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明朝出現問題皇帝的原因[本站推薦]

淺論明朝出現問題皇帝的原因

論文摘要 明朝皇帝較之其他朝代的皇帝們，顯得政治上無所作為，生活上放蕩不羈，完全表現出與君主身份不相吻合的行為，我們將之視為“問題”皇帝。其“問題”的出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主要從教育方面來淺析皇帝“問題”出現的原因。從家庭教育、在學宮教育上、社會教育上來分析君主角色失范“問題”的原因。

論文關鍵詞 明代 皇帝“問題” 教育

趙秀麗在《角色失范-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中提到，所謂“問題皇帝”，不是指扮演著本身存在的身體缺陷或不足，而是專指在其位不謀其政，身居“皇帝”職位卻拒不履行“皇帝”的職責與義務，不遵守“皇帝”規范，打破各種規范紀律的約束，是自己的言行舉止與自身扮演的角色規范相背離的皇帝。她的文章中強調的角色失范，主要你是指皇帝沒有做好皇帝該做的。比如明世宗長期不理朝政，任意罷官選官；嚴酷的對待言官，對諫臣呲之以鼻。朱萬歷做皇帝后以酒色財氣聞名，還出現了明朝后期的“三大案”，對大臣打擊報復不遺余力；惜財如命，派礦監稅使其各地擾亂了整個社會秩序，導致民不聊生；寵愛鄭貴妃，遲遲不愿意立長子朱常洛，“國本之爭”長達二三十年。明熹宗身為皇帝，不理朝政，卻沉溺于木匠活和游戲中，爬樹掏鳥窩，鉆洞捉迷藏、養貓抓蟋蟀斗公雞，到狗馬騎射、溜冰劃船、賞花采草、觀看燈會、制作機關、登臺演出等等，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藝，日日營作，樂此不彼。趙秀麗在其文章中也闡述了造成“問題”皇帝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是從教育方面分析“問題”皇帝出現的原因。

一、家庭教育

（一）父母不良的言行舉止，耳濡目染下一代

父母的教育在個人的啟蒙階段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它決定了個人的塑造成型的方向。父皇們的“榜樣力量”開始了“問題”的惡性循環。明朝自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和道教，一代影響一代，崇奉藏傳佛教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明成祖在“靖難之役”中自稱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奪得皇位后極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風愈演愈烈，至嘉靖、萬歷而盛極。明朝皇帝多好色、懶惰、貪財，也造就了明宗室中生活荒淫者極其普遍、喜好斂財、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完全置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等級理智觀念、皇家的威儀尊嚴于不顧，缺乏起碼的禮儀廉恥

（二）惡劣的皇宮生存環境，使他們籠罩著身心上的陰影

第一，在儲君的繼承上，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使皇子們承受巨大負擔，同時又缺少競爭壓力，造成日后即位問題甚多。“凡朝廷無皇子，必須兄終弟及，有皇子則須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雖長不得立”。由于這樣的規定使得庶出的長子雖然身為大皇子，但也沒有成為皇太子的可能性，這樣會造成皇子們沒有目標沒有理想，甘于平談、游手好閑、不思進取，更不會關心朝政和民生問題。即使碰上皇后無子，也是競爭惡劣，兄弟爭寵。典型的就是朱常洛的“國本之爭”。在這長達二十多年里，朱常洛惶恐不可終日，只有擔心不遭殺身之禍的心思和精力，哪還有心思去思考國政。所以一旦被立為太子了，也是身心疲憊。這種精神和肉體備受摧殘的環境里，使他們具有小市民暴發戶的心態，在即位后，很容易表現出與其爵位身份所要求的氣質、風范相去甚遠。

第二，在崇奉佛道上，宮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一定影響著這些儲君或君主們。

第三，在經筵講學上，非儲君不能讀書識字祖訓規定，也是造成明朝皇帝們非智力影像自身素質提高的一個因素。朱元璋曾命學士宋濂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諸王講授儒家經典，皇太子出閣講學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朱常洛就是由于“國本之爭”使得被拖到十三歲才出閣講學，這嚴重影響了皇子的個人之力開發和啟蒙。

第四，后宮斗爭的殘酷性，增加了皇子們的身心壓力，致使他們性格懦弱。皇宮的權力斗爭一直是此起彼伏，暗藏殺機。為了權利，兄弟相殘、父子相斗、妃嬪相背，親情蕩然無存，這樣的環境本身就不利于皇子們的成長和教育。而明朝相比較于其他朝代，有甚之而無不及。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就有仁宗、憲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在繼位之前生活于惡劣的環境中，只有成祖、景帝、世宗以藩王繼承大統，生存環境相對而言寬松一些。

二、學宮教育

學宮教育是明代皇帝和儲君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徑。可由于學宮教育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了皇帝、儲君受教育質量差、學習水平低、文化程度和個人素質修養遠遠不及其他朝代的皇帝。而造成學宮教育出現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不僅有教育體制的問題，還有皇族制度問題、講官設置、皇帝的個人因素等等諸多因素。正是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明太祖設計甚為詳細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后繼者所接受的系統學習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質與政治能力普遍較低。

第一，教學時間得不到保證，沒有專職的教學教師，使學宮教育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不定性。明代經筵日講制度沒有定制，隨意性和主觀性太強，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約束。教師經常是內閣或者是翰林學士兼職代理，沒有設專職的三師三少，那么東宮就缺乏正規的府僚，太子的正規教育自然就得不到保障。“明代東宮教育的內核己經掏空，僅存內壁，教訓與輔導太子的功能完全喪失。儲君終日所處多品行不端之士，往來皆白丁，刑余之閹侍”。

第二，皇族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常常使皇子們錯過學習和啟蒙的最佳時期。皇族教育（尤其是東宮教育）是建立在冊封基礎上的，沒有冊封為太子的之前，雖貴為皇子，卻因為政治的敏感性和制度的存在性，既不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連一些啟蒙的基礎教育也是很難有的。朱常洛就是典型的以為深受這個制度影響的皇帝，由于始終得不到神宗皇帝寵愛，神宗不愿冊封其為皇太子，在大臣的群臣反對下，出閣就學一事才被慢慢涉及，不過結果還是造成了其目不識丁。都沒有在最佳教育時期接受正規的教育，使他們在素質上顯得較低。

另外，明初確定的培養皇帝和儲君德行與馭術的監國制度也因為各種原因被無法實施，宦官專權、權臣禍國，致使督學有名無實，教官地位降落，師資缺乏，監生素質下降，科舉錄取名額雖增，但質量遠不如前。

三、社會教育

在教育體系中，社會教育也起著人生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影響著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明朝當時的社會思想潮流無意有意的雕琢著明朝皇帝們。

第一，自由思潮的盛行。現在的明朝史學界都指出，明朝在中后期出現了一股“自由之風”。這種自由之風由下及上，也影響著皇帝們在登基前后都會有一種自我“松懈”的狀態，而這樣又由上及下，行程了一種“自由”的循環。傅衣凌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萬歷時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較多的新氣息。而到了雍乾兩朝則嚴肅冷酷，聞不到人們的笑聲。”方志遠先生也曾提到，這種自由奔放是從成化時代就開始行程并傳開：“一方面，經過百余年的休養生息，社會財富積累了，于是追求物質享受的奢靡之風興起；社會生活安定了，于是追求身體健康的養生之風興起；文化生活豐富了，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風興起；社會環境寬松了，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求官之風興起。人們都打著自己的算盤，追求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這種社會心態也影響著最高統治者的心態。”

第二，商品經濟帶來的私欲主義、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影響整個社會。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是在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發展，市民文化反對蒙昧主義、禁欲主義，肯定人的價值、世俗生活，對理學的沖擊作用不可低估。張翰先生在《松窗夢語》中形容過那時商賈販夫“趨利欲，如眾流赴壑，來往相續，日夜不休，追逐錙銖之利致富的情狀說：財利之于人，甚矣哉雖敝精勞形，日夜馳騖，猶自以為不足也。”反對蒙昧主義——肯定人的價值，宣揚人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肯定世俗生活，一股不安分守己和別開生面的新鮮文化——市民文化的潮流涌動于傳統文化的結構之中。市民文化反對蒙昧主義、禁欲主義，肯定人的價值、世俗生活；市民文化沒有建立一個嶄新的理論體系，但它打破偶像崇拜，肯定人的欲望和私欲的合理性，對理學的沖擊作用不可低估。明史學者方志遠先生針對這個現象說過“傳奉官現象導致了社會需求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加速了成化時代開始的由講究節儉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個性發展、由‘嚴肅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會的轉型”。

