所習藝{12}。

其實，若將保安處分的源頭再往上追溯，在趙爾巽奏設的罪犯習藝所之前，還另有一些有關類似保安處分的實踐。如江蘇巡撫李興銳曾鑒于江省“無業游民，日見其眾，且逸居無教而以游蕩為事”，便建議仿照西法，在省城設立工藝院一所，“專收游蕩之民及犯輕罪者，并雇聘工師，教以工藝”。并“對其表現，隨時予以查看，確有悔過自新者，即行資遣出院”{6}。

此外，在清末時期具有保安處分性質的不惟罪犯習藝所、遷善所和教養院等機構，在有的地方還出現了感化院。從《東方雜志》第9期中關于安徽一感化院入院標準即可知道，收入該院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經司法機關審判過的罪犯（除了極少數是經過裁判的犯輕罪以下的幼年子弟），而是一些無家可歸的、有乞討等有傷社會風化行為或將來對社會秩序有一定威脅的幼年人或者未成年的人（年齡須在13歲以上20歲以下），甚至還可以在習藝所期滿而呈送人院的人{13}。其宏旨亦與西方意義上的保安處分機構相差無幾。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清末期監獄改良的思想的形成與彼時如火如荼進行的刑法改良不無關系。眾所周知，清末時期所發生的刑法改革是清末預備立憲籌備事宜中的一項要務，在其修訂過程中曾發生過無數次激烈的爭論，盡管后來出籠的大清新刑律在文本上并未完成其最終的近現代化，但總的說來，就當時較為普遍的刑法觀念來說，卻已開始循著西方近代化的軌道行進，特別是改良派所持的主張基本即是深受西方教育刑論影響的觀點。刑法與監獄的關系有如表里，因此，這種注重人格改造與思想教化的刑法觀念對監獄改良理念的影響當然是既大且巨的。如當時有人便從進化論的角度認為，當今世界各國刑法已由報復時代、峻刑時代進化至現今的博愛時代，因而我國數千年來相承之刑律，也必須從峻刑主義向博愛主義進化。相應地，作為刑罰的執行機關的監獄，則理當采取“教養犯罪人復歸于善的感化主義”[8]。

此外，上述以感化教育為行刑宗旨的教育刑論在清末的初步形成，也與當時人們的刑罰功能觀與刑罰目的觀的轉變是分不開的。清末時期，隨著對西方政情之認識不斷加深以及對自身周圍之客觀現實的自覺，人們逐漸認識到，犯罪現象是整個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而且“犯法之事，與文明之進步適成正比例”{14}。因此，“人類不能無作奸犯科之事，國家貴施以感化遷善之方”{15}。于是，從前一度將刑罰視為壓制犯罪惟一和最好手段的認識開始發生轉變。人們認為，刑罰已經不是遏制犯罪惟一的甚至也不是遏制犯罪的良好方法，殘酷的刑罰不但不能遏制犯罪，而且有可能導致犯罪的增加。伍廷芳、沈家本即指出，“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16}。山東巡撫袁樹勛對東省情形進行客觀的考察后也認為，“就東省情形而論，曹、袞數府，以強悍聞，殺人越貨，相習成風。治斯土者，亦惟以嗜殺為能，殺愈多而盜并不減少。夫刑罰者最后之制裁也，日以刑罰加諸民，則制裁之道窮，而樂生之意少。老子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故峻刑主義之不得不轉入博愛，理有固然，亦勢有必至也{17}。因此，刑罰只能作為一種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不能輕易予以使用，不得已的手段非不得已不能為之！否則將會陷入“黔驢技窮”之窘境。既然嚴刑峻法不能禁奸止邪，因而作為殘酷刑罰方法之反動，感化教育的行刑理念便開始了其在中國舞臺上的粉墨登場。

綜上所述，隨著清末新政序幕的拉開，有關監獄改良之思想主張亦隨之涌現并導致了監獄改良實踐在中華大地的啟動。根據這些思想主張所成立或改良的罪犯習藝所和模范監獄，反過來又為這些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實驗場，并因此而進一步修正、充實和完善了監獄改良思想。而通過1906年預備立憲的宣布和隨后監獄改良被正式列為九年預備立憲籌備事宜之后，監獄改良之思想與實踐更是發展至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這些思想與實踐的交互作用、彼此激蕩之下，終于孕育了近代監獄改良思想在清末的初步形成。1910年制定的《大清監獄則草案》，便是清末監獄改良思想在制度和文本上的具體體現。

