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華盛頓共識的失敗與經濟學變革方向 陳平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與經濟學變革方向 陳平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txt喜歡我這是革命需要，知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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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共識的失敗與經濟學變革方向 陳平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信息來源:《文匯報》] 2005年05月15日 來源：《文匯報》

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可以作為檢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社會實驗？因為華盛頓共識的所有主張，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中找到理論依據。這些五花八門的經濟學理論，原來只是理論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試圖簡化對真實經濟的描寫，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經濟運作中實際檢驗。東歐國家轉型經濟的困難，拉美與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其結果卻是全面的經濟下降和政策失敗。

一、什么是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中心思想，是盡力減少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讓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又被諷刺為原教旨市場主義。

今天，我們把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會自然實驗，來檢驗現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也是我們目前標準教科書上的經濟學理論，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導現代化的實踐。

華盛頓共識是世界銀行的一位經濟學家約翰·威廉遜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指導拉美、東歐、東南亞等國處理金融危機及經濟改革時，向各國政府推薦甚至強迫推行的一整套經濟政策，包括匯率、價格、外貿、利率等一系列價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資、金融、外資、產業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強化私有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國有企業和集體土地的私有化，減稅以刺激私人投資，強化財政的預算硬約束，停止給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削減公共開支和財政赤字，改變財政支出的優先順序，從擴大就業改為公共服務，例如教育、醫療、交通等基本設施等。其中心思想，是盡力減少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讓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

華盛頓共識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形成，標志著西方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形成的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整套宏觀經濟學政策的逆轉。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動搖了民眾對市場經濟的效率與穩定的信心。因為市場不能創造充分就業，迫使政府大規模介入市場經濟的運作，包括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周期性地干預經濟，用興辦公共工程和國有企業的辦法創造就業，在經濟蕭條期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宏觀需求，以避免投資過熱或減輕經濟波動，用累進所得稅政策減少貧富差距，發展中國家更用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成長等等。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柏林墻的倒塌、前蘇聯的瓦解、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經濟的停滯，導致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再起，不僅全面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也進而否定西方國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韓國用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在70年代創造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東亞奇跡，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和凱恩斯經濟學限制了市場經濟的作用，主張回到哈耶克主張的自由放任主義，實行貨幣主義學派弗里德曼所主張的市場化政策，否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認非自愿失業現象的存在，把公認的市場失敗，例如失業、犯罪、家庭瓦解、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經濟現象，也看作大眾理性選擇的結果。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又被諷刺為原教旨市場主義。

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可以作為檢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社會實驗？因為華盛頓共識的所有主張，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中找到理論依據。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從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出發，斷言個人的自利行為會自動達到市場的穩定和優化。完全市場理論否認經濟波動和失業存貨等市場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場理論假設價格信號反映市場所有信息，否認價格偏離基本面和金融欺詐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論否認存在過度投資、持續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與微觀基礎理論甚至認為，工人失業也是自愿選擇，大蕭條的持續是因為政府對最低工資的管制使工資失去升降靈活性，企業不能恢復活力是因為工人工資降得還不夠低。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學派認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歷史條件制約，只要兩個人自由討價還價，市場最后會自動收斂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轉型經濟學認為政府只要實行企業的預算硬約束，停止給經營不良的國企貸款，就會自動創造高效率的企業運作。這些五花八門的經濟學理論，原來只是理論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試圖簡化對真實經濟的描寫，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經濟運作中實際檢驗。東歐國家轉型經濟的困難，拉美與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頓時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經濟學家的身價大增，紛紛飛到這些國家出謀劃策，在世界媒體和政治舞臺上風光了十余年，其結果卻是全面的經濟下降和政策失敗。