四、結語

本文是在李秀麗《角色失范——明代問題皇帝研究》分析明朝“問題”皇帝出現原因的基礎上，以教育為視角淺淺分析了明朝皇帝出現“問題”的原因。總結明朝皇帝出現問題，歸根結底是責任心的缺失，對國家的責任、對朱明江山的責任、對自己妻兒的責任、甚至對自己的責任，隨著個性的發展而泯滅。

第二篇：明朝皇帝列表及簡介

明朝皇帝列表及簡介

明朝，中國歷史上一個風云詭譎的王朝。從太祖朱元璋立國的那天起，明朝注定就不會安生，因農民起義而生，也因農民起義而滅，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太祖朱元璋又是一個充滿傳奇的人物，下面就給大家帶來一篇明朝歷代皇帝列表，來細數一下明朝的諸位皇帝們。

一、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開國皇帝，年號“洪武”，1368年稱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在位31年，死于1398年，時年71歲。在位期間，廢除行省制，打擊貪官。朱元璋統治時期被稱為“洪武之治”。

廟號太祖，謚號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圣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南京明孝陵。

二、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1377-1402)，太祖孫，皇太子朱標的次子，是明朝第二位皇帝，1398年即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朱元璋駕崩，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改年號建文，稱建文帝。在位5年，年號“建文”。朱元璋在世時，大封王室，20多個兒子均封為親王，分駐各地，惠帝登基后，進行削藩，以統一軍事，惹惱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在靖難之變后下落不明，惠帝一說被燒死，一說外逃。

廟號惠宗，謚號為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謚號為恭閔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號而稱建文帝。

三、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1360年6月1日—1424年8月12日)，安徽鳳陽人，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朱元璋去世后，繼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實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發動靖難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殺方孝孺等人，奪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樂(1403～1424年)。1421年遷都北京，并下令編纂了《永樂大典》。他統治期間社會安定、國家富強，由于成祖年號為“永樂”，后世稱這一時期為“永樂盛世”。死于1424年，時年65歲。在位23年。

原廟號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為“成祖”。謚號“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四、明仁宗朱高熾

明仁宗朱高熾(1378-1425)，為明成祖朱棣長子。在位僅十月，終年47歲。在位期間，立皇后皇后張氏。共有子十人，女七人。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熾猝死于宮內欽安殿。死后葬于北京昌平天壽山獻陵。在位期間發展生產、與民休息，為仁宣之治的繁榮打下基礎。廟號仁宗，謚號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圣達孝昭皇帝.五、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1月31日)，漢族，建文元年年(1399年)二月初九[1]生于燕王府。明仁宗朱高熾長子，永樂九年(1411年)立為皇太孫，數度隨成祖征討。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號宣德，成為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他和其父一樣，比較能傾聽臣下的意見，聽從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建議，停止對交阯用兵，與明仁宗并稱“仁宣之治”，宣宗時君臣關系融洽，經濟也穩步發展。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逝于乾清宮，享年38歲。

謚“憲天崇道英明神圣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六月二十一日葬于明十三陵之景陵。

六、英宗朱祁鎮

明英宗朱祁鎮。明宣宗長子。9歲即位。初大事權歸皇太后張氏，以累朝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政務，繼續推行仁宣朝的各項政策，社會經濟也有所發展。張氏死后，三楊去位，寵信太監王振，振遂廣植朋黨，啟明代宦官專權之端。十四年，瓦剌入犯，聽從王振之言親征，抵土木堡兵敗被俘。成王朱祁鈺被擁立為帝，改元景泰。元年(1451年)，英宗被釋回京，被尊為太上皇，軟禁于南宮。八年，武清侯石亨等乘景帝病重發動兵變，迎英宗復位，改元天順。

廟號英宗，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裕陵

七、明景帝朱祁鈺

明景帝朱祁鈺(1428-1457)，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擁立為帝(1449年)，年號“景泰”，即位后，用于謙為兵部尚書，粉碎了瓦喇對北京的進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將其軟禁，直到1457年，景帝病危時，英宗才又被擁為帝。景帝死于1457年，在位9年時，年30歲。他是明代遷都北京之后，唯一一位沒有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

廟號代宗，謚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

八、明憲宗朱見深

明憲宗朱見深(1447-1487)，明英宗長子，明朝第八代皇帝。初名朱見浚。土木之變，英宗被瓦剌擄去。景泰三年(1452)明代宗即位后，被廢為沂王，天順元年(1457)英宗復辟，又被立為皇太子，改名朱見深。初年為于謙平冤昭雪，恢復景帝帝號，又能體諒民情，勵精圖治。在位末年，好方術，終日沉溺于后宮與比他大19歲的宮女萬貴妃享樂，并寵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當權，西廠橫恣，朝綱敗壞。

廟號憲宗，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圣孝純皇帝。葬於明十三陵之茂陵。

九、明孝宗朱佑樘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號“弘治”，憲宗皇帝第三子。1487年即位，在位期間，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勤于政事，勵精圖治，驅除宮內奸臣，任用王恕、劉大夏等為人正直的賢臣，使英宗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明朝再度中興盛世。史稱“弘治中興”，被譽為“中興之令主”。死于1505年，在位19年，享年36歲。

廟號孝宗，謚號“建天明道純誠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葬泰陵

十、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公元1491—公元1521年)，年號“正德”，父親明孝宗朱祐樘，母親張皇后，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在位，明武宗是歷史上很有爭議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認為他荒淫暴戾，怪誕無恥，是少見的無道昏君。然而通過近些年來歷史學界的研究，人們對武宗的認識有所改變，有人認為他追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為人卻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極具個性色彩的一個人。

廟號“武宗”，死后葬于北京十三陵之康陵，謚號“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十一、明世宗朱厚璁

明世宗朱厚璁(1507-1566)，憲宗孫，父興獻王。1521年即位，年號“嘉靖”，世宗前期頗有一些作為，誅殺宦官，節用寬民，但后期荒淫無度，政治腐敗，多次爆發農民起義世宗因服丹藥中毒死，在位46年，時年60歲。

廟號世宗，謚號欽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葬于北京明十三陵之永陵。

十二、明穆宗朱載垕

明穆宗朱載垕(1537-1572)，世宗第三子，1566年即位，年號“隆慶”。在位7年，死于1572年，時年36歲。

廟號穆宗，后被謚為莊皇帝，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十三、明神宗朱翊鈞

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穆宗第三子。1572年即位，即位時才10歲，年號“萬歷”，由皇太后陳氏及李貴妃主持政務。神宗親政后，深居宮中，荒淫享樂，政治腐敗，神宗時，北方努爾哈赤建立后金，窺視中原。神宗在位48年，死于1620年，時年58歲，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廟號神宗，謚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十四、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漢族，年號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1620年即位，在位一個月。明神宗萬歷帝長子，母王恭妃。朱常洛是明代傳奇色彩最濃的一位皇帝，明宮三大疑案都與他有關，萬歷皇帝并不喜愛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苦熬了三十九年之后，他終于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但是光宗是一個貪財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過度，即位當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過度，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這位剛要展翅高飛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時年39歲。死后謚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葬于慶陵。《謚法》云：“能紹前業曰光”。

廟號光宗，謚號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慶陵。

十五、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公元1605-1627年)，明末皇帝，光宗長子，年號“天啟”。1620年陰歷九月—1627年陰歷八月在位，年號天啟(1621—1627年)，故又稱天啟帝。明光宗朱常洛長子，父親光宗在位僅29天便因“紅丸案”而暴斃，朱由校經過“移宮案”的**，為群臣擁立繼位。在位7年，因嬉樂過度成病(一說曾落水，留下病根)，于1627年服用“仙藥”而死，終年23歲，謚熹宗，葬于德陵(今北京市十三陵)，是明朝營建的最后一座皇陵。在位時任用宦官魏忠賢，致使政治腐敗。努爾哈赤乘機攻占沈陽。天啟帝有三男二女，無一長成。終無子，遺詔立五弟信王朱由檢為皇帝，即后來的明思宗(崇禎帝)。

熹宗好木工，即位之后不理朝政，魏忠賢等人擅權，朝政日益敗壞。天啟七年(1627年)，落水生病的熹宗服用“仙藥”身亡，享年二十三。葬于明十三陵之德陵。又稱木工皇帝。

十六、明思宗朱由檢

思宗朱由檢(1610-1644)，光宗第五子，1627年即位，年號“崇禎”。即位后，誅殺魏忠賢，頗為勤政，勉力振作，無奈積重難反，各地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又崇禎性多疑，剛愎自用。終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在景山自縊身亡。時年35歲。死前于蘭色袍服上大書“勿傷百姓一人”。