【注釋】

[1]即《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以及《采用西法十一條折》。三折內容見，（清）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張靜廬等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743頁以下。

[2]盡管重視教育與感化行刑宗旨的監獄改良思想不一定全符合人道價值標準，但其中許多理念卻是與人道價值并行不悖的。此處將以上二者予以厘分，目的是便于將前期不包含教育感化的監獄改良思想予以分離開來。[3]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監獄近代化歷程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特點，前者近代監獄改良思想的形成不像后者那樣歷經了兩個較為明顯的階段，這兩個階段在清末之監獄改良過程中基本同時出現。

[4]以上奏折內容參見《趙爾巽請各省通設罪犯習藝所折文》（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1902年12月14日），王元增著，王淇校刊：《監獄學》，1924年版（出版地不詳）；另可參見（清）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張靜廬等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967頁以下。

[5]關于這次會議的所有情況以及這次會議的匯報內容與法部的有關建議參見：《法部奏前派第八次萬國監獄會會員徐謙等差竣歸國呈遞報告書折》，《政治官報》，1911年1月5日；《法部奏派赴美第八次萬國監獄會會員報告書》，《政治官報》，1911年1月12日；以及其司法報告書參見，《兩廣官報》（星期報）第八期，1911年6月，第1493頁以下；《第八次萬國監獄報告提要》王樹榮，北京京師監獄，1911年，以及金紹武、李方譯，王樹榮筆述，《第八次萬國監獄協會報告書原本》，第77頁。

[6]參見《兩廣官報》（星期報）第八期，1911年6月，第1515頁。

[7]嚴格來講，保安處分也可以歸屬于感化教育為行刑宗旨的教育刑一部分。為重點突出清末時這一思想之發生，這里對其進行單獨論述。

[8]參見《清實錄》（第60冊）。（附）宣統政紀卷九，中華書局，1987年版影印本，第172頁。

【參考文獻】

{1}小河滋次郎．第七次萬國監獄會議與獄制改良之前途（J）．東方雜志，（5）． {2}德宗皇帝實錄

（八）·第543卷（A）．清實錄·59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7． {3}刑部議覆左給諫奏定上海會審刑章折（J）．東方雜志，（9）． {4}刑部奏定上海會審公堂刑章折（J）．東方雜志，（5）． {5}監獄改良兩大綱（J）．東方雜志．（8）．

{6}（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4744，4969．4824． {7}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實行改良監獄宜注意四事折（A）．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Z）．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80．831．

{8}沈家本．序（A）．小河滋次郎講演，董康編譯．監獄訪問錄（C）．1907．

{9}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行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繕單呈覽并陳修訂大旨折（A）．佚名．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Z）．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80．849．

{10}熙楨．調查東瀛監獄記（A）．劉雨珍，孫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記（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9．

{11}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常赦所不原遣軍流罪各犯請一律免配照章監禁工作折（N）．政治官報，1910．06．08．

{12}巡警部奏京師開辦習藝所酌擬試辦章程折（J）．東方雜志，（8）． {13}安徽感化院之行創立（J）．東方雜志，（9）．

{14}涂福田．東瀛見知錄（A）．劉雨珍．孫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記（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

{15}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開辦省城模范監獄大概情形折（N）．政治官報．1909．01．31． {16}丁賢俊，等．奏刪除律例內重法折（A）．伍廷芳集·上冊（C）．北京．中華書局，1993．258． {17}山東巡撫袁樹勛奏刑律實行宜分期籌備折（A）．佚名．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Z）．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80．865．

第二篇：試析清末監獄制度改革

試析清末監獄制度改良

摘要：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我國監獄制度在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侵略的迫使下開始逐漸發展。清政府在國內外形勢迫使下,“參酌東西洋辦法”實行的獄制改良,促進了中國封建獄制向近代化獄制轉變,在我國監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清末獄制改良作為我國近代獄制改良的第一次嘗試,其影響是深遠的,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這些經驗和教訓對我們建立現代化文明監獄仍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 清末 監獄制度 改良

談到清末監獄制度改革，應該明確兩個內容。一個是“清末”的外延，它大致的劃分區間為：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至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或是說北洋軍閥政府成立伊始。一個是“監獄”的概念。什么是監獄呢？他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論述。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狹義的監獄是指：統治階級關押已決定犯的場所，即依照國家法律而設置的刑罰執行機構；廣義的監獄是指：凡是憑借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關押場所都算是監獄。本文試就清末獄制改良的基本內容及其經驗教訓進行初步探討。

