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閔校長、許校長，感謝你們熱情彌漫的講話，感謝你們對我所表示的熱情友好，也感謝你們對哈佛大學代表團表示出的熱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學代表團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來我們訪問中國最大的代表團。我以為，這表明了中國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的重要性。這也表明了我們共同的努力：尋求知識，教書育人。能來到中國和全球最好的大學之一訪問，我感到萬分激動。更令我興奮的是我能有機會與這么多的學子談談他們將要繼續的這個世界。

假如你們認真思考我們在大學所做的一切，假如你們能認真思考全球化這一現象，我想我們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現象已清楚地表明全球正在進行一種深進的轉變。這就是：與之前相比，知識對人類活動的每方面來講都變得越來越重要。想想我們四周的一些例子。我堅信，兩個世紀以后，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被載進史冊的時候，柏林墻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只能在歷史書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應當是二十世紀后五十年中，十幾億或是近二十億人邁進了現代化的社會;是十年之內人們的生活水平雙倍的增長，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內億萬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增長。我相信，在人類歷史的第二個千年，這一事件足以與文藝復興和產業革命相媲美。

這些增長的中心是甚么?這個中心是中國。中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中心也是知識，是知識的傳播和分散，由于在歐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個國家能象中國一樣在上一個十年當中和上上一個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長速度。

這反映了現代科技為融會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也反映了知識的氣力。有些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階段，科學有能弄明白疾病產生進程的潛力。在我們在坐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學有潛力在每個份子的層面上弄明白是甚么地方出了毛病，是甚么讓人類痛苦和死亡，并且能發現一些可操縱的方式，找到治療這些疾病的辦法。在我們活著的這一時代，我們能夠比其它任何人類歷史上的時代更有能看到醫學進步發展的潛力。

這一切還與甚么有關呢?它還與知識的增加有關。我們知道知識是在不斷增加，知道學術研究的進程，也知道知識在尋覓其實在不明顯的用處的進程。我們知道善于發現新奇事物這類天賦的作用;我們也知道各種機構的作用。

讓我對知識進行一個總的評論，這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說出最有用的知識是從何而來的，你沒法猜測它來自何處;你也沒法設計一些程序來找到最有用的知識的情勢是甚么。

讓我給大家舉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蛟S從某些方面來講，我們在大學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數學?；蛟S在數學領域中被應用的最少的是數字理論，即對數字的研究。你們中間任何一個發過email的人都會從在近二十五年中發現的數字理論中獲益，由于關于素數(譯者注，術語：只能被1和該數本身整除的數)的研究是編碼計算程序的基礎，這類計算程序是今天每方面的電子通訊和電子交換的基礎。這些，都來自于我們所具有的最抽象的一類知識。

我再給大家舉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于局勢很困難的那部份世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今天我們舉這個例子仿佛有些希奇。這些年來，美國對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維營就中東沖突在以巴雙方達成的協議。很明顯，我們實在不是今天中東地區和平的唯一途徑，但是那是通向穩定的重要的一步，據參與過這次談判的人說，我們的總統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他能促進以巴和平的關鍵。這類能力就是他能從每個被爭議地點的《圣經》名稱及其在《圣經》中的作用談起。對宗教的研究和對2000年前歷史的研究，看來抽象和深奧，然而，這些知識對一個關鍵的、實際的成績來講是很重要的。

第二篇：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北大演講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北

大演講

2002年5月14日

閔校長、許校長，感謝你們熱情洋溢的講話，感謝你們對我所表示的熱情友好，也感謝你們對哈佛大學代表團表示出的熱情友好。我相信，哈佛大學代表團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來我們訪問中國最大的代表團。我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的重要性。這也表明了我們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識，教書育人。能來到中國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訪問，我感到萬分激動。更令我高興的是我能有機會與這么多的學子談談他們將要繼承的這個世界。

如果你們認真思考我們在大學所做的一切，如果你們能認真思考全球化這一現象，我想我們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現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進行一種深刻的轉變。這就是：與以前相比，知識對人類活動的每一方面來說都變得越來越重要。想想我們周圍的一些例子。我堅信，兩個世紀以后，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被載入史冊的時候，柏林墻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只能在歷史書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應該是二十世紀后五十年中，十幾億或者是近二十億人邁入了現代化的社會；是十年之內人們的生活水平雙倍的增長，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內億萬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增長。我相信，在人類歷史的第二個千年，這一事件足以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相媲美。

這些增長的中心是什么？這個中心是中國。中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中心也是知識，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因為在歐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個國家能象中國一樣在上一個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個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長速度。

這反映了現代科技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也反映了知識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階段，科學有能搞明白疾病產生過程的潛力。在我們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學有潛力在每一個分子的層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讓人類痛苦和死亡，并且能發現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療這些疾病的辦法。在我們活著的這一時代，我們能夠比其它任何人類歷史上的時代更有能看到醫學進步發展的潛力。這一切還與什么有關呢？它還與知識的增加有關。我們知道知識是在不斷增加，知道學術研究的過程，也知道知識在尋找其并不明顯的用途的過程。我們知道善于發現新奇事物這種天賦的作用；我們也知道各種機構的作用。

