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疆文字改革教訓

新疆文字改革教訓

近日讀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2008年8月第一次印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對其中涉及新疆民族文字改革一章印象深刻。我為那次因為“文化大革命”而最終導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虧一簣而扼腕嘆息！這也可以看出，在新疆歷史上，地方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生存土壤還是比較豐富的，其實力也是非常強大的，我們與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地方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斗爭也是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很多時候，這種斗爭甚至是隱形的，經過偽裝了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曾在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和蒙古族的部分中小學里，推行過以斯拉夫文字為基礎的文字改革。到1943年盛世才統治新疆后期，隨著他與蘇聯關系的最終破裂，就不再使用斯拉夫文字進行少數民族文字的改革了。

1949年10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推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進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后改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作為國家指導文字改革的最高權威機構。改革最先是從漢字的改革開始的。1955年起，國家開始大力推廣漢字簡化，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音方案”。同時，也確立了一個原則，就是幫助各少數民族進行文字改革。1955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為推動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也成立了對應的“新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任烏魯木齊市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主任，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州長賈哈達任伊犁州的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主任?？墒撬麄兲岢龅奈淖指母锓桨?，竟又倒回到了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的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老路上。

1957年8月，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在青島舉行，周恩來作了《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指出:?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共同目的……歷史的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礎。因此，解放后我們采取的是適合我國情況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們不去強調民族分立?，F在若要強調民族分立，帝國主義就正好來利用。即使它不會成功，也會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煩。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動分子進行東土耳其斯坦之類的分裂活動，就是被帝國主義利用了的。有鑒于此，在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我們沒有贊成采取維吾爾斯坦這個名稱。新疆不僅有維吾爾一個民族，還有其他十二個民族，也不能把十三個民族搞成十三個斯坦。黨和政府最后確定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也同意。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帽子’還是戴的維吾爾民族，因為維吾爾在新疆是主體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這個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沒有侵略的意思，跟‘綏遠’二字的意思不同”。（作者引自《周恩來選集》第259-260頁）

這次在青島召開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新疆派去了賽都拉·賽普拉也夫、安尼瓦爾·賈庫林、帕提汗·蘇克爾巴也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庫夫、瓦哈甫、達夏甫、阿滿土爾、維吾爾·沙依熱諾、巴塔等十多位代表參加。同月，自治區黨委在烏魯木齊天山大廈召開會議，由賽都拉·賽普拉也夫等同志傳達了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的會議精神。

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又在全國政協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周恩來總理進一步指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關于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周恩來總理說：?漢語拼音方案還可以用來拼寫普通話，作為教學普通話的有效工具。學習普通話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夠的，學了容易忘記，必須有一套標音符號，用來編印拼音的讀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學習的人隨時查考不斷校正自己的發音，收效才大……今后我們采用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是科學技術等方面廣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觸的機會很多，學過之后就吧容易忘記。因此，采用這套字母，對于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會有很大的好處……漢語拼音方案可以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有五十多個民族，其中有許多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雖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進。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漢族用漢字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鮮字母的，還有用其他字母的。這些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時候，應該以什么字母為基礎呢？能不能就用漢字作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礎呢？過去曾經有人這樣試過，沒有成功，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幾十個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這不僅對于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交流經驗是個障礙，而且印刷、打字、電報設備勢必各搞一套，對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發展極其不利?！瓭h語現在既然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字母，那就應該確定這樣一個原則：今后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造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并且應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盡量跟漢語拼音方案取得一致?？梢灶A料，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對于各兄弟民族的創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學習和溝通，將有極大的利益。?（作者引自《周恩來選集》）

1958年4月，國家民委在北京召開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改革討論會。會議明確規定了幫助少數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則和方針，就是必須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拉丁字母進行文字改革，有文字的民族按這個統一的方針進行改革，沒有文字的民族也按照這個原則創制文字。

由此可見，各種有關民族文字改革的會議是密集的，國家對各少數民族的文字改革已經逐步制定了嚴格的要求和原則。但是這種正確的方針政策，各省的執行的情況卻并不一樣。尤其是在新疆，這個政策就沒有得到貫徹與執行。格爾夏在書中披露：1959年，自治區黨委根據中央的方針作出決定：撤銷原來的新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成立了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會主任先后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賽福鼎擔任，賽福鼎還兼任黨組書記，格爾夏擔任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艾里哈木·艾合塔木任。會議決定，立即在部分維吾爾、哈薩克學校進行新文字改革的試點工作。

由于新文字改革方案是國家文委研究會幫助制定的，且經過大批專家、學者的反復討論、修改，新文字改革方案已經達到了科學完善的程度，所以具體實行起來很少遇到技術性問題。但是在政府部門召開的各種新文字改革的座談會上，新文字改革問題竟遇到了宗教及舊的習慣勢力的頑強抵觸和激烈反對，推行起來極其困難。

新疆石油局原副局長吉拉諾夫就借口新疆宗教界有人反對，攻擊新文字改革是“卡伯爾”（異教徒）文字；還有人提出來，維吾爾文字應該以阿拉伯文字來進行改革；還有就是賽都拉·賽甫拉也夫、扎卡洛夫等人鼓吹的堅持用斯拉夫文字來進行文字改革。各種說法、借口、意見，歸結起來，就是要千方百計反對以漢語拼音為基礎進行的少數民族文字改革。

最后，各種反對新文字改革的意見，由格爾夏匯報到了自治區領導和王恩茂書記處，王恩茂書記當即指示說：對那些認識模糊的同志，要耐心的分析、解釋，通過說服教育來提高認識。賽福鼎同志親自出面去做民族宗教人士的工作。他嚴肅地向二道橋大清真寺主持阿不都拉熱合曼等人指出：要認真執行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視的口氣把不信教的人稱為“卡伯爾”，更不能說新文字是“卡伯爾”文字。

自此以后，新文字的改革工作進行的就相對順利一些。1962年，自治區黨委根據維吾爾、哈薩克文字改革試點工作的成功經驗，及時作出決定：在全疆維吾爾、哈薩克等各級各類學校和全疆機關干部及廣大群眾中普遍推行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

與此同時，各種新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也大量出現，以適應廣大學生和青年學習的需要。各種新文字的培訓班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各種媒體有關新文字改革的宣傳報道也是鋪天蓋地。一時間，在全疆在內，很快形成了一股學習新文字的熱潮。據初步統計，在短短的兩年時間里，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學生、機關干部和社會青年中，會讀、會寫、會用新文字的人數就達到了130萬人以上。由此，1964年，自治區人代會通過決議，確定了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文字，為維吾爾、哈薩克民族的法定文字。應該說，這種以地方立法方式定下來的事情，是不應該隨意的、輕率的予以取消或廢除的！在成功推行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的大好形勢下，自治區“文改會”根據各民族群眾的迫切要求，又起草了新疆蒙古族托忒改革采用拉丁文字的方案，也為柯爾克孜族創制了拉丁文字方案。可是，這些美好的愿望正準備實施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十年“文革”，這場以文化為名議進行的革命，非但沒能促進各民族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反而造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導致了整個民族文化的一個巨大倒退。

“文革”一開始，“文改會”的工作自然癱瘓。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進程也被迫中斷，正在蓬勃發展的新疆民族文字改革工作也瀕臨夭折。十年“文革”的疾風驟雨過后，一股股強大的舊的習慣勢力便攜著宗教、文化及習慣的名義瘋狂的卷土重來，竭力圍捕而來，進而要扼殺這個新文字改革的嬰兒。

1982年，那種在文化領域的種種倒行逆施的惡行已經結束了六年之后，全國各行各業均在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時，自治區召開的第四屆人大常委會上，賽都拉·賽甫拉也夫竟又舊話重提，突然提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最終以少數服從多數，廢除了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新文字，恢復阿拉伯字形的維吾爾、哈薩克舊文字。歷史再一次以貌似客觀、民主的方式對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進行了一次耍弄！而且是以人代會舉手表決的方式，是以多數人贊成的方式通過的。由此可見，當時這種地方民族主義的勢力是何等的強大！