一、清末獄制①改良的歷史背景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由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國侵略者憑借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領事裁判權,并強行在華設立司法機關及監獄,破壞了 ①獄制：監獄制度的簡稱。

法規,創制了《大清監獄律草案》?！恫莅浮贩挚倓t、分則,共14章,241條。它以教育刑論為理論基礎,把感化教育作為監獄行刑的宗旨。在分則中專章規定了作業、教誨教育、衛生醫療、接見書信、賞罰等具體內容,確定了教育感化囚犯的原則、條件和手段?！洞笄灞O獄律草案》是以西方和日本監獄法為藍本制定的。它通過法典的形式,為改革中國封建獄制繪制了第一張藍圖。

(二)改革監獄管理機構

中國封建各王朝歷來實行獄政與行政、裁判與行刑合一,監察與司法獄政參雜的體制。清末修律時，依照資產階級國家“三權分立”制度,更定官制,使司法與行政分開。1906年11月,清廷下令將刑部改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行政,法部下設典獄司專管全國之監獄。大理院各級審判庭管轄看守所。地方上,提法使司掌管全省司法行政,其下設典獄科,掌管地方監獄。此種體制有利于統一管理獄政,對獄制改良起了促進作用。

(三)設立罪犯習藝所

1902年,山西巡撫趙爾巽奏請,在各省通設罪犯習藝所,將軍、流、徒等罪犯收所習藝。1903年經刑部議準,并通令各省籌設。規定先在各省城及巡道所在地設罪犯習藝所。管區內的軍流徒犯一律收所作工學藝,不分撥州縣;徒刑犯依據徒罪年限責令在所習藝,遣、軍、流各犯仍須按情節輕重區別處理。習藝所通過監禁、作業對罪犯實施懲罰,使生善心、自食其力。隨后,各省陸續成立習藝所,有些省、市,除了罪犯習藝所外,還設立了“拘置浮浪貧乏者”的游民習藝所。這些習藝所,就其構造、設備、組織及管理制度而論,并不盡合監獄學理,然而它開辟了我國改造罪犯的新路。

(四)籌建模范監獄

1905年10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湖北省城模范監獄”,該監仿照日本東京及巢鴨兩處監獄的規模,在管理、作業、教育、教誨、衛生等方面兼采東西各國成法,是全國最早創建的一所模范監獄。1908年,奉天監獄開始創辦。1909年(宣統元年)開始籌建京師模范監獄,其構造圖式完全按照小河滋次郎的設計,呈雙扇面形,監內設有教誨堂、囚犯工場、書籍室、為,犯罪是人們反社會性格的表現,此種反社會性格是基于個人素質及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刑罰的目的是防護社會，防止具有反社會性格的人再犯罪。從刑罰目的主義出發,他們提出了教育刑論的刑罰理論,認為刑罰本身是一種教育,而不是對犯罪的報應，因此強調對犯罪人的矯正、教育和治療,使其改過遷善,復歸社會。由于教育刑論更符合人道觀念,對于近代社會有積極的作用,而逐漸取代報應刑論,成為近代西方居主導地位的刑罰思想。在監獄行刑上創造出許多新的理論,感化制、受刑人分類制、累進制,自治制等一系列新的監獄制度相繼問世。各國在監獄行刑方面立法制章,設立專門機構,改進監禁設施。繼英、美之后,德、法、意、日、丹麥、瑞典、瑞士等國都進行了獄制改革,尤其是明治維新的日本,仿效德國改良監獄,全國獄制為之一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國際關系臼趨密切,世界獄制“幾有日趨統一之勢”。自1846年至1910年,先后召開了8次國際監獄會議,到會者除政府代表外,還有刑法學家、監獄學家和教育學家,經過討論,使近代刑罰思想和監獄制度,在國際上廣為傳播,為許多國家所采用。然而,當時清王朝仍然保持封建落后的監獄制度,而翹然于世界朝流之外,外國列強借口中國“刑制、審判、監獄之不良”,而長期拒絕撤廢領事裁判權。基于時代潮流和國際政治關系,當時國內的有識之士深感獄制改良已是大勢所趨,否則,中國將不能自立,也很難圖存。沈家本提出,“監獄尤為內政外交最要之舉”,中國要躋于文明國家之列,就要改良監獄。他經過悉心考證、比較中外監獄理論和制度,制定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改良監獄的方案,并為清廷所采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近代世界獄制發展的大趨勢,為中國封建獄制向國際化發展,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獄制改良必須與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適應 監獄的產生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一個標志。監獄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耙椘浔O獄之實況,可測其國程度之文野。”①監獄的良窳,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野蠻、進步遲速的標尺。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早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就出現了監獄。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綿延幾千年的中國監獄制度不斷發展演變, ① 《奏實行改良監獄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預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轉自《清末民初監獄專輯》薛梅卿，楊殿升著，第487頁