二、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和失敗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處于經濟危機困境之中。與此同期，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的雙軌制改革既兼顧了社會的穩定性，又加快了學習創新的速度，成為新起的中國改革模式與“北京共識”的基礎。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過程大同小異，大致包括如下過程。各國經濟改革的起點都是他們所面臨的各種形式的財政金融危機，例如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貨幣軟弱（包括黑市匯率的貶值）等。自由派的主張不是經濟增長優先，而是穩定市場優先。穩定的辦法不是加強而是廢除政府管制。他們認為，開放匯率和價格管制后，市價升高會刺激廠商增加生產，從而使物價回落。但是拉美和東歐國家放開匯率和價格的結果，都立即導致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引發惡性通脹，進一步造成銀行危機、企業破產、失業大增、資金外逃。政府為穩定貨幣，不得不提高利率，進一步加深經濟蕭條，政府用于失業救濟的開支急劇增加，導致巨額赤字。政府在宏觀經濟惡化造成的財政危機情形下，不得不拍賣國有資產，加速私有化。結果不但沒有創造就業，反而導致失業工人急劇增加，高級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處于經濟危機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療法，民族工業沒有喘息和學習的機會，貿易自由化是單方面向西方開放，西方自身的貿易壁壘并未取消。所以東歐國家的工業品一方面由于外匯短缺喪失社會主義國家間貿易的傳統市場，又無法進入西方市場，造成國企大面積倒閉。私有化的國有大企業不是被跨國公司廉價收購，就是集中到少數寡頭手中。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為嚴重的是，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前蘇聯國家的平均壽命下降，結婚率減少。東歐大批知識婦女流落西方當妓女，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向采取性寬容政策的西歐國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東歐經濟的蕭條和政治主導下的歐盟東擴，也大大加重了西歐國家的經濟負擔。

與此同期，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平均每十年增長2.5倍。應當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國訪問時，也向中國領導人鼓吹過他們的價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斬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結果中國政府價格闖關的意圖剛剛透露未及實施，民間就開始人心浮動，民間搶購與囤積物資，迫使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價格闖關的小休克療法，轉而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漸進改革。中國價格改革的經驗表明，農產品和小商品的價格放松管制后，價格確實短時升高，很快穩定，農產品和小商品迅速繁榮；但工業品的價格放松管制后，價格趨于穩定的周期比農產品長得多，原因是工業生產的勞動分工和協作關系遠比小農經濟復雜。中國的雙軌制改革既兼顧了社會的穩定性，又加快了學習創新的速度，成為新起的中國改革模式與“北京共識”的基礎。

三、華盛頓共識失敗的原因與均衡經濟學的誤導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加劇了以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動搖。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加劇了以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動搖。均衡理論假設市場經濟是封閉系統，全部商品的種類都是固定的，沒有產品的生滅周期，沒有技術創新的空間，沒有勞動分工下的經濟協作和網絡結構，沒有復雜信息，沒有規模和范圍經濟，沒有歷史和演化過程，價格信號是唯一的信息指標。按照有效市場理論，任何偏離均衡的沖擊都會迅速衰減。實際的市場經濟存在廣泛的供應鏈，一個環節的零部件供應中斷或價格波動會影響到其他生產和銷售部門的價格波動。價格波動是減緩、放大還是持續，取決于具體的經濟結構和宏觀環境。經濟全面放開價格的結果是，不同生產周期的產品交織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價格輪番上漲，使生產商和消費者無所適從。“看不見的手”不僅沒有導致經濟穩定，反而導致價格螺旋式上漲。俄國盧布短期內貶值上千倍，完全打亂了已有的國際勞動分工，瓦解了戰后東歐幾十年間造成的協作生產體系。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與理性預期理論，在實踐中危害更大。理性預期理論斷言，公眾可以精確預測宏觀經濟未來走向，政府宏觀調控不起絲毫作用。實踐經驗恰恰相反，在轉型經濟中產生的經濟波動卻往往導致公眾恐慌，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政府如不及時干預，會導致持續經濟蕭條和惡性通脹。

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線形供求理論否認多均衡與經濟周期的存在，認為價格上漲會自動導致消費需求下降，產品供應增加，從而自動達到市場均衡。而在經濟蕭條時期，一旦企業倒閉導致大量失業，居民真實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線以下，勞工工資越低越要加班以維持生存，造成勞力供大于求，失業現象加劇，從而造成惡性循環。

產權理論無視國有經濟和非盈利部門在維持社會穩定中的作用，忽視財富分配不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會轉型期的動蕩。

預算硬約束的保守財政方針，更違反凱恩斯經濟學在大蕭條中獲得的歷史經驗，在國家面臨嚴重失業的蕭條時期，還要削減政府開支，導致私有和國有部門同時大量裁員，使危機雪上加霜，根本動搖民眾對市場經濟和政府治國能力的信心。

四、經濟學變革潮流和復雜經濟學的興起

市場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循環，取決于市場、政府、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取決于是“紀律的手”還是“掠奪的手”。人類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

在華盛頓共識失敗前，經濟學內部已從各方面對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基礎的均衡理論提出一系列批評。

