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度調查)《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

本報記者 李斐然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05月21日 12 版）

南京大學一間教室里，某金融機構辦的“中高層干部卓越領導力提升特訓班”正在上課。初夏午后，社會學教授翟學偉站在講臺前，臺下學員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頭看手機。

“我先提醒你們，我要講的內容，你們平時上課聽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國過得好，你必須會搞關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國人的關系。”只這一句話，所有人齊刷刷抬起頭。穿著白襯衣、戴淺色邊眼鏡的翟學偉，用摻雜著地方口音的普通話繼續慢條斯理地說：“我今天這堂課，主要講講關系里的面子問題。”

專業地說，翟學偉進行的是“中國本土化社會科學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關系”——一個被他稱為“中國社會運作的核心概念”的術語——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人情、面子和權力運作。

在這個領域，54歲的翟學偉已經研究了20多年。他寫論文探討“中國官僚作風背后的面子運作問題”，帶著博士生做“關系運作模式”的課題，還參加學術研討會，跟來自臺灣、香港乃至美國、日本的學者一起討論“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作為南京大學教授，他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我國社會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關系不是哪個社會科學家的重大發現，而是每一個中國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規則。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都常識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讓位給關系來運作。如何將這種現象理論性地建構與敘述，以便有效地解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至關重要。”翟學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不過，在中國，關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幾個相關領域的社會學家來判斷的，而該由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來評說。”

“從書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沒有關系，搞得學者對明擺著的事情說不清楚，說清楚的事情又很少與中國現象沾邊”

在翟學偉的研究里，他訪問跟著親戚出門打工的農民工，研究想找老師說情修改成績的學生，就連陪家人住院做手術，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機會。

他把相關的人按社會學研究的方法編號，醫生、護士、病人形成關系網，連來看望病人的訪客都一一編碼成ABCDE，畫出關系圖，分析相互之間的人情關系，以推導出為什么A要給B送紅包，C要來看望D。

他甚至還在手術之后，對病人進行鄭重其事的訪談，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向其提問：“你當時已經開過刀了，為什么還想補送紅包？”

在研究大量關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西方人的人際交換往往具有等值傾向，以清算、等價、不欠和公平為原則，具有理性的特點；中國人的人情交換與之相反，安土重遷和血緣關系導致了人際交往的長期性和連續性，因此算賬、清賬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現。人情應該是算不清、欠不完的，這樣才能曠日持久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人的人情策略是在關系網絡中維持動態平衡，否則就要“丟了臉”，或者“沒給面子”。

求學期間，翟學偉并不像現在這么熱衷本土化研究。那時候，像許多人一樣，他熱衷使用西方社會學范式，讀西方社會學經典論述，“如果說話的時候不提到西方理論，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研究生”。

臨近研究生畢業時，他偶然讀到了一份臺灣學者楊國樞的演講稿，印在類似超市導購小冊子的油墨紙上。那是上世紀80年代，這位社會學家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的研究對象雖然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可是我們所采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這導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而在從事研究工作中，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

“這樣一來，從書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沒有關系，搞得學者對明擺著的事情說不清楚，說清楚的事情又很少與中國現象沾邊。”翟學偉說，看完那篇演講稿，他就下 定決心，找一個最本土的中國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適的主題，莫過于“關系”。

那時候，臺灣學者黃光國已經就這一話題展開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的書。但由于這本書是臺灣人寫的，標題里又有“權力游戲”這樣的字眼，翟學偉一直跑到出版社僅對內部人員開放的“港臺禁書”書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關系，他才買到了這本研究“中國人的關系”的書。

有了本土化這個嶄新的研究視角，翟學偉發現，中國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學問”，簡直舉手投足間都是能拿來做社會學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馬路上聽人吵架，坐在公交車上聽人聊天，就連坐在書房看武俠小說，讀出來的都是面子問題——但凡江湖有危難，面子都會發揮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筆下的大俠，總會敗給小混混說的一句“你殺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為大俠們似乎都很顧忌面子。

翟學偉的辦公室里塞滿了被他拿來做案例的書，從錢鐘書的《圍城》到官場小說《二號首長》，還有《丑陋的中國人》、《丑陋的韓國人》以及《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每一本書都讓他讀出了“關系”。

比如他讀項羽敗北臨江自刎，臨死之前留下傳世名言“無顏面對江東父老”,這句話啟發了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來項羽是因為覺得沒面子才自殺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領導力特訓班”的課堂上講到這些“讀書心得”，翟學偉半開玩笑地總結道：“所以啊，中國從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沒有搞好面子問題。”

“人人都在爭先恐后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你這研究的是什么東西？！”

雖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國人的關系，可翟學偉卻評價自己是個“搞關系的失敗者”。在講臺上的他談笑風生，但走下講臺卻顯得沉默，不愛主動跟人熱絡。考研究生那會兒，家里來了客人，想邀請他出去玩，他還滿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書。”

不過最后，他還是不得不跟著家人陪客人游玩，“這件事情充分說明，關系比個人意志更重要，我們長久地處在無選擇的關系里面”。

這種“關系研究”對他自己是個新鮮領域，對于他的學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學有個跟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辦學的中美中心，翟學偉在那里授過5年課，教學生觀察中國人的關系。有次，一個美國學生問他：“中國人為什么要搞捐款晚會，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學偉納悶了：“沒有晚會，怎么公布哪個機構捐了多少錢啊？難道你們不搞嗎？”

美國學生聽了更納悶了：“當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嗎，捐就捐了，干嗎還要宣布一下？”

聽了美國學生的反駁，翟學偉發現，對中國人來說，面子最重要，“不搞晚會鬼知道你捐了錢啊，做了事還沒買到面子！”

按照這個思路，翟學偉將中國人的面子問題分成四類，叫做“臉面四分圖”：

第一類人，叫“有臉有面子”。這類人是中國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個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臉”，在社會互動上也受到認可，即“有面子”。第二類人，叫“有臉沒面子”。這類人講骨氣，篤信好學，可是太正經，自己“有臉”，可別人不給他“面子”，“不會做人”。

第三類人，叫“沒臉沒面子”。這類人大多處于社會底層，無所顧忌，既不給自己爭臉，也不在乎別人給不給面子，撒潑打滾無所不作，大抵可以稱為“小人”。

第四類人，叫“沒臉有面子”。這類人不講究道德修養和社會規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貴，為人圓滑，見風使舵，盡管沒什么突出的個人品格來“爭臉”，可是善奉承會巴結，在社會上頗有“面子”，即“偽君子”。

翟學偉管這套理論叫做“中國人的臉面觀”。他認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類，可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為一種人格理想，在現實中，他們可能會變成第二類人，并強烈排斥第三、四類人。但是，在人情社會里，沒人想做第一類人，因為“太難了”，也沒有人想做第二類人，因為“出力不討好太吃虧”。越來越多人會在行為上向第四類集中，以獲得更多社會資源。

讓這位社會學教授擔憂的是，第四類人占主流的社會將出現令人堪憂的發展停滯，因為在那類人的世界里，只要打點好關系，你做不做事，人們不在乎，即便毫無建樹，大家也會“給面子”，一片贊許，沒人戳穿。可是，“這樣的社會怎么進步呢？”

翟學偉把他的這些研究寫成了論文。但這樣的研究最初卻并不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剛開始給學術期刊投稿時，他的“面子問題”論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來：“人人都在爭先恐后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你這研究的是什么東西？！”

“你在學校，你很年輕，你想說什么都行。等你進了社會，工作了些日子，再來告訴我，今天的中國人講不講關系”

翟學偉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對，其中包括他的女兒。女兒是個90后，做事干脆，不愛談關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寧可查地圖，也不喜歡問人。有時候跟同學聚餐回家，她會得意地跟爸爸強調，現在的年輕人出去都不搞請客吃飯那一套了，我們今天聚會就是AA制。

在網絡上，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認為人情關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線城市，而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由于流動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來打拼，所以評價標準主要是能力，而非關系。在“知乎”網站的一則熱門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寫道：“上海是個神奇的城市，她不問你的出身、學歷，不鄙視你的家庭條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討的聲音也來自學界。翟學偉將論文投給臺灣學術期刊《本土心理學研究》，作為“靶子論文”供大家探討。來自臺灣的5位教授各抒己見，翟學偉也被邀請參與回應，進行學術爭鋒。

學界的爭論之一，是翟學偉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學。比如，他的研究總是從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發，要么是送紅包啦，要么是請客擺酒啦，都是對微妙的生活細節進行平鋪直敘的記錄，只是“現象描述”，而沒有更進一步，進行“哲學分析”，以及“方法論建設”。“翟教授的研究路線是實證主義的研究，著重于生活現象的描述。以大陸社會科學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經相當不錯，但是要進入國際學術社群，還有許多尚待努力的空間。”臺灣大學心理學教授黃光國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在他看來，如果一味停留在“現象描述”的層次，將無法解決“中國與西方”兩種研究傳統分裂的難題，唯有在“哲學反思”和“理論建設”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對于這些五花八門的反問，翟學偉最常回應的是學術批評。“我常想，既然經濟學可以講寓言，社會學為什么不能講故事？為什么不能從故事中挖掘出社會機制運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論文里寫道，“如果有學者對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異議，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從事研究，用不著指責我的不是。”

而對于像女兒一樣的年輕人對于當下社會的樂觀態度，他卻并不直接作出回應。他只是默默在他們所說的這個“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會中繼續收集“關系研究”的素材——跨國公司為官員子女留出崗位，這是他們的“本土化策略”；而應聘者填寫的個人信息表里還有一個空，需要填寫“是否有公司領導介紹，請寫下領導姓名和職位”??