形成了許多獨具的規律和特色,在世界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清末監獄制度以腐敗、野蠻、混亂而著稱于世。這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清王朝專制統治的必然結果,是和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治、經濟制度相一致的。近代西方獄制是18世紀中葉以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清末獄制,較之西方,“仁暴懸如霄壤”①。顯而易見,不改變清末腐朽的政治制度和封建落后的經濟,文化狀況,而要求“參酌東西洋辦法”改革監獄,“以示文明于諸國”,這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然而,清末所制頒的各種有關監獄改良的法規和計劃,大多脫離中國國情,而機械地仿效東西各國成法,其結果只能是“法理事實不相符合”,而徒具形式,“類似空談”。

(三)獄制改革必須與刑制改革相銜接

“刑罰與監獄相為表里”②,刑制氣獄制二者密不可分。監獄作為執行自由刑的場所,是18世紀中葉以后,自由刑發達的產物,18世紀中葉以前,是以生命刑,身體刑,流刑為主要的刑罰,自由刑在刑罰體系中不占重要的位置,那里的監獄主要是羈押未決犯的場所,而不存在近代意義的監獄,中國自隋迄清在刑罰體系中歷來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并且實行凌遲、梟首、戮尸、緣坐、刺字等酷刑,與之相適應,形成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監獄制度。因此,要想改革獄制,首先必須改革刑制。沈家本從“各法之中,尤刑法為切要”的認識出發,以刪訂清朝舊有律例,制定了大清刑律作為修律的起點。1910年頒布的《大清現行刑律》,刪除了吏、戶、禮、兵、刑、工諸律目,使民刑分開,將原有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為罰金、徒、流、遣、死五刑。同時,廢除凌遲、梟首、戮尸、緣坐、刺字等酷刑。1910年12月頒布的《大清暫行新刑律》將罰金、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確定為主刑,以示“與各國無異”,這就為獄制改良提供了必要條件。刑制改革后,在監獄中服刑的犯人,必將大大增加,改革獄制已成當務之急?！翱v有完備之法典與明允之法官,無適當之監獄,以執行刑罰,則遷善感化,猶托空言。”③因此,清末監獄改良,對清末刑制改革起到了相互促進的作用。

① 《奏實行改良監獄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預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轉自《清末民初監獄專輯》薛梅卿，楊殿升著，第487頁 ② 《奏實行改良監獄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預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轉自《清末民初監獄專輯》薛梅卿，楊殿升著，第487頁 ③ 《奏實行改良監獄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預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轉自《清末民初監獄專輯》薛梅卿，楊殿升著，第487頁

(六)獄制改革必須以監獄學理為先導

清末獄制改良的基本內容,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監獄制度改革中國沿用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的監獄制度。這必然要同傳統的獄政思想相碰撞。感化主義的設獄宗旨及近代化的行刑制度,是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觀念在監獄制度上的體現。它與以苦辱主義、懲罰主義為宗旨的封建主義獄政思想直接相對立。面對新舊嬗遞,改革必行的形勢,沈家本把研究、引進西方刑罰思想和監獄法律擺在獄制改革的首位。為了“折衷各國大同之良規,兼采近世最新之學說”,他以極大的熱情研究和宣傳西方監獄法律和監獄學理?！坝魑鞣ㄖ谥?必研究西人之學,尤必編譯西人之書?！雹僭谛抻喎绅^建立初期,他就選擇人才翻譯了許多國外監獄法律和監獄論著。其中有：《日本監獄法》、《監獄學》、《獄事談》、《日本監獄訪問錄》、《比利時監獄則》(尚未完成)等,并遣派人員出國考察,沈家本還奏請捐款設立法律學堂,聘請日本法學家擔任主講,同時派人研講舊律。經過熱心籌辦,法律學堂幾年內“畢業者千人,一時稱盛”。監獄知識之傳播及人才之繼起,不僅推動了當時的獄制改革,而且開啟了我國研究監獄學之風氣。

