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韓伯成：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講稿

弘揚法治精神 建設法治中國 ——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講稿

主講人：韓伯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7月29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會議分析研究了上半年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99人，候補中央委員164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黨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層同志和專家學者也列席了會議。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習近平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一、充分認識重大意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時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吹響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軍號。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關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凝聚了全黨智慧，體現了人民意志，是指導新形勢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全會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事關我們黨執政興 國的一個全局性問題，必須將學習貫徹全會精神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扎實抓好落實。

1、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作出的重大抉擇

改革開放以來，從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到確定依法執政基本方式；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到建設法治政府、完善司法體制，中國發展的進程，也正是法治進步的過程。實踐證明，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要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2、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保障

今日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可說前所未有。快速發展期，面對多元利益訴求如何定紛止爭，促進公平正義？改革深水區，面對多樣實踐探索如何劃定邊界，掌握改革航向？社會轉型期，面對多變思想觀念如何調和鼎鼐，凝聚廣泛共識？越是在關鍵時刻，越需要發揮法治的作用，讓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

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的規矩。要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要走好“中國道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要準確把握全會精神，深入貫徹全會決定，就需要把法治的作用和地位，放在這樣的高度來理解。

二、準確把握科學內涵

學習宣傳貫徹四中全會精神，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圍繞總書記重要講話，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要求，牢牢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準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更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準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推動法治中國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為幫助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深入學習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重點應把握：

1、一個明確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依法治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時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吹響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軍號。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關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凝聚了全黨智慧，體現了人民意志，是指導新形勢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全會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 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兩項建設目標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總目標，是貫穿全會精神的一條主線，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工作重點和總抓手，對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為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只有準確把握這一總目標，才能把全會精神學習好、貫徹好、落實好。準確把握總目標，就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準確把握總目標，就要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準確把握總目標，就要深刻認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意義。

3、三依三體原則

會議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三個依法、三個一體建設”的基本原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其途徑則是“三個依法”和“三個法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4、四項基本要求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16字出自十八大報告，被稱作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新方針，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遙相對應。30余年來，中國法制建設砥礪前行，從“刀制”(法制)跨向“水治”(法治)，至1997年“依法治國”被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成就來之不易，積弊亦伴之重重。當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亟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之際，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既面臨新的挑戰，又面臨新的機遇。

5、形成五大體系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6、完成六大任務

全會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這就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加強和改 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三、認真抓好貫徹落實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工作會議10月25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出席并講話，強調學習宣傳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是宣傳思想戰線的重要政治任務，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做好宣傳工作，在全社會形成學習宣傳貫徹全會精神的熱潮。

1、堅持正確導向

四中全會精神宣傳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強，必須堅持正確導向，準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等重大關系，做到全面準確、扎實深入。

2、形成宣傳合力

要統籌抓好媒體宣傳和社會宣傳、網上宣傳和網下宣傳、對內宣傳和對外宣傳，既發揮各自優勢又形成宣傳合力。

3、宣傳入腦入心

全會精神的宣傳要堅持接地氣、重實效，多講老百姓聽得懂、聽得進的話，努力把專業術語轉化為群眾話語，做到深入淺出、入腦入心。

4、做到解疑釋惑

要組織力量深入研究闡釋全會提出的重大理論觀點、重大工作部署，有針對性地回答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干部群眾的深層次思想問題，更好地析事明理、解疑釋惑。

5、加大普法力度

要加大普法宣傳和法治文化建設力度，把法治教育納入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在全社會營造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的濃厚氛圍。

（主講人韓伯成教授系中共河南省委宣講團成員）

第二篇：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

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最新解讀

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法治中國的建設繪就了新的藍圖。這是中國法治發展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必將推動中國法治跨越到更高的水平和層次。從全會發布的公報來看，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著眼于“全面”二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涵蓋了黨、國家、社會生活以及軍隊建設的各個領域，實現了法治的“全覆蓋”。

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和全面安排，至少體現出了四個方面的新意。

闡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要性和根本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我們黨確立的偉大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根本意義。總書記多次提到，“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唯有依靠法治，才能凝聚中國共識和力量，弘揚中國精神，共建法治之中國，復興中華之文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根本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之藩籬，攻克深層復雜之難題，確保改革有序進行，通過良法善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最大福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黨自身建設的目標——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長期執政具有根本意義。唯有依靠法治，以法治作為執政之根本遵循，樹立法治思維，掌握法治方式，才能夯實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

提出了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這一總目標包含了多重意思。首先是道路、制度、理論的融合性：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三者的融合貫通對應著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道路、理論、制度”三個自信;其二是體系的完備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了兩個方面五個部分的體系：一是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二是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意味著國家法律體系與黨內法規體系共同構成了法治體系，黨內法規體系要與國家法律體系協調發展;三是推進的一體性：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就意味著法治建設必須要實現各個領域的協調、結構層次的均衡;四是努力方向的現代性：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還要落腳于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表明依法治國要朝著現代法治的方向努力，進而通過法治化來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強調指出了堅持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法治的一致性

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的一致關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首先，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推進法治建設的結果。鄧小平說，要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革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基本做到了這一點。而十八屆四中全會正是體現了這一認識。其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憲法所確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貫徹實施憲法，就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法執政。堅持依法執政是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關鍵，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一致關系的集中體現。依法執政表現在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這是依法執政的核心內涵，黨要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嚴格守法，按照法治的要求處理好黨與國家法的關系;二是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這是依法執政的第二個層面。通過黨內法規來治黨管黨，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重要特色和經驗。黨自身建設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對于依法執政、依法治國而言具有基礎性意義。

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

這些重大任務主要涵蓋了六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立法工作和憲法的實施與監督。突出強調了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以及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要求完善和健全憲法監督制度和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憲法實施;完善黨的立法決策程序，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依法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等等。

第二，依法行政與法治政府建設。明確了法治政府的六點特征：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要求政府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權力清單制;健全行政重大決策的法定程序、合法性審查機制、責任追究制度;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全面推進政務公開;等等。

第三，公正司法與提高司法公信力。在三中全會決定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確保司法權獨立行使和科學配置的制度機制，例如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還有司法責任制、司法公開、人民參與等改革舉措。

第四，培育法治文化與建設法治社會。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等具體措施。在法治社會建設層面，強調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求建設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司法救助體系、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等等。

第五，法治職業和人才隊伍的保障。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始終還是要靠具體的人來加以實施。全會指出了法治專門隊伍的建設方向：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明確了“四個忠于”的目標，并提出了一系列機制保障。

第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全會指出要健全黨領導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統一領導、統一部署、統籌協調。可以預料，很快會有具體的舉措出臺。同時，還提出了黨委依法決策、黨組織監督、黨內法規建設、將法治建設納入干部政績考核體系等具體要求。而且，更有新意的是，將依法治軍、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和依法保障“一國兩制” 和推進國家統一明確提了出來。

這些創新性制度機制和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法治規律和執政規律的深入認識和把握，體現了我們黨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點難點的針對性部署和安排，需要我們深入領會和貫徹落實。

開啟法治中國新征程

廖永安：從總體上看，四中全會公報就推進依法治國的內容體現了“新”、“實”、“全”三個特點。

首先，公報內容表述“新穎”。全會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等富含法哲學思想的表述，讓人感覺這不僅僅是一份極富思辨的會議公報，更是一幅全新展開的法治藍圖。

其次，全會所明確的依法治國內容“實在”。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幾項重大任務，不僅是綱領性的，而且都明確提出具體措施。比如，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具體措施包括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等，都把法治任務落在了實處。

最后，全會明確的依法治國六項重大任務內容“全面”。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包括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推進依法行政;保證公正司法;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等法治建設的各個方面，內容非常豐富，體現了黨對實現依法治國目標的整體把握。

薛剛凌：十八屆四中全會尤其強調法治建設的系統性，標志著我國的依法治國進入到全面推進的新階段。過去的法治建設主要是各部分孤立地推進，把重視系統性提上日程是第一次。這樣的推進具有一定必要性，因為無論是改革還是反腐，都需要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我們處在轉型期，只有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傳統走向現代，從人治走向法治，從倫理走向理性，順應時代需求，才能加速轉型，縮短發展的瓶頸期。

楊偉東：公報全面深刻總結了我國法治建設的經驗和規律，同時提出了我國法治未來的發展路徑，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決定。任何形式的腐敗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權力逾越了它的界限，背離了它的目的。法治是從根本上約束住權力的一劑良藥，是防止腐敗、反腐敗的一種重要機制。約束住權力，腐敗出現的幾率就會降低，查處的腐敗案件就會越來越少。

第三篇：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

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召開會議，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總結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研究部署鞏固擴大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

權威解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依法治國：一座新的里程碑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10月23日閉幕，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重大任務，作出了一系列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論斷、新部署。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在依法治國方略提出17年之后，黨的中央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無疑為未來中國建設法治國家描繪出新的路線圖，掀開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嶄新一頁。

總目標與五大體系

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全會提出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這是一個全新的表述，是對依法治國理論的完善和升華。

“如果說法律體系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主要是從法律制度建設的角度、從立法的層面談，那么法治體系就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完整的系統性的體系，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實現了從制度到制度實踐的飛躍。”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封麗霞告訴記者。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副主任楊小軍說，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法治體系的提出是從全流程來抓實施，來保障法律的實施。

全會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馬懷德特別注意到，全會強調要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他認為，這說明我們黨充分意識到，依法治國從黨自身做起。將黨內法規體系視為法治建設的重要一環，作為五大體系之一，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尤其對保證依法執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為執政黨在依法治國中的作用確立一個明確的坐標。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甄小英表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實現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

甄小英表示，現代政黨的執政方式一定是要依法執政，治國理政一定是要建立法治國家。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領導現代社會的政黨，也必須不斷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克服人治，實現法治。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全會強調，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黨能不能夠守法，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關系能不能處理好，決定了依法治國的拓展空間和能達到的高度。”封麗霞說，全會堅定地表述，一方面要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同時也要改進黨的領導。加強和改進不可偏廢。

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全會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馬懷德說，應該明確的是，推進依法治國將加強黨的領導，不是削弱黨的領導。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推進法治建設進程中，必須發揮帶頭作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

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受訪專家表示，“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是法治建設的重要推進，是依法治國更深入、更透徹的體現。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遵守憲法不僅是公民的義務，而且是執政黨的執政理念，這是此次全會的一大亮點。

全會強調，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

“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甄小英表示，過去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里沒有法治建設成效這個指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了政績考核這個指揮棒助力，必將極大地加速依法治國的進程。

六大任務的實施亮點

全會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這就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封麗霞說，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是全會的亮點之一。這抓住了依憲治國的關鍵。

封麗霞告訴記者，如果憲法監督制度不完善，很大程度上會危害憲法的權威，保證依憲執政很大程度上會流于形式。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全會指出，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馬懷德說，全會提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在黨的文件中還是第一次，這一制度應該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

封麗霞認為，這個制度不但有針對性也有可操作性，是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保障。她說，全會提出的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言壓法，以權壓法。

“現在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問題，只有保證司法機關獨立地開展工作，不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才能讓群眾在司法過程中感到公平正義。”馬懷德說。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全會提出，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甄小英表示，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就是要全民守法，全會對全民守法的強調就是要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杜絕選擇性守法。

“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的表述讓我眼前一亮，這是以前沒有提到過的。”封麗霞說，強化規則教育、法治教育從娃娃開始抓，從學校、家庭、單位，全方位推進，只有從源頭抓起，才能把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向國內外鮮明宣示，我們將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加速前行。

第四篇：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宣傳講稿

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宣傳講稿

X

X 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大家下午好：

最近一段時間,我和大家一樣，通過電視、廣播、報紙、微信、報告，講座等各種渠道、各種方式全面學習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許多人都學了5、6遍了。應該說對四中全會的6大任務，7項內容、10個亮點，185項改革措施，都比較熟悉了！

今天學校又安排讓我來給各位匯報一下學習心得，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疲憊、厭倦、煩躁想法在所難免，可以理解。但是還得學習，因為對我們這樣一所法律類院校來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永恒的話題。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學法、用法、教法、靠法吃飯的法律人來說，機遇千載難逢，挑戰前所未有，法治時代的到來、法治春天的到來，就和手機時代、互聯網時代、汽車時代一樣勢不可擋，也是大家多年的夢想。

最近我在成培處參加警銜培訓，大家都在討論，說原來干訓班管的太死了，培訓期間的各項規定都很多也很嚴格，比如不讓喝酒、不讓外出、許多人就偷偷去翻墻外出，有的翻墻還把腿給摔壞了，一味的管、機械的堵，管理人員很累，很辛苦，白天上班工作，晚上還要蹲坑守候，抓翻墻的，培訓干警滿腹牢騷，經常鬧不愉快。現在呢大家感覺警銜培訓人性化了許多，比如說一周可以休息一天，晚上六點到九點半，自由活動，這樣一來，許多干警呢，特別是在銀川的女干警可以回去給孩子做個飯，洗個澡，處理一下家務，外地的同志可以利用這三個多小時和同學朋友聚聚，翻墻的也沒了，鬧事的也很少，大家皆大歡喜。我想有這樣的變化，這樣效果，同樣是執行制度，怎么差距就這么大呢？答案不言而喻。

就是我今天給大家匯報的題目是：良法善治。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都要靠人去遵守，靠人去執行。只要去善治，效果就會截然不同。而眾多國家的復興，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雖建國不足50年，但其憑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躍成為世界公認的法治國家；荷蘭人口不過600萬，但因創設“國際法”令世界尊重。

新加坡地方法院對破壞公共交通指示牌和在別人轎車上噴漆涂鴉的美國少年邁克作出鞭打6下，監禁4個月的判決。這起案件在美國引起掀然大波，美國當時的總統克林頓親自出面求情，要求新加坡對邁克免予鞭刑或用其他刑罰代替。新加坡政府考慮兩國外交關系，把鞭刑由6鞭減至4鞭，并堅決執行。當然一個國家走向法治之路要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歷史文化傳統、人民的心理行為等等相契合、相匹配，簡單地拿來主義、人云亦云不僅行不通還會引發更大問題。

由于是一點鐘，同志們比較瞌睡，下面我給大家講幾個現象和小故事，我們一塊思考一下 現象一: 舉一個例子，前幾年北京、四川、廣東率先出臺地方性法規，《關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決定》。于是全國200多個城市一窩蜂的，都制定了決定或者條例。第一年剛立這個法，全城鴉雀無聲，到了第二年鞭炮的聲音零星就開始有了，到了第三年幾乎是全城一片煙花爆竹聲音，公安上、環保上雇用了十幾萬治安聯防隊員，專門抓燃放煙花爆竹的單位和個人。這些放炮的人和執法人員搞游擊戰，敵進我退，敵追我跑，敵阻我撓，敵避我放。最后效果如何呢？可想而知。

大家想一想，我們的法怎么能夠阻擋人民群眾的正常需求呢？古老的中國，幾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化，過年就有放鞭炮的習俗，你今天下一個禁令，明天大家就不要放，你真能擋得住嗎？我相信全國都是一樣的，這種靠禁止就是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就是典型的笨法。歷史上早就被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現象二，2009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這就是當時備受關注的“限塑令“。規定所有的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并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到現在“限塑令”實行已有5年，“限塑令”的執行力逐年削弱，大量超薄塑料袋重返市場，近九成農貿市場違規送超薄袋。

現象四：我們把視線轉向，被標榜為世界上講民主法治的美國，歷時二百多年，搞了三次禁酒運動，并且美國在1917年的憲法修正案專門搞了禁酒令，禁止全國范圍內買賣酒類產品，而且專門設立一個專管禁酒的國家機關，養了一大批執法人員，但很快歷史就證明這是不可能的。1933年美國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否定了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就沒了。據說原因是禁酒令施行的13年間，美 國黑社會靠制販私酒發了大財。美國的法律規定：釀造、運輸、出售酒精含量超過0.5%的飲料都算犯罪。而黑社會的所作所為等于是用非法行為來滿足合法需求。警察或政客中有大量愛喝酒的人。但這些人都只能通過黑社會買酒，或者到黑社會的地下酒吧喝酒。因此，各類酒仙酒神，包括政客、警察、執法機構與黑社會的關系，通過“喝酒”而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對于愛喝酒的官員和警察來說，把黑社會打完了，自己上哪兒找酒喝？美國的禁酒令是美國民主和法制的一大笑話。美國的民主和法制，為何會催生如此荒唐的法律？面對這樣一個荒唐法律所造成的后果，我們是否應該也檢討一下，即便有再美好的愿望，光靠制定一個法律就能解決問題嗎？不適當、不科學的立法只能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因此只有科學立法，建立一個良好的法律體系，才能得到善治。

故事四：有一個監獄干警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記得他小時候在上學途中,要路過一個拐角,拐角處不知為何留下了一堵斷墻,其背面比較“隱蔽”而成為“天然小便池”。記得最早在墻背后出現的一排紅色小楷字是：“講究衛生、人人有責。”配合這段文字出現在墻角邊的便是尿的痕跡。說實話，他和其他路過此地的人一樣都在那里撒過尿，似乎這幾個字跟撒尿者風馬牛不相及。既然人人有責，而此責實在又不大，再分到人人頭上，也就變得幾乎人人無責。所以，寫了等于沒寫。

這樣一來，大約寫這條標語的人也覺得力度不夠，沒有點明問題的實質。將原來“講究衛生、人人有責。”改成“請不要在此小便。”總算是點明了寫字者的意圖，但遺憾的是他用了一個“請”字，多少顯得過于客氣，他想，這個大約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凡事皆從善良的愿望出發，他大概覺得我用一個“請”字，說得又客氣又禮貌，禮到人不怪，因此，你便再也不好意思在此造次了。可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想錯了，幾乎仍然沒人吃他那一套，尿跡照舊。

好象又過了很久，大約是在全城衛生大檢查，墻的兩面全被刷上白石灰，一時間顯得干凈無比，后來墻正面出現了非常漂亮的美術字標語，而墻背面卻有了“嚴禁在此小便，違者罰款10元”，看來“請”是不行了，得采取措施了，這個措施便是“嚴禁”，開頭的幾天，大家認為，既然是“嚴禁”了，則必定有人看守，可環顧四周，沒人。于是又想，一定有一雙眼睛躲在不遠的暗處，一旦有人敢于違禁，便立刻沖將出來，抓個現行，然后繩之以法，嚴肅處理。可這次他又想錯了，因為實際上明里暗里都沒有人在此監視，想方便的人只需面向墻壁，照樣撒個痛快，于是新刷的白石灰很快就被沖去一大塊，從而充分顯示出撒尿人傲視“嚴禁”的勇氣無比和“嚴禁”本身的軟弱松散。

在后來的歲月中，大家逐步對“嚴禁”失去了原先的敬畏。充其量不過是嚇嚇老實人的鬼把戲或人人心照不宣的做做“秀”而已。時間一長，“嚴禁”就會悄悄等同于“隨意”。

再后來有趣的是，可能是環衛工人或者是寫標語的人，大約到最后徹底死了心了。所有的善意化成了滿腹的怨恨，所有的期望演變為十足的無奈。反正不指望你了，你尿吧，你有你尿的痛快，我有我罵的痛快，咱誰也不吃虧。于是咬牙切齒地寫下了這么一句仿宋字: “誰在這兒小便就是狗”；“在此處尿尿者豬狗不如”；“誰在此小便就是王八蛋！”。

有一天他路過此地，發現那堵老是被人尿尿的墻，在一次創建全國衛生城市的改造中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設計巧妙的免費公廁，于是，什么問題都迎刃而解。不知這樣的結局對禁炮、禁煙、禁塑、禁狗之類的問題，可有什么建設性的啟發？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內心

但是目前仍存三大落差，當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關注：

一是法律大國與法治強國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43部現行有效法律，國務院制定了680多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這些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加上其他立法確認的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法律體系。法院工作人員31萬，法官20.3萬，檢察官34.7萬，公安干警211萬，律師27萬，監獄681所，在職監獄人民警察33萬名，押犯170萬人。還有300多萬各類行政執法人員，“我們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300年立法進程，即使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法律體系也已比較健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實現，但距離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實踐中進一步落實。

二是權力色彩濃與法治色彩淡的落差。法治的前提是公權力受到約束，但從實踐中，這個狀況目前仍待改變。

三是社會法治呼聲高與國民法治素質低的落差。群眾對公正司法的期盼越來越強烈，期待司 法的權威性、定紛止爭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當前鉆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權力干法、輿論擾法的現象仍有發生。

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指出,“法治”一詞的基本含義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法分良法和惡法,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稱得上法治,惡法之治只能成為專制。良法之治必須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應當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大定律”:人是社會的中心;滿足個人利益是治理社會的基礎;政府宗旨是保護人民去創造財富的自由。制定出來的法律應當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不應該背離人類理性,不應該背離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更不應背離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只有滿足以上條件的法治才能稱之為良法之治,只有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的良法,人民才會遵守和信仰。我們必須制定一整套反映人本位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律制度體系,堅決、及時地廢除惡法。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由此,法治實現的前提是人民對良法的信仰,而法治的精神也在于民眾對良法的信仰,只有良法才能產生一種宗教般虔誠而真摯的對法的信仰。

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如果人們對法律失去信心和認同感,就不會自覺地尋求法律的保護,也就談不上對法律的尊重和信仰。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曾講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法律被人們普遍遵守的基礎必須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而得民心的法律必須統治社會,決不能讓人治橫行。

世界上最早的大學設置的三大專業均是以人為核心的:一是醫學,解決的是人身體出現的問題;二是神學,解決的是人精神上的問題;三是法學,解決的是對人的保護和行為的規制問題。

昨天是我國第一個憲法日，舉國上下以不同的方式在傳播憲法精神，弘揚法治理念,大張旗鼓的宣傳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充分表明了中央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決心和膽識和魄力。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到懲治腐敗持續縱深發展，從全面深化改革到依法治國全面推進，老百姓對每一項措施的出臺，由觀望、等待到逐步增強信心，對新一屆領導集體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作風，和說到做到，言而有信的風范，由衷的敬佩，看來中央是動真格的了，毛澤東主席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按照決定從現在開始準備再花6年時間, 到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法治精神實質上就是良法善治之精神,它的基本標志有五個: 法律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意愿,必須建立在立法為民的基礎上;必須確立憲法和法律至上的國家結構;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文化;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民權和實現正義;政府的權力應當受到制約。

我認為,良法善治對社會利益的劃分和調整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社會利益分配與調整的制度基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決定》指出,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良法善治的完備需有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 這種運行機制包括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 公平的利益協調機制, 安全的社會保障機制, 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 健全的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透明的社會預警機制, 有效的矛盾疏導機制。

建議,我國的立法應當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引入道德評估機制。立法者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應該有一個完整的了解和評估,要以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的依據,過高和過低估計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應當指出,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對立法過高的道德要求是暴政,過低的要求是縱惡。所以,將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依據的核心在于,所立的法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否自愿去遵守。應當承認,法律的指引可減少沖突發生。然而,利益的差別常常又會引起利益的沖突,從而產生社會矛盾。所以,只有良法善治方能有效處置和消除矛盾糾紛。其實,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不是沒有矛盾的秩序,而是一個有著良好的矛盾解決機制的秩序;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發揮各種機制的作用,去化解矛盾,實現社會和諧。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治理體制。要通過立法來整合資源,更新理念,創新治理方式,形成新的社會治理格局。要想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使社會各階層成員的訴求得以反映,權益得以保障,行為得以規范,形成良好的社會治理狀態,必須有完備的良法善治的體制。良法善治的完備需有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種運行機制包括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公平的利益協調機制,安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健全的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透明的社會預警機制,有效的矛盾疏導機制。唯有在良法善治的法治環境下,社會運行機制才會對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最恒久而有效的保障作用。