讓我對知識進行一個總的評論，這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說出最有用的知識是從何而來的，你無法預測它來自何處；你也無法設計一些程序來找到最有用的知識的形式是什么。讓我給大家舉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許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在大學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數學。也許在數學領域中被運用的最少的是數字理論，即對數字的研究。你們中間任何一個發過email的人都會從在近二十五年中發現的數字理論中獲益，因為關于素數（譯者注，術語：只能被1和該數本身整除的數）的研究是編碼計算程序的基礎，這種計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電子通訊和電子交流的基礎。這些，都來自于我們所擁有的最抽象的一類知識。我再給大家舉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于局勢很困難的那部分世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我們舉這個例子似乎有些奇怪。這些年來，美國對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維營就中東沖突在以巴雙方達成的協議。很顯然，我們并不是今天中東地區和平的唯一途徑，但是那是通向穩定的重要的一步，據參與過這次談判的人說，我們的總統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關鍵。這種能力就是他能從每一個被爭議地點的《圣經》名稱及其在《圣經》中的作用談起。對宗教的研究和對2000年前歷史的研究，看來抽象和深奧，然而，這些知識對一個關鍵的、實際的成就來說是很重要的。

人們可以不停地從大學的幾乎每一知識領域來談論知識的重要性，但是，我認為有一類知識是我們很難掌握的，那就是預測哪一類型的研究、哪一類型的純理論的探索會對未來社會做出最巨大的貢獻。但是，同樣地，正因為我們不能預言到哪一類型的知識會對我們的社會做出巨大貢獻，我們才能有信心地預言,新知識、新觀點、新方法和聰明的想法對我們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很顯然，這種對知識創新的追求不只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學里，而且出現在商業機構的運作中，這些非常實際并為利潤驅動的機構在我們這個社會里為自己做著籌劃。不久以前有一次，我與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天體物理學教授聊天，他問我，哪個機構雇用的博士畢業生最多。我認為，有可能是哈佛大學，也有可能是某個天文臺。而他給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這家銀行過去一直在搜尋那些極其有資質，非常有能力做數量研究的人才，因為這些人能在金融市場上發揮很大的作用。的確，如果我們看看這些一流的商業機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正在不斷地尋找非常有創造力、受過最好的教育、資質超群的人。的確，如果我們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機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越來越多地開始具有一流大學的一些特質。

那么，一流大學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價值是通過思想者所擁有的品質來判斷的，而不是通過他們的地位來判斷的。哈佛大學的教授希望他們的學生能做一些創新的東西。當學生做研究驗證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設或理論時，這個教授當然希望這項研究結果出來后會證實他的假設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無論研究的結果是什么，這個教授會堅持認為這項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發表。我們哈佛大學有些教授對進化論的本質、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有他們獨特的見解；但是每一個教授都堅持認為大學的職責就是雇傭一流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學者加入他們的院系，無論這些學者是否贊同他們的研究成果。這種強調以質量來判斷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業領域的人們談到統治集團的消亡、談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談到強調創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說，這種通過質量而不是來源來判斷思想的方法對近二十幾年發生在中國的革命至關重要，它也對中國社會所取得的巨大進步至關重要。

大學所承擔的第二個重要的任務是對視角多樣化的承諾，不管這個人來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為我們的卓越做出貢獻，我們就愿意招徠他。這一點也正在被更廣泛的世界努力趕上。這也一直是我們哈佛大學不斷追求探索的東西。一個世紀以前，哈佛大學是一個出身富裕家庭的紳士培育來自新英格蘭富裕家庭的年輕紳士的地方。它不向上過公立學校的學生開放；也不向黑人學生開放，也不向女生開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國大部分地方的學生開放。就在半個世紀以前，有些哈佛教員由于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離開學校。哈佛大學對某些團體也有限制，因為如果不限制這些團體，它們就會變得太多，會使人們覺得不舒服。

現在，哈佛是一所非常開放的大學，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無論你的信仰是什么、無論你來自哪個種族、無論你來自美國的哪個州，也無論你來自世界上的哪個國家，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哈佛大學。但是，如果我們想更加包容和開放，如果我們想從多樣化視角所帶來的好處中受益，或者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我們想把最優秀的學生和老師吸引到哈佛大學來，我們仍然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必須把我們拋向杰出人材的網張的越大越好。正如大學的演變一樣，最優秀和最尖端的商業機構、領導的最好的一些國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據人際關系來挑選少數的精英，而是轉向發現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給他們做出貢獻的人。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們正在進步，我們的進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學的模式。

第三個區別是大學里最真實、最特殊的一點，但是這一點在各種各樣的機構中也越來越重要。在這一點上，也許大學和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這也就是：強調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當我們考慮一項學術研究時，我們追求的不只是判斷它明天的影響、下一周、下一個月或下一年的影響，我們追求的是從長遠來看，為最終能產生最大影響的知識做貢獻。越來越多的一流的商業機構、社會中一流的團體，不僅在盡量快速地前進來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而且還重視長期效益，他們都在投資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將來會產生影響的思想。

