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全800天沙村工區反思材料

安全800天沙村工區反思材料

2015年2月27日，將成為我們贛工段職工難忘的一天，我們段勝利實現了安全800天，給每一名鐵路職工搞響了安全警鐘，在這樣的日子里，我們應該怎樣做？怎樣才能保證鐵路運輸安全暢通？值得每一名鐵路職工深思。我工區結合段要求、車間的指導也于當日召開了安全700天反思，就安全風險管理卡控，切實做好安全生產工作，本班組嚴格按車間安排部署，認真學習了路局、段及車間安全緊急會議上的重要領導講話、及各類通報的學習事故學習反思同時也對自己在安全工作的表現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照班組管理在安全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查找和分析，使自己深感自身的安全行為離“安全第一”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通過對日常工作的分析，我認為班組管理還存在以下問題：

（1）安全第一的思想還沒有牢固樹立，安全意識較薄弱，主動參加安全教育積極性不高，對事關安全的問題不夠敏感。

（2）對規章制度以及相關安全、業務知識還不能完全掌握。每一起事故教訓，都是由一系列的違章造成的。縱觀近年來鐵路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故，客觀的因素少，設備的因素少，絕大部分是人為因素。有的是應知不知、應會不會，反映出業務素質的問題；有的是知道了、也會了，就是不按標準干，反映出思想素質的問題；業務素質方面，我對有關規定和作業制度學習還不夠積極主動，造成日常作業中對規章制度的掌握還不夠，還不能很好的應用，還沒有完全達到用規章指揮作業的目的。思想素質方面，存在怕麻煩簡化作業程序等現象。作業中不能完全落實標準化。在日常調度工作中，自己不能完全按照相關作業標準、制度執行，從而發生了許多問題。如：在對規對標中執行標準不強規定不嚴，造成作業混亂，給人身、設備安全帶來了安全隱患，也造成浪費時間現象；信息傳遞不及時，造成故障處理延時現象；對部分事關安全的重要電報通知傳達簡化，造成班組執行時存在偏差或不夠重視等。這些問題，都需要今后堅決改正。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今后我在安全上要努力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加強理論學習，提高安全意識。安全穩定事關工務設備和人命關天的大事，事關每名職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安全意識樹立不牢，必然給安全生產造成隱患。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須加強安全規章、法律法規的學習，進一步提高安全第一的責任意識，對任何事關安全的信息決不放過，不怕麻煩，一盯到底。

二是加強業務學習，提高安全水平。今后工作中要進一步加強業務知識和各類規章制度的學習，全面掌握各專業，特別是新“行規、安規、技規”專業知識、安全制度規定，現場安全作業方法，并在實際工作中嚴格執行，進一步提高自己及班組的安全防范水平。

三是事故處理全面考慮，采取措施時果斷迅速，講求輕重緩急和統籌布置。積極主動和現場保持不間斷聯系，按段及車間相關信息傳遞制度及時向領導和上級部門通報事故處理情況。

另外，對各專業事故預案，特別是現在防洪防斷階段的相關預案進行全面學習和掌握，出現情況及時啟動，在預案實施中根據現場情況與負責人聯系靈活執行預案，以確保事故處理快速、安全。

總之，通過這次安全800天檢查反思活動，進一步明確當前安全生產面臨的嚴峻形勢，不斷查找自身及班組存在的問題，在今后的工作中認真加以改正，以實際行動為工務安全生產做出新的貢獻

沙村工區：徐明

2014年11月19日

第二篇：班組撐起安全天

班組撐起安全天

臨汾市慶祝建黨90周年安全生產爭先創優演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評委、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叫，來自山西翼城首旺煤業有限責任公司，很榮幸能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參加“安全生產，爭先創優”演講比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班組撐起安全天》。

煤礦建設重在安全，安全建設重在班組。班組是煤礦安全生產的前沿陣地，是企業安全管理的基礎。近年來，我們首旺煤業積極推廣“白國周班組管理法”，強化班組安全建設，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大安全事故，創下了2007年7月至2010年10月1000多天無一例安全事故紀錄，演繹出了一個個安全生產的動人故事。

2005年公司創建之初，公司領導就認識到了班組建設對于企業的重要性，為了強化班組建設，使安全知識深入人心，公司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時間對員工進行安全知識培訓、業務考試、安全知識競賽和安全操作技能比賽，并對成績優秀者進行獎勵。同時建立起人性化管理檔案，組織各班組走訪員工家中，詳細了解每一位員工的家庭情況，并且為他們拍攝全家福，貼在各自的考勤薄上，讓他們在上班簽到、下班簽退時都可以看到家人幸福照，以此警示。在強化班組建設中，公司黨委堅持“以班組樹旗幟、黨員設崗位”為載體，力爭做到“黨員身邊無事故、班組范圍保安全”，竭力把黨建工作與安全生產融為一體，圍繞安全抓黨建，抓好安全促發展。

記得2009年，是公司經受嚴峻考驗的一年，尤其是進入后半年，公司正處于六證不全、企業效益不好、資金嚴重短缺、工人工資發放困難，工人情緒低落，企業又處在這復工復產最為關鍵的時刻，安全形勢十分嚴峻，容不得絲毫的差錯，在這一非常時期，公司黨委書記李猛要求公司全體員工勒緊腰帶，團結一致，堅定信心，共渡難關。共產黨員、班長劉青川帶領安全第一班組三名黨員一馬當先，迎難而上，連續出臺了三個2009年安全生產實施方案，組織人員對礦井進行地毯式排查隱患，嚴查“三違”現象。三個月時間，共排查隱患10多處，問題100余條，“三違”60余人次，有效的杜絕了事故的發生，為企業的復產做出了巨大貢獻。

公司黨委在抓員工思想上安全意識的同時，更加注重生產一線的安全操作，真正達到及時辨別安全事故，正確進行防范處理，消除事故隱患，確保安全生產。

2008年，公司決定對南翼進行開拓，成立了開拓隊，整體負責南翼開拓的所有工作。一提開拓南翼，公司上下都暗暗捏了一把汗，誰都知道，南翼煤田與已廢棄多年的殿兒垣煤礦毗鄰，該 2 礦的坑內積滿了廢水，圖紙資料又無處可尋，在開拓工程中，稍有不慎，很有可能發生重大透水事故。面對惡劣的開采環境，是進不是退，在這關鍵時刻，共產黨員、開拓隊隊長李青義代表全隊120名員工在開拓第一鉆前，舉起右手鄭重宣誓，接受了這項艱巨的任務。南翼開工后，全隊員工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嚴格執行“有疑必探，有掘必探”，“有掘必探，先探后掘”的原則，半個月下來進尺不到120多米。但是，就在進尺164米的9月16日，在班礦工張增富突然發現煤壁有掛紅現象，在這緊要關頭，隊長立即下令停止工作，員工馬上撤離現場，并立刻向上級做了匯報，經技術科實地考察，制定了詳細的處理方案，消除了安全隱患。隨著掘進的不斷推進，地質煤層時而發生變化，給掘進帶來難度，就在2009年11月9日，一班上班不久，頂板就發生不間斷的塌方，每進50公分就要研究一套方案，共產黨員、帶班長田守貴帶領全班人員謹慎操作每一個環節，一個班下來只能前進1.8米，下午3點半，就在他準備下班離崗時，一轉身綜掘面上方處又出現大批塌方，情況十分緊急，必須馬上排除，不能給不知情的接班人留下后患，隨即將全班人召集起來進行排除。待到事故排查完后，已是晚上八點四十分，上井準備洗澡時，他突然想起，在兩坂小學念書的11歲女兒放學還沒人接。因孩子小，家又住在離學校7華里的山區自然村，孩子每天上學都靠他用摩托接送。想到這里，他馬上騎上摩托車一路呼喚一路飛駛在山路 3 上，到家一看孩子還沒有回來，掉頭又沿路尋找孩子的蹤影，由于心急，他從孩子身邊過了兩次，都沒有發現孩子，第三次他推著摩托一路喊著、一路找著，每個叉道、每個抹角、每棵大樹后都詳細查看，當查到一邊是溝一邊是崖時，忽然看到懸崖的坯逢里有一個黑團，用車燈一照像是孩子，那一瞬間，他撂下摩托飛快奔上前去把孩子緊緊摟在懷里，看著連凍帶嚇的孩子話都說不成時，這個堅強的漢子不由淚流滿面：“曉曉，爸爸來了，我娃不怕，是爸爸不好，爸爸忙的把你給忘了。”他邊說邊用手在孩子頭上摸了一遍又一遍，當他看到帶病的妻子和鄰居也找來時，才從自卑中醒過來。開拓隊正是靠這種及時發現、愛崗奉獻、忘我工作的精神，南翼歷時三年掘進2800米，發現排除掛汗、掛紅、水叫聲等安全隱患，避免了四次重大透水事故的發生，確保了礦井的安全生產。

為了充分發揚開拓隊敢打硬仗的精神，公司黨委調整了各班組的黨員比例，發揮黨員在班組中的先鋒模范作用，傳遞開拓隊的優良作風，真正把各班組建成“招必來，攻必克，戰必勝”敢啃硬骨頭的隊伍，哪里有困難，他們就在哪里沖鋒，哪里有險情，他們就在哪里戰斗。

2010年6月，由于120萬噸改擴建任務的需要，急需一條大型運輸巷道，為綜采2102工作面服務。為節省開支，加快進度，公司決定，清理、利用一條廢棄30多年、全長2400余米的老巷 4 道，該巷道由于廢棄時間長，各種有毒有害物質頗多，積水甚多，泥沙沉淀，清理工作十分艱難，在這關鍵時刻，公司從開拓隊抽調兩個班組打前鋒。6月21日，時逢總經理李猛下井帶班，面對齊腰深的污水，他沒有大都市白面書生的嬌嫩，沒有總經理的身份，一聲令下，第一個跳進水里，帶領開拓隊，一米一米往前探，一件一件地安裝抽水設備，用鐵鍬清理泥沙。領導干部地率先垂范，大大激發了廣大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經過106天的艱苦奮戰，開拓隊提前完成了任務，不僅保證了改擴建工程的順利推進，還為公司節省資金1000余萬元。公司在給他們的賀獎詞這樣寫到：開拓隊是一把榔頭、一把可以擊碎任何困難的鐵榔頭。

我們首旺煤業創造1000多天無一例安全事故，靠得就是班組的安全。在此基礎上，公司在總結安全第一班組的作法時，提出“人人聯我、我聯人人、班組互聯、共排險情”的井下安全互聯網絡，做到當班井下工人，每人都有就近的安全網絡人。人人都是安全責任人，一出險情，相互保駕，有效地避免一件件不安全事故。

綜采隊鬧娃不會忘記，他因家庭發生矛盾、上班心情低落跑到運輸大巷時，是網絡聯系人劉青川奮不顧身把他拽了回來，避免了一次違章事故，挽救了他的生命。

綜掘隊王忠全不會忘記，由于自己思想麻痹，在行走過程中，手不小心托到皮帶下托輥上，整個右手臂被夾在托輥里，是網絡 5 人李文卓聽見呼叫，飛快奔到控制臺停機施救，挽救了他的一條胳膊。

開拓隊高學文不會忘記，去年在他清理廢棄巷道時，由于時間過長，腿關節不能彎曲，疼痛難忍，是工友王文根為了配制土藥方跑到60公里外的大河山上采集中草藥煎熬服用20多天，使其完全康復。

張紅軍等40多名困難職工更不會忘記，他們在孩子考上大學無力上繳學費的時候，是公司領導出資助學，圓了一個個孩子的大學夢等等，這一切一切都源于班組安全建設。

煤礦行業的朋友們：安全是一種希望，安全是一種寄托，安全是一種期盼，安全就是一切。它，傳承著人類文明的進程，它，凝聚著人們幸福與安康，它，維系著夢想和財富。艱辛成就偉業，奮斗創造輝煌。讓我們在上級黨委堅強領導下，攜手強化班組建設，致力落實安全責任，夯實規范管理基礎，共同創造我們企業安全生產輝煌未來。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大家！

第三篇：坊安街道沙埠村棚戶區改造工作總結_轉換

坊安街道沙埠村棚戶區改造工作總結

沙埠拆遷從7月25日進入提前拆遷階段，到7月31日，與原定在8月1日的正式拆遷還差1天時間，就已全部拆遷簽訂協議，簽訂率達100%。

（沙埠村居民點占地277.4畝，該村共?282戶、897口人；共有房屋315處，其中合法房產282處，村委及電工組辦公場所3處、養殖場9處、烤煙房7處。正房建筑面積共計29622.38平方米。