作者格爾夏也憤懣的詰問，“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徹底地取消和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進步的列車被拉上了歷史的倒車。??這是歷史的大倒退！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劇。它使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族的人民喪失了一次與祖國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軌的絕好機會??在全國正在興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現這種逆潮流而動的反對文字改革的怪事，豈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的確，語言、文字是人們相互交流相互傳遞思想感情的載體，是一個民族的徽記，是人們進行溝通、交流的媒介。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和諧、有機地運行，就是靠彼此相通的語言文字。彼此相通的語言文字，可以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減少偏見和隔閡，走向共同進步，實現共同繁榮。但是，1982年的那次人代會卻使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族的人們喪失了一次與祖國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軌的絕好機會。

那是一次教訓極為慘痛新文字的改革，我們希望在新歷史的時期，在全國19省市大力援疆的形勢下，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確立的促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大背景下，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可否再來一次撥亂反正，大張旗鼓的制止倒退，讓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重新走上闊步前進的正確道路！

原載作者博客2011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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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其實沒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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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 16:06來自良心其實沒壞的評論回復(0)

? 云游的孤僧 賽都拉·賽甫拉也夫竟又舊話重提，突然提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違背既定程序、不留研究討論余地要求舉手表決是強加于人的惡劣作法，也不排除背后的策劃運作。發生這樣的事情真是咄咄怪事！

2月21日 16:36回復(1)

? 云游的孤僧

有清一代對少數民族地區改土歸流政策是歷史的進步。中國沿襲前蘇聯，對少數民族地區“自治區”行政劃分建制目前看來有調整必要。取消自治區，恢復省級建制，各民族一律平等。就筆者見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某地聚居少數民族若干，就要欺街占道，強買強賣，動不動抽刀子，逞兇斗狠，當地警察不敢管，老百姓不敢惹——成了有特殊法權的治外之民！這些人動不動就主動挑事，不怕鬧大。團結是我們主觀愿望，人家不愿意與異教徒團結，所以治理思路必須調整。

2月21日 17:19回復(0)

? 水源之形

新文字1964年開始推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普遍流傳、廣泛使用，並成為民族中小學課本標準用字。1982年被廢除，恢復阿拉伯字形的維吾爾、哈薩克舊文字。這怎麼能說“因為‘文化大革命’而最終導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虧一簣”？這是什麼邏輯？從1964年到1982年，新文字使用達18年，原來不習慣的，已經習慣。而重新改為老文字，使得新疆年輕維吾爾、哈薩克人中出現一批新的文盲——因為他們是學習新文字長大的。

2月21日 17:27回復(0)

? 皞羲

嘎爾夏蒙古族，書中直言曾經的殺回滅漢等口號，而包爾漢的新疆五十年則沒有明言這種口號，以錯誤的民族政策一筆帶過??共黨也真有意思，活生生的把一場種族屠殺洗成了反抗起義，這種史觀，我就呵呵噠了?

2月21日 17:34來自皞羲的評論回復(0)

? 非常道

要認真執行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視的口氣把不信教的人稱為“卡伯爾”，更不能說新文字是“卡伯爾”文字。

2月21日 17:44來自非常道的評論回復(0)

? 淡如菊

車同軌，書同文。必須將漢語漢字定為國語國文，并寫進憲法。立法強制推廣國語國文，任何形式阻撓將負刑事責任。

2月21日 18:12回復(0)

? 包衛忠

書我在京東上買了一本。看完后感覺很厚重，也很敬佩格老！新疆人都應看看。

2月21日 18:54來自包衛忠的評論回復(0)

?習五一

習五一的評論舉報分享回復(0)回復 @包衛忠 :👍[休閑-鮮花] 2月21日 20:52來自?習五一

回復 @包衛忠 :👍今天 00:24來自習五一的評論

第二篇：俄國改革的教訓

俄國改革的教訓

榮敬本

2013-1-24 10:46:27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1年第2期

[內容提要] 20世紀俄羅斯經歷了兩種不同的過渡，其間有一脈相承的教訓：過渡時期將是長期復雜又曲折的；市場是向發達的市場體制過渡的途徑；俄羅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風來源于它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危險是“制度真空”。對此我們應該加以借鑒。

[關鍵詞] 俄羅斯 改革 教訓

[分類號] D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6505(2001)03-0011-1

一、俄國改革的歷史前提

俄國的計劃體制形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體制的理論來源于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等級制的大工廠，這種大工廠能像鐘表一樣準確地運行，每個單位和個人要像齒輪和螺絲釘一樣服從等 級制的中心指揮。

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對俄國經濟學的研究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俄國的經濟學界也要服從中央的權威。

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經濟學界可以討論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和商品貨幣關系的作用。在這種討論中，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1.價值規律是否提供確定價格的基礎，價格是按照《資本論》第一卷勞動成本確定，還是按照《資本論》第三卷生產成本(包括資本成本)確定。

2.價值規律應該被理解為馬克思所說節約時間的規律，價格應該被理解為由最優計劃確定的。

3.把價值規律和商品貨幣關系同市場聯系在一起，市場往往同自由聯系在一起，同中央的權威會產生抵觸。

第一種討論可能帶有學究氣，第三種討論在政治上太敏感。實際上，第二種討論更能得到中央權威機關的支持。

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俄國的數理學派興起了，其代表為康托洛維奇、諾沃希羅夫和涅姆欽諾夫等，他們形成了最優計劃學派。他們實際上是用社會工程師的觀點來設計經濟體制，以克服計劃體制所具有的信息和動力結構上的缺陷，但是仍可以保留中央集中的決策結構。他們認為，用數學計劃方法可以維持計劃體制的制度框架，用投入產出 分析法可以使中央計劃保持一致，經濟增長模式可以使中央長期計劃更有效。經濟核算制可以使企業具有激勵的刺激，地區發展計劃可以使中央和地方發展計劃平衡。

在康托洛維奇、諾沃希羅夫和涅姆欽諾夫等看來，用最優計劃方法計算出來的影子價格就可以給企業確定最優計劃任務。在傳統的計劃體制下，計劃當局必須給企業規定各種各樣的指令性計劃指標，在最優計劃學派看來，可以用經濟參數來代替指令性的計劃指標，企業通過這些經濟參數可以實現中央計劃當局希望它們實現的目標。

用社會工程師的觀點來看待經濟體制，可以避 開許多政治敏感的問題，例如市場問題、企業的產權問題、等級制的政治結構問題以及涉及經濟政治制度的改革問題，等等。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年代，最有影響的經濟學派是阿甘別吉揚的新西伯利亞工業研究所和莫斯科的數理學派(提出150天改革計劃的沙塔林就是來自數理學派)，這兩個學派實際上都受到康托洛維奇等數理學派的深刻影響。

戈爾巴喬夫特別把涅姆欽諾夫在60年代發表的關于經濟核算的文章作為他改革的理論指導①。

二、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當上蘇共總書記后，批判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了加速發展戰略，接著“改革”的調子愈唱愈高。1988年1月1日，蘇聯《國營企業法》開始生效，蘇聯改革進入了實施階段。

蘇聯《國營企業法》的制訂顯然受到上述莫斯科數理經濟學派和阿甘別吉揚新西伯利亞工業研究所的影響?！秶鵂I企業法》的中心是實行全面經濟核算，并推行統一的經濟定額。他們設想，將由國家來確定這種統一的定額，以便把國家的集中管理和商品貨幣關系的積極作用結合起來②，把指令性計劃改為國家定貨，并發展批發貿易。