朱由檢死后廟號懷宗，后改思宗、毅宗。清朝上謚號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謚號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葬于十三陵思陵。

第三篇：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風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風 晁 中 辰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史哲》2004年第5期

摘 要: 明成祖在“靖難之役”中自稱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故奪得皇位后極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 崇道之風愈演愈烈, 至嘉靖、萬歷而盛極。因崇道而日事齋醮, 皇帝怠政之風日盛, 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敗。

因怠政而出現權力真空, 內閣的權力隨之上升, 逐漸有了所謂“宰相之實”。皇帝崇道促進了“道藏”的編纂和

道教的傳播, 道教更加民間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雖未出現新流派, 沒有理論上的新貢獻, 但相對于佛教, 其

地位卻上升了, 故不宜籠統地說明代道教處于衰落時期。

關鍵詞: 明朝;道教;怠政;民間化和世俗化

道教于東漢末年產生以后, 歷朝帝王對其態度多有不同。例如, 隋朝皇帝崇佛勝于崇道;唐朝皇帝因是李姓, 自稱老子后裔, 故大力崇道, 以唐玄宗最為癡迷;宋朝皇帝亦崇道, 宋徽宗甚至以天下道教的教主自命;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 其皇帝都不崇道而崇佛。在封建時代, 皇帝的個人信仰對社會能產生重大而廣泛的影響。在明代, 明成祖自稱在靖難之役中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故稱帝后極力崇道, 明后世皇帝中以嘉靖、萬歷二帝對道教最為癡迷, 影響巨大。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既可以了解明代道教傳播的特點, 也有助于對有明一代歷史認識的深化。

一、明成祖開明朝皇帝崇道之風

明朝皇帝崇道之風是從明成祖開始的, 而他的父皇朱元璋則較為崇佛。朱元璋稱帝后, 只允許佛、道二教流傳, 其他宗教一律禁絕。但從總的傾向來看, 朱元璋崇佛勝過崇道。這可能與他本人當過和尚的經歷有關。這種傾向從以下三點就可以看出來。

其一, 朱元璋稱帝后以“天有師乎”為借口, 取消了張正常“天師”的稱號, 改授其為“真人”, 而“天師”是道教中對教主最尊崇的稱謂。

其二, 和尚和道士犯同樣的罪過, 對道士處罰得較嚴厲。《萬歷野獲編》卷27《僧道異法》中記載“:洪武中有詔, 凡火居道士(犯通奸罪), 許人挾詐銀三十兩, 鈔五十錠。如無, 打死勿論。”后來,“山西有僧夜入奸婦家, 為同奸者毆死”。如按對待火居道士例, 應“打死勿論”, 但“上命宥死戍邊”。文中還說:“此則見之史者。蓋二法必皆太祖所定, 特未載入律中耳。”

其三, 據《明實錄》記載, 洪武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朱元璋發布詔諭:“公侯不可崇道, 尚服丹藥。”明初士人大都以儒學為本, 佛、道兼修, 例如宋濂就自號“仙華道人”, 劉基亦曾隨道士修業。這二人崇道很可能是他們后來失寵的重要原因。朱元璋禁大臣崇道而不禁崇佛, 足見他本人崇佛勝過崇道。明成祖則與其父大異其趣, 變得極為崇道。明成祖起事北方, 按照道教的說法, 東青龍, 西白虎, 南朱雀, 北方的守護神是真武大帝, 自然以真武大帝作為自己的保護神最為適宜。于是, 明成祖從起兵時起,就不時借各種機會顯示, 自己在冥冥之中經常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據《明書·姚廣孝傳》載, 明成祖起兵當天,“出祭纛, 見披發而旌旗蔽日。太宗(明成祖)顧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師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 披發仗劍相應。”此事在高岱《鴻猷靈》中明確說成是發生在姚廣孝選的日子, 即明成祖“屢問”姚廣孝起兵的日子, 姚屢說不可, 到舉兵前一日才說:“明日有天兵應, 可矣!”第二天舉兵時, 果然“眾見空中兵甲, 其帥玄武像也。成祖即披發仗劍應之”。“玄武”即“真武”, 宋代時為避宋真宗諱, 改稱“真武”為“玄武”。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 這場真武顯靈助成祖起兵的活劇很可能就是姚廣孝導演的。古代人迷信心理重, 信以為真, 便認定明成祖是“真龍天子”, 大家就信心十足地跟著他打天下。在此后長達3 年之久的靖難之役中, 明成祖經常以真武大帝暗中相助來激勵士氣, 在軍中還時不時打出有“真武”字樣的旗幟, 使建文帝的將士也誤以為真武大帝在佑助明成祖。這既對明成祖的將士起到激勵作用,又對建文帝的將士造成了心理上的威懾。明成祖以八百人起兵, 在靖難之役中經常能轉危為安, 并最終奪取皇位, 這種心理作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明成祖即位后, 道教的地位明顯上升。繼朱元璋取消張宇初的“天師”稱號后, 建文帝又剝奪了張宇初原有的“正一天師”印誥, 明成祖則一即位就將“正一天師”印誥交還給了張宇初。明成祖對真武大帝的崇奉更是優禮有加, 隆重加封真武大帝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 以真武大帝為護國大神, 在京師建真武廟, 在御用的監、局、司、廠、庫等衙門中, 全都建有真武廟。廟中供奉真武大帝塑像, 左右兩旁塑龜蛇二將, 以彰顯真武大帝之神武。明成祖在《御制真武

廟碑》文中對真武大帝助其奪位之功大加頌揚:“惟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 其有功德于我國家者大矣??朕肅清內難, ??神之陰翊默贊, 掌握樞機, 斡運洪化, 擊電鞭霆, 風駛云馳, 陟降左右??跡尤顯著。”朱元璋曾頒布《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范》, 明成祖則重新加以刪定, 增加祭頌真武大帝的樂章, 成《御制大明玄教樂章》, 通行全國道教齋醮場所。

據傳, 真武大帝最初修練武當山, 功成升天, 奉上帝命鎮北方, 故明成祖便于武當山重建廟宇, 以奉祀真武大帝。《明史·禮志四》對此記載得很簡略, 實際上工程規模很浩大, 歷時6 年, 耗銀百余萬兩, 前后動用兵民數十萬。竣工后明成祖親制碑文以紀其事, 賜名武當山為“太岳大和山”。于是, 號稱“太岳”的武當山盛極一時, 其地位一度凌駕于五岳之上。各地藩王也紛紛仿效明成祖, 在武當山設立道觀, 以供奉真武大帝。武當山道教建筑群至今仍是全國最大最壯麗的道教建筑群。

真武大帝成了護國大神, 整個道教在明成祖時期的地位自然也隨之大為提升。據《萬歷野獲編》卷27《僧道異恩》條載:“永樂間, 升??全真(道)邱元清為太常卿。”金元之際的邱處機是全真道的開創人, 其后人邱元清位列九卿之一, 以太常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事宜”, 對全真道來說是件十分榮耀的事。但總的說來, 全真道在明代的地位不如正一道高。

明成祖將明朝的京師從南京遷至北京, 實際上也與他將“鎮北方”的真武大帝作為自己的護國大神有關, 只是這種心理外人難以明知。他對北京進行大規模營建, 今故宮和北京老城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明成祖時奠定的。與此同時, 明成祖在北京興建了一些供奉道教神靈的建筑, 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天壇, 另有天將廟和關公廟等廟宇。天壇和故宮中的宮殿都在永樂十八年落成。天壇初稱“天地壇”, 因嘉靖時另建地壇, 遂只稱天壇,為皇帝祭天祈禱豐年之所。天壇上供奉“皇天上帝”,即玉皇大帝, 為道教中的最高神靈。北宋末年皇帝宋徽宗曾為玉皇大帝上了“上帝”的徽號, 后世沿用了下來, 也有稱“天帝”、“玉帝”者。明成祖建天壇供奉玉皇大帝, 名為祈禱豐年, 實際上還寓有祈求道教神靈保佑的深意存焉。

明成祖“于禁城之西”建有天將廟, 以供奉崇恩真君、隆恩真君。崇恩真君指宋徽宗時的薩堅, 善符法。隆恩真君即王靈官, 天將廟中以王靈官為二十六將之首。王靈官據傳為宋徽宗時人, 原名王善, 作戰勇猛, 善用符法, 后世尊奉為“玉樞火府天將”, 故明成祖為其所建廟稱“天將廟”。據《帝京景物略》記載,明成祖率兵出征時總帶著王靈官藤像, 奉其為軍中保護神。