綜上所述,清末獄制改良作為中國舊有獄制向近代獄制的轉變,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迄今仍有借鑒價值。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認真研究這段歷史,從清末獄制改良的得失中找出帶有規律性東西,這對于進一步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發展罪犯改造事業,建設現代文明監獄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① 《寄簃文存六。新譯書法規大全序》轉自《清末民初監獄專輯》薛梅卿，楊殿升著，第506頁

第三篇：監獄思想紀律作風整頓心得體會

我監獄在開展紀律作風整頓專項活動第一階段工作中，黨委重視，加強領導，組織嚴密，措施有力，成立了活動領導小組，建立了監獄黨委班子成員聯系點。具體是：XXX負責一監區；XXX負責二監區；XXX負責三監區。黨委班子成員除以上聯系點外，還將分工負責的科室作為了聯系點。

這次專項整改活動，我監緊密結合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活動，按照執法為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監獄工作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強化監獄管理工作、規范監獄機關的執法環節和執法崗位為主要內容，規范執法行為，落實“三個杜絕”，加強監管，推進獄務公開，有效解決執法工作中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提高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的整體素質，加強對民警執法行為的監督?；顒悠陂g，我監分六個步驟進行。第一步再動員；第二步組織學習；第三步梳理問題；第四步制定整改措；第五步認真整改；第六步總結提高。

在第一階段工作中，我深入監區對開展活動期間各項工作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和調研，現對X監區開展活動的情況概括總結如下：

一、認真動員，做好思想發動工作

X月X日，我監召開了監獄人民警察紀律作風整頓活動動員大會，對活動進行了安排部署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按照監獄下發的《第X監獄關于監獄人民警察紀律作風整頓活動實施方案》的要求，會議結束后，X監區及時召開了全體民警會議，認真組織全體民警學習監獄的《實施方案》，進一步提高全體民警對于開展活動的認識，通過學習、討論，全體民警對于開展活動在思想認識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確了開展紀律作風整頓活動是當前我監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我們一定要認真領會開展活動的目的和意見，把整改活動和堅持立黨為公、執法為民，大興求真務實之風結合起來；監區領導表示要率先垂范，帶頭學習，帶頭查找問題，帶頭制定和落實整改措施；大家份份表示在開展活動期間，監獄各項工作比較繁忙，我們一定正確處理好工作與學習的關系，做到“兩不誤，兩促進”，妥善處理好“工、學”矛盾，做到全員參加，不留死角、死面，確保學習時間、人員、內容、效果四落實。

X月X日開始，監區組織全體民警工人認真學習監獄局要求在活動期間所學的相關內容和篇目，監區和全體民警都認真做好了學習記錄，在學習的基礎上，寫出了個人學習心得體會。

二、開展自查，認真梳理問題

為切實貫徹落實好活動提出的各項要求，X監區黨支部組織所屬的五分監區、六分監區全體民警集中學習、討論，在統一認識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認真對照“X個方面”XX個問題進行自查自檢，形成了個人自查材料，并召開自查執法環節上存在問題的專題公布會議，進行自我查找和公布，同志們進行幫助和領導進行點評，梳理出X監區在執法環節上存在的以下幾個問題，具體有：

1、在罪犯管理方面，存在個別民警工作方法簡單、態度粗暴、蠻橫、有時出現急躁、訓人或不文明言行的現象；

2、個別民警在對罪犯的日常百分考核工作中、在扣分問題上，有時把握不準，沒有嚴格按照扣分標準執行，存在打人情分或弄虛作假現象；

3、在罪犯會見過程中存在不嚴格按照規定，有其他人接見和延長會見時間的現象；在對罪犯的通信檢查中存在疏忽大意檢查不力現象；在調動、勞動崗位安排等環節上存在照顧個別罪犯的問題；

