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讀書報告

《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

20世紀40年代，美國大眾傳媒集中和壟斷趨勢日益加劇。出于對媒體所有者人數越來越少的擔心，美國《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盧斯于1942年邀請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領導一群大學教授，以局外人和學者的身份探討大眾傳播界越來越多的問題。這個委員會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發表了后來被稱為傳媒的“社會責任理論”奠基的總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

本書的開頭就提出“當前的新聞界處于危險當中”這個論題，“本委員會打算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新聞自由是否處在危險之中？我們的答案為：是的。委員會之所以得新聞自由處在危險之中這樣的結論，原因有三：首先，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新聞界的發展對于人民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同時，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新聞界的發展大大降低了能通過新聞界表達意見和觀點的人的比例。其次，能把新聞機構作為大眾傳播工具使用的少數人，未能提供滿足社會需要的服務。最后，那些新聞機構的指導者不時地從事受到社會譴責的種種活動。這些活動如果繼續下去的話，新聞機構將不可避免地受到管理或控制。”

“新聞自由”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話題，作者在本書的第一章就鮮明的提出了當前新聞界存在的主要問題，即：作為公眾同等中高的大眾傳播沒統計卻為少數人所用，此外，政府在新聞界扮演的亦正亦邪的角色同樣危害了“新聞自由”的權利。第二節中，作者就第一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一些的解決辦法。通過古今對比，由于社會經濟、技術條件、受眾教育程度等多因素的影響，大眾傳播媒介已不能像以前那樣成為每一受眾表達自身觀點的平臺，而這一限制要求每一公民的“表達自由”得到法律的保護。只有表達自由的權利得到保護，其他“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政府在“新聞自由”的世界里，也必須給自己設定一些界限，作者也對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總結起來，即：從法律的層面上保護新聞自由的權利不受到侵犯，同時，對于侵犯新聞自由的行為予以懲罰，此外，還必須保障政府的控制行為不會導致破壞新聞自由的行為。新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哪里的人們不能自由地彼此傳遞他們的思想，哪里就沒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著表達自由，自由社會就在哪里發端，因而每一種自由權的擴展就具備了現實性。因此，表達自由在各種自由權中是獨一無二的：它促進和保護其他所有的自由。

“……

新聞自由包含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新聞界必須享有免于無論來自何方的外界強制力威脅的自由。而要求新聞界免于可能歪曲其表述的各種壓力，無異于要求社會中不存在互相競爭的勢力和信仰。但是，必須認識并權衡持久存在的歪曲力量，無論是財政的、大眾的，還是教權的和制度的。如果新聞界想要完全自由，它就必須了解和克服任何伴隨其自身經濟地位、其集中趨勢及其金字塔式結構而產生的偏見。

新聞界必須向右能夠發展她自己關于服務與成就的種種概念的自由。它必須享有為維系和發展自由社會作出貢獻的自由。

這意味著新聞界還必須是可以問責的。它必須對社會負有如下責任：滿足公眾需求，維護公眾權利以及那些沒有任何報刊代言、幾乎被遺忘的演說者的權利。它必須明白，他的缺點和錯誤不再是個人的無常行為，而已經成為社會公害。新聞界的聲音向壟斷走了那么遠，以至于它喜歡自己的智慧與觀察具有的獨家性，以剝奪其他聲音被聽聞的機會和公眾投稿的權利。放眼未來，新聞自由只能以一種可以問責的自由而繼續存在。它的精神權利以它對這中問責性的接受程度為轉移。它的法定權利將維持不變，如果它的精神義務得到履行的話。”

第二章中，作者就新聞自由的要求進行了具體的說明。第一點要求概括起來就是準確性、客觀性、真實性。這些性質作為新聞的本質屬性與國家性質沒有關系；第二點要求擁有一個批評和討論的平臺，而大眾傳播媒介就是這樣一個平臺的角色。作者在此本書中反復強調“共同載體”這一概念，因為新聞自由要求每一種觀點都應該得到公平的傳播，因此，同一平臺的媒體必須履行同時刊登“批評”和“表揚”意見的新聞。受眾或讀者在爭辯的環境中，由自己的經驗去判斷或支持哪一方的觀點。這對于受眾的學識水平、判斷能力等都是要求很高的，就目前的受眾的情形來看，達成第二項要求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第三項要求中，作者提出了傳播學中的幾個概念，例如“刻板成見”等，它要求新聞界重復和強調社會群體真實而典型的形象，但是對于“典型而真實”概念的定義也是有許多歧義的。對于不同的歷史環境，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國家性質的不同等都是有所區別的。此后，作者論述了新聞界作為傳播價值觀、教育價值的職責。