心理學首先質疑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行為心理學家發現人們決策的偏見和局限，指出市場決策需要有從試驗和錯誤中學習的過程。信息經濟學否認市場競爭在信息不對稱下的有效性，指出政府規制和監管的重要性。實驗經濟學發現市場行為取決于游戲規則，不會無條件地收斂到最佳狀態，法律和規則設計應當有謹慎的實驗過程。行為金融學發現金融市場波動受大眾心理影響，經濟決策不是個人獨立的理性行為。博弈論研究了多均衡與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競爭過程中促進合作行為。非線性經濟學發現規模效應導致路徑依賴，先占市場而統治市場的技術標準不一定是最優的，壟斷企業的稱霸可能是逆向選擇而非選優汰劣的結果，所以需要反壟斷法打破惡性競爭。經濟混沌和經濟復雜的研究表明，經濟更類似生命系統而非力學系統。持續的經濟波動和新陳代謝是熊比特“創造性毀滅”機制的核心。企業家行為和創新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其動力不是來自保護產權，而是來自保護創新，亦即提高破產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產權對新技術引入的障礙。

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復雜科學，為把物理、化學、生物學、心理學整合到經濟與社會科學的統一理論奠定了基礎。我們在發展復雜經濟學中作了一系列努力，主要發現是：經濟混沌和經濟復雜現象的研究，證明了產業結構和金融中介是產生經濟波動的根源。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假冒偽劣表明“看不見的手”只存在于工業革命前小規模的市場經濟。現代的混合經濟包括民營經濟、國有經濟和非政府非贏利的社會經濟，才能實現效率、穩定和公平的持續發展。市場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循環，取決于市場、政府、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取決于是“紀律的手”還是“掠奪的手”。人類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

演化生物學與演化心理學的研究，否定新古典微觀經濟學認為人是貪得無厭的個體動物，證明任何生物的具體需求都是有上下界的。人本質上是社會動物，個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體利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充分發展。這就為理解勞動分工中的合作與利他行為奠定了基礎。

我們發現，理論生物學的競爭理論可以用于描寫經濟增長與產業興衰的動態過程，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在勞動分工的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市場份額競爭而非價格競爭是市場競爭的核心。政府在制定競爭規劃、技術標準上有重大作用。勞動分工的網絡化市場的無序競爭或完全競爭只能導致經濟的停滯或均衡陷阱。有限生態資源下的適度競爭是產業政策的核心。

技術更新的運動形式是小波（即產品周期），不是周期運動或布朗運動。任何新技術在研發初期風險極大，主要靠政府或非贏利部門的支持進行基礎研究。只有技術進入可應用階段，專利壟斷的適當保護才會促進科學研究向市場應用轉化。但到技術成熟出現壟斷的后期，則應限制專利權的時效，打破壟斷者對新技術進入的障礙。不加分析地鼓吹保護產權，甚至將醫療教育與基礎科研全盤私有化，將嚴重損害社會公平與國際競爭力。現代化的動力是保護創新，保護競爭，而非不加區分地保護產權。

任何生命系統的開放都是適度的。要維持非均衡的耗散結構存在，企業、國家和細胞的合理邊界都是選優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納新，又能阻擋敵對勢力入侵。這就否定了無條件自由化理論，為維護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適當平衡，創造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的條件樹立了理論依據。

中國人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創造了新的發展模式，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效法的對象。但是中國不少經濟學家的眼光，還停留在推廣西方經濟學、而非創新中國經濟學的階段。我們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經濟學人，在新的經濟學革命中，整合中國經驗和世界智慧，進入世界經濟學之林，為人類社會作出中國經濟學家應有的貢獻。

講演者小傳

陳平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和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1968年畢業于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文革”中做過5年鐵路工人，在中國科學院做過5年受控核聚變研究。1979年起從生態演化和非平衡物理角度研究中國小農經濟和勞動分工的關系，轉入演化生物學、文化人類學與非平衡物理學的研究，1987年獲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學博士。1985年首先發現經濟混沌，1999年起陸續發現否定均衡經濟學基礎的經驗與理論證據；發展復雜經濟學的生物鐘模型和自組織理論。在研究非線性經濟動力學與復雜經濟學的新興邊緣學科上居于國際前沿。

第二篇：“華盛頓共識”的失敗與經濟學變革方向——陳平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內容摘要： 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可以作為檢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社會實驗？因為“華盛頓共識”的所有主張，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中找到理論依據。這些五花八門的經濟學理論，原來只是理論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試圖簡化對真實經濟的描寫，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經濟運作中實際檢驗。東歐國家轉型經濟的困難，拉美與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其結果卻是全面的經濟下降和政策失敗。