公元前206年，劉邦率領大軍攻入關中，到達離秦都咸陽只有幾十里路的霸上。子嬰在僅當了46天的秦王后，向劉邦投降。劉邦進咸陽后，本想住在豪華的王宮里，但他的心腹樊噲和張 良告誡他別這樣做，免得失掉人心。劉邦接受他們的意見，下令封閉 王宮，并留下少數士兵保護王宮和藏有大量財寶的庫房，隨即還軍霸上。為了取得民心，劉邦把關中各縣父老、豪杰召集起來，鄭重地向 他們宣布道：“秦朝的嚴刑苛法，把眾位害苦了，應該全部廢除。現在 我和眾位約定，不論是誰，都要遵守三條法律。這三條是：殺人者要處死，傷人者要抵罪，盜竊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們都表示擁護約 法三章。接著，劉邦又派出大批人員，到各縣各鄉去宣傳約法三章。百姓們聽了，都熱烈擁護，紛紛取了牛羊酒食來慰勞劉邦的軍隊。由于堅決執行約法三章，劉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擁護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王朝。－－出處《史記?高祖本紀》

第二個事件，美國很多人住在郊外，都有自己的小院子，小院子里種著草坪，割草機市場很火爆，國內一家公司老板看到商機，就以很便宜的價格出口到美國，受到美國人的歡迎，一下銷量大增，但是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美國人就互相告訴對方千萬別買中國的機械東西，他賣完之后就不管了，沒有售后服務。我認為搞好售后服務是機械產品持續擴大出口的關鍵。我們國家很長一段時間里商店都擺著一個牌子“商品一經出售概不退換”。美國人不是這樣，在美國只要你有發票，不管多長時間都可以退換。因為美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障對產品不合格和售后服務有嚴格規定，懲罰的非常厲害，生產者、銷售者必須依法服務，否則會喪失商業信譽！

在當今世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奉行的是終身保修。我們有沒有這個勇氣、有沒有這個膽量呢?恐怕即使說有,心理還是打鼓七上八下?心還比較虛的? 第三件事：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提出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法治經濟，許多國家不承認我們市場經濟地位，也就是不承認你是法治國家，都不愿意和中國做生意。市場經濟是法治下的有序競爭的經濟。后來我們出臺了許多與wto接軌的法律制度，開始沒有按照市場規律辦事，沒有按照國際規則，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投訴我們反傾銷一共有1663起，96%敗訴，一是不應訴，這里帶來一個問題，外國人一告，中國企業就不愿應訴，造成一個惡性循環。打官司就是打證據，不應訴就意味著不舉證，肯定敗訴，賠償3萬億人民幣。現在國家在做這方面工作，而且我認為是維護多數企業的利益就是維護國家利益。所以現在我們國家領導人很重視，正在到處對我們企業做工作，李克強總理出訪向世界推銷我們的高鐵，為的是給我們企業鋪一個廣闊的天地，為我們企業能出口到海外去，“海闊任魚躍，天高任鳥飛”。

后來西方國家早就看到了中國崛起，在中國入市的時候就給中國埋下隱患，中國由于急于入市，跟西方簽下了三不利條款：

第一，在中國入世的時候，西方國家仍然把中國看作非市場經濟十五年；第二對中國的產品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十二年；第三在全世界都取消配額的情況下依然對中國實行配額。這三項不利條款我們叫“三項屈辱條款”。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因而在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關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圍的形成、法治環境的培育至關重要，關系著中國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家治理方式看，我國正處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點，培植制度優勢和法治文明是復興之梯、崛起之魂。

中國強大不是要讓人家害怕，而是要讓人家尊重，所以必須有軟實力，包括價值觀、制度和法治。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資國，中國在獲取利益的同時，也要學會運用國際規則尤其是法治規則。當前無論處理國際關系沖突，還是應對貿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國際上有影響的評價體系和游戲規則都由西方掌控，我國亟待建立一套更為公平的評價體系和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以擺脫在法制形象發布上受制于人的現實。

4.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治經濟體制。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就要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轉變政府職能，要求政府必須按照公開、透明、非歧視等原則改變管理方式。首先，要完善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要健全市場體系，強化市場功能，不斷完善各種市場規則，規范和維護市場秩序，創造公平、平等的競爭環境。其次，要實行依法治國，用法律規范政府對國家的管理，規范政府的行為，提高政府決策和行為的透明度。

5.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規則。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大多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它更能反映發達國家的意志和利益，對發展中國家帶有歧視性。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增強，我們應該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規則而努力，使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受益于經濟全球化。

從現實挑戰看，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面臨共識難聚、誠信難立、權益難維等考驗，執政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但是目前仍存三大落差，當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關注：

一是法律大國與法治強國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43部現行有效法律，國務院制定了680多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這些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加上其他立法確認的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法律體系。法院工作人員31萬，法官20.3萬，檢察官34.7萬，公安干警211萬，律師27萬，監獄681所，在職監獄人民警察33萬名，押犯170萬人。還有300多萬各類行政執法人員，“我們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300年立法進程，即使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法律體系也已比較健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實現，但距離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實踐中進一步落實。

二是權力色彩濃與法治色彩淡的落差。法治的前提是公權力受到約束，但從實踐中，這個狀況目前仍待改變。

三是社會法治呼聲高與國民法治素質低的落差。群眾對公正司法的期盼越來越強烈，期待司法的權威性、定紛止爭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當前鉆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權力干法、輿論擾法的現象仍有發生。

而且一個國家走向法治之路要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歷史文化傳統、人民的心理行為等等相契合、相匹配，簡單地拿來主義、人云亦云不僅行不通還會引發更大問題。

他認為，會議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作出了決定、部署和安排，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四中全會決定中鮮明的提出，依法治國要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社會法治道路。這個根本問題，不容忽視，不容偏差。這就明確的告訴全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在道路問題上我們一 直不動搖，今天更是堅定不移的。

楊小軍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政治道路上的堅定不移，并不等于重復法治建設的任務和具體目標；相反，新形勢新任務下的法治建設更需要新部署、新安排，開創新局面，譜寫新篇章。四中全會開啟依法治國新起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新起點。黨的執政能力，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四中全會確定了依法執政原則，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群眾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兩個基本”的轉折，是在新形勢下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現代化的集中體現。對于科學判斷形勢、駕馭市場經濟、應對復雜局面、總攬全局等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其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起點。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三十多年來的現代化建設，我們一直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根本。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我們面臨的中心任務就是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全面深化改革，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改善和保障人民生活。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在新形勢下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粗放式的發展已經不可持續，經濟建設不能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轉而走向科學發展，必須通過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傾向，科學發展才能永續發展。在法治秩序下法治軌道內的經濟建設與發展，才能夠既健康又永續。

其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點。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改革提到了更加突出、緊迫的議事日程。二中全會討論了行政改革方案，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改革已成為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通過改革，釋放經濟社會內生的活力，向改革要“紅利”，并由此繼續推動經濟建設健康發展。而要改革就會觸動諸多已經形成的甚至已固化的利益格局，必須加以打破。改革進入“深水區”，必須通過法治形成更加規范有序推進改革的方式，用法治的思維和法治的方式調整利益格局，使經濟社會煥發出新的巨大的活力和動力。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引導和保障，全會強調全黨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決策部署上來。把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兩個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意義重大。

其四，反腐倡廉的新起點。十八大以來，反腐力度得到極大加強。受到了廣大群眾普遍支持和歡迎，也受到世界各國的贊譽。就反腐倡廉而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不敢腐”的問題。但“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問題，靠懲治這一手是遠遠不夠的。要想繼續擴大反腐倡廉戰果，就需要在從制度、體制、機制上解決問題。法治就是解決制度上問題的主要“抓手”。強化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地位，強化法治在利益調整中的公平正義功能，強化法治作為底線“紅線”“高壓線”的作用，是反腐倡廉的基礎性長遠性堅硬性工程。

其五，法治體系建設的新起點。法治體系建設，四中全會決定中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個突出特點，是明確了要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五個體系的提出，是從我國法治建設事業又過去的法律體系向法治今天的法治體系的轉折，開啟了法治體系建設的全新的起點。第二個提出特點，是確立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法治建設路徑。

四中全會既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個政治方向，同時又對依法治國提出了新的目標和任務，是治國理政的大轉折、新起點。在四中全會精神指導下，我們有信心有能力譜寫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精彩篇章。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怎樣改變我們的生活？對國家工作人員來說，他們被劃出了一道道為官從政的“底線”和“紅線”；而對老百姓來說，面對無理不合法的要求，可以硬氣地拒絕。

以下為《決定》對各個階層公民的影響：

(文末附：25句話速覽《決定》)

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財政資金分配使用、政府采購、公共工程建設崗位定期輪崗

領導干部須接受經濟責任審計,實行領導干部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

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要記錄、通報和追責

人大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人數

社會人員司法掮客將堅決懲治

中小學生將開法治課

不服司法判決可由律師代理申訴

聘不起律師可接受法律援助

企業家有權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法律依據的要求

有突出貢獻的杰出人士可獲頒國家勛章

招錄進司法系統律師、法學專家可招錄進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隊伍

軍隊轉業干部可進入法治專門隊伍

政法專業畢業生可招錄進司法系統

初任法官、檢察官由高院、省檢院統一招錄，一律在基層法院、檢察院任職

法官、檢察官從下一級法院、檢察院遴選到上一級

司法人員法律職業人員統一接受職前培訓 辦案質量將終身負責

不得私下接觸當事人、律師 不得泄露或者為其打探案情 不得接受吃請或者收受其財物

內部人員不得違規干預其他人員正在辦理的案件

執法人員 大幅減少市縣兩級政府執法隊伍種類,食品藥品安全、工商質檢、公共衛生、城鄉建設等領域推行綜合執法

須持證上崗

實行執法責任和責任追究機制

實行罰繳分離和收支兩條線

關注依法治國

法治觀念淡薄？官員要丟“烏紗帽”

剛進國家機關工作就要參加一場重要的儀式——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這一舉動為的是要在領導干部心里真正樹立起對法的敬畏。

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做什么事情都得想著“法”。以前還有一些干部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今后就難以像原來那樣妄為了。那些身處財政資金分配使用、政府采購、公共工程建設等崗位的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肥缺”，將受到更嚴厲的監管，他們將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為的就是防止權力濫用。

而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等領域和領導干部都無一例外要接受經濟責任審計。國務院最近剛印發《關于加強審計工作的意見》，想要逃避監管看起來很難。

“拍腦袋”作決策？出了問題終身追責

長期以來，一些領導干部決策短視、隨意性大，導致出現決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問題。雖然我國早已建立追責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員在位時追究，而一旦離任或者退休，一般不再追究。

那么，“拍腦袋”決策出了問題怎么辦？領導干部將實行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

申訴請不起律師？讓政府法律援助

老百姓生活有什么變化？假如您家里有孩子上中小學，以后他們恐怕要多上一門課：法治課。如果您做生意辦企業，以前遭遇政府或者其他單位無理的要求，今后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請拿出法律依據，如果你的要求不合法，對不起，我拒絕接受！

如果您跟人打官司，二審判決就是終審了。假如您不服判決，想要申訴的話，就別上訪了，您得考慮請個律師，讓他代表您申訴。要是經濟壓力太大，負擔不了律師費，也沒關系，您可以納入法律援助范圍，讓政府替您買單。

近年來“潛規則”成了社會流行詞，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規章制度成了擺設，“潛規則”卻大行其道。建設法治社會首先要清除“潛規則”存在的土壤，政府和公眾普遍信法、守法，養成按規則想問題、做事情的良好習慣，形成依法辦事的氛圍。法治國家是按照規則體系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狀況，是人人都從內心遵守的一種規則意識 ,愿意自覺按照規則辦事的思想認識。凡是具有強烈規則意識的人,才能自覺維護社會秩序,嚴格遵守法律。不講規則的人更不會講法律, 法律的實施必然會 遇到重重阻礙。中國有幾千年的“人治”傳統，傳統的道德至上，使社會更注重情理而不是受法律左右，缺少規矩和公共秩序意識。只有絕大多數人具有強烈的規則意識,文本上的法律才能真正落實到生活之中,才能構建起發達的法治社會。所以,增強人們的規則意識,打牢法治的基礎,應是依法治國的重中之重。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處處不講規矩，就有投機分子鉆空子，治理往往就會失序。事事沒有規章制度，法治就是鏡中花,水中月。古時候有個小故事很能說明規則很重要，一只兔子在田野里奔跑，有成百的人追趕想要，因為規則和所有權沒有確定。成群的兔子堆在市場上，行路的人都不去看，是因為規則和所有權已經確定下來了。無規矩的本質在于讓全民缺乏安全感，少數人不按規則辦事，就會讓其他人不安，社會總體就會煩躁。目前公共的道德也是大眾的規矩，大部分已經法律化了。但是在利益面前，人人都有可能去鉆規矩的空子。特別是信息化時代，新事物層出不窮，新規矩要完善。既要健全和完善現有規章制度，又要根據需要制定新的政策法規，讓制度和政策法規能隨著社會和工作需要的變化而發展，讓那些投機鉆營分子無機可乘，無漏洞可鉆。例如要完善相關法規明確新媒體載體的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不能讓即時信息工具只管發展傳播技術，不管傳播內容管理，更不能先上車后補票。這樣，人們心中的法律條文才不是生硬的條框，而是提供日常幫助必不可少的工具，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才能實現。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久而久之，規矩才能深入人心，成為大家共同遵守的規范，使規范內化成人們的習慣。一旦形成了習慣，講規矩的人和事多了，也會潛移默化地尊重法律。戰國時期，商鞅變法推出新法令，怕民眾不信任，放了一根木頭在城墻南門，貼出告示如有人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賞十金，眾人皆不信。有一壯士將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如約賞給了他十金。商鞅以此建立政策權威并取信于民。很多時候，整個現場的無序狀態是少部分人“帶動”起來的。要讓全體國人守秩序，非一朝一夕能改，要大力獎勵遵規守紀的行為和人員。在全社會大力提倡崇尚老實人的良好風氣，讓老實人不吃虧、受肯定、受尊敬，讓老實人能干事、干成事。特別通過各種案件和事件的處理，逐步形成“信訪不如信法”“信鬧不如信法”的氛圍。

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法律體系再完備,只要執行不嚴,依然沒有法治可言，甚至比無法可依帶來的后果更嚴重。因為,無法可依尚可期待法律,而有法不依,人們最后對法律也失去了信心。反思現狀,現在的社會最缺少的并非是制度，而是規則意識弱。當前，大眾依法辦事的法治良序還未建立，遇事“找人托關系”的習慣還未改變，信法不如信訪的觀念還存在；四處可見隨意變道、闖紅燈、插隊看病等不講規則的現象；一些地方和部門不按規矩和法律辦事，鬧得越大受益越大，越守規矩的人越吃虧等等，這不僅反映出潛規則管用，也表現出他們規則意識的淡薄。潛規則四處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違規違法成本太低。比如在香港、新加坡“不交水費”這種“小事”是違法的，摘花、亂丟煙蒂等行為，除罰款、清掃公共場所，嚴重者甚至處以鞭刑、拘留等。在沒有規矩意識的社會環境的耳濡目染下，原本不具備法治文化傳統的民眾，對法制觀念更加冷漠，甚至還無形助長了一些人挑戰法律的紅線。當前，迫切需要增加監管力度與處罰力度，通過提高違法違紀成本，讓每一個“潛規則”獲利人受到嚴懲，讓人人養成規則意識，人們自覺形成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治思維。

官德正，則民風淳。古代就有吏為萬民之師、官為屬吏之師的說法。政府部門以及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權威形成的基礎，是政府在公眾心目中建立起來的信服狀態。如果當官的不正己身,那么下屬就會跟著動歪念。雖然在反腐高壓下，黨政干部言行更加規范，但很多人還沒有形成按規矩辦事的習慣，更沒有讓規矩意識滲透進每人的血液。要重新塑造黨政部門的權威，必須讓每一個部門遵守規矩，每一個人形成規矩意識。要增強黨政隊伍法律意識、規則意識，在個人情緒、欲望沖動下以及外部誘惑下都能遵守規則。要把政府的一切工作更加嚴格納入法制化軌道，依法公開權力清單和運行流程，真正做到帶頭遵守執行法律，提高法律的信任度，高級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則、以上率下。要公開透明干部選拔任用，干部提拔在既定規則內進行，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干部。

民風淳化，重在教化。欲讓法治真正成為黨的執政方式，成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來的心理、習慣與傳統還會呈現出諸多文化層面的阻力。鑒于當前社會規則意識淡薄的現狀,當務之急的就是要通過各種方法和途徑,強化人們的規則意識教育,牢固樹立依照規則辦事的意識。相關部門應當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加強法治和公共秩序宣傳教育，提高大眾法治理念，形成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環境。特別要充分發揮體現公平正義個案教化作用，讓公眾知法懂法用法，依法理性表達自身訴求，努力構建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良序。當“法大于天”成為大家共識，遵紀守法成為習慣，人人內心將更加安定，社會一切將會井然有序。

讓法治精神浸潤校園

少年強則國強，青少年的價值取向關乎中國的未來。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具有基礎性、先導性、關鍵性的意義。通過法治教育進校園，讓法治意識、法治思維、法治精神在孩子頭腦中“自然而然”生成、發自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是在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學校應盡的職責。

當前，在整個教育格局中，法治教育缺乏系統性、規范性，仍是薄弱方面。改變這種現狀，僅靠口號是不夠的，需要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切實形成合力，共同用法治的力量撐起學生成長的澄澈天空，其中，學校無疑是重要主體。

嘉賓：焦洪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彭 燕（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檢察處處長）

郭元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員）

周建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黨委書記）

用法治呵護孩子成長，國家是最大的“監護人”

記者：《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法治教育要想在中小學落實好，涉及多方面的主體，這些不同層面的主體應有怎樣的角色定位？

焦洪昌：要實現全民對法律從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在中小學階段，進行必要的法治教育是不可缺少的。

法治教育涉及主體是多元的，需要多頭齊抓共管，并不是單方面就能解決的。中小學屬于義務教育階段，國家負有明確的義務，在法治教育方面，國家承擔著首要的責任。

郭元婕：的確，教育涉及的不僅是教育系統的事，需要各方形成合作共同體。比如，法治教育課程的開發中，涉及什么內容應當進入中小學學生的視野，需要考慮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學校和法治等機關相聯合。周建華：學校和其他主體（家庭、社會、政府）猶如車輪，只有有機銜接形成合力，才能使車子平穩運動，不能缺少任何一個。

彭燕：中小學階段，孩子在學校的時間最長，因此學校在法治教育中應起到牽頭搭建法治教育平臺的作用；作為公檢法機關，擁有切實的案例資源，法治教育的推進需要將教育資源和司法資源整合好。

決定提出實行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建立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人員、律師等以案釋法制度，加強普法講師團、普法志愿者隊伍建設。我們希望孩子都能健康成長，檢察官等國家工作人員也有普法的義務，可以說國家是孩子成長路上的最大“監護人”。

焦洪昌：具體來說，在中小學法治教育中，政府需要重點在兩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個是教材，政府還要在中小學法治教育相關教材的編寫方面花大力氣。中小學階段是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法治觀念要從娃娃抓起。中小學教材內容直接關涉孩子價值觀形成的方向引導，而中小學的教材要編寫好比較難，要融入法治理念，還要契合學生的學習成長規律。目前，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教材編寫上投入的精力還比較少，還需要花大力氣。

另一方面是師資。讓沒有經過很好法律培訓的老師，進行法治知識的講授，是難以吸引學生的，不能只注重文化課程教師的配備。

法治教育要讓孩子可觸摸，定位是現代公民的培養

記者：日前，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就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大力推進普法教育。那么，中小學課程的形式和內容應當如何設置？

周建華：我們學校一直重視學生的法治教育，在形式和內容上讓孩子易接受。學校與公安部門聯動，請公安人員擔任法制副校長；學生社團通過辯論等形式增強法治意識等。除了學校法治文化和教師隊伍建設外，也注重教學方式方法的建設，課程開設更注重學生的體驗，比如，結合孩子感興趣的“黑客”主題，告訴孩子如何保障權利，遵法守法。

彭燕：加強新媒體新技術在普法活動中的運用，提高普法實效也是決定的要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努力進行嘗試，結合中小學生的身心特點，用故事的形式進行法治知識闡述。比如，我們制作了法治教育系列動漫短片，每一集圍繞一個未成年人常見犯罪罪名展開，所使用的素材均來自于未檢處辦理的真實案件，通過青少年喜聞樂見的動漫形式予以展示，同時與昌平區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進行磋商，并與區教委聯合將該犯罪預防動漫短片在全區各中小學進行展播，收到了良好效果。

焦洪昌：實踐中，法院、檢察院、公安進入學校課堂，工作人員擔任法制副校長是很好的形式，但是內容要有所挑選。向孩子講授反面的案例，這并不是法治教育的主要方面，注重培養孩子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才是更需要的。國外，很多學校在一年級就有關于為什么愛國家，如何管理國家的講授，從小教育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

郭元婕：的確，法治教育不應是片面的“恫嚇式”教育。推進法治教育，首先應反思我們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人？使孩子不僅能守法，而且具備分析、批判性的思維，具有公民意識，對孩子的思想方向、人格塑造形成指引，才是法治教育所需要的。

焦洪昌：中小學法治教育應是具體的，要注重從孩子身邊小事兒抓起。學校應將法治精神融入學校管理。學校應實行民主管理，學生不是被動的被管理者，各項規章制度的形成應當有學生的參與。

國外的法治教育，在很多具體的活動中融入了法治理念。比如，學生參與決定如何選班長、如何評先進、參與決策郊游地點等，在具體的生活小事中，感受到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學會用法治的思維和方式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法治教育不是口號，領路人要言傳身教、潤物無聲

記者：青少年階段是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孩子成長的環境和氛圍是無聲的、但卻最直觀的教育。法治教育進課堂才能進頭腦，作為孩子家庭、學校、社會課堂的領路人如何才能讓孩子“自然而然地”形成法治思維、法治意識？

彭燕：法治教育的具體實施人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老師，一個是“誰執法誰普法”的責任人。作為老師，應當加強對法治知識的系統性學習。作為檢察官，從預防青少年違法的角度說，涉及普通預防和個案預防兩個方面。普通預防，需要檢察院與學校協調配合；個案預防，則是檢察院針對案件辦理過程中發現的未成年人犯罪集中的學校等單位，主動前往開展法治宣傳，如發送檢察建議等。

周建華：嚴格按法律法規辦學校是一個底線，它與法治教育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育人。在學校，老師是法治教育的主體；在家庭，家長是主體，兩者都要言傳身教。人大附中注重師資隊伍的建設，比如我們專門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專家，對學校教師進行了法律培訓，增強教師隊伍的法治素養。

焦洪昌：法治教育的宣傳和灌輸是必要的，但是從學校本身做到依法治校，學校自身的氛圍很重要。當下，還存在少數老師侵害學生權益的情形，比如猥褻、奸淫兒童等案例，這對孩子的心靈影響是巨大的，因此需要加強教師隊伍的師德師風，增強教師的法治意識。