第三章及此后的幾章中，作者辯證了集中化的優劣勢。由于科技革命的一路爆發，傳播領域也在經歷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最主要的表現是“集中”，也就是媒介的集團化趨勢，其優勢在于這種集中化的集團才能為公眾提供某些服務，而這些服務又是小型的傳播機構所不能提供的；劣勢在于由于媒介多樣性被削弱，是否能夠保證公民的每一種觀點都得到公正的傳播，也就是新聞自由是否受到了威脅。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委員會也提供了一些建議：認為“大眾傳播機構”應該從屬于私人企業而非受到政府的控制，這是保障新聞自由的基礎。因此，作者在書中第五章反復強調“新聞界的自律”，寄希望于自身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聞機構，而不是通過政府強制手段而“結果的歪瓜”。政府保障了新聞自由的權力，有權力的同時也相對應一定的義務，這種權利并不是無條件的濫用，因此，從“新聞界”與“政府”的權利與義務的賦予關系來說，雙方都達成了一種共識，有點“惺惺相惜”的意味。政府——新聞界——受眾是博弈的三方，失掉任何一方，“新聞自由”都將失去其真正的含義。而其三者的關系也是辨不明、理不清，此本書的貢獻在于對于三者的角色分別進行了分析，并對其作出了各自的要求以此來達到新聞自由的目的。在第六章，作者提出13條建議要讓新聞界從禁錮它的勢力中解放出來。分別對政府、新聞界、公眾三方提出建議。最后 書中也闡述了新聞界的產生和發展，新聞界在本質上是發達社會的一種公共機構。在我看來，新聞界的發展是有條件的，必須有三個條件：1,民主意識的強化；2，新的發明工具的改進和創新；3，社會的需求。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有了民主和法制的意識，新聞自由才開始萌芽，當然新聞界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是有了新的傳播工具，如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的發明以及電子技術的革新，才使得新聞界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地發展。另外一點就是人們有這種對新聞的需求，新聞可以給人們提供信息，這種信息必須是可以消除人們信息的不確定性的。好奇心是人們的天性，促使人們不斷地尋求一種公共的機構來滿足這種需求，當然按照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原理，有需求就有市場，有市場就產生新的產業，因此，新聞業開始蓬勃發展起來。

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必須對社會負有如下責任：滿足公眾需求，維護公民權利以及那些沒有任何報刊代言、幾乎被遺忘的言說者的權利。它必須明白，它的缺點和錯誤不再是個人的無常行為，而已經成為社會公害。

我們的社會今天需要的是：

第一，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景中真實、全面和智慧的報道；（如果我們分解看我們需要的新聞應該是這樣的：情景的意義、智慧所在應該是賦予其意義的情景中的報道，這個報道是全面、真實的）

第二，一個交流論壇和批評的論壇。這就意味著傳媒應當將自己視為公共討論的共同載體。第三，一種供社會各群體互相傳遞意見與態度的工具。第四，一種呈現與闡明社會目標和價值觀的方法。

第五，一個將新聞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感情流送達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途徑。（傳媒要提供信息流、思想流、感情流。為什么提出思想流？書中認為：文明社會是一個思想觀點的運作系統，它靠消費思想觀點來維系和變革。因此，它必須保證其成員所持的盡可能多的思想觀點能得到它的審視。）

在今天看來，這份報告仍具有很大的作用和意義。由它所概括出的“社會責任論”得到了廣泛認可“社會責任論”提出了自由必須伴隨責任的觀念，糾正了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絕對自由的錯誤；闡明了言論自由為基本的人權，而新聞自由只是報人的權利，兩者不可混為一談；鼓勵推行報業自律制度，促進了報業的真實和公正程度。

第二篇：《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

讀《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有感

班級：傳播2班學號： 32009061222姓名：高小娜 20世紀40年代，美國大眾傳媒的集中和壟斷趨勢日益加劇。出于對媒體所有者人數越來越少的擔心，美國《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盧斯于1942年邀請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領導一群大學教授、傳播學研究者等，組建了新聞自由委員會（又名哈欽斯委員會）以局外人和學者的身份探討大眾傳播界越來越多的問題。最終于1947年發表了后來被稱作為傳媒的“社會責任理論”奠基的總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

報告開宗明義：在美國這個號稱頭號自由民主之邦的國度，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新聞自由處在危險之中。報告提出，造成這一局面的原由很明顯：現代新聞界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是嶄新而陌生的，而長期以私有私營來謀取政治獨立的美國新聞界，則可能由于商業化的過度發展受到腐蝕，轉型為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大商業。相對于總人口，新聞單位的數目顯著減少了；由于所有權的集中，新聞及意見來源的多樣性受到了限制，這對民主不是一個好消息。