一、什么是“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中心思想，是盡力減少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讓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又被諷刺為原教旨市場主義。

今天，我們把“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會自然實驗，來檢驗現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也是我們目前標準教科書上的經濟學理論，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導現代化的實踐。

“華盛頓共識”是世界銀行的一位經濟學家約翰?威廉遜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指導拉美、東歐、東南亞等國處理金融危機及經濟改革時，向各國政府推薦甚至強迫推行的一整套經濟政策，包括匯率、價格、外貿、利率等一系列價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資、金融、外資、產業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強化私有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國有企業和集體土地的私有化，減稅以刺激私人投資，強化財政的預算硬約束，停止給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削減公共開支和財政赤字，改變財政支出的優先順序，從擴大就業改為公共服務，例如教育、醫療、交通等基本設施等。其中心思想，是盡力減少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讓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

“華盛頓共識”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形成，標志著西方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形成的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整套宏觀經濟學政策的逆轉。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動搖了民眾對市場經濟的效率與穩定的信心。因為市場不能創造充分就業，迫使政府大規模介入市場經濟的運作，包括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周期性地干預經濟，用興辦公共工程和國有企業的辦法創造就業，在經濟蕭條期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宏觀需求，以避免投資過熱或減輕經濟波動，用累進所得稅政策減少貧富差距，發展中國家更用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成長等等。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柏林墻的倒塌、前蘇聯的瓦解、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經濟的停滯，導致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再起，不僅全面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也進而否定西方國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韓國用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在70年代創造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東亞奇跡，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和凱恩斯經濟學限制了市場經濟的作用，主張回到哈耶克主張的自由放任主義，實行貨幣主義學派弗里德曼所主張的市場化政策，否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認非自愿失業現象的存在，把公認的市場失敗，例如失業、犯罪、家庭瓦解、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經濟現象，也看作大眾理性選擇的結果。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又被諷刺為原教旨市場主義。

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可以作為檢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社會實驗？因為“華盛頓共識”的所有主張，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中找到理論依據。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從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出發，斷言個人的自利行為會自動達到市場的穩定和優化。完全市場理論否認經濟波動和失業存貨等市場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場理論假設價格信號反映市場所有信息，否認價格偏離基本面和金融欺詐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論否認存在過度投資、持續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與微觀基礎理論甚至認為，工人失業也是自愿選擇，大蕭條的持續是因為政府對最低工資的管制使工資失去升降靈活性，企業不能恢復活力是因為工人工資降得還不夠低。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學派認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歷史條件制約，只要兩個人自由討價還價，市場最后會自動收斂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轉型經濟學認為政府只要實行企業的預算硬約束，停止給經營不良的國企貸款，就會自動創造高效率的企業運作。這些五花八門的經濟學理論，原來只是理論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試圖簡化對真實經濟的描寫，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經濟運作中實際檢驗。東歐國家轉型經濟的困難，拉美與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頓時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經濟學家的身價大增，紛紛飛到這些國家出謀劃策，在世界媒體和政治舞臺上風光了十余年，其結果卻是全面的經濟下降和政策失敗。

二、“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和失敗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處于經濟危機困境之中。與此同期，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的雙軌制改革既兼顧了社會的穩定性，又加快了學習創新的速度，成為新起的中國改革模式與“北京共識”的基礎。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過程大同小異，大致包括如下過程。各國經濟改革的起點都是他們所面臨的各種形式的財政金融危機，例如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貨幣軟弱（包括黑市匯率的貶值）等。自由派的主張不是經濟增長優先，而是穩定市場優先。穩定的辦法不是加強而是廢除政府管制。他們認為，開放匯率和價格管制后，市價升高會刺激廠商增加生產，從而使物價回落。但是拉美和東歐國家放開匯率和價格的結果，都立即導致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引發惡性通脹，進一步造成銀行危機、企業破產、失業大增、資金外逃。政府為穩定貨幣，不得不提高利率，進一步加深經濟蕭條，政府用于失業救濟的開支急劇增加，導致巨額赤字。政府在宏觀經濟惡化造成的財政危機情形下，不得不拍賣國有資產，加速私有化。結果不但沒有創造就業，反而導致失業工人急劇增加，高級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處于經濟危機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療法，民族工業沒有喘息和學習的機會，貿易自由化是單方面向西方開放，西方自身的貿易壁壘并未取消。所以東歐國家的工業品一方面由于外匯短缺喪失社會主義國家間貿易的傳統市場，又無法進入西方市場，造成國企大面積倒閉。私有化的國有大企業不是被跨國公司廉價收購，就是集中到少數寡頭手中。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為嚴重的是，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前蘇聯國家的平均壽命下降，結婚率減少。東歐大批知識婦女流落西方當妓女，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向采取性寬容政策的西歐國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東歐經濟的蕭條和政治主導下的歐盟東擴，也大大加重了西歐國家的經濟負擔。