家庭環境對法治教育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學校在開家長會時，通常只涉及學生的學習方面，很少與家長溝通法律教育的問題，學校應當在法治教育上給家長以導向性指引，不能只關注文化知識，法治教育上也要和家長有良好互動。比如，家長向老師、校長送禮等行為，對孩子的法治觀念破壞性很大，家庭、學校要從細節上著手。

此外，政府要加強監管。比如，學校周邊網吧、賣煙、交通規則遵守情況等都會影響孩子，政府要加強對周邊環境、學校等主體的監管。

讓法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法治作為迄今為止最好的一種國家治理方式，包含兩個邏輯層面。首先法治體現在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權力配置的科學和合理以及機制運行的高效和有序等制度層面。時至今日，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早已確立并在不斷深化，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權力監督制衡機制日益完善，執法司法體制改革正在破冰，法治中國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然而制度層面的法治并非法治的全部，更非法治的實質，法治的實質是對法律制度的內化和認同，是對法律至上的信奉和堅守，它體現為一種依法而行的行為模式、一種循法而動的思維習慣、一種敬法畏法的生活態度。它意味著法律知識、法律觀念、法律精神如同血液一樣流淌在人們體內，成為人們共同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培養出既懂得主張自我權利，又懂得尊重他人權利的真正的人。沒有法治理念的樹立、法律精神的培育、法治文化的形成，法治只不過是一個徒有其表的軀殼。因此法治中國建設的終極目標應該是追求價值層面的實質法治：樹立法治理念，培育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文化，讓法治成為人們的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正如十八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這才是法治的真諦所在。

法治的生活方式，要求法律必須切實可行并且得到普遍遵守。“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任何法律不管立法初衷多么美好、立法理念多么先進，如果不能得到普遍遵循，那就只不過是看得見摸不著的鏡花水月，不僅不能實現立法初衷，而且還會重創法律的尊嚴。這種現象如果連點成面的話，法律就會毫無權威可言，法律至上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法治國家建設也會成為空中樓閣。這幾年來，我國立法速度很快，立法數量相當可觀，但是許多法律法規都存在一定缺陷，就是可操作性太差，不僅執法機關難以執行，廣大公眾不好遵循，甚至出現守法者吃虧，違法者得利、劣幣驅逐良幣的不合理現象，使得許多法 律法規形同虛設。還有一些法律法規立法質量不高，存在很大漏洞，實踐當中，有些不法之徒利用法律漏洞想方設法規避法律的約束，逃避法律的制裁。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加強立法工作，努力提高立法質量，力避模糊式立法、粗放式立法、口號式立法等不良立法偏好，“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確保法律法規真正得到執行和遵守。

法治的生活方式，要求行政權力受到嚴格限制，行政行為依法行使。公民最經常、最直接接觸的權力就是行政權，而現代行政權具有膨脹和擴張的趨勢，如果不對其加以嚴格限制，必然導致權力濫用、腐敗滋生。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依法行使職權，具有強烈的正面示范效應，能夠帶動全體公民遵紀守法。反之，如果行政機關濫用權力，領導干部徇私枉法，則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造成整個社會法治信仰的坍塌。長期以來，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沒有到位，行政執法體制尚未理順，導致政府分工不明，權責不清，越位錯位現象嚴重，爭權諉責問題突出。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實現這一任務，關鍵在于強化權力制約和監督，筑牢法治“籬笆”、遏制權力“越線”，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各政府各部門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只有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守住政治操守，勒緊權力韁繩，廣大公眾才會上行下效，自覺奉法律為圭臬。

法治的生活方式，要求司法必須公正，切實維護公平正義。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司法不公、權大于法，公眾自然就會棄司法如敝履、視法律為兒戲，法治信仰就會遭到嚴重侵蝕。培根曾經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則是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當前我國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象較為嚴重，社會公眾對于司法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司法權威未能真正樹立。因此，改革司法體制，保障司法公正，是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中之重。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法治的生活方式，更為重要的是改善整個社會的法治環境，培育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尊崇，使人人懷有對法律的敬畏之心。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曾說“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中。”然而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民眾普遍存在著恥訟、懼訟、厭訟等心理。加之長期延續的熟人社會，又使中國的處世哲學當中人情觀念根深蒂固，直接影響到法治環境的改善的和法治文化的培育。這就需要通過法治宣傳教育，根除傳統觀念的影響，提高公眾的法治意識，努力形成總書記提出的“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讓法律成為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信仰法律不是把法律當成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而是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和終極性，乃至于強調法律的至高無上。只有當法治成為一種行為習慣和思維模式，在全社會養成一種適應法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約束并從法律中獲得自由，法治中國才會真正實現。

用法治匡扶失衡的社會心態

11月20日北戴河療養院發生重大命案，致使6名護士、1名管理員被殺害，另有1名護士受傷。前不久，湖南衡陽一名欲自殺報復社會的男子攜帶一瓶汽油沖入衡陽市雁峰區一棟民房，拋灑汽油并點燃。兩起惡性案件不管發生原因如何，都有一個共同點：具有攻擊性，并傷及無辜人員。近年來，公然行兇時常發生，這背后凸顯著失衡的社會心態。遏制、矯正、扶正失衡社會心態，需要做好法治這篇文章，深入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社會，用法治來統領經濟社會發展。

社會心態是時代條件的映襯，是一定時期內人們所持有的具有普遍性、群體性的態度、情緒、情感等心理狀態的統稱。當前，社會發展進入轉型期，改革駛向深水區，利益調整處于陣痛期，“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利益訴求、利益分化逐漸復雜多變，社會價值呈現出多元多樣的趨向，矛盾增大增多，易發多發。這背后既有利益趨向，也有文化、價值導向，還受現實環境影響。社會心態中最明顯的莫過于心理畸形，釋放出仇視他人、仇恨社會的傾向。這是一種危險、可怕的“毒素”，是社會管理、治理的傷疤,必須整容才能徹底治好。俗話說，法者，定分止爭也。不管社會呈現如何亂象，都必須做好法治這篇大文章，依法、靠法、用法，不斷遏制、矯正、扶正失衡社會心態。

法治是確保社會有序健康發展的遵循。仇官、仇富的思想和行為，冷漠、麻木的情感和心理，只會給社會正常發展增添阻力，帶來阻礙。社會發展需要正能量，從而增加積極性、建設性，減少惰性、負面性。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領導干部要做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因此，必須更加注重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引領和規范行為，增強社會公眾的法治意識，形成法治氛圍，實現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調解矛盾靠法、維護權益用法的良好格局，做到信法用法、尊法守法。

用法來保障勞動及其成果。勞動創造財富，推動社會發展進步。馬克思把勞動比喻成“整個社會為之旋轉的太陽”。實現個人夢想，促進家庭幸福，離不開勞動；建成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要依靠勞動；國家振興富強，實現“中國夢”要靠勞動。一個社會要正常發展，必須要增強正能量，倡導勞動，誠實勞動，合法勞動，同時，也要依法保障勞動者權益，保護勞動成果，勞有所得、勞有所獲，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千方百計增加就業，確保人人有事干、干事有收獲，杜絕少勞多得、勞而不獲、投機取巧，這樣才能使更多的人崇尚勞動、尊重勞動、熱愛勞動。從某種程度上講，勞動就是實干。只有實干才能使人精神充實、情感充沛。因此，要用法治推動和保障勞動，同時，打擊非法勞動，調節少勞多得，消減“免費午餐”心理，從而使人人看到希望，不在無所事事、心理空虛，消除不良心態的生存空間。

靠法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是社會秩序的“潤滑劑”，也是反映社會幸福程度和美好程度的重要指標體系。近年來，各地都在推動幸福城市建設，其中主要措施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在醫療、養老等領域不斷提高水平、增強覆蓋面，確保社會公平。社會公平不可能自然形成，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適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因體力、智力、學歷、資源等條件的差異化，致使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必須靠行政手段和法治方式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一方面要保障困難群體的最低生活水平，即兜底；另一方面要保障合法權益，給每一個公民成長成才成功塑造公平的競爭機會，用法治方式驅離、消去“潛規則”的生存空間和現實土壤。即保障和發展同步，讓人人看到希望。從而不在為無可奈何而蒼白無力，進而走極端，報復無辜他人，仇視社會。

找法來調解糾紛、打擊犯罪。社會處于轉型期，利益分化、觀念分歧、矛盾紛繁，必須要凸顯法治，靠法來調解矛盾，震懾打擊犯罪。要健全法制體系，推進依法行政，樹立法律權威，不斷加大腐敗懲治力度，杜絕隨意性、選擇性執法司法，進一步加大普法力度，讓法嚴實起來，建設法治政府；不斷加大法治宣傳力度，形成嚴密的執法、司法體系，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減少甚至杜絕僥幸心理，達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正形成信法畏法而后尊法守法，建設法治社會。通過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雙管齊下，形成嚴密的法律體系，不斷提高人們的法治意識，從而自覺信法、守法、用法，不敢、不愿、不會違法。

馮玉軍：我今天演講的總標題是《全球化背景下法治中國的進程與愿景》，在這樣一個大標題下我想跟各位分享如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進入法治新時代——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第一方面想給各位從四中全會文件的意義方面進行一番闡述。

二、中西法律文化與法治模式比較。第二方面想把大家稍微引入到法學研究的思維或者視角，我們全方位的看一下全世界，特別是中西方法律文化有什么樣的差異，在法治模式上有什么不同的類型。

三、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特征。第三方面是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特征。在這個問題上，根據我這么多年的觀察，也根據我自己在參與寫作中央這個文件過程中的體會學習凝練出八個特點，這八個特點我講出來，可以說是拋磚引玉，也請大家能夠批評指正。

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愿景與措施。最后這一點就想結合四中全會文件的一些具體行文就其中總目標、原則、措施、六大任務跟各位稍微具體的分享一下怎么認識這個文件，怎么看待相關182項舉措。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進入法治新時代——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一）四中全會的歷史意義

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舉行，十八大報告當中其實就已經提到了“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個口號。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應該在去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當中對民主法治的建設有足足的一章專門進行討論，這一章的章名就叫“法治中國”。原來我們說中國法治，到了三中全會又說法治中國，這只是一個名詞概念的轉換嗎？它有沒有什么深意？

黑格爾有句話講的很好，他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他用這個來表示、體現高遠的思想能夠引領時代的前進。黨中央在每年舉行這樣的全會上面拿出來奉獻給人民的重要文件，它自然也應該體現時代精神，它本身就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我們不敢說它句句是真理，但它一定是凝練了成百上千位學者、領導他們的思想和觀點，而這些思想和觀點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來自實踐、來自理論的推導、來自實踐的總結。所以說這樣的文件當我們在觀察的時候，能不能從中找尋他的一些思路、邏輯。

從十八大的文件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再到這次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三次會議三個文件內容非常豐富，內在的邏輯一氣呵成，是一脈相承的，共同的一個主章。就是要把我們國家進行“三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

三次會議用了“三個全面”來進行概括，這三個會議如果從法治的角度來看，它是對建黨93年來、建國65年來我們關于法治建設、法治理論的一個新突破，也是法治的實踐進入到了一個新時期。這是我給我的演講內容戴一個總帽子，接下來從歷史意義具體講。我剛才提到，這個文件不是偶然 的出現，它是在我們過去幾十年法治建設、法治實踐的經驗基礎上寫成的。

那么，大家想必就很想知道中國過去的法治經歷了什么樣的歷程。因為時間關系，我沒法展開，我就用歷史的階段跟各位分享。

新中國建立起來，65年來的歷史，從法治建設的角度，我們進行了時間分期，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點，分為前后兩大時期，前一個時期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后一個時期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總共六個階段。

1949年-1956年我把它稱作“新中國法治的初創期”。共和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各種制度都是欠缺的，但我們不可以想象，它一下子就制定了很多民法、商法、司法或者知識產權法這樣一些東西，不可能，那個時候的形勢也不允許他這樣立。我注意到在座的各位有很多白發蒼蒼的老先生，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在1949年-1956年這個階段，我們記得最清楚的法應該是《懲治反革命條例》、1954年《憲法》、1950年《婚姻法》，換句話說，它是以公法為主、以私法為輔的，也可以說我們的法治剛剛起步而已。

到了下一個階段，1956年-1966年，這在我們國家由于反右，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得剛剛初創的共和國法治停滯不前。因此，我把這個階段叫做“法治相對停滯的時期”。當然，這個時期也不是說沒有法律的出現，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應該是《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這些東西嚴格的說它還不能成為法，因為它不是由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制定的，它是由黨制定的方針政策而已。總體來說，這個階段乏善可陳，是一個相對停滯的時期。

從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把它叫做“全面破壞的時期”。法治完全沒有了，蕩然無存。大家都知道這樣的話題，那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文攻武衛”，所有的這些話都跟法律有關，但都是破壞法律的，都是搞人治。公檢法機關被砸爛了，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功能、職責被廢掉了，整個國家經歷了劫難。這就是前一個歷史時期的三個階段，雖然我們將近有28年的時間，但我們的法治卻好似完全沒有進展。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入到一個新時期，我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78年底至1996年，我把它叫做“民主法治的恢復建設時期”。為什么叫恢復？這個階段所完成的很多工作其實是新中國一成立就該做的事情，但全都沒有了，重新再做。各位還記得鄧小平同志三落三起，重新主持工作以后說的話嗎？他說“我看還是法治靠得住些”，他自己就飽受人治的摧殘，他自己就是人治的犧牲品。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領導集體當中負責法律工作的是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自己說：“我坐過蔣介石的8年牢，我坐過共產黨自己的監獄十幾年”。那么，重新回來以后他非常珍惜這個時間，以一種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老先生70、80歲了，帶著一幫老伙計，彭沖、王漢斌、陳丕顯這些人在全國人大制定了很多法律。應該說這個時候特別讓人記憶，讓人敬仰。

舉一個例子，1979年的2月-5月，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全國人大拿出了七部重要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這些此前都沒有，此前是《公安六條》。一個人說這個地方有點臟，我順手拿張報紙一屁股坐在這，坐完了站起來，旁邊的人把報紙拿過來一看，背后是毛主席相，然后就可以控告他是現行反革命，10年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可能就被殺掉了，這就是《公安六條》。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我們的人權保障，我們國家刑事犯罪的處罰走上了與世界接軌的新征程。

第三個法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非常超前的，現在在廣東講特區，講要大刀闊斧，怎 么樣打開國門，但沒有法律的保障怎么可能。在78年、79年、80年、81年，整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央領導人接見外賓，接見僑胞，接見像霍英東這樣的港澳臺同胞的時候講的最多的是：“你們放心，我們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會變，招商引資的政策不會變，我們馬上會立一大堆的法讓你們放心”。這就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法治前進走過的路，讓我們感懷。

這七部法還包括一部《選舉法》，以前沒有《選舉法》，我們的代表都是推薦制的，沒有選舉制的。除此之外還有兩部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和《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組織法》。

短短的三個月出臺了七部法，大家可以感覺那時候對民主法治的饑渴，不從文革中來哪會有如此的渴望，哪會有如此的自覺。如果再不這樣做，黨要亡黨，國要亡國。因此，這個時期我們把它叫做“民主法治的恢復建設時期”。鄧小平同志在立法方面的指示是“快比慢好，宜粗不宜細，宜快不宜慢”。

這個時期有很多亮點，1980年公審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當然，我們今天再反思，可能還有一些問題，但那個時候這樣做非常難得。這個法庭是公開的，全國人民都能看到，這都是從來沒有過的。1982年現行《憲法》頒布，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再往后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法律方面的進步，我把它叫做恢復建設時期。

從1997年-2011年，我們把這個小階段叫做“社會主義法治初步發展期”。為什么我把1997年當做一個時間的轉折點？因為在這一年黨召開了十五大，十五大的文件非常醒目的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在以前從來沒有，前所未有。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每一次大的代表會議就有重要的、戰略性的頂層設計。

在座的我看到有很多律師和法律人，從97年以后，我們的法律專業、法律行業迎來了一個繁榮發展期。當然，也還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困難，但坦率地說，相較于以往的歷史，迎來了一個十多年的繁榮發展期，這個時期，我們國家的民主法治建設又取得了很多的進步。

第一個時期叫做民主法治恢復期，小平同志居功至偉。

第二個時期叫做社會主義法治初步發展時期。下面我列了10項，其實10項怎么能包羅完呢，它應該是一個省略號，東西太多了，比如說人權入憲，比如說依法治國入憲、中國的人權報告白皮書等等，一系列的一種文件和實踐中的進步，應該說大家都是親歷者。

第三個階段是2012年，從黨的十八大開始，進入到一個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時期、新階段”。十八屆四中全會是為這個階段確定了一個路線圖、一個發展的總綱領。

這個總綱領管多少年呢？或者你所說的第三個階段應該到什么時候為止？在我看來，它應該至少到2050年，也就是共和國成立100周年，小平同志說的初級階段即將結束的時候。為什么呢？因為到了那個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百年夢要圓，我們國家成為中等發達水平的世界性的強國，我們國家結束了初級階段，成為進入中級階段，我們國家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比較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2050年就是一個時間的節點。

以上是就這個文件的歷史意義說的，作為補充，我想就我們中國走向法治、走向法治中國這樣一個總目標，我講四個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講四條原因。因為根據我剛才的講法，聽眾很容易有一個誤解，好象我們過去這幾十年特好，沒有問題。不是這樣的，我們所有的點滴進步就是汲取了我們以往的深刻教訓而來的，總結了我們前面一個經驗而來的。有如下四點理由。1、5000年人治歷史的深刻教訓

建設法治國家首先是基于5000年人治歷史的深刻教訓，中國從堯舜禹時代就進入到了奴隸制時期，從那個時候開始到今天，上下5000年，人治的時候多，法治的時候少，或者說主體部分壓根兒就是人治。那么，人治是天然就不好的嗎？也不是，就國家治理來說，人治和法治并不見得誰好誰壞。法治有它的弊端，比如說它過于穩定，過于保守，不能夠與時俱進，不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夠因人而異，不能夠因地制宜。人治也有它的好處，如果我們遭遇了一個圣賢，一個哲學王，這樣的人治當然是人民之福。人治有他的優點，法治有他的弊端，但問題的本質不在于誰好誰壞，而在于誰靠得住。

古希臘的柏拉圖說“人治是第一等好的，法治是第二等好的”，他心目中的人治的“人”是哲學王，用他的原話大體意思就是，要么國王懂得了精通的哲學，要么哲學家當了王，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社會就能夠治理得很好。

那么，無獨有偶，在中國我們的老祖宗孔夫子也有同樣的觀點，追求的是圣賢之治，他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什么意思呢？在法庭上審理案件，我和其他人沒有什么區別，但是，你如果要問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讓天下無賊，天下無訟。怎么才能達到天下無賊、天下無訟的境界呢？那就是要讓每個人都成為“仁義禮智信”的君子，每個人在社會生活當中都信守道德的訓誡，那就是“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順、兄友弟恭、朋信友義”，應該是這樣的君子，那這樣的訴訟、糾紛就不會發生。在他看來，法律只可以解糾紛于后，解訴訟于后，而道德則可以預糾紛于前。

那在這樣一個思維的框架下，柏拉圖和孔夫子都是主張人治，但遺憾的是，這種人治不可靠，正所謂500年方有圣人出，黃河清方有圣人出，幾千年的封建史，有誰是他們心目中的圣賢呢？我們找來找去，好容易找到一個一代明君李世民。仔細看看李世民的道德怎么樣，逼父、弒兄、殺弟、奪子之妻，在道德上簡直就是一個人渣。但正是這樣一個人還造出了偉業，歷史多么讓人詭異，圣賢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

在當代也有一個殷見，那就是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我們把他認為是圣人，但事實上毛澤東同志也不是圣人。正是基于這樣對歷史的反思，小平同志的話就值得我們再三的琢磨，“我看還是法治靠得住些”。

黑格爾的一句話說，“一句格言從飽經風霜的老人嘴里說出和一個從黃口小兒的嘴里說出，它的內涵是不一樣的”。我相信小平同志是由衷地說的，而這樣一個由衷地說就決定了我們至此之后幾十年法治建設的不規律，就決定了我們法治不斷取得進步，雖有曲折、雖有困難、雖有挑戰但仍然有前行的動力。

2、市場化取向改革的決定性推動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要選擇法治還要看經濟決定不決定，如果經濟不決定，社會最基本的力量不推動，任何人為的想要做的事情，最后都將被證明是虛妄的，是徒勞的。我們來看市場化取向改革是不是呼喚著法治？答案是肯定的，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天然的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它天然的要求保護市場主體的基本權力，他天然的要求市場交易的各個環節要依法進行，不得權力擅定、權力專制。市場天然的構成了法治建設的土壤，給它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它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

3、對外開放接軌國際通行法則的必然結果

剛剛打開國門的時候，當霍英東，當外國的商人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共產黨反攻倒算，就是擔心共產黨把他們的投資打了水漂，予以沒收。我們的領導人一二再、再二三的說“我們是穩定的，是可靠的，是幾十年不動的”。這樣一個許諾顯然是需要靠法治來讓它保障的。什么叫做法治呢？其實就是把治國理政的想法、措施給它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這是最初級階段法治的理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有這些好政策，改革開放中探索到的新東西，我們把它規范化、制度化、程序化，這就大大的推動了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事業。

在對外開放的方面，是有幾個點特別值得一提。2001年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表面上只是加入一個所謂的經濟組織WTO，事實上它其實是對我們中國全方位的，就政治的承諾和制度的創新，是一個全方位的促進。除此之外，當今的世界是一個經濟全球化、公共治理的全球化，甚至法律全球化的世界，在這個時期，方方面面的事物都需要依法進行。比如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集中到了哥本哈根，大家一起探討全球氣侯變暖的問題。那么，全球氣候變暖怎么治理？怎么做？最后要落腳到凝固成重要的國際性法律文件當中。

舉行APEC會議，那么，APEC會議難道就是大家聊一聊嗎？最終一定會落成一個重要的共識和文獻，或者一系列的文獻。所有的國際的舞臺就是由法律來把大家編制起來的，是通過國際公法、國際司法、國家經濟法這樣一個法律的網絡把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組織、國際公民扭結起來。

還有一個值得特別說的，如果按照費孝通先生的一個觀點，如果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的壯麗景觀。“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的美景中，我們中國人的治理思想、治理體系能不能夠產生出一個新創造，那就是說，中華民族在過去的幾千年給世界提供了中華法系，這個中華法系在整個東亞區域得到了大家的向往、跟從和模仿。那么，在新的時代有沒有通過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的努力出現新的中華法系？如果真的出現了，我們離世界強國的夢想還遠嗎？

4、人民對民主權利自由的現實訴求

這個原因恰恰是最最重要的，人民群眾對民主權利自由的現實訴求是中國走向法治的關鍵性原因，是內因，如果人民不追求法治，人民不維護自己的權利和自有，那這樣的法律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小平同志在若干年前分析我們當時的社會的時候講了一番話，他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一個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判斷，他說“100年的初級階段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堅持”。