書中指出新聞自由是創建自由、文明社會的保證，是政治民主的基礎。這源自美國憲法對新聞自由的保護，更可以看做是美國崇尚自由的文化土壤孕育出的果實。對此，該書為自由的新聞界提出了要求：“一個自由的新聞界不受制于任何力量，無論是政府的還是社會的，內部的還是外部的。”“凡是值得公眾傾聽的思想觀點都讓公眾傾聽。”并為媒介的角色做了一個很好的定位：“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的真實、全面和智慧的報道；一個交流評論和批評的論壇；一種供社會各群體互相傳遞意見與態度的工具；一種呈現與闡明社會目標與價值觀的方法；一條將新聞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送達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途徑。”顯然，這一角色的實現必須要以新聞自由為保障，同時這一角色的實現又反過來更好地保障新聞自由。

而當時美國新聞界的情景是新聞界掌握在一些龐大的商業機構中，對于民主生活非常重要的大眾傳媒未能完成履行對公眾應付的責任。也就是新聞自由由于媒體資源掌握在少數人中，媒體多按商業機構運作，以贏利為目的。這一方面影響了大多數人言論表達的渠道和意見交流的便利，限制了新聞自由；同時，媒介功能扭曲了新聞理念，新聞報道出現煽情、庸俗等現象，媒體沒發揮大眾傳媒應

有的社會效應。

針對這樣一種狀況，書中從政府、新聞界、公眾三方面入手給出了一系列建議，主要是政府要為新聞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公眾自己組織教育機構提供補充性的新聞服務，培養全面發展的新聞人才，評估和報告新聞界的表現，書中重點對新聞界談了自律的問題，就是要一個真正專業人士的職業精神，自覺承擔起為公眾利益服務的責任。

從這本書的內容也可聯想到當下我們的媒體的一些處境，就是新聞的自由收到政策、經濟等方面的制約，這也影響到了媒體應該發揮的輿論監督等社會責任，如何協調這種有限制的自由和履行這種自由下的責任，也就是如何戴著腳鐐跳舞也是當下媒體的現實遭遇，也是新聞界的生存之道。這本書指出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需要政府、媒體和受眾的三方努力，這其中更重要的，是每一方都明白自己的職能界限所在。才能達到最根本的為公眾服務的目的，才能做到“凡是值得公眾傾聽的思想觀點都讓公眾傾聽”，才能真正地實現“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這無疑對我們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在中國，新聞的自由更加受政府限制，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國民對信息的分辨能力有限，所以我國對新聞的自由限制更加嚴格。但我國對新聞自由認識的進步是明顯的。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明顯加快

其次，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法規建設明顯加快。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我國陸續出臺許多有關新聞傳播活動的法律法規，涉及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出版等。它們或對新聞傳播活動中的公民基本權利進行保護，或對新聞行業從業資格作出界定，或防止和杜絕新聞活動中的腐敗現象，共同構成新聞法制的主體框架。同時，地方政府也加快法律法規建設，以保護記者采訪、報道自由。

第三、新聞界平衡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意識和能力明顯增強。我們把追求社會責任與新聞自由的統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本質內容之一，既不是“談?自由?而色變”，又不搞無視法律和紀律的自由；既履行新聞自由權利，又承擔其責任和義務；既遵循新聞報道規律，又考慮媒體傳播效果；既弘揚新聞職業精神，又恪守新聞職業道德。

第四，采訪自由明顯進步。我國記者進行采訪活動，享有充分自主權。媒體鼓勵并要求記者深入現場采訪，獲取第一手資料，確保報道真實、準確、及時、客觀。有的媒體實行采編分開，擴大或提升記者自主權、主動權、創造性和靈活性。我們要求記者在第一現場第一時間發回獨家報道。在近幾年的重大報道中，我國記者的杰出表現贏得國際同行的好評。比如2004年對SARS的報道，大陸記者的報道比香港記者更快更充分。2008年汶川地震報道，新華社在地震發生10多分鐘后發出第一條快訊，播發英文快訊領先于所有外電，比法新社早6分鐘，比美聯社早8分鐘，這顯示出中國新聞自由的進步，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亮點，一個時代進步的標志。外國記者在我國同樣享有采訪自由，甚至擁有更多采訪便利。截至2008年1月，中國有54個國家及國際機構的378家常駐新聞機構，約700名駐華記者。與2002年相比，機構數量增加100多家，人數翻了一番多。在面積不到兩萬平方公里的北京，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外國記者根本無法工作。

第五，報道自由明顯進步。新聞報道內容多、范圍寬、速度快、傳播廣，沒有報道自由，媒體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如此大量、寬領域、重時效和市場的傳播。我國沒有新聞審查制度，媒體報什么、何時報、怎么報，在法律規定范圍內享有自由，編輯主要依據讀者需求、新聞價值和社會責任等對新聞信息進行選擇，版面主編到部主任至分管副總編等對稿件從導向性、真實性、可讀性等層層把關，在程序上與歐美沒有大的差別。特別是編采分開以后，編輯自主權更大，自由度也更大。