第三篇：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閔校長、許校長，感謝你們熱情彌漫的講話，感謝你們對我所表示的熱情友好，也感謝你們對哈佛大學代表團表示出的熱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學代表團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來我們訪問中國最大的代表團。我以為，這表明了中國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的重要性。這也表明了我們共同的努力：尋求知識，教書育人。能來到中國和全球最好的大學之一訪問，我感到萬分激動。更令我興奮的是我能有機會與這么多的學子談談他們將要繼續的這個世界。

假如你們認真思考我們在大學所做的一切，假如你們能認真思考全球化這一現象，我想我們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現象已清楚地表明全球正在進行一種深進的轉變。這就是：與之前相比，知識對人類活動的每方面來講都變得越來越重要。想想我們四周的一些例子。我堅信，兩個世紀以后，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被載進史冊的時候，柏林墻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只能在歷史書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應當是二十世紀后五十年中，十幾億或是近二十億人邁進了現代化的社會;是十年之內人們的生活水平雙倍的增長，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內億萬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增長。我相信，在人類歷史的第二個千年，這一事件足以與文藝復興和產業革命相媲美。

這些增長的中心是甚么?這個中心是中國。中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中心也是知識，是知識的傳播和分散，由于在歐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個國家能象中國一樣在上一個十年當中和上上一個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長速度。

這反映了現代科技為融會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也反映了知識的氣力。有些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階段，科學有能弄明白疾病產生進程的潛力。在我們在坐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學有潛力在每個份子的層面上弄明白是甚么地方出了毛病，是甚么讓人類痛苦和死亡，并且能發現一些可操縱的方式，找到治療這些疾病的辦法。在我們活著的這一時代，我們能夠比其它任何人類歷史上的時代更有能看到醫學進步發展的潛力。

這一切還與甚么有關呢?它還與知識的增加有關。我們知道知識是在不斷增加，知道學術研究的進程，也知道知識在尋覓其實在不明顯的用處的進程。我們知道善于發現新奇事物這類天賦的作用;我們也知道各種機構的作用。

讓我對知識進行一個總的評論，這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說出最有用的知識是從何而來的，你沒法猜測它來自何處;你也沒法設計一些程序來找到最有用的知識的情勢是甚么。

讓我給大家舉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或許從某些方面來講，我們在大學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數學。或許在數學領域中被應用的最少的是數字理論，即對數字的研究。你們中間任何一個發過email的人都會從在近二十五年中發現的數字理論中獲益，由于關于素數(譯者注，術語：只能被1和該數本身整除的數)的研究是編碼計算程序的基礎，這類計算程序是今天每方面的電子通訊和電子交換的基礎。這些，都來自于我們所具有的最抽象的一類知識。

我再給大家舉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于局勢很困難的那部份世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今天我們舉這個例子仿佛有些希奇。這些年來，美國對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維營就中東沖突在以巴雙方達成的協議。很明顯，我們實在不是今天中東地區和平的唯一途徑，但是那是通向穩定的重要的一步，據參與過這次談判的人說，我們的總統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他能促進以巴和平的關鍵。這類能力就是他能從每個被爭議地點的《圣經》名稱及其在《圣經》中的作用談起。對宗教的研究和對2000年前歷史的研究，看來抽象和深奧，然而，這些知識對一個關鍵的、實際的成績來講是很重要的。

第四篇：比爾.蓋茨與沃倫.巴菲特在華盛頓大學的演講

比爾.蓋茨與沃倫.巴菲特在華盛頓大學的演講

對于休息室內的客人來說，也許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兩個最顯赫的億萬富翁之間的隔代情感。

巴菲特的表現似乎令蓋茨鎮靜了許多，盡管幾天之前微軟還與聯邦反托拉斯者在法庭上爭吵不休 并承受著接待幾十個身居要職的首席執行官的壓力。

盡管比爾最終開始注意到了自己的年齡——初生牛犢——皺紋現在亦爬上了他的眼角，他不再是曾經的豆芽菜——巴菲特和格拉漢姆依然像對待一個天才青年一樣寵愛他。

而他，依次地，以一種和善的不同的暗示對待他們，與其以前的辯論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終兩人走上舞臺，站在華盛頓大學的商學院主任比爾·布拉多德的身側等候介紹。

不幸的是，這位主任的發言，只是高度評價了微軟對華盛頓大學畢業生的雇傭，而忽略了重點。隨后進行的有趣的，哲理性的，不同尋常的談話遠非當地雇主與其同事的鼓勵性談話所能比擬。請看下文。

你們二位為何比上帝更富有?