在翟學偉看來，“今天的中國，人情和關系要比任何一個年代更厲害”，因為在古代中國，還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們會純粹基于地緣關系提供幫助，“因為我們是老鄉”，而現在，只有“對我有用的老鄉”才能得到幫助。

“你在學校，你很年輕，你想說什么都行。等你進了社會，工作了些日子，再來告訴我，今天的中國人講不講關系。”他說。

在這個“人情超級大國”，制度管得住人情嗎？

盡管翟學偉說自己的關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論”，但事實上，他還是在研究應對關系的對策。他最近正準備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做《人情與制度：平衡還是制衡》，里面的核心問題是：在中國這個“人情超級大國”，制度管得住人情嗎？

“按照制度規定，博士生畢業需要達到一定的學術標準。可就算他真的沒達標，你能斃掉他的論文嗎？他畢不了業怎么辦？找不到工作怎么辦？畢不了業、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辦？”在博士生的討論課上，翟學偉跟圍坐在會議室的學生們嚴肅地討論著，“這時候，中國人就會把門關起來商量對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說得一點兒也沒錯，可是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他哭了，這怎么解決？”

于是，他推論出“人情與制度”在社會運行中的基本法則：

前提一：人情是每個人做事的最終依據。

推論：沒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對人的判定可視人情親密程度變通。

前提二：制度對人情的約束是有針對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體的；而人情是整體的、全局的，人們總要顧全大局，照顧整體。

推論：是非、真偽、誠實與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適、恰當、識相很重要。前提三：制度與人情不是矛盾體，而是一種融合。

推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沒有統一不變的規則。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堅持原則都是對平衡與和諧的破壞。任何固守制度辦事的人被看成是沒有人情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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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數了6條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條推論后，他得出結論：在中國，人情和制度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無事的動態平衡。

“原本傳統中國社會運行就有很明顯的情、理、法三位一體的傾向。人情是中國社會的底色，說中國社會因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講人情了，那顯然不符合事實，是樂觀主義者的自娛自樂；說中國人因為講人情，所以恣意妄為、無法無天，那也不真實，因為中國歷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樣的規章制度。”翟學偉說，“就真實層面來講，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對中國人是一場智力挑戰。人們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圖從中尋求一條出路，既不傷面子，又不毀制度，進入一種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學偉發現，在“人情超級大國”，人情可以實現“權力的再生產”——利用人情攀上權威就可能借助他們的力量，獲得權力的轉讓，成為“日常權威”，享有等同于“權威”的權力。

他聽說過一個案例：有學生急著畢業發論文，托了一圈兒關系，找了主編找總編輯，可誰也沒能說服期刊編輯給他發稿，最后有人指點，去找那棟大樓里的一個后勤人員，果然立馬發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見得是社會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給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這就是日常權威。”翟學偉說。

不過，當人情泛濫到制度無法抵制時，制衡人情的活動就會登場。講理性的人們會執行檢查、整頓活動，力圖讓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點上。不過，翟學偉也發現，這種活動有時會呈現出“轟轟烈烈走過場”的特點，“轟轟烈烈”是對制度的期待，而“走過場”則是人情使然。

“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就得講關系！”和

“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老講關系怎么行！”

每到學期結束，翟學偉的課程都會收到學生寫來的“課堂反饋”。幫著批改作業的助教跑來找他，哭笑不得地報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課，感受卻五花八門，有的甚至完全相反，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學生是這么寫的：“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就得講關系！前幾天我家管道壞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關部門解決，結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沒人來，還說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塊。我一生氣，直接找了認識的主管領導，結果不但立馬來修好了，還客氣地跟我寒暄了半天，臨走也沒要錢。所以想辦事，走程序是沒用的，還得靠關系！”

但是，也有學生的體會是這樣的：“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老講關系怎么行！這個問 題太嚴重了，現在處處看人情、看關系，這樣的不正之風盛行，怎么能繼續推進社會建設呢？我們必須大力打擊這種講人情、走關系的社會弊病，根除這個社會毒瘤！”

面對學生們截然相反的體會，翟學偉倒是很平靜。盡管在這堂研究“關系和面子”的課上，有不少學生連他的名字都寫錯，一會兒“霍老師”，一會兒“瞿老師”，但他的評分標準很統一——60分到95分之間，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說，就算寫得很爛，也最少給個及格，“人情社會嘛，總得給學生留條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課，你可以覺得關系特重要，事事走關系；也可以覺得關系很可惡，想辦法與其抗爭。這都是你自己的價值選擇。我的目標是，我只對中國人的人情關系作出客觀描述，不做價值判斷，不提供應對關系的方法論。”翟學偉說，“事實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國人每天忙忙碌碌，每個人都知道該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這一幕其實就發生在他身邊。在他沒進教室前，一個學生指著坐在窗邊的同學說：“你看看你，老師馬上就要來了，屋里這么悶，你連個窗戶都不開嗎？你們啊，都只聽上課的知識，可像我啊，就喜歡關注這些邊邊角角。”

接著，該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學暢談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緊湊，要出差參加一場青年干部論壇，“給領導講課去”。說著說著他突然停下來，環顧四周：“不要用那么羨慕的眼光看著我嘛！別看我這樣，我也是能上大場面的！”

“說到底，一切又都是個面子問題”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翟學偉寫的論文連個發表的地方都找不著，但現在，他所研究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已經成為頗受歡迎的課題。從北京的EMBA培訓班到上海的高級媒體從業者訓練營，許多地方都邀請翟學偉去講課，談“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盡管不再愁發論文，他卻有了別的苦惱。比如，他從女兒小時候就天天跟她嘮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講“中國人情關系模式”，但女兒卻一直對“搞好人情關系”不感興趣。即將讀人類學博士的女兒喜歡看百科全書，勝過跟陌生人寒暄嘮嗑，她甚至想要通過研究影視劇來做田野調查，“這樣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這就是一個研究‘關系’的學者養女兒，和一個研究‘關系’的人養女兒的區別。”說起這個，翟學偉的女兒無奈地攤了攤手，“我只聽到了‘關系’是個什么概念。”

他還要愁學生。這位博士生導師發現，學生里真在安心研究“關系”這門學問的越來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學術課題，他們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盡快到學校規定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兩篇論文。

出于好奇，翟學偉還把這個學術困境推導了一下：

為什么學生不能好好做學問呢？因為他們的當務之急是發論文，學校規定，只有發了論文才能畢業。

為什么他們發不了論文呢？因為許多社會學類的學術期刊規定，不刊發博士生的論文，所以寫得好不好還是其次，光是“博士生”這個身份就卡掉了發表機會。那么，為什么學術期刊不接受學生的論文呢？原來，學術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學生而非教授的論文，會拉低這份期刊的影響力排名，顯得不夠上檔次，沒面子。

好吧，那為什么學生一定要發論文呢？因為大學也有排行榜，衡量一個大學學術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論文發表量么？學生發的論文多，學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長報考院校的時候就會說，你看這學校排第一，上這個大學有面子。

推理結束，答案再一次命中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說到底，一切又都是個面子問題。

可是身為“面子問題”研究專家，翟學偉卻對此無能為力。在和學生聚餐的時候，他默默坐在一旁，聽著學生們熱烈地討論哪些刊物的版面費貴，看著學生相互出主意，“其實可以跟編輯哭窮，讓他看在學生的份上，給個折扣價”??