第六，批評自由明顯進步；近年來，由于群眾反映、媒體監督懲處的責任人增多，如華南虎照事件、南京香煙事件、云南晉寧“躲貓貓”事件等，都是由網絡揭發得到查處的。可以說，我國媒體輿論監督力度越來越大、成果越來越多、社會效果越來越好。

第七，出版自由明顯進步。我國媒體只要依法注冊，在法律法規范圍內進行采訪、傳播、經營活動，政府不予干涉。

第八，傳統媒體國際化程度明顯提高。進入新世紀，如何在國際平臺上贏得媒體競爭，成為我國傳統媒體面臨的一大課題。在汶川地震報道中，中外媒體同臺競技。新華社發出了第一條消息，中央電視臺第一個啟動24小時滾動直播，共有113個國家和地區的298家電視機構轉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視的直播信號。

不僅如此，網絡媒體自由度，經營管理自主性都有明顯的提高。所以總體來說，中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希望的。

《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的提出是即使和必要的。它不僅發現了美國新聞界的危機更給世界的新聞自由敲響了警鐘。

第三篇：為自由而閃耀(讀書心得)

為自由而閃耀

——讀《自由星輝：世界猶太裔文化名人傳續集》

苦難能夠摧毀人，卻也能夠淬勵人的精神。無論一個人，一個群體以至一個民族都是這樣。

猶太民族兩千多年來遭到亡國滅種、走死逃亡之痛。到二十世紀中葉，又有六百萬同胞死于法西斯屠殺。同樣飽受法西斯主義荼毒的中國人對此感同身受。

1941年，正當眾多的猶太人被趕到死亡營，焚尸爐，千萬幸存者被迫輾轉遷徙，隨時有死于非命的危險，而歐亞兩洲人民也被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置于侵略的炮火下，其他若干國家和地區將被卷入戰爭的災禍之際，這一年八月，羅斯福和邱吉爾兩巨頭——準確的說是英美兩國政府首腦——聯合發表了《大西洋憲章》，旗幟鮮明地揭示了“四大自由”，即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和免于匱乏的自由；使全人類，包括猶太人，也包括中國人，在硝煙和血泊中聽到響亮的號召，在痛苦和迷茫中看到了熹微的希望。

二戰的勝利，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自由對法西斯的勝利，但遠非最后的勝利。戰后半個世紀的歷史證明，法西斯的陰影并沒有從某些國家內部和國與國之間退出，各式各樣的野蠻，各式各樣的專制，還在阻撓人類的進步，制造著種種災難。

而在爭取人類進步漫長的過程中，特別是近百年來，涌現了燦若群星的做出卓越貢獻的卓越的人。一個奇跡般的發現：其中不少第一流人杰，雖屬不同國籍，卻都是猶太民族的后裔。

我們像康德一樣仰望星空，又低頭歷覽這長長的名單，令我們動情的不止是這些人杰可見可考的經歷和業績，還有他們的思想和實踐中貫穿的人文精神。

在這里，衡量人的尺度，不是時下流行的所謂成功的標準，其中有些人與其褒為“成功人士”，毋寧如實說是“失敗者“，如羅莎.盧森堡就是在1919年領導柏林一月起義失敗后被德國政府秘密殺害的。

盧森堡盡管于列寧在革命活動中互相支持，她對列寧也很尊重，但早在二十世紀初她就不同意列寧式的建黨結構。責備列寧式極端集中主義，主觀主義。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國勝利，盧森堡站在支持者的立場。在歡呼聲中，她對新建立的社會制度提出批評說：“只給政府的維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她表示憂慮：“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定會陷于癱瘓??”她實際是要求實現黨內民主化進而擴大到全社會的民主化。這一獨立見解是基于她憎恨一切壓迫和奴役行為，抱有明確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義情懷，后來蘇聯七十多年逐步走向失敗的歷程印證了她的遠見。

從德國逃亡到瑞典的女詩人奈麗.薩克斯，她的作品更具猶太色彩。她認同她同胞的信念和宗教神秘觀，用象征意味濃厚的有靈性的語言寫詩，不避諱死亡集中營和焚尸場的恐懼真相，呈現出面對人的卑劣行徑所感到的哀傷。她要“讓一切恐怖和怨恨都成為過去”，因為新事物不可能建立在仇恨和復仇的基礎上。1966年，薩克斯“由于其卓越的抒情詩篇和劇作以感人的力量表達了以色列的命運，以及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寬恕，解脫與和平的精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另一位卓越的女性漢娜.阿倫特，她是現代社會的有力批判者。她所著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不僅給她帶來了世界性學術榮譽，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阿倫特在影響二十世紀風云的許多重大問題上，都發出自己的有力的聲音。她在《論革命》中把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力以比較，表達了“自由憲政和共和主義”的理想，同時揭示了“革命”這個人類活動所包含的你難以擺脫的悖論。