讓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三十年前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美國的生物工程如果從其市場價值來看，現在值幾千億美元。在美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年創造過這么高的利潤。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這是因為人們看到了它將會帶來的潛能，他們有長遠的眼光。他們進行了投資，正如大學所在做的一樣。當大學引進一流的學者，讓他們充分發揮其想象力時，盡量不去指揮他們，依靠這種想法，從長遠來看，正是這些一流學者的知識才會有價值。這是大學最根本的信仰，這是在美國已經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認為，它會給任何想追隨這一信仰的人帶來成功。美國所授予的主要專利中大約有75％，從很重要的方面來講，是從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中獲得靈感的。來自世界各地在美國大學學習的學生的愿望就是讓不為謀求利潤、自然也不用“竟爭”一詞的大學，同美國所擁有的任何一種出口業務比起來一樣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國大學成功？我們現在關于創辦一流大學的最佳見解是什么？我想就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進行探討，我還想就大學未來發展所面臨的一些挑戰進行探討。首先，大學應該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擾。在哈佛大學，無論是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都根本沒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任命為經濟學教授、工程學教授或醫學教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為他們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學指手劃腳。讓我告訴大家一些其它的重要的東西，我認為這也是為什么大學能夠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有一些人在賺錢這方面非常成功。他們在經濟方面為哈佛大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學校的建筑物；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項目；有時我們還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教授職位。今天早上當介紹我的一些同事時，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他們中很多人的教授職位前都有掛名：有人被稱作克芬斯汀數學教授，有人被稱為斯蒂姆森法學教授，還有其他一些教授職位也被提到過。但是有一點我是可以明確告訴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學，提出承諾要為一個數學教授、政治學教授或法學教授提供資助；但是你無權告訴哈佛大學誰應該被任命為這一教授，或這個教授必須信奉什么。如果你這么做，我們就會說，而且我們也曾經說過：“把你的錢拿到其他學校去。把你的錢拿到別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認為，要理解創造智力卓越的源泉，這是創辦一流大學最基礎的東西。對創辦一流大學至關重要的第二點是：這些大學在極力地爭奪最優秀的人材。早些時候，在中國的一次聚會上，有人問我，對于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我能給點什么建議。我說，從長遠來看，要想創建一流大學，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擁有最具創造力、最積極思考、最聰明的師資。我說，如果一個大學能夠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輕學者，吸引他們留在大學工作，他們就會發現一些一流的學者和一流的學生就會朝這些一流學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會涌向這些一流學者。最終，成為一流大學的承諾是一定會實現的。創造一流意味著不能有完全同等對待每個人的觀念；創造一流意味著要有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擁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擁有最具威脅思想的人，而且學校還得學會化解這種威脅。創造一流意味著要接受最優秀的人，因為最優秀的人并不總是最容易相處的人。的確，事實是能使人們最具創造力、使他們最富挑戰性、并使他們的思想令人振奮的特點同時也是這些人難以以最順暢的方式適應社會的特點，而一流的大學能理解這一點，他們盡力去尋找這些最優秀的人。

對保持一流大學很重要的第三點是：這些大學必須不斷尋找方式來衡量自己，不斷尋找方式來給自己追求卓越的壓力。在商界，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領域中，畢竟，大多數的機構都是如此，他們有一種現成的方式來衡量他們是否是一流的。這就是賬本底線。這就是利潤。而大學卻沒有這樣的衡量標準。因此，大學需要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總是朝一流大學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勵學者們去尋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學，我們的科學家所進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沒有得到學校的資助。部分理由是因為我們的經費緊缺。我們想確保這些有限的經費能被用來支持那些如果大學不提供資金，其他人也不會資助的領域，這樣，我們就能把我們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夠提供研究基金的機構也在做他們自己的調查、做他們自己的監管，他們對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項目會做出自己的評判。當他們進行這些評判時，資金就會流向那些能不斷出成果的人，而不會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學，我們還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們還會在以后會更加積極地去做這些事。這就是：對于學校的每一部門，我們都會邀請世界上頂尖級的專家來評審我們的項目，告訴我們這項管理進展的如何、它的作用發揮的怎樣。我們用這些評審來作為我們確定未來方向的基礎。我們不允許那些正在負責某一項目的人來選擇誰來評審這一項目。相反，我們會從外面尋找那些最挑剔的人來做評審。

這一原則不只適用于各種項目，而且也適用于個人。在一個人被任命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領域將會成為其同事的人的認可，我們還會發信給他所在領域的各方面的頂尖級專家。這些專家要把這個人與同一領域的其他人進行比較，在任命任何人為哈佛大學教授之前，我們都會對這些評審進行仔細考慮。比較和競爭是給自己壓力去不斷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大學的第四個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復雜的。那就是：大學以集體價值觀的名義把自己置于很強的領導之下，這一點很具有諷刺意味。我曾強調過美國的總統也無權任命任何一個人作哈佛大學的教授。但是，同時，美國一流大學的目標就是要產生很強的領導人物。試想如果哈佛大學的一個學院有一個新院長的空缺。這個新院長產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學里，新院長往往都是由這個學院的教員投票選出來的，或新院長是基于某一學院大多數教授的同意而被選出來的。這種方式是很有效的。當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時，他們會從自己中間選出一個能使他們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續的人。但是，這樣做也會常常產生平庸的人，出現不少弊病，因為，當一個機構運作的不是很好的時候，如果要選出一個新的領導，人們選出的常常是一個不具威脅性的新領導，而不是一個能承諾創造出卓越的新領導。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哈佛大學，我們給予大學校長這個權力來任命各個學院的新院長。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一流大學里，大學董事會來選擇大學校長，而不是通過大多數學生和教工的同意來選擇校長。