這種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時常出現：EMBA班的學生請他參加業界大佬的聚會，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發，默默觀察著觥籌交錯的生意人；多年不見的學生情侶突然說要請他吃飯，他到了現場才恍然大悟，這是人家的婚禮，他又只能默默坐著，因為忘了給人家包紅包。

不過這些沉默的觀察，扭頭都會被他寫進自己的論文里，成為他的研究案例。“別人遇到沒面子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我遇到沒面子的事情，還得記錄下來，回來反復想，留著做研究。”他說。

其實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國研究面子，真是滿大街都是案例，每個人都是行家。聽完翟學偉的“面子課”，“卓越領導力提升特訓班”的學員們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們紛紛買票參觀江南貢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門匾上用燙金字寫著“中國古代官員的搖籃”。

人們湊在“清代各省奪魁人數表”前嘰嘰喳喳。在這份各省狀元排行榜上，江蘇出了49個，比第二名浙江多兩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個游客指著成倍數遞減的數字，問同伴：“怎么江蘇的狀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這么多狀元都當官了，這以后批卷子的人還不得給他們的老鄉一點面子嗎？”同伴毫不遲疑地答道。

第二篇：面子問題演講稿

先給大家講一個故事！中國藥科大學一名大學生竟將千里迢迢從河北來探望自己的母親攔在校門之外，理由是他母親帶來的粽子不上“檔次”，使自己在同學面前沒有“面子”!的確，“面子”，已成為許多同學考慮問題的首選。

據《新華社每日電訊》統計：一名大學本科生一年的平均花費，是貧困地區一位農民35年的收入！

當某些同學在酒吧與哥們兒痛飲啤酒的時候，他們的父母正鋤禾正當午，揮灑著汗珠啊；當他給女朋友殷勤地遞上菜單的時候，他的一家老少正在同喝一碗咸菜湯！

請問這樣的“面子”能換來愛情嗎？答案當然是不能！那大富翁之女卓文君，為何與司馬相如這個窮光蛋連夜私奔，遠走他鄉呢？ 因為他們懂得真正的面子是心心相印！是實實在在的愛！

我要向某些同學大喝一聲，你們追求面子問題全是我們內心的虛榮，正像蒼蠅不是蜜蜂一樣，虛榮決不是“面子”！古往今來，真正的“面子”，有著你們所不了解的豐富內涵：

“面子”是“茍利國家生死以”，是‘不破樓蘭終不還”;“面子”是壯士烽火狼牙山，是開國大典上那一聲湖南口音的吶喊！“面子”是劉翔以12秒88揚威于洛桑，“面子”是中國數學家完全解開的“龐加萊猜想”!“面子”是鄭潔、晏紫溫網奪冠后那個甜甜的微笑，“面子”是洪戰輝既當爹又當娘那個賣書的小小地攤！

“面子”是一種自信，一種自律，是一種自立，更是一種自強！只有真正懂得“面子”內涵的人，才能在逆境中爆發，功在國家、利在大眾，贏來有口皆碑，博得萬古流芳！

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包括“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俘逸為恥”的“八榮八恥”，為中華民族的“面子觀”注入了嶄新的時代內涵，為我們當代大學生送來了及時雨，雪中炭！看：廣州，有背著媽媽上大學的劉庭；湖南，有帶著妹妹艱辛求學的洪戰輝！在“八榮八恥”榮辱觀的指引下，我們“知榮明恥”，新時代的大學生大有希望！要面子而不要粽子的同學呵―我親愛的兄弟，請把咱媽請回來吧！要知道，媽媽的粽子里包裹的是十分的希望、百般的關愛、千縷的情絲、萬結的柔腸??你我難道不應該好好地感恩、細細地品嘗？請媽媽回來，請她常到校園里看看！從此以后，我們將用“八榮八恥”的“榮辱觀”嚴格要求自己，為祖國和媽媽爭得光彩照人，而又貨真價實的面子，慈祥的媽媽一定會原諒兒子一時的淺薄與荒唐的！

第三篇：農村兒童營養不良問題深度調查

農村兒童營養不良問題深度調查

農村義務教育在“兩免一補”等政策的落實中已大為改善，但仍存在一些讓人憂心的問題，農村孩子的營養不良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營養不良，10來歲的孩子還像個小不點

“10來歲的孩子看起來還像個小不點，顯然是營養不良。”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炭山鄉蹲點的廣東深圳市機關干部常淑安深有感觸地說，她的孩子每天都要吃肉、蛋、奶，而她房東家孩子的早餐竟然是一顆撒了鹽的煮馬鈴薯。

山大溝深、多旱少雨的寧夏南部山區是我國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這里農村青少年飲食單

一、營養不良問題較為普遍。2010年，當地靠天吃飯的農民年人均收入剛剛超過3000元，用于孩子營養投資的錢捉襟見肘。每天在山路上來回奔波的孩子們，吃的早飯、午飯只是幾塊饃饃，寄宿的學生則日復一日重復著面條、面片搭配土豆絲、土豆塊的生活。

海原縣教育局副局長王宗龍說，由于攝入營養不足，不少農村中小學都出現了“第四節課”現象：餓著肚子的學生到了臨近中午的第四節課時明顯乏力，注意力不集中。

半月談記者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都安瑤族自治縣等部分貧困縣了解到，一些住校的農村孩子日復一日吃無菜無肉的黃豆蒸米飯，有的一吃就是數年！根據我國“兩免一補”政策，義務教育階段農村貧困寄宿制學校學生可獲得生活補助，2010年的新標準是小學每生每年750元，中學生每生每年1000元。

然而，當前廣西使用最廣泛的生活補助發放方式是以現金或通過銀行轉賬方式，發放到學生或家長手中。家庭的貧困和成年人對兒童營養的忽視，導致多數家長將學生“補助款”變成了家庭“扶貧款”，學生并未真正獲益。

2010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先后在青海、云南、廣西和寧夏等西部地區開展調查，發現貧困農村學生營養不良、身體發育遲緩問題比較普遍。該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說：“營養不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伴隨人的一生，具有不可逆性，如果不及時加以干預，損失是未來難以彌補的。”

營養干預工程，從免費提供一個雞蛋到一頓免費午餐

農村貧困學生營養不良，既與經濟狀況有關，也與家長不重視、沒有養成營養搭配的進餐習慣有關。海原縣縣長馬新民說：“營養不良看似一家一戶的個別話題，政府其實也責無旁貸，應當積極干預。”

實際上，政府正在加大對貧困山區青少年營養不良問題的干預力度，2010年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已提出“啟動民族地區、貧困地區農村小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另一方面，各級財政不斷加大對農村經濟困難寄宿學生的補助力度，提高補助標準。據統計，2010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對農村經濟困難寄宿生的生活費補助支出總額已超過100億元，覆蓋了1228萬貧困寄宿生。

目前政府干預貧困地區農村青少年營養不良問題，主要采取興建食堂、發放補貼的模式；一些地方則探索直接補物的模式，如寧夏為農村學生每天免費提供一個熟雞蛋的“雞蛋工程”、陜西的“蛋奶工程”、廣西柳北三縣的“免費午餐”項目等。

3月30日，半月談記者來到廣西扶貧開發重點縣融安縣大坡鄉大坡小學。正逢下課時間，學生們爭先恐后到學校食堂領取有肉有菜的午餐，而這午餐是免費的。“能吃多少吃多少，管飽。”校長劉澤良說。

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廣西柳州市對融水苗族自治縣、三江侗族自治縣、融安縣3個貧困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實施免費午餐制度，屬于農業戶口的學生可享受這一政策，免費午餐的伙食標準為每個學生每餐2元。項目實施以來，柳州市共投入9889.6萬元，每年讓10萬多名學生受益。

免費午餐有助于學生體質健康發育。“兩年來，學生腸道炎、胃病少了，特別是以前學生多患的敗血癥也基本消除。由于體質強健，學生成績也提高很快。”融水縣四榮鄉四合小學校長羅燕花說。柳州市教育局局長撒忠民告訴半月談記者，免費午餐制度最直接的成效體現在減輕貧困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對降低輟學率起到積極作用。

實物、資金補助未能治本，全方位營養干預體系亟待建立

一些專家認為，政府為解決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營養不良問題破了題，但還需多方努力解決目前營養工程中存在的問題：