明成祖在未遷都北京前, 即于永樂元年于北京建關公廟。對關羽的崇祀始于宋徽宗時, 后世屢有加封。明成祖也是將關公作為道教神靈來崇祀的。永樂十五年, 明成祖還建洪恩靈濟宮, 立廟皇城之西,崇奉五代時的徐知證、徐知諤兄弟, 分別封二人為金闕真人、玉闕真人。此二人作為道教神靈受崇祀, 實自明成祖始。

實際上, 明成祖還在內宮建有玉皇殿, 供自己和內宮中人奉祀。王譽昌《崇禎宮詞》卷上記載:“內玉皇殿, 永樂時建。”因崇禎帝在明朝臨滅亡前改奉天主教, 先毀佛, 后毀道, 命人將內宮的玉皇殿毀掉。明成祖在內宮建玉皇殿這件事清楚表明, 他崇奉道教是十分認真的。

張三豐是明初修道有成的著名道士, 民間有關他的傳說甚多, 據傳講求內功的太極拳即為張三豐所創。明成祖多次派人到全國各地去尋訪他, 但張三豐為自抬身價, 故意避而不見。《太和山志》卷5 載有明成祖《賜張三豐書》, 其中寫道:“朕久仰真仙, 渴思親承儀范??朕才質疏庸, 德行菲薄, 而至誠愿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 謹致香奉書虔請, 拱候云車風駕惠然賁臨??”明成祖對這位道士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明成祖雖然始終未見到他, 但還是在武當山為他建了遇真宮, 內有張三豐銅鑄鎏金坐像。

明成祖還不時命道士設齋醮, 為他的父母祈“冥福”, 當他的皇后徐皇后于永樂五年死后, 他命天師張宇初于朝天宮率眾道士設大齋醮, 為徐皇后祈福。有時設齋醮三日, 有時則長達七晝夜。他這種大設齋醮的做法開了先例, 后世皇帝便紛紛仿效。

二、崇道之風至嘉靖、萬歷而盛極

明成祖崇奉道教成了后世皇帝的榜樣。他們基本上都崇奉道教, 只是崇奉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中尤以嘉靖和萬歷二帝對道教最為癡迷。《明史·禮志四》載北京的“京師九廟”皆為明成祖他的后世子孫所建。這“九廟”都是由明廷官方正式供奉的具有標志性的廟宇。其中, 真武廟、泰山廟、關公廟、洪恩靈濟宮、城隍廟自然都屬于道教系統。另外四廟是: 先牧神廟、文丞相祠、元世祖廟和太倉神廟。這樣, 在“京師九廟”中就有五廟供奉的是道教神靈, 而沒有一廟奉祀佛教神靈。僅此一點, 亦可見明朝皇帝崇奉道教之一斑。

從《明實錄》和《萬歷續道藏》中的《漢天師世家》可以看出, 明成祖以后的明代各個皇帝都對道教中神人予以封賞。明成祖死后, 其子仁宗命天師張宇清為父母“修薦揚大齋”, 因“有瑞應”, 故賞賚甚豐。他即位后, 封高道劉淵然為“沖虛至道六妙無為光范衍教莊靜普濟大真人”, 給二品印誥, 其品級與六部尚書同。宣宗繼位后, 立即加封張宇清為“正一嗣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宣德八年于北京建朝天宮, 以奉祀玉皇大帝等道教諸神。英宗繼位后, 按宣宗遺命, 在朝天宮內東北隅又建天師府,迎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入住。景泰六年四月, 命天師張元吉于靈濟宮建大齋醮,“鸞鶴群至”, 有瑞應, 代宗大喜, 遂加封張元吉為“正一嗣教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樂靜玄同大真人”, 賞賜極豐。英宗復位后, 加封張元吉之母為“慈和端惠貞淑太玄君”。憲宗崇奉道教更篤, 常在宮內賜宴張天師, 并賜以“正一嗣教大真人金印”, 繼而又加賜玉印, 親書“大真人府”四字為天師府第門額。憲宗還加封“金闕、玉闕真君為上帝, 遣(萬)安祭于靈濟宮”。金闕、玉闕即五代時的徐知證、徐知諤兄弟, 為明成祖所加封號, 在道教諸神靈中的地位并不算很高。憲宗這時居然加封為“上帝”, 其地位大為提升。

明孝宗被譽為明代的中興之主, 但他崇奉道教毫不遜色于其父。他繼位后, 命張天師于內庭建醮,為他“祈圣子”。皇子出生后, 他認為建醮有驗, 對天師大加賞賜。此后, 他時設齋醮,“糜費萬計”。孝宗甚至命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寺,“帶銜為禮部尚書”。鑒于他的父皇明憲宗崇道過甚, 致使“不合祀典”之事時有發生。在一些大臣的奏請下, 明孝宗命禮部“會官考詳”, 以確定“何神應祀與否”。《明孝宗實錄》卷13 載有此事始末, 其結果收效甚微。明孝宗降旨道:“??東岳、真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 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宜革去帝號, 止仍舊封號。”如果說還有點成績的話, 也只是革去了二徐真君“上帝”的封號, 其余皆一仍其舊。孝宗的兒子武宗喜佛, 但他亦不排斥道教, 南巡時還曾命天師張彥項為他除妖。世宗嘉靖帝繼位后, 崇奉道教就達到癡迷的程度了。

就對道教癡迷的程度而言,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大概只有宋徽宗可與嘉靖帝相比。宋徽宗為自己上道號為“教主道君皇帝”, 只及自身, 尚未對其父母加封道號。嘉靖皇帝則對其父加道號為“仁化大帝”, 其母為“妙化元君”, 完整的封號字數都很多。嘉靖帝起初給自己加的道號是“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他大概嫌這個道號字數太少, 于是再加道號為:“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后來, 他又第三次給自己加道號為:“天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圣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道號字數如此之多, 不僅在世俗之人中無與倫比, 即使在道教神靈中也極為罕見。在古代, 封號字數越多越顯得尊崇。明成祖授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的封號為“清虛沖素光祖演道大真人”, 在“大真人”前僅8 個字。后來, 宣德帝和成化帝都增加到18個字, 已甚隆崇。但嘉靖帝覺得還不夠, 居然增加到20 字, 為“懷玄抱真養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沖靜承先弘化大真人”。嘉靖帝甚至授給他寵信的道士邵元節的封號也達18 字, 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誠致一真人”, 可謂極盡隆寵之能事。

嘉靖帝大建宮觀, 耗費巨大。明成祖建武當山宮觀已極盡寬敞富麗, 紫霄宮達160 間, 嘉靖帝還嫌不夠,“擴大至八百間”。按照陶仲文等受寵道士的建議, 在泰享殿、大高玄殿尚未竣工時, 嘉靖二十一年又開始興建“佑國康民雷殿”, 工程龐大,“務宏侈”。《明史·劉魁傳》載, 時任工部員外郎的劉魁冒死諫勸:“一役之費動至億萬??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 民力已竭??。”劉魁為此被逮系詔獄。嘉靖帝營建宮觀名目繁多, 耗費驚人, 難以縷述。《明史·食貨志二》明確記載“世宗營建最繁:, 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 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后增十數倍, 齋宮、秘殿并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 役匠數萬人, 軍稱之, 歲費二三百萬??經費不敷, 乃令臣民獻助, 獻助不已, 復行開納。”由此可見, 當時營建道教宮觀的規模是何等之大。明代財政自嘉靖時明顯入不敷出,“帑藏匱竭”, 故不得不于嘉靖三十年開始向百姓加派,時稱“提編”。明后期導致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加征之害實自嘉靖始。這不全因軍費增多, 更大的開支是大建宮觀和日事齋醮。

所謂“齋醮”, 指道教設壇祭神的一種儀式, 要設供品, 獻表章, 祈神靈保佑。嘉靖帝之所以能繼承皇位, 就是因為正德帝沒有兒子, 他以藩王入繼大統。他稱帝后亦久無子嗣, 十分焦急, 就想通過做齋醮,求神靈保佑自己早生子, 多生子。除此之外, 另一個目的就是祈求長生。嘉靖帝做齋醮, 極盡奢靡, 耗費驚人。正如《萬歷野獲編》卷2《嘉靖青詞》條所云:“每一舉醮, 無論他費, 即赤金亦至數千兩??屑金為泥, 凡數十碗。”這種事如偶一為之, 也就罷了, 但嘉靖帝卻把做齋醮當成了頭等大事, 似乎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課。