在蘇聯《國營企業法》公布后，事情并不像蘇聯體制設計者們所想像得那樣順利。

當時蘇聯的學者用一句烏茲別克民間的諺語來評價蘇聯《國營企業法》：“第一個鈕扣扣錯了，其余的鈕扣也都扣錯了”。蘇聯改革扣錯的第一個鈕扣是“推行完全的經濟核算”。因為，在市場不發展和價格不合理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企業自負盈虧的。因此，就出現了第二個扣錯的鈕扣，“保留控制數字和現在改名為國家訂貨的國家任務的指令性質”。因為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名為實行完全的經濟核算，實際上企業愿意增加自己利潤，而不愿向國家上繳利潤，于是繞了一個圈子，又要保留國家上繳利潤等控制數字和國家訂貨的指令性質。于是，第三個鈕扣又扣錯了，物資分配部門變成了“倒爺”。在保留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同時，又要發展批發貿易，其結果是把物資分配給地區物資部門，然后由地區物資部門倒賣給企業，讓這些物資分配部門的倒爺大發橫財?？磥?，順序應該倒過來，先發展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形成合理的價格，然后才能反映企業的真正盈虧，也就可以取消國家的指令性計劃，才會發展企業之間的批發貿易，把物資分配部門改為真正的商業機構。凡事總有一個正確的邏輯順序，改革也是這樣。第一步走錯了，只能錯上加錯，甚至一錯到底。

錯就錯在不是把發展市場放在首位，因而不是把價格看作市場競爭的產物，而是看作價格制定者觀念的產物。

蘇聯存在的種種價格扭曲現象歸根到底是由計劃體制造成的，合理的價格只能通過培育和發展市場才能解決，所謂價格問題實際上就是市場問題?，F在靠體制設計者來建立統一的經濟定額，人為地來建立價格、制造市場只能是一種空想。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期，是存在著發展市場的各種機遇的。在當時蘇聯的報刊上已可以看到發展市場的各種建議。例如，可以首先在與消費者服務有關的部門放開市場，如農業、輕工業、服務業等部門可以先行一步；或者對其中某些產品可以放開，例如某些農產品或居民迫切需要的建筑裝修材料，等等；也可以在某些原來商品生產較發達的地區或加盟共和國作些試驗；或者也可以允許國營企業把生產的部分產品投入市場，等等。

但是，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的設計者們并沒有抓住機遇。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中，仍然堅持統一的經濟定額，力圖把中央集中的管理同商品貨幣關系結合起來。結果是，企業的完全經濟核算是一句空話，但企業留利和職工分紅的欲望增加了，國家對國營企業的控制能力削弱了，國家的財政金融情況日漸惡化，市場上的消費品和服務未見改善，影子經濟和投機倒把日益猖獗，人民沒有從發展市場中得到實惠，反而面臨著失業的威脅，原來的養老醫療保險得不到保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了，蘇聯社會處于危機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計劃體制已經失去了自動進化的能力，國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動蕩之中。

三、沒有療效的“休克療法”

激烈政治動蕩的結果是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解散，這標志著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徹底失敗。蘇聯解體后，在西方人士看來，俄國和東歐國家處于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俄國財政經濟情況已經嚴重惡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東歐和俄國推行休克療法，順序是先在波蘭試驗，然后在俄國推廣。

休克療法(shock thereapy)又稱大爆炸式(bigbang)的改革，又稱為外科手術療法。它代表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其中心是通過迅速的一攬子改革方案破除計劃體制，創造一個市場經濟。

他們認為，轉軌過程是無縫的織物(seamlessweb)，必須一下子完成結構改革，不能沒有有效的價格體系，要建立有效的價格體系不能不消除過度的需求，只有消除過度的需求，才能實現真正的結構調整，關閉那些缺乏合理基礎的企業，出售國有資產，放開私營經濟，建立破產制度，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

他們提出的迅速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是實行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使本國通貨可兌換，盡快放開價格，實行自由貿易，并實行私有化。

對于有人擔心這種緊縮政策會影響經濟增長，并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他們持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重工業可能會下降，但是，服務業、住房和輕工業會加快發展，同時，在實行自由貿易后，外資會大量流入，人民生活水平會大大提高。

控制貨幣、放開價格，在聯邦德國和日本從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曾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短缺經濟的情況下，確實存在著隱性通貨膨脹。遏制過度的需求，控制獎金和工資的過度增長，這無疑是在改革中應當注意的。但是，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和價格理論，能否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創造一個市場經濟呢?

最早實行休克療法的是波蘭，其結果是經濟嚴重衰退，國營部門工業生產下降25%，這是普遍衰退，而不是結構調整。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失業率高達25%，私營部門和國營部門的比例相同，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多發行貨幣，又引起通貨膨脹。與此同時，全面放開外貿、降低關稅，使本國貨幣貶值，這無疑雪上加霜，進一步造成經濟衰退，使 國內工業失去保護，而外國投資風險在關稅降低的情況下大大增加。波蘭經濟學家波茲南斯基當時就指出，休克療法沒有療效③。

俄羅斯并沒有吸取波蘭休克療法失敗的教訓，其中有各種原因。從客觀上說，俄羅斯財力已經空虛，實際上已經處于休克狀態。因此，從相信數理學派設計的全面經濟核算，一下子又轉到相信西方經濟學的巫術④，以為用這種巫術就可以建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從發達社會主義跳到發達資本主義。

波蘭經濟學家科勒德克指出：“如果政府沒有保證建立起保證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制度，就會出 現一種既非計劃又非市場的狀態，即出現一種體制性的真空。??俄羅斯七大亨——俄羅斯的七個實業、金融、媒體帝國的首腦——把他們巨大的經濟實力和廣泛的政治影響，作為‘影子政府’在發揮著作用。變革的代價則由社會的大多數人來承擔。??極端的例子就是現在俄羅斯盛行的大范圍的腐敗和有組織的犯罪。對于缺乏財力的俄羅斯政府來說，它沒有能阻止其幼稚的市場經濟被籠罩在非正常的黑市經濟之下。因此，俄羅斯的‘市場’是以利潤私有化而損失社會化(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政治上無法維持的方式)的方式運行的?！雹?據科勒德克估計，俄羅斯199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990年的52.2%。而反映現今社會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則大大增加了。

四、俄羅斯的私有化錯在哪里?

在休克療法沒有收到實效時，想通過快速私有化來拯救休克療法的失敗，具體戰略是：

1.第一步把國營企業改造成公司形式，把企業的產權集中在所有者指定的董事會手中。開始董事將由政府任命，隨著私有化進程，再由私人所有者任命，為減少原企業經理和工人的阻力，可以從國際咨詢公司等有經驗的專家中挑選董事。

2.第二步是在每一個主要工業企業中扶植至少一個非財政投資者，這個投資者大概擁有20%的股份，這樣能創造企業所有者的穩定核心。這個投資集團可以是國內的，也可以是外國的，也可以是混合的，這個集團在公司董事會中可以有較多的代表，使這個集團在3-5年內能掌握這個企業。

3.第三步是讓金融機構在公司監督和管理中發揮更多作用，讓商業銀行參股，并派代表參加董事會。新建立的養老金基金也可以參股，并派出代表參加董事會。一旦養老金基金會注冊登記，可以同國際咨詢機構建立合同聯系。

他們認為，可以在幾年內加快完成大企業私有化過程。在開始階段，100%股票屬于國家，然后可以按以下五部分加以分配。第一，把10%股票免費送給本企業職工。

第二，把5%股票以半價賣給本企業職工，再把5%股票留給企業經理和董事會成員。

第三，把20%股票用來建立新的私人養老金制度，以支付將來職工的退休金。

第四，把10%股票用于國營銀行和保險公司資本化，商業銀行也成為股份公司。

第五，把10%股票在全國成年人中分配，以顯示其公平。分配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分配給投資托拉斯，由投資基金會分發給每個成年人，然后由投資基金會對這部分產權進行監督。另一種把股權認購書直接分配給每個公民，再向投資基金會購買 股權。