以實物補助形式為主的各種營養工程面臨食品安全監管等問題。極端的例子是，2010年4月，陜西省漢中市200余名學生因“蛋奶工程”配發的早餐奶變質出現食物中毒癥狀。

不少營養工程存在營養“單一化”的不足。半月談記者在寧夏海原縣九彩鄉了解到，一些吃雞蛋過敏的學生將雞蛋轉送給其他同學，或包在紙里帶回家中。在固原市原州區頭營鎮，有些學生吃了一學期的雞蛋，已經膩味，學校為此采取“雞蛋換餅子”的做法予以變通。

盧邁認為，像“雞蛋工程”等實物形式的營養餐有利于實施和監管，但口味較為單一，而且雞蛋補充的也只是蛋白質，學生的健康成長還需要維生素、熱量、微量元素等多種成分。

相關硬件配套和體制機制不完善，是影響政府干預營養不良問題的一個瓶頸。寧夏海原縣李旺鎮教委副主任穆風虎說，寧夏“雞蛋工程”看似簡單，但偏遠的學校怎么采購雞蛋、沒有食堂的學校怎么煮雞蛋，這些細節問題都會影響實際效果。目前，營養干預多以項目形式開展，以學校為載體的營養干預長效機制還沒有建立。

盧邁建議，應盡快把改善貧困地區學生營養問題納入公共政策范圍，通過政府主導、立法保障、多部門協作，普及推廣營養知識，增加補助金額，不斷完善相關立法和政策安排，建立國家層面的學校供餐機制，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孩子的營養不良問題。

第四篇：中國人面子問題探究

中國人面子問題探究：人情可以實現權力再生產

2014年05月21日10:11 中國青年報 我有話說(1,178人參與)收藏本文

翟學偉著作《中國人的臉面觀：形式主義的心理動因與社會表征》封面

江南貢院

翟學偉在自己收藏的清代紅木太師椅前。他認為，太師椅作為中國古代唯一用官職命名的坐具，象征權力、地位和尊嚴，有“面子”的意味。

中國人的臉面四分圖

冰點特稿第923期

面子問題

南京大學一間教室里，某金融機構辦的“中高層干部卓越領導力提升特訓班”正在上課。初夏午后，社會學教授翟學偉站在講臺前，臺下學員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頭看手機。

“我先提醒你們，我要講的內容，你們平時上課聽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國過得好，你必須會搞關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國人的關系。”只這一句話，所有人齊刷刷抬起頭。穿著白襯衣、戴淺色邊眼鏡的翟學偉，用摻雜著地方口音的普通話繼續慢條斯理地說：“我今天這堂課，主要講講關系里的面子問題。”

專業地說，翟學偉進行的是“中國本土化社會科學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關系”——一個被他稱為“中國社會運作的核心概念”的術語——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人情、面子和權力運作。

在這個領域，54歲的翟學偉已經研究了20多年。他寫論文探討“中國官僚作風背后的面子運作問題”，帶著博士生做“關系運作模式”的課題，還參加學術研討會，跟來自臺灣、香港乃至美國、日本的學者一起討論“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作為南京大學教授，他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我國社會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關系不是哪個社會科學家的重大發現，而是每一個中國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規則。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都常識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讓位給關系來運作。如何將這種現象理論性地建構與敘述，以便有效地解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至關重要。”翟學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不過，在中國，關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幾個相關領域的社會學家來判斷的，而該由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來評說。”

“從書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沒有關系，搞得學者對明擺著的事情說不清楚，說清楚的事情又很少與中國現象沾邊”

在翟學偉的研究里，他訪問跟著親戚出門打工的農民工，研究想找老師說情修改成績的學生，就連陪家人住院做手術，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機會。

他把相關的人按社會學研究的方法編號，醫生、護士、病人形成關系網，連來看望病人的訪客都一一編碼成ABCDE，畫出關系圖，分析相互之間的人情關系，以推導出為什么A要給B送紅包，C要來看望D。

他甚至還在手術之后，對病人進行鄭重其事的訪談，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向其提問：“你當時已經開過刀了，為什么還想補送紅包？”

在研究大量關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西方人的人際交換往往具有等值傾向，以清算、等價、不欠和公平為原則，具有理性的特點；中國人的人情交換與之相反，安土重遷和血緣關系導致了人際交往的長期性和連續性，因此算賬、清賬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現。人情應該是算不清、欠不完的，這樣才能曠日持久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人的人情策略是在關系網絡中維持動態平衡，否則就要“丟了臉”，或者“沒給面子”。

求學期間，翟學偉并不像現在這么熱衷本土化研究。那時候，像許多人一樣，他熱衷使用西方社會學范式，讀西方社會學經典論述，“如果說話的時候不提到西方理論，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研究生”。

臨近研究生畢業時，他偶然讀到了一份臺灣學者楊國樞的演講稿，印在類似超市導購小冊子的油墨紙上。那是上世紀80年代，這位社會學家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的研究對象雖然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可是我們所采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這導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而在從事研究工作中，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

“這樣一來，從書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沒有關系，搞得學者對明擺著的事情說不清楚，說清楚的事情又很少與中國現象沾邊。”翟學偉說，看完那篇演講稿，他就下定決心，找一個最本土的中國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適的主題，莫過于“關系”。

那時候，臺灣學者黃光國已經就這一話題展開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的書。但由于這本書是臺灣人寫的，標題里又有“權力游戲”這樣的字眼，翟學偉一直跑到出版社僅對內部人員開放的“港臺禁書”書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關系，他才買到了這本研究“中國人的關系”的書。

有了本土化這個嶄新的研究視角，翟學偉發現，中國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學問”，簡直舉手投足間都是能拿來做社會學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馬路上聽人吵架，坐在公交車上聽人聊天，就連坐在書房看武俠小說，讀出來的都是面子問題——但凡江湖有危難，面子都會發揮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筆下的大俠，總會敗給小混混說的一句“你殺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為大俠們似乎都很顧忌面子。

翟學偉的辦公室里塞滿了被他拿來做案例的書，從錢鐘書的《圍城》到官場小說《二號首長》，還有《丑陋的中國人》、《丑陋的韓國人》以及《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每一本書都讓他讀出了“關系”。

比如他讀項羽敗北臨江自刎，臨死之前留下傳世名言“無顏面對江東父老”，這句話啟發了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來項羽是因為覺得沒面子才自殺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領導力特訓班”的課堂上講到這些“讀書心得”，翟學偉半開玩笑地總結道：“所以啊，中國從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沒有搞好面子問題。”

“人人都在爭先恐后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你這研究的是什么東西？！”

雖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國人的關系，可翟學偉卻評價自己是個“搞關系的失敗者”。在講臺上的他談笑風生，但走下講臺卻顯得沉默，不愛主動跟人熱絡。考研究生那會兒，家里來了客人，想邀請他出去玩，他還滿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書。”

不過最后，他還是不得不跟著家人陪客人游玩，“這件事情充分說明，關系比個人意志更重要，我們長久地處在無選擇的關系里面”。

這種“關系研究”對他自己是個新鮮領域，對于他的學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學有個跟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辦學的中美中心，翟學偉在那里授過5年課，教學生觀察中國人的關系。有次，一個美國學生問他：“中國人為什么要搞捐款晚會，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學偉納悶了：“沒有晚會，怎么公布哪個機構捐了多少錢啊？難道你們不搞嗎？”

美國學生聽了更納悶了：“當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嗎，捐就捐了，干嗎還要宣布一下？”

聽了美國學生的反駁，翟學偉發現，對中國人來說，面子最重要，“不搞晚會鬼知道你捐了錢啊，做了事還沒買到面子！”

按照這個思路，翟學偉將中國人的面子問題分成四類，叫做“臉面四分圖”：

第一類人，叫“有臉有面子”。這類人是中國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個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臉”，在社會互動上也受到認可，即“有面子”。

第二類人，叫“有臉沒面子”。這類人講骨氣，篤信好學，可是太正經，自己“有臉”，可別人不給他“面子”，“不會做人”。

第三類人，叫“沒臉沒面子”。這類人大多處于社會底層，無所顧忌，既不給自己爭臉，也不在乎別人給不給面子，撒潑打滾無所不作，大抵可以稱為“小人”。

第四類人，叫“沒臉有面子”。這類人不講究道德修養和社會規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貴，為人圓滑，見風使舵，盡管沒什么突出的個人品格來“爭臉”，可是善奉承會巴結，在社會上頗有“面子”，即“偽君子”。