我個人認為，小平同志少說了一句話，有兩個矛盾，他只說了一個矛盾，他所說的這個矛盾主要聚焦在經濟領域、物質文明領域。其實，在政治領域和精神文明領域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矛盾，那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落后和相對匱乏的民主法治保障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和法治要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而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不懈的加快或者進行法治建設，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遺憾的是他沒有說，某種意義上就使得大家看到的一個結果就出現了，相較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飛速進展，政治體制改革相對來說就比較緩慢，而且總是呈現出進一步、退兩步的局面。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么，如果仍然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討論這個問題，那我會認為，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 時代，人民群眾仍然是推動經濟創新的動力，也是政治和法治改革的力量源泉，應該是這樣的情況。我舉三個例子。

案例一：四中全會舉行的時候，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很有創意，做了一個采訪，回訪冤假錯案當事人，回訪了三個有名的人。其實這三個人本身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由于被我們的司法機關錯判了，制造了冤案，使得他們在監獄里白坐了若干年牢，因此，他們成了名人。采訪他們對四中全會的看法，特別讓人受觸動。

2013年5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輝、張高平叔侄二人在監獄里坐了10年，后來平反這樣一個冤假錯案，再審改判無罪并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分別支付張輝、張高平國家賠償金110.57306萬元，共計221.14612萬元。如果你認為他倆發財了，你也可以去坐，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青春與自由舍棄而去坐牢？裴多菲說得非常清楚，“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失去自由比什么都難受，200多萬其實不算高。張高平說“如果大家都依法辦事，社會就會多一些公平公正，少一些冤假錯案”。這里面有多少的心酸。

案例二：趙作海：希望人人都能懂法律、用法律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的農民趙作海，2002年因一起殺人碎尸案被關押了八年，2010年被宣告無罪。法院同時啟動了追責機制，趙作海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獲得了國家賠償幾十萬。現在趙作海這個人很自覺，他說我是因為不懂法，被他們這樣做了，我自己也不會拯救我自己，現在我就自愿當公民代理人，我給我的窮哥們、鄉親們當代理人，讓他們能夠依法維權。他在接受采訪時的結論是“希望全體人民人人都能懂法律、用法律”。

案例三：佘祥林：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要有法必依

湖北省京山縣的佘祥林同樣因為冤假錯案被公眾所熟知。他曾經因故意殺人被判刑，但事實上他的妻子只是走失了而已，若干年后他的妻子回來了，這當然是個冤案，也給他進行了賠償。2005年9月2日佘祥林領取了70余萬元國家賠償。

大家發現，國家賠償也受到了貨幣貶值的影響，二零一幾年賠償的額度一下子就加高了。其實國家賠償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句話，其實是一句法律的諺語，“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有錯能改，善莫大焉”。

佘祥林對四中全會的文件的提法是“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要有法必依。”

我們中國的問題不是有法可依的問題，如果30年前有法可依還是個問題，現在不是問題了，現在的核心問題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是克服立法、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的問題，這在四中全會的文件當中講的非常清楚。以上是四中全會文獻的歷史意義。

以下為演講第二部分：

馮玉軍：只有建成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推行良法善治，才能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很多人會說1997年十五大的時候就已經說了依法治國，這次又說，那有什么新意？怎么才能稱得上是升級版2.0？這次重要的2.0就表現在從法律體系提為或者改為法治體系，一字之差，差距很大。原來我們但凡提起依法治國，首先就會說依法治國要有基礎，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看全國人大常委會立的法規多不多，國務院立的行政法規多不多，中央各部委制定的中央政府規章多不多，地方各級人大和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多不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特別是較大的是以上的制定的地方性政府規章多不多？這個時候我們說多不多或者法律體系，這只是紙面上的文件，用英文講叫做 law in paper，我們強調的是紙面上的法有沒有，但是真正關鍵的是law in action，行動中的法、實施中的法。所以，從完備有效的法律體系轉為完備有效的法治體系，它的內涵更加豐富了，它的環節更加全面了。法治體系就包括了完備有效的規范體系、法治保障體系、法律實施體系、法律監督體系，包括了這么豐富的內容。

那么，除此之外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97年的時候我們所說的法律體系主要是指國法體系，國家法律法規體系。但是，今天我們再談法治體系或者國家治理體系這個概念的時候，它的內涵豐富了，外延擴大了。這個外延擴大就表現在，它不僅包括國家法律法規體系，還包括了黨規政策體系和社會制度體系。

社會制度體系一般來說具體包括政治協商體系、基層自治的體系等等，包括習俗體系。這個習俗嚴格的說它不是一個準確的制度，但是，在很多地方習俗起的重要作用，比如說在西藏，藏傳佛教或者藏族的一些習慣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你不可否認。在貴州、云南、廣西很多地方，邊遠的少數民族的區域，原來少數民族的習慣或者習慣法它還是起著很大的作用。它存在，它實際上有，但過去我們都不承認，現在在這樣一個治理體系的框架下，我們說它包容的內涵豐富了，外延擴大了。這就是四中全會在新的時期之所以能成為依法治國的升級版、2.0，它的內涵與外延擴大了。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法治是人類文明之樹上的一個碩果，它是人類經過千百年來的發現、總結經驗得出的一個結論。大家打開三中全會的三件可以看到一句話，它說“人類經過千百年來的實踐，發現了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那么，在國家與社會治理方面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是法治，所以說市場和法治這兩個東西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增加了動力或者奠定了基礎。

我還需要特別提醒各位，我們今天所說的法治是什么內涵？我用四個字來概括，“良法善治”。這句話不是我創造的，是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圣賢說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或《政府論》這本書中他最早闡明了法律的要義，這是兩重意思。你制定的法律得到了全民的信守，而被全民所信守的法律又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這兩句話本身就表明了法是良法，治是善治，只有良法沒有善治是空中樓閣，看上去很美。只有善治沒有良法，換句話說是惡法，那是希特勒，那是納粹，它治理很有效果，但它的法是惡法，是種族滅絕之法，是危害世界之法。

良法和善治是辯證統一的，在我們今天的中國搞法治，我們必須以百倍謹慎的態度制定每一部法。在四中全會的文件中旗幟鮮明的講一句話，講的很美好，“讓每一部立法都成為精品”，難度很大，但這是一個美好的愿望，其實就代表了讓法律成為良法的一個期盼。

說到這可能需要一個例子，我舉一個例子來談論這個問題，剛才我們講良法和惡法是比較對立的，這個法最好是良的，別是惡的，但實踐中我們國家有很多具體的立法，它顯然不能說是惡法，有些老百姓口不擇言，說它是惡法。我覺得當那個法是經過了那么多人大代表、那么多人通過的，說它是惡法顯然不一定準確，但坦率的講，我們很多法雖然不是惡法，但絕對稱不上是良法，它是笨法。

舉一個例子，我相信上世紀90年代廣州市有一個法，叫做《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決定》。因為在那個階段全國200多個城市一窩蜂的，趕時髦一樣的制定了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決定或者條例，像這種法就是典型的笨法，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一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傳統里面就有放鞭炮的傳統，你用一個禁令，今天下一個禁令，明天大家就不要放，你真能擋得住嗎？一般情況下，我相信全國都是一樣的，第一年剛立這個法，那一年全城鴉雀無聲，到了第二年聲音零星就開始有了，到了第三年全城一片煙花爆竹聲音，而且老百姓和聯防隊員，一個城市有十幾萬的人不好好過年，專門執行這個法，然后就抓燃放煙花爆竹的單位和個人。這些燃放煙花爆竹的人和執法人員搞游擊戰，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阻我撓，敵避我打。而且有時候我們的執法隊員跑去，說你燃放煙花爆竹了，依法律，不行，要罰款。對方說大過年的，我們討個彩頭，討個吉祥，結果你滿腔的晦氣，讓我這一年都過不好。我們的法怎么能夠阻擋人民群眾的正常需求呢？這在歷史上早就被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美國在1917年的時候憲法修正案專門搞了禁酒令，禁止全國范圍內買賣酒類產品，而且專門設立一個專管禁酒的國家機關，養了一大批執法人員，但很快歷史就證明這是不可能的。然后美國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否定了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就沒了。在中國有很多“禁”字頭的地方立法，我是有所知的。禁放、禁香煙，根本就不可能，我們現在用的詞叫“控煙”，還有禁止養犬，可能嗎？怎么能禁止養犬呢？你可以考慮限制養犬，或者你可以考慮養犬的管理規定，但你禁止養犬、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禁止吸煙，這是與人民群眾的正常需求相違背的，也許不是惡法，但它一定是笨法。我只是舉一個例子，讓大家有感性的認識。

（三）四中全會的國際戰略意義

根據四中全會的文件，我們只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能在未來的、劇烈的國家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這句話是有所指的，當今的世界當然是一個競爭的世界，我們中國人想美好，難道奧巴馬天天想的不是美國好，而是中國好？這是不可能的，兩個國家的競爭，兩種制度的競爭是一刻也不會停止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同志說我們靠經濟跟他們競爭，只要我們的經濟成為世界最強，我們就一定能夠掌握國際的主導權，在競爭中決戰決勝。這種想法是天真的。

大家想一下，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日本當時的勢頭多猛啊，石原慎太郎寫了一本書叫做《日本可以說不》，就是在那個時期寫出來的。日本人的經濟太厲害了，用來購買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用來購買帝國大廈、洛克菲勒中心等重要的美國地標性建筑，很多美國公司幾乎都變成日本的了，怎么辦？但是，美國略使小計，在意大利的一個地方開了個會，其實是在貨幣匯率方面做了一些調整，在財政方面做了一些調整，日本從此一蹶不振，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維持著零增長，幾乎是負增長的情況。如果只有經濟的發展，沒有政治的，特別是制度的發展，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競爭中弱敗，就是競爭中死亡。所以說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歸根到底其實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自信。

我這樣說是有歷史事例的，各位，回想1500年前的中國，那時候是唐朝，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日本、韓國（星羅）、越南（安南），大家不遠萬里、不遠千里穿越了驚濤駭浪，一次又一次的克服困難來到中國，來到長安，來干什么？來抄襲，來學習當時中國的典章禮儀制度，甚至學習你們流行的衣服、流行的語言、流行的歌曲和詩詞，以分享你們點滴的文化的光輝為榮。那么，這時候唐朝以什么傲然屹立于當時的世界？制度。那么，中國拿什么制度在今天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靈？還是制度。這種制度用三中全會的話說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法治化，如果真的通過我們每個人的努力，中央、人民的努力，最后形成了這樣一套為大家所向往的、人民所愿意復制、愿意學習、借鑒的，那么，中國就是強國，這是政治的國家戰略意義。

二、中西法律文化與法治模式比較

剛才我講了三大意義，那么很自然的就有一個問題，因為我的字里行間蘊含了一個潛臺詞，那 就是中國和西方似乎不太一樣，雖然我們有那么多的共性，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都要進行社會建設，都要吃飯穿衣，我們有很多共性，但似乎基于歷史傳統，基于文化觀念，基于政治的道路選擇，我們還有那么大的區別，下面我想就這個問題跟各位進行深入討論一下。

法治優于一人之治。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孔子在論《論語》當中講了一句經典的話，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句名言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治理國家、治理天下，以統治者的政令為引導，以嚴刑竣法為人民行為的規范，老百姓就會免于墮入違法犯罪的深淵。但是換一種辦法來治理國家，如果我們以倫理道德來引導大家的思想，以綱常禮教、秩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這樣一來，老百姓就不但能夠免于墮入違法犯罪的深淵，而且知道自己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地位和應該做的事了，之其所指了，有恥且格。

那么，孔夫子說的顯然是一個德主刑輔的社會，也就是說，治理國家應該以倫理教化為主，以嚴刑竣法為補充，為輔助，這跟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就不太一樣。接下來我們具體看中西傳統法律文化在認識路徑與治理方法上有哪些差異，我總結出六點。

（一）中西傳統法律文化在認識路徑與治理方法上的差異

就法律體系、制度體系來說，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大一統的一元法，用我個人的淺見，它其實就是一個金字塔，過去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過去是皇權至上，君權神圣，今天是《憲法》高高在上，憲法、法律、行政法規、中央政府規章、地方性法規，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這是一個完整的、唯一的金字塔。

西方的法不是一元法，不是大一統的，它是多元法。大家打開世界地圖，你在西歐、中歐、南歐這三個歐找一塊能夠超過20平方公里的完全平的平地，你找不到。由于山川、湖泊、河流的阻隔，整個歐洲被細碎的打成了很多小塊，這就形成了歐洲后來的領主、莊園主、選地侯、封建格局，所謂封建格局主要是指歐洲的情況。中國自古以來，從大禹，從秦始皇以來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治理的理念，因為它從松嫩平原一直到珠江三角洲，這種一馬平川下來，地域有利于組建大一統的國家。當然，并入到大一統的國家的時間是有先后的，但總的理念很早就形成了，至少是在大禹的時候。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西方的法是多元的，在古希臘各個城邦，誰也不比誰強，斯巴達和雅典都有法，誰也不比誰強。在羅馬，同一個法律體系內部就分為兩個法，一個是市民法，一個是外民法，還有宗教法、部落法、習慣法，各種法是完全平行的。

現代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金字塔般的法律嗎？有些同志，特別是年輕的同志拿著中國的觀念去理解美國的法律體制，大錯而特錯了，美國的法根本就不是一個大一統般的金字塔的法。美國有30多部《憲法》，你必須相信，因為這是事實。美國有聯邦憲法，它下面有50個州，其中有30個州有州的《憲法》，美國憲法規定聯邦只能對四項內容制定法，對外交、國防、洲際貿易和聯邦稅收這四個事項立法，聯邦只有這四個方面的立法權，除此之外，全都是州的權力。

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比如說2008年汶川大地震，溫家寶總理第一時間坐直升飛機就進去了，特別艱辛，大家看到了人民的好總理的形象。無獨有偶，在這件事情之前，美國發生了卡特里娜颶風事件，整個新奧爾良全市被淹，災難很深重。那么，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小布什總統，他呆在戴維營度假地，不聞不問，不痛不癢發了一兩句電報就結束了，或者打了一個電話就完了，沒有呈現出關心、愛護人民的情感。有些中國人就說“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你根 本就不了解美國的法律。如果在第一時間小布什沖進去，有可能觸犯州法的邊界，你坐直升飛機說不定被州長命令一聲炮響打下來，你怎么能不打招呼就隨隨便便跑進來呢？小布什是美國人一票票選出來的，他怎么能不愛美國人民呢？開玩笑，你能想象完全不愛美國人民還能選上總統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其實是拿著中國的東西在理解外國，就會出現錯誤的結論。

就實現目標而言，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是身份法，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這樣的情況。西方的法律其實在早期也是一個身份法，但是，到了近代以來，它的非歧視的因素越來越占上風。什么叫非歧視？就是在西方的近代以來，一浪高過一浪的掀起非歧視的浪潮，這種運動。黑人反抗白人對自己的歧視，婦女反抗男性對自己的歧視，艾滋病反抗非艾滋病對自己的歧視，同性戀者反抗非同性戀者對自己的歧視等等，這樣的運動在西方其實就是一個浪潮，似乎別人都沒有都沒有辦法對抗，別人再有什么樣的思想都改變不了這樣的趨勢。

第三個區別就是，中國的傳統法文化比較看中實質正義，比較看中和諧的價值，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謂農民起義，王侯將相是真有種乎！等貴賤，均貧富等等。那么，西方的情況則有點不同，他比較看中的是程序正義，我不看中結果怎么樣，我更看中或者我只看中程序怎么樣，程序平等不平等，機會平等不平等。

在認知依歸上，中國在傳統上就是集體主義的倫理觀或者認知觀，所謂我是長城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西方顯然是個人主義。當然，這種對立不完全是中西方的。各位現在可以看到，對90后、00后的孩子來講，因為他們從小的環境已經不再是受傳統那么大的影響了，也許他們可能更多的在分享個人主義的認識觀或者認識的基點。

基本手段的角度看的話，中國偏重于德主刑輔，西方偏重于宗教為主法律為輔。宗教為主法律為輔在西方通常被稱為叫“西方法律中的高級法背景或者宗教法背景”，就是有些抽象的理念，像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良心自由，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宗教內容，它后來轉化成了法律的一個內核。

從規范特征的角度來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偏向于非正式法，正式制定的大家反而往往不遵守，搞潛規則。但是西方制定這個法不容易，但一旦制定，他特別信守。

（二）英德法美中五國法治模式比較

法治的精神、法治的價值或者它的靈魂，全世界是沒有區別的，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制約power，維護right，在這些方面基本的理念全世界沒有區別。但是，就法治實現的方式、實現的結果，世界各國的法治其實各個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各國的國情、政治體制并不相同，因此，法治實現的方式顯然也不會一樣。我簡單的羅列幾個有代表性的西方強國，來看看他們的法治，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的法治各有各的特點。

先說英國。英國的法律模式是法律至上的模式，英國這一套堪稱世界法治的典范，迄今為止對美加澳新，以及新加坡、香港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面對著英國在近代如此強大，都會產生一個疑問。在地圖上看那么小的小國，那么少的一點人口，竟然統治了一個日不落帝國，它是怎么實現的？而且即便是我們批評殖民主義，批評殖民者，其實大家仔細考慮，你也會發現，不同的殖民國的殖民方案也不一樣。比如說西班牙，比如說法國在搞殖民的時候，主要是掠奪財富，掠奪完了以后留給當地一個爛攤子，基本上不善于經營，基本上就是強盜，胡折騰一棄就跑了。但是，英國不一樣，英國的人口少，印度是它的殖民地，它怎么治理印度，印度有好幾億人口，整個在印度的英國人不會超過10萬，這么點人治理這么大的國家，它怎么辦？靠制度。

到現在各位經常出外旅游去看，原來英國的一些前殖民地的地方往往秩序井然，法治比較昌明。像拉丁美洲一些地方實在是乏善可陳，這不是我有偏見，大家自己可以去比較，哪怕是人們的風貌、街道的秩序，包括干凈、清潔程度都可見一斑。甚至你把澳門和香港比較一下就可以了，用制度來治理和用人來治理，或者只是單純的搶是不一樣的，英國提供了一套什么樣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呢？法律至上。它的合理成分是把法治理解為抑制專斷的權力，法治的要義就是兩句話，一是制約power，二是尊重和保障right.德國的法治和英國顯然不同，各位應該記得鐵血宰相俾斯麥，德國的法治不是一個自發的生成的秩序，它是自上而下推動的，而且有鐵血的政策、手段來推進，誰不聽話就殺誰，就要判刑。這種法治顯然是一種帶有開明專制特點的法治。它的合理成分是什么？它借助于法治及其技術系統賦予現行統治以合理性，并將統治者自身也納入到法律的約束之中。

各位在翻看四中全會文件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一方面我們反復的說中國的法治、中國的國家治理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但黨章和憲法同時又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是不是發現一定的相關性或者是相近性？從法律體系上，我們國家今天叫做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或者叫做社會主義法系，但是，從慈禧太后五大臣留洋那個時候開始，其實中國在很多領域和方面呈現的是大日法系，特別是德日法系的色彩。

第三個模式是法國模式，它是一種公選公決的法治模式。法國的國名叫“法”不是偶然的。有些同志說“法”怎么能是偶然的呢？它是F開頭的因此叫法國。但你也可以叫佛國，它可以有那么多字的選擇，但為什么我們的先賢們給它起名叫法國呢？是有原因的。公元1804年拿坡侖制定了《法國民法典》，拿坡侖的鐵騎踏遍歐洲，就把他所制定的資本主義的法典推向到歐洲，影響到整個世界。因此，法國的近代文明最典型的、旗幟鮮明的一個標志就是他的法，所以，我們把法國叫做法國。那么，這個法國帶給世界的除了《法典》還有什么呢？“自由、平等、博愛”鐫刻在法國國民議會大廳前面的六個大字，這是他帶給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價值觀。

大家現在看我們的大街上連篇累牘的寫了“社會主義價值體系”，24個字。其實在我看來，當今中國的價值體系是24個字，但主要是前六個字，因為這六個字是寫在了《憲法》當中，那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六個字其實是170年以來中國所要實現的夢想。所以說“富強、民主、文明”對應它的“自由、平等、博愛”是非常合理的。

各位如果到臺灣去旅游觀光，你會看到蔣介石也提出過六個字，民國版的價值觀，“民主、科學、倫理”，很有意思的考慮。

法國的法治最大的特點就是高度尊重人權，甚至主張人權高于主權，你給我們中國人講人權高于主權，說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能夠高于整個國家的主權，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法國就有這樣的一個特征。

那么，美國是什么情況？美國的法治模式是憲政分權的法治模式。憲政分權就是將法治理解為保護人權、實現自由、限制權力，訴訟救濟的一整套實體與程序兼備的制度和實踐體系。

大家耳熟能詳的主要的三權分立、分權制衡，所有這些話主要是美國的東西，但各位注意，美國的這一套和英國、德國、法國都不一樣，美國是兩黨制的，法國、德國是多黨制，差距都很大。但我們過去不加分辨，好象西方都是一個模式的，西方就要求中國也應該像我一樣。西方要求我像你一樣，像誰一樣啊？是像美國一樣搞兩黨制還是像德國、法國一樣搞多黨制，你怎么就能說兩黨制就好，多黨制就好，一黨制就不好，其實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招，應該這樣說才合理。

中國的法治模式是一個經由170年的探索史、經過新中國65年的建國史來逐漸逐漸找尋的，現在還沒有完全形成，應該說只是通過四中全會的文件描繪了藍圖，奠定了基石，但它的實現還尚待時日。

在97年十五大的文件當中規定了很多內容，中國法治模式的核心其實就是“三統一”，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三個方面有機的統一。這就是中國當代法治模式的核心內涵。

四中全會的文件當中提出了“五個堅持”，“三個統一”加“五個堅持”，如果當我們回答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內涵是什么？標準答案就應該是“三統一、五堅持”。