嘉靖帝寵任一大批向他獻方藥方術的道士, 其中最典型的兩個人即邵元節和陶仲文。邵元節不僅本人被授二品銜, 而且其父母和孫子、曾孫都受到很高的封賞。嘉靖十五年皇子誕生, 嘉靖帝認為是邵元節為他建醮祈子有效, 遂加封為一品, 授官禮部尚書。邵元節死后, 嘉靖帝又追贈他為“少師”。繼邵元節之后, 最受寵的道士就是陶仲文了。據《明史·陶仲文傳》載, 他除了被授官禮部尚書外, 先后陸續加封少保、少師、太師,“一人兼領三孤, 終明世, 惟仲文而已”。后來, 又“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兼支大學士俸”, 其子被授予尚寶丞。就受恩寵的程度而言, 陶仲文比邵元節更有過之。嘉靖帝因為極度崇道, 便大力毀佛。他繼位不久, 即下令毀掉位于京師西山的皇姑寺, 其理由之一是“皇姑寺”的名稱“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不久, 他又下令毀掉“禁中大善佛殿”, 在原址建“太后宮”, 即將佛教建筑改為道教建筑。據《萬歷野獲編》補遺卷4《廢佛氏》載, 禮部尚書夏言建議, 將大善佛殿中的佛像、佛骨、佛頭、佛牙等埋于野外, 但嘉靖帝認為不徹底, 欲“永除之”, 遂“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 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余斤, 燔之通衢”。后來夏言被殺, 有人私下謂之為報應。

《明史·海瑞傳》載有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的上疏, 主要內容即歷數嘉靖帝崇道之誤,“陛下之誤多矣, 其大端在于齋醮”,“一意修真, 竭民脂膏, 濫興土木, 二十余年不視朝”。海瑞為此被逮系詔獄,“晝夜訊”。只因嘉靖帝不久死去, 海瑞才被釋復官。隆慶帝繼位后, 鑒于嘉靖帝過于癡迷道教, 朝政廢弛, 便采取了一些限制道教的措施。但隆慶帝對真武大帝仍很崇敬, 隆慶元年即遣尚寶司少卿徐昆往祭真武大帝。

隆慶帝在位僅6 年, 他的兒子萬歷帝亦癡迷道教。鑒于嘉靖帝因癡迷道教而遭到眾多大臣反對的教訓, 所以萬歷帝崇道不像嘉靖帝那樣大張旗鼓, 他不公開排佛, 但他崇信道教的程度實際上并不亞于嘉靖帝。

萬歷帝即位不久, 就恢復了張國祥被隆慶帝廢掉的“正一大真人”封號, 賜金印, 秩二品。萬歷帝還親自做媒, 將駙馬都尉謝詔之女嫁給張國祥為妻。因張國祥受寵, 他的父母、祖父母都受到萬歷帝的恩封, 其封號都極為隆崇, 甚至他的妻子謝氏也被封為“貞淑玄君”。張國祥的母親死后, 萬歷帝不顧許多大臣的反對, 破例“特與祭九壇, 以示優”, 過去“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壇”。萬歷三十八年, 萬歷帝命江西留稅銀3 萬兩, 交張國祥修龍虎山上清宮、三清殿等殿宇房屋。萬歷帝命張國祥修《續道藏》, 名《萬歷續道藏》。萬歷帝也像他的祖父嘉靖帝那樣, 整月整年地在宮中做齋醮, 為此居然一連十幾年、二十幾年不上朝, 其“怠政”之嚴重曠古罕見。萬歷帝除重建朝天宮等道教宮觀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正是萬歷帝將關羽崇拜推廣到全國城鄉。關羽在北宋末年即受到崇祀, 洪武時在南京雞鳴山建關公廟, 永樂元年明成祖建關公廟于北京, 萬歷帝則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圣帝君”, 定關羽為武廟的主神, 稱“武圣”, 與孔子并稱為文武二圣。于是, 關公廟迅速遍及全國城鄉各地。不僅道教尊奉為“關圣帝君”, 有些佛教寺廟中也爭相奉祀關公。這是中國很特殊又很引人矚目的一種文化現象, 也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標志。

在萬歷以后的三個明朝皇帝中, 光宗只在位一個月, 因服丹藥致死, 為此還引發了一場沸沸揚揚的“紅丸案”。天啟帝在位只7 年, 亦崇道, 還曾敕修太和山玉虛宮, 亦是服丹藥致死。《明史·霍維華傳》載, 閹黨霍維華“宮禁事皆預知, 因進仙方靈飲露。(天啟)帝初甚甘之, 已漸厭。及得疾, 體腫??無何,熹宗(天啟帝)崩”。崇禎帝起初亦甚崇道, 對五十代天師張應京加封太子太保, 并晉封張道陵為“六合無窮高明大帝”。這種“大帝”的封號比“天師”還要尊崇。由于對李自成和對清兵作戰連連失利, 崇禎帝便向玉皇大帝祈禱, 希望發天兵天將來幫助他。因崇道而排佛, 他下令毀掉宮內數百尊大大小小的佛像。后來, 他感到道教諸神不能幫助他挽救明王朝的危亡,便在湯若望等人的引導下改奉天主教, 希望西方的神靈能幫助明王朝轉危為安。為此, 他甚至撤毀了宮中的玉皇殿。可悲的是, 崇禎帝無論寄望于中國的神還是外國的神, 都無法挽救明王朝滅亡的命運。

三、皇帝崇道之風對明代社會的影響

明朝皇帝崇道之風對明代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大處來看, 至少可指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皇帝因崇道而怠政之風日盛。

稍有些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 在明朝16 個皇帝中, 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 比較有作為, 其余的皇帝普遍昏庸不堪, 其怠政可謂一個勝過一個。明朝后世皇帝盲目崇奉道教, 希望能像道教所說的那樣“修道成仙”, 長生不老。要修煉就需要靜下心來, 盡量避免一些俗事和政務的干擾。于是,就出現了嘉靖帝“二十余年不視朝”的怠政現象。萬歷帝怠政更有過之, 據《陔余叢考》卷18《有明中葉天子不見朝臣》條載, 萬歷十八年七月, 萬歷帝“召見閣臣議邊事”, 自此一直到萬歷四十三年,“以梃擊事起, 始見群臣于慈寧宮”, 即經過25 年后,“群臣始得一望天顏”。自此一直到萬歷四十八年駕崩, 萬歷帝“不復有召見之事也”。作者趙翼據統計指出,“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間, 除弘治間數年以外,“其余皆簾遠堂高, 君門萬里”。在這種情況下,“上下否隔, 朝政日非”也就是必然的了。由于萬歷帝“晏處深宮, 綱紀廢弛”, 致使獄中的犯人長期無人審理;因吏、兵二科缺掌印官, 新選官“數千人”久不能就任;文武官員辭職, 寫封辭疏, 不管準與不準, 就掛印而去, 也無人追究;萬歷三十四年時內閣僅剩朱賡一人, 但他“輔政三年, 猶未一覯天顏”;各衙門缺官不補, 導致“職業盡弛, 上下解體”。在中國歷史上, 這種因皇帝怠政而出現的瓦解局面是極其罕見的。嘉、萬二帝最癡迷道教, 怠政自然最典型, 其他各帝雖表現不盡相同, 但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說有例外的話, 那就是崇禎帝。因當時天下多事, 亡國在即, 崇禎帝只得“日理平臺”, 想安安靜靜地做齋醮也不可能了。

(二)因皇帝崇道而怠政, 出現權力真空, 內閣權力隨之上升, 儼然成了權力中樞, 逐漸有了所謂“宰相之實”。明代內閣大學士品級很低。《明史·職官志》明確記載, 大學士“終明之世不過正五品”, 只不過是個中級官員。內閣沒有正式官署,“不置官屬, 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 亦不得相關白”, 不能直接對六部發號施令。六部尚書有什么事也不向內閣請示。內閣的主要職能就是“備顧問”, 幫助皇帝起草詔令和處理章奏。就其職能來看, 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內廷 秘書處。

明成祖以后的皇帝怠政之風日盛, 又沒有丞相代為處理政務, 這就必然出現權力真空, 內閣就自然成為這種權力真空的填補品。各路大臣的章奏匯至內閣, 內閣便代替皇帝處理這些章奏, 提出初步處理意見, 初稱“條旨”, 后稱“票擬”, 皇帝或代皇帝“秉筆”的司禮太監在“票擬”上畫上勾, 即發下執行。內閣在宣德年間就取得了這種最主要的權力。再加上這時的內閣大學士大都兼有師、保、尚書之類的頭銜, 故大學士的品級和地位也高了起來。