翟學偉管這套理論叫做“中國人的臉面觀”。他認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類，可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為一種人格理想，在現實中，他們可能會變成第二類人，并強烈排斥第三、四類人。但是，在人情社會里，沒人想做第一類人，因為“太難了”，也沒有人想做第二類人，因為“出力不討好太吃虧”。越來越多人會在行為上向第四類集中，以獲得更多社會資源。

讓這位社會學教授擔憂的是，第四類人占主流的社會將出現令人堪憂的發展停滯，因為在那類人的世界里，只要打點好關系，你做不做事，人們不在乎，即便毫無建樹，大家也會“給面子”，一片贊許，沒人戳穿。可是，“這樣的社會怎么進步呢？”

翟學偉把他的這些研究寫成了論文。但這樣的研究最初卻并不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剛開始給學術期刊投稿時，他的“面子問題”論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來：“人人都在爭先恐后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你這研究的是什么東西？！”

“你在學校，你很年輕，你想說什么都行。等你進了社會，工作了些日子，再來告訴我，今天的中國人講不講關系”

翟學偉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對，其中包括他的女兒。女兒是個90后，做事干脆，不愛談關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寧可查地圖，也不喜歡問人。有時候跟同學聚餐回家，她會得意地跟爸爸強調，現在的年輕人出去都不搞請客吃飯那一套了，我們今天聚會就是AA制。

在網絡上，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認為人情關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線城市，而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由于流動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來打拼，所以評價標準主要是能力，而非關系。在“知乎”網站的一則熱門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寫道：“上海是個神奇的城市，她不問你的出身、學歷，不鄙視你的家庭條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討的聲音也來自學界。翟學偉將論文投給臺灣學術期刊《本土心理學研究》，作為“靶子論文”供大家探討。來自臺灣的5位教授各抒己見，翟學偉也被邀請參與回應，進行學術爭鋒。

學界的爭論之一，是翟學偉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學。比如，他的研究總是從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發，要么是送紅包啦，要么是請客擺酒啦，都是對微妙的生活細節進行平鋪直敘的記錄，只是“現象描述”，而沒有更進一步，進行“哲學分析”，以及“方法論建設”。

“翟教授的研究路線是實證主義的研究，著重于生活現象的描述。以大陸社會科學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經相當不錯，但是要進入國際學術社群，還有許多尚待努力的空間。”臺灣大學心理學教授黃光國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在他看來，如果一味停留在“現象描述”的層次，將無法解決“中國與西方”兩種研究傳統分裂的難題，唯有在“哲學反思”和“理論建設”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對于這些五花八門的反問，翟學偉最常回應的是學術批評。“我常想，既然經濟學可以講寓言，社會學為什么不能講故事？為什么不能從故事中挖掘出社會機制運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論文里寫道，“如果有學者對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異議，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從事研究，用不著指責我的不是。”

而對于像女兒一樣的年輕人對于當下社會的樂觀態度，他卻并不直接作出回應。他只是默默在他們所說的這個“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會中繼續收集“關系研究”的素材——跨國公司為官員子女留出崗位，這是他們的“本土化策略”；而應聘者填寫的個人信息表里還有一個空，需要填寫“是否有公司領導介紹，請寫下領導姓名和職位”??

在翟學偉看來，“今天的中國，人情和關系要比任何一個年代更厲害”，因為在古代中國，還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們會純粹基于地緣關系提供幫助，“因為我們是老鄉”，而現在，只有“對我有用的老鄉”才能得到幫助。

“你在學校，你很年輕，你想說什么都行。等你進了社會，工作了些日子，再來告訴我，今天的中國人講不講關系。”他說。

在這個“人情超級大國”，制度管得住人情嗎？

盡管翟學偉說自己的關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論”，但事實上，他還是在研究應對關系的對策。他最近正準備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做《人情與制度：平衡還是制衡》，里面的核心問題是：在中國這個“人情超級大國”，制度管得住人情嗎？

“按照制度規定，博士生畢業需要達到一定的學術標準。可就算他真的沒達標，你能斃掉他的論文嗎？他畢不了業怎么辦？找不到工作怎么辦？畢不了業、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辦？”在博士生的討論課上，翟學偉跟圍坐在會議室的學生們嚴肅地討論著，“這時候，中國人就會把門關起來商量對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說得一點兒也沒錯，可是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他哭了，這怎么解決？”

于是，他推論出“人情與制度”在社會運行中的基本法則：

前提一：人情是每個人做事的最終依據。

推論：沒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對人的判定可視人情親密程度變通。

前提二：制度對人情的約束是有針對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體的；而人情是整體的、全局的，人們總要顧全大局，照顧整體。

推論：是非、真偽、誠實與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適、恰當、識相很重要。

前提三：制度與人情不是矛盾體，而是一種融合。

推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沒有統一不變的規則。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堅持原則都是對平衡與和諧的破壞。任何固守制度辦事的人被看成是沒有人情味的人。

??

在歷數了6條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條推論后，他得出結論：在中國，人情和制度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無事的動態平衡。

“原本傳統中國社會運行就有很明顯的情、理、法三位一體的傾向。人情是中國社會的底色，說中國社會因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講人情了，那顯然不符合事實，是樂觀主義者的自娛自樂；說中國人因為講人情，所以恣意妄為、無法無天，那也不真實，因為中國歷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樣的規章制度。”翟學偉說，“就真實層面來講，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對中國人是一場智力挑戰。人們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圖從中尋求一條出路，既不傷面子，又不毀制度，進入一種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學偉發現，在“人情超級大國”，人情可以實現“權力的再生產”——利用人情攀上權威就可能借助他們的力量，獲得權力的轉讓，成為“日常權威”，享有等同于“權威”的權力。

他聽說過一個案例：有學生急著畢業發論文，托了一圈兒關系，找了主編找總編輯，可誰也沒能說服期刊編輯給他發稿，最后有人指點，去找那棟大樓里的一個后勤人員，果然立馬發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見得是社會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給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這就是日常權威。”翟學偉說。

不過，當人情泛濫到制度無法抵制時，制衡人情的活動就會登場。講理性的人們會執行檢查、整頓活動，力圖讓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點上。不過，翟學偉也發現，這種活動有時會呈現出“轟轟烈烈走過場”的特點，“轟轟烈烈”是對制度的期待，而“走過場”則是人情使然。

“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就得講關系！”和“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老講關系怎么行！”

每到學期結束，翟學偉的課程都會收到學生寫來的“課堂反饋”。幫著批改作業的助教跑來找他，哭笑不得地報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課，感受卻五花八門，有的甚至完全相反，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學生是這么寫的：“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就得講關系！前幾天我家管道壞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關部門解決，結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沒人來，還說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塊。我一生氣，直接找了認識的主管領導，結果不但立馬來修好了，還客氣地跟我寒暄了半天，臨走也沒要錢。所以想辦事，走程序是沒用的，還得靠關系！”

但是，也有學生的體會是這樣的：“老師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老講關系怎么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現在處處看人情、看關系，這樣的不正之風盛行，怎么能繼續推進社會建設呢？我們必須大力打擊這種講人情、走關系的社會弊病，根除這個社會毒瘤！”

面對學生們截然相反的體會，翟學偉倒是很平靜。盡管在這堂研究“關系和面子”的課上，有不少學生連他的名字都寫錯，一會兒“霍老師”，一會兒“瞿老師”，但他的評分標準很統一——60分到95分之間，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說，就算寫得很爛，也最少給個及格，“人情社會嘛，總得給學生留條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課，你可以覺得關系特重要，事事走關系；也可以覺得關系很可惡，想辦法與其抗爭。這都是你自己的價值選擇。我的目標是，我只對中國人的人情關系作出客觀描述，不做價值判斷，不提供應對關系的方法論。”翟學偉說，“事實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國人每天忙忙碌碌，每個人都知道該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這一幕其實就發生在他身邊。在他沒進教室前，一個學生指著坐在窗邊的同學說：“你看看你，老師馬上就要來了，屋里這么悶，你連個窗戶都不開嗎？你們啊，都只聽上課的知識，可像我啊，就喜歡關注這些邊邊角角。”

接著，該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學暢談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緊湊，要出差參加一場青年干部論壇，“給領導講課去”。說著說著他突然停下來，環顧四周：“不要用那么羨慕的眼光看著我嘛！別看我這樣，我也是能上大場面的！”