如果說我在哈佛大學作為世界一流大學之際，非常榮幸地當上了哈佛大學校長，我確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國內戰結束后第七個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人。確實，讓有很強的領導才能的人長期擔任職務的這一傳統，使得大學能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持續更新自己。我認為以上列舉的每一方面：很強的領導層、競爭、外來的審察、對人才的無情競爭、與政治的分離，都非常重要，因為其中的每一條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條都很難。但是，在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這一時代，這些方面不只在大學，而且在全社會，都變得很常見。

擺在我的大學、美國的大學、還有，依我之見，全世界其他大學面前的主要挑戰是什么？我將重點談論五個大的挑戰，五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我想，對這些問題，我們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們并不是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首先，努力設法解決全球化的問題，把我們最優秀的東西傳播出去。從很多方面來講，世界與從前相比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講剛開始的時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國發展的狀況，那時人們沒有辦法從中國往美國打電話，這表明我們現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機會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讓美國人說出世界哪一個地方非常遙遠、非常落后，而且對美國無足輕重，他們很有可能會選阿富汗，這是襲擊紐約的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大本營。我們需要調整大學的的教育來促進學生不光是對他們所居住的社區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們了解全世界。我們應該保持一種社會感，這會極大地促進大學的成功。

想達到這種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學與中國的緊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這些合作只在中國進行，那它就很難使遠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區的哈佛學生受益。因此，促進我們對全球化的參與、對全球化的理解、同時又保持我們的社會感，這些都是首要的、關鍵的挑戰。

第二個關鍵的挑戰是保持大學的社區感，大學的自治感，因為知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有用和實際，而且被更廣大的社會需要。我，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一直被認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機會擔任我們國家的財政部長。當我以部長這一身份訪問世界時，我也遇到了許多其他曾經是教授的人在他們各自的國家擔任著類似的職務。一個接一個的領域，出于實際的原因，人們對一流思想的需求為大學創造了巨大的、充分發揮其貢獻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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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保持我們對那些從目前來看不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領域的承諾。我認為，正如我在這個演講的剛開頭提到的，人們無法預測未來什么知識領域會很有價值，對此我深信不疑。適當的起作用的思考會使我們探索的范圍更大、更廣。

但是，當我們急急忙忙地處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問題時，我們又遇到一個挑戰，那就是：我們不應該忘記一些永恒的問題，如人性的本質、人類的沖突、人類家庭以及許多傳統文學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進退兩難的困境。在我們下決心要變得精明和目的明確時，我們不應該犧牲培養學生博學睿智的機會。這是大學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為，如果大學在管理方面的訓練做得少一點，社會上其他的機構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多一點。如果大學不全面考慮未來商業的行為準則，其他機構會考慮這一點。但是如果大學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學不尋求對歷史的理解，那么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會失傳。這將會是人類的悲劇性的損失，也是我們造成的悲劇性的犧牲。

第四，大學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知識結構。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調整我們的大學設置。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有法學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有教育學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有物理和化學系；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有社會學和經濟學系。但是，盡管存在著一個人類傳統的知識結構，然而，沒有任何知識是一模一樣的——沒有知識，是永恒不變的。當學者變得越來越專業化，這一點就變得越來越有道理。以前，據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識；后來，據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學科，如物理和經濟學，中所有的知識；今天，要掌握一個學科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如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都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但是，同時，很多非常重要的發現都是跨越傳統學科界限的，無論是在化學和生物之間，還是在考慮應用于音樂研究和文學研究的共同主題，或是在把教學的廣泛應用擴大到人類探尋的越來越多的領域。我們必須準備去利用這些重要的邊緣學科領域的研究。最后，大學需要適應這一不斷變幻的世界所帶來的變化的機會。在未來，教育將會變成一個終生的需求。我們已經看到被人們稱之為“燃料箱”的這一教育模式的結束，在這種教育模式下，人們年輕時用知識來給自己填充燃料，接下來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漸消耗所學的知識，直到退休?，F在，通過英特網向數千英里以外的人傳送知識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學本身、教學對象和教學方法都要改變。在一個重要科學領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論文現在有三百個合著者。諸如人類基因組測序之類的研究項目耗資數十億美元。這種工作規模的變化、合作本質的變化都會改變或迫使我們改變大學的這種我行我素的傳統。但是，同時，正是我們對最有創造力的個人的尊重才會常常產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學適應這些新的機會，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另一挑戰。

今天，我在此嘗試著談論了一些我認為對大學來說至關重要的幾個方面和大學面臨的一些挑戰。我希望我表達的觀點是正確。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因為我堅持認為，如果，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糧食上；而在另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和運用鋼鐵；那么，在我們正在前進的當今世界上，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產生和運用知識。在這點上，沒有什么機構能比大學更重要。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這些有幸呆在大學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認真地去思考我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中所講的，大學永恒的傳統應該是我們要永遠年輕、永遠要承諾不斷更新自我。這就是全世界大學應該做的。我很榮幸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與中國的最高學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謝大家。