以上五個部分加在一起約占60%多，這時，國家還掌握35%股權。一年后，董事會可以改選，由商業銀行、養老基金會和投資基金會派出董事。這時，國家可以考慮把自己的股權用招標辦法出售給核心投資集團的問題了。

這種設計表面上看非常完美，經濟學家理想中的企業制度一下子搬到東歐和俄羅斯來了。私有化的這種設計，同宏觀緊縮的休克療法一樣，先在波蘭試行，然后到俄羅斯在更大范圍內推廣。歷史的巨大諷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中，靠統一的經濟定額、間接的行政控制，出現了科爾奈所說的天真的社會主義改革家。而現在有人仍想可以通 過合理地瓜分國家資產，實現“人民資本主義”，涌現出一批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家。

政府和某些經濟學家高唱著幻歌，而企業經理和工人是非常實際的，他們不愿意獲得一張空頭的自由交換的股權，而寧愿關心自己的企業，不致陷入失業和貧困。同時，實行私有化的企業大多數是虧損企業，欠了銀行許多債務，股權實際上變成了負債權，而國家實現緊縮計劃，又不肯免除這些債務，勢必造成企業產權“真空”。其結果是：

1.企業經理不知道未來的所有者是誰，就采取放棄企業的政策，以謀取私利，或者準備低價賣給自己的朋友。2.工人也不知道未來的所有者是誰，他們只關心不致失業，保證自己的收入，在通貨膨脹和經濟滑坡的情況下，他們同企業經理結成同盟，使國有資產任意消耗。

3.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所有者可能更壞，看到原來的一些共產黨人不斷受到查詢，他們趕快把資產轉移，也不可能安心經營。

4.這種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外國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他們收取了企業資產25%的咨詢費用⑥。在蘇聯、東歐劇變后，西方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大大增加了。

以上情況是波茲南斯基教授根據波蘭最初試驗情況得出的結論。這種計劃在俄羅斯推廣時，能否吸取些教訓呢?看來俄羅斯私有化的消極后果比波蘭還要嚴重。

俄羅斯從波蘭吸取的教訓是，波蘭私有化速度還不夠快，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投資控制集團。因此，把俄羅斯最大的公司以大規模腐敗的方式出售給了一小撮同政府有關系的人。這些人通過與政府的親密交易或直接從政府竊取數以億計的財富，然后用這筆財富以令人吃驚的低價從政府購進主要企業。極力促進私有化的改革者對出售主要企業過程中出現的腐敗感到遺憾，但仍聲稱任何私人所有者都好于國家所有權⑦。

俄羅斯私有化的后果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大公司大規模的私有化導致大量的內部 人自我交易。外部人通過股票獲得公司控股權，并將驅逐好的所有者。這些不誠實的所有者的目的不是使公司價值增值，而是榨干公司的價值。

第二，惡化經營環境。這種內部人交易必然造成政府腐敗，有組織的犯罪，規避法律被認為是正常的商業文化等等。在這種惡劣的經營環境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企業重組或改進企業的治理結構的。

第三，損害未來的改革。自我交易的骯臟的私有化在惡性循環中還會加重腐敗和有組織犯罪，因為新的所有者(有的已經與黑手黨有聯系)會將其財富用于賄賂法官和政府官員。腐敗的官員和公司內部人開始聯手抵抗未來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作者都曾經是俄國推進私有化的顧問，在事實面前他們承認，自己是錯誤的。他們甚至提出了俄國某些大公司必須再實現國有化和再實現私有化的任務。

五、俄羅斯過渡時期的教訓

整個20世紀，表面上看，俄羅斯經歷了兩種過渡，一種過渡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另一種過渡是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如果把俄羅斯兩種過渡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一脈相承的教訓，值得我們借鑒。

1.如何認識過渡時期。

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蘇聯曾轉向新經濟政策。列寧指出：“轉向新經濟政策，這是 上次代表大會(指1921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完全一致通過的，而且比我們黨決定其他問題時更加一致。這種一致表明，通過新的途徑來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已經絕對必要了。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以不同觀點來估計形勢的人們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猶豫地得出結論說，我們還沒有找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真正途徑，但我們有找到這種途徑的惟一辦法，這就是新經濟政策?！雹嗔袑幪岢龅男陆洕哂腥椫饕獌热荩?1)同農民建立等價交換的市場關系；(2)國營企業同私營企業進行競賽，包括建立合營公司，既有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參加，也有共產黨員參加，這種公司是一種可以正常開展市場競爭的形式；(3)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即國家管理下的能滿足人民和農民需要的資本主義，也可以說是有國家管理的市場體制。

但是，以后對過渡時期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一種向資本主義的退卻，而改為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態勢。實際上，改變了新經濟政策的以上三個方面：(1)同農民進行不等價交換；(2)消滅任何私有經濟，讓國有企業壟斷；(3)實行國家統一管理的計劃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的壓制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是造成蘇聯經濟發展滯后、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建立卻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全面最終的勝利。

因此，表面上看蘇聯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從體制上看是一種倒退。

正是這種過渡時期的理論造成了蘇聯體制的僵化。因為任何發展私有經濟、開展市場競賽、同農民實行等價交換等等都被看作是資本主義?，F在又反其道而行，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如果把這種過渡同新經濟政策相比，那么，并沒有進步，反而是倒退。首先，這種過渡從來不注意同農產品實行等價交換，同農民的結合，而是把一切資本集中在中心城市。其次，既不注意發展私人經濟，又不注意發展國營經濟同私人經濟的競爭，而只把國營經濟私有化為少數寡頭壟斷的經濟。第三，在以上兩個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國家管理的競爭性市場體制。

從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來看，過渡時期仍然是長期的、復雜的和曲折的，過渡時期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經過社會主義的風云變幻，從俄國的國情來看，列寧當年把新經濟政策看作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惟一正確的選擇，今天仍然沒有過時。社會主義仍然要把建立有國家管理的發達的市場體制作為自己的改革目標，作為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進化的目標。

2.向發達的市場體制過渡的途徑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市場本身。

俄羅斯除了對過渡時期的認識弄錯了外，對過渡時期的手段也弄錯了。在俄羅斯所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用行政命令手段強制剝奪私人資本，強制推行國家工業化，低價收購農產品，要農民向國家繳納貢賦，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在短短幾年內，就完成了所謂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在俄羅斯所謂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推行休克療法，并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目標似乎是發達的市場體制，但是仍然采用行政命令手段，企圖用行政命令來制造一個市場，來創造一批私有企業，實際上是重蹈歷史覆轍，只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競爭性市場體制之所以比行政命令體制好，就在于能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市場化的改革中也是要靠市場，靠人民群眾發揮積極性。各人將為自己的經濟活動創造合適的經濟框架，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偏好，來實現自己的愿望。思想愈多。形式愈多，成功機會就愈多，社會的組織極其復雜，單靠國家來建立一種制度，搞一刀切，必然損害經濟的發展。

3.俄羅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風來源于它的政治體制。

隨著新經濟政策的結束，從政治體制上重新恢復了以黨治國的體制，即通過黨從上而下任命干部的體制，或者叫做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體制?！哀擐唰蕨支擐堙荮学洄濮猝选币辉~在俄語中原義是職務系列，或職務一覽表，具體地是指其人選由上級任命的職位名稱表。蘇聯干部體制的特點就是任命制，實際上各級干部是上級黨委和主管部門任命的。最近公布的檔案資料很形象地說明了這種體制的弊端。