“說到底，一切又都是個面子問題”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翟學偉寫的論文連個發表的地方都找不著，但現在，他所研究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已經成為頗受歡迎的課題。從北京的EMBA培訓班到上海的高級媒體從業者訓練營，許多地方都邀請翟學偉去講課，談“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盡管不再愁發論文，他卻有了別的苦惱。比如，他從女兒小時候就天天跟她嘮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講“中國人情關系模式”，但女兒卻一直對“搞好人情關系”不感興趣。即將讀人類學博士的女兒喜歡看百科全書，勝過跟陌生人寒暄嘮嗑，她甚至想要通過研究影視劇來做田野調查，“這樣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這就是一個研究‘關系’的學者養女兒，和一個研究‘關系’的人養女兒的區別。”說起這個，翟學偉的女兒無奈地攤了攤手，“我只聽到了‘關系’是個什么概念。”

他還要愁學生。這位博士生導師發現，學生里真在安心研究“關系”這門學問的越來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學術課題，他們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盡快到學校規定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兩篇論文。

出于好奇，翟學偉還把這個學術困境推導了一下：

為什么學生不能好好做學問呢？因為他們的當務之急是發論文，學校規定，只有發了論文才能畢業。

為什么他們發不了論文呢？因為許多社會學類的學術期刊規定，不刊發博士生的論文，所以寫得好不好還是其次，光是“博士生”這個身份就卡掉了發表機會。

那么，為什么學術期刊不接受學生的論文呢？原來，學術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學生而非教授的論文，會拉低這份期刊的影響力排名，顯得不夠上檔次，沒面子。

好吧，那為什么學生一定要發論文呢？因為大學也有排行榜，衡量一個大學學術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論文發表量么？學生發的論文多，學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長報考院校的時候就會說，你看這學校排第一，上這個大學有面子。

推理結束，答案再一次命中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說到底，一切又都是個面子問題。

可是身為“面子問題”研究專家，翟學偉卻對此無能為力。在和學生聚餐的時候，他默默坐在一旁，聽著學生們熱烈地討論哪些刊物的版面費貴，看著學生相互出主意，“其實可以跟編輯哭窮，讓他看在學生的份上，給個折扣價”??

這種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時常出現：EMBA班的學生請他參加業界大佬的聚會，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發，默默觀察著觥籌交錯的生意人；多年不見的學生情侶突然說要請他吃飯，他到了現場才恍然大悟，這是人家的婚禮，他又只能默默坐著，因為忘了給人家包紅包。

不過這些沉默的觀察，扭頭都會被他寫進自己的論文里，成為他的研究案例。“別人遇到沒面子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我遇到沒面子的事情，還得記錄下來，回來反復想，留著做研究。”他說。

其實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國研究面子，真是滿大街都是案例，每個人都是行家。聽完翟學偉的“面子課”，“卓越領導力提升特訓班”的學員們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們紛紛買票參觀江南貢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門匾上用燙金字寫著“中國古代官員的搖籃”。

人們湊在“清代各省奪魁人數表”前嘰嘰喳喳。在這份各省狀元排行榜上，江蘇出了49個，比第二名浙江多兩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個游客指著成倍數遞減的數字，問同伴：“怎么江蘇的狀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這么多狀元都當官了，這以后批卷子的人還不得給他們的老鄉一點面子嗎？”同伴毫不遲疑地答道。

第五篇：課題一 面子問題

課題一

面子問題探討

“面子”是中國人一種重要和典型的社會心理現象。

面子”在中國人心目中,往往代表一種聲望、地位，是通過成功和炫耀而獲得的.中國人最愛面子.從古代到現代,在中國人的內心中根深蒂固.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布衣平民,都有這樣一種愛面子的情結.無論哪個朝代的帝王都愛面子,所謂的君臣之理也是一種愛面子的體現,臣子對君王要必恭必敬,要惟命是從,這樣才能顯現出帝王的尊嚴與面子.慈溪太后為了生日而不顧國家生死鋪張浪費,不就是人家是圣母皇太后,過個生日要過得像模像樣嗎,這排場能夠不講究嗎,這聲勢能不浩大嗎?這面子在哪個時候都是要講的,不然會被天下人所恥笑.再到布衣平民,傳說有一個秀才,考狀元不中,只能給當地顯貴的子女教書,結果將“首鼠兩端”講為“首施兩端”,被顯貴指出而被辭退.這可是面子丟到家的事情,寒窗苦讀十余載,卻差點誤人子弟,所以被辭退后,他就閉門苦讀,寫出了驚世駭人的著作,還將后代培養成在文字學上頗有造詣的大師.一切成就得源頭,只因曾丟了面子.可見面子就是中國人的第二生命.農村的葬禮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親人已去,死后還要大搞排場,排場越大就是代表對親人越尊重.無論是樂隊還是戲班,還是請客要辦多少桌,都體現了面子的問題.我們是凡夫俗子，我們也有面子。小的表現為：每天洗臉刷牙，穿衣化妝。大的方面：衣食住行各方面我們都要做的有面子。穿名牌，面子;喝茅臺，面子;開靚車，面子；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過去還是現在，為了面子一擲千金，為了面子送大禮，為了面子主動或被動的改變自己從而適應大眾的看法。因為有了面子我們才好做人，有了面子我們的事業，愛情才會蒸蒸日上。

婚前我們大多數人不顧一切，放下面子，只為尋找自己的真愛。婚后一切都變得是那么的平淡，我們又重拾自己的面子：為了一點不足掛齒的小事，覺得誰先認輸誰就沒了面子。一直不明白這個道理，為什么呢？為什么婚前可以無所顧忌，婚后連一句道歉的話都不敢說，難道就是這“面子”在作祟？跟一朋友訴說，朋友說：婚后為了一點小事就道歉，說對不起是真的不太現實，可如果對方在事后的一些表現也是在表示道歉：比如對方問你一會去哪？或者說你洗腳嗎？這樣也是道歉。每個人都有面子，不能為了一點小事把面子放下的一塌糊涂，那一個人連最起碼的尊嚴也沒有了，所以每個人不能太較真。婚姻幸福重要的一個條件，是夫妻雙方應該是互相給對方“留面子”。

男人要面子，古往今來皆如此。他在外闖世界需要維持一個好的形象，希望被尊重和肯定。而妻子感到委屈時往往逞口舌之利，也不分什么場合，尖牙利齒以還擊來自丈夫的傷害，最后丈夫不但不服,很可能變本加厲，妻子更加委屈，家庭戰爭于是升級。男人看起來似乎很粗，其實往往很脆弱、很敏感尤其涉及“面子”問題時。

在現今開放、多元化的社會里，女人也和男人一樣面臨著職場競爭和壓力，在尊重、自身價值被肯定方面和男人有著同樣的需求，因此和男人一樣，女人同樣需要“面子”。男女雙方都重視對方的“面子”問題，那么婚姻就更加和諧。

要面子太過就會使人長虛榮心，所謂“打腫臉沖胖子”就是對這種人的諷刺不要面子容易讓人丟失廉恥之心,甚至毫無羞恥之心,也就是所謂的“死皮賴臉”.1.面子在中國人的社會交往中是每一個人都能切身地感受到而又很難說清楚的問題，正如翟學偉所言，“我們能習慣地去實踐，未必能體會，我們能體會，未必有認識，我們有認識，未必就有研究”。面子是中國人社會生活中最常見的一種心理和行為，像人情一樣是支配中國人際行為的一個核心概念或準則。許多西方人把它看作是理解中國人的關鍵，是打開中國人心靈之門的鑰匙。所以對中國人面子的研究一直是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的學者們所致力的一個方面。

1、何謂面子

林語堂認為面子是無法定義的，他說面子“抽象而又不可捉摸，然而它是調節中國人社會交往的最細膩的標準”。魯迅則說，對于面子，“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糊涂”。香港心理學家何友暉認為面子是個體要求別人對其表現出的尊敬和順從。面子一定是相互的，交往雙方都期望從對方那兒獲得或者給予對方以順服，依從和尊敬。黃光國認為“指個人在社會有所成就而獲得社會地位或聲望。”