為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改善群眾居住條件，今年坊安街道借助上級棚戶區改造政策，啟動沙埠村拆遷改造。從4月中旬啟動沙埠拆遷，到7月底全部簽約，我們先后進行了2次房屋丈量、3次數據公示，并反復研究制定拆遷方案，多次進行思想宣傳，贏得了絕大多數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從而做到了順利拆遷、和諧拆遷。

具體做法：一是強化組織保障。街道成立了沙埠拆遷工作指揮部，組建了由區棚改辦同志、上屬部門、街道機關干部、23個村的黨支部書記組成的114人的工作隊伍，分工作監督組、宣傳動員組、群眾工作組、材料審核組、資金兌付組、安全保衛組等6個大組。其中，群眾工作組又分成每組12人的6個小組，分片做群眾思想工作，從組織和行動上保證了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是充分宣傳發動。街道組織拆遷工作人員，每天深入農戶家中，開展面對面宣傳，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打消了拆遷戶的思想顧慮，取得群眾的信任。同時，在村內張貼標語200多條，懸掛橫幅50多條，出動宣傳車每天巡回宣傳，制作了宣傳音頻利用村內高音喇叭全天候播放，形成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三是依法公開公正。多次召開村兩委成員會、黨員會和群眾代表會議，充分發揮黨員、群眾代表作用，廣泛征求意見，并聘請律師參與拆遷方案的研究制定。拆遷方案確定后，及時將拆遷安置辦法、補償標準等事項和環節向群眾公開，并在政策落實上一視同仁，堅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做到既依法依規，又保證了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

四是群眾利益至上。我們按照“先建后拆”“讓利于民”原則，投資1.49億元建成石埠社區安置樓，并進一步完善安置樓配套設施，進行天然氣和電力改造，并安裝太陽能、整體廚房，進行房屋內門裝修，做到水、電、暖、天然氣和有線電視、電話、寬帶全部入戶，最大限度維護群眾利益，確保躲遷居民及時回遷。

五是加強作風建設。我們將棚戶區改造現場作為鍛煉干部的主戰場，借力“作風建設年”，推行“一線工作法”。拆遷組的全體機關干部、部分村黨支部書記和上屬部門、區棚改辦的同志發揚不怕吃苦、連續作戰的精神，經常冒著連綿的大雨、頂著三十六七度的酷暑，披星戴月，從每天早上七點，到晚上十一二點，加班加點，全力靠上，反復宣傳，發放《搬遷補償細則》《拆遷通知》《搬遷補償明細表》，匯報每天進展情況，并積極主動了解、幫助群眾解決存在的實際困難，用行動和真情打動了群眾，感染了群眾，贏得了群眾的信賴，加快了拆遷進度。

第四篇：沙村田野調查

沙村田野調查

前言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有二十余年歷史。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上的沙村，改革放開的歷史卻只有十年。在1991年沙村的土地被國家征用作為一個新開發區一部分前，沙村仍然是中國大陸農村最閉塞、愚昧、落后的地區之一。征地后，到手的真金白銀、走入城市的夢想、繼續發大財的幻覺，曾引起村民極大的熱情和希望。

使人感到可怕的是，村民的這種熱情和希望只維持了約三年時間便轉為憂慮和失望。

本項調查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中國一些農村地區在某種情況下，從希望轉向失望的過程中，普遍的愚昧落后、簡單幻想、特別是干部的低能腐敗及權力網絡的非法運作怎樣起作用。其中可以看到，寬容與社會公正的重要概念，在這一變化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也看到，正是市場經濟要求向新的組織化、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的時候，農村原有的集體經濟卻瓦解了，又沒有新的經濟力量將農村經濟組織起來的預兆。這不得不令人感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還何其漫長。

沙村現在冊的村民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有小部分人出外就業或做生意，很少生活在村里。沙村姓氏雜亂，有程、褚、張三大姓，其中只有張姓出自同一家族。程姓和褚姓派系甚多，來自不同地域，同姓之間有時也以結義或認干親的方式聯誼，但并沒有某個姓氏修祠認宗。

歷來沙村所在地區的地理優勢都未被人發現、利用。十年前，沙村所在地區還被水網隔離，半島內沒有公路，只有一條通往縣城的土路，基本上處于封閉狀態，而且沒有土地，只有爛泥灘和亂石崗。5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有40多個打石場。如此破落閉塞的地方，在當時政府眼里完全沒有投資開發價值。如果不是一個著名外商經多番考察后，決定在這里投資進行整體開發，這個地區不會有現在的繁華富裕。外商于1991年底征地后，經十年的努力，沙村所在地區已經成為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樞紐，在原來爛灘亂石塘上，一座美麗的現代化海濱城市悄然屹立。

沙村就依在新城之旁。村內新樓鱗次櫛比，爭相比高斗靚。窄小的村道上摩托車川流不息，私家小車往來穿梭。村民欣喜結束了艱苦的農耕生活，可以一啖城市人的安逸。不過，村民沒有了土地，戶籍身份又屬「農業人口」，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福利。沙村也改制為「沙村管理區」，但其權力組織結構并沒有變化，只是換了塊招牌而已。

新城有步驟有節奏地建設著，并不像中國其它許多新興城市那樣轟建樓宇商場廠房來吸收外來人流。新城的建設，遠遠沒有村民所設想的那么快。隨著村集體經濟在幾年內迅速萎枯，村民開發初期的熱情漸漸冷淡下來，失望和迷茫也漸漸加重。他們并沒有像他們預想的那樣一夜暴富，永享安逸。

種種復雜有趣的故事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了。

一、外商征地：「那時候村里有錢」 沙村原有耕地1123畝，加上河灘爛地、山地等，共征用土地1362畝，沙村所在的鎮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按1992年沙村所在市發放的文件規定，每畝補償12000元，其中包括「土地賠償費」、「青苗賠償費」、和「勞動力安置補助費」。沙村共得征地款1634.4萬元，除支付青苗補償費和勞動力安置費5,020,582.09元外，還有約1132.3萬元。經過村支部會議決定，社員大會通過，先一次性發給村民每人4000元，從1994年開始，三年內成人每人每月300元，16歲以下200元生活費。發放的資金來源除征地款外，還有村所屬的四個石場的承包金，村自留地的轉讓金。

沙村有自留地約230畝，按照村1995年前公布的數據表明，共轉讓自留土地110畝，每平方米價格從250元到450元不等，應收金額22,077,804元，實際收到10,702,604元，尚欠收10,875,200元。欠款的追回情況以及1995年及以后的土地交易狀況，直到2000年才公布出來。2000年，管委會要求所轄的各個管理區成立財務公布欄，公布建筑工程、固定資產、收益分配、征地情況等。沙村2000年11月的《征地補償費收支情況公布表》中，征地應收金額為15,085,040元，表中沒有標明征地時間，所以征地的歷史情況不清楚。經過與1994年的征地公布表相對照，發現原來已收到的征地金額在新表中沒有反映出來，這15,085,040元中，有9,270,200元是1994年公布表中的拖欠款。按正常理解，沙村從1995年至2000年期間，賣出20畝地，應收款5,814,840元。（據辦事處1994年10月30日的《南沙東部七個管理區征地及相關情況一覽表》顯示，沙村于1992年以250元一平方米的價格轉讓土地50畝，于1994年以每平方米450元轉讓約120畝，共計44,289,000元。與村1995年前公布的22,077,804元相差一倍多。文中取用村公布的數據）。

從1992年到1995年間，沙村實際從土地獲得的資金有27,046,604元。村民每月的生活費從1994年初開始發放，至1996年中就因村無錢而終止。據有些村民估算，自1992年之后到現在，每個成人從村得到的資金是一萬三千元左右（除青苗賠償費），現任村委婦女主任認為有一萬六千元。因為財務收支的實際情況在沙村很敏感，做干部的都會回避有關資金的話題，連村民推舉的理財小組都不能輕易查閱村的財務帳，本文就只能以估算的方式來測定村集體資金的提留狀況。以每人16000元，全村人口不分老少1200人計，村分配給村民的生活費約1920萬元。四個石場1996交承包款1,789,333元，占當年村總收入的56%左右；1997石場向村繳交1,587,000元，占村總收入的42%左右。可以說，石場是沙村的主要經濟來源。從可以搜集到的公開數據分析，沙村至少從1996年起就已經入不敷出，石場承包款及其它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支付村的日常事務和村民公共的教育、醫療福利。所以，村集體掌握的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數目就是征地費用減去分配金額。以1996年前實收的征地款27,046,604元計，村集體可用于投資的資金大概為784.66萬元，加上尚未收到的1087.52萬元，共計1872.18萬元。

搞清楚了這個數目，就可以理解沙村人在征地后的1993-1997年間的一系列投資行為。這些投資，都是依賴于有雄厚資金支撐的心理，拿句村里人的話來說就是：「那時候村里有錢」。

二、投資黑洞：「集體沒有錢了」

沙村被外來資金推動著，不覺意間戲劇性地走上現代化之旅。大筆資金如夢降臨，沙村人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也沒有安排使用鉅額資金的經驗。那么，沙村人是怎樣運用這筆錢的？又得到了甚么樣的結果？

一開始，村委會就給了村民一個重諾，提出除每月的生活費外，另外還有每人20平方米的住房補貼。村委以這個為目的，開始招商興建商住樓，全村沒有一個人反對，以為將來一定是路路通順，有資金又正逢開發，肯定會發大財，個個都沉浸在輕松富裕起來的美夢中，沒有仔細思量投資的風險。

商住樓的底層設計為獨立商鋪，第二層為大商場，三樓到六樓為住房。村委以760元一平方米的價格承包給了外地建筑商，這個價格還只純是土建承包價，并不包含填土、水電、設計、管理等各種費用。要實現對村民的承諾，村委至少要補貼1824萬元，這無疑是個沉重的負擔。

盡管干部們信誓旦旦，村民們滿懷希望。承諾還是不能兌現。A、B棟商住樓在1996年底完工時，村委的財政就已經外強中干，一句「集體沒有錢了」，打算將商住樓賣出去，村民的20平方米就泡湯了。村民頓時一片嘩然，但也無計可施。

商住樓雖然沒有帶給村民普遍的收益，但卻讓小部分村民輕輕松松地賺了筆。商住樓出售之初，村里無人問津，書記很是著急，后來一位在外做生意多年的村民程蘇回到村委做事，向書記保證一個月內全部賣出去。他認為商住樓在高爾夫球場旁邊，環境好，價錢又低，沒理由賣不出去。程請了幾位外地朋友去商住樓轉了幾圈，又特地在村子里走走，遇到有村民問，他就說是來買樓的。這一招還真靈，他帶來的一位朋友買了一套，村里人聽說這件事就紛紛來訊問。一時間，眾人都認為會有外地人來買房。村委趁機出臺另一個政策，鼓勵村民訂購商品房，只交房款的四層，另外六層可以等到村民找到外地買家之后再補齊。兩棟樓很快以每平方米780元的價錢訂購一空。買樓的村民除了兩、三戶是自己住的外，其它的都在外面找買家，這些村民與外界交往相對多些，人面廣，大多在村里做過干部或是干部的親戚，通過關系介紹把樓轉手賣給了香港、廣州等地的客人，平均一套房凈賺一萬元。村長的兒子訂了三套進行轉手交易，不到一月時間全部賣出賺了三萬多元。

村里人又見到發財的機會，爭著落訂金訂購未完工的C棟，但這次卻沒有交上好運氣，遇上了爛尾樓。C棟至今還留著門窗未裝，一直擱在那里。村民說，村里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承包商頂不住，在2000年時撤了出來。C棟的業主很多是外地人，又交了房款，幾年來一直不能入住，意見很大，但也無可奈何。村支書對此也回避不談，并不十分理會。