當前，“法治中國”的核心內涵與模式特征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討的熱門話題。以筆者拙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中國經驗”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這八個模式性特征是一種亮點與困難同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情形。即我們一方面從中能看到中國法治的卓越成就和巧妙經驗，另一方面卻又是面臨困境與挑戰的緣由。這在學理上可以被概括為“法治改革相對論”。一 從1978年底至今，中國共產黨推行的改革開放已經35年了，在這個嶄新的時期，中國的法治發展同經濟社會領域一樣，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說盡享“后發”優勢，創造了“中國奇跡”。在此之際，回顧法制改革的不平凡歷程，總結法治中國建設的特征，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戰略性前瞻，有十分突出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按照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實踐三位一體的動態視角，可以較為清晰地描述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發達史。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96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偉大航程，完成治國理念從專制向法制的轉折，并以制定1982年《憲法》、1986年《民法通則》等法律法規為標志，不斷推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變革，初步實現了社會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砸爛公檢法、否定法治作用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保障人民民主、加強法制建設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彭真同志具體領導下，1979年上半年，五屆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僅用了三個月時間，就制定和頒布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法、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評論員文章指出：“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是我國民主和法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體現了以法治國的精神，堅決維護了法律的權威，認真貫徹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各項原則，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具有除舊布新的重大意義。”這是最早使用“以法治國”的重要文獻。此外，恢復重建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復查“文革”期間所判處約120萬件刑事案件并為大量冤假錯案平反，《憲法》強調要維護憲法與法律的尊嚴與權威，《民法通則》為市場經濟運轉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原則與制度等等，為確立依法治國方略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需要指出的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戰略方針后，法學界隨之掀起了“法制”和“法治”大討論。現代法律精神得到弘揚，體現計劃經濟和僵化教條的法律觀念、法律政策得到清理，憲法對經濟問題的表述也做了重大改變：強調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導向和國有經濟實現形式的多樣化，承認私有經濟、非國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等等。第二階段（1997-2011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治國方略，繼而載入憲法，使法治的地位和作用獲得高度重視，法律價值成為國民精神和國家形象的重要元素，保障人權、限制公權、程序公正等法律原則在立法司法中得到體現，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第二次飛躍。首先，在當代中國，法治常被人們稱為“依法治國”和“法治國家”，意指國家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并使權力、責任、權利和義務等得到合理配置的社會狀態。法治方略確立后，憲法多次修改，增補了“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等重要內容，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改革與社會和諧穩定。其次，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立法和法律清理工作，諸如1999年創制的新合同法結束了原來“三足鼎立”的局面，2001年全面修訂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權法等，比照國際通行規則推進我國法制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再次，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牽頭成立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組織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不斷推進司法 改革，創新庭審、羈押以及證據認定規則，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最后，國務院先后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和《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提出建設法治政府的奮斗目標和實施辦法，著力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識和能力，科學決策，嚴格執法，政務公開，監督問責，打造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第三階段（2012年至今），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出新的戰略部署，通過“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加快建設法治中國，進而實現“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由此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新篇章。中共十八大在之前歷次大會上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基礎上，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局面。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就法治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新的命題和論斷。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簡稱《決定》）強調必須堅持三個“共同推進”和三個“一體建設”，最終實現法治中國的夢想。法治中國既尊重法治發展的普遍規律，又聯系現實國情民意，是法治一般原理與中國法治實踐緊密結合后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制度上進行創造性轉換的產物，對打造中國法治模式、探明法治路徑、振奮中國精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開創中國法治建設的新局面意義深遠。無論從政策宣示角度還是從制度實踐角度都可以說，中國進入了法治新時代。這種法治進步主要表現為：國家法律體系較為完備；倡導公正權威價值的司法制度漸趨完善；廉潔政府和依法行政觀念深入人心；限制公權力、保護私權利，建設法治國家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和指導方針。這正是一百多年來仁人志士不懈努力、追求民主法治理想，實現中國騰飛夢想的偉大成就。毫無疑問，十八屆四中全會即將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決議，承上啟下，是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五大之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義。必將對未來十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轉協調的社會主義法治運行體系，實現良法善治起到戰略引領作用。

二 當前，“法治中國”的核心內涵與模式特征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討的熱門話題。以筆者拙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中國經驗”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這八個模式性特征是一種亮點與困難同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情形。即我們一方面從中能看到中國法治的卓越成就和巧妙經驗，另一方面卻又是面臨困境與挑戰的緣由。這在學理上可以被概括為“法治改革相對論”，以下茲分述之。

（一）自上而下的權力主導型法治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自上而下的權力主導體制，使得各種改革措施易推行，比較少地受到傳統價值觀念、社會多元力量、現實復雜利益的牽絆鉗制，能夠快速實現改革目標，及時獲取改革成果。考察東亞區域諸國，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力主導型“變法改制”或者法律發展模式十分普遍，并非中國一家。首先，東亞傳統社會具有集權性、封閉性、等級性、家長制、官本位等特點。在從傳統走向現代過程中，這些傳統治理要素必然對轉型中的國家權力、社會結構、組織方式、決策過程以及社會控制系統產生影響，進而總體制約著法治道路的選擇和法律調整的效果。其次，東亞區域各國的（法治）現代化普遍存在公權力為主導的“路徑依賴”特征，“四小龍”、“四小虎”等的政治運行模式大多都奉行新權威主義，強調政府在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主角，其策略內涵是在政治上保持權力高度集中，通過強制性的政治整合維持秩序和穩定，同時發揮現代自由經濟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最后，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大變化，就是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局面，依靠執政黨的組織體系和計劃經濟模式，將各項權力高度集中起來，由此形成一個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改革開放中，盡管不斷向地方“放權讓利”、向企業和社會組織“簡政放權”，但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法治改革的堅強領導，確保了中國社會朝著快速現代化、法制化方向邁進。

（二）黨領導下各部門分工負責的協商型法治 中國和西方國家都奉行民主政治，但實現民主的核心方式則有不同，西方國家以選舉民主為核心，中國則基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以協商民主為主。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特點就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統一。這一宏觀政治環境決定了中國的協商民主截然不同于西方，且具有獨特的優勢。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外觀上、程序上似乎較選舉民主（特別是直接選舉）有著這樣那樣不到位和缺陷之處，但是通過人民政協制度、人大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下各部門、各地區、各社會團體、各方面人士廣泛的內部協商協作（而非公開辯論的外部民主），凝聚共識、統一步調，最終實現社會發展目標。

（三）中國傳統文化、蘇俄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相結合的 混合型法治 法律文化泛指一定國家、地區或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動的產物和結晶，也可以僅限于法律觀念、意識或心理的領域。法律文化與現行法、法律實踐、法律意識等法律現實有著密切的聯系。當代中國的法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多種法文化的影響。主要包括：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蘇聯法律文化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法律文化。其中既包含著有利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成分，也包含著不利因素。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一個成功經驗是，在法律觀念和文化方面，沒有像清朝末年和“文革”時代那樣固步自封，而是對這些法律文化采取了一分為

二、兼容并包的態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面向世界，又立足中國，既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又繼承優秀歷史傳統，適應現代化要求的、不斷發展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無疑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法治發展與進步。當然，在看到我國現有混合型法律文化優點的同時，還需注意到，上述法律文化并非內在融貫、并行不悖，其間一定有許多不相適應和彼此沖突之處。

（四）“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開放型法治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決祖國內地和臺灣和平統一的問題以及在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中國主權的問題而提出的基本國策。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內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整個國家的主體，同時允許臺灣、香港、澳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從法律角度看，在統一“中國”管轄的四個區域，存在“三個法系四個法域”，即：中國大陸屬于社會主義法系，施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原有的法制是從英國留傳下來的普通法法制，其在殖民時期又有獨特的法律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受其原殖民宗主國葡萄牙的影響，屬于大陸法系的拉丁一支；臺灣地區施行的法律傳統上受到德國日本法的影響，“二戰”之后則受美國法影響甚深。因此，中國是一個“復合法域”或“多法域”國家。以上四個法域之間法律制度相互沖突、相互博弈、協調融合的過程，為三大法系及其法律制度的融合、趨同提供了珍貴的實驗模本。目前兩岸四地在這方面已經建立了很多溝通平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不可否認，由于兩岸四地政權和民眾對一些涉及基本價值、法治理念、體制模式的基石性問題尚存在差異性認識，一些原本存在的矛盾沖突反而愈演愈烈，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彼此融通。作為一個復合法域國家，四個不同地區的法律制度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彼此間日益緊密的經濟文化和政治聯系必將進一步加劇這種矛盾沖突。

（五）理性設計或有計劃的建構型法治 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看，中國屬于后發現代化國家，與許多已經完成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相比，在各個方面皆有“趕英超美”的遠大理想，并具體表現在經濟建設和法治建設中的理性主義建構態度。它表明改革進程不是斷裂、解構或者漫無目標的，而是有領導、有規劃、建設性的。這與其他國家（除去前蘇聯）的情況明顯不同，不同于普通法系國家，也有別于大陸法系國家 本文已經過優化顯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愿景與措施

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三個文件一氣呵成，是內在的聯系。十八大報告中講法律有很多內容，接下來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當中也有非常充分的關于法治建設的表述。大家看標題九，題目就叫《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這個大標題下的每一點在四中全會當中就是每一章，展開了，用了1萬多字，講了180多項具體的法治措施，真的是令人振奮。

1．科學民主立法，完善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文件當中規定了六大任務，簡而言之就是講了立法，在立法上要干什么，主要講了三句話：

（1）堅持推進科學立法，切實提高立法質量。

（2）堅持推進民主立法，切實凝聚立法共識。

(3)堅持推進立法制度創新，切實提高立法效率。

那么，立法方面還有一句話就是關于法律體系要不斷的完善和發展。

除此之外，“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高揚憲法權威”也是這個文件當中旗幟鮮明提出來的，非常可貴。

大家知道12月4日，我們就將迎來“中國第一個憲法日”，我們過去都說憲法不長牙齒，只是一張紙，但是，通過這些形式上的東西，讓我們執政者和我們的人民群眾對《憲法》更有感情，更加了解憲法，更加愿意為《憲法》而動真。

2.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這方面應該說內容很多，法治政府正式形成，李克強總理提出了一個時間點，到2020年就要形成法治政府。時間很緊迫，只剩下5年左右的時間，但是我想即使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沒有完全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標還是一直要堅持的。

3.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這方面有很多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最近最高院推行一個改革，就是下一步要推行巡回法庭。各位知道古代的中國有欽差大臣，拿著尚方寶劍走一路，專門搜集大家喊冤的東西。那么，現在沒有巡回法庭的制度設計，就使得很多人有冤屈或者怎么樣，千辛萬苦闖京城，信訪、上訪，弄得不堪其擾、不堪其令。如果搞這種巡回法庭，搞大區的人民法院，將會大大地改善這個局面。各位都知道，巡回法庭或者大區的法院設計只有在大國才適合干，美國就有巡回上訴法院，英國、法國就沒有，小國，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小國不存在這個問題，大國就需要。所以說現在我們這個舉措是很有道理的，也可以很大的減少司法的不必要的成本。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具體的措施，比較典型的就是，哪位領導如果要干預你的案件，你可以把他記錄在案，然后向黨的組織匯報。某種意義上這種制度真的落實下去，就堵死了領導隨隨便便干預案件的一條通道。

4.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這方面文本當中多次提到了律師，也多次提到了社會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我想法治社會的建設是我們每個人的任務，不是極少數的領導或者是法律人的事，是我們每個公民的應盡之責。所以法治社會的建設首先就是要讓人民擁有對法治的信仰。法國有個法學家叫做伯爾曼，他說“法 律如果不被信仰，那它將是形同虛設。人民要信法、懂法、守法，法治能力行得通。”

5.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

這方面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這方面有個亮點，就是打破了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工作者、理論研究者他們之間的職業旋轉門，大家可以打通交流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座的律師，包括我們所有的法律團隊、團體可能將迎來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法學法律的繁榮期。

6.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這個顯然在中國搞法治離開黨的強有力的領導是不可思議的，這個強調是不足為怪，應該堅持的。

以上這些內容，應該說是掛一漏萬，相比較文本的精雕細刻，我的演講也有很多差錯。盡管如此，我真誠的期待各位對我的批評指教，謝謝各位！

宋儒亮：今天很容幸來這里進行一個匯報，我今天帶給大家的主題叫做《要法治社會，過有序生活》，我想對這個主題講前做一個說明，我會講四個方面的主題。

一、法治的國、省、市、縣、鎮和村——談情理法原則順序調整與社會指引

從面的角度，我想談一下法治、法治國家、法治社會這個邏輯關系，在這個邏輯關系中間，我會談到我們熟悉的國、省、市、縣、鎮、村，包括聯系的社會。在這里我想導出一個理念，叫做“談情理法原則順序的調整和對社會的指引”。

二、指引看病難爭議的法治路——談看病究竟多少時間才合法

三、救治路邊倒地人的法治路——談兩類好人與法治社會啟動

我們會知道，我們能夠上天去月球，我們能下到六千米的海洋，你知道中國人現在最難辦的事情是什么嗎？就是身邊倒下一個人我們沒辦法解決。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給我們一個小品就是《你倒我也倒》，最后大家講不清楚就是答案。這一點我們城管學得最快，如果和小商產生爭議，最后你怎樣，我怎樣，我們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什么了。所以我們為什么能解決那么高的問題，那么深的問題，身邊的事情我們解決不了，我想談談社會怎么辦。

四、規范小額廣告禮品的法治路——談小禮品、賄賂和腐敗的懲罰

現在懲治腐敗很厲害，懲治腐敗，我們在理念上，我們在社會看待的時候，有什么樣的邏輯，怎么樣的邏輯才是有序的。

我講四個問題，每一個問題后面都有一個評述，我想把它再提一下，然后我會有一個小結，圍繞前面四個主題的內容再有一個提升，最后留點時間歡迎互動。

一、談情理法原則順序調整與社會指引

（一）治國理政方式選擇

大家知道治國理政的選擇，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專業的，還是一個老百姓，你聽廣播、看報紙，聽別人聊天你都得出這種結論，結論是法治和人治在爭，我們一定要過法治的。有這么一句話我非常認同，這個法治出來，人有這么一個特點，會越來越單純，會越來越直接，會越來越干凈，人不用想那么多東西，因為社會全部有序。我遇到了困難，我遇到了麻煩，擔負職責的人全部會走過來，這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如果有這個理念，我們來看法治社會是什么呢？它應該符合各種價值取向，有好有壞。但是利弊在權衡的時候，如果我們看到它都是利的話。那我告訴你，法治社會來不了，因為看到利大利小，短期利、長期利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盯的利是大的話，你自覺和不自覺的會往人治上走，你總喜歡有一個人能幫你帶得快快的。如果兩弊權衡取其小，你會選擇法治。

為什么？三個觀點，第一，人治社會并不是整個社會最差的社會，他在某一個時段、某一個時期他可能會過得很好，不是最差。第二，法治社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它也存在著弊端，比如肯定有些規定滯后，肯定要我們加強學習，要講究規矩，不能那么隨心所欲。第三，都有利有弊的話，如果你取利大，你自覺不自覺的一定走向人治的社會，你取弊小一定走向法治。因為法治是設計之路，人治是設計不出來的路，它有很多強調主導者個人的喜怒哀樂導向，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完全把控。所以你們經常會說，我們講法治都講軌道，我們一般不講法治天空、法治公路、法治海洋，為什么？因為天空、海洋、公路說說掉頭就走了，只有你走到軌道上，你就能夠從開始到后面，可以預測你，所以我們說在社會中出軌是一個大事情，家庭如此，火車也如此。

如果這個理念我們先鋪墊以后，我們從國的角度來講，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們執政黨治國理政的方式也是法治，那么，這個社會也一定也是法治的社會。

（二）治國理政要防異化

我覺得有兩個異化，一個叫縱向的異化，一個叫橫向的異化，如果不把這兩個異化搞定，這個國家就會偏，這個社會就會歪，我們大家有序的東西就會被打破。

第一個叫縱向的異化，什么叫縱向？從上到下的異化，比如我們常說依法治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依法治組也可以，最后依法治民。本來我們治到國，最后又治到人，又到老百姓這里來了。

你如果細想就有一個困惑，原來我直接管人，說人治沒有規律，那你轉了一圈，又要結合村長的實際拿個規矩來治，這不是多此一舉嗎？村長就有一個感覺，你最后還是拿他來治民，那其實還是結合我本村的實際來治民，那法治由治國變成治民行不行？這是一個可能的異化，異化的答案等會揭曉。

第二個叫做橫向異化。我們說依法治國、依法治市，縱向到村，橫向到依法治路，到了土地管理部門，依法治水，水利部門，依法治火，到了消防部門，依法治什么東西？假如我們出現了火災，別人拿水拿消防撲，你說拿什么去救，依法怎么去救火？你沒辦法解決，你肯定會說，我要治的是后面的人，換句話說，你這種理論跟老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

我給的答案就是，兩個異化的核心開始偏離了，我們講依法治國或者法治什么，我們盯的目標，從法治誕生之日起，他盯的是公權力，只要是有公權力的地方，不管你是國家的一把手，還是小村長、小組長，你只要掌握著公共權力，法治都能夠滲透，要跟進治理。通過規范你的行為、監督你的行為，保障你的行為，規范、監督、保障公權力，實現人的幸福和和諧有序。

如果你清楚這一點，治水、治土、依法治物當然也需要用法，民眾依法，民眾當然要守法，但這絕對不是我們要法治社會、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核心和要害。我們是要治公權力，盯住它法治才根固。所以在人類歷史上有兩種治理的路徑，一個是公權力，一個是私權力。盯公權力就是，你公權力規范監督保障好，私權力自然就順過來了。還有一種說，我把你的私權力管得好好的就可以了。這兩個在較量的時候，中國走了幾千年都是先盯住私人，沒有盯住公權力，所以法治是大家從來沒有過過的生活。

我最近在做各地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宣講，你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它是一種以“革”為特點的改革，我解釋一下。我們講改革的時候都在說改革改革，是不是這個詞已經最小了？不對，改革有兩個詞，“改”和“革”，“改”就是沒完沒了，永遠進行，“革”就是一了百了，重新開始。所以，“改”和“革”決定改革不同的導向，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一定是以“革”為核心的。比如勞動教養原來有，現在退掉，調整生育政策原來有，現在還有，只不過調了。勞動教養是革，計劃生育是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革，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改，全面依法建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改，建設法治中國是改。法治建設中間存在不適應和不符合的問題，不適應要改，不符合要革，所以改革改革，先改了還要革，改革體現的是推陳出新。

如果你清楚這一點以后，我們現在的理念就是，我們之所以孜孜以求、追求法治，是希望我們對公權力，瞄準它，用“規范、監督、保障”六個字來解決，解決好公權力，老百姓自然就跟著跑了，全世界都是這樣的邏輯走的，只要你走向法治。

（三）法治社會是要以法為最先的有序社會

有了兩個理念的鋪墊，我們說法治社會是要以法為最先的有序社會，為什么這樣談？我們覺得在人類社會治國有兩種方式，法治和人治，兩種方式，三招，你匯總過來就三招，講情、講理、講法。不管你怎么繞，最后一定回到這三招。我們來看一個資料，情、理、法，我們先講情和理，放在一起。大家看兩張圖片。

（PPT）這是原來發生在天津的一件事情，“民工工資討薪新聞發布會”，是農民工朋友自己搞了一個新聞招待會，“討薪發布會”上，這名“民工討薪發言人”苗翠花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將自己的討薪緣由、討薪過程娓娓道來。她講的是情和理，情就是我干活你沒給我工資，講理，你沒給我工資，我還怎么能夠生存下去，情和理。

（PPT）不支付民工工資是破壞和諧的行為，還我的錢。他就講了我干活你要給錢，不給錢，監管部門到哪里去了，你該怎么講？講到這里的時候，我們回答一個問題，你這樣做，你做什么事情事先有沒有一個程序。換句話，面對老百姓講情講理，我們怎么去服務好他，這就是一個挑戰，對公權力而言。而這個挑戰有時候會讓我們模糊，我們覺得我們是弱者，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

這里可以給一個答案，從公權力規范的角度來講，如果僅僅講情、講理，我們面對老百姓肯定沒辦法讓他滿足，老百姓會有很大的怨言。他就按照他的情，按照他的理來走，每個人都這么走，這個序就亂了，這時候我們看看法。

（PPT）我覺得中國人有一個特點，中國人用最簡單的方法實現最快的目的，見效快、成本低、容易復制。我們查遍了歐洲，在歐洲的法治時代他們有一個這樣的特點，就是決斗是解決問題很好的方式，這個決斗就是，冷兵器時代用劍，熱兵器時代用槍。

決斗就是，有一個裁判，咱們三個決斗就行了，我們假設，在歐洲我們不用假設，歐洲真的沒有看過會出現下列這種情況，我們假設到中國來，你會看到，比如說中國廣東某地，他們說這個方式很好，成本低，容易復制，簡單。那如果這樣的話，你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說3、2、32 1，以槍為準開槍，肯定下面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張

三、李四都愛王五，張三和李四都對王五說“我為了你，我可以拋棄生命”，那好我們兩個決斗，現在11點，到晚上6點我們就回去洞房，但是，我們要決定看誰更愛她。決斗就是一種方式，為了名譽，為了榮譽，為了性命，為了女人，男人在決斗，女人不決斗。一開始會看到，裁判說3、2、1開槍以后，張三死了，王五倒了，那個女的要誰？一個死了，一個重傷了，很可能的結果是，我誰都不嫁，我走了。又往下開始，你們突然會發現變化出現了，3、2、1，開槍的時候突然喊 3、2.5，再喊3、2、1，你聽到有扳機聲但是沒有子彈，3、2、1，槍開不動了，然后裁判號令，子彈、手槍都解決了，又來3、2、1的時候一個人低頭了，喊3、2、1的時候他側身了，最后成了追殺了。

我的意思是想講，在法治這個問題上，你信不信這個規則是法治的難點，而情和理這個問題上，你只講情、講理，你的難點就在于，講情難以平衡，講理難以單獨的把握，這都是弱點。但是，這些弱點迷惑以后，讓我們一個清楚的概念就是，情、理、法三式。情最大的問題就是遠近親疏難平衡，理最大的問題就是對錯是非難把握，法最大的問題就是信賴良法難堅持。

如果這三個出來以后，我剛才先講了它的不足，最后你在這三式里面選擇哪一個作為大家事先共同的規則。我可以肯定的講，我們都會選擇法為主。為什么？情有可能你用得越深，傷害可能更多。

舉一個例子，你是作為叔叔，也作為舅舅，你有一個侄子、一個外甥，兩個都差不多，但是外甥的條件差一點，侄子的條件好一點，作為叔叔和舅舅，你就給條件好的給800，給條件差的給1000，這是你給的情，完全是正確的。但是我們試想，如果讓侄子和外甥來評價你的行為的時候，你會發現，外甥會說你才給我這么一點錢，給他那么多，我條件很差，而侄子會說，你看我跟你是一個姓，你給他那么多，給我這么少，你明顯是胳膊向外拽，等等的說法都來了，這就是情的麻煩。

理，最簡單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注意，我之所以把存在的弊端和這三個分析告訴你的就是，如果面臨這三招，你想過一個有序的、簡單的生活，如果人很少、事很簡單，你完全能控場，你肯定就選這兩個。但問題就在于，一個社會人很多，你又不能控場，你還要有答案，還要有序，選什么？你只能選法。

所以講到這里，我往下推的結論是，“思路要轉型，明確而清楚”。以廣東為例，廣東在政府這一塊，法治建設這一塊提了一個跨時代的觀點，我覺得這一點我們在總結廣東法治建設、廣東法治社會建議應該大力推廣。

第25條，全面建設法治政府。堅持法理情相統一，在嚴格依法辦事基礎上，努力通過平等溝通、協商、協調、引導等方法促進社會和諧。

——《中共廣東省委 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

我剛才念的是情理法相結合，但是廣州改了，叫做法理情。情理法和法理情的區別在哪？答案是法先、理中、情后。如果是情理法相結合，我們遇事先講情再談道理，最后用法，中國一定是一個講情，正面來講就是講關系的社會。所以，在中國講情必然導致講關系，這正面的。負面的就是，講情必然就是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大鬧大解決，鬧就是一種情。所以正反兩方面都擺在這里。

那如果你不這樣來走怎么辦？那你就把法調過來，我覺得法先理中情后，如果這么一來，我們遇到任何事情，我們先問問法治怎么樣，然后再講講理，談談情，你們覺得會不會不一樣？情理法變為法理情，就像哲學講到的，我要素沒有改變，但是我把排序前移，這一前移，我們就會過一種以法為先的生活，情為后。實際上看似要求高了，但是，他給你的收益永遠符合這個邏輯，弊小利大，這就是選擇。

法治社會是要建立以法為先、理為中和情為后為原則進行生活的一種新型社會形態。

所以從這一點，他要求你要信它、學它，然后才要過。很多東西我們生下來就有，耳濡目染，比如說德，比如說道理有，但是法律絕對不是你生下來就會有的，耳濡目染全部會有。不，你一定要學習有規則，掌握這個原則，這就是法治社會要求我們的。