問

答

問題一：我很認真地聽了您的演講；對于您講到的該如何把大學變成一個一流的研究機構，我聽后深受啟發。但是，我認為你并沒有提到學術研究的目標。我是一個經濟學家，我們都知道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比哈佛大學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卻比哈佛大學多。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哈佛大學的教授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貢獻更多一些。因此，我的問題是，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你怎樣指導哈佛大學的學術研究？這是一個問題。我還想問一個相關的問題。你對北京大學的校長有何建議？你覺得北大是否應該鼓勵教授在一些國際刊物上發表一些與中國政策改革無關的文章，或你認為，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多做一些政策研究，盡管這些政策研究性的論文可能沒有機會發表？謝謝?；卮穑耗闼岬氖且粋€經過深思熟慮的問題，我會用傳統經濟學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來回答你的問題。事實上，我認為檢驗一個大學的研究，最終，得看它對真理的貢獻。最重要的是要有最優秀的、最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如果這個思想是最優秀的、最富有創造力的，它最終一定會找到其重要的應用。但是，大學被建構出來的方式就是允許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圍。我認為，一個出色的大學一定有一些經濟學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經濟系統、他們關心的只是純粹的探索，他們并不在乎他們的建議或政策建議是否能得到發表、是否能得到實施，等等，但是他們盡量爭取在國際范圍內得到這一領域的一流學者的尊重，這對一個出色的大學是絕對關鍵的。另一方面，我認為在大學里，我們也應該給予比較職業化和可實施性教育一些空間；也應為職業培訓學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訓練；還應該使職業培訓學校與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來分析問題。因此，我認為這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我認為強調純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領導大學的人不強調純的學術研究，那么沒有人會強調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我非常強調純理論研究。這也是為什么我在剛開始演講的時候舉了一些研究的例子，這些研究都是從非常純的學術研究開始的，然而，它們卻有比表面上較實用的工作更有實用價值和影響。

問題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學生國際交流協會的會員、國際政治學院的學生。事實上，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比較嚴肅；另一個比較有趣。您更喜歡哪個問題？

回答：如果你抓緊時間問，我會兩個都回答。

問題二：那好，事實上，卻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電影是“Legally Blonde”。這部電影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是以哈佛大學法學院為背景的。在這一部電影中，哈佛法學院的學生被描繪成嚴肅的、無聊的、丑陋的學生，教員也被描述為嚴格死板的、難以通融的人。我想問的是，作為哈佛大學校長，當你遇到社會上的這類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你會怎樣來保護你的同事和學生的聲譽？謝謝?；卮穑何也恢?，我是否明白你的問題。在座的有多少人看過“Legally Blonde”這部電影？“Legally Blonde”這部電影拍得確實不錯。除了其它一些內容，這部電影里有一些事情，我個人認為，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那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年輕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個很美麗的游泳池游泳的錄像，以此作為她申請哈佛法學院的依據。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樣的事情是不會在哈佛法學院發生的。我，作為一個曾經在很多哈佛法學院學生住過的公寓樓里住過的人，向你們保證，哈佛法學院的學生一點都不那么死板嚴肅，哈佛法學院的學生喜歡開心地去玩，而且有時，由于哈佛的學生、哈佛法學院的學生的聯歡和慶?；顒邮沟弥芰缫箷r分同樓的人都難以入睡。

問題三：謝謝你，薩默斯教授。當你提到人們的努力是獲取新的知識，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識和維護道德之間的沖突。大家也許知道，上個月有一家關于哈佛大學公共健康學院的一個丑聞。他們在中國農村做的一些研究、有關基因的研究，被懷疑侵犯了道德規范，更進一步說是侵犯了當地農民的基本人權。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學將會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類似的事情在未來再發生？或者，你會不會只讓公共健康學院自己獨立地解決這一問題？在面對類似這樣的沖突時，你的責任是什么？謝謝。

回答：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問題。這個事件確實是錯誤的。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應該發生，這是公共健康學院的院長的責任，最終，作為一校之長，我的責任是處理這件事，把所犯的錯誤糾正過來，更重要的是，要確保此類的事不會再發生。而且，我們已經以很嚴厲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學院涉及到運用人、涉及到與人有關的所有的研究程序，以確保類似的錯誤再也不會發生。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要讓這一點非常的明確，那就是，人類的利益決不應該成為抽象的科學探尋這一概念的犧牲品。我們能夠堅決要求一些程序應該被放在合適的位置上，來確?？茖W家個人不會擅自做出這種判斷，而且這些判斷應該受到仔細審查。接下來，當這些程序被認可能夠做實驗時,我們可以監控這些程序以確保他們事實上是在被密切關注著的。這是一個對什么是大學至關重要的東西，這是一個我和我們大學的其他領導在這件事引起公眾注意時，想盡快做出回應的事。我們可以改變這些程序，這樣，如果類似的錯誤在以后再發生，這些錯誤會很快地引起我們的注意。

問題四：早上好，薩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學生國際交流協會的成員、法學院的學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們熱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長去哈佛大學，你認為他會受到哈佛大學學生同樣熱情洋溢的接待嗎？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正如你剛剛提到的，知識在今天的世界上變得越來越重要。你認為哈佛大學的學生關于中國了解的夠多嗎？或者，他們是否對中國人有種錯誤和敵對的態度？謝謝。