2、面子的標準是什么

面子的有無與大小的判斷標準首先與一個人的身份地位之高低，擁有社會資源（財富，權力、關系、）之多少以及個人的能力、人格、品格之高低有關。這些因素可以是先賦的繼承的也可以是個人后天努力地結果。一般而言身份越高擁有資源越多的人越在乎面子和看重面子，其面子也越大。面子大意味著在交往中有更大的影響力，更高的社會聲望，更有能力去做某些事。其次有無面子的另一個標準是他人的評價，如若是正向的積極的評價就是有面子，若負向的消極的評價就是沒面子、失面子。這一點特別突出了“面子”的“他人賦予”的特性。所以對此每個人都力圖在交往中給別人一個好印象，盡力維護好彼此的面子，由此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贊揚或得到更多的面子。

第三，關系作為面子的基礎，關系的有無深淺也決定著面子的大小有無。有關系就有面子，關系好面子也大，沒關系就沒有面子。

3、中國人好面子的心理因素

國人極其看重面子和愛面子，一個人不管其社會地位和聲望高低，都存在愛面子的心理。國人為何把面子看得這么重，面子心理的動機有哪些呢？

第一、美國的艾克遜(Erik Erikson)，希特生(Hazel Hitson)和臺灣許煥光等,認為“面子”源于中國的恥感文化(西方文明是罪感),在恥感取向下，中國人特別注重“面子”。

第二、黃光國認為面子包含權力交換的意味，是對個人社交資源的體現，好面子的心理動因即是要炫耀個人的權力與能力。如很多人炫耀自己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其實就是在表現他擁有別人不具有的資源和權力以此使自己的面子心理獲得最大滿足。

第三、自卑與虛榮的心理使人好面子，而且往往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可以不顧一切。這就出現“死要面子活受罪”，到頭來誤己誤人。好面子的危害，小到家庭為了婚喪嫁娶大操大辦，而導致事后生活拮據，有的甚至還要還債；大到一個企業和國家，如一些企業不顧現實盲目擴張，最后陷入困境。第四、從眾也可導致好面子心理

所謂從眾就是盲目跟從、隨波逐流。如，現在很多人迷信“名校”，你的孩子能進去，我的孩子如果不進去就沒面子了。于是，名校就像是羊群喜愛的綠洲，只要一個家長給孩子報名，許多家長就跟風而至。這些人好面子主要是害怕別人瞧不起自己，最保險的辦法就是隨大流。

第五、強調關系的和諧，中國人好面子的心理也在于看重關系的和諧融洽，不愿意破壞業以建立起的關系，就會極力維護好彼此的面子。這與中國文化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有關，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和為貴”，講究“能饒人且饒人”，以維護人際和諧。

4、“面子功夫 ”何其多

“面子功夫”是最能體現中國人際智慧的社交技巧，在維持和發展人際關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黃國光認為，面子功夫其實就是一種“印象整飾”的行為，是為了讓別人對自己產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給別人看的行為。透過面子功夫可以折射出中國人的人際互動是極其微妙靈活與復雜的。借莊子的一句話就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如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給面子

包括給自己面子和給他人面子，給面子是相互的。何友暉說“每一方都期待他人給自己面子，并且自己也被期待給他人面子”。具體講給自己面子，就是別人基于對你的尊重或權威接受或認可你的請求、建議。給他人面子就是認可和接受別人的請求。給面子體現的是彼此的尊重和重視，這對于維護和維持特定的人際關系起著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對于面子的請求，往往是含蓄的，是不能輕易拒絕的。不給人面子就是讓人失面子和沒有面子的事，意味著看不起，不尊重甚至是斷絕關系，進而導致人際關系的緊張和沖突。

丟面子、失面子、沒面子

人人都渴望獲得面子，極力維護面子，避免失去面子。丟面子是一種恥辱，引發人的羞恥感，造成情緒的不平衡。顧面子

做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的事，尊重和遵守社會的禮儀、習俗。留面子

對于人們做出的違背交往規則的人不過分地追究和譴責，給他人一個自省的機會。得饒人時且饒人，顯示人性的寬容與博大。適當給別人留面子是尊重他人的表現，是人際關系的潤滑劑。但是如果對屢犯錯誤或犯了嚴重錯誤的人，一味遷就“面子”，批評不疼不癢，不觸及實質，表面上給留“面子”，實際上在害人。爭面子

就是獲取面子，增加面子，可以是為個人、為父母、為家族、為祖國等等。立功建業為父母爭光，就是爭面子的事。爭面子可以獲得社會聲望，提升社會地位，增加交往中的影響力。得到別人的贊許也是爭得了面子。要面子 要面子一是說愛面子，面子薄，“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人太愛“面子”，便虛榮起來，亦形式主義化，為“面子”而不顧“里子”。二是祈求別人給一個面子。往往是地位低的人要求地位高的人給的面子就是要面子。反之地位高的人給地位低的人的面子就是賞面子。表示一種恩惠。三是通過賣弄和欺騙來取得名聲，如“打腫臉充胖子”。有面子

就是能得到別人的認可尊重和積極的評價，說出的話提出的建議要求別人會接納順從，對別人有一定的影響力。有面子的人，人緣一定好，和別人的關系也好，事事有人幫。有面子沒面子遇事的差別很大。過去冬天買煤取暖常常是“有面子的沒面面，沒面子的盡面面”。既有面子的買到的是塊煤，沒有面子的買的盡是煤面子。借面子

看在某人的面子上，幫一下忙吧。即“不看僧面看佛面” 挽回面子

把失去的面子通過做人情（道歉，送禮）再要回來。一般很難。做面子，敷衍面子

做秀，內心并不愿意做的事和說得話，為了關系的維持，不得不在表面上給人一些面子，其實內心并不認可順從。買面子

古人屢屢試舉不成，就買個秀才裝面子。現代金錢社會下，花錢送禮給人，試圖向他人買個個面子。接收請求就是買得面子，否則就是沒有買到。所以有人嘆曰“有錢難買人家吃咱要咱”。面子買得買不得關系作基礎，關系是“里子”，沒有“里子”面子的事難做啊。

5、如何看待面子問題

面子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國人社會交往的特點與機制，而且對于國人的生活和交往也是很重要的。因此：

首先，每一個人應該珍惜“面子”，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積極發揮“面子功夫”的正向作用，維護和擴展自己的人際關系網絡，為自己的事業生活提供強有力的人際支持。