我們看一個2010年11月19日的報道《中國體育往何處去：從金牌大國到體育大國》一個節選，這是何振梁說的一段話：

“嚴格意義上講，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會的社會成員，與法治社會相適應的是公民的規則

意識，即依照法律、規章、契約辦事的意識。在公民意識教育中，應特別強調規則教育，要讓學生懂得，規則是硬的，不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什么時候中國人都講規則了，中國也就踏進了法治社會的門檻。”

大家覺得有沒有道理？咱們廣東在改革的前沿，比鄰港澳，我們跟世界交往很多，你去看凡是講規則、講禮貌、講程序、講規則的那些地方，他們的社會普遍都是有序的、共性的。不在于他們品德比我們高尚多少，不在于他們情感比我們豐富更多，而在于他們把這個意識、規則比我們提前了。如果我把這個再放大，我覺得如果有一天，我們中國的很多人在面對世界這樣的話少一點就好了，你又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又沒有給我們臉面。小到雙方，你給別人講，動不動你被傷害了，動不動你感情受到挫折了，人家會覺得你是成熟的人還是覺得你是一個需要再繼續提升的人？我們應該先講規則是什么，然后再往下講，社會是如此，國家也是如此，法治中國一定也要是規則為先的中國。

所以，法治社會是法治為基本方式、以法為先的一種新型社會。這種社會我們沒怎么過。所以法治國家的建立對我們來講，現在還是理論研討，未來走的時候，以中國的國際來講，我們在座的各位沒有過過，包括三中全會、四中全會落地以后我的判斷就是，我們在座的各位這一輩的，再加上我們爺爺那一輩的人，我們都沒有過過這種生活。也就是說，口口相傳的，還有你現在感知的，可能跟我們未來見的是不一樣的，這就是一種新型的生活。所以我們要法治社會，因為它有序。

二、指引看病難爭議的法治路

談看病究竟多少時間才合法

在國內，我們一直有這種感慨，普遍抱怨排隊等時間太長，看病時間太短了！應該沒有人反對這種判斷，你如果要看病時間長一點，除非你和那個醫生是朋友，除非你有特別的身份，否則就是這樣的。看病難是社會的老大難問題，現在還在難。

我是醫學博士、法律學教授，看病難我的體會就是，我們關于醫患之間的問題，我覺得中國人有類似的特點，本來是醫生和患者的問題，醫生和科室的問題，科室和患者的問題，科領導沒管好你的醫生，最后不對，是醫院沒有管好，最后醫院也不對，是這個行業沒有管好，不對，是這個社會沒管好，不對，是政府沒有管好，不對，是這個國家沒管好，還不對。最后我們的學者已經把醫療問題認為是一個世界難題了，我們就有這個本事，一步一步的上升，只要解決不了的就放到世界問題來解決，世界難題，我們來看到底是不是。

（一）國外、國內看病時醫患溝通之間什么不同

國外，以我們的鄰居日本為例，這是中國協和醫院的醫生在日本進修的時候一段忠實的描述：

“我遇到過一個心絞痛、擇期做冠脈造影的患者。操作前夕，醫生和患者家屬們一起坐在一間布置得很溫馨的談話室里，桌面上擺著心臟模型，然后醫生從心臟的血管解剖開始說起，慢慢解釋患者的胸痛是怎么形成的，最新的治療手段是什么，可能會有什么風險，最后才是簽署同意書，整個過程大約花了45分鐘。”

我們中國協和醫院的醫生說，我對談話醫生感嘆說：“你們有必要說得這么詳細嗎？”他笑了笑：“在不能保證百分百做對一件事之前，任何一步看似無意義的鋪墊都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刻變得無比重要。”

我們政府部門哪個部門態度特別好，我敢打賭，信訪部門的人特別好，你說說什么都可以，但是不給你解決，而解決問題的人態度往往都不好，有權能解決態度基本的問題。我想單位是這樣，人也是這樣，你到一個單位去看，往往這個單位的人態度特別好，但往往這個人不解決問題，態度不好的人反而解決問題，這就是各有長短。

如果你清楚了這一點，為什么日本要這么來做？這就是我們思考的，為什么他要花45分鐘？國外看病為什么要這么長時間？人家人口少嗎？日本也是幾億人，在東京的密度不比北京、上海、廣州要低，為什么他們也能這么去做？

國內，2013年3月5日，中安在線-安徽商報《人大代表：3分鐘看完病 患者不爽我理解》（節選）“病人看病過程中的感受不好，又沒有發泄渠道，長久則導致惡性事件發生。”許戈良說，我非常理解病人的感受。“很多患者是從下面地市輾轉來到省會三甲醫院，他們對醫生抱著熱切的

希望。掛號要排隊，看病要排隊??好不容易排到了，3分鐘看完。這一系列的等待、檢查、倉促，病人的感受當然不好了。”

“醫生不3分鐘看完怎么辦？省立醫院一年診療210萬人，這意味著每位醫生一上午至少要看50人。”許戈良說，每天早上，所有的窗口都打開也滿足不了掛號的病患，病人掛不上號同樣要抱怨。

這個社會不會有序，一定充滿抱怨，民眾不高興。所以我們做一件事情，政府不高興，老百姓不高興，社會不高興，媒體也不高興，都不高興，我們是不高興而生活的。

那么國內看病為什么就可以這么短呢？第一，人多；第二，醫院太少；第三，說好醫生太少，優質的東西太少，所以這樣。因此，我們的努力方向就是培養更多優質的醫生，醫院做很大。但是大家突然會發現，等把這個醫院建起來了，又開始重復了以前的抱怨。中國已經走到一個圈上了，凡是社會問題，最后給你的答案就是優質太少，所以要建，但是需要時間，不要急，就過去了，有的可能希望都沒有，有的干脆跑掉算了，然后又會強化這個社會只有找到關系才有希望，又扭曲了。

（PPT）這是內科的，白白凈凈的人，其實彼此看對方都不好。

（PPT）外科，開刀不開刀都是死，咱不簽這個字，沒辦法，都逼到了這個份上了，彼此都已經到了墻角了。那怎么辦？首先找熟人，情為先，找好人，找個講道理的，優秀的共產黨員，子弟兵標桿，就找他，然后就找關系，如果找不到就送紅包，然后就找媒體。

所以，看病基本上有三樣關系，要么就是血緣，人類有三樣東西維持彼此的關系，要么是血緣，沒辦法，一家人，要么就是利益，只要給東西了就能維持，要不然就是法律。所以血緣、利益、法律是我們彼此關系的三個維度，其中前面兩個可遇不可求，法律又往前了，為什么。

面對醫患之間的問題怎么辦？以醫生為例，大醫生告訴小醫生都會這么說，你給病人講這事要靠經驗，要少說，要不說，要看人說，要選擇的說。這一搞小醫生就糊涂了，我不說，他說你怎么不說，你說多了，他說就你話多，我們這里都不說。你突然會發現我們真是防不慎防，這就是中國人的現狀。以中國的新聞來看，這些年來，我有時候開玩笑告訴媒體，我說把新聞的年月日取掉，你5年后再放5年前的又跟新的一樣，我們有發生，沒有總結，很少有提升。

我比較這兩個以后，醫患溝通之間不同在于，國外的醫生既看病更看權，國內醫生只看病往往不重視權。也就是說，法治社會為什么要？它背后支持它的是什么？怎么才讓它跑在前面？我們講時間長短，對患者看病中的意義和價值，為什么？這個時間長短對患者看病是什么意思，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

比如日本，以心絞痛、擇期做冠脈造影的患者為例，醫患溝通要不要談這些問題。心絞痛、擇期做冠脈造影、心臟模型、心臟的血管解剖開始說起、慢慢解釋患者的胸痛是怎么形成的、最新的治療手段是什么、可能會有什么風險、簽署同意書。

這7個問題日本醫生一定都談到了，他如果不談到他就看不完這個病，因為只有45分鐘。注意，看病難最核心問題不在在時間之長短，而在于醫生能否通過看病這個過程把法律法規對于人的權利保護給實現了，也就是把我去掛號看病，法律應該給我享受的東西，你要給我講全、講清和講明了才走。這時候，時間多少才有意義。這時候，看病才體現為依法行醫，這時候看病才是在有序的進行。

如果你提出了這一點，醫患在溝通的時候，法為先，醫生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標準。如果情為先，你是老人，我多給一點時間，你是漂亮姑娘，我再多給一點時間，反正我們各自講情，所以沒辦法了。所以，法治需要有平等。

我查遍了整個醫事法律，可以綜合性的告訴大家有10類。

有名事項類：6項

① 病情；②醫療措施；③實施手術、特殊檢查和特殊治療；④醫療風險；⑤替代醫療方案；⑥實驗性臨床醫療。

這些“有名事項”你都說不全，表明你行醫不能滿足依法的基本要求。這時候在判斷他思維上有問題，法治行醫你沒有做到。

注意事項類：3項

⑦及時解答其咨詢；⑧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并取得其書面同意；⑨應注意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

你的血脂高，要注意，到底是要注意什么東西，怎么注意，“注意事項”如果你說不全，你的溝通方式就有問題。比如這個藥一天吃三次，我高血壓，我一天吃三次，我白天血壓控制得很好，一到晚上又不行了，你堅持吃藥，這個病人越吃越痛苦，白天的血壓和晚上的血壓完全不一樣。你們知道答案在什么地方嗎？我們講一天吃三次不是一天吃三頓飯的三次，吃飯是早晨、中午、晚上一天吃三次，但是，血壓是8小時吃一次。所以你按照吃飯的時間一天吃三次，你肯定白天控制血壓很低，晚上又起來了。

開放事項類：1項

⑩ 等。

如果我講不全就用 “等”字。

我小結一下，有名事項類6個，注意事項有3類，這些以外的還有一個“等”字，比如嶺南大講堂有宋儒亮等學者來講，不僅僅是有我，還有很多。把這三個講對了你才是看完病了。所以，答案就是，看病患者在行使患者生命健康權，救治在履行著醫生的執業權，在醫生看病這個過程中，其實他們是權利的交換，我有這個權，你有那個權，我們交換給我們帶來秩序，我們不僅僅是你有情，我有情，那各自講情又會產生錯位。

（三）指引看病難爭議的法治路

法治社會中間，靠經驗、少說、不說、看人說和選擇說等都難以解決看病難的問題。先按法—六類有名事項、三類注意事項和一類開放事項——說，才全面和正確，才是依法行醫。先按法辦。確定溝通時間標準。超過或者不夠都需要改進。確定標準。再確定醫院門診掛號數。

比如我們找一個主治醫師、主任醫師，你分別找同樣的病人去看，最后我們取三個的中位數，如果看一個心絞痛、擇期做冠脈造影的患者。最后我們得出來，他只有20分鐘才能講清楚的話，你看3分鐘，其實先是違規了。不要講我早晨沒有吃飯，我連水都沒敢喝。為什么？我怕上廁所，我把時間全給了你，你還要我怎么樣，這是用情來攻法。因為根據法律，我有20分鐘的時間，你才能把這個講完，你為什么不喝，你也可以喝，你不喝水是你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侵犯我享有20分鐘的權利。

如果你提出了這個，你會知道答案，只有醫生確定了標準，我們再確定醫院門診的掛號數。為什么醫院要搞那么多門診號？你說病人很多，病人更多，你根本搞不急，你不能不求質量只要數量。我們有的醫院說，醫生太辛苦了，原來掛一個8塊，我給你加到20塊錢。那我就問了，你增加了12塊錢，病人看的更多，其實醫生掙的更多，那到時候醫生是為錢而死還是為工而死？你沒有解決權利的問題，你只是通過經濟，只是通過數量，沒有意義，因為你違規了。

如果我們在掛號制度上設計，就可以倒逼醫院依法管理，你只能看多少，媒體評價的時候不是看得多就好，看得少就不好，政府管理，國家管理都是有序的。否則圍墻用了，違規又過去了，我們不是有序，沒有制度的調整。

我總結的答案是，依法看病才不難，按法說明才清楚。也就是看病難，難不難，如果我們按照規矩來了，你可能說宋老師，按照你這樣來講，我們原來看200個，最后只能看20個，還有100多人怎么辦？我的答案是，即使這時候難，也不算難。為什么？要有序。那你說人不是都死了嗎？不對，你反過來看日本，他們用一個制度解釋叫做掛號，為什么要預約？預約的理念核心在于對于你的權利的尊重，實現有序。我要給你看一個就要保證好，我為了這個我按照時間來給你預約。還有一個辦法，急怎么辦？急診一定要急，不是急診就按照預約，就有序。

我們全世界調查，從來沒有說中國這樣看病多的和按照預約來比，我們中國人的壽命比他們要高。但是，他們可以讓每個人來看病的時候享受到有序帶給他們的快樂。盡管他們可能會慢一點，但是，這種慢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有序必須付出的代價。

打個比喻，這個女同志生孩子這么久，你搞個三個月就出來，要搞十個月干什么，我們很多就快在這里，太急了，明明十月懷胎是科學是規律，你非要搞得那么急，我們有什么辦法呢？所以，講到這里的時候，所謂看病難，難在什么，我們缺乏有序，很多所謂的再搞大醫院，再培養更多，這是永遠無止境的，因為人會越來越多，你沒有序。看到最后就是好醫生累死，好醫院擠死，36 真正的是病人等死。因為它不是有序的，既然不是有序，沒有規則，沒有權利為先導的，答案一定是誰強誰權誰入伙，風險很大。所以，要法治社會。

三、救治路邊倒地人的法治路

談兩類好人與法治社會啟動

（一）已發生的、有極大負面社會影響的案件

（PPT）彭宇案，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彭宇案”為關鍵詞，在百度搜索，相關結果約1,900,000個。百萬級，也許變相的會更多。

（PPT）小悅悅案，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小悅悅案”為關鍵詞，百度搜索，相關結果約19,400,000個，千萬級，也許變相的會更多。

（PPT）深圳女高管猝死地鐵口事件。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深圳女高管猝死地鐵口事件”為關鍵詞，百度搜索相關結果約400,000個。十萬級，也許變相的會更多。

我想給的答案就是，我們上月球容易，下深海容易，最難的就是救身邊人難。就像我們講的一樣，我有遠大的理想，我要追求很多，廁所都上不了，我們都是普遍都是這樣的。為什么？一講你就是沒品德，我們很少講你沒有規矩，品德太差，人品太差。怎么辦？社會太險惡，彭宇案告訴我們好人要當心？！我們如何能過清清楚楚的有序生活？！大家都在呼吁，我不敢做，做了倒霉，這個社會為什么好人那么短命，我想現在到了改革時代更需以法治思維和方式指引的生活。我來嘗試給大家講四種路徑四種命運，你們來選擇。

（二）法不清，德難行

一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定準，這個國家的國就會出問題，而且很可能會出很大的問題。

彭宇案，焦點在于，彭宇到底是見義勇為之人還是案件當事人？

當事人是跟他發生碰撞，不管是我主動碰他，還是別人擠過來碰到我，只要碰到他。見義勇為的是倒在地下的人，我跟他根本沒有任何碰撞，我只走過來看到一個人，然后我去幫忙，這叫見義勇為，一個是有接觸，一個是沒有接觸。我問大家一個核心的問題，根據你們現在的經驗了解，你們認為彭宇在這個案件中間是見義勇為之人還是案件當事人？認為是當事人的舉手？不舉手的就認為他是見義勇為之人。只有少數幾個人舉手，那你們面對他們，你就會覺得講不清了，有一種感覺，秀才和兵，人家說你才是一個假兵，我是真秀才，講不清。

百度百科：

事實真相：對于調解結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發生的意外中，徐壽蘭確實與其發生了碰撞，事后經法院調解，他對結果表示滿意

南京市公安局局長政法委書記講的非常對，鑒于本人也承認徐壽蘭確實與其發生了碰撞，因此，從法律上說，彭宇應當是人身傷害案的案件當事人，并不是通常所說的見義勇為者。盡管他最后做的事情和見義勇為相似，但是他是當事人。

這個案子更可怕的是二審調解，包括小悅悅，類似的案件我們的考慮。我有一個觀點，凡是重大的案件不要輕易調解，法治社會是要有理念指引的。如果我們的社會都是靠調解來解決問題，這個社會是可怕的。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醫療糾紛的第三方所謂的調解，都說，都在夸。其實我想說一個概念，比如我是一個教授，我在其他國家買東西，買衣服，一買就是China，材料是我們的，手工是我們的，只有牌子是老外的。你再問他這個人，辛辛苦苦把好材料給了他，他給100塊錢你才拿10塊錢。為什么？人家是品牌，咱們沒牌子，所以我們中國人說，我們要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走，因為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但是，為什么人家要找我們？因為你們的手工特別好，做的特別快，這是他們找我們的理由。

反過來講，調解是什么？調解最終他不培養理念，調解最大的特點是培養操作的熟練工，很快的做。你用兩個月，我用兩天，你用兩天，我用兩個小時，我用最快的速度幫你解決完。所以，如果我們的依法治國最后把調解當做主流來做，那中國就不是法治大國，中國只是解決法治、處理法律問題的大國，就像我們是加工廠一樣的，我們就是法律糾紛的加工廠，我們會快速處理，但是理念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又做的是低端的東西，因為我們沒有理念。舉一個例子，理念的重要性，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說的每一句話將會做為呈堂供詞，你有權在律師場合的時候來說，你要不要請律師？你們應該非常清楚，這就是米蘭達法案。米蘭達是一個美國黑人，強奸一個女的，最后被

抓起來了，女的承認，他自己也承認，警察一問，全部說了。在庭上的時候出現了問題，米蘭達的律師說，根據美國的法律，他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是你沒有給他講的權利。第二，他有讓律師在場的權利，你又沒有告訴他，這時候你讓他講，讓他自己證明自己犯罪，這違反了美國的《憲法》。最后判米蘭達個案來講，米蘭達放了。但是最后美國說出了這么一個理念，你有權利保持沉默，你所講的每一句話將會做為呈堂供詞，以后警察都知道，我就是把他抓了，最后法院不判他我白干。我不講這話，所以我只有講了這話我才干活有意思。他一開始是不情愿的，如何講，最后講久了就成了習慣，他懂得規則了，所以每個人都知道該怎么做，類似這樣的案件經常發生。

還有現在講的很多案件，這個案件輸出了一種理念，這個理念讓我們看到了追求和價值。如果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個個結果，怎么搞定的？保密，不知道，那我們就不斷的搞，反正最后拿到錢了，什么事都沒有。我們不能再這么走了，規則的社會一定是要知道前因后果的社會，要不要透明就打一個折扣。所以彭宇也承認是當事人。

我給的答案是，彭宇案件沒有給公眾，沒有給社會交代，他是給了當事人交代。我的提示是，這個案件“德”沒有彰顯力量，“法”沒有伸張正義，德法全輸。我的觀點是，如果法查不清楚，德就走不遠。你連彭宇到底是當事人還是見義勇為之人你都不清楚，你讓我們怎么去走德，最后德就跑掉了。所以，法查不清，德走不遠。反過來，規則的社會如果權利都沒有定準，這個規則根本建不起來，社會一定是無序的。那如果要化解怎么辦？我們現在有一個難題，依法治國我認為一個最大的難題之一就是化解這個。

（三）再遇到類似案件我們該怎么辦

四中全會有一個原則我非常贊成“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律和道德，什么來統一？我今天想講，這個社會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社會的民眾普遍德到骨髓里很厚，但是沒有法，怎么把它結合，這個不結合出來就產生不了力量，反而產生抵消。我們看四條路徑四種命運。

路徑一：常選擇性地懲罰部分違法人

小悅悅案件，小悅悅案件的結果是這樣的，老外報道，中國太嚇人了，中國人太可怕了。

小悅悅案處理：百度百科：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機胡軍被判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我問兩個問題，第一，路過的人沒有處理，能不能處理？往后看，關鍵的問題是小悅悅的父母我們怎么對待。她父母丟了孩子，很痛苦，又是捐錢又獻愛心，安慰、節哀，最后離開了，說廣東是一個有人情的地方，不在這個地方呆了。我們有情，也有理，情就是丟失了孩子，痛苦，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了，理就是心痛子女，誰都難受，所以我們給錢捐物，就此不責了。

《民法通則》第十八條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的權利，受法律保護。

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給被監護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小悅悅案件中，我們有沒有講過對她父母任何的懲罰？沒有。為什么沒有？小悅悅案件給了情，給了理，就是最后法沒有給。所以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一個國家之一。為什么？因為很多的父母要生存，要掙錢，所以孩子沒法管。注意，從法律上來講，你為了掙錢，掙錢是財產權，孩子是生命權，你不可能為了財產而丟失生命權的。第二，孩子是父母的，是社會的，還是國家的。給父母給了交代，社會沒有給交代，國家也沒有給交代。所以很多父母說，死了孩子那就死了，痛苦就痛苦了，他覺得沒有關系，這就是我們的現狀。在國外你會聽到，這個孩子沒人管，馬上有人打電話，警察過來帶走了，孩子父母來了之后要審查你的行為配不配照顧這個孩子，因為這個孩子也是國家的，不是你的私人財產，能不能做到這一點？父母的責任心你敢不敢丟，丟了以后用什么培養你，教育你，缺乏交代。

路徑二：氣憤并舉報部分違法人

我可以很氣氛，我舉報，比如在這個案件中間，路過的十幾個人，我們有沒有處理？沒有什么處理，跟他有什么關系，我以黨來講。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五十三條明確說了，遇到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生命財

產受到嚴重威脅時，能救而不救，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這十幾個人有沒有黨員，如果有黨員，你肯定不在乎黨員，我們要查，告訴老百姓黨員扮演什么角色，這都有黨規。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體系中間黨內法規體系作為法治的一個主責部分，更加強調了這一點，這就是法律體系的一個規定。所以，媒體講，只要當官的人開過去，我們趕快去保護他了，當群眾的，你只要是黨員，都應該擔起這個責任。

路徑三：運氣好遇到好人

“托舉哥”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托舉哥”為關鍵詞，百度搜索，相關結果約1,410,000個。百萬級，也許變相的會更多。

（PPT）這個孩子多可憐啊，他的父母到哪了，父母說我們出去辦點事，沒辦法，只能留在家里。所以，那段時間你經常看到電視都在找好人，我看到的是，我們的父母都干什么了，沒什么事來看看街上有沒有掉東西。遇到好人就是機遇，十年一遇，百年一隅，千年一遇，遇不到就一起倒下。這就是前面三種狀況三種命運。

路徑四：法律保護人人可施援手

你要講法治社會，能不能改變？我們怎么去改變？這是我講的一個重點，我們看四中全會怎么說。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我以深圳女高管猝死地鐵口事件為例，我用法來選擇。這個女的在深圳淺水灣地鐵站，走到地鐵口快出來的時候沒勁了就倒在地上了。情況是這樣的，深圳地鐵來了，打個電話維持一下現場，然后打120，120在50分鐘以后來了，很多路人走過，看一眼都走了，這個女的就死掉了。然后家屬向媒體報料，然后解讀這個社會多么冷酷。我們有的媒體說，到底人有沒有愛心？昏迷了那么久，有的媒體說，趟在地上的就是記者，試試看到底看看有沒有人來，趟了半天也沒有人來，趟就趟了，沒人理你，算了，不報了，這就是現狀。他們為什么不找法律，不知道為什么。所以都說社會亂了，社會不行了，崩潰了，道德的說詞全出來了。我給大家的答案是，有法律規定,也有操作步驟，我的步驟是八步。