4、在對經常違規違紀罪犯進行處理過程中存在有以管代教、以關代教、以罰代教的思想；

5、對罪犯直接管理工作雖然得到了加強，但工作不夠細，有落實不到位的地方，如在對罪犯食宿、就寢等管理上還疏于管理；

6、在生產任務緊迫及外協加工任務急迫的情況下，存在超時勞動的問題；

7、存在獄務公開的內容不全面、時間不及時的問題；

8、個別民警執法意識不強，在管理罪犯過程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現象；

9、個別民警在對罪犯減刑、假釋、請假等執法工作中，對法定程序認識模糊，重視程度不夠的問題；

10、職能部門在嚴格監督、履行職責、落實制度方面存在時緊時松的現象。

三、對照整改重點，結合工作實際，制定整改措施。

在第一階段集中學習的基礎上，對照專項整改的重點，X監區深入查找了在執法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大家經過認真的討論，并結合監區工作實際，提出了整改的措施。具體是：

1、規范執法行為。在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加減刑、保外就醫、離監探親以及禁閉、戒具使用等執法環節過程中，嚴格按照各項規章制度，堅決杜絕照顧關系、走后門、講人情的不正之風，使民警的執法意識有明顯的提高；

2、在對罪犯日常百分考核、立功、安排會見、通信、調動、工種安排等管理環節上杜絕打人情分，照顧關系的現象。

3、在落實“三個堅決杜絕”環節上，規范執法行為，采取一是經常進行教育，啟發自覺；二是用身邊的事教育身邊的人；三是曝光反省，犯錯誤的同志在不同會議上做檢查等做法，堅決杜絕打罵、體罰、污辱、虐待罪犯的現象，杜絕罪犯超時超體力勞動現象，在壓縮勞動時間、提高單位勞動效率上下功夫，一般不允許加班，必需加班的要逐級報告，嚴格審批；堅決杜絕監獄亂收費現象，切實保障罪犯的合法權益，有效遏制和消除各種不文明執法的現象；

4、加強直接管理工作。加強民警在警戒、帶工等工作崗位和罪犯勞動、學習、生活三大現場的管理工作，糾正管理制度不落實，管理松懈，工作脫崗等問題；嚴格落實對罪犯的日常管理，落實直接管理制度，多檢查、多講評、獎勤罰劣；

5、嚴格落實崗位責任制和崗位劃分，對分監區民警進行嚴格的日考核、月評比，及時通報、督促檢查和糾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6、繼續全面推行獄務公開制度，將罪犯的權利、義務和監獄的有關執法活動向罪犯及其家屬公開。使監獄的執法行為置于執法監督機關、上級機關，罪犯及其親屬和社會的監督之下，增進執法的透明度，使監獄的執法活動真正成為“陽光工程”；

7、將專項整改活動與保持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長效機制相結合，建立，鞏固先進性教育成果，使黨的建設永葆青春和活力。做到堅持執法為民，公正執法，嚴格按程序辦事，端正執法行為；

8、加強民警的教育和培訓，推進監獄機關良好執法形象的進一步樹立。大力加強民警隊伍建設。強化民警責任意識，教育民警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飽滿的熱情來對待每一項執法工作，努力在創建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上下功夫，在提升執法素質、能力和水平上練內功，樹立監獄機關和監獄人民警察的良好執法形象。

9、加強對民警八小時工作時間外的管理和監督，教育民警謹慎交友，增強身份意識，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

紀律作風整頓活動的開展必將對監獄民警的執法行為有一個嚴格的規范，也必將進一步提高民警的公正執法意識。根據“哪些問題突出就重點整改那些問題，哪個環節薄弱就重點加強那個環節，哪項制度不全就重點完善那項制度”的要求，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專項整改就是要有幾個方面的重點崗位和環節：一是容易發生徇私枉法、權錢交易的崗位，如罪犯加減刑、保外就醫、監外執行、請假、罪犯工傷、死亡處理等環節，以及從事罪犯醫藥、生活用品采購和管理崗位的民警；二是容易發生執法不文明和玩忽職守、執法不作為的崗位，如：職能科室、監區、分監區領導等擁有執法權和直接從事罪犯管理工作崗位的民警；三是容易發生違法干預執法的人員和崗位，如各級領導和管理、教育、生活衛生、法制等與執行監獄法律法規有密切關系的部門。這些應該是這次專項整改活動的重點部門和重點人員，作為監獄來說，要著力構建“三套”執法監督機制。