“實行一長負責制的做法逐漸蛻化成個人對部下的一貫正確??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貫正確的做法必然逐級下傳。我在選擇自己的助手時歷來是 一貫正確的，既然我對某人給予充分的個人信任并承認他有能力辦好某事，那末我選出的人也同樣具有‘第二級’一貫正確的屬性和不接受任何批評(除我本人的批評外)的特權。一貫正確的第二級同樣也會派生出第三級，第三級又會派生出第四級，以此類推，一直派生到一貫正確的通訊員和門衛，如果上司對我的工作滿意，別人與我有何相干?這就是根據唯一的、無所不知和一貫正確的上帝的方式和面孔進行管理的官僚主義的主要本質。對于任何善于鉆營或和了解機密的精明人來說，經過長期驗證的一條捷徑就是，‘巴結’、‘討好’和‘騙取’一長制領導人的信任，然后千方百計地堅信自己的保護人是一貫正確的，一刻也不忘記和強調自己本人對他的忠心和為他獻身的準備，只有如此，才無愧于上級的信任。如果這種做法做得極其巧妙，靈活和連貫，那么這位精明人即使作出讓不精明的人受到槍決或至少被關進監獄的事也會消遙法外?！雹?/p>

這種政治體制對俄國的改革，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干部體制下，很難出現敢于改革又善于改革、有創新能力的政治家，而容易出現聽從上級命令的行政技術官僚和見長于權力斗爭，把不精明的人送去槍決和關進監獄而自己可以逍遙法外的人。對技術官僚來說，很容易接受那些數理經濟學或西方主流經濟學把經濟體制的改革看作是社會工程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改革無非是按照某種設計的藍圖進行施工而已。而那些長于權力斗爭者正好利用改革的口號來爭奪資源，謀取權力。

4.改革的最大危險是“制度真空”。

在俄羅斯激進的改革中，其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以黨治國的體制走向了它的反面，蘇共解體了。但是，實際出現的結果是制度真空，這種制度真空反映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

在政治方面，在共產黨領導被否定的情況下，各派政治勢力紛紛爭奪政治權力。在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不可能致力于發展經濟，擴大市場。相反，往往把經濟上的許諾作為政治競爭的手段(例如把實現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時間長短作為盅惑人心的宣傳手段)，這樣，只能進一步導致經濟生活和經濟秩序的混亂。

在經濟方面，原有的公有制被否定，紛紛爭奪公有產權，盜竊國家資產，導致腐敗犯罪現象激增。

在思想文化方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被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的道德被一概抹殺，使人們變得精神空虛，變得自私和貪婪，這對經濟和社會穩定都起了極大的消極作用。

這里使人們想起了現代政黨理論的奠基者之一伯克在200年以前的觀點。伯克鑒于法國大革 命后的政治和經濟領域出現的制度真空，強調政黨在治理國家中的領導作用。但是，他所主張的以黨治國并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但是，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在確立了行政命令的計劃體制后，一直是靠номенкратура體制來管理國家，實際上是人治，而非民主和法治。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始終沒有解決民主和法治的問題，最終導致自身的解體，造成制度的真空，這可以說是俄羅斯改革中的最大教訓。

注釋：

①參見Sutela.P.1991： Econom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Unionr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②參見阿甘別吉揚主編《經濟體制的改革》莫斯科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頁。

③參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3年第5期。

④參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2期。

⑤科勒德克《從休克失敗到后華盛頓共識》，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2期。

⑥參見波茲南斯基《波蘭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載《波蘭的穩定化和私有化》第32-33頁。

⑦參見《俄羅斯的私有化和公司治理：錯在哪里?》，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年第6期。

⑧《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3頁。

⑨參見俄《歷史檔案》1992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所。

第三篇：《改革的教訓》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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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教訓》讀后感

——黨員固定活動日

總書記說過，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改革的教訓》是在當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下應運而生的一本好書。原先只是把這本書當成“黨員固定活動日”的一項任務，細讀下去，不但填補了歷史知識的缺憾，而且從中收獲感悟挺多。

一、“慢慢來，比較快”

正史上提及隋煬帝，多數人都會說：昏君、暴君。這樣的罵名，從一千多年前的隋末開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而真正讀懂歷史的人，才知道，隋煬帝是中國古代史上建樹最多的皇帝之一，最著名便是科舉制度的產生，是隋煬帝時期開創的。而最終隋煬帝功敗垂成，并非“被政績工程拖垮的王朝”，而是三征高句麗，疲累天下，引發了農民起義，給了既得利益集團可乘之機（關隴貴族集團）。

無論跑多快，總有跑不過去的東西。隋煬帝是那個時代的“閃電俠”，他不愿意停下來等一等他的國家和人民，于是就跑輸了命運，他不懂“慢慢來，比較快”。

現實工作中，這句“慢慢來，比較快”同樣適用。在鑄軋生產運行上，不是想快就能像冷軋機一樣從0提到600m/min，給定的速度，變化幅度最大只有0.5m/min好調整；立板條件不滿足，溫度達不到，強行出板，只有失敗重頭再來，與其花上兩小時去再準備，不如花30min等待條件滿足。所以對于鑄軋來講，只有慢工細活、細水長流、點滴積累，方能“比較快”。

對于日常工作、工藝技術等，需要“專注”，盯住一件事情推進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或一個問題攻關，也許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只要沉下心去鉆研、摸透之后，才會“比較快”。蜻蜓點水般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不能在時間分配、工作投入程度方面沿“T”型縱深發展，只會有“慢慢來”，不會有“比較快”。這與《活法》中的“有意注意”，有著相同的啟示，所以“專注”很重要。

二、顏回“不貳過”

孔子有個得意門生叫顏回，別人很納悶，這么多弟子中為何偏偏喜歡這個看起來傻乎乎的顏回呢？孔子的回答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顏回“不貳過”。所謂不貳過，就是不犯同樣的錯誤?！陡母锏亟逃枴菲鋵嵕褪且槐惧e題集，為的是給今天我們國家的深化改革提供歷史借鑒，不犯同樣的錯誤。書中還列舉了兩個進城的故事，給人啟迪。一是李自成進城，大順政權迅速走向滅亡。二是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進城，1949年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入北京時，毛以“進京趕考”說警示全黨，“我們決不當李自成”。說的就是李自成不汲取過去的教訓，結果重蹈覆轍；毛澤東重視歷史教訓，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同樣，“不貳過”適用于我們工作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安全生產方面，往往是吃了一次虧，還會再吃第二次，比如說鑄軋溢鋁事件；往往是聽說了有安全事故發生，只是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聽過的人，也就當聽聽故事，所以同樣的事情依然會有人以身試驗，比如鑄軋點火爆燃事件?！奥斆鞯娜藦膭e人的事故中借鑒經驗，愚蠢的人用自己的鮮血換取教訓”，這樣的話，我們聽過不止一遍。如何吸取經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驗、落實糾正預防措施，做到“不貳過”，始終是安全生產人的長久命題。

三、“一張藍圖抓到底”

歷朝之所以會一朝不如一朝，走向衰敗，正是因為一任一張“藍圖”，好的沒有繼承，政策沒有落地，異聲突起，執行力較差。這讓我想起鋁業李總抓安全生產時提過的“三個一”：一致行動、一個聲音、一律從嚴。用在車間、部門、項目管理上，同樣適用。只有上下齊心、一個聲音、一致行動、久久為功，才能從負走向正！

四、正視不良作風

“一陣風”的憂慮、“抓小事”的異議、“走著瞧”的心態，不僅僅體現在全面深化改革這個大命題中，同樣存在于我們每個黨員、每個管理人員的日常工作中。搞活動、辦事情不能前緊后松、虎頭蛇尾，堅持不懈，把不起眼的工作都能堅忍不拔的去做，這種“持續的力量”才是事業成功的基石。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中曾這樣描述：

即便艱難，也還要做

愈艱難，就愈要做

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 冷笑家的贊成

是在見了成功之后。

用這段話，來反駁“走著瞧”的心態，再好不過了。而我們工作中的“冷笑家”，又何嘗不是在“見了成功之后”才“贊成”的呢？ 類似的啟示不勝枚舉，時間倉促，不再一一列舉。