第一步：尋找證據

第二步：尋找伙伴

第三步：見義勇為

第四步：回答詢問

第五步：放棄權利

第六步：主張權利

第七步：法院訴訟

第八步：法律反思

一個人倒地了，走過來看到以后，我要見義勇為，我怎么辦？

第一步，我會看看四周有沒有攝像頭，尋找證據，這很正常。注意，法治社會、規則社會他要做這些，不是誰心虛，也不是誰保衛，社會就必須是這么運作的。

第二步，我會到處看，因為我走過來肯定不是我一個人，后面有人，我就會跟他說，你看，我是打算救人的，我想去救，您愿意跟我一起幫忙去救嗎？我猜過去了，沒問題，我把我的卡片給你，你能給我留個電話嗎？答案就是，如果我遇到麻煩了，你能幫我證明一下，我覺得這樣的人能找到吧。關鍵我去救人，我去幫他的時候，我肯定要打電話，要找機構，這需要時間。

注意，法治社會、有序社會，你做好事是需要時間和成本的，而且你要解除你的合理懷疑，真的是不是你碰到的，必須解讀，這個不要從情上來講，法律可以講。公安問話，衛生問話，家里人問話，綜治問話，媒體問話，都可以問。關鍵是一天答不完，我在那里住兩個晚上，我請假。最后弄完了以后講清楚了，家里人一定會感謝我。當然，在家里人這個問題上我有三種選擇，第一，不留名不留姓，直接就跑掉，我估計媒體一定能找到我，找到我以后，我說沒關系，我是黨校的這么做，誰都會救你，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事情，媒體說真是一個好人，這是最經典的報道。

第二個報道，我留名留姓，跟他講，很遺憾，沒做好，你們要節哀。如果我留名留姓，我再留點錢，我就跑了。如果留名留姓留錢，我假如還有傷殘，有死亡，那就更了不起了。

關鍵還有第三種，如果我講完了以后，他家人感謝完了以后我說不用謝，都回去了。但我

要說一點，我幫了這幾天，我沒有責任，您也知道，但是我花了錢，你應該給我六千塊錢。你估計家人會怎么說？有可能會有三個觀點，你連死人錢都要？這是第一種觀點。第二，你們黨校的教授說一套做一套。第三種，我們家人倒地下，跟你有什么關系，你瞎操心。可能真有這樣的觀點，我也不跟你提，我到法院去。我跟法官說，我跟倒地的人沒有法律的關系，又不是血緣，又不是婚緣，又不是親屬，我跟他又沒有約定的關系，又不是同事，又沒人委托，我就一個路人路過看到他。但是，我為了他，我打了電話，接受了問話，幫忙送，我還做了很多事情，我提供了管理和服務，我為此花了六千塊錢，我不要可以，我如果要，是我的權利，注意，是我的權利。就像你有結婚的權利，你可以不結婚，但是，結婚沒有人擋得住。

《民法通則》第九十三條 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進行管理或者服務的，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費用。這是27年前的法律啊！

今年的判決一定是這樣的，人家住一個晚上150，你住一個晚上800，太高了，人家吃頓飯15塊，你一頓飯吃300塊，太高了，人家去問話都是坐公交車，你打的去，太高了，你務工哪能務這么多錢，一扣，我要六千，才給我兩千，沒關系。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如果要這個錢，你們覺得我還是不是好人，認為是好人的就不要舉手，認為我這樣做絕對不是好人的請舉手。一個舉手，答案出來了。

我們換一個話題，我拿著1塊錢去農民那里吃5塊錢的東西，我們都說去農家樂，吃農民的，結果我們知道。我拿著5塊錢到商家去吃1塊錢的東西，商家真壞，無商不奸，罵商家。我問大家，你們要想吃的好，吃得豐富，吃得長久，請問你們靠農民還是靠商家？答案就是，你選擇小農的計劃經濟，還是選擇市場經濟。同樣，你要靠在路邊不留名不留姓，倒貼錢，人死了，就可以了，這樣的人有沒有？我們全社會都追求，他叫頂天人，活雷鋒。留名留姓，要錢，這樣的人是尊法的人。

有兩種人，頂天的人是雷鋒，強調的是德，立地的人，尊法的人，強調的是法，德和法一定要聯手，德還是法，德搞不清楚。法不要德，那這個社會就缺乏持續的動力。打一個比喻，我是個男的，這個女的特別好，離開她我一定會死，所以她不能走開我的視線，吃要跟我一起，住要跟我一起，她跟任何人講話我都不開心，她做什么事都要跟我商量，我對她可是嘔心瀝血。換句話說，你覺得這個女的得到的是愛還是痛苦？最后你把我搞死算了。為什么？我對你這么愛，你還不行，你沒有給我權利，我的權利沒有，你沒有給我權利，你給我的德越多，對我的傷害可能就越大。

如果這樣我改變一個觀念，好人就是活雷鋒和尊法人之總和，這就是以德治國、以法治國。如果好人你只是見義勇為的雷鋒，那我告訴你，你還是會上天，你還是會下海，很多身邊人還是會這樣做，我為什么要做給你看。所以你會發掘，好人如果是物以罕為貴，這個社會是可怕的，如果你一定要把好人弄得只有鳳凰為驕。大多數用沉默表達一個觀點，如果你搞的每個人都回去做了，這個社會不但能解決當下的問題，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有法律的問題。

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講得真棒，“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的問題，如果不發揮法治，那個答案就是腐敗，所以要法治社會。

四、規范小額廣告禮品的法治路

談小禮品、賄賂和腐敗的懲罰

我們講商業賄賂，官商勾結最多，那這里面，商業賄賂犯罪以前就是違法，我關鍵想講一個規則，我一直講法治社會要以規則為先、權利為先。那么，我的問題是怎么看規則。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是管商業賄賂的主管部門，這個部門有個規定叫做《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現在還有。

第八條

經營者在商品交易中不得向對方單位或者其個人附贈現金或者物品。但按照商業慣例贈送小額廣告禮品的除外。違反前款規定的，視為商業賄賂行為。

我覺得有兩個判斷，第一送點東西不違規吧，只要是小額廣告禮品就可以。但關鍵的問題就在這里，什么叫做商業慣例的小額廣告問題，這就是命門，這就是法門，這就是要害。

我的答案是，工商局能夠用權換這個錢就靠這個，利也靠這個，他最后被抓進去也因為這樣。為什么？因為小額廣告禮品較少，你們誰能知道教訓。你會發現這個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來談。我給大家一個答案，你們說在王石眼里的小額廣告禮品是什么？40平方的房子當廣告禮品

可不可以？肯定可以，這個小規模算什么？你突然會發覺，我們說一律平等，結果商業經營的范圍不同，平等就不一樣了。那怎么解決？我說是就是，我說不是就不是。內資的做法

始終堅持“三個區分”。即把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與明知故犯而違紀違法的行為區分開來，把國家尚無明確規定時的探索性試驗與國家明令禁止后有法不依的行為區分開來，把為加快發展的無意過失與為謀取私利故意違紀違法的行為區分開來。做到懲處腐敗分子絕不手軟，同時注重設立“安全區”，讓干部盡可能地既干成事，又不出事。

——《廣東反腐倡廉建設情況通報》2013年1月28日。

請問你們作為企業，你們說怎么防小額廣告？你們會說學無止境，永遠學不完。最后你得到的答案，學這么多沒用，我只要搞到管我的工商部門的人，把他搞定，然后我再找一個領導搞定，他說不是就不是，搞不定他什么可能都是。所以學了要用，學是意思一下，用才是關鍵，又回到了把情搞定，因為搞情最容易的就是那幾招，給金錢、美女、紅包，又回到這里去了。

外資的做法

2007-09-15日新華網報道，37家大型藥企承諾平時不向醫生送禮。

本報訊(記者郭瑩)為了加強企業自律、規范藥品推廣行為，昨天，37家國際大型藥品企業在京簽署《藥品推廣行為準則》，共同承諾平時不向醫療衛生專業人員提供用于個人目的的禮品；法定節日贈送給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的禮物也不得超過200元。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小額廣告禮品的金額是200塊錢，只要定下這個，我們企業就認為是。

本來這個規則由工商局定的，他不定，企業就自己定。外資企業為什么一個企業很弱，他為什么總是喜歡聯合起來搞一件事呢？而我們中國的企業往往聯合起來就群龍無首，只有一個就是強悍無比呢？為什么？關鍵就是規則。龍和蟲的區分就在于規則是用還是不用，不用規則，你只能當我，否則你必死無疑。你要用規則，蟲都可以成龍，因為我們可以共同完成。西方一次一次的告訴我們規則，他打一個國家，侵犯一個國家，他都是結幫團伙的。為什么？他一談就是盟國，我們一談就是歷史上悠久的國家，我們還是講情。我們有時候是被情所困，我們沒辦法說，一說就沒有情了，但是明明他不對，怎么辦？這也是麻煩的事情。

我想告訴大家，定小額廣告禮品人治憑的就是關系，法治靠的就是規定，工商局某些人濫用職權收錢就是靠小額禮品這個法寶，他興也是如此，敗也是如此。講一個小故事，這里很多女同志，你們做飯可能遇到點麻煩，還好是一家三口，你只要做給你的老公，孩子培養成長。咸，因為我們不咸就淡，不淡就咸。所以，我們得出結論，鹽是菜之王。有一個廚師有一天這樣子跟大家講課，他面對底下年輕的廚師，他著作等身了，他告訴底下的廚師，我今天給你們來講，我的答案是我活到老學到老，為什么？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把握好鹽。為什么？我當時大學畢業，我做菜，做的很好，顧客都說好，突然有一天經理過來了，說張廚師，群眾說你做的菜花樣很好，但就是有點咸了，下次別搞那么咸了。簡單，我下次就少放點鹽，結果我以為沒事了，沒想到經理沒來，部長來了，部長說，張師傅，你做菜那么久，盡管花樣很好，但是，人家總說你做的菜太淡了，你怎么不淡就咸，不咸就淡。我們聽說這段時間你談戀愛了，沒有談好還是家里有什么事，思想不穩定。要注意一下，組織找你談話了。一談壓力更大了，下次炒菜到底是淡還是咸，是咸還是淡。所以，在北方幾乎廚子都是男的，女的不合適，穿個大褲衩，拿塊熱毛巾，一身的汗，領導一看，看他做事踏實，我用態度來取勝，我兢兢業業，我任勞任怨，我沒功勞也有苦勞。領導說這小子可以，態度端正，這一點就沒辦法，人無完人，孰能無過。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做菜就是把握不了鹽，鹽都沒有把握好還能把握好其他大事嗎。

領導說這樣吧，你的知識那么深，廣州開個世界烹飪大會，老外也會來，你去交流一下，他一交流嚇一跳，大家談起做菜的花樣、色彩、味道，中國簡直跟他們不是一個級別的。但是，他們好象沒有難題，他們的難題就是花樣搞不定，你們太多的花樣了。最簡單的是放鹽，中國人最難的是放鹽，他們最簡單的就是放鹽，學習學習。問一下，你們怎么放鹽的，很簡單，WHO（世界衛生組織）說人一天吃6克鹽，一頓2克鹽，給我們一個勺子就是2克，這些這么放，如果誰不夠，把鹽端上來他自己加，從來沒有人提咸和淡。你們怎么放鹽的，我們是鹽放少許。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說你看著抓吧。

所以他突然覺得，要想做好菜，必先做好人，中國人的話，要想做好事，必先做好人。因

為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喜好，你要了解這個人怎么辦呢？第一，找保安，先找車場的老板，外地客人一來先停車，問保安這是什么客人？保安說這一幫是客家人，知道了，門衛一聽客人談話就知道是客家人，然后再找侍應生，平時給他點好處，給人家點好處，叫他們打聽來的是什么人。所以，客家人咸一點，廣州人淡一點，少許就可以了，我要做好這個事必先做好前面的調查工作。

突然有一天調查都說是客家人，結果這一做，沒想到尊貴的客人大發脾氣，那么咸，怎么搞錯了呢，都說是客家人，最后才發現有6個客家人，其中有一個頭是廣州人，他說太咸了，結果大家都說咸了。又沒搞清楚頭是哪一個，又被罵了他一頓，所以干工作永遠是如履薄冰，干一天累一天。請問大家，我們做菜不咸就淡，不淡就咸，規則是少許。那你說社會也好，國家也好，不左就右，不右就左，左了又左，然后社會又講情又講理，最后講得一團亂。還是因為我們缺乏規則、權利意識，我們憑的全都是我們用大量的經驗來回答，實際上鹽少許根本不是做菜的原則，是管理廚子的方法，加群眾意見，加鹽少許，誰來了都會改變。群眾有的吃咸的，有的吃淡的，如果我找一些吃咸的，那就淡了，我找一些吃淡的，那就咸了，最后解釋權在我。

我用這四個方面一直描述著，我們要建的社會應該是規則為先，法律為先，權力為先。所以我的匯總是，情難平衡，理難把握，搞法治最難的是堅持。我們現在中國已經走到了法制的道，但下面能不能堅守是我們考慮的，我們會迷惑，學習多麻煩呀，我怎么樣做最隨心所欲，但是，看似很方便，進去很方便，但是你要走遠，走規矩了就很難，所以我們要舍棄。

國、社會、家，還有我們的工作，我給的答案是，法治才是給人民的最大福利。而法治社會的建立才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最大的貢獻。生活在法治社會，要法治社會才能過有序生活，而有序的生活才是安詳、平靜、靜心、大家都滿意的生活。

感謝嶺南大講壇，感謝各位，我就講到這里，謝謝。

辛向陽：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新論斷——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解讀(轉載)(2014-11-26 22:02:00)轉載▼

大家好，非常高興來到咱們街道，跟大家簡要分析一下四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我的題目叫《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新論斷》，因為我三中全會講的叫《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詞》。三中全會確實是根本性決定中國命運的，四中全會可以說，很多的新論斷會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路徑，所以今天的題目叫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新論斷。當然論斷有很多，我們今天上午兩個小時，講不了太多，就選了這么六個論斷，會影響到我們各方面發展的論斷，跟大家簡要的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四中全會的性質是什么性質呢？就是我們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階段召開的十分重要的會議。用這么一個非常重要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階段，或者說關鍵階段，我們到2020面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有五年的時間了，而我們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之中，在這個階段召開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對于中國的發展確實會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圍繞四中全會，主要講這么幾個方面。

第一個論斷就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性。是中央提出的一個新論斷。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有三個“事關”：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我想這個是對中國今后發展會產生非常深遠影響的論斷，它有很重要的作用。為什么如此強調依法治國的作用？我們知道，依法治國在任何一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人類這幾千年以來，凡是文明、長久的、興盛的國家，都離不開法律體系的建設，都離不開依法治國，尤其是現代化的國家，跟依法治國的聯系非常緊密，所以下面至少三個方面可以體現出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第一個，推進依法治國是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要求。為什么在三中全會之后馬上要召開一個四中全會，要解決依法治國問題？其實我們知道，三中全會的很多的精神要想得到落實，那必須得以法律體系為基礎，也就是說三中全會體制改革的要求，如果沒有法治體系的建設和配套的話，那很多的精神是落實不到位的。

比如說三中全會提出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這個規律要想得到落實，那必須要制度化，制度化的一個跟根本條件就是要法治化，有法治的基礎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才

能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法治基礎，我們只能是說說而已。所以，這一點，要想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通過法律體系的建設，讓這個規律能夠根本性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

再比如說三中全會提出來，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法律體系上就得界定啊，如何保障這種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你必須有比較明確的法律界定。這個“混合”，國有資本占多少，集體資本占多少，非公資本占多少，才叫混合所有制？法律上必須有清晰的界定。

再一個呢，三中全會講，要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員工持股，那么，要員工持股必須有法律，如果沒有法律就成為非法集資的行為了，這種員工持股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界定，會遇到很多的麻煩，員工持股問題非常多，可能遇到非法集資、非法融資的問題，沒有一個清晰的法律界定，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很難。法律界限不明確的話，那就有可能成為一個非法集資，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你這個法律界限不清楚，三中全會的很多精神就落實不到位。所以，我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這個市場經濟要想更加完善，必須要有法律體系的建設，這是一個。

再一個，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產權的保護，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產權制度是很難得到保護的。所以，四中全會在保護產權體系方面，做了很多的論述要建立產權發展的法律體系，這個非常重要。我們知道，一百多年以前，毛澤東的老師，他的岳父楊昌濟，在二十世紀初曾經游學歐洲，曾經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為這個故事所感動。就是德國一個皇帝為了擴建皇宮，隨意毀掉一個平民的地產，于是平民告上法庭，法庭依法作出裁決，德皇應該退還平民的地產，并給予賠償。這確實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們知道在楊昌濟之前五十多年、六十多年，法國有一個著名的政治學家叫托克維爾，就是王岐山讓大家讀那個書，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那個作者，其實就講過這個故事了。過了五六十年，楊昌濟又提出這個故事。

我最早是1996年，18年前，第一次參觀德國的波茨坦無憂宮的時候，在這個故事的發生地，聽導游講的這個故事，講的就是當時德國的皇帝，腓特烈大帝在1747年，修建了無憂宮，1776年，要威廉二世成為普魯士新國王，結果發現在無憂宮西北角有一個水磨坊的風車擋住了無憂宮，德皇讓侍從去跟磨坊主進行交涉，付他一筆錢，讓他拆掉磨坊，但是磨坊主不肯，說是這是祖業，不能拆，德皇一怒之下讓人把磨坊給拆了。但是磨坊主并不惱怒，他想皇帝也是人，也得遵守法律，便把德皇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終作出了裁決，德皇必須完整地重建磨坊，于是磨坊重建起來了。多年之后，磨坊主去世，他的兒子又經營不善破產了，無奈之下想把這個磨坊賣給德皇的兒子——另外一個威廉二世（原來那個叫腓特烈·威廉二世），磨坊主的兒子就給另外那個威廉二世寫了一封信，把磨坊的情況與他們父輩之間的恩怨講了一遍，威廉二世收到信以后，給磨坊主的兒子回了一封信，他說親愛的鄰居，磨坊無論如何不能賣掉，不僅是你的祖業，而且象征著德國法律的公正，現在送上五千馬克作為維修費，望能使磨坊得到保護，于是這座磨坊保留至今。

所以，上個月我再次來到無憂宮，看到這個風車依然在轉，所以腓特烈在法庭作出判決以后說了一句名言：“當司法從事不正義的時候，那它比街上的搶劫犯更糟糕，一個磨坊主就是一個和我一樣好的人。”盡管這個磨坊主起訴了我，但是這個磨坊主是依法辦事，我最后也是聽從的法院的判決，我們倆都是好人，都是按照法律的精神來做，這個皇帝就講了這么一句名言。所以，這個故事在歐洲是影響比較大的，有很多的漫畫曾經都講過。所以這個磨坊到現在還在轉，轉了快300年了。

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保護，這個磨坊能保存在現在？所以現在這個磨坊在轉，當然不是下面在磨，不是，下面已經成為了一個博物館了，可以去參觀，你去德國，離柏林很近，幾十公里的一個地方，叫波茨坦無憂宮，確實把人擋住了，但是人家磨坊在先啊，你當初規劃沒規劃好，你不能怪人家的磨坊擋住了你，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產權的保護，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非常的重要，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想得到產權有效保護是非常困難的，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也是很難的。

第二就是推進決策科學化，依法治國是提高決策科學化的要求。我們現在特別強調不犯顛覆性錯誤，下面我要專門講這個論斷，但是一個很關鍵的就是要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決策的科學化如果出現問題，確實會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改革決策帶有很強的時間變異性，要防止變異和減少變異帶來的負面影響，就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這個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高科學化，就要依法，要建立一整套確保決策科學化的制度出來，我們現在很多的制度，尤其是決策制度，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持，但很多決策如果沒有依法辦事的基礎，沒有法治的基礎，那它可能今天是科學的，明

天就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

我們在這方面的決策問題非常多，不光是中國的決策，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出現過這個問題，兩千多年以前就出現過問題。兩千多年的羅馬搞了五百年的共和國，為什么到凱撒就變成帝制？因為在凱撒之前三十年有一個執政官馬略，為了維護共和體制做了一項改革，結果他改革的舉措在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就變成凱撒搞帝制的基礎。就是你當年的決策看著很好，但是時間有變化，一旦有變化，這個決策搞不好就成為了問題。

西方人老講的一句話，你播下的是龍種，你收獲的可能是跳蚤，我們中國人其實講的也很簡潔的一句話“好心辦壞事”。很多的壞事都是由于你好心辦出來的，就是隨著時間變化，昨天的決策可能明天就出問題，很多的決策都是這樣。

就像公交改革，十年前的時候，三塊變兩塊，公交刷卡從一塊變成四毛，那時候政府提供補貼的人只有1300萬人，兜里有錢，可十年后變成了2300萬人，你還有錢嗎？現在一年補貼好幾百億，從二十多億到好幾百億。當年為什么不在制定決策的時候做一個一年一評估的規定啊？這樣每年都可以調整啊？說這個決策管一千年，一千年都不用調整，可能嗎？對吧。所以重大決策必須要定期評估，必須有法治的保證。公交票價可以兩年做一次評估，或者升或者降都可以。紐約地鐵是每年都評估，每年都要變，可以往上調，也可以往下調。所以你看我這個好，永遠都是好的？不可能，任何一個重大決策，五年之后往往就容易出現變異。

美國就是，美國反貧困的決策是三十年后出現的，1965年反貧困，到現在50年，美國在1965年貧困人口占全美總人口的19%，也就是說每五個美國人就有一個貧困人口，過了五十年，美國的貧困人口只下降了4個百分點，現在是美國的貧困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15%，五十年投入了多少錢？15萬億美元，合100萬億人民幣啊，比我們現在的GDP還高一倍呢。為什么美國的貧困人口下降了這么點？就是因為反貧困的決策的負面效應出現了。它的反貧困一開始主要是為了資助那些單身的母親，因為美國的貧困人口大部分都是一個單身的媽媽帶著一個孩子，或者幾個孩子，美國人說我反貧困就要資助這些單身母親，我就按照貧困線標準給你補助，然后不定期地給錢，結果帶來什么問題？就是美國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

1965年的時候，美國的非婚生育只有8%，到了1993年上升到28%，很多女同志根本就不結婚，或者結婚之后就拼命地生，美國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政府就不斷地給錢，貧困的人口也就不斷地增加，這就是反貧困的決策出現了一些負面效應，當時看著很好，十年之后就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八十年代初，我上人民大學的時候，人民大學的女生不到15%，現在人民大學的女生60%多了，你想想怎么談戀愛啊？這就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教育的改革，不是光培養多少人才，還要考慮我們整個社會的發展問題，所以教育改革絕對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它會帶來一堆一堆的社會問題。所以現在很復雜，很多的決策是相當復雜的，為什么習總書記一再強調不能單兵突擊？你是把自己的問題解決了，但你給別人帶來的問題想過沒有？所以很多領域的問題，不是我這個部門帶來的，而是別人給我帶來的。