我們心中這些燦爛的星辰，在歷史的填空，都是為文明而不是野蠻，為自由而不是專制，閃耀自己全部的光輝。

第四篇：論自由讀書報告

《論自由》讀書報告

姓名：湯哲凡 學號：180312066 將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所著的《論自由》翻閱一遍，說句實話，還真是有點云里霧里的感覺，半知半解，也許是由于該書是由外文翻譯而來，有些語詞不符合漢語的語言習慣，還有就是密爾所表述的觀點、其所展現的論證也確有一定的抽象性吧。最后，終在查閱了些相關論文，才大體明白密爾所闡述的自由觀體系。這不禁讓我想起了當初本科閱讀哲學書籍的情形，例如《西方認識論簡史》、《西方哲學史》、《法哲學原理》等著作，真是頗費些腦力，最后亦是不解甚多。在此說點題外話，本人現在對哲學專業的看法有了極大的變化，當初班上的同學大多是被調劑至哲學專業學習的，也包括本人，普通大眾的看法就是哲學專業畢業就業前景不好，是個極其冷門的專業，本人也是抱有這樣的想法，于是乎，對哲學就沒有了興趣，在哲學院懵懵懂懂的走過四年。現在想想，當初真是年輕，要是本科期間多看點哲學專業的書籍、好好上課對自身真是大有裨益，如果能看懂哲學專業的書籍，法學的書籍自然也就容易看懂些，特別是法理，有著較高的抽象性。當初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學哲學的，是因為與普通大眾持那種較低層次的想法，現在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學哲學的，是因為自己本科沒有學好哲學，擔心與同僚交流起來一問而三不知。好了，回到密爾的《論自由》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重印《論自由》序言中強烈批判了密爾在該書中對有關自由的觀點，批判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是以引誘無產階級放棄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為目的——“密爾，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只看見了資產階級的自由，而抹殺了階級內容，空洞地高唱個人自由、個性發展，實質上只是在鼓吹資產階級隨心所欲地發展經營、進行剝削、擴張政治勢力的自由。”然后，堅定地支持馬克思的自由觀——“自由乃是一種認識并掌握客觀規律，進而控制自然、控制社會生活、控制人類歷史的實際能力。所以自由對于我們來說，正如民主一樣，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于實現人類的無階級、無剝削的幸福生活。”該序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該序言寫于1959年2月，我想難免是出于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

密爾在《論自由》中主要闡述了兩條基本原則，也就是其在第五章《本書教義的應用》中提到的兩條格言：第一，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對于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進行忠告、規勸或避而不理。第二，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時，才能裁判個人的行為，對個人施以強制力量。密爾對自由觀論述的邏輯起點是個人自由，在《論自由》第一章《引論》部分，密爾開宗明義地宣稱他所討論的自由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主要是社會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之性質和限度，不受尊重的、不受限制的、不是絕對的自由就不算完全意義上的自由，而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是按照我們自己選擇的道路去追求給我們帶來好處的自由。在第二章《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部分，密爾主要論述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關系及對社會的影響。言論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外在表現。個體自由的主旨在于思想自由，思想自由表現于外成為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或稱為表達自由，是一種獲得和表達各種意見的自由，包括了收集、了解和發表各種事實意見的自由，其核心內涵在于個人的所思所想能夠以某種形式體例表現于外而不受桎梏。言論自由是維持真理的必要條件，言論自由的價值在于其能夠維護知識真理、健全民主政治，促進個人價值。但言論自由并非不受約束的自由，而是被法律框定了必要限度的自由，同時法律也為言論自由提供了保證。

在第三章《論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中，密爾認為，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由個性自由與個性成長共同構成，人們應該按照自己的個性去生活，這樣按照自己理想的樣子生活遠比別人認為好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是會更有所獲的，一個人保有自己的個人自由不僅有益于個性的自由發展，而且有益于社會的長久發展。首先，個性自由是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原動力。為了突出個性自由的重要性，密爾將個性自由與幸福聯系起來，真正的幸福是擁有自己的個性，依照自身的個性去追求自身的喜好，這樣，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個人的能力不僅得到了發展與提升，人類的生活也變得多樣與精彩，富有生機。可見，個性自由是幸福的重要源泉。個性在社會生活中一旦得到充分發展，個人價值便自然而然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對他人而言，也更具有價值。這樣一來，社會中的人們都得到幸福的良好體驗。其次，個性自由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密爾在指出個性自由對人幸福指數的提高及人的價值的體現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后，將個性自由對民族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性亦作了詳盡的說明。他強調，一個民族的個性自由是這個民族永葆發展青春的不竭動力，社會進步的可靠源泉是自由。