宋盼 20170921 12:02結

第四篇：晚清軍事改革的教訓和啟示

晚清軍事改革的教訓和啟示

甲午戰爭爆發前，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晚清政府啟動了以自強為宗旨、以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為核心的軍事改革。這次不徹底的改革沒有挽救晚清沉淪的命運，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標志而宣告失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晚清軍事改革教訓慘痛，發人深省，對于我們今天的軍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鏡鑒作用。

晚清軍改取得一定成效

內憂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開始實施洋務運動，開啟了軍事改革的大幕，意圖通過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技術打造“利炮堅船”和“利器精兵”，實現“自強御侮”、“救亡圖存”的目的。這場軍事改革在開闊軍事視野、推行軍事教育、培育軍事人才、引進西方武器裝備和借鑒西方軍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歷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殺。

軍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將近代西方槍炮和艦船技術引入中國，購買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裝備，使得中國軍隊進入火器時代。洋務派建立了數十家近代兵工廠。經過積極的引進和仿制，甲午戰爭前中日兩軍火器的技術差距縮短到10年左右。中國的艦船技術在19世紀下半葉逐漸接近西方水準。甲午戰爭前，清政府主體武裝力量已基本實現了武器裝備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師的正式成軍為主要標志，晚清軍事改革在海軍建設方面達到了頂峰。

晚清發展近代軍事教育，培育多兵種軍事人才，并聘請了英法專家擔任軍事智囊。在開明督撫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學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北洋武備學堂等中國第一批近代軍事學堂逐步建立起來。同時，清政府還先后派出數批90余人到西方國家學習軍事。北洋海軍主力艦只的管帶均從福建船政學堂畢業，其中部分還是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同時，清政府還設立了嶄新的近代海軍軍種制度，并對陸軍兵種制度進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頒布的《北洋海軍章程》兼采英德等國海軍制度優長，成為中國近代海軍軍種制度確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戰爭前晚清軍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變事不變法”流于表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獨特軍事傳統和保守戰略思維的大國里，在不觸動封建專制制度的情況下，洋務派能取得這些成就實屬不易。但是，這場聲勢浩大的軍事改革具有嚴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徹底性，經不起真槍實彈的實戰檢驗。

晚清軍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購買西式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的“器物”層面。軍事改革沒有觸及軍隊戰斗力提高的本質，盲目崇拜西方軍事技術，在戰爭制勝根源的問題上始終存在模糊認識。軍事改革僅僅停留在更新裝備和改善教育訓練的低層次上，對于軍事制度和軍事思想的深層次改革沒有明確的認識和具體措施。晚清改革者“只變事不變法”，許多區域性改革最終也陷入因人而興、人去則廢的境地。

軍事組織體制的改革收效甚微，軍事制度改革方面沒有多少建樹。清廷固守腐朽沒落的“朝制”，把軍事改革局限于技術層面，缺乏對戰略層面軍事領導和管理體制的徹底改革。晚清軍事制度十分混亂，舊規與新章互相干擾，裝備新式槍炮的軍隊仍舊維持著過時的勇營編制，新建的海軍官制也完全依照舊軍制，用陳舊的陸戰思維方式指揮和管理新式海軍，導致清軍的整體戰斗力在走下坡路。

軍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終沒有建立獨立可控的國防工業。晚清改革30余年，國防科技工業基礎仍然薄弱，始終未能擺脫對外國的嚴重依賴。直到甲午戰爭前，清軍還不能裝備國產的系列槍炮，導致引進的槍炮、彈藥型號繁雜，維修和使用極其不便，嚴重制約了清軍戰斗力。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耗費巨資修建的9家艦船修造廠，相互之間不能配套成龍，導致了北洋海軍維修保障能力低下，無法對戰時受損的艦艇進行及時修復。火炮彈藥等基本物資保障嚴重短缺，艦載火炮種類、型號沒有統一標準，雜亂無比。

晚清軍事改革始終沒有突破軍事制度這個“瓶頸”。在舊體制的邊緣實施改良修補只能取得局部的暫時的成效，但難以應對真正的戰爭。

北洋海軍“來遠”號巡洋艦。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鷹”號魚雷艇在內的日軍艦艇偷襲威海港，日軍不僅未損一艇，甚至未傷一人，就擊沉了包括“來遠”號在內的三艘北洋海軍艦艇。(資料圖片)北洋海軍“來遠”號巡洋艦。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鷹”號魚雷艇在內的日軍艦艇偷襲威海港，日軍不僅未損一艇，甚至未傷一人，就擊沉了包括“來遠”號在內的三艘北洋海軍艦艇。

日軍改革徹底劍指清廷

甲午戰爭前，從武器裝備的角度看，中日軍隊實力對比不相上下；但從軍事改革的角度觀察，中國卻落后于日本不止一個時代。日本的軍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維新時期，雖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標明確，總體籌劃得當，改革措施堅決，取得顯著成效，變革的速度和力度遠勝于當時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戰斗力直接體現在甲午戰爭中。

日本的軍事改革有著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日本高舉“脫亞入歐”大旗，倡導“文明開化”，強調知識的力量并不亞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魯士的集權政體，建立“皇權一系”的天皇集權國家，實行“武國”政策，形成了東西復合的軍國主義。

日本大力引進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裝備，發展軍事工業，打造近代化兵工廠。日本海軍裝備發展完全以清朝海軍為參照系，著重提升艦隊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海軍總體實力實際上已超越噸位相當的北洋艦隊。

日軍全面模仿西方軍隊，陸軍從編制到戰術都模仿德國陸軍，海軍則師從英軍。日本陸海軍積極接受西方的軍事文化觀念，從思想觀念、作戰理論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進攻性、掠奪性、殖民性的軍事理論精髓。

日本還大力推進軍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軍事領導指揮體制。1872年設立陸軍省和海軍省，1873年設立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1878年成立由陸軍省、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組成的中央軍事機構，實現了軍政、軍令機關分立。1883年把軍隊鎮臺制改為師團制，建立近代化軍隊組織體制，實現了中央對軍權的統一。1893年5月，日軍制定《戰時大本營條例》，確立舉國一體、高度集權的戰時最高司令部體制。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軍事法律體系。

清軍改革失敗被動挨打

晚清軍事改革沒有進行周密籌劃，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過程不連貫，結局很凄慘。這場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對當時安全環境的準確評估、對安全威脅的應有警覺和對作戰對手的清晰判斷。清朝君臣們對“天朝”之外歐洲近代工業文明的氣息充耳不聞，對世界性的軍事變革趨勢視而不見，軍事改革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宏觀視野和內在動力。晚清軍事改革缺乏明確的對手指向，單純把軍備建設作為消極防御的手段，危機意識嚴重不足，對迫在眉睫的中日戰略決戰茫然無知。

晚清統治階層思想觀念保守落后。洋務派所奉行的“中體西用”、“用夏變夷”等指導思想，企圖將中國的“道”與西方的“器”進行嫁接，通過修補改良的方法“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導致了軍事改革的畸形發展。這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片面認識，成為晚清軍事改革的嚴重障礙，直接導致矛盾和問題越積越多，落后局面積重難返。

晚清軍事改革缺乏明確指導思想和通盤規劃。洋務運動一度搞得有聲有色，但由于清廷內部政治斗爭的影響，在政治上層和國家戰略層面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樞，軍事改革始終沒有統一規劃和全盤設計。清朝的海軍建設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海軍開建的10余年間沿海各省各自為政，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直到1885年才“千呼萬喚始出來”，但已晚于日本設立海軍省13年。北洋水師更被視為李鴻章個人武裝和政治資本，不得不在政治斗爭的夾縫中艱難生存和發展。