因為外廷沒有丞相, 人們便習慣性地把內閣首輔視為過去的丞相。尤其是嘉靖、萬歷年間, 由于兩個皇帝整天躲在內宮做齋醮, 不理政事, 外廷事務一任內閣通過“票擬”來處理, 所以這時內閣首輔的權力便格外顯赫。正是在嘉、萬年間才出現了像夏言、嚴嵩、張居正這樣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也正是在嘉、萬年間, 圍繞內閣的朋黨之爭漸起并日趨激烈。明代歷史上有一個突出的怪現象, 令許多人頗為費解, 即明朝皇帝成年累月地在宮中做齋醮, 不理朝政, 但國家機器卻還在那里基本照常運轉。通過以上的分析即可恍然大悟, 原來是內閣填補了這個權力真空。皇帝不處理章奏, 內閣在那里處理, 司禮太監代皇帝用朱筆在內閣的“票擬”上一畫勾, 即以皇帝的名義發下執行。內閣的這種“票擬”權自然就越來越重要了。人們似乎很難想象, 明王朝這臺國家機器在很多時期就是靠這種慣性來運轉的。

(三)促進了“道藏”的編纂和道教的傳播, 使道教更加民間化和世俗化。

所謂“道藏”, 就是指道教的經典總集。張道陵在創立道教之初就寫有道書若干篇, 后隨道教的傳播而形成卷帙浩繁的經籍書文。由于唐玄宗癡迷道教,他組織編纂了歷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稱《開元道藏》。道書結集稱“藏”, 亦自唐代始。宋代和元代都相繼編有“道藏”, 但由于各種變故, 這些“道藏”大都亡佚。人們今天所看到的“道藏”都是明代編纂的, 一是《正統道藏》, 一是《萬歷續道藏》。永樂四年(1406), 明成祖鑒于以前的“道藏”大多散佚, 便命第43 代天師張宇初編纂“道藏”。這項工程一直到正統十年(1445)才全部峻工, 歷時39年。這部“道藏”即名為《正統道藏》, 共5305 卷, 分裝480 函。萬歷時, 鑒于《正統道藏》搜羅不全, 且《正統道藏》刊印以后的近二百年間又有不少新的道書問世, 于是, 萬歷帝命第50 代天師張國祥負責修“續道藏”, 稱《萬歷續道藏》, 共180 卷, 分裝32 函, 作為《正統道藏》的續集傳世。后來習稱的《道藏》, 即這兩種“道藏”的合印本。經過明代這兩次大規模的編纂,道教經典書文基本搜羅無遺, 大大促進了道教在全國各地的傳播。另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清朝皇帝崇佛抑道, 故清代未進行過大規模“道藏”的編纂。因此至今為止, 明代編纂的“道藏”仍是研究道教的主要文獻。同時, 由于明代所編纂的“道藏”中保存了許多非道教的文獻, 所以它為人們研究中國哲學和傳統文化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

由于明朝皇帝崇道, 塑造或加封了許多道教神, 對民間崇道多有優容, 從而使道教更加民間化和世俗化。本來, 無論是清心修煉還是煉丹, 都不大適合為生計奔忙的下層勞動人民, 所以自晉代以后, 道教多盛行于上層社會。東晉著名的道教理論家葛洪就對民間道教批評甚力。這都影響了道教在民間的傳播,這也是道教在中國傳播的廣泛程度一直遠不如佛教的一個重要原因。盡管唐朝皇帝明確把道教定為“三教”之首, 但唐代崇奉道教的人數仍遠遠沒有崇奉佛教的人數多。北宋末年, 宋徽宗大力提倡道教, 賜封了不少道教神 , 形成了道教的諸神體系, 但尚未在民間得到廣泛流傳和奉祀。金、元統治者都更為崇佛, 所以這時盡管出現了全真道, 但崇奉道教的老百姓仍不算很多。只是到了明朝, 由于皇帝大都崇道,還出現了像嘉靖帝、萬歷帝那樣癡迷道教的皇帝, 他們在位的時間又長(嘉靖帝45 年, 萬歷帝48 年), 這就大大促進了道教的民間化和世俗化。道教的地位提高了, 佛教的地位相對下降了, 道教取得了與佛教大體同等的地位。遺憾的是, 明代道教的這種成就卻長期為人們所忽視。

到了明代, 在宋末出現的道教諸神不僅地位進一步提高, 而且進入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城鄉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幾乎都能看到道教神 的存在。如果說宋代是道教諸神譜系的形成時期, 那么明代就是對道教諸神的奉祀進入民間化和世俗化的時期。由于道教是多神崇拜, 又是土生土長, 再加上道教對神靈的供奉特別重視入鄉隨俗, 所以能比較容易地與老百姓豐富的生活內容相結合。正像道教思想本身“雜而多端”一樣, 道教將中國古代崇奉的眾多的天地神靈大都納入自己的神靈系統。無論從社會生活還是從人們的文化心理, 這都有利于擴大道教的影響, 有利于推進道教的民間化和世俗化。例如, 老百姓除供奉玉皇大帝等尊貴的天神以外, 更多地是按照趨吉避兇的世俗心理, 與各行各業的生產生活相結合, 廣泛供奉門神、灶神、城隍、土地神、媽祖等保護神。人們供奉風伯、雨師、雷公, 亦是出于祈求太平和風調雨順的心理。在民間敬奉的帶有世俗色彩的道教諸神中, 多數是在明代定型并得到普遍奉祀的。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關公、王靈官等道教神 外,另如在民間廣泛流傳的“八仙”, 雖在唐代已出現了《八仙圖》、《八仙傳》, 但直到宋元時期,“八仙”究竟指哪八個仙人仍說法不一, 到明代則明確了下來, 即李鐵拐、鐘離權、張果老、何仙姑、藍采和、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作為“八仙”之一的呂洞賓, 其地位也大為提升。據《萬歷野獲編》卷14《呂仙封號》條載,嘉靖二十五年建成“永禧仙宮”, 嘉靖帝命內閣首輔夏言“告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又號純陽子,“純陽孚佑帝君”就是嘉靖帝對呂洞賓的封號。以“帝君”加封, 是十分尊崇的。

由于皇帝崇道, 在下層便形成崇道的社會風氣。皇帝根據老百姓生產、生活所需, 不時加封道教神。例如在水運行業, 嘉靖帝曾冊封柳匡為“有感柳將軍”, 并立廟奉祀。柳匡原是宋代山東人, 從軍陣亡, 因保護漕運有功而被封。宋代人張夏也是因護漕有功, 被天啟帝冊封為“通濟平浪元帥”。南宋人謝緒在宋亡時投水死, 據傳他陰護船戶, 保佑船戶避險解難, 在元時已被祀為水神, 到明代則被更廣泛地奉祀, 并被加封為“護國濟運龍王通濟元帥”。據說他可以鎮黃河之害, 所以亦被尊為“黃河之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據趙翼《陔余叢考》卷35《天妃》條載, 在東南沿海受到廣泛奉祀的天妃(又稱媽祖)在明初被兩次加封, 明太祖以天妃“護海運有功, 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圣妃”, 明成祖“建天妃廟, 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 以后便習稱為天妃。據《明史·禮志四》記載,明成祖對天妃封號的全稱是“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極為隆崇。在明代以前, 有的天妃廟由僧人主持, 自明代以后, 天妃宮全由道士主持, 天妃

就完全成了道教神。

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現象是, 隨著明中期以后工商業的發展, 各行各業興起了一股行業神崇拜風。如制墨匠祀呂祖, 文具商祀文昌帝君, 打鐵匠祀太上老君, 甚至連娼妓和竊賊也為了顯示自己是一個行當, 亦分別奉祀管仲和時遷。這些行業保護神絕大多數屬于道教系統, 有的還受到明朝皇帝的冊封。還有一個頗引人矚目的現象是, 對道教神 的崇奉和民俗相結合, 漸漸成為明代民間習俗的一部分, 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例如, 經明成祖大規模營建武當山宮觀以后, 每到春天二三月間, 江南許多地方都組織大規模的武當山進香旅行。成群結隊的人們不遠數千里, 長途跋涉, 沿運河、長江行進, 前往武當山祭祀。這種活動自然大大擴大了道教在民間的影響。