承包商從村委拿不到應得的工程款，私下里將建樓的內幕爆給了幾個村民。他揭露說表面上他以每平方米760元承包，但實際村里只給了他500元一方，且現在還拖欠工程款。商住樓投標伊始，村里就在傳說商住樓的承包做了手腳，實價只有500元。牽涉其中的干部個個守口如瓶，財務室的會計和出納都是支書的親戚，村委不讓村民理財小組的人查帳，使得這種傳說猶為詭秘，更象真的。承包商泄露的口風證實了村民的猜測，卻沒有可得到手的真憑實據。不過，商住樓投資失敗是不爭的事實。A、B兩棟樓共支出6,297,664.20元，C棟已支付1,506,748.94元，至少還要付93萬元才能結算。三棟樓已支出7,804,413.14元，賣樓（包括住宅和商鋪）的總收入才3,859,911.82元，回收金額還不到支出的一半。雖然每棟樓的第二層還有待銷售，但目前不太有希望賣出去，因為這層是按大面積商場來設計的。在沙村這樣一個既非商貿區又非娛樂點的村落，如此的設計令人啼笑皆非。

沙村的干部將房地產投資失利歸咎于搞得太遲。每每提到鄰近的金村房地產搞得風風火火賣價高達1200元一方，他們都遺憾沒有把握住時機，似乎沒有人反省過投資的嚴肅性。倒是一班村民覺得當初不該搞房地產，但也不是從投資風險的角度來檢討的，大多數人認為搞房地產垮了是因為干部貪污，另有極少數人認為當初應該投資廠房。

沙村另一個至今讓人非議不解的，是與江西某企業合資的地氈廠。地氈廠從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一年內，共投入資金1,624,669.38元。1993年的一天，管委會的一個干部帶了個江西老板來沙村，老板表明有意與沙村合資建廠，招商心切的沙村村委干部很是歡迎。老板在東莞有一個地氈廠。村委很快組織黨員去東莞的地氈廠參觀，稍后村委干部又去到江西的總廠考察，一回來就召開黨支部大會，決定上這項工程。合同簽定沙村出場地出資金，江西廠家提供技術和工人。還有一個香港股東，香港股東沒有真正投資金到地氈廠，地氈廠借著他的名成為「中外合資企業」，以圖享有更多的優惠政策。沙村將原來的大會堂改為廠房，又從江西購進一批設備。設備運到了才知道是些舊貨。地氈廠還是開工了，由沙村和江西廠派來的人共同管理，沙村村長兼經理管理日常事務、財政和銷售，江西人負責出產品。這個半手工業的小工廠很快就因銷路不好而關閉。投入去的錢沒見到效益就不見了。村里花了十多萬元的訴訟費與江西廠打官司，最終將設備材料報廢，180多萬元的投資，一年間便剩下一萬余元。

村民眼見著錢象丟進水里一樣不見了，當然不肯罷休。理財小組多次要求查帳，村委以理財小組無權查帳幾番拒絕。村民據理力爭，指責干部「如果沒做違法的事，就不怕查帳」。村民與干部間的沖突越來越激烈，村委干部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指示財務室拿出部分帳目。理財小組發現一筆38萬元的材料款不清楚，錢是付給江西廠的。理財小組的人申稱沒見過這批材料，不明白為甚么還要付錢給江西廠。

1993年，沙村專門成立了發展公司，由支書兼任總經理，其它支委兼任副經理等其它職務，又在黨員村民中招聘了幾個職員負責具體事務。發展公司的支出收入都要經過書記簽名。商住樓是發展公司負責的其中一個項目。此外，還有道路修建、規劃、填土量方等，都由發展公司負責。村先后向發展公司投入94萬元，又向村民募股集資31.3萬元購買了拖車和樁機。

1993年時，建筑業很熱，村委認為拖車和樁機的出租前景好，發展公司也可以攬到些工程。1994年時，經濟過熱，國家緊縮銀根，市場開始疲軟，建筑業受的影響尤其劇烈。沙村拖車和樁機的租賃大受影響，1996年底，拖車和樁機就開始停放在村委前的空地里日曬雨淋，變得銹斑斑。

從1993年5月到1996年12月，發展公司收支相抵后只賺了183，349.16元。幾年來共付給村和村民股息25萬元。入股村民的損失，最后由村出錢補貼了一部分。

沙村還開辦了其它如水電公司之類的小公司，但目前幸存的只有發展公司。發展公司的命運也好不到哪里。自從2000年3月石場被統一關閉之后，村委決定裁員，在發展公司做事的聘用職員現在只剩下兩個。

折騰多年，沙村所做的投資血本無歸，更不要說為集體和村民帶來收益。真正為沙村持續帶來收入的還是村集體的傳統副業：石場、荔枝林、魚塘，加上計生罰款和土地轉讓。石場是高度污染環境的項目，但其每年的收入卻占村總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3月，石場關閉，沙村的集體經濟更是跌入低谷，基本的福利開支都難以應付，參加合作醫療的村民看病后遲遲不能報銷藥費。面對這種困境，村委表示要積極想辦法增加收入，并號召全民支持村委的工作，共同捱過這兩、三年。但村民卻十分懷疑村委的承諾，對集體經濟的去向并不樂觀。沙村的經濟危機沒能喚起村民共同進退的集體精神，相反，讓村民更加感受到不能依靠集體，要靠自己。

沙村還有幾筆不太清楚的自留地交易款，共有15,085,040元，這筆錢不知有沒有收到。如果沒有收到，這筆已經拖了六年之久的資金不知甚么時候能收回來；如果已經收齊，那么，集體經濟至此可謂名存實亡。

現在我們遇到一個悖論：改革開放將市場機制引入，經濟必須向新的組織化、規模化發展的時期，正好是農村原有的集體經濟解體的時候，而且既不能用過去的行政強制方法重組農村經濟，又沒有看到市場的力量能夠把農業經濟向現代集體型組織起來的前景。關鍵是資源散失、產權模糊，又還未有創新的力量。

三、八仙過海：貧富開始分化

村民并不十分清楚外商的征地款賠償的是哪些田地，也不清楚外商以甚么價補償給政府。村里傳聞，征地時把優質田當一般地收，高爾夫球場征去的林地至今沒有補償。所以，沙村有部分失業的村民對外商不滿。盡管外商在沙村所在地區的投資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素，而且沙村的勞動力已有約80%在外商投資項目中就業。

根據外商與沙村所在市國土局1991年擬定的《預征土地協議》，外商以水田每畝66000元，旱地每畝33000元，山地每畝10000元的價格補償給國土局，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青苗補償、勞動力安置補助費、附著物補償費、農田水利集資費、定購糧基金、口糧差價基金。實際情況如何，因為資料不齊，不得而知。集體投資連連失利，使一部分人的村內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又使一部分人多了選擇機會，增加了收入。特別是有些人增加了水平不低的「來歷不明」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漸出現貧富分化。目前，沙村有用二百幾萬修建祖屋的富人；也有月底要去小士多店賒口糧的貧民；只要夫妻中有一個找到工作做的，三餐也不憂；兩夫妻都有工做，日子就過得平穩安樂。

村民還是喜歡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他們可以八仙過海各現神通。只要不犯法，抓住機會就上。機會要靠廣泛的關系網絡才能抓住。一些膽大聰明勤快的村民主動出擊四處聯系交朋友，以期獲得信息或是分享各種資源。村中的幾個首富都是從包工頭做起，有長年在外包工程的，有承包沙村石場的，也有在征地中獲得鉅額青苗賠償費后從事工程業的。做工程，一時間成為賺錢的代名詞。改革以來，工程的水分多，已是大陸民眾的常識。只要有關系，就能攬工程賺大錢。攬工程就是拉關系。對農村來講猶為如此，農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市，除務農外的技術性工作，農民懂得最多的還是蓋房子，這個傳統行業在農村有一批熟練工匠。農民有了錢，第一件事就是修新樓。征地的收入，使得沙村一帶的農民有條件舊房換新樓、小屋變大廈。鵲起的建樓潮，忙壞了村里的建筑工匠，為應付越來越多的工程，工匠中有點資金和膽識的，就拉起了小隊伍搞承包。村中最有錢的王氏兄弟和郭某就這樣白手起家做起來。后來，郭將服務范圍擴展到了外面，不再在沙村做工程。實際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拉關系。沙村一個葉姓老板，近十年時間以低價承包了沙村兩個石場。村中傳說他與書記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往來，比如幫書記還賭債等。按理說，他利用各種手段借用權力資源獲取暴利，在某種意義上侵吞了集體資源，村民在心理上也應該反感。奇怪的是，村民卻并不怎么恨他，反而一些村民還對他有敬佩之意。大部分的村民靠打工、做小生意和跑船運積累家財，還有十幾戶人承包了村里的荔枝林。種荔枝辛苦一年賺得也不多，還要看老天爺。有門路找到工做，有穩定收入就最理想。1992年、1993年時建筑業很興旺，石場生意很好，沙村人積極買船跑水運運送石材沙石很是紅火，跑一次往返三天時間賺千多元輕易而舉，有的村民說那段時間甚至一天可以賺到三千元。1996年后，運輸業不景氣起來，很多以前開船的男人找不到工程，就賦閑在家，這些中年男人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平時就聚在一起打牌打臺球賭博，家中女人有工作的，倒也沒甚么，兩夫妻沒工做的，就只有吃老本。2000年5月石場清場后，對大多數村民的經濟都沒甚么影響，村民認為不關也沒錢發；對少數跑水運的家庭來說就是個打擊，船空閑著沒有用，男人也停工在家，主要收入來源被截斷，一時間找不到其它事做，村委招聘干部位置有限，沒有關系還進不去。有二十來家村民在這時掀起了個建樓的小高潮。一邊聽人叫窮一邊見到這么多人新起樓宇，好不讓人費解。村民卻覺得很正常，平時很忙，沒有閑工夫打點這些，現在沒事做，又有積蓄，當然要起樓啦！

越是困難，如何賺錢就越變得讓人費盡心神。村民做的一些小生意，顯現出村民對投資的謹慎和計算的精細，這些品格與集體行為的草率形成鮮明的對比。一位原在村里做過多年會計又在村水電站做過出納的老村民──根叔，在村撤消水電站后，在牛灣碼頭附近開了個小沙場，投資才一萬多元。他詳細地對我講述了開沙場的過程：他先聯系在鎮里做事的老朋友，征詢各種意見，有朋友認為做沙場好，而且保證介紹人買他的沙。頂下別人的沙場要花多少錢，一方沙能賺多少，怎樣請工人，怎樣調動工人的積極性，用甚么方法可以節約成本，一月要賣多少方沙才能維持正常動作，他都一一計算過。沙場運作第一年，根叔賺回本錢，扣除日常開銷外，還賺了部手機。后來因為沙場所在地要建大工程，根叔退了出來，根叔停止沙場生意時，沙村還欠根叔萬多元沙款。

大多數沙村人都很勤勞，舍得為家庭奔波。也有些好吃懶做，對工作又挑三撿四的，一旦村停止發放生活費后，就日顯窘迫。有一位村民這樣評述沙村村民：征了地有錢分，那些人不會想到，沒眼光，也看不到這樣的環境不會好長，拿著錢也不珍惜，大手大腳浪費得很，錢要珍惜的嘛，要投資才能錢生錢！有些人窮，抵他窮，他沒工做，好心幫他在石場找到工作，他還擺架子認為自己是做技術的怎么可以做力氣活。這個村民講得也是事實。沙村在征地后的幾年中賭博成風，大筆銀錢輸給外面來的人。沙村也確實有幾個游手好閑，沒有家底，還靠老婆養的男子，這種人在村里不能博得其它人的同情。讓村民同情嘆息的，是那些已失去勞動力的孤寡老人，是那幾家只剩些老弱病殘沒有能力掙取生活的窮困戶。有一個老黨員的凄苦景況，更成為人人都要引述的例子。村民引述他的例子，借此表明目前的沙村有多么不公平，集體有多么不關心村民，做了那么多年的黨員還落得個如此凄涼的下場。太平盛世中，一般人很少會為銀錢挺而走險。但現在，據說村里有人冒險運輸走私油，有人在外省與人合作翻制三級片，有各種參與非法活動的人。有意思的是，村民對此倒沒甚么意見，認為大家都是求生活。一位婦女講，如果她老公不是在前年底找到份工，也只有跟人去走私油了。在這里，可以看到村民的道德觀與法律觀念有出入。口頭上，村民也講法，事實上村民對法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理解。實際操作中，合法與否，不是決定行為的標準；「可不可以做」，才是決定行為的關鍵，這個標準與法的標準尺度不同，這個標準更為寬容。殺人放火做不得，走私漏稅卻可以悄悄做。為商住樓銷售出謀劃策的程蘇說：「一開發，我就主動找四個兄弟來開會，說現在是共產黨領導，即是共產主義時代，將來要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轉變階段屬于混亂階段，如果不趁這個機會找它一筆錢，將來就麻煩，當然不是打砸搶，在混亂階段有好多東西，比如可以偷稅漏稅，但是一旦逐步建成了那個制度，找錢就比較艱難了。在開發時，就算打穿頭都要在這幾年找筆錢。」這種心理已普遍在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了根。村民間形成的共同評價標準，不僅適于個人行為，也適于集體行為。村民更多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評判事件，這使得法的監督力量在農村大打折扣。一方面掌權者可以瞞天過海肆意而為；另一方面村民雖然意見多多卻依然容忍。只是，當各人掠食機會不平等，尤其是干部與普通村民間掠食機會不平等時，沖突就發生了。

