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國首例市場化MBO案例6368155

全國首例市場化MBO案例

2003年9月4日，湖北武漢市國資辦宣布，武漢當地的著名大型國有企業武漢有機實業公司的全部國有股權由該公司管理層收購。

與以往國內眾多的管理層收購案例顯著不同的是，武漢有機的管理層的收購是在一次

完全公開的激烈競價之后完成的，因此被武漢市黨委機關報《長江日報》譽為“全國首例市場化MBO案例”。

另外與眾不同的是，武漢有機是武漢市效益最好的國有企業之一，早在2000年以董事長周鴻墩為首的管理層就提出改制要求，理由是國有一股獨大的體制將會最終拖死企業。但當時政府認為，既然效益這么好，沒有必要急著改革。然而到了2003年，武漢市政府態度大轉，提出“靚女先嫁”的改革思路，決定對武漢有機進行改制。

武漢有機“秀色可餐”，各路媒人立即踏破門檻，一場暗戰異常激烈。同樣與眾不同的是，與那些聲名顯赫的“外來戶”相比，一開始以周鴻墩為首的管理層竟是一個被武漢當地國資管理部門忽視的競爭者。但最后，卻是這個被忽視的競爭者奪了標。

國企MBO曾因存在大量暗箱操作與合謀而廣遭詬病，曾被指為“國有資產流失的主渠道”。也正因此，財政部在2003年4月以“防止一些當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謀取不當利益”為由，對管理層收購的行為暫停受理和審批。在財政部“禁令”下達不到半年且未明確宣布解除的時候，武漢有機的MBO竟然成功！

解剖這個“范例”，對國內大量有待重組的國企及其管理者來說，饒有意味。

武漢有機MBO風云

經過一番激烈的暗戰，全國首例“市場化MBO”在武漢誕生，管理層以1.5億元的最高價格競標成功

2003年9月1日，“火爐”武漢酷熱依舊，一身白色工作服的周鴻墩焦灼地趕到位于漢口香港路的武漢市產權交易所。這一天，武漢有機實業公司3037萬股國有股在此掛牌競價出讓，周鴻墩代表武漢有機實業公司的管理層前來競標。周是武漢有機實業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破舊的交易所二樓大廳里擠滿了五六十人。同另外三個競爭對手一樣，周鴻墩坐在交易大廳的第一排，依抽簽次序，他最后一個開標。

最后的時刻終于到來。上海復星開價1.2億元，浙江升華拜克開價1.15億元，中國遠大集團開價8180萬元，當周鴻墩報出1.5億元開價時，上海復星的代表金博士一聲“哎呀！”，懊惱之情溢于言表，因為武漢有機幾天前一次安全事故，使他們臨時降低了3000萬元價碼。

升華拜克專門聘請的代表--浙江大學化工學院鄭津洋教授的表情也極不自在，但他愣了片刻上前同周鴻墩握手祝賀。遠大集團的代表匆匆退場，在電梯間依然不停地抒發怨言，直到兩天后，負責操作此事的中國遠大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鐘鳴才特地打電話祝賀周鴻墩。

“價格標”在產權交易所見了分曉，但“發展標”還得經武漢市國資辦組織評審，即標書中關于如何發展武漢有機的構想，包括發展規劃、經濟指標、員工安置、人才培養、環境保護等。只有連中“雙標”，才能笑到最后。

由武漢市主管經濟的李濤副市長掛帥，市國資辦、化工行業協會、化工教授組成的10人專家小組對4家競購方進行評審，武漢市紀檢部門全程監督，以10分為基準，評審結果是：有機管理層9分，上海復星8分，升華拜克7分，遠大6分。這似乎沒有什么懸念，對于武漢有機的將來發展沒有人比有機管理層更有發言權。