道教神 的形象頻繁地出現在文學藝術作品中。道教雖缺少思辨性的理論建樹, 但卻提倡人的身心自由, 這與文學藝術的特點暗自吻合。因此, 在明代小說等文學藝術繁榮的過程中, 描寫道教神 形象就成為很突出的內容。在明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八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神 形象幾乎隨處可見。長篇神怪小說《封神演義》幾乎全是道教諸神斗法的故事。《西游記》雖以唐僧去西天取佛經為主線, 但孫悟空“大鬧天宮”卻鬧的是玉皇大帝。《水滸傳》開篇就說張天師放出妖魔108 人, 這就是后來的梁山108 將。《金瓶梅》中也有不少道士、仙姑的形象, 他們還經常為西門慶的家人消災治病。在羅懋登所著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中, 前十幾回都是描述碧峰長老出家、降魔及其與張天師斗法等事。在短篇小說集“三言”、“兩拍”中, 道教神 的形象亦隨處可見。這種文學現象既是道教民間化和世俗化的表現, 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道教的民間化和世俗化。

相對于佛教來說, 道教地位的上升還與明代的宗教政策有關。朱元璋于洪武元年用詔書頒告天下,禁止一切邪教, 只允許佛、道二教流傳。洪武六年規定“天下府州縣止存大觀、,寺一, 僧、道并處之。欲出家為僧、道者, 三年一考, 確實通曉其僧、道經典者,由官府發給“度牒”, 始能出家。洪武十二年又限僧、道名額, 僧、道, 府不過四十名, 州不過三十名, 縣不過二十名, 這個規定遂為“定額”。弘治時著名大臣馬文升據全國府、州、縣總數計算, 全國僧、道總數不過

37090 人。后世雖不時突破這個限額, 但不至于太離譜, 所以明代就沒有出現因僧、道太多而影響國家賦役的嚴重問題。這表明, 佛、道二教的規模在明代都受到限制。表面上看來對佛、道二教平等對待, 但因過去佛教徒的人數遠遠超過道教徒的人數, 所以受限制最嚴重的是佛教。再加上道教的正一道教徒可有妻室, 多家居, 可不受此限, 道教受限的主要是全真道教徒。再加上明朝皇帝對道教的崇奉和有意偏袒, 因而, 相對于佛教, 道教的地位在明代就大大地提高了。以前, 人們對佛、道二教這種地位的變化都有所忽視。

過去, 往往是一論既出, 眾人相沿, 幾乎眾口一詞地說明代道教處于衰落時期。如果這是指明代沒有出現像全真道那樣的新教派, 在道教理論上也沒有什么突出的新貢獻, 那是可以成立的。但佛、道二教在明代都受到限制, 都不能任意發展, 明代道教相對于佛教而言, 其地位不是降低了, 而是提高了。對于儒、佛、道“三教”在相對獨立情況下的相互融合,這種差距的縮小無疑是一個有利因素。

第四篇：出現問題及整改措施

聯合執法出現問題及整改措施

2017年4月14日衛生監督所龔云平，醫政股陳康、何焱，疾控中心鄭小川、顧芳等相關同志蒞臨我院檢查工作 檢查中存在問題：

一、傳染病（鄭小川）

傳染病查出7例，未及時上報6例。查門診處方6張，門診日志登記只有4張。門診日志和住院登記簿職業欄填寫不規范

檢驗科異常結果簽收臨床醫生為檢驗醫生代簽，無反饋意義，出現異常結果未追蹤是否上報。

TP初篩陽性可以直接轉介普洱中心衛生院，HIV轉介縣人民醫院皮膚性病科；肺結核化驗室篩查結果不作為上報依據，但是放射科查出異常結果必須做異常結果登記記錄，并及時反饋臨床醫生上報臨床病例（未痰檢），如果是陳舊性肺結核陰影無變動的做備注說明，出現變動的同樣要上報疫情；甲肝抗體篩查陽性，肝功能異常上報傳染病。乙肝抗體篩查陽性，肝功異常，上報疫情（1：1000分急慢性）。丙肝抗體初篩陽性，上報臨床診斷疫情。同時保留血清，待疾控中心復核。

處理意見：加強培訓監管（國家法定傳染病診斷及報告），異常結果登記本從新修改登記。

二、麻醉藥品管理（何焱）

1、處方填寫項目缺項嚴重

2、處方醫師必須是印鑒卡報備醫師簽字（變更或者增加）

3、處方診斷不明確，不合理

4、處方使用劑量超量（住院患者應逐日開具處方）

5、患者首次開具麻醉藥品需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時需要患者身份證復印件

6、處方必須編號

7、處方醫師和調配醫師必須要有資質（調配師可以由醫院出具授權證明）

8、保管防盜存在隱患（護士站和手術室未配備專柜，可以借條借用數不可以大于1支）

9、驗收入庫、出入庫、使用明細登記本登記日期邏輯混亂，藥品為做明顯標示不便于查閱。

10、過期、空安瓿和庫存分類標示，數字清楚記錄，便于查閱。

11、處理意見：學習《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處方管理規定》和《麻醉藥品和精神管理條例》，4月30前整改情況報縣衛計局醫政醫管股。

三、醫療安全管理（陳康）

1、醫療業務管理：門診日志14周歲（包括14周歲）需登記戶主姓名，門診日志漏登嚴重，職業填寫不規范，治療方案全是對癥處理，處方和病歷書寫不規范，缺少病員溝通記錄，處方點評和病歷評分未開展，住院基本體征檢查缺失（小兒未測血壓），抗菌藥物分級管理不到位（存在資質不夠的醫師開具限制級抗生素），急救單元車藥械不齊（手電筒、安瓿卡不穩）。治療室混亂。

2、安全生產：方案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無專用氧氣房，消防和駕駛員安全教育培訓記錄，安全生產排查整改記錄。投訴意見處理，醫療糾紛處理方案及措施等。

3、處理意見：學習新出臺的醫療質量管理辦法、醫療核心制度（18項），并組織落實到實處。

四、完善放射科工作人員健康檔案（健康體檢表、劑量監測表）

五、其它問題：

1、門診輸液大廳紫外線燈消毒時間一整晚？

2、輸液大廳的垃圾沒有每天清理；

3、輸液大廳的無菌操作臺上存放私人物品；

4、搶救車管理不規范（急救藥械不齊全，旋轉不規范，袋口無緊松，未放置平面圖，未建立交接班）

5、瘧疾快速檢測未開展。整改措施

一、為確保麻醉藥品管理落到實處，經院委會討論，作出以下整改措施：

1、成立以鄒洪才業務副院長為組長、彭顯權為副組長、羅棟翠、朱仕其、羅瓊、王艷為組員的麻醉藥品領導小組，全面負責全院麻醉藥品管理工作，每月30日前對麻醉藥品管理進行督導考核。

2、制定并落實麻醉藥品管理制度；近期組織麻醉藥品、第一類精神藥品培訓講座。

3、發文授于彭顯權副主任醫師、鄒洪才醫師麻醉處方權，授權王艷為藥房麻醉藥品調劑員。任命羅棟翠為麻醉藥品專職管理人，全面負責麻醉藥品的保管、領用、造冊、回收、銷毀、資料審核等工作。朱仕其為手術室麻醉藥品負責人，負責手術室暫存藥品的保管、領用等工作。王艷為藥房麻醉藥品負責人，負責藥房暫存藥品的保管、領用、藥品調劑等工作。羅瓊為護士站麻醉藥品負責人，負責手術室暫存藥品的保管、領用等工作。并與以上相關人員簽訂責任書，與考核掛鉤，嚴格獎懲。

4、重新制作標準格式的麻、精一處方簽。

5、對以前不合格的處方由羅棟翠和王艷牽頭進行整改，清理安瓿待銷毀。

6、對初次使用麻醉藥品的簽訂知情同意書，身份證復印件留底，門診患者提供診斷證明復印件，由代辦人代理的復印代辦人身份證復印件。

7、暫存科室實行專人專柜上鎖管理，暫存數量不超過2支，建立健全麻醉藥品每日交接班制度并填寫交接班登記本，憑麻醉藥品及空安瓿領取麻醉藥品。使用麻醉藥品注射劑時，應對未用完的藥液進行銷毀，需有兩人在場并在處方背面注明銷毀劑量并簽字；發現藥品丟失、被盜搶應立即向領導小組匯報。

二、傳染病管理方面：

1、成立以鄒洪才為組長、羅棟翠為副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組員的傳染病管理領導小組，制定并落實傳染病管理制度，近期組織傳染病防治法學習講座。