或許有干部上臺之初也抱著為民為社區報務的心理，并非一早就策劃好怎樣掠奪集體財產。但發生在沙村所在地區甚至整個大陸普遍的貪污腐敗現象，不得不讓人拋開揣測個人本性善惡的問題，而來關注這樣一個事實：為甚么民眾會認為在這樣的管理體制中，無論甚么人掌握權力，其結果大致都會差不多？

村民共同評價標準的產生，可以看到沙村社區管理體制的混亂不合理。「掠食」在一般人心里成為「可以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出現這各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行為已相當普遍；二是對被集中的權力基本上談不上有甚么監督約束力量。而這后一點，更隱藏著一個非理性的預設：集體的領導者本性公正無私、才德兼備。

四、基礎破裂：村民對集體的失望

「集體」一直是農村社會主義的基礎。村中干部就以「集體」的化身、代言人來體現黨領導村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這一基礎發生很大變化。

初入沙村，就聞到村民與干部間強烈的火藥味。因集體資源分配而衍生出的沖突糾纏不清。征地之前，集體所有的船運業和石場承包給了個人，村民也包產到戶各自單干，干部與村民在公社化高度集中勞動中形成的依賴關系已經破裂，人與人之間輕松相處。群眾有時也會對干部不滿，但并不牽涉到普遍的利益，所以干部與村民之間關系還可以說是疏松中還有和諧。

然而一個原本可以為村民帶來極大利益的發展機遇，卻使干部與村民之間的關系緊張對立起來。原因是，征地所得的新財富將村民與干部重新綁在集體經濟的船上，而權力的性質及其追求的目標已發生根本變化。按規定，村所得的征地款要提留50%以上來作為發展資金。這個規定的前提是認為：農民自身處理經濟的能力不強，錢分配后，資金分散不利于發展；也可以防止村民使用不正當；集體提留起來，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保障村民以后的生活。在討論征地款分配方案的社員大會上，大部分村民也同意這個規定，認為由集體來操作，賺了錢有得分，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悲劇的前奏往往都甜蜜動人。沙村也逃不脫這樣的命運。如果不是當初將一切都設想得太美好，今天的沙村人也不會如此失落。這個有關今后幸福生活的規定，一開始就錯在制訂者、執行者和普通村民都低估了個體農民的能力而高估了集體的能力，沒有認識到集體的領導者同樣是沒有做過大額投資的農民。

在對個人與集體能力的評價中，社會公正的原則就已經被歷史遺留下來的偏見和習慣拋在了一邊。

中國的文化傳統向來「重群體而輕個人」，人是群體的人，是群體的財產，為了群體的利益應不惜犧牲個人。幾十年來，意識形態的需要，也促使官方文化大力宣揚集體的重要性和正確性，宣揚領導者代表集體，他們的行為是集體行為，他們的能力和決定不容置疑，一切個人利益都要服從集體利益。這是一個系統的意識形態預設。它假設了掌握現行體制權力的領導者一定是社會中可信賴的精英，他們都公正無私且才德皆在普通人之上；領導決定是不能懷疑的；上級領導者選定的下級領導者必定是最佳人選。

既然集體的領導者都「公正無私」，法律和監督對他們來講，就是多余。所以不難理解現實中司法力量的軟弱。現行的法律實質上對打著「集體」旗號的種種行為無可奈何。「集體」的觀念，在大陸傳統文化中占據著著思想領域的主流，在現實社會中更被許多人當作濫用權力的借口，而「集體」就為借用人帶來無窮好處。

沙村村委領導下的一次次集體投資，都是在發財的激情鑼鼓中開場，幾個跑龍套的才出來亮個相，就草草收場了，沒有一次不蝕本。而沙村村民自己在外做生意的，大多可以得到些回報。村民在投資過程中謹慎精細又捱得苦，相比之下，村委的舉動任性草率，似乎沒想過投資也有風險，而且處處夾雜著個人私利的算盤。他們不是缺乏生意頭腦，村委們自家搞生意成功的就不少。為甚么會這樣呢？根叔一語道破天機，他說：「我自己的生意，當然要用心機啦。為集體做，做了也不是你的。」

集體的力量在許多時候強于個人力量，但集體力量并不是在任何場合都是個體力量的疊加，集體內部的整合結果也可能是正負抵消。集體和個人在社會公正原則面前是平等的，不能藉以某一方控制壓抑另一方。可惜的是，「集體高于個人」作為官方文化，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都鋪天蓋地擺設于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

「集體」，其實是沒有一個確定實體的虛詞，最終仍以個人作代表，像一個實體似地做出決定或行使權利。在沙村，「集體」既實在又虛，甚么時候實甚么時候虛，就要看場合了。

五十多年來的農村行政體制都是書記說了算，一張嘴話事，第二把手只是個陪襯。這倒也培養出了書記或第一把手的「主人翁」精神。書記說：「哼，他算甚么？我還有一百五十畝田」時，書記全權代表了整個村集體。這個精神也表現在對村集體的投資項目做出決定的過程中。通常書記有了想法后，會預先與村委其它幾個支委開小會討論，然后召開黨員大會或村民大會，將村委的決定知會村民一聲。下面的人有沒有意見不重要，因為村委干部認為群眾的素質不高，不一定能理解村委的決定。召開大會只是形式上需要。實際上是村委幾個人甚或某個人代表集體做了決定，此時的集體是實在的，包含有幾個或一個實體人物。

投資失敗后，干部說「這是集體的決定，又不是我個人決定的」。這時集體變得虛幻起來。在「集體」中找不到一個可以為投資行為負責的實在個體，集體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推辭。在一個現代企業中，項目的負責人可能因為某個項目失敗而被追究責任。但在我們的體制中，因為「集體領導」正確的預設，所以沒有成文的規章制度來追究領導者的責任，除非發生重大事故，上級指示追究領導者的責任。至于投資失敗，在「投資有風險」的掩蓋下，鮮有被追究責任的。在農村，向一個虛詞──「集體」，追究投資責任，得來的也只是無關痛癢的幾句檢討。

無法追究「集體」責任，實際上是掌權者利用權力來遮閉自己、隱瞞真相、推御責任。在這種情況下，「集體高于個人」實際上成為權力者制造社會不公正的籍口。「集體」的投資行為成了干部用來掠食的手段。但在沒有外來力量追究干部掠食前，掌權者依然可以在「集體」的掩體里進進出出，演一幕幕投資鬧劇。比官員掠食更為可怕的，是長期依賴集體的民眾對集體失去信任。沙村人為「集體高于個人」的邏輯付出了沉痛的代價，眼見著一筆筆資金落花流水般不知所蹤，村民對集體的依賴就轉變成極度的不信任，表面上是對現任村委干部不信任，實際上是對進入集體領導中心的任何人都不予以信任。

對集體的失望，慢慢演變成對干部的反感，甚至產生對抗情緒。干群關系日趨惡化。無論干部還是村民，都生活在遠離理智的社會不公正里。在這樣的環境中，村民很少能分享權力的掠食機會，而干部的行為也受到村民夸大的指責。從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村民開始有意違反公正原則來評價干部的某些行為。對村民刺激最小的一項大工程，是2000年建成的「廣播電視大樓」。這個名最初由村委干部叫響，后來普及全村。所謂「廣播電視大樓」，實質上是由廣州某電視臺一個中層干部牽頭，組織一批廣州人在這里出資修建的住宅樓。沙村賣土地，負責代理建筑事務等。建樓的錢不由村里出，村民也就不太關心。即使如此，村民在大樓建成后也頗多微詞，嫌村里賺的錢太少。有黨員講，在黨支部大會上討論時，書記提出這幢樓準備以1300元一平方米的價格來計算。其時，沙村所在地區住宅的建筑成本在500-600元之間，書記夸下的海口，當然不能被投資者接受。經過磋商，雙方訂下包括土地等所有費用在內的價格：每平方米1000元。這個價位比預期的少了300元。本來，市道的情況村民也清楚，賣1300元是不可能的。但多年來的積怨、生活中出現的艱苦，使村民再次指責村干部不守信用，欺騙群眾。村民這次的指責，可以說是強詞奪理。當問及幾個村民是否了解建筑行情時，他們都表示很清楚，但「那些干部說過要賣1300元的，沒有賣得到，就是欺騙。」這些村民并沒有失去理智，這只是村民在無奈中采取的策略，以期加強外界對書記或其它甚么人的不滿。以不公正來對付不公正，讓人覺得可怕。當一個社會處處都充斥著這種戾氣的時候，就已經危機四伏了。村民對干部行為的不滿情緒，衍生到村的其它政策。只要是支出的項目，從村委管理費、公款吃喝費，到教育福利支出，都會有人提出批評。管理費、吃喝費用高是事實，批評得有理。對教育福利支出的批評就頗讓人費解。

隨著新城的發展，大量外來人才的涌入，沙村村民已意識到自身文化技能的不足。現在村民一致認為教育重要，中青年一代的父母也愿意為子女教育花錢。但在評論村對教育事業的支出時，他們卻普遍抱怨村每年用于小學校的錢太多，教師工資太高，有一千元那么多。事實上，村用于小學校的資金（包括聘用教師工資及各項費用在內），一年十五萬左右，1996對小學校的支出只占當年總支出的3.63%，1997年為4.12%。

近期，村民對教育支出的意見集中在新建教學樓事件上。2000年3月左右，村集體囊中空空時，管委會教育辦提出沙村小學與鄰村小學合并，在沙村小學修建一棟新的教學樓，教育辦出資三十萬，管委會出資五十萬，鄰村幾十萬，沙村五十萬。教學樓最初預算是一百七十多萬，最后需要大約二百萬。盡管改善教學條件對沙村有利，但對一些村民來說，這是筆無謂的投資。

村民對教育支出普遍抱有意見，一是懷疑干部在教學樓修建中獲利，二是集體發的錢越來越少，想從教育經費中節約開支。后一個原因，讓人覺得悲哀。一年十五萬左右的小學教育支出，即使全部拿來分給村民，一個人也只分得到一百二十多元。絕大多數村民生活也算小康，一百多元還不夠交一個月的手機費。村民對教育支出意見的自相矛盾，主要是體現了村民對「集體」和當權者的不信任。

「個人」的行為自己可以控制，個體認為甚么事值得就做甚么，個體的投資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定安全感。而「集體」的行為，村民個人不能控制，集體的利益分配也不能保證對個體公平。「集體財產」為集體所有，也即為集體中的每個成員所有，名義上的所有權者是一個個村民，它的使用權卻是「集體」，行使使用權的是模糊不定的「集體領導者」。這有點像股份制。與股份制不同的是，不論大小的股東都有權選擇參與或退出。「集體財產」不同，它是幾十年來由村民不分彼此共同累積起來的，要公正地將「股權」分還給村民很難，因為全村老少一千多人在財產的創造中貢獻不同，政策也不可能允許村民瓜分，村民沒有權利選擇退股，除非自動棄權。所以，好的集體對村民來講就是：有錢分。村里流行著一個有關「集體」的生動比喻：集體好比一家之父，村民是他的子女，父親找得到錢，兒女才會去親近他，他才能將兒女拉攏在一起；父親找不到錢，當然就沒人理他了。現在集體找不到錢，也就失去了親和力。村民也像干部一樣，應著不同的場景出入「集體」。做人有如斯的兒女，是大不幸。「集體」有這樣的「分子」，是自討苦吃。

村民不能自由組織經濟活動的時候，只能從「集體」的大鍋里分飯吃，這時的「集體」有號召力；現在村民知道「集體」靠不住，又各有賺錢的門路，所以「分子」并不都要依賴「集體」，此時的「集體」不再是保命的米飯，而只是外帶的一桌菜肴，不過有人手快搶了山珍海味，有人手慢只撿了條青菜，就此吵吵囔囔起來。「集體」在沙村已經失去它原有的含義，變成干部和村民根據需要隨意進出的「場所」。一旦它手中掌握的資源枯竭，徒具一副空殼，就對「分子」們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有號召力。「樹倒獼猻散」時，還高唱「把一切奉獻給集體」，也無事于補。