在我看來，拋開意識形態的需要，密爾的自由觀體系是值得我們當今建設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可以借鑒和思考的。特別是言論自由方面該如何設立一個合理的限度與超出此限度該如何，比如說今日有人在網上在事實還未查證的情況下發布礦難死亡人數，但是這個死亡人數卻少于實際死亡人數，警察卻將其拘留。警察是否能將其實施拘留？重慶大巴墜江事件，在事實未查清的情況下，有網友造謠是轎車女司機逆行所致，后眾多網友盲目跟風，影響輿論，劍指該轎車女司機，后經查證是大巴突然轉向沖入江中，并撞了該轎車，該事件卻未見有網友對該謠言負責，這不正是密爾所闡述的“多數人的暴政”嗎？該女司機白白承受了一波輿情壓力。按照密爾所闡述的原則，是應當有造謠的網友為該女司機承擔法律責任的，因為其所行使的言論自由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了，是應當受到強制性的懲罰的。上述兩個事件的區別對待，是應當值得我們反思的了。

第五篇：論自由讀書報告

《論自由》讀書報告

姓名：呂紫君 學號：1003010402 班級：港航四班

學院：港口海岸與近海工程學院

一、作者簡介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1873）是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經濟學家、著名的自由主義法學家，19世紀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密爾的父親詹姆斯·密爾（史稱老密爾），是一位經濟學家，功利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密爾自幼在父親的嚴厲管教之下受教于法國和英國，繼承了功利主義學說傳統，繼邊沁和老密爾之后成為該學派的領袖。密爾在政治上屬于激進派，長期致力于議會改革，對憲章運動也抱同情態度，他還是世界上第一個婦女參政促進會的創辦人之一。密爾一生創作諸多，為《旅行者》、《編年史早報》、《威斯敏斯特評論》、《法學家》等刊物撰稿多年后，應聘主編《倫敦評論》。在此期間的著述后被收入《論文集》中（1859）。密爾主要著作有《邏輯方法》（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婦女屈從》（1869）、《論自由》（1859）、《代議制政府》（1861）等。其中《代議制政府》是西方第一部論述代議制的專著，是密爾政治思想特別是國家理論的一部重要著作。約翰.密爾的代議制理論主要包括代議制政府的形式、職能、民主制、選舉權、議會以及地方代表機關和民族等問題約翰·密爾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甚廣，尤其是其名著《論自由》（OnLiberty），更被譽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

二、寫作背景

密爾生活在19世紀，18世紀最早發端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此時正迅速推進，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獲得了快速發展，英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憑借著強大的國力，英國確立了自己的殖民霸主地位，稱為“日不落帝國”。而伴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工廠工作條件與環境的惡劣、童工以及工人待遇問題日漸突出，工人階級的問題開始日益明顯，而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也愈發變得尖銳。此時，西方世界中啟蒙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自由主義學說獲得極大發展，而密爾的《論自由》便是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此書體現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間英國資產階級的要求。當時的英國，政治上，資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并已鞏固了自己的統治；經濟上，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并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內，資產階級要求進一步掃除封建勢力的殘余，擴大統治權；在國外，一方面要求保持前幾個世紀奪取到手的廣大殖民地，另一方面還要求無限制地向外擴張，以便開拓更多的殖民地，攫取并壟斷世界的原料和市場。總之，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

主要思潮是在自由主義的口號下，要求破除一切障礙，實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以便無所忌憚地追求利潤。密爾的“論自由”，恰恰就是這種追求利潤的狂熱的呼聲。

三、內容簡述

我所讀的是由譯林出版社2009年重印的寫于一九五二年的《論自由》漢文本，一書采取“總-分-總”的論述方式，共有五章：

第一章為引論，指出全書要闡述的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探討社會對個人施用權力的性質和限度。認為干涉社會成員行動自由的唯一目的應是“自我防衛”──防止對他人的危害。宣布自由是在不剝奪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處的自由。

第二章論述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認為人類應當自由形成意見，自由發表意見，否則便是人類理性與德性的毀滅。

第三章闡述個性的自由發展，認為這是人類幸福的首要因素，會使人對自由、對他人更有價值。主張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反對社會習俗的專制。

第四章討論社會對個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源于社會對他的保護。社會成員的行為只要互不損害利益和權利，只要為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受損害與妨礙而承擔責任，就不受社會強制。

第五章重申兩條基本原則：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也不得對之干涉；個人行動若有害于他人利益，個人要向社會負責，要承受社會或法律的懲罰。

各部分過渡自然，條理清晰，論證的邏輯十分嚴密。在引論中，密爾有一個生動的比方：“在一個群體當中，為著保障較弱成 員免遭無數鷙鷹的戕賊，就需要一個比余員都強的賊禽受任去壓服它們。但這個 鷹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亞于那些較次的貪物，于是這個群體又不免經常處于須要防 御鷹王爪牙的狀態。因此，愛國者的目標就在于，對于統治者所施用于群體的權 力要劃定一些他所應當受到的限制；而這個限制就是他們所謂自由。”密爾明確提出這篇論文的主題不是所謂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者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說要探討社會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他認為，在自由與權威這個我們早已經熟知的部分歷史中的斗爭中，相比于其他的斗爭，它的獨有的特色最為顯著。