一是構建層級監督機制，暢通信息渠道，層層抓落實，確保在第一時間內掌握監獄發生的重大事項，及時制止不良苗頭防止事態擴大；

二是構建分權制約機制，按照“單設主體、分權制約、異位監督”的模式，在監獄推行“執法權”與“監督權”適度分離，強化執法流程監督管理。

三是構建科技監督機制，構筑覆蓋分監區、監區、科室、監獄四個層面的信息管理和審批監控系統，防止程序上的不規范和裁量上的隨意性，把解決執法突出問題與健全公正執法的長效機制結合起來，努力推進執法的規范化建設。

第四篇：辛亥革命觀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變》讀后感

《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變》讀后感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在吸收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和均平觀基礎上，借鑒西方的社會學說，創立民生主義思想，其中所包含的慈善福利內容尤為深刻，辛亥革命觀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變》讀后感。孫中山通過考察歐美各國社會政策，指出“謀國者，無論美、英、德、法必有四大主旨: 一為國民謀飯吃;二為國民謀穿衣;三為國民謀居室;四為國民謀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于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在孫中山的思想里，滿足每個公民的衣食、住、行，已不再是簡單的慈善行為，而是人們生活的必需，是當政者施政的出發點和歸宿，讀后感《辛亥革命觀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變》讀后感》。

辛亥革命使“主權在民”思想深入人心，人們逐漸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人民之于國家，休戚相關，患難與共，其于救濟事業，自當視為政府對于人民應盡責任”。孫中山曾將現代國家傳統國家比較后說: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為國家之責任”，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做不到這一點，“任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人民之所以有權利向國家提出生存的基本要求，是因為“國家為人民聚集而成，政府乃由人民組織，而為人民謀福利之機關，人民有所困苦，則應加以救濟，人民有所需要，自當俾與協助，此乃賢明政府所應負之責任”。甚至蔣介石也說: “今日的社會救濟，并不純是一種以悲天憫人為基礎的慈善舍施，而是在義務與權力對等的觀念中，以及在社會的連帶責任觀念中，政府與人民應有之責任?！泵駠院髾嗬拓熑斡^的確立，為從制度上規范慈善行為，并建立一個從慈善事業時代進入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時代提供了思想基礎。

第五篇：監獄思想紀律作風整頓心得體會

監獄思想紀律作風整頓心得體會

監獄在開展紀律作風整頓專項活動第一階段工作中，黨委重視，加強領導，組織嚴密，措施有力，成立了活動領導小組，建立了監獄黨委班子成員聯系點。具體是：XXX負責一監區；XXX負責二監區；XXX負責三監區。黨委班子成員除以上聯系點外，還將分工負責的科室作為了聯系點。

這次專項整改活動，我監緊密結合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活動，按照執法為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監獄工作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強化監獄管理工作、規范監獄機關的執法環節和執法崗位為主要內容，規范執法行為，落實“三個杜絕”，加強監管，推進獄務公開，有效解決執法工作中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提高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的整體素質，加強對民警執法行為的監督?；顒悠陂g，我監分六個步驟進行。第一步再動員；第二步組織學習；第三步梳理問題；第四步制定整改措；第五步認真整改；第六步總結提高。

在第一階段工作中，我深入監區對開展活動期間各項工作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和調研，現對X監區開展活動的情況概括總結如下：

一、認真動員，做好思想發動工作

X月X日，我監召開了監獄人民警察紀律作風整頓活動動員大會，對活動進行了安排部署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按照監獄下發的《第X監獄關于監獄人民警察紀律作風整頓活動實施方案》的要求，會議結束后，X監區及時召開了全體民警會議，認真組織全體民警學習監獄的《實施方案》，進一步提高全體民警對于開展活動的認識，通過學習、討論，全體民警對于開展活動在思想認識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確了開展紀律作風整頓活動是當前我監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我們一定要認真領會開展活動的目的和意見，把整改活動和堅持立黨為公、執法為民，大興求真務實之風結合起來；監區領導表示要率先垂范，帶頭學習，帶頭查找問題，帶頭制定和落實整改措施；大家份份表示在開展活動期間，監獄各項工作比較繁忙，我們一定正確處理好工作與學習的關系，做到“兩不誤，兩促進”，妥善處理好“工、學”矛盾，做到全員參加，不留死角、死面，確保學習時間、人員、內容、效果四落實。