「集體高于個人」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邏輯在現實中已很難再演繹下去，整個國家和普通民眾為了這樣的一種邏輯付出了何其慘痛的代價，而且代價還在繼續支付，因為社會主義制度需要用這個邏輯來支持。

不過，沙村村民覺醒到不能依賴「集體」，讓人看到希望。當「集體」經濟慢慢萎縮，「集體經濟」時代產生的組織機構也會逐漸失去力量，要么隨著形勢轉變功能，要么被取代，要么放棄對富裕的追求回到「集體」的硬殼里。

五、權力腐敗：「既然已經爛了，就讓他爛到底」

干部的權力在條文中是用來為人民謀福利的。但權力在沙村，更像魔力。擁有它的人，不由自主滋生出魔性；受它感召的人，用盡種種手段接近。每向權力邁近一步，就多生出一分瘋狂。每在這時，就不知是權力腐敗導致混亂瘋狂，還是混亂瘋狂導致權力腐敗。

權力本身沒有正邪之分，只在被人使用時才具有倫理意義。換言之，使用者的行為決定了權力的正面或負面效應。濫用權力者，在不同制度的各個國家都不乏其人。一個社會，監督機制相對完善，制度、公眾輿論和道德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強迫掌權者規范自身的行為，可以減少許多以權謀私的機會。倘若監督不力，有許多空子可鉆，那么以權謀私、瀆職掠食的官員層出不窮也不足為怪。沙村的權力組織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迎來了巨變。村民的經濟活動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革，村的管理沿用的還是計劃經濟年代的組織模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組織機構已不再適用于市場經濟了。但沙村僅僅是一個小村子，在國家沒有頒令改制之前，它又豈能擅自改變現行的組織結構？何況，當權者也不愿意改變，因為，這個過時的組織，可以為他們帶來掠食機會。當權者正是在這個漏洞百出、滯后過時的組織機構里，將權力變換成金錢、地位、方便和保護等種種實際利益。

沙村最平常、最公開的掠食行為，是用公款吃喝玩樂。吃喝風在征地后的頭四年最厲害。整個鎮的干部都崇尚出去吃吃玩玩。上面一有人來，村委幾個干部都去作陪。因為多數以簽單的方式記帳，干部私宴幾個朋友，簽了單也無人知。膳食費簽單累積起來，數目驚人。僅僅三、四個有權簽單的要委，有時一個月簽的膳食費就達十萬多元。村里有三臺車也都被酒店拖走用來抵帳。

公款吃喝風養活了許多餐館，帶旺了發廊和娛樂業。鼎盛時期，娛樂點──金村的三陪小姐就達二千多人，當時整個鎮的人口才兩萬多。吃飯要有小姐陪才有樂趣。請一個小姐陪吃，包吃包喝還要給一百元。村民說那時候掏一百元輕松平常得很，一點也不心痛。1998年時，我與幾個村民在南北臺的船上吃飯，他們叫了兩個小姐，一人十元。經濟不好，小姐也降了價。

陪人吃飯，多數要請小姐的。外省來的女子漂亮，花點錢也值得。再說，多少生意和交易都是在歌廳里酒桌上達成。會玩會應酬，在男性村民眼里，是能力的表現。沙村的書記有一晚在某娛樂城的包間里，陪著一個年輕女子高歌之后，感嘆道：「男人連這些都不懂，成不了大事」。以這種方式來「成事」，社會成本高得荒唐。

村民見到干部公款吃喝、出外旅游得厲害，很是不滿，又擔心干部們將村里的錢花了，就吵鬧起來，要求村里把提留起來的那部分征地款發放給個人。其它村情形相似。條條村的村民都向管委會要求分錢。最后，管委會放開集體提留50%的限制，讓各村自行決定發放額度。沙村決定分配征地款的80%到戶。

吃喝在村民和干部的眼中不算是貪污。實際如何？從效果來看，吃喝和非法將財富納入個人口袋都造成集體財產大量流失，都屬于掠食。官員總是借口工作需要來把公款吃喝合法化。簽個名，筆筆膳費就有單有據了。請了甚么人，花了多少錢，全憑口說，中間沒有一個環節不可被人利用。披著合法外衣的背后，是連吃帶拿、報大金額、甚至有人從飯店支取零用。

簽個名就可以獲得這般好處，何樂而不為？用起公家的錢來比使自家的暢意瀟灑得多。實惠撈了，臉面也有了。有集體做后盾在外面混，也著實讓人羨慕。怪不得大吃大喝可以蔚然成風。

吃喝，是明著的。暗地里的，就更加神秘令人向往。「投資」，是巧取豪奪的好辦法，眼下已在整個大陸得以普及。沙村也不例外。沙村還有個特殊的例子是其它村沒有的。

財力雄厚的外商正在整體開發這個地區，一些私人老板認為這個地區的前景良好，就打算在周圍的村子投資。1993年左右，一個姓王的香港人，看中了沙村的位置，花了七百多萬元，買了沙村三十四畝地，準備起一家大酒樓。據說，王的大酒樓不符合新城的統一規劃安排，最后沒有被批準。王已在沙村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打樁工程，項目被撤消，王受了損失，提出退還土地，沙村不同意退款也拿不出錢來。王找到管委會，管委會出面調節，管委會對王怎樣安排不很清楚，但是自1997開始，每年約六十萬的糧油補貼就不再發下來，被管委會扣起來填補酒樓事件的帳目。沙村1995年前的幾宗大片土地交易中，王是唯一付清土地款的人。村收到的土地款在短短時間內就不知所蹤，最后要由村民全體負擔。當時剛征過地，村集體還有相當的經濟實力，用不著拿幾百萬來平衡收支。這么大筆錢，倏忽去向不明，由不得村民不懷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腳。

干部掠食與否及采用甚么手段，一般人沒有權利去取證，取證權利掌握在上級機構或司法機關手里。村民憑直覺和干部派系間紛爭時透露的口風，猜測干部的行為，可靠性不足。但大量集體資產在幾年內流失確是事實，損失的過程不清不楚、公布的帳目亂七八糟也是事實。最不可思議的是，征地以來，沙村村委干部從來沒有為資產流失負過責任，上級部門也沒有作過處理。像王氏酒樓這么明顯的個案，管委會都不作深入追究。對村干部來說，實在太「寬容」了。這使人懷疑，干部利用權力進行的掠食過程中，是否已形成一條生態鏈。

上級部門對下屬干部一貫的定向寬容，一方面傷害了村民對公正的期求，另一方面助長了不公正的資源配置行為。普通村民陷于精神、物質雙重不公正的境遇，無力自拔。

這種局面，不是追究某個人或一批人就能改變的。要減少轉型期間的不公正現象，除非改變現在的權力組織結構。干部有機會掠食，是他有權；上級部門可以包庇下屬，是因為有權；普通百姓利益受損，是因無權。沙村社區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種種風浪，都是權力在扮演推動角色。但卻完全看不到監督、約束權力的有效力量。

掌權者何以如此放肆，把黨紀國法當兒戲？刨根問底，正是權力組織形式的過時和不合理，促使掌權者將權力變成魔力。權力組織本身何不是人用來玩魔術的道具！

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講加強監督力度，講干部的社會主義道德修養，講正氣。只講，是改變不了現實極不公正局面的。不公正的來源不僅是人的私心雜念，更來自制度本身。沙村的權力組織形式還得延續下去。沙村黨支部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早已設定好的組織形式，讓它同時兼任村的行政管理工作。基層黨支部上傳下達，指導和監督村的各項工作。支部委員由五個人組成，書記權力最大，一統村的政治和經濟兩大權。

書記由黨員選舉產生，經由上級批準委任下來。書記一上任，黨員即使想要集體罷免書記，也要通過上級批準。所以，書記雖然是黨員選舉的，但書記實際上卻只對上級負責。而上級為了維護政績、地區形象，一般不會允許罷免書記的「騷亂」出現，即使有此類事件，也會使用調解手段，除非上級非常不滿意這個下屬，有心要讓他下臺，不過這種事很少發生，因為村支書能坐在上這把交椅，也有他堅固的關系網。這個關系網包括與之交好的上級干部，分享書記權力的部分黨員。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想法阻止彈劾書記。書記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也積極將部分權力分給其它黨員以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地位。

一旦成為書記，他的地位就相當穩定了。現任書記自1986年上任以來，除沒有實權的婦女主任一職是因退休換人外，村委的其它職位都換過人，獨有書記「巋然不動」。權力結構賦予書記偌大的權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輔助他穩固地位。更加令人向往書記之職。

黨員村民也明白其中的糾葛，所以不會在書記任期彈劾他，如果有人想取代現任的書記，也要等到換屆選舉之時。之前，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想法結交上級干部，拉攏對書記有意見的黨員。結交和拉攏都要符合對象的利益才能成功，要想登上書記的位置，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并且不一定成功。

想動搖書記的位置，就得從村民對現任書記最不滿的地方著手，在沙村，就是質疑書記的廉潔公正。有一個褚姓村民正在這樣做。褚某在征地前承包了大片林地，征地時就得到了四十多萬青苗賠償費，他用這筆資金做工程，建筑業不景氣后，又轉了許多行業，發展都不十分理想。褚某社會關系廣，也有錢，雖然他對我說不想做干部，他的一切舉動都是「為民」。但他1992年征地時是村長，1998年又參加村委委員競選，這兩年來更是積極與一批黨員聯系，請他們吃飯，批評書記的政策和人品，提出自己的治村方針，還在2000年初的石場賠償事件中出頭。書記一家對他很反感，認為他一直以來都在同書記爭，在村民中煽風點火，挑逗村民對書記不滿。從褚某的行為來看，他其實想回村委當干部。他很積極地挖掘書記在經濟活動中的漏洞，批評書記貪污、無能、不公正。他的意見在村民中有不少贊同者，但村民對他本人也頗有微詞，他在村民眼里并不公正廉潔，而且脾氣爆燥。相比之下，張書記溫和得多。沙村集體經濟局促，新的一屆選舉是否還會像上一屆那樣激烈？褚某說那樣一個爛攤子，沒有多少人愿意撿。書記也覺得做得累了。有些老黨員卻說，就讓張書記做下去，「既然已經爛了，讓他爛到底」。屆時情況如何呢？擬目以待。不過，村的財務報告顯示，村還有一大筆沒有收回來的土地轉讓金和一百多畝沒有轉讓的自留地。看來選舉激不激烈，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村民對這筆隱形財富的評估。如果這筆隱形財富有轉化為現金的可能，那么角逐村委委員職位的場面不會冷清。

權力在集體資源枯竭前，都還有相當的魅力。在現在這樣的權力機構中當一個掌權者，「掠食」相對順暢安全。集體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還會繼續演下去。不過，「讓他爛到底」這句話，聽起來使人毛骨悚然。

六、書記結網：送黨證還賭債

在轉型期，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管理體系，掌權者面臨的誘惑更多。加上監督力量不夠，掌權者可能會更多時候選擇濫用權力，公正和道德都不能對其產生預期的約束力。

在前面第四節提到過程蘇關于從「共產主義」轉到「資本主義」是「混亂階段」，打穿頭都要「在這幾年找筆錢」的理論，被沙村村民普遍接受。道德的約束力量亦已失效。當干部面臨誘惑濫用職權時，也不會受到良心譴責。不同人群用道德進行評判的區別在于：濫用權力的人認為掠食是普遍現象，自己這么做也正常；沒有權的人認為掠食是自私、有損大眾利益的行為。大多數沒有權的人有了權利，也會跟從地區的流行心理。這也是為甚么見過世面、精明的村民并不把村干部的掠食行為歸于干部個人道德敗壞，而認為權力這么大，存在很多機會，無論哪個人做領導，都會混水摸魚撈上一把的原因。道德評價差異歸結到最后是有沒有權力的差異。權力決定了掠食的機會和規模。站在不同道德立場來評價「掠食」行為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各自根據自己的利益要求來評判這種行為是否「道德」。在村民心理上普遍接受「掠食」符合人性的沙村，「道德」變向成為弱勢群體反抗權力者的武器，不再是純粹的行為參照體系。換言之，村民用「道德」來譴責干部「掠食」，但心理上卻認同「不道德」的「掠食」行為，只要有機會，也會參與「掠食」。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掠食」的。所以，村民也各出花招來沾權力的光，接近權力中心人物，成為權力網絡中的一個結點。