全書近用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了思想自由。密爾反復論證的個人意識和表達自由的一個重要根據，就在於任何一個人或人類團體，從最偉大的政治家、宗教領袖，到某一個集團、階級、黨派、社群直至國家、社會，都不可能一貫正確；因此，人類永遠不應當抑制任何不同的意見與表達。作者認為思想自由是進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張、意見和想法的權利。與信仰自由、表達自由、宗教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等權利有密切的聯系。思想自由強調個人內心活動的自主性，它是保證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觀和思維能力進行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做出各種自主性行為的基礎。它是一種理性的解放，具有獨立的地位。密爾指出：本書所要討論的不是作為哲學命題的抽象自由和必然的關系問題，而是公民自由亦即社會自由——即一國人民在社會中應該享有什么樣的自由權利的問題。自由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民對于國家機器統治權利的限制問題。這個公民自由的問題，“它幾乎從最遠的年代以來就在時代上劃分著人類”，而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新階段中，“它又在新的情況下顯現出來，要求人們給以一種與前不同而且較為根本的處理。”密爾從歷史發展的觀點考察人類自由權利的進步。他指出，現今已經接近于這樣一個時代，國家的各種官府必須成為人民的公仆或代表，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設立或撤銷。必須使“統治者出于選舉并且僅任短期”，以保證政府權力不致被無限制地濫用。

在密爾眼中，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對個 人和社會來說意義深遠： “還不是單單為著或者主要為著形成偉大思想家才需要 思想自由。相反，為著使一般人都能獲致他們所能達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 同樣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 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 活躍的人民。”由此看來，思想自由能發展人的個性，并最終促進社會的全面進 步；相反，如果用一種外在的標準或通過權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壓制人們的各種意 見，將會妨礙個人和社會的進步。密爾認為，當個人思想與能力成熟時，他就 應當按照自己的辦法，自由地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行為，這是人的權利，別人的 和社會的經驗并不應該成為他的行為準則。人的個性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特別是首創性，作為人的個性之一，是人類 事物中非常有價值的因素，社會需要有人去不斷發現新的真理和創造新的事物，因為沒有任何事不是由某個人首創的。密爾認為，雖然能進行首創的人只是極少 數，但為了著重要的少數，我們必須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即給人們一個寬 松自由的環境，允許人們有個性。凡是有首創性的人，往往都有極強的個性，同 社會不太相容，但觀察一下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正是他們首先帶來了社會的 進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們模仿他們，社會發展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的。

至于政府對于個人權威的限度，我們可以從兩條密爾有關自由的定則來理 解：一是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 會負責；他人對于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可以避而不理，至多可以進行忠告或 規勸。二是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該接受社會的或法律 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有權對個人行為進行裁判，并對他進行強制判 決。政府對個人自由的干預，只應是為了防止他人利益被損害，不可以更進一步。

密爾還仔細論證了對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的看法。個人的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和一切立場的出發點。在這一意義上，可以把個人主義看作 是自由主義的另一種表述。自由主義對個人及其自由有獨特的看法。個人有權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有充分的自由權來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每個個人在享用自己的自由的同時都應該尊重他人自我實現的權利。每個人都具有其獨特的個性，但在價值上卻是平等的。密爾認為自由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倒是那些反對自由的人才負有舉證的義務。自由主義及其各種流派都主張要求個人自由，尊重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個人自由的原則意味著自由的個人有權不服從專橫的外部強制，也意味著自由的個人有義務不對他人行使強制。如康德所說，只有使每個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過可以同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和和諧共存的范圍，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享受自由。

四、讀后感想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顧，兩者皆可拋。”自由，一個人類一個永恒的主題，從古到今，無數的人們追求它，無數的思想家關注它，對它的爭論無休止的進行著。

盧梭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確實，人們對于這個現實的社會別無選擇，雖因生而入其中卻只能因死而出其外，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里面，相對于社會，個人永遠是個弱者。但人們并非無能為力，人們可以通過有限的理性去認識自己和社會，并通過法律使個人和社會、自由和權威處在一個相對合理的狀態，以實現個人在社會中的最大自由。