晚清的軍事改革沒有充足的資源保障。清政府起初雖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積習和戰略短視導致對軍事改革投入逐漸減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動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經費大興土木最具典型性。軍事改革后勁不足，猶如強弩之末。

軍事改革沒有建立新式戰略理論和學術體系，治標不治本。洋務派雖然也翻譯、引進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戰理論和學術思想，但從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國古典兵學形成的虛幻謀略優勢之中，對于近代海權思想、海戰理論等缺乏系統的研究和了解。

戰略文化傳統深刻影響著軍事改革的進程和結局。內斂自持型的陸地文明與擴張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產生激烈的碰撞與沖擊，其在中國的融合過程困難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戰略指導上奉行處處設防、各自為守的消極防御思想，對軍事改革產生了深刻的消極影響，加劇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抓住機遇深化軍事改革

從歷史脈絡來說，我們今天仍處在“富國強兵”歷史坐標的延長線上。如何發揮后發優勢、充分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仍是我們今天軍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時代課題。

必須牢牢抓住軍事改革的歷史機遇。當今世界主要大國普遍進入軍事戰略全面調整期、軍事變革持續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發展期，搶占軍事斗爭制高點的博弈日趨激烈。在周邊安全環境嚴峻復雜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搶占先機，克服“和平麻痹癥”和消極守成思想，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

必須著眼戰爭形態的加速演變。甲午戰爭給軍事改革設立了一個警示性路標：戰爭是最好的試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個國家的軍事缺陷和戰略軟肋，最能驗證一次軍事改革的成敗利鈍。未來戰爭形態正沿著信息化方向加速演進，軍事改革必須聚焦戰爭演變規律，劍指未來戰爭，把打贏未來信息化戰爭作為核心指向。

必須準確破解戰斗力生成模式和戰爭制勝機理。不斷創新戰略指導和作戰籌劃，加速推進戰斗力生成模式轉變，將戰斗力標準貫穿和滲透于軍事改革的各個要素、各個環節，著力解決國防和軍隊建設中存在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

必須加強軍事力量體系軟硬件的配套改革與完善。軍事改革必須實施學術理論創新、核心裝備技術研發、組織運行模式和法規制度建設等綜合配套工程，力爭實現軍事力量體系各要素的有機結合。

第五篇：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原有的金融體制是國有金融機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政府主導型的體制。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干預成分過重，是其主要特征。70年代以來，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紛紛進行金融體制改革。放寬金融管制，減少政府干預，依靠市場機制優化資源的有效分配，是這場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和目標。

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滯后問題提出的金融改革理論日益受到重視。許多發展中國家以此理論為指導，先后進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改革雖然起步較晚，但由于各國采取了較為穩妥務實的方式，金融改革取得了較大的成效，表現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互相促進的良好勢頭。本文將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與發展過程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亞洲發展中國家原有金融制度的特點

二戰以后，亞洲發展中國家先后將發展生產、實現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任務。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如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亞洲國家也遇到國內資金短缺、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當時許多國家對外國金融機構仍然持有偏見，認為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銀行體系難以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另一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則堅信市場機制的功能極其有限，不能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調配所需資金，只有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實現有限資金的有效分配。因此各國原有金融制度是一種以落后的生產力為基礎，并且國有金融機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政府主導型金融制度。盡管各國的具體情形不盡相同，但一般說來，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點：

1．金融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經濟中的貨幣化程度低。所謂經濟的貨幣化，是指一定時期內貨幣交易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它代表了一國貨幣體系的發達程度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長期以來，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這種貨幣化程度一直處于較低水準。例如，在1970年，M z(現金十活期存款十準貨幣)對GNP的比率，馬來西來是33％，菲律賓是21．2％，泰國是30．6％，印尼是9．9％。第二，金融資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在80年代初，金融機構資產(中央銀行資產除外)對GDP的比率，印尼是o．3％(1982年)，泰國是o．48％(1980年)，印度是0．39％(1981年)。這種比率較發達國家要低得多。‘

2．金融工具種類單調，缺乏競爭機制。在許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處于絕對的支配地位，非銀行性的金融機構處于附屬的地位，各種證券市場則處于剛剛起步或尚未發展的階段，外資金融機構難以進入本國市場。例如，1977年，在東盟幾個國家中，最大的4家商業銀行占國內全部儲蓄的比例，印尼為73。1％，馬來西亞為50．3％，菲律賓為39．8％，泰國為64．6％，新加坡為20．6％。在這情況下，金融機構無法在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中發揮動員國內儲蓄資金供經濟發展之需求的功能。

3．在金融體系的運作過程中，國家干預成份過大，表現在：第一，國家直接控制著大量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所有權。70年代初，孟加拉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的部分或全部的金融資產均為國家所有。第二，利率相匯率受到嚴格控制。各國金融當局硬性規定最高存貸款利率，致使利率不能真正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實際利率(即名

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經常為負數。釘住世界主要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是許多國家采取的貨幣政策，本國匯率的波動幅度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圍內。第三，銀行的貸款方向受到約束，銀行必須將貸款的一定比例投向國家指定的部門。在印度，政府規定的貸款項目通常占到全部貸款金額的50％以上。

應該看到，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政府主導型的金融體制在50、60年代各國經濟起步階段，在擴大本國資本積累，籌措有限資金投入國家重點產業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國家金融機構占壟斷地位的金融體制的消極作用愈來愈明顯。它缺乏競爭和效率，使銀行的貸款行為受到國家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影響和支配，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場上的供求關系，造成價格扭曲現象，致使資源配置不合理、金融市場抑制等問題的出現。

二、金融抑制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

金融體系中市場機制不完善，國家干預成份過重，是造成亞洲發展中國家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它對一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明顯的。

首先，造成金融市場分化，加劇發展資金不足、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亞洲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分化問題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物資本或耐用消費品市場與金融資產市場的分化。由于金融體系不發達，國內金融中介欠缺，國內居民，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居民無法進行各種儲蓄形式的選擇。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可能造成的損失，或者為了保證能隨時取得消費物品，他們多以現金、黃金或其他消費的形式保存剩余產品。二是正規的與非正規的金融市場并存，造成金融市場的二元化。由于以國營金融機構為主體的正規金融市場的實際利率經常為負值，導致貸款需求過盛。這樣，無法從這些正規金融市場獲得貸款的投資者只得從“黑市”上獲取貸款，從而助長了非正規市場的出現和擴大。三是農村金融市場和城市金融市場的分化。在亞洲發展中國家，正規的銀行多設于城市，而且商業銀行為其主要組成部分。由于商業銀行從本質上說對短期的商業投資較感興趣，而對農村地區的貸款，尤其是周期長的生產性貸款則很少問律。70年代期間，在印尼，銀行信貸主要集中在爪哇地區，馬來西亞主要集中在吉隆坡，菲律賓在大馬尼拉。印度也有類似的情況，孟買、加爾各答、新德里和馬德拉斯這四個最大城市的 ’信貸資金占國內銀行信貸總量的85％。這種信貸流向加劇了農村地區的資金短缺，造成農村與城市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四是短期金融貸款和長期金融貸款的分化。由于利率受到限制，存款利率低，存款者不愿將手中的余款作為長期存款，投資者只能從短期資本市場上籌得大部分所需資金。例如，70年代期間，泰國約有1／4的商業資金是從個人手中或非正規資本市場上的信貸合作者手中籌措的。

第二，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投資效益低下。如前所述，50、60年代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主導型的金融體制在控制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增長、保證國家重點建設方面起過一定的作用。但這種政府干預式的信貸分配制度也是造成資金分配失調，投資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貸款利率受到限制。貸款收益很低的情況下，金融機構更多地傾向于只考慮借款人的信譽、政治背景等非經濟因素，而對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則考慮得甚少。許多銀行投資效益低下，一些國有金融機構更是困難重重，負債累累。80年代末，印度多數國有銀行無力償付的債務約占全部資產的4％，尼泊爾、巴基斯坦的主要幾家國有銀行的虧損額超過其業務總額的30％以上。