回答：在美國、在哈佛，我們過分地注意內在的東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們對內在東西的注重比我們應該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長應該得到我很幸運地在此得到的同樣的熱情接待。我們大學的領導一定會給予他這種熱情接待，但是，我無法完全肯定他是否會得到哈佛大學學生同樣的禮遇。但是，如果他沒有得到這樣的禮遇，這只能是我們的學生和我們給予他們的教育的問題，而不是北大的問題。我們越來越多地鼓勵我們的學生多研究一些國際事務，特別是多研究中國和亞洲。但是，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猜，如果我讓在座的各位舉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亞伯拉罕·林肯，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如果你認為你知道亞伯拉罕·林肯，或者聽說過他，或者喬治·華盛頓，請大家舉手。

如果在哈佛作類似的事，問他們是否曾經聽說過孫中山，除了那些選過每一年越來越多的教員開設的一些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課的人以外，沒有幾個人會知道孫中山，當提到全球化時，這是在未來我們應該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是，我認為美國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危險就是美國人對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國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問題五：非常感謝您給了男生一個提問題的機會。我是新聞傳播學院的學生。從1924年以來，普利茲新聞獎已經有41次頒發給了哈佛前任或現任教員。哈佛大學有沒有什么特殊機制來鼓勵和培養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學術腐敗，比如剽竊，發生在哈佛大學，會

第三篇：哈佛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演講2008年

哈佛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演講2008年

北京大學演講

哈佛大學校長 傅思德

二〇〇八年三月

許校長，各位尊敬的教授，各位同學，各位來賓：

謝謝大家。這是本人第一次訪問北京大學，承蒙如此熱烈的歡迎，深感榮幸。中國的學術傳統源遠流長，在世界首屈一指。尤其今年北大慶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本人能躬逢其盛，更是與有榮焉。哈佛大學一九二八年創立燕京學社，八十多年來一直十分重視與北大的關系。兩所大學的關系到今天尤其日益密切——大學生互動切磋的課題從儒家思想到微量經濟學，再到卡拉OK；研究生和教授更發展出各種計劃和項目，包括商業，法律，政府，科學，教育，和人文各學科。今天我們一同在此慶祝兩所大學的歷史淵源，也重申我們追求學問和真理的共同使命。

我們是在一個蛻變的時代里作出回顧和前瞻。在哈佛，就像在北大一樣，我們在短短幾十年里看到高等教育戲劇性的轉變。中國教育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廣，在在令人吃驚：過去十年里，大學學生人數增加六倍，而今年中國培養的研究生人數將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國家。

在美國，我們也看到高等教育的類似擴展，雖然這樣的擴展是在較長的時間里顯現出來。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二十五歲以上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口，從大約5%增加到27%。今天的大學學齡青年有60%左右正接受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這些正在學院和大學就讀的學生人數比例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十二倍。

大學教育的擴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少數族裔，女性，移民，和經濟弱勢者得以接受教育的機會，與日俱增。我個人也是這樣的改變的受惠者之一。我的母親和祖母輩們沒有一位能進大學。我大學就讀的是一所女子學院，而當時多數頭牌學校只招收男生。假如我那時在哈佛上學，我不會被準許進入本科生的圖書館，因為女生被認為會讓一心向學的男生產生“非非之想”，所以必須排除在外。甚至就在一個世代以前，就連想像我有一天能夠成為哈佛大學的校長，或能夠站在諸位的面前的臺上，都還是不可能的事。在哈佛，不論是教授還是學生，有許多人的機運在幾年以前仍然是難以想象的，就像今天在北大許多在座的諸位一樣。哈佛大學本科班現在每年約有130位非洲族裔的畢業生——占畢業生總數的7%到8%。比起一九六〇年代民權運動前，每年只有七到八位畢業生的比例，改變不可謂不大。我們的大學本科生里將近有20%是亞裔子弟——比起一個世代以前，這樣的比例也深具意義。目前我們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數遠遠超過以往，而我們正透過大量的學費補助，務使哈佛——不論是本科還是研究所——成為人人都上得起的學校。今年錄取的大學本科學生里，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完全不需花費分文。

這樣全面化的改變對哈佛和北大這樣的學校有什么樣的意義？中美兩國高等教育突飛猛進，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都理解，知識是經濟成長和民生繁榮的主要動力。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技術日新月異，當我們置身在這千變萬化的社會和生活里，想要了解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就更理解求知和問學對人類的重要性，就像吃飯一樣天經地義。北大和哈佛都是從尊重知識的傳統中所建立的學府。我們和諸位一樣，都在學習如何在新的時代里善用這些傳統。

過去幾個星期在準備中國之行的時候，我曾有機會和許多人談過話——包括在哈佛求學的中國學生，曾在中國進修的哈佛學生，還有以中國研究為畢生職志的教授們。我多少理解了諸位在中國如何面對新與舊的挑戰，這挑戰始于孔子在《論語》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苯裉煳蚁牒椭T位談談我的大學是如何因應新與舊的挑戰——我們如何追求真理，爲人師表，溫故而知新？在巨變的時代裏，這樣的努力對作爲四方表率的大學又意味什麼？