在構成網絡的人中，與書記相洽的親戚朋友是近水樓臺，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村委做事，一般的管理干部在換屆選舉時也參加職位競爭。在書記派系中的黨員，因為利益相關，彼此會互投選票，只要書記還在，他們的位置相對比較穩定。村財務室的出納和會計都是張書記的親戚。以前發展公司的程經理是書記的拜把兄弟，后來兩人一度關系疏遠，程就慢慢退出村委。

1998年換屆前，沙村有另一派──程派，村中姓程的并不是一家人，所以，姓程的不一定加入程派。沙村是個移民村，村民姓氏復雜繁多，張派和程派都吸收不少外姓成員。張派以張姓家族為主，程派以程姓的結拜兄弟為核心。程派在程天做村長時，勢力不小。以前兩派雖然爭權奪勢，但他們并不十分防礙對方「掠食」，只要一方不做得太過份，他們會在各自的范圍內「發財」。自程天出局，新的村委成員中沒有一個姓程，但程派的勢力還在牽制著書記。這股勢力來自一門四兄弟，人稱「程家四老虎」。他們成為權力網絡中一員的手法與其它村民有點不同。

程蘇四十出頭，在村委發展公司做聘用干部，他的一個弟弟是村治安隊隊長，另一個弟弟在村委開車。他們與前任村長程天結拜兄弟，口口聲聲稱程天為大哥。村里人背地里叫他們「壞人」，罵他們「太兇」，抓住書記的痛處，控制了書記，說他們用種種方式侵吞集體財產。但程蘇說這些不是真的，是村民妒忌他有錢才瞎編的。他說自已12歲就跟隨大隊出去做生意，見過世面，有經濟頭腦，1995年前開船掙了很多錢，現在也有自己的生意。

程蘇在十來年前還很貧困，別人住兩層樓的石屋時，他們家才一層。現在的程蘇家底殷實，兄弟幾個都有漂亮的新樓，程蘇還花十萬元訂了商住樓下五間鋪子。2000年「三八」節，村里沒錢發給婦女，準備取消例定的「三八」大會，程蘇自告奮勇，借出萬多元，為書記解了圍。程蘇覺得自己為村的貢獻不小，為村修筑道路出過很多主意，只是書記太軟弱，不能抵抗石場老板的干擾，執行不下去，使村失去找錢的機會不說還倒賠。他認為自己守法廉潔，之所以有今天的財富全靠勤勞才干。村民卻不這樣看他。一個村民說，程蘇最貪。他在沙村發展公司做干部，負責丈量填土土方和收錢。村里修路建樓和低洼地都要填土，土石方由石場提供。一個曾參加填土量方的老黨員說親眼看到程蘇作主報大土方量，村民理財小組的人也發現一張土方測量單上注明的填土面積比實際面積多一倍多。程蘇負責同石場結帳，經常以村的名義在石場支錢，致使石場欠村的錢有一部分收不回村。

程蘇不承認自己貪污，他認為自己做生意沒必要四處講，他現在就承包了某地幾多畝魚塘，村民見他有錢，又在村委做事，就說他貪污，真是可笑。

現在不知他笑不笑得起來。2000年年底時，程蘇牽涉到一起經濟糾紛中，被市法院傳訊。提出訴訟的李老板是市區的一個建筑商。法院的傳記訊使村民更強烈地關注起商住樓的招標內情。據村民講，當初沙村要建商住樓時，李通過關系找到程，表示想接這單工程。程向李保證可以，在未經村同意的情況下，與李簽訂了一份承包合同，李給了程二十萬元訂金。村委并沒有將工程給李，李找程追討二十萬元預付款，程說給了村委，村委干部說不知道，也沒有給合同蓋過章。李一直追問錢的下落都沒有結果，終于向法院提出訴訟。

一般在村里任職的都是黨員，但程家四兄弟只有最小的那個前兩年才入黨外，其它三個都是普通村民。四兄弟有三個在村委任職，而且沒有受到裁員影響。最小的程棠在1998年落選的情況下依然回到村里開車。即使書記知道他們有許多不正當的行為，但奈何不了。這是為甚么？村民說，書記有小辮子被他們抓在手里。

書記受到的很多批評，就與程氏兄弟有關。書記無力處理程氏兄弟，使黨員和群眾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平等待遇，部分黨員認為：書記放任程家兄弟為所欲為，為村民知法犯法提供了依據。

「違反計劃生育都能入黨！」。程棠違規超生，按沙村慣例是不夠資格入黨的。他入黨，令人吃驚更叫村人憤憤不平。程棠在村委開車，經常公車私用，每月報銷的油費、維修費和其它雜費水份很重，村里每年要為他開的那部「皇冠」小車支出七、八萬元。村干部不常出差，小車多數在本鎮打轉，很少跑長途，消耗卻這么大。村民很不滿他報大數、中飽滿私囊。在這種情況下，他能順利入黨，得益于某天賭錢贏了書記十多萬，他免了書記的賭債，提請書記讓他入黨。不久，他就如愿以償。書記批黨證還賭債。村民說現在可以用錢買黨員做，就源于此。

書記沒甚么不好，就是太愛賭。這是很多村民對張書記的評價。書記嗜賭，給許多人提供了機會。書記不怕輸錢，輸得多，自有人幫他補上，他只需用手中的權力為那人辦辦事，就兩相扯平了。

為書記填賭債填得多的要算承包石場的村民葉某。2000年農歷初二時，書記在葉某家同一班人賭博，輸了二十多萬，葉某為他清了賭債。葉某為書記的付出得到了回報。自他承包石場以來，就與書記唇齒相依。葉某承包的石場原來是書記侄子承包下來的，侄子不做了，書記沒有開黨員大會，就將石場轉包給葉某，十幾年來，葉某以極低價承包了沙村最大的石場，每年才交七萬多，前年上漲到九萬多。

上面幾個例子說明：在書記所結的權力網絡中，不僅權力擁有者有機會掠食，與他聯結成網的村民或企業主通過付出一定的代價，間接成為權力的使用者，亦尋求到掠食機會；權力擁有者也要依靠網絡才能開展工作和進行掠食。這個網絡極具排他性。公共資源在網絡內和網絡外之間進行分配，其結果是占人口比例極小的網絡中人，獲得社區的絕大多數資源；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網外人，只有承受不公正待遇，分得少數一點點公共資源。

七、村民上訪：「要一級級上報批準才行」

偶然也有反抗的。不過，反抗者要準備有可能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權力網絡外的村民與網絡中人發生沖突時，往往是網外人吃虧。沙村發生過多起種荔枝的村民和石場老板沖突的事件。石場運轉，要不斷征用村民種荔枝樹的山地，石場要按市里面的規定賠付村民青苗費。果樹由村委代石場收，青苗費也由村從石場收回后分給樹主。有時村干部從中牟利報大青苗費，石場會不認帳，拖欠賠償費；有時石場會將這筆賠償費用來抵村欠石場的款項。如果村不掏錢先將青苗款付給村民，村民得不到錢，會與石場老板或村干部沖突。有幾次僵持不下，吵得厲害，就有人通知管區的派出所。派出所來人后，二話不說，先將村民訓斥一翻，如果村民還不聽話，就給戴上手銬拉回派出所拘留起來。派出所所長與書記交好，自然幫書記網絡里的成員。村民討不到應得利益，還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在村中影響很不好。

村民要想引起這個掌權者的足夠重視，通行的辦法就是串連在一起抗議，村民叫「官逼民反」。權力網中的人稱他們「不聽話」。集體抗議行動目標大，傳了出去，影響干部的政績。村民施加的壓力足夠大時，權力網也會作些讓步，分配更多的利益給村民。征地后干部花錢大方、浪費嚴重，村民為保障自己的利益，集體上訪靜坐，要求把村提留的資金分配，管委會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同意村民自行決定分配方案。集體行動才能爭取到利益，是村民學到的重要一課。類似這樣的集體「造反」，沙村有好幾次，次次都能討回些利益。村民對「造反」津津樂道，講起來很是自豪。

村民本來可以通過正常渠道，溝通協商維護自己的利益。滿足村民要求，網絡的利益分配就會受損。以不公正的利益尋求為紐帶建立起來的權力網絡，遇到村民的利益要求時，不予理睬或采取強制手段堵塞村民的訴求。強權的運用，使加諸在村民身上的不公正更加明顯。協商的道路一開始就走不通，村民只有聚集起來借助「造反」的力量達成意愿。「造反」并不一定訴諸于暴力，它志在擴大影響，用輿論壓力來解決問題。在「造反」中，使用暴力更多的反而是權力網絡的武裝力量。

利用「造反」來尋求公正待遇，慢慢成為沙村的習慣，一有較多村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他們就聚集起來，聯名「造反」。此為村民之幸？抑或悲哀？一時還難以評論。

沙村最近的一次大規模「造反」，發生在1999年底2000年初，下面稱之為「石場賠償」事件。

石場1986年前是沙村集體經營的副業。1986年后承包給私人，當時只有一個石場──「一石場」。沙村又開辟了三個石場承包給私人和公司。以往，石場爆破所用的炸藥量比較正常，對村民樓屋的震動不大。石場的爆破會造成嚴重的沙塵污染。大概兩年前，為保護地區環境，石場被要求從2000年3月1日起停止爆石、五月清場。包括沙村在內的二十四個石場不約而同加大了爆破程度。爆破時，沙村有些樓屋好似從地上被抬起來一樣。村民多次向村委反映，但村委沒有采取措施。村民又反映到開發區管委會，管委會派人來看了看，也沒有解決問題。

1999年11月，上百戶村民聯名要求幾個石場賠償，原因是村民認為石場不適當的爆破行為震壞了村民的樓屋。同月，村民委托村理財小組組成一個房屋賠償小組，又委托村里幾個在外做生意的村民負責與石場老板談判。其中，1992年前做過村長的褚某，為此事，放下自己的工作，一個多月時間周旋于管委會和石場老板之間，他的家就座落在受害最嚴重的沙村新村（下灣）。為了確定賠償金額，房屋賠償小組將參加簽名的村民的房屋按照震裂程度分為四等。靠近石場的新村樓屋受震最嚴重，墻和天花板上的裂縫有的達一公分半寬左右，劃為一等；距離石場遠的樓屋受到石場爆破的影響較輕，只出現了些細長的裂紋，劃為四等。受震的等級劃分也是日后村民分配賠償金的依據，一等得到的賠償最多，四等最少。

第一次向石場提出的賠償金是七百萬元人民幣。遭到石場拒絕。村民想通過打官司來獲得賠償。房屋賠償小組請廣州市某單位為受震房屋測量裂縫的大小和深度，村民講測量結果表明樓屋的破裂與石場的爆破有關。有了這個依據，村民又托人向市中級法院里的熟人咨詢官司的勝算有多大，法院里的人認為贏的可能性極大，但是涉及的金額比較大，要請律師。

2000年1月20日，律師來到沙村接受村民咨詢，認為很有把握打贏這場官司，但是要收取一筆較大數目的律師費。村民不愿拿那么多錢出來打官司。通過法律程序來要求賠償不能成為現實。百多個村民聚在一起越說越氣，最后決定沖到山上去砸石場的辦公室，逼迫石場停產。這時，有村民認為砸爛東西逼停產造成的損失，石場也有權要求從賠償金里扣除，從而影響村民自己的利益。村民們聽從了勸告，上到石場也沒有動粗。當時，派出所派了人到石場，以防村民做出意外的舉動。因為村民有禮有節，人數眾多，派出所沒有拉人。但警告當頭的褚某，如果再搞事，首先就要銬他。賠償金額一降再降，房屋賠償小組與石場幾經討價還價都未能達成協議。某村民提出應該借助媒體的力量，他說「記者的一桿筆厲害過你的槍」。2000年2月23日，幾個村民開車上廣州，找到《羊城晚報》，將情況反映給接待室的工作人員。管委會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打電話通知這幾個村民，說這些事不用鬧得這么大，有事好商量。管委會告訴村民不能直接上訪報社，「上訪傳媒，必須經過開發區的廣播文化宣傳部門同意，要一級級上報批準才行」。書記當時在家講到：「他們以為就這樣去報社就行了？正傻佬！要上訪，還得經過鎮文化部門同意簽字才行！」