所以我想為什么現在特別強調決策，這次中央四中全會專門有一部分強調決策失誤的問題，就是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想如果沒有一個法律體系的支持，很多決策的負面效應也好，拍腦袋也好，失誤也好會不斷增加，我想這也是事關國家發展的一個很長遠的問題。所以要想防止決策的變異，必須要完善法律制度，依法保證決策的科學性。

第三，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四中全會這次也講得很清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中全會講到，要實現中國夢，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這兩年來，習近平圍繞“中國夢”做了很多的論述，其中講到了，中國夢是人民夢，人民夢有三個共同享有——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時代一起成長和進步的機會。要實現這三個共同享有，必須要解決很多現實問題，比如說實現中國夢，打破各種利益藩籬，而突破利益藩籬的重要手段就是法治，現在很多的利益藩籬制約著普通人去創業、去發展。那么要打破利益藩籬就要落實現在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使市場機會更公平地惠及最廣大

的民眾，讓老百姓創業能夠找到更多的市場機會，這是一個。

第二，要實現中國夢，就要加快社會流動性。要制定相應的法律，確保社會向上流動性不減速。去年1月22日，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曾尖銳地指出，如果升學、考公務員、辦企業、上項目、晉級、買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國等各種機會都要靠關系、搞門道，有背景的人能得到更多的照顧，沒有背景的人再有本事也沒有機會，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這種情況不糾正，能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生動局面嗎？這個社會還能有活力嗎？我們黨和國家還能生機勃勃向上發展嗎？這里面就是社會流動性。

你看所有的方面得有背景，沒有背景怎么行呢？所以劉云山在去年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也講“當前，中國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社會分層凝固化和社會流動緩慢化的現象”。中國社會流動在緩慢，社會分層在凝固，形成一個一個的社會階層，階層之間不流動，不流動了就產生了很多的問題，反映在教育上，窮人的孩子基本上只能在二流、三流大學、職業學校，而富人、官人的孩子上名牌大學、一流大學，為什么要爭著上一流大學？上不了好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可能有向上發展的機會呢？

今年3月26號，中國大學校友會發布了一個中國大學政要校友排行榜，什么叫政要校友啊？就是大學畢業的校友能夠進入到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那叫政要校友。今年排在第一的是北大，92個政要，第二個是清華78，第三人民大學70，后面就是像北師大、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杭大，就這十個大學，這十個大學包攬了中國政要的70%以上，所以流動性是在減弱的。

包括就業也是這樣的，蘿卜招聘、因人畫像問題很普遍，相當多的優秀崗位都被關系生所占據，這個問題是非常嚴峻的問題，所以現在很多窮人的孩子是沒有多少出路的，流動性是在減弱的。所以這些問題要通過完善現有的教育法、義務教育法，以及就業促成法等法律體系逐步加以解決，一定要通過法律體系逐步解決社會流動在減速的問題，世界各國這方面都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

美國在2002年1月制定過一個法律，小布什制定過一個叫《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當時簽署法令的現場，中間還站著一個黑人的小孩，這個法律很長，一千多頁，屬于中小學改革法，它最關鍵的是要確保無論背景怎么樣，每一個孩子都能達到各州制定的學業標準，強調教育的公平性。應該說從2002年1月開始，實施十多年以來，已經初見成效了。所以要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沒有法律體系，是很難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各個方面的一些社會問題需要我們通過法律體系來解決。所以中央講，依法治國是有三個事關，我覺得非常重要。

第二個新論斷就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依法治國，我們堅持的指導思想講了一大段話，講得非常長，這段論述里面很關鍵的需要我們注意的，第一個就是這個《決定》中，在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之后，又加上深入貫徹學習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有的人說，指導思想已經由三個變成四個了，也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中，過去我們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現在又增加了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也就是說習近平的講話已經開始成為我們的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

為什么要把它作為一個指導思想來看待？因為他的講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邏輯體系，這個中宣部也編了一個《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講了十二個部分，這十二個部分是有邏輯結構的，有主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的方法論；有主旋律，關于“中國夢”的；有主題的，關于國家治理的；有很多重要的理論支柱??所以它正在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體系。而且這個體系的科學性正在日益顯現出來。所以中央要求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而且習總書記的講話，內容都非常多，但是指導性確實是非常強。像劉云山講的，他已經回答了我們黨和國家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習近平的講話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很好地掌握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精神才可以，所以要把對習近平重要講話的學習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把握它的理論體系，把握它分析問題、觀察問題的方法論，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很關鍵的一點。他的講話中體現了很多的內涵，包括對信仰的強調，理想信念的強調，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調，對這個方法論的堅持，對世界觀的堅持，都是非常的重要，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注意《決定》中提出的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個指導思想里面

一個很新的思想就是法治道路的問題，這是中國特色的第十二條分道路，我們有一個總道路就是中國特色道路，這個總道路在這個法治道路之前有十一條分道路，就是政治發展道路、文化發展道路、自主創新道路、信息工業化道路、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醫療衛生改革發展道路、反腐倡廉道路、科學發展道路、生態文明道路、和平發展道路，中央已經提出了十一條，現在又增加了第十二條道路法治道路，所以它是整個中國特色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中國特色法治道路？我想從總書記的論述和《決定》中可以看出這么幾條，第一，是堅持三統一的道路，就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道路。第二個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道路，就是依法治國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偏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偏離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是中國特色法治道路，這里面要特別注意。

因為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有一些法學家就提出來，依法治國就是要司法獨立，就要司法中立。有一些著名的法學家就講，這是公開的雜志上講到的，他說一談到依法治國，坦率地說，中國近年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倒退的，為什么說司法改革在倒退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樹立這樣一個指導思想，就是改革應該是趨同而不是趨異的，就是要跟別人一樣，就是大方向跟國際潮流一致，而非相反趨異，按照這個觀念進行判斷，近期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或者司法改革，并沒有走向趨同的路線，而是走向了趨異。這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

首先就是司法獨立還是司法服從黨的領導。就講了，在以三權分立為權利架構的歐美發達國家，司法獨立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和政治原則，我們的改革應該遵循這個國家潮流，否則雖然名為改革，實際上為倒退。也就是說，所謂的司法獨立就是擺脫黨的領導，黨不領導我了，那我才叫司法獨立，才真正叫依法治國。

還有的學者不講司法獨立，講司法中立。就是所有搞法律的人都脫離共產黨，不要有共產黨員。那我們知道四中全會講得非常明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而且強調，要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告訴你不但擺脫不了，還要貫徹到全過程來，無論從立法到司法、執法，包括監督，全過程都要有黨的領導。所以四中全會很重要的一個論斷，就是把黨的領導跟依法治國整個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根本性地否定性了這些人講的所謂司法獨立和司法中立的觀念，這個我們要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這個中國特色法治道路一個很根本的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道路，而不是偏離共產黨的領導，或者說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堅持公平正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我們推進依法治國很重要的一個要求，或者我們走這條道路必須要堅守的一條非常根本的內涵，就是公平正義。習總書記十分重視公平正義問題。他在向四中全會說明中就講“我曾經引用過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他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習總書記說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的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又受到普遍質疑，那么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

他還講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什么是公平性問題？就是十八大結束時習近平講到的人民的兩大期盼：“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這些公平正義都需要法律體系來加以完善，公平的教育、更好的教育不光是質量要好，更關鍵是均衡。更穩定的工作也是，更滿意的收入也是公平性問題，社會保障也是公平性問題，每一個更好背后都是公平性問題。所以四中全會為此也做了很多的闡述，在很多的民生領域建立一整套的法律體系，要解決這些公平正義的問題。

所以，我想中國特色法治道路一定要實現公平正義，一定把公平正義作為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融入到我們的司法建設中來，融入到我們依法治國的全過程來。所以我們很多的改革一定要有公平正義的理念，一定要有公平正義的法律體系建設，從收入分配到我們的司法改革，都要從這方面樹立這樣的概念，就是樹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這是具有時代價值的理念，現在老百姓不擔心寡的問題，就擔心不均的問題。

不均問題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收入很明顯，我們現在的億萬富翁越來越多，十年前我們中國只有一個個人資產超過一百億的富翁，到了今天，我們個人資產超過一百億的已經達到了176個人了，個人資產超過一千億的已經有六七個人了。那你怎么辦？中國制度哪有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啊？既然要解決，必須在制度上確立解決收入分配公平正義的制度啊，所以我想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從法律的意義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想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需要我們牢牢地把握，一個是把習近平重要講話的邏輯體系搞清楚，再一個就是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問題，要對它的法治道路的內涵做深刻的理解。

第三個新論斷，內容比較多，就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我們知道去年三中全會提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非常言簡意賅，但是內涵豐富。接著下面做了解釋。怎么解釋？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法治理論，形成五大體系：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然后呢，有兩個堅持一個實現，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最后一個促進，促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這個解釋就非常豐富了。所以，我想下面有這么一個論斷需要我們把握。

第一個就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能離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去談依法治國，就是我們這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一定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來談的，就是你任何的依法治國的進程，不能偏離這個制度。這個制度非常關鍵，所以我們必須以制度為基礎。為什么要對我們的制度如此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就談到了要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次又談到堅持？因為你的制度有所有國家制度沒有辦法替代的優越性，比如說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制度優勢全世界哪個國家的制度都達不到中國這個集中力量辦大事兒這個優勢。包括最近剛剛結束的APEC，一個國際會議能辦成這個水準的沒幾個國家能做到，當然我們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們投入也多，但是實際上這種效率別人很難做到，所以中國很有底氣，我們馬上要承辦2016年的G20，當然G20在北京還是在上海現在還不知道。很多領導人開完APEC直奔G20，中國跟日本PK，最后把日本給PK掉了，感覺到中國人辦這事一點問題都沒有，所以中國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任何制度都做不到，為什么？因為我們的制度有別人的制度沒有的兩大優勢。

第一個，我這個制度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制度，第二能擺脫很多利益集團的糾纏。很多利益集團想來綁架我綁架不了，所以我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僅辦了這么多的國際大事，而且辦了很多基礎設施方面的大事。比如說修高鐵，2000年開始修，14年，我們已經修了一萬四千公里的高鐵了，世界上的55%的高鐵在中國。

現在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不是過去的騎著駱駝的絲綢之路，未來的絲綢之路是高鐵的絲綢之路，未來的三十年、四十年，中國將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和高鐵優勢在整個歐亞地區修十萬公里的高鐵。所以為什么我們的領導人出去就談高鐵，和五十個國家談高鐵啊？四十個國家在歐亞地區。我們跟俄羅斯基本談成了北京到莫斯科的七千公里的高鐵，要真開始動工20年就差不多，20年以后我們可以坐著高鐵去莫斯科了，到了莫斯科就意味著可以到柏林啊，到了柏林就意味著到倫敦了，這樣我們可以坐著高鐵直奔倫敦，就是兩天兩夜，三百公里時速的高鐵走一萬兩千公里沒多長時間就到了。

我們現在修絲綢之路是兩條線，一條是通過莫斯科的，還有一條是通過中亞地區，通過伊朗進入歐洲的第二條高鐵線。而且只要跟這些國家談成了，泰國我們正在準備修，印度也在談，只要這些國家同意修，修完之后就有互聯互通的問題，所以互聯互通的問題為什么一再講。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制度能量進一步發揮出來，這是非常關鍵這一點。

我們要推進依法治國，就是在法律上把這個制度完善起來，讓中國制度法治化，比如說這個制度里面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給它法治化，協商制度要法治化。習近平講遇事要商量，有事兒有商量，那就法治化啊。你怎么商量啊，跟誰商量啊？什么事兒需要商量？這里面必須有法治化的要求，不然說了半天還是落實不到位。所以，我們這個制度既然有這么好的優勢，就要

充分發揮，就要法治化，依法來推進制度的完善。

當然我們的制度還有其他的一些優勢，成熟定型成大事。我們現在中央講了很多的定型，到了2020年建成服務型政府，創新型國家，學習型社會，兩型社會、三型政黨，哪個沒型啊？哪個都有型。為什么講這么多型，就是按照這個標準建成這樣的型，那樣的型，讓成熟定型的制度，成熟定型的那些領域發揮出更大的威力出來。

所以這個成熟定型要成大事兒，目光遠大做大事兒，我們制度是目光遠大的制度，當然還有活力四射干大事兒，所以我們的制度非常的重要，一定把我們的制度通過法制建設，把好的方面充分發揮出來。還沒有發揮出來的通過法治給誘導出來，更重要的是通過法治建設防止這個制度出現一些問題。

比如說集中力量辦大事兒，萬一哪天集中力量辦了大壞事怎么辦？現在辦得都是大好事，不能保證永遠辦大好事兒，哪天集中力量辦了大壞事怎么辦？所以要確保你的制度在法治上不會出現集中力量辦大壞事的問題，不會出現顛覆性錯誤。那就要法治建設，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決策一樣，法治化以后出現的問題就越來越少，制度優勢發揮的空間就越來越大，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二，要貫徹中國特色法治理論。中國特色法治理論這個概念也是一個很新的概念，這里面包括很多新的思想：比如說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比如說強調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所以我們就要研究法治思維是什么思維？法治思維跟辯證思維有什么區別？跟經濟思維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法治思維要有規則意識，要有這種辯證分析問題的能力，辯證地運用法治在對立統一中的優勢。我們要很好地研究法治思維怎么培育，怎么在解決問題、化解矛盾中充分地運用法治思維。

再比如說強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核心價值追求。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線，司法機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再比如說，要加強憲法法律實施，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統一尊嚴、權威，使人們形成不能違法、不敢違法、不愿違法的法治環境。再一個強調法律要發生作用，首先是全社會要信仰法律，如果社會大多數對法律沒有信任感，認為靠法律解決不了問題，還是靠上訪、信訪，要靠找門路、托關系，甚至要采取聚眾鬧事的極端行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會。

所以盧梭曾經：“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內心里的。”為什么這么說？這是有所指的，“大理石”指的人類最早的一部法典，比較完備的《漢謨拉比法典》，就是刻在黑色玄武巖石柱上的，刻了一根高2.25米，上周長1.65米，底部周長1.90米的一個巖柱上面，共3500行，八千多字的成文法。

“不是刻在銅表上”指的羅馬最早的一部比較成文的法律叫《十二銅表法》，就是十二條法律體系，然后刻在12塊鑄成的銅的上面。十二銅表法主要包括債務、繼承、婚姻以及訴訟程序等各個方面，是羅馬人傳統習慣法的一個匯編，這是公元前450年形成的，也很早了，2500年了。

他說“一切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刻在十二銅表上，而是刻在公民心中的”也就是說公民確實要有對法律的一種敬仰。信仰是解決兩個問題，第一，你得有敬畏，第二，你得有終極追求，就是我死了以后的追求，我人雖然死了，但是我留下了什么東西，這就是終極追求。

這就是中國遇到一個極大的問題，中國法律成本高得沒法想象。我們的法律成本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昂的國家。所以就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信仰法律不僅僅是對法律自身的一個科學信仰體系建設的問題，更是對整個國家的一個信仰體系建設問題，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科學信仰，包括我們引導宗教信仰體系，怎么能夠超過公立主義的東西，這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大難題。所以關于中國的法治理論現在逐步地在完善當中，有一整套的東西，我們要掌握其中的基本要義。

第三，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要講五個方面，要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也就是說各方面的法律都十分的健全，當然這有一個過程。我想要想真正建成完善的法規體系，中央講到2020年就要建成，我想沒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很難，因為我們很多的法律體系還是欠缺的。

最近我看了一個日本學者寫的叫《羅馬人的故事》，講到了兩千多年前，凱撒關于交通管理的法律，就讓人感到非常感慨。當時凱撒為了解決羅馬城的交通擁堵問題，就制定了一個《尤利烏斯交通堵塞處理措施法》，這部法律的主要內容就是規定從日出到日落為止，嚴禁乘馬車進入羅馬市區，也不是單雙號限行的問題了，所有的車都不能進入市中心區，包括凱撒自己都是，他要出去辦事，48 只能從皇宮走到城門口，在城門口再坐馬車走。有一個例外，就是結婚的女子可以坐馬車在城里面走。兩千年前的人就想到了，而且很精細化。

紐約的法律為了處理交通問題，紐約州車輛與交通法有1253條，我們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只有108條，人家1253條，我們100多條。我們想按法律去做的時候，有的時候就找不到依據，還有很多領域都找不到法律。

羅馬人法律體系非常健全，健全到什么程度？干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先制定法律，比如說羅馬城，最多有九條引水渠，最遠能夠達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到現在為止過去兩千年了，還有兩條引水渠依然在發揮作用。大家去羅馬要去許愿池，大家可能看過電影羅馬假日的女主人公，背對那個許愿池要扔一個硬幣，那個水池就是兩千年以前修的，到現在還能用，為什么過了兩千年還能用？很重要的就是制定法律。凱撒在制定的時候，比如說我要引水到羅馬城，《尤利烏斯水道法》規定這條水道誰出錢，誰維護，一直怎么維護，就講得很詳細，所以整個羅馬帝國都不在了，仍然有人去維護這個水渠，仍然能用。所以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確實是我們今后要做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

第二個，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整個四中全會對此做了很多的部署體現法治實施的高效性，比如說完善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的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只要你違反憲法，我立馬就給你糾正。比如說強調加強備案審查制度能力建設，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提高能力，只要你一出現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我就能馬上地撤銷。

還強調了很多，比如說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及時明確法律規定的含義和適用的法律依據。比如說在立法的過程中有決策機關，有第三方評估，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協調決定，不能久拖不決。遇到扯皮的時候，馬上用第三方，要評估，是制定還是不制定，怎么制定？要迅速在效率上解決他。

再有一個要明確地方立法權限，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這個很重要，過去我們很多設區的市是沒有地方立法權的，過去有立法權的市也就幾十個，現在這句話提出來以后，我們能夠有地方立法權的市就擴大到了240多個，很多市就可以自己制定跟這個地區有關的一些法律，來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這個也是解決了一個效率的問題，所以四中全會在很多方面做了論述，如何建設一個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第三，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這個監督四中全會講了很多，強化對新增權利的制約和監督，公安、檢察、審判、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要求四權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就是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相互制約就是相互監督。

再一個明確司法內部各層次權限，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還有一個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所以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四中全會應該說這個層面論述得非常完整，各個層面怎么監督，各個權利監督機關怎么落實這個監督責任，都已經做了相當完整的一種分析。

第四，有利的法治保障體系，體制保障。比如說要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問題；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的問題。這都是在體制上確保法治能夠得到有效地實施。再一個管理保障體系，構建以法官、檢察官為主體,以司法助理官、書記官、司法警察、專業技術人員為輔助,以綜合管理服務事務官三個序列適度分離的現代司法組織體系和管理體制機制。將來很明顯，在整個司法體系中，人員的管理要以檢察官和法官為主體來建設這個保障體系，其他的都是輔助，包括綜合管理服務官，也是一種輔助的。還有人才保障體系，就是從體制、管理和人才這三大體系上來保障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

第五，就是完善黨內的法規體系。中央講得很清楚，到2021年前后，要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完善、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法規基本上就非常完整了，黨的建設方面都有章可循。當然除了黨內法規體系，很重要的是實現黨內法規的法制化，使黨的權力機構運行方式符合國家法治建設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四中全會關于我們建設的五大體系做了非常清晰的論述。

第四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三個方面，一個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是相互關聯層層遞進的關系，我們要既看到它的區別，又看到它的聯系。依法治國需要執政黨以依法執政的方式來體現，依法執政就是要確保政府依法行政，這三者之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第二個要堅持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一體建設。什么叫法治國家？兩個方面實際上，49 就是公共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和限制，在法律之外沒有任何不受限制的公共權力，這是法治國家的第一個要求。第二個，公民的合法的權利得到國家權力完整的保護，所以國家必須尊重保障人權。說法治國家有兩條，一個是約束公權，一個是保障公民的私權，這叫法治國家。這兩個方面做好了才是法治國家。

法治政府是什么？實際上四中全會做了一個二十四個字的界定，什么叫法治政府？首先是職能科學，就是通過依法來界定你的政府職能，職能是科學的；第二個是權責法定，是由法律來授予你的；第三是執法嚴明；第四公開公正；第五廉潔高效；第六是守法誠信。這才叫法治政府，這六個方面24個字做到了就是法治政府，對法治政府應該說界定得非常清晰。

法治社會我講兩個方面，一個是把社會重要領域的法律法規要健全起來。我們現在很多領域的法規都不健全，包括社區，包括社區的一些糾正法，現在沒有。再比如說社會組織的相關法律也沒有，所以這次四中全會提出來要制定類似的法律，跟社會領域發展有關的要進一步健全。再一個就要形成中央講的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培育社會法治文化。實際上就是上面提到的要形成對法治的信仰，一個信仰法律體系的社會才叫法治社會，大家對法律體系能夠自覺地去學習和遵守。

第三個就是要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整個來講，法治建設這16個字非常重要，從立法階段到執法、到司法、到守法都做到這16個字，是法治國家建設一個相當重要的要求。

什么叫科學立法？就是把立法過程必須符合法律所調整的客觀規律作為價值判斷，嚴格按照制定法律的程序進行，并使法律規范嚴格的預期、規制的事項保證最大限度的一致，這叫科學立法。

嚴格執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按照法律規定的精神和程序執行法律，使實際發生的法律行為不僅能夠有效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而且能夠有利于社會效益最大化。

公正司法就是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全民守法，就是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和真誠的信仰。這個當然，每一個過程都是不簡單的，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到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尤其是公正，有的人被冤死了，十年前被槍斃了，結果是錯案，十年以后都很難以糾正，即使是發現了真兇，你要糾正過來都很難，因為十年前整個涉及了那么多的人，糾正過來都很難。所以我們說公正司法很容易說，但做起來困難重重，但是我們要努力往這個方向去，這是一個。

第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我們依法治國，一個很重要的，最終的落腳點，四中全會講要讓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治理體系現代化，這個問題當然也是很復雜的問題，中央講了也很多，我就不再去論述它的概念了。

我想要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很多的路徑，通過法治可以推進。第一，比如說實現國家領導層依法有序更替。在慶祝全國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就是今年的9月5號，習近平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判斷，他說評價一個國家制度政治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有八個能否。包括全體人民能否管理國家事務，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訴求等等，但是第一位的就是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判斷這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首要的就是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實現了就是民主的、有效的，沒有實現就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接著又講，經過長期努力，我們在解決這些重點問題上都取得了絕對性進展，八個方面。我們實際上廢除了存在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普遍實行領導干部任期制度，實現了國家機關和領導層的有序更替。

你看，習近平講說，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他說我們中國已經呈現了有序更替了，這個地方就沒有加依法有序更替，所以他在用詞的時候是相當嚴謹的。為什么現在中國已經實現了有序更替，我們從結果上來看，中國領導人現在實行了五次權力交接，從毛澤東到華國鋒，然后后來實際上鄧小平是第二代核心，然后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幾次權力交接。中國政治局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這說明肯定是有序的，哪個國家能做到？很少能做到有序更替的。很多國家只要權力交接，流血沖突就太多了，烏克蘭就最典型的例子，泰國也是，流血沖突太多了，能實現平穩交接的少之又少。

從結果上就能看到，為什么能做到？就因為我們有制度保障。中國的權力交接至少實現了兩種，50

第五篇：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要點

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要點

－－－（一個目標、五個體系、六大任務）

——確立一個總目標：全會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全會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明確五個體系的總布局：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等5方面，對總目標進行展開。

——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六大任務：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