巴菲特：我認為首先應該宣布比爾和我打了一個小賭看誰能獲得最熱烈的掌聲，以此來打開話題。我提議用我的房子跟他賭。我們決定了一個小數額，但是顯然這對比爾來說不是如此小的一筆錢，因為在我們剛要出來之前，它給我這件內布拉加斯的科哈斯襯衫讓我穿，而接著他自己穿上了那件紫色的華盛頓大學的襯衫。

我們兩人，關于我們何以至此，我何以至此，在我的事業中相當簡單。它不是智商問題，我相信你們樂于聽我這么說。關鍵是理性。我一直視智商和天賦如同展示發動機的馬力，但是輸出功率——發 動機得以運轉的效能——依賴于理性。許多人駕馭400馬力的發 動機，但是只得到100馬力的輸出功率。更好的方式是用200馬力發動機并使之輸出全部功率。

那么為何聰敏的人要做一些妨礙可以讓他們獲得既定功率的 事情呢?這牽涉到習慣、性格、稟性以及理性的舉止。不要陷入你 自己的方式。如我所言，這里的每個人都絕對有能力做我做的任何事情而且要好得多。

你們有些人會做得更好，有些人則不能。對于那些不能的人，主要是因為你陷入了自己的方式，不是因為世 界不允許你。故而我有一個小建議給你們：選出你最欽佩的人，然后寫出你為何欽佩他們。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寫進去。接著放下這個人，坦 率地；你至少應該如此，寫下能將你變成這個人的品質。

只要付出一點實踐你便能夠將你欽佩的人的品質變成自己的特征，而這，如果實踐，將會構成習慣。習慣的鏈條太輕以至于感覺不到，除非他太重而被截斷。在我這個年齡，我無法改變自己的任何習慣。

我已經定型了。但是從現在開始起二十年里，只要你決定從今天開始實踐，你便會養成某種習慣。所以我建議你們從別人身上尋 找你欽佩的舉止行為，將之變成為自己的習慣，并從別人身上發現真正應該受到指責的東西，決心不去做這些事情。如果你這么做，你將會發現你把自己所有的馬力都轉換成了輸出功率。

蓋茨：我認為，關于習慣，沃倫絕對正確。我非常幸運，我很年輕的時候便對計算機有一定的天賦，當時計算機非常昂貴且功能 有限，但是仍然令人神魂顛倒。我的一些朋友和我為此談論了很多并得出結論，基于不可思議的芯片技術，計算機可以被改變成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東西。

我們沒有顧忌任何計算機潛在性的限 制，我們的確認為編制軟件是一件簡捷的事情，所以我們雇傭自己 的朋友編制軟件，看一下這實際上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工具——一種在信息時代里可以拓展你的智能而不僅僅是節省體力的工具。

通過對此相當不可思議的全力投入的追求，而且是處于此產 業的萌芽時期，所以，我們有能力建立一個公司，扮演一個非常關 鍵的角色，去進行?—場相當偉大的革命。現在，很幸運，這場革命仍處于初始階段。

我們創建公司是在23年以前。但是沒人懷疑 我們是否形成和保持自己的習慣，后來的23年賦予我們相當多的 發展潛力，也許甚至讓我們相當接近于我們的初始期望——“讓每張桌上和每個家庭里都擁有計算機。”

我想知道，從私人角度上來說，你們如何定義成功?

巴菲特：有人說成功是得到你想要的東西而樂觀是滿足于自 己的擁有。我不知道在這一話題中哪一點更適用，但我的確知道 我不會做任何別的事情。

我想建議你們，當你們出去工作時，要為—個你欽佩的人的組織工作，因為這將令你興奮。我一直為一些 人擔憂，他們說：“我準備去干十年；我真的不是很喜歡這份工作。而此后我將去干這個??”這有點象保持你老年時的性能力。不 是—個很好的主意。

我曾拒絕—些本來可以接受的交易，因為我不喜歡不得不與 之共事的人。我不愿見到任何裝模作樣的人。去與令人反胃的人 糾纏——我說這極像為了錢而結婚。這在任何情況下可能都是一個糟糕的主意，但是如果你已經富有，便絕對是精神有問題，對嗎?