2、高良負責門診傳染病管理及上報，每7天查對門診逐日志，并注明“已查對，無漏報”字樣。付順全負責化驗室傳染病管理及上報，發現丙肝陽性，直接填報傳染病報告卡交羅棟翠網報；發現梅毒、HIV陽性患者填寫轉診單并作好記錄及回訪；發現甲肝、乙肝核對肝功能有無異常，發現結核抗體陽性的追蹤胸片有無異常，無異常的作好標注，有異常的督促管床醫生填寫傳染病報告卡后標注“已上報”字樣，每7天查對登記本并注明“已查對，無漏報”字樣。金良杰負責放射科傳染病管理工作，發現結核病可疑患者，作好登記差督促管床醫生填寫傳染病報告卡后標注“已上報”字樣，每7天注明“已查對，無漏報”字樣。鄒洪才負責住院部傳染病管理，及時發現傳染病并督促管床醫生填寫傳染病報告卡，每7天在出入院登記簿上注明“已查對，無漏報”字樣。羅棟翠負責接收傳染病報告卡進行網絡直報，作好相關登記及回訪工作，準備其它相關材料備查。

三、醫療安全方面

強化醫療質量管理，建章建制，狠抓落實，杜絕醫療事故發生。

（1）成立由鄒洪才任組長的醫療安全和醫療質量管理領導小組，成立由彭顯權任組長的抗菌藥物分級管理領導小組，醫院每月組織相關科室人員對各科室醫療工作情況進行專項檢查，將檢查存在的問題登記在醫療衛生督察表，即時提出整改措施，責任到人，限期進行整改，并組織相關人員進行整改情況檢查。

（2）建立健全相關醫療工作管理制度。根據衛生局要求，建立健全各科室相關制度，尤其是醫療質量持續改進的核心制度，建立醫療糾紛防范和處置機制，及時妥善處理醫療糾紛。制定重大醫療安全事件醫療事故防范預案和處理程序，按照規定報告重大醫療過失行為和醫療事故，有效防范非醫療因素引起的意外傷害事件。

（3）建立處方點評和病歷評分制度，新增診治同意書，向患者告知病情及檢查、治療方案、風險等。建立投訴、建議登記、處理制度，將醫療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個人考核相掛鉤。

（4）加強職工業務技能培訓，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每周組織開展業務學習，將各種培訓落到實處。為防止學習流于形式，結合醫院績效獎懲制度將學習態度及考試納入績效工資考核。

（5）規范門診逐日志填寫，不漏登、不缺項、漏項，規范記錄癥狀、體征、治療方案，14歲以下記錄家長姓名，正確記錄電話號碼，對重點病人進行跟蹤回訪。

（6）規范使用抗生素，門診不使用限制級和特殊級抗生素。規范書寫門診處方，不使用通用名、簡寫等。（7）設置專用氧氣房，保證用氧安全。

（8）開展消防和駕駛員安全教育培訓并作好記錄，開展安全生產排查整改并作好記錄。

（9）學習新出臺的醫療質量管理辦法、醫療核心制度（18項），并組織落實到實處。

（10）強化搶救車專人管理，簽訂責任書，按規范管理急救物品。120車上不存放藥品，目前的急救箱可考慮更換為專業急救箱（分內外科）。

11、購進瘧疾快速檢測試紙，開展瘧疾監測工作。

四、提高醫務人員綜合素質，加強醫德醫風建設。

進一步加強職工的思想教育，認真學習醫務工作者道德規范，利用每周學習時間和每天晨會時間加強醫務工作人員道德素質修養。

針對部分醫務人員工作期間存在不穿工作服、不佩帶工作證、脫崗、聊天、打游戲、精神萎靡不振等問題。采取強力措施，規范醫務人員工作行為，確保工作人員以昂揚的工作狀態投入到醫療工作當中去。

在服務態度整治中，要針醫療服務當中存在的冷、碰、硬、頂等問題，抓“典型”、搞評議、重處理，狠剎不良風氣，樹立以患者為中心的新風正氣。

強化管理加強醫院管理，解決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解決部分工作人員工作敷衍了事、抓工作淺嘗輒止、工作作風漂浮的問題和工作得過且過、進取心、責任感、主動性不強的問題，使干部職工進一步增強工作責任感、緊迫感、危機感和服務意識，改進服務方式，改善醫患關系，使群眾對醫療機構的作風滿意度明顯提高。

重點改變部分科室負責人思想觀念陳舊，解決部分醫務人員工作無目標、無上進心，干工作丟三拉四，敷衍了事，背后搬弄是非，不利于同志之間團結，敗壞良好的醫院工作氛圍。

加強管理提高各人素質修養，進一步強化各人與各人，科室與科室之間的協調，加強職工之間的團結，樹立集體主義觀念，發揮團隊團結精神。樹立科學發展理念，增強開拓創新意識，弘揚敢闖敢干風氣，以好的作風帶院風、促醫風、樹新風，形成良好的醫療氛圍。

五、加快護理工作整改，加強醫療衛生環境整治，為患者提供良好的就醫環境。

通過此次醫療衛生專項整改活動的實施，我院根據存在的問題和整改措施認真完善醫療衛生各方面工作，全面促進和提升醫療服務衛生，嚴防醫療差錯事故和糾紛發生，為群眾提供安全、放心的醫療環境。力爭通過衛生局驗收，樹立醫療行業新風氣。

鄒洪才

2017年4月16日

第五篇：讀書筆記——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

讀《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有感

——法學院唐藝萍1000016351

這本書并不在老師的推薦書目之中，但看完了之后，還是有很深的感觸。所以就依往常的習慣寫寫隨筆。所以，與其說您現在在看的是讀書筆記，還不如說是純粹的感想罷了，會貼切的多。本來嘛，一本非學者寫的書，碰到了一個偽文藝青年，自然是感性的感觸會多于理性的分析的。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不是專業的學者，卻以一種更為淺顯易懂或者說詼諧的文字，詮釋了明朝政局的特色。只看書名便知不是什么專家學者的論著，更多的可能是一本調侃式的閑書，卻吸引了熱愛歷史卻又不專業的我，也實實在在地對我的認識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用夫妻妾的三角戀關系來比喻明朝政局之中的皇帝、文臣和太監之間的關系，未為不可，畢竟自古文人自比女子的歷史實為悠久。將懷才不遇的自己比擬為得不到丈夫寵愛的怨女子是文人的老腔調了，不過，把太監也加到這層關系之中卻是較為罕見的。卻很形象的揭示了明朝的政治制度特色。

作者在書中分別用“皇帝之專政”、“文臣之輔政”、太監之亂政“三部分論述了明朝政局中皇帝、文臣和太監的不同角色演繹，以及他們之間的微妙關系。皇帝作為一個帝國的當家人，雖然有守成治國的義務，但國家之大，難免有疏忽之處。文臣，作為女主人的說法有點缺憾，因為皇帝是不會和你共享江山的，卻還是有一種管理家業的職責所在，對國家的興衰有著各種道義、憂愁，與妻子在家中的角色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至于太監嘛，確實很有小妾的特點，沒有相應的名分，對家國大事的干預明顯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只能像小妾一樣以媚術邀寵，取悅皇帝，因為他們所有的權力來源都在皇帝身上。特別是在明初明太祖加強皇權專制以后，明朝的太監不像漢末與唐末一樣，甚至可以操縱皇帝。宦官不論多張揚跋扈總是憚于皇帝的專政的，畢竟一旦超越了應有的底線，皇帝還是會收拾宦官的，即使不是被當朝的皇帝所收拾也會被繼位的君王所懲治。

可是，為什么宦官可以這樣的肆意妄為呢？其實，就像作者所說的，一般情況下，宦官的亂政大多源于皇帝的放任。明初，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的制度在后代顯然有了很大的變形。諸如東廠西廠錦衣衛等宦官機構的產生絕非偶然。宰相制度的廢除，皇權的鼎盛，這些都并不意味著君主對所有權力的掌控，畢竟，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文臣的權力被大肆剝奪之后，勢必要有其他的人來幫助皇帝管理各種事務。而無法信任文官的皇帝所能信任的人顯然也就只有朝夕為其生活起居服務的宦官了。更何況，宦官不像文臣一樣，總會拿各種規矩禮義來約束皇帝，那么讓宦官去和文臣相制衡又有何不可。即使宦官亂政也無所，只要不危機君王的統治，一般都是會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放過去的。但這樣的政治制度卻是畸形的。從而導致了文人失節于宦官的局面，使得儒家的倫理道義觀得到極大的沖擊。社會風氣也就變得越來越混亂。這就涉及到價值觀的問題了，為國死節還是安于茍活，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權衡，畢竟除了為國盡忠之外還需要對自己的家人負責。沒有什么好苛責的，但卻也足以引發我們對現今社會的思考。

至于本書的學術價值，我個人認為，對于專注鉆研的人來說可能意義不大，但對于文史知識的普及，以及引發一般人的思考還是有很大的價值的。畢竟詼諧的筆風或許更能勾起大家的興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