其次、堅守基本的社會準則，不亂給面子、濫要面子，用面子沒有節制，否則面子資源就會枯竭，事做不成，朋友也做不得。

總之“面子功夫”適可而止，不能為“面子”所困所累，失去個人的自由與個性。

1：工作中面子與尊嚴

1.公司宗旨往往都會明文“客戶就是上帝，一切從客戶角度出發”，但實際情況中，在中國的企業，這種理念都是抄襲西方管理經驗來做自己的牌坊，實質都是中國人在管理中國人，中國人在和中國人打交道，傳統的“自我意識”“推卸責任”“踢皮球”“利益驅使”“職場政治”等等本質都沒有改變。批著羊的外套，做著狼的生意。面對如此情況，領導層永遠是捉摸不透，因為這里面還有政治。客戶永遠是很簡單--這是你產品的問題。夾在三明治中間層的總是那么耐人尋味。他們可以是客戶工程師，要么是銷售員，或者服務人員，或者業務員。那么我們這群面包夾層又要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這兩個外表層呢？一方面要討領導歡心，一方面要對客戶負責。領導不高興了那面子上就要涂彩，客戶出問題了業績考核也要跌水，指不定來個關鍵問題處理。就像現在某某企業因為某某市場3g業務失利，留職考察的考察，降級的降級，降薪的降薪，你就知道做市場不容易，銷售人員壓力有多大。這個時候，我們這些業務員遇到問題怎么辦呢？匯報領導領導第一句話肯定是“這么點問題都解決不了”，不匯報吧很多問題我們做不了主。這個時候怎么辦呢？置客戶于不理？還是客戶就是上帝，要求公司為客戶提供周到服務，滿足客戶一切要求？很多時候我們都害怕請示領導，害怕挨罵，怕給領導不好印象，說到底就是一個面子問題，死要面子活受罪。然后事情一拖再拖，不斷周旋，不管是自己手段還是客戶好說話，最后不再計較，這到好說。如若客戶追究到底，最后問題不斷升級，把自己逼到懸崖邊，真有逼上梁山的。某某公司某某銷售人員請了主要客戶在高級酒店大吃大喝，所有東西都要最貴的，所有房間都要最好的，所有小姐都要最漂亮的，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嫖好，最后大家共舉杯，與君同樂，祝老子一路走好，頭一仰，咕嚕一杯烈酒順著喉嚨直下，只聽見杯子啪的一聲砸在地上，“各位走好，老子不干了”，拍屁股走人！頓時滿席鴉雀無聲，所有人都成了雕塑。這是怎樣的魄力！真是百年才能出一個這樣的棟梁之才！99.999%的人不是逼上梁山，而是逼進領導的辦公室，這時候再去請示領導，領導會怎么說？首先領導肯定第一句話就問你，“當初怎么不說，當初怎么不匯報？”問題沒有那么嚴重的時候還可以迅速解決，現在事情嚴重到無法挽救了再來告訴我，你是不是想讓我給你擦屁股？這正是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我告訴你，什么是領導，領導和我們的區別是什么，領導就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給你一巴掌的員工，領導就是沒理由都可以訓斥你的員工，你還真別鄙視這一套！真是這樣的領導才能鍛煉出精干的員工，他們可是無上的導師！卡耐基就說過，苛刻的領導是你的福分。但是這個時候你給領導的印象就不僅僅是可以罵你一頓那么簡單了，當初領導至少還覺得你不恥下問，現在領導就覺得你是個廢物，和面子比起來，哪個更重要？所以，要想做好工作不容易，要想做好自己那更不容易，在工作中面子問題一定要看透。面子值幾個錢？面子能當飯吃？有人說，這是尊嚴問題，我想問啥叫尊嚴？有本事你解決問題呀!我告訴你，這個年代，能力就是尊嚴，你沒有能力就別談尊嚴。我知道這個社會等級觀念已經很強悍，肯定有人就會問我那農民就沒有尊嚴了？我可不是說農民伯伯，你可別小視農民，農民能夠種植糧食，也就是能夠種植生命，沒有農民你再有錢有地位你也被餓死，所以農民的尊嚴最高。你有這能力嗎？讓你種地你會嗎？活干不好地也沒法種你憑啥生存？你爺爺輩分說法叫吃白飯，誰養你讓你白吃白喝？你真以為這是個人道主義世界？那誰都享受人道服務得了!至少我愿意享受這種優待，可那只是白日還得睜著眼睛才能做得夢!我說這個問題不是強調沒能力的人就沒有尊嚴，我是強調你別把你的尊嚴和面子混淆。尊嚴是自己給的，面子是別人給的。面子僅僅是工具，就像衣服，沒了就沒了，尊嚴可不一樣，尊嚴是不認輸的心態，可以為了尊嚴暫時的丟失面子，因為面子是可以掙回來的，但千萬別為了面子丟了尊嚴，這一丟你可就一輩子都無尊嚴可談了。說來說去，最后總結起來還是工作中的面子問題，所以，要想干出成績，就得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當然你能力特別強，那我恭喜你，你要感謝你爸媽給了你優良基因，你可千萬別妄自獨大，我雖然工作不久這種人見得可多了，整天哇哇叫，自以為是，暗地里多少人都在暗罵“你以為就你牛，牛逼哄哄你也就那個樣，還不是個普通員工”。我們凡夫俗子只能調整好心態，再接再厲，努力工作，誰讓我們是給別人打工，等你做領導了估計也就成為你現在所痛恨的人啦。

說了這么多說到底，就是個心態的問題，打工是公司付給你錢，你就得從公司立場考慮事情。當所有人從公司的角度考慮問題了，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現在就希望我們大家努力去做一個優秀的員工，從而徹底改變中國企業官僚等級的作風，讓中國的企業在我們這代年輕人的努力下峰回路轉，柳暗花明

2：男人的面子

面子，對男人來說，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的，有人說，男人什么都可以丟，就是不能丟了面子，也有人說男人的面子是女人給的，所以女人要學會在各種場合給足男人面子.兩個人在一起，說什么都可以，但是在外面，一定要控制自己好自己的脾氣，所以不管是在長輩還是朋友面前，都要給他留足面子.我認為愛人之間最基本的具備的是信任，所以不用把他緊緊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或者用電話天天追蹤著,男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男人也會有累的時候，各種各樣的責任與義務，總會壓得男人很累，所以說有時男人比女人更脆弱，因此女人要學會去理解與包容他，在他累的時候，默默的陪在他的身邊，用你溫柔的手幫他按摩酸痛的雙肩，在他竟氣風發的時候，給他多一點鼓勵與支持，這樣男人會覺得他在你心里是多么的重要。

男人總會有力不從心的時候，但是不要因為他的力不從心而抱怨他，而是應該給他溫柔的撫慰，如小鳥依人般的睡在他的懷里，不要露出失望，或是煩躁的樣子，可以給他一個溫柔的吻，摟著他一起先睡一會，或是轉移話題，說一說與他初相識的浪漫，告訴他你很愛他。相信男人會在下一次時給你帶來不同的快感。

男人的面子，就等于男人的自尊與自信，聰明的女人該學會該示弱的時候就示弱，女人的兇焊與潑辣對兩個人的感情有著極大的殺傷力，而女人的溫柔與眼淚絕對是征服男人的最大武器。學著給自己的男人留足面子，你也同樣會享受到其中的成果，他會更疼愛你，更珍惜你，給男人面子，等于給自己留下余地，讓自己變得溫柔體貼，讓他變得陽剛瀟灑，快樂也就無時不在。

男人不敢承認自己也有非常脆弱、需要關懷的時候，在他志得意滿時，請給予他足夠的欣賞。當他遭遇了不公和挫折時，不妨陪他一起流淚。然后盡快忘卻，舊事不提。作為女人,能恰到好處的給男人面子,是需要多方面的修煉的.你的修養，你的談吐，你的風韻，你的容顏，你的智慧，你的笑容，都是幫襯男人面子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不然只有玉樹臨風，沒有佳人相伴，那面子最外層的金邊該怎么貼呢？

面子，是無形中存在又不可忽略的東西，男人，尤其需要面子。不少男人活著，大多時間是活在面子的支撐下，想象不出如果沒有了面子，他們的日子會是怎樣。這樣說可能有些過份，但我覺得很現實.我著實說不出面子究竟是個什么模樣，這樣說不知可否：面子是個不同于物質，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

和愛人相處，對于面子問題，也該小心翼翼的，不讓男人失了面子，爭論，不和，言辭再激烈，也不說有傷面子的話。不是虛偽，是認為面子對男人的重要性，有時候不忍心。不是同情可憐，是認為寬容待人是美德。

在一些人多的場合，對方說錯了，明明知道，也不要當面指出，私地下更正，更正的語氣也不是平日里直通通的，比較委婉，即讓他明白哪錯了，也讓自己沒有心理負擔，不然的話，明知是錯不糾正心里會有縱容的壓力。與俗語的給個臺價下大同小異。

有妻子指責丈夫，你真笨，你看人家宋經理，有車有房子，看看我們有什么，結婚這么多年我連件象樣的衣服都沒錢買。

丈夫先是不作聲，妻子卻越說越來情緒，嘮嘮叨叨，口水滿屋飛。丈夫忍無可忍，回了一句：宋經理有小蜜，有情人，我也能有嗎？

妻子翻白眼，就你這窮酸相，窩囊樣，也就是我，錯嫁了你，誰還能看上你？

女人大都有虛容心，喜歡攀比，說起來也不為過，過了的，是以攀比說事，指責丈夫。沒車沒房子少錢，怎么全是丈夫的事呢，自己可以努力工作，賺錢買房買車呀。所謂的本事不只是屬于男人，女人照樣可以有本事。男人有好妻子，也是男人特別有面子的事，自然，好妻子的定義不能一概而論，有的男人愿意妻子是個女強人，有的男人愿意妻子是個家庭主婦。只要男人對妻子滿意，他一定是感覺很有面子的.依我的看法，給男人面子，會讓男人很有面子，從而激發他們的更多優勢，對自己更有信心，從而做得更好。有句話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此，我愿意更多的女人給足男人面子，以促動他們積極向上，有錯就改，無錯加勉。

現今的社會，女人早已不是依附于男人而生存，這已經讓有些男人心理失衡，如果再不給男人面子，生活必定會是矛盾重重。倒不是說男人的心態不好，幾千年來造成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煙消云散的，女人不只是過去唯維諾諾的女人，女人是可以自闖一片天的女人。面子問題，也就迎運而生了。

給男人面子，不是讓女人委曲求全，而是恰當的時間，適當的場合，給男人體面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