長久以來，哈佛大學和“真理”這個字就有不解之緣。哈佛建校不過數年，“真理”就已經出現在哈佛的校訓裏?！罢胬怼币蛔制鋵嵅怀鲎杂⑽模抢∥摹粋€更悠遠的歷史和傳統——veritas，也許中文的“真理”庶幾近之。一**三年，哈佛的創校先賢即將“veritas”銘刻于哈佛盾形?；赵荚O計上，這一設計有三本開卷造型的書樣。“Veritas”在當時帶有神圣真理的意味，指的是十七世紀新英格蘭清教徒傳統里基督上帝彰顯的智慧。盾形校徽位于下方的書樣原來面朝下，象征人類知識的局限。但是幾個世 1 紀以來，盾形?；盏脑O計已經有所改變。基督教字匯出現又消失了；原本面朝下的書樣現在朝上了。但“veritas”這個字總也不變。真理長存。然而我們也看到舊的真理改變，形成新的真理。今天，我們對“veritas”的理解和我們的先輩們已有不同——我們的真理是以理性，而不是以信仰，為基礎。就像中國古代的“道”的觀念，我們了解真理的的意義不能局限為知識而已。真理不是坐擁所有，而是一種渴望——一種理解之道。它決不能垂手可得，而是有待不斷追尋。任何的答案總是導向下一個問題。我們必須以挑戰、不安和懷疑的精神持續追尋——不論是智慧科學還是國家歷史，法學倫理，還是健保福利、都市計劃，宇宙源起，還是文學、哲學，藝術對人生本源的追溯。

我知道中國文化經典之一曾對教育有如下的表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這也正說明一所大學的宗旨所在。它甚至呼應了中文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的要義。大學之道：北京大學，哈佛大學的大學之道。

但是我們如何找到“明德”之道？我們如何日新又新的追尋真理？多年以來，美國研究型大學所發展的基本任務之一是：真理的發現和真理的傳授必須相互為用。學術研究和教學的過程早已深深結合。哈佛的學生受教于位居學術前沿的教授，我們也鼓勵學生參與研究過程。我們已經開始重新規劃基礎科學課程，以期學生在實驗室里不僅重復已知的結果，而且也能與他們的教授共同探尋有待解決的問題，從而學得技術與道理。從科學到社會和人文，我們都鼓勵學生從事創新研究，本科學生幾乎有一半在大四寫作畢業論文，在他們的主修領域里尋找原創的問題，探求新的真理。

如果研究是對真理的追求，教學就是這將這一追求發揚光大的方式。我們的教學理念隨著哈佛大學的校史與時并進。在早期，教學強調一成不變的記誦。而當

我們理解真理不是擁有，而是追求，我們的教學也越來越著重叩問，交換，挑戰——為培養學生活到老、學到老的技巧和態度做準備，我們的課程設計也更著重辯論和討論。我們的法、商學院一向以師生在課堂快速意見攻防的傳統為傲。近年大學本科也重新制定課程，創造這類的機會，尤其強調小班師生密切互動。對這些學生而言，我們正在創新課程，以使他們成為有想法，有見解的二十一世紀公民。透過這樣的教程，我們重新肯定博雅教育的重要，強調大學本科不僅止于專業的訓練。相對的，我們要求學生放寬學習的眼界，甚至涉獵與他們日后可能追求的專業相距甚遠的領域。用學生對我們的課程所作的評語來說，我們的目的是“動搖他們先入為主的想法??, 揭示在表象以下，或以外，的事物，擺脫他們原定的方向，再幫助他們重新找到方向?！被蛘呶覀兛梢哉f，我們的大學之道，也是在“明明德”。真理是從辯論，從反駁，從問題，從疑惑中出現。用一位教授的話說，我們“鼓動學生不僅和老師，也和同學，去思考，去辯論。”一個躍躍欲試的心靈，一個勇于挑戰的心靈，也就是一個開放的創新的心靈，一個勇于應付未來種種變化的心靈。

就像我們用新的方法發現真理，我們也在新的場域發現真理。傳統知識發展所界定的學科范疇正在合縱連橫，我們今天越來越積極的跨越知識界限。各種科學正相互改變對方。當我們探尋生物工程或電腦生物學這樣的新興領域，生命和物理科學合而為一?？茖W也邁出固有領域，進入社會和人文科學，藉以在世界找尋新的定位。當哈佛干細胞研究所成立時，創建者明白它的成員——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不只是包括科學家和物理學家?也該有從事法律，政府，神學，商學，和人文方面的哈佛教授?！弊罱谝婚T “倫理學，生物科技，和人性未來” 的新課里，哈佛干細胞研究計劃的領導者和一位政府和倫理學教授向他們學生提出耐人深思的問題：一對有聽覺障礙的夫婦是否應該被準許懷一個有聽覺障礙的孩子？創造一個人獸混種的生命有沒有錯？人的生命從什么時候開始？