沒有任何條例規定村民上訪之前要獲得鎮或某個部門的同意。書記說出這番話，也是從上級那里拾來的牙穗。書記不一定真正知道上訪不需要官方同意。但他認同這種講法，這個講法可以更好地保障他避免村民上訪帶來的壓力。一般村民對法律法規認識不多，對這個講法也將信將疑。但對見過世面的村民來說，這種講法只是干部為了阻止上訪才編出來嚇唬人的。2000年3月，事情終于都有了結局。四個石場同意賠給村民共十八萬元，分兩次給，3月1號給九萬，4月1號給九萬。錢撥到村里專門的帳戶里，村集體不能挪用。到此時，村委才在這件事中露了個臉，此前，村委一直保持不理不管的態度。村民認為書記和幾個支委不出面，是因為他們靠石場老板養著。

賠償金撥落來已經十個多月了，但是還沒有分配下去。房屋賠償小組的人也覺得很難做。錢不多，平攤下來，一戶就一千多元，與村民原來希望的七百萬元差得太遠。這點錢也就僅夠刷刷灰。原來沒有簽名的村民，看到有錢賠下來，認為自己的房屋也被石場震爛了，要求從中分羹，就連村里承包石場的那個老板也要求為自己的房屋分取賠償金。村民參加「造反」，有其利益取向。雖然石場是沙村最大的收入來源，支持著村委的日常事務，但大多數人贊成關閉石場。許多村民說：石場在的時候也沒有錢分，灰塵大，污染嚴重，關閉了，空氣還好得多。選在這個時候舉事，是意識到石場一旦于五月撤走，就再沒有機會要求彌補損失。要求賠償的村民中有不少混水摸魚的，卻沒有與石場老板打過交道的干部，連災情算得上一等的書記家也沒有加入索賠。

村民「造反」又一次討得些利益，雖然比最早設想的差了許多。在整個過程中，村民吸取以前的經驗，不只一味吵鬧，而是有理有節，選派代表，不給對方留下「騷亂」的借口，也懂得借用新聞媒體的力量來達到目的，雖然報社并沒有就沙村之事追蹤報導，僅去了趟報社就引起權力網絡足夠的重視。看來權力網絡對自己控制不了的新聞媒體也有所忌諱，新聞一報導，影響官員的政績、地區形象不說，最可怕的是上級有可能在媒體的壓力下關注地區情況，一旦追究起來，這個地區的權力網絡不被摧毀也會元氣大傷。畢竟，權力網絡建立的道德基礎──認同掠食，違反了社會公正原則，也與法律不兼容。認識到了媒體力量的村民，不知下次是集體「造反」呢，還是徑直去報社。要報社通通為這些事情曝光太強人所難，報社每天接到的這種投訴多不勝數，況且最后處理事件的還是各個權力網絡。為甚么一定要等曝光之后才去重視呢？事情不就發生在眼皮底下？難道一介村民想得到公正，就只能「以暴制暴」？面對這樣的狀況，不禁令人為中國的現代化擔憂。

八、合同帳目：檔案室堆滿「機密」卷宗

有幾次村民提出查帳，都被村委以「村財務機密，不能隨便查」為由拒絕。村民提出：村的集體經濟人人都有份，村民有責任了解投資情況，不給翻看帳目說不過去。

村委為甚么不給村民查看合同帳務？有的干部說這是機密當然不能給一般人查閱；有的干部說村民素質不高，理解不了還到處瞎說。而村民說干部不讓村民查帳是因為心虛。究竟經濟合同和帳目是不是機密？

村委干部認為：許多事是黨支部內部的事，不能向村民說，經濟活動由黨支部代理，領導有領導的考慮，村民不一定理解，村務不完全公開，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村民卻認為：集體財產人人有份，財產所有人有權了解所屬財產的種種情況，集體財產的代理人也有責任和義務向村民解釋投資的各個環節及提供詳細的財務報告。

村民要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村委應該向村民公開經濟活動中的合同和帳目。將合同和帳目列為「機密」，是假機密，實質是隱瞞真相。

各說各有理。事情到底怎樣發展的呢？還是看看沙村。

村里有許多「機密」。檔案柜里堆滿寫著機密的卷宗。上級發下來的僅供領導參閱一些文件當然是機密；村歷年來人口數量、甚么時候是土房，甚么時候有磚房有車等，也是機密。卷宗按規定不能給外人翻看。想了解情況，要通過書記同會計室的會計打招呼，把想知道的項目寫下來交給會計，由他查找。

領導參考文件、戶籍登記、村歷年基本情況等按規定列為機密，對村民來說沒甚么影響，村民對村史爛熟于胸，也用不著花工夫去查與生計無關的材料。他們想了解的是財務帳目和各種合同。但這些偏偏也是機密，而且要想征得村委同意查問其中有關細節通常很難。近十年來，村民不斷要求查對帳目，不斷遭到拒絕，除非把事情鬧大，村民才能得到查帳機會。相比之下，了解村史更容易。與集體經濟有關的合同和帳目，在村民心中不應是甚么機密，在村委干部眼里卻是機密。這個矛盾阻礙著村民和干部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合同和帳務披上「機密」的外衣，在村民眼中倍添詭秘。不能隨便翻閱帳目和合同，使村民更加懷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腳，有甚么見不得人的事。或許干部一清二白，沒做對不起村民的事，變成「機密」的合同帳務，只能加深村民對干部的猜測，使村民與干部間的溝通更困難；如果干部真有不能為人知的舉動，那么，「機密」就成為不法行為的保護外衣。機密的合同帳目，在沙村成為村民和干部沖突加劇的催化劑。一方要求公開，一方極力拖延隱晦，雙方長期陷在爭論合同帳目是否「機密」的拉鋸戰中。一牽涉到村的投資糾紛，就回到查帳的老問題上。干部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設立的「機密」限制，在實際中不僅沒能避免誤會，反而激化了村民與干部的沖突，增加了村民對干部的不信任，傷害了村民的知情意愿。從實際效果來看，將集體經濟活動中的合同帳目作為「機密」對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況且經濟活動對村民公開有法可依。

2000年按規定設立財務公布欄后，情況有所好轉。村委一年至少兩次更新財務公布表。公布表包括《*月份收入公布表》、《*月份支出公布表》、《基建工程公布表》、《固定資產公布表》、《*月份福利費收支公布表》、《*月份債權債務公布表》、《征地補償費收支情況公布表》、《收支分配計劃及執行情況公布表（預決算表）》、《*月份出納帳情況公布表》等十個表。不過，公布表中的內容，有些地方讓人混淆不清，特別是牽涉到大額金額時，更讓人不明白。村另外公布了幾次投資的帳目，都是只有撥款的時間沒有撥款的原由。村民可以了解到一共投資了多少錢，還是不清楚具體用在甚么方面。

經濟合同還是沒有公開，許多村民說合同才是關鍵，村里有的合同被偷梁換柱更改過。一個以前做過干部的黨員村民說，在他極力要求之下看過一份以前經由他手的合同，發現合同已經被改過。他說的是不是真事，村民沒法判斷。因為村民歷來都不清楚各個合同的具體內容，村民是從部分干部和黨員口中了解到工程或投資項目情況的，以前的合同沒見過，現在的合同也沒見過，村民不能真正辨別這個黨員村民所說事件的真假。但不論真假，合同不輕易給人查是事實，一些對現狀非常不滿的黨員開始附和這個黨員，向一般村民講說村委干部撰改合同。

一份真的經濟合同有資格說明投資活動的真相。村委干部為甚么不公開合同來為自己清洗嫌疑，令人困惑。作為研究者不能妄加揣度干部的意圖，只能感嘆一件物品或一個真相貼上「機密」的標簽，就剝奪了一般人對它的知情權，在掌權者和普通村民間又增添一種不公正。

改革開放前，政治掛帥時期，為了政治斗爭階級斗爭的需要，全國揪出成千上萬假想的「敵人」。在「敵情」四起的年代，大凡與集體、政策有關的內容都是機密，不能隨便讓「敵人」得知。劃定「機密」的習慣延續到今天，就慢慢變成為當權者有選擇地封鎖隱瞞某些事實和信息。

掌權者隱瞞的不止是經濟活動的真實環節，還有政治活動的細節。村委籍口黨支部內的事，不向村民公開選舉中出現的問題。1998年選舉時，對書記之位競爭激烈，各路人馬出盡招數拉票，書記用公款請年老的黨員吃飯、桑拿，原村長程天也公款請中青年黨員大餐一頓，原治保主任李某甚至出錢買票。程天的好友周某由上級派來主持沙村選舉工作，周某在黨員分組討論候選人名單時，明確提示不要選張書記，當時就有與張交好的黨員反對周某的做法，此事被張知道后，通報到鎮里，程天因此被借口年齡大取消了候選人資格。選舉時，每人發一張選票，票上印有六格，預先由支委提出來的五個候選人名字占了五格，還剩一格由黨員自由提名。但黨員說，選舉時分三組，每個組都有人在場監視，老黨員說只能照著已有的提名打勾，不敢寫其它人的名字上去，有人在場監視不說，還怕筆被認出來對自己不利。沙村此次選舉也算得熱鬧非常，李某拉票、程天打擊對手之事在村里鬧得沸沸揚揚，普通黨員、群眾私下談論紛紛，但村委卻沒有開口對村民作過解釋，理由是：支部內部的事，不便讓一般群眾知道。

從這些事看到，村民要表達自己的心聲一點不容易。權力網絡可以找出甚至編出很多理由來阻止村民心聲的傳播。盡管村民對現狀諸多不滿和批評，但這些意見大多限于私下交談，流傳于村子內部，傳達到外部的信息并不多。村民的聲音不能順當傳至上層，一是權力網絡中的人有意阻撓意見傳播；二是村民很少有機會接觸上層掌權者；三是不到萬不得已，村民不會開罪掌權者，畢竟，他們還要在這個地方生活。

權力網絡就像臺濾波器，把村民的各種聲音過濾一次，對網絡有利的就傳播出去，對掌權者不利的就濾掉。村民保護自身利益的聲音，在權力網絡的阻撓下變得微弱。而掌權者依然可以借用「機密」之名進行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黑箱操作」。「黑箱操作」引致集體資源大量流失、普通村民的民主權利受到侵害。眾多假「機密」遮掩著權力網絡中人在不公正基礎上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事實。普通村民的應得利益，在地區轉型發展初期不公正的原始資本積累中被犧牲掉。

沙村地區現在交通發達了，民意表達卻不順暢。這個反差，讓人看到沙村地區的現代化外表下隱藏著許多陳腐不合時宜的東西，它阻止普通村民的思想理念向現代方向轉變，拖滯著村民在強烈現代化沖擊下產生的改良意愿。雖然不滿現狀的村民很多，但他們的意見經過權力網絡后變得細小微弱，最后還要視干部的意愿來決定是否予以采納。而掌權者的聲音可以一當十，他們之間的聯網保障了他們意愿的實行。平民依賴于高層而不是依靠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方式，很難將聲音輸入權力網絡之中，唯有將怨氣積累起來擇時「造反」。

九、披著西裝的農民：失望中的希望

封閉的村落突然之間向外打開，一時間思想紛呈。待熱鬧過后，塵埃落定，讓人看到的卻滿是各種不公正現象。由于歷史、制度等原因，地區發展的同時，也為權力網絡中人提供了大量的掠食機會，普通村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政治生活都受到不公正的侵害。社會公正原則在轉型中的沙村地區被人為踐踏。對「集體大于個人」的宣揚、過時的權力組織、共同掠食的權力網絡以及眾多的機密，為掌權者和權力分享者提供了掠食的機會、場所、手段和保護。集體資源在權力網絡中人和普通村民間不平等分配的同時，村民還要忍受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村民對民主、對公正的希求期望在權力網絡中人保護自身利益的行動中支離破碎，以致整個地區民眾普遍接受「掠食」是符合人性的心理反應。村民維護自己利益，對抗權力網絡時，也超越公正原則采用夸張手法。沙村地區的城市建設、生活方式在外力推動下漸入現代境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對現代社會重要的「公正」原則置若罔聞。