蓋茨：我認為關鍵在于你能從你每天的工作中得到樂趣。對 我來說，這種樂趣是與非常有魅力的人共事，致力于解決新問題。每次我們想，“嗨，我們獲得了一點成功”，我們相當謹慎，不去過多地考慮此事，因為水漲船高。

我們總是從用戶那里得到反饋信息，告訴我們機器太復雜致使他們用起來不太順手。復雜性、技術突 破和計算機產業的研究，特別是軟件開發，是最令人感興趣的工作，我想我擁有最稱心如意的工作。

巴菲特：你不認為王后牛奶公司比這更重要嗎?

蓋茨：你有能力經營王后牛奶公司，沃倫。我卻寧愿去收購帝力酒吧(DlUyBals)。

巴菲特：你介入時我們會提高價格。

創建一個新企業風險極大。你們如何決定什么時候是創建新企業的最好時機？

蓋茨：當我創立微軟時，我是如此興奮以至于沒有考慮任何風險。這是事實，我有可能倒閉，但我具備一系列非常專業的技能，而我父母當時仍然希望讓我回哈佛大學去完成學業。

巴菲特：你總會從我這兒得到一份工作的，比爾。

蓋茨：令我擔憂的是，當我開始雇傭朋友時，他們期望報酬。而不久我們便有用戶倒閉——我們賴以渡過難關的客戶。所以我 不久便持有這種保守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觀點，我希望銀行帳戶上有足夠的錢來支付一年的薪水總額，即便是我們沒有任何入。我一直如此，我們現在有100億美元，對于來年的薪水來說絕對夠用。

無論如何，如果準備開辦公司，便需要有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你最好克服自己的冒險的感覺。同時，我不認為你們有必要在創業階段開辦自己的公司。為一家公司工作并學習他們如何做事，會令你受益非淺。

第五篇：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教授在大成20周年慶典上的演講

在“中國經濟全球化與法治建設論壇

暨大成律師事務所成立20周年慶典”上的講話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教授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合伙人，各位律師，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很榮幸參加今天的論壇，并向大成律師事務所成立二十周年表示最衷心的祝賀。

與二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1992年的時候，隨著鄧小平同志的“南巡”，我國迎來了一波改革開放的熱潮，市場上遍地是機遇，但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還不大，金融業以及很多市場經濟的要素，還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但今天，我們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經濟的體量已經非常大。與之同步的，這二十年律師行業也快速成長。大成律師事務所從十個人的小所，發展成為有三千多律師的大所，業務的規模和對社會的影響力，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大成所第一個十年和第二個十年的路徑選擇不同。前十年，大成所與當時的大多數律所一樣，都是按照傳統方式發展的。但是在后一個十年間，大成所和國內少數幾家律所，成功走上了國際化、區域化的道路，異軍突起，率先進入規模化和品牌化的第一方陣，正在朝國際大所的目標挺進。

回顧全球國際律師行業的發展史，我的印象是，第一波快速發展與早期的海洋貿易的興起有關，貿易離不開法律；接下來的第二波，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后，大機器生產，帶來了制造業的迅速發展，然后金融業也興盛起來，這個時候律師們得到了更大的舞臺。最近一波，應該是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浪潮，帶動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

所以，全球律師業的每一波大發展，都是緊跟市場變化，與技術革命同步的，與經濟的發展形態密切相關。在我國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前律師行業基本上消失了幾十年，而一旦改革開放，律師行業就以最快的速度發展起來。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認為，大成所過去二十年的輝煌，是所有合伙人、所有律師奮斗的結果，靠大家的勤奮、睿智，同時，也是時勢造英雄，大家抓住了中國經濟崛起這樣一個大的機遇。未來二十年，大成所要繼續創造新輝煌，要和全世界最好的國際性大律所比肩，也必須有遠見，抓住新的機遇。

當前，信息科技革命還在繼續，這給經濟和法律帶來什么變化呢？我這里提出三點供大家參考：

第一，無形資產的價值正在逐漸超過有形資產的價值。這些天，美國蘋果公司與韓國三星公司之間的訴訟，金額就是天文數字的。今后還可能在亞洲或歐洲繼續訴訟，將產生空前的市場影響。蘋果公司這次打官司，僅在美國的律師費就花了4億美元。

另一個例子是，手機上有一個小游戲，叫“憤怒的小鳥”，看起來好像不起眼。但全球每一個時點，同時玩這個游戲的時間如果加起來，在今年年初，已超過125年，其廣告價值更是天文數字。