在追求真理的過程里，不僅科學界踏上新的途徑，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也同樣致力跨學科研究。反思帝國主義歷史對文學的影響已經產生了“后殖民研究”的豐富成果。法學和經濟學的交會為我們對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理解帶來新意。在法學院一門關于道德和法律論證的的課堂上，師生藉由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文學想象了解死刑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追尋真理不僅需要我們跨越學科的疆界，也跨越國家的疆 2 界，就像我今天站在這里就是一個見證。當全球的關系與日俱增，真理的構思也必須帶有國際視野。我們的社會學家對家庭的理解，建筑學家的設計理念都必須與世界接軌；我們商學院的課程專題評估強調對中國、印度、還有其他國家的公司和組織的研究，應該和對美國的研究等量齊觀。我們法學院的新生在第一年就必須修習國際法。公共健康學院的研究員研究中國婦女乳癌的風險，與白人婦女的罹病數據作比較。傳染病研究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結論，必須在全球的技術上做出判斷。我們的神學院已經有將近四百年的歷史，當初訓練基督教傳教士，如今研究世界宗教——從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到它本身基督教公理會教派的根源研究。近年以來，實在說近十年以來，我們開始鼓勵大學本科學生出國留學。我們建議他們在哈佛就學間能到美國以外的地區研習。僅僅過去六年，本科生出國留學的人數比例就上升了300%。今年單在中國，就有一百五十名哈佛大學本科生在這里學習，研 4 究，或實習。醫學院的研究生在中國五個定點工作。同時我們也歡迎大批國際學生到哈佛就學。哈佛各學院國際學生的總比例已將近20%，包括了一千四百名來自亞洲的學生。

一百多年以前，當時還是北大創校的初期，哈佛的教授和學生必然與今天大不相同，他們教導，研究，和學習真理的方式也有顯著差別。即使如此，他們必然了解他們是在追求真理和知識，致力于“明明德”。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在此，也是源自于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疑問，他們對更早一代的想法的挑戰，還有他們的發現為世界所帶來的改變。

作為傳統的繼起者和受益者，我們懷有特別的使命。我們不僅是對過去，也對未來，負有責任。我們的責任是讓開放的原則，求知的習性，和獻身學問的態度持續滋長，以待下一個世紀的到來。我們的責任也是讓我今天所描述的的“真理”——veritas——這個字的種種新義, 不斷啟發我們，也定義我們的進步。

第四篇：哈佛大學校長離職演講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第五篇：哈佛大學校長辭職演講

哈佛大學校長的告別演講

作者：news發表時間：2011年02月22日(1周前)

美文于我，從來不意味著華麗辭藻的堆砌，更不是平仄工整的秩序，美文應是一種思想的折射，一種語言之上的光華，簡單，簡潔，卻又是一個謎，一種挑戰，一種意味深長。套用張愛玲那句常用的詩句：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要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遲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輕輕地說一句：“你也在這里嗎？” 希望我選的文章也能給你帶來如此感覺，于愿足矣。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中文譯文】：

再見，好運！

哈佛大學校長 勞倫斯 薩默斯

今天，我將以校長的身份，最后一次在這個講臺上演講。即將離任前，我要感謝諸位學生、教師、校友和員工，而且非常榮幸在過去的5年里能與你們共事。我們中的一些人意見不盡相同，但是，我知道，我們的共識遠遠超越分歧。我心滿意足的離開哈佛，感激你們給我機會領導這所杰出的學府。

自從56個月前我發表上任講話以來，我學到了很多——關于高等教育，關于領導藝術，也關于自我完善。在我看來，現在與5年前不同了。今天的哈佛畢業生正在進入的世界和管理人員當年所進入的世界相比已是大相徑庭了。

現今世界，機遇對于這些人來說是空前的：他們知道如何教子女閱讀；他們知道如何組合投資；他們懂得基本存儲單元和像素概念；他們能掌握各種法典、傳統信仰、計算機平臺、政治觀點并在其中游刃有余。

同時，現今世界，一些人越來越落后于時代。這些人沒受過教育、深陷于貧窮和暴力、平等機遇對他們而言，僅是一句空話。

科技進步正在使我們能夠探索宇宙的邊陲、物質最基本的成分及生命的奇跡。

與此同時，今天，人類所做的及沒能做到的事情，不僅危害到這個星球上的生命，也危害到該星球的壽命。

全球化正在使地球變得愈來愈小、愈來愈快和愈來愈富有。盡管如此，9/

11、禽流感及伊朗提醒我們，更小更快的世界決不意味著其更安全。

我們正處于一個知識爆炸的世界之中，不過，迫切需要智慧?，F在，在（新聞采訪的）原聲摘要播出變得愈來愈短，即時信息淘汰了雜記文，個人生活變得如癡如狂之際，這個世界還是需要能夠深思的大學生。

考慮到這些理由，我過去信仰，而今天甚至更加強烈地信仰大學獨特的、無可取代的使命。大學是人類把不可或缺的智慧世代流傳的殿堂。就人類所有公共機構而言，僅僅大學，能夠超越當前的準則，注意到未來的可能性；能通過目前的判斷，注意到突發的機遇。

哈佛在大學中間，鶴立雞群。憑其偉大的傳統、因襲聲譽及其非凡的300000校友網，哈佛的潛力前所未有。

可是，就像偉大和自豪的國家在其鼎盛時期一樣，它們必須克服一個完全不能掉以輕心的危險因素：它們傳統的絕對強勢將會導致謹小慎微、追求內部特權及自滿，這將使它們不能與時俱進.今天，哈佛正處于其歷史的轉折點。此時此刻的自然傾向是，把貪圖舒適和隨波逐流留凌駕于進步和方向性之上，但，這可能是錯誤的。大學無與倫比的資源 ——人力、物力、財力——要求我們遠見卓識和勇敢地抓住這個時機，否則，將會坐失良機。我們能推動將會被歷史永世銘記的偉大的事業。如果哈佛能找到勇氣來改變自己，它就能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