地區快速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卻遠遠落在后面。村民的衣食住行加入許多現代因素，思想也漸漸在沖突中轉變，開始注重自己的權利和人格、質疑權力的組織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平等，他們希望有更適宜現代生活的組織方式。不過，他們的轉變與地區的現代化比起來，慢得太多。地區物質方面的現代化有步驟有計劃有明確方向地進行著，村民卻是在無數的教訓中盲目摸索現代社會應有的方式。村民憑著勤勞富裕了，從貧困到富裕直至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會有多少村民去思考現代化的真實含義。但村民利益受損時，自會運用「公正」、「民主」的概念去評價自己及他人的行為，去尋求保障「公正」和「民主」的途徑、方法。村民的尋求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一是村民自身素質有限，他們對現代公正、民主的了解僅來源于香港電視和可以訂閱的報刊。地區發展前，村民沒有現代化的經驗，地區發展后，也沒有人為村民舉辦現代化知識講座；二是地區權力網絡為了保證權力和掠食，阻止村民對現代民主、公正的要求。從后一點來說，掌權者的行為向現代化的轉變還落后于普通村民。掌權者怎樣利用手中的權力，影響著整個地區民眾精神現代化的進程。可惜的是，沙村地區的領導沒有能力也沒有準備帶領村民學習、接受現代社會的基本精神。所以，在這個外表快速現代化的地區，權力機構并沒有秉持社會寬容原則，去接納重視村民的不同意見。相反，權力網絡中人在各種相互包庇中如魚得水，恣意行事。而整個地區社會的不公正就由此產生。

沙村地區社會在「集體大于個人」的思想指導下，不公正地評估集體能力和個人能力，讓集體代理人享有全權處理集體事務的權力，從而擁有潛在的掠食機會，造就集體資源在領導者和村民間不公正分配的可能。同時，社會用比對個人行為寬容得多的態度對待集體行為。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里，集體和個人是平等的，不允許個人用不正當手法侵害集體利益，也不允許假借集體之名侵犯個人。村一級的權力組織，不僅不能有效地防止公權使用者「假公濟私」，還催生了使用者的掠食行為。過時的權力組織賦予領導者過大的權力，又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約束權力的使用。不斷加強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無法制止干部濫用權力。公正原則被拋在一邊，大量集體財產流失到少數個人手中。掌權者掠食得到權力網絡的保護，一般村民也沒有能力打破權力網絡驅逐不受歡迎的掠食者。

在沙村地區，現代社會的公正和寬容原則還沒有在現代化的外表下良好發育出來。管理地區的權力機構還是現代化前的那一個，只不過從小樓搬進大廈再掛上些現代對象而已。沙村的干部離現代社會的理性原則還很遠。所以無論他們怎樣用潮流衣物來裝扮自己、用現代產品來充實家庭，他們都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現代人。他們只是披著西裝的農民，讓人失望。

不過可喜的是，失望中還有希望。村民雖然自身素質不高，但因強烈受著鄰近香港的影響，在與權力的沖突中，積極提倡模仿香港社會的管理模式。比如村民提出：村委干部候選人應在選舉前提出具體的施政報告；干部應該由全民直選；設立像香港廉正公署一樣的獨立監察機構。村民不完全了解香港社會制度的基礎和運作方式，只是憑經驗認為香港的管理模式好過現在村子用的模式。他們在多年的實際生活中感受到村子的現行管理方式有很多漏洞，因此要求啟用一套可以帶來更多公正的管理機制。

與村民相比，地方管理官員在這方面似乎落后些，他們并不喜歡這些建議。官員常說現在的村民「不聽話」、「不好管」。在他們心中，還把村民當成他們的子民，而不是享有平等權利的現代公民。滿腦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封建思想的官員，又怎能給村民以平等和公正呢？不論官員是否真的食古不化，但在維護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毫不猶豫地訓斥村民「不聽話」。

沙村的現狀，讓人感到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之路何其艱辛漫長。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跟不上現代化進程，必然拖滯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我們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城市閃爍的霓虹和高樓大廈，看不到淹沒在城市陰影里的農村。像沙村這樣算得上富裕安樂的村子，在大陸并不多，還有位數不少的村莊掙扎在溫飽線上。沙村也算是走在大陸農村現代化的前列了，還有更多的村莊遠遠沒有起步。沙村的現代化尚且如此不盡人意，其它的就可想而知。

清代末年的現代化受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注重發展一個個孤島似的城市而忽略廣大農村的跟進，農村被拋在現代化的后面逐漸衰敗，農民生活困難，城市的發展也失去了有力的后繼支持，最終導致社會動蕩不安，現代化擱淺。大陸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仍一如繼往地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少數大城市的國際化、不改變農村現有的權力組織形式，那么，強調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和對農村不正之風的整治，也只能流于文件之中。現在實力雄厚的城市與羸弱的農村已經是站在懸殊的起跑線上，距離也拉得越來越遠。長此以往，滯后的農村必將影響城市的發展，拖延大陸的現代化。

要加快農村的現代化，除向農村投入資金外，更緊迫的是改變農村現有的權力組織，為農民創造一個公正的環境。后一點比前一點重要，也更難做到。

第五篇：安沙小學教學管理經驗交流材料

安沙小學教學管理交流材料

回顧這幾年學校的教育教學各項工作，我們以推進素質教育為內容，緊緊圍繞“重管理、求質量、抓細節、創特色、提內涵、促和諧、升品位”的工作目標，大力實施高效課堂及教育教研改革，狠抓教學常規管理，全面提高教學質量。

一、加強領導，優化常規教學管理

新的教育理念把學校領導定位為既是教學的領導者、組織者，又是教學的參與者、服務者。加強領導，優化學校教學管理，就是要服務教師，服務教學，千方百計地為提高辦學效率，提高辦學質量保駕護航。

一是成立了以校長為組長，教導主任為副組長、教師全員參與教學教研工作。學校領導從每個教師期初制定教學計劃，到平時的備、教、改、導等，再到期末質量檢測都進行全程管理與督查。二是建立評價機制，強化動態管理。建立了教師個人成長業務檔案袋（內有個人、學生輔導各種獲獎情況等）。通過檔案袋來反映教師進步成長和發展情況，為評價提供可靠依據。三是抓好常規教學，學校行政堅持每月進行一次常規檢查，每周進行一次班級常規評比，要求值周老師落實常規履職的，必須做到“細、嚴、實”，使常規管理規范化、制度化。

三、強化師資隊伍，提升發展內涵

我校作為安沙鎮的老牌學校，我們首先要打造一支師德高尚、業務精湛、學識淵博的教師隊伍。學校確定一個教研兩個教研專題（電教和綜合實踐活動）、讀一本教學理論書籍、上一節教學匯報課、多輔導轉變一個中下生、寫一篇教學論文，積極參加遠程業務學習，增強了教師學習的自覺性，促進教師業務水平的不斷提高。

12、強化“辦人民滿意教育”的新理念，全體老師要帶著問題，以研究的狀態行在辦公室 走在課堂上，在教學中提升自我，提高質量，歷年來學校無論哪個班級在鎮統考中都處于中上水平。

3、加強師德師風建設，以工會牽頭開展教師基本功訓練和教師優質課評比，展示教師個人風采。學校工會舉行教師毛筆字、鋼筆字和粉筆字“三筆字”比賽，更好地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今年，我校教師有9人次參加國家、省、市、縣培訓學習，有六人被評為優秀學員，有4位教師論文獲獎，有10余名學生寫作獲得市級獎勵。有12名學生參加了星沙廣場千人繪畫、書法比賽。

四、以校為本，扎實開展高效課堂教學活動，提升學校品位 我校以科學的理論引導教師健康發展，根據教研實際情況和發展的需要，樹立“學校是教研基地，教室是教研室，教師是研究者”的全新教研理念，以校為本，扎實開展教研活動，加快教師業務成長，提升學校品位。

1、明確校本教研內容。從組織形式上有：①學校集體教研（學校組織全體教師集會，校長負責，開展教學教研，解決學校一些重大教學問題）；②科組教研（學校每兩周組織一次科組教研，落科行政和科組長負責，解決學科重點問題）；③個體教研（不定時間地點，自主探究、學習、反思）。從內容方法上有：①備課教研、上課教研、聽課教研、評課教研；②學科課題研究教研；③教師學習教研。在每一個教研環節里，我們堅持做到有負責人，有目標，有內容，見成效，使每個教師在教研活動中有自主權和主動權，形成互動交流，團結協作，文化氛圍濃厚的和諧教研團體。如我校陳炎武老師的信息技術教案也覆蓋長沙縣多個鄉鎮，有10名教師都有自己的經典備課、作業設計、論文等在百度文庫發表。

2、把握校本教研方式，推行課題研究，打造校本教研品牌。本著“立足現實，注重實際，以生為本，興教興校”的原則，我校積極開展課題研究。主要采用專題學習研討、交流、論文匯報等組織形式，開展豐富多彩的教研活動。學校有現代教育技術研究課題《有效利用班班通教學，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和綜合實踐活動課題《心手相連，共育綠色新人》。全體教師在學習中成長，在研究中創新，在課堂上書寫自我。以全新自主完善的辦法提升自我，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和能力提高。

3、強化反思教學，增強教研能力。經常組織教師如何進行反思進行專題研討，樹立教師反思意識，增強教研工作能力，提高了教師的教學預測和分析能力、總結能力和評價能力。每期無論是期中還是期末檢測，教師都進行了檢測分析和反思，為教育教學積累了經驗。

4、促進互動與交流，提高教學效能。規定每學期每位教師聽課不少于10節，行政不少于20節，要求教師互聽互評，取長補短，相互促進，有效地提高了教學效能。

五、學校堅持“以德治校、以法治校、民主治學、開拓治校”四 原則，創教育特色，爭辦一流學校。學校一切規章制度，身先士卒，在各項工作中起積極帶頭作用。學校教師和睦相處，相互尊重，團結協作，立足本職，做好各個部門工作。學校校車管理曾代表縣、鎮接受市檢查獲得很高評價。

1、學校少先隊充分發揮德育陣地的作用，開展每周一次的升旗儀式活動，和少先隊建隊日等節日慶祝活動，活動學生找到了自我。同時學校借此平臺開展各類教育活動。如法制、安全、環保、食品安全、心理健康等知識講座，使學生在活動中明白了用《小學生日常行

3為規范》來嚴格要求自己，學校校風、學風正，歷年來無任何責任事故發生。

2、開展家長學校系列活動，實行校務公開，接受社會和家長的監督，全年開展家長學員學習活動不少于兩次，家長學校機構健全，活動有安排，有記錄，有成效。如學校“小手牽大手，環保伴我行”活動和“廉政文化進校園的倡導”活動以及“消防演練”等活動受到社區和鎮政府的好評。

誨人不倦、志存高遠、嚴謹篤學、為人師表的良好風尚是激勵教師自我發展目標。人文關懷，心靈慰籍是激發教師的興奮點，發現教師的創新點，放大教師的閃光點的鑰匙。育人為本，共建綠色校園是我校近幾年的特色追求。我校充分發揮每一個教師在教育教學工作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發展我校學科教學的優勢，通過校內、外豐富多彩的藝術活動，提高學生的藝術修養為途徑，以“強身健體”為把手，以傳統節日教育為突破口，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家庭、社會、學校相結合系列活動，提高我校轄區內的人文素質。學校充分利用綜合實踐活動課為平臺，創設教學情境，注重調動學生學習興趣；組織學生與家人合作、與鄰里合作、與同學合作學習，通過繪畫、書寫、閱讀等手段創設板報，撰寫文章等形式，妝點校園、家園，是學生在課內課外相結合，思維活起來，鼓勵學生多元解讀樂學樂思，健康成長。

加強校園環境管理。環境衛生每日檢查、評比，環境布置力求富有文化內涵，體現教育功能。積極創造條件，開設心理健康輔導課程，4不斷豐富陽光一小時活動，重視學生良好心理素質培養，使我校學生活潑、勇敢，能交往、會合作、自尊、自信、自制、有上進心和耐挫力。我們有計劃地組織學生進行定期體檢，健全健康檔案，加強對常見病、多發病、傳染病的防治工作。我們進一步加強校容校貌的長效管理，積極創建健康學校，每天努力做到：校內車輛停放整齊，地面無雜物，墻面無污損，窗明、幾凈、，促使學生養成愛清潔、講衛生的行為習慣。

誠然，這一年來，我校的各項工作又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充分肯定。但在我們的工作中還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之處和問題，而新的任務、新的挑戰接踵而至，我們要繼續在規范中追求和諧，在創新中追求質量，用新思想、新思路去描繪新的藍圖，用精細化管理去創造新的業績，為把安小打造成“文明的校園、和諧的校園、書香的校園、孩子的家園”而繼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