三天之后，武漢市國資辦宣布競購結果，武漢有機管理層成為贏家，武漢有機的MBO成功。

一筆好買賣

對于武漢市國資辦來說，這是一筆好買賣。

在產權交易市場掛牌之前，武漢市國資辦委托的評估事務所對武漢有機的國有股進行了資產評估，企業資產總額為1.72億元，國有凈資產為6350萬元，每股2.06元，但國資辦聲明，這只作參考，最終售價“受供求關系影響”。

根據武漢市政府在2003年5月制訂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66號文件，購買國有產權者，凡一次性交付股權款的優惠30%，安排職工90%以上的優惠10%，本地投資者再優惠10%，也就是說最大的優惠可打對折。但從出售國有資產所得收入中支出的員工的補償、安置以及社保、醫保等費用部分不打折。

武漢有機在崗職工1106名，30年工齡以下的職工約占75%，他們將以640元/年的價格買斷工齡，30年以上的職工到退休年齡領取退休金，加上為職工辦理社保、醫保，有機安置職工費用，總計為1000余萬元。

從有機管理層1.5億元的報價中扣除這1000余萬元的費用后再打對折，大約為7000萬元左右，故有機管理層的MBO價格應該為8000萬元。但最后實際成交價格是8187.5萬元，購得公司全部國有股權，占公司股權的54.39%。

有機管理層的價格在打折之后仍高出評估凈資產值的30%，“市政府從中凈賺了1800多萬元”。

一筆不得不做的買賣

2003年9月17日，周鴻墩將近6000萬元首付款交到武漢市國資辦，并代表公司管理層在國有資產轉讓協議上簽字，待各種手續辦齊后，補交余款。自此，55歲的他再也不是能夠享受退休津貼的“市管干部”，搖身變為“周老板”。

盡管從三家實力雄厚的大公司手中成功地搶走了持股權，但周鴻墩實在無法輕松。為融資購買股權，月工資只有2500元的周鴻墩向信托公司貸款9000萬元，然后管理層按職務大小量化股權和貸款，在每個人的頭上都懸著一把巨額債務的利劍。

但對于周鴻墩與他的管理層來說，這是一筆不得不做的買賣。

武漢有機的前身是1966年成立的國營武漢有機合成化工廠，隸屬于武漢市化工局，在化工局撤銷之后，武漢化工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成為其授權經營單位。

1994年，有機第一次改制，成立股份公司，總股本為5583.6萬股，國有股東變更為武漢葛化集團，持有3037萬股，占54.39%，中外合資企業武漢瑞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40萬股，武漢市化工進出口公司占200萬股，湖北省化工進出口公司占50萬股，申銀萬國證券武漢青年路營業部持10萬股。

此外，還有1000萬股的職工股權，是以1994年前應付職工工資節余入股的。在1980年代末期，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標準需經主管部門審批，武漢有機效益較好，但超額完成經濟指標的工資獎金不能下發，在成立股份公司時便以職工合股基金的名義持有17.91%的股份。

1996年，武漢有機在武漢市柜臺股票交易市場發行股票，共籌集1046.6萬元，但由于后來柜臺股叫停，這18.75%的股份卻仍在社會人士手中，這些持股者主要為武漢市化工行業人員。

自股份制改造以來，有機的效益節節攀升，年利潤增長率在10%以上。2002年公司銷售額4億元，利稅7000萬元，是武漢市化工行業效益最好的企業之一。其主打產品苯甲酸納的產銷量居世界第一，氯化芐產銷量居國內第一、全球第四。

1995年時，武漢市化工系統有19家國有企業，到2003年初只剩下4家，其中規模最大的武漢葛化集團(為武漢有機的控股單位)多年業績不佳，僅2002年的虧損額就達9000多萬元。惟武漢有機一枝獨秀，職工工資在1000元左右，遠高于武漢市企業的平均水平。

但由于國有股“一股獨大”，武漢有機的問題也開始暴露，而且越來越嚴重。

首先是人才不斷流失。

2000年，經上級核準，武漢有機總經理的月收入為1000元、副總經理800元。到2001年時，總經理的工資為1500元，副總經理1200元。到2003年9月改制前，總經理的工資增至2500元，副總經理為2000元。