X月X日開始，監區組織全體民警工人認真學習監獄局要求在活動期間所學的相關內容和篇目，監區和全體民警都認真做好了學習記錄，在學習的基礎上，寫出了個人學習心得體會。

二、開展自查，認真梳理問題

為切實貫徹落實好活動提出的各項要求，X監區黨支部組織所屬的五分監區、六分監區全體民警集中學習、討論，在統一認識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認真對照“X個方面”XX個問題進行自查自檢，形成了個人自查材料，并召開自查執法環節上存在問題的專題公布會議，進行自我查找和公布，同志們進行幫助和領導進行點評，梳理出X監區在執法環節上存在的以下幾個問題，具體有：

1、在罪犯管理方面，存在個別民警工作方法簡單、態度粗暴、蠻橫、有時出現急躁、訓人或不文明言行的現象；

2、個別民警在對罪犯的日常百分考核工作中、在扣分問題上，有時把握不準，沒有嚴格按照扣分標準執行，存在打人情分或弄虛作假現象；

3、在罪犯會見過程中存在不嚴格按照規定，有其他人接見和延長會見時間的現象；在對罪犯的通信檢查中存在疏忽大意檢查不力現象；在調動、勞動崗位安排等環節上存在照顧個別罪犯的問題；

4、在對經常違規違紀罪犯進行處理過程中存在有以管代教、以關代教、以罰代教的思想；

5、對罪犯直接管理工作雖然得到了加強，但工作不夠細，有落實不到位的地方，如在對罪犯食宿、就寢等管理上還疏于管理；

6、在生產任務緊迫及外協加工任務急迫的情況下，存在超時勞動的問題；

7、存在獄務公開的內容不全面、時間不及時的問題；

8、個別民警執法意識不強，在管理罪犯過程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現象；

9、個別民警在對罪犯減刑、假釋、請假等執法工作中，對法定程序認識模糊，重視程度不夠的問題；

10、職能部門在嚴格監督、履行職責、落實制度方面存在時緊時松的現象。

三、對照整改重點，結合工作實際，制定整改措施。

在第一階段集中學習的基礎上，對照專項整改的重點，X監區深入查找了在執法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大家經過認真的討論，并結合監區工作實際，提出了整改的措施。具體是：

1、規范執法行為。在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加減刑、保外就醫、離監探親以及禁閉、戒具使用等執法環節過程中，嚴格按照各項規章制度，堅決杜絕照顧關系、走后門、講人情的不正之風，使民警的執法意識有明顯的提高；

2、在對罪犯日常百分考核、立功、安排會見、通信、調動、工種安排等管理環節上杜絕打人情分，照顧關系的現象。

3、在落實“三個堅決杜絕”環節上，規范執法行為，采取一是經常進行教育，啟發自覺；二是用身邊的事教育身邊的人；三是曝光反省，犯錯誤的同志在不同會議上做檢查等做法，堅決杜絕打罵、體罰、污辱、虐待罪犯的現象，杜絕罪犯超時超體力勞動現象，在壓縮勞動時間、提高單位勞動效率上下功夫，一般不允許加班，必需加班的要逐級報告，嚴格審批；堅決杜絕監獄亂收費現象，切實保障罪犯的合法權益，有效遏制和消除各種不文明執法的現象；

4、加強直接管理工作。加強民警在警戒、帶工等工作崗位和罪犯勞動、學習、生活三大現場的管理工作，糾正管理制度不落實，管理松懈，工作脫崗等問題；嚴格落實對罪犯的日常管理，落實直接管理制度，多檢查、多講評、獎勤罰劣；

5、嚴格落實崗位責任制和崗位劃分，對分監區民警進行嚴格的日考核、月評比，及時通報、督促檢查和糾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6、繼續全面推行獄務公開制度，將罪犯的權利、義務和監獄的有關執法活動向罪犯及其家屬公開。使監獄的執法行為置于執法監督機關、上級機關，罪犯及其親屬和社會的監督之下，增進執法的透明度，使監獄的執法活動真正成為“陽光工程”；

7、將專項整改活動與保持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長效機制相結合，建立，鞏固先進性教育成果，使黨的建設永葆青春和活力。做到堅持執法為民，公正執法，嚴格按程序辦事，端正執法行為；

8、加強民警的教育和培訓，推進監獄機關良好執法形象的進一步樹立。大力加強民警隊伍建設。強化民警責任意識，教育民警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飽滿的熱情來對待每一項執法工作，努力在創建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上下功夫，在提升執法素質、能力和水平上練內功，樹立監獄機關和監獄人民警察的良好執法形象。

9、加強對民警八小時工作時間外的管理和監督，教育民警謹慎交友，增強身份意識，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