Facebook是美國罕見的從注冊成立到上市歷史超短的新公司，但該公司的市值僅次于GE、輝瑞這樣的百年老店，而且也許不久就會后來居上。Facebook 的價值，主要是無形資產迅速增值形成的。

從金融市場來看，全球衍生金融產品合約價值超過實物合約價值的30倍。從科研創新領域來看，風險投資生態系統中投資于創新概念部分所帶來的回報，增長速度極快，比傳統投資快了很多。從生產和銷售服務領域來看，專利技術（或專有技術）和商業品牌等無形資產的價值是創造（制造者和消費者）鏈接在一起的“兩面市

場”的平臺。兩面市場的平臺價值，如沃爾瑪、麥當勞、星巴克、微軟、蘋果、谷歌，本質上來說，不是餐廳，不是手機，不是網站，而是將制造商與消費者連接起來的“平臺”。這些平臺的品牌價值和集成技術的專利價值都是巨大的，而且正在以這種平臺優勢，加速淘汰單邊市場的落后者。

第二，免費經營模式的影響將會超過收費經營模式。免費模式的客戶呈指數增長。

當然，這里的“免費”不是說商家不賺錢，商家也賺到很大的錢了，但在有一些傳統收費的環節，他們免費了。比如今年11月11日，天貓和淘寶一天24小時的銷售額突破191億，這個數字是北京新光天地商城年銷售額的3倍。而新光天地是全國實體店全年銷售之冠。

電商免費送貨、商品價格便宜等優勢，已經挑戰了實體商店。實體書店反正是快不行了，我們這些讀書的人，感到很難過，但也只能遺憾，很多時候已經習慣了到網上買書。網上還有很多東西免費，比如很多軟件，很多服務，都不要錢，覆蓋的領域越來越多，這些東西正在改變我們的經濟，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必然會影響法律。

第三，科技創新在風險投資支持下，迅速形成的全球新工業平臺。這些新工業平臺沒有冒煙的煙囪，員工上下班時間自己選擇，如微軟、谷歌、蘋果、ORECAL、SUN、思科，如我國的百度、騰訊、阿里巴巴、新浪等。這里面涉及到的東西太多，有無數的電子合同文本、電子簽名、電子證據的效力，網上第三方結算，網絡結算工具，網上信用，網絡欺詐等新問題，都對傳統法律提出了新挑戰。

我的觀察可能是很膚淺的，概括也不一定準確。但我想我的感覺可能是對的，就是變化太快。我也相信，未來十年、二十年，還

會有一些現在可能還想不到的大變化。經濟發展的形態會變化，會有很多新的要素出來。

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中，中國在很多方面還不是引領者，但我想我們也跟進得很好，也是受益者。可是，在法律領域，我們就顯得有一些落后。在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方面，我們都有差距。在法律資源配置上，對新的市場形態新的經濟要素投入還很不夠。比如，我們在知識產權法方面，能打國際官司的律師還不多，有時候在外面很被動；我們在環境保護方面，也沒有太多的法律資源，現在氣候變化，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還是法律問題，我們卻沒有多少律師擅長這個領域，更不要說出國打官司。環境、科技、網絡，這些很快就會成為最大的市場，或者說已經是最大的市場了，我們中國的律師不能拱手讓人啊！

全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等人，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也不等人。五年時間也許還看不出多少變化，但十年的變化就很大了，二十年可能是滄桑巨變。中國的法律人不能滿足于過去的積累，不能只是跟在西方同行后面，人家拿大頭，我們甘居下游，我們要把中國的特色、中國的傳統、中國的經驗融匯到我們的發展模式之中，使我們不僅學得好，更有創造性。我們不僅要為中國的市場服務，還要像其它許多行業那樣，占領全球額的市場。

我國早已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產業轉型，我們講“科學發展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思想。體現在法律方面，也就是要優化法律資源的配置，要讓資源聚集到那些新的領域。

大成所過去是有許多創新的，走在了前面，你們的平臺價值超過了有形資產的價值。因此，大成所更有責任，在慶祝自己二十年輝煌的同時，作出長遠的布局，力爭在未來繼續擔當起中國律師行業創新典范的角色。

我就講這些，長期在學校里工作，長期跟書本打交道，所以對律師行業、對市場的認識可能都比較理想化，請大家多批評。再次向各位朋友表示祝賀，祝愿大成所的未來更加輝煌燦爛，祝愿大家事業順利、身體健康！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