很薄的一本書，晦澀的長句，密爾的名著《論自由》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甚廣，更被譽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這部著作的要義可以概括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其他人和社會都不得干涉；只有當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接受社會的強制性懲罰。密爾所宣稱的自由畢竟是離不開社會的，人是一個能夠自由發展的、任其隨自己喜好的態度去生活。但是，他也必須區分自己自由的權利界限，在密爾的自由論中，自由，也就是不能損害到他人的利益。這也是我所能讀懂的層次，在不干涉他人權利、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你是可以干任何你想干的事情的。當然，政府也不能干涉人們的這種自由，密爾理論中，政府過多干涉人們自由，會增加政府的權力，一定程度上會使人們陷入崇拜權力的情況，從而喪失自己的自由觀念，依附于政府，而人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干涉，是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如前面密爾所述，意見就算有其真理性，但反對的或者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真理性是有所幫助的，我是這樣體會的。密爾還特別注意到現代商業社會所帶來的平等化、平庸化、與趨同化傾向。密爾認同商業社會是一個傾向于平等、平均、平庸的社會，在這種社會，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相同的世界”，“他們現在讀相同的東西，聽相同的東西，看相同的東西，去相同的地方，所持希望和恐懼也指向相同的對象，擁有相同的權利與自由，以及主張這些權利的相同人的手段”。大眾教育的普及，傳媒的力量，交通的改善，商業制造業的發達，“所有原因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敵視個性的勢力，以致不容易

看出個性如何還能保住其領地。”

初讀、細讀、品讀之后，我感到我受益良多，聯想到現在中國的民主自由長久存在的問題。中國的民主自由是與當今世界所謂的民主自由有一定的距離，在網絡上發表一些文章的時候，會有一個審批的過程，會有一些字會變成一些奇奇怪怪的符號，這都是在西方國家不能所遇見的情況，這完全是政府干涉個人言論自由的鐵證。如果說這事國家對我們關愛的保護，那我真得想說，也是代表大多數人說，我們真得不需要。我們渴望真正的自由，我們有自己的權力去做自己喜歡的那種簡簡單單的事情。我想說，那些思考的禁區卻恰好是一個社會最敏感、最關鍵的領域。相對于社會，個人永遠是個弱者，人們總是通過有限的理性去認識自己和社會，并通過法律使個人在社會中能夠占有一席之地,讓自己的意志得以表達，從而實現人在社會中的最大自由。密爾說：凡主要關涉在個人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于個性，凡主要關涉在社會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于社會。每一個人都受到社會的保護，每個人對于社會也就應該有一種報答，那么這種報答要以何種方式？或者還說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到底要遵守何種行為準繩？在密爾看來，首先是彼此互不損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這些條件，如果有人力圖規避不肯做到，那么社會是有理由以一切代價去實行強制的。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個人的行為要有一定界限，當一個人都行為有害地影響到他人的利益的時候，社會就對他有了裁判權。

仔細審視我們的現實生活，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間接的，政府或個人總是通過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達到侵害公民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目的，因而應當盡快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從而實現對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保護。就我國法制現狀而言，當前應該對一些表現公民思想的權利進行立法，尤其是十幾年仍然呼之不出的新聞立法！盡快出臺新聞法對于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都有著超越一部法律本身的意義。自由相對于生命是不是一種奢侈品，我不知道，陳丹青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這一點很可怕，中國人的信仰就是，去他媽的信仰，能活下去最要緊”。很多人愿意為 自由放棄生命，西方人自由被侵犯時，被激怒的敏感線極高，但是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尊嚴被踐踏，人權被侵犯，自由被剝奪，人身被奴役的時候，似乎沒有群體 的憤怒和反抗，就是被害人，也更愿意隱忍著活下去。在閱讀約翰?密爾《論自由》的全過程我都在思考有關自由的話題，這一切讓我對思想自由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悲劇性命運不得不深思。

五、結語

我想每本書的存在都有其價值，我們不能一味的去否定它或肯定它，否則也就是犯了激進主義了。由于時代的不同，社會價值觀的不同，再加上個人對同一事物看法的不同，因此對同一本書的評價也就不同了。歷史上，《論自由》受到過追捧，也受到過嚴重抨擊，但我想，這恰巧反 映出了不同年代，不同社會中自由的尺度是不同的。我認為 “自由主義”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自由主義最主張就是個人的自由，但這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因此，為

了讓每個人享受同等的自由而對個人的自由通 過一個人的自由為價值內核的法律來加以必要的限制。自由主義主張保障人們的 自由，但不意味每個人可以為所欲為，而這一觀點在密爾的《論自由》一書中已 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就是密爾的尺度，也是我們的自由所應有的尺度，肆無忌憚地張狂，并不是真正的灑脫自由。《論自由》中的自由理論，這在當時思想啟蒙的浪潮中無疑是極為重要的，而且時至今日，我們仍能感到它是一座思想的無價寶庫，對人們于自由的理解有著極強的啟迪作用，是我們行為的指路明燈。

六、附注

論自由》一書寫于1859年，最初由嚴復先生于1903年將其翻譯成中文引進中國，當時嚴復先生將《論自由》譯作《群己界權論》。在一九五九年此書出現新的版本，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評論。之后被各大出版社重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