最后，匯率管制影響經濟長期穩定和出口貿易的發展。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各國相應地采取了多種嚴格的匯率管制措施，這同樣產生了許多問題。一是高估本國貨幣匯率，人為地扭曲了匯率的真實價值。當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相差甚遠時，將導致大量資金外逃、外匯短缺等問題的出現，最終迫使本國貨幣不斷地貶值。70年代后期，一些國家的經常項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現赤字，其中印尼1978年經常項目赤字達14．13億美元，菲律賓1979年時達14。95億美元，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在1980年時，經常項目赤字也分別達到1。78億19．2億和7．04億美元。為了促進出口，改善國際收支狀況。許多國家只得采取本國貨幣貶值的匯率政策。菲律賓1983—1985年兩次大幅度貨幣貶值，每次貶值超過20％。印尼在1976—1986年期間，共有三次貨幣貶值，平均每次貶值幅度達30％以上。二是穩定本國匯率代價太大，使國內經濟發展目標從屬于對外經濟目標。80年代以后，美國實行高利率政策，致使美元不斷升值。為了維持本國貨幣對美元的一定比價，許多國家的貨幣匯率也不同程度地隨之升值，使得出口競爭力大幅下降。1980年以后、東盟幾個主要國家的貿易項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現赤字，其中1981新加坡外貿赤字61。23億美元，菲律賓22．24億美元，泰國20．29億美元。1985年時，馬來西亞、菲律賓國內經濟還出現了負增長。

三、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制度的改革及其成效

受嚴格管理的金融體系在60、70年代曾是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施工業化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到了70年代后期，這一方法日益成為阻滯金融部門成長，妨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于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及東盟國家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行金融體制改革。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這股改革之風也波及到南亞以及越南、蒙古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場金融改革的重點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資金從非正規的金融市場吸納到正規的金融市場，健全金融機構；二是依靠市場機制，實現資金的有效分配。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1．實行利率自由化，放寬匯率管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別于70年代中期和后期解除了對存貸利率的管制；80年代初，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也先后撤消了對利率的管制；我國臺灣在整個80年代多次減少對各種存款利率的限制，并于1989年完全取消利率管制；韓國、泰國則通過調整利率、放寬利率上下波動的幅度，放松了對利率的管制。

利率自由化產生的經濟效果十分明顯。實際利率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金融黑市的發展，增強居民的儲蓄意愿，從而促進銀行經營范圍的擴大和籌措資本能力的提高，保障國內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1970一1989年，各國和地區的國內投資規模普遍擴大，平均每年的投資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明顯提高，其中新加坡為43％，馬來西亞為30．7％，韓國為30．7％，分別高于60年代的22．3％，16．1％和19．2％。

80年代起，各國匯率安排日趨靈活，至80年代下半期，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尼泊爾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韓國和斯里蘭卡則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管制的放松，大大增添了外匯市場的活力，不但有利于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發展，也有利于外資進入本國市場，促進整體經濟的成長。

2．培育資本市場，鼓勵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60一70年代，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的發展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金融體系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約。80年

代中期以后，各國和地區開始重視資本市場的發展，各種形式的金融機構不斷出現，資本市場日益壯大，其中證券市場的發展尤為迅速。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迅速發展，大大提高了金融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促進了金融資產的多樣化和貨幣體系的現代化。到1990年，中國臺灣、韓國的金融部門(包括不動產和交易業務)對GDP比重分別從1980年的6．1％和4％上升到1990年的10．8％和5％；同期印度、巴基斯坦的比重也分別從2．4％和2．1％上升到4．1％的3％。1990年，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的M：(包括非銀行金融資產，尤其是公司債券和商業票據)與GDP的比率分別已從1970年的66．3％和38．7％上長到106．2％和128。6％。

3．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減少對外國經營的限制。70年代以來，銀行業的國際化趨勢不斷加強。亞洲發展中國家順應這一發展趨勢，逐步廢除金融管制，準許外資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1992年，香港、新加坡的外資銀行(不包括分支機構)分別達到162和84家，成為亞洲地區外資銀行的兩個重要據點。1992年臺灣地區的外資銀行數也擴大到33家，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國的銀行也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外國金融機構可參與證券市場、保險市場以及離岸金融等方面的業務。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既彌補了國內投資資金的不足，又帶來了西方國家先進的金融管理經驗和專業技術，成為促進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總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只是各自的具體情況不同，有的發展速度較快，有的則剛剛起步。可以肯定，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這場金融改革的浪潮將會進一步加大。

四、改革的經驗與教訓

綜觀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改革過程，其間不乏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在強調減少政府對金融體系干預的同時。不能因此而忽視政府的調控作用，應隨著金融體制的不斷成熟和完善。進一步加強政府運用包括控制貨幣的發行量，調整信貸價格在內的貨幣政策來間接調節經濟運行節奏，確保經濟、金融秩序的穩定發展。在這方面，東盟幾個國家做得較好。1981—1986年期間，面對膨脹的壓力、除個別國家外，東盟各國運用貨幣政策，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發行實行嚴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國內通貨膨脹率。馬來西亞正是由于實行了這種緊縮的貨幣政策，通脹率從1980年的6．7％下降到1985年的1％以內。在控制貸款利率方面，泰國較為成功。1980一1981年泰國面臨不斷惡化的國際收支問題，金融當局及時地調高了銀行利率，改變了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的趨勢。1982年底、國內經濟穩定有所恢復。金融當局又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一季度，連續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降幅達3％，從而使國內經濟迅速恢復高速增長的勢頭。

第二，金融體制改革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必須采取循序漸進的方針，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可能引起的混亂。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進行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并末像某些拉美國家那樣、實行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借鑒了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伴隨金融自由化而出現金融危機的教訓，為降低風險程度采取了較為穩妥的改革措施，從而保證了金融改革的順利實施。例如，在外匯管制方面，并非在較短的時間內全面實行浮動匯率制，而是經過

不斷的調整、重復，最后才逐步進入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新加坡在1975止固定匯率，實行有管理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1978年完全解除匯率管制，但仍采用靈活的調整匯率政策，不斷調節新元偽外匯匯串。在利率方面，1979年泰國政府廢除工業貸款利率上限，1983年又重新引入貸款利率限制，并設立雙軌貸款利率，對不同的部門實行不同的貸款利率。1992年6月，取消放款利率最高限；從而實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臺灣地區的利率放松過程在整個80年代也經歷了幾個不斷反復的階段，最后才在1989年全面取消利率管制。

第三，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時，應相應地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在將銀行體系從嚴格的經濟管制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如果缺少有效的金融管理和銀行監督，可能導致一些產業集團利用銀行的私有化和國際化而獲得對一些銀行的控股權，并利用它們向集團所在的企業發放過度的貸款，從而助長營私舞弊現象的發生，也有可能使一些金融機構因不適應金融秩序的變革而陷入困境。80年代上半期菲律賓的兩家主要政府銀行??菲律賓國家銀行和菲律賓發展銀行就因喪失清償能力而被迫向中央銀行求助，引起了金融界的一陣混亂。因此，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利用法律和法規的手段，加強對金融業管理和監管顯得十分必要。

第四，金融體制的改革不是孤立地進行的一項改革，它是在整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尤其是在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進行的。盡管金融改革對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但并非金融改革走得越快，就一定能導致經濟增長越快。相反，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才是金融改革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因此，要保證金融改革的成功，還必須在其他領域，包括財政體制、貿易體制和對外經濟政策方面作出相應的配套改革，以避免因單方面放松金融管制而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總之，金融改革與宏觀經濟改革關系密切，兩者必須同步進行，否則金融部門發展過度，以致與貿易、生產領域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必然成為經濟和金融動蕩的根源。這一點已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改革實踐所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