據公司內部決定，公司科技人員底酬為每月1500元，項目完成后可有4000元至2萬元獎勵等，一般而言，中層干部和科技骨干最高的年收入可達4萬元。

顯然，武漢有機是一個價廉的人才富礦，每到年底，來有機重金挖人的企業比比皆是，他們開出的價碼至少是月薪5000元、年終獎10萬元，甚至還分配股份。

面對如此懸殊的收入差距，自2000年以來，從有機“跳槽”的科技和營銷骨干近20名，大都跑到浙江、2 廣東的民營企業。這些人還往往帶走的一個新產品、一片市場，他們所去的企業逐漸成為武漢有機強勁的市場對手。

武漢有機的另一個痛楚就是屢遭“劫富濟貧”。

1995年7月，武漢化工原料廠宣告破產，上級領導對武漢有機說：“他們與你們同屬一個系統，他們沒飯吃了，你們幫助背一下。”要求有機將該廠整體收購，恢復生產。當時，武漢化工原料廠有2086人，每月發工資就需60萬元，啟動生產每月將虧損100多萬元。在上級部門“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壓力下，有機被迫接管武漢化工原料廠。近年來，有機為此付出了3600余萬元的代價。

1998年底，武漢市的一家上市公司通過有關部門出面，要求合并武漢有機，“進行資產重組”，其真實意圖是將有機包裝進去，為這家上市公司取得配股資格。

由于這家上市公司裝備、技術及經營管理明顯落后，有機上下堅決抵制，某上級領導對此十分惱火，對有機董事長周鴻墩說：“這個企業是誰的？是政府的，我們才是老板。你算什么？”幸好此時證監會出臺了相關規定，“重組”才不了了之。

如果照這樣繼續玩下去，武漢有機的前途是十分黯淡的。在周鴻墩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改變企業的國有性質。

所以對周鴻墩的管理層來說，改制是一筆不得不做的買賣，哪怕付出血本也是在所不惜。

惜嫁

2000年5月26日，武漢市國有中小企業改制工作會召開，會上通過的102號文件將改制目標定為“退”、“轉”、“變”，即國有資本全部退出或退出控股地位，企業轉變為民營企業或混合所有制企業，職工改變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

機會終于來臨了。武漢有機副總經理胡忠心立即擬定改制報告申請，但市國資辦的答復是，102號文件的范圍主要指中小企業，武漢有機屬大型企業，故不在考慮之列，“先放一放”。

2001年4月，武漢有機又找到市國資辦、市經委、市體改委、葛化集團等主管單位，要求參照102號文件改制。一月之后，武漢市國企改革辦公室同意立項，并進入資產評估等程序。同年9月，葛化集團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武漢有機改制問題，并基本同意了改制方案，但到年底也沒有審批。

2002年下半年，武漢有機再次提出改制要求，但報告呈送到葛化集團后仍杳無音訊，至此，胡忠心起草的改制材料已經堆到一尺多高。

當時武漢市國資辦的解釋是，武漢有機是一個股份制的大型企業，且是上柜企業，涉及到國有資產處置、職工身份補償、柜臺股票的處置等一系列敏感問題，還是要“先放一放”。

事實上，總是“放一放”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武漢有機不是包袱，而是一家效益很好的企業，國有凈資產在持續增加，為什么要急于改制？沒道理嘛！

武漢葛化集團總經理林一鈾承認，有機的柜臺股、兼并武漢化工原料廠的歷史包袱等，只是技術性問題。如果武漢有機是特困企業，政府出于社會穩定等方面的考慮，倒可能會強令改制。而且困難企業國有凈資產不多，操作起來也方便。

暗戰

不趕在女兒最漂亮的時候嫁出去，等人老珠黃的時候恐怕就麻煩了，武漢國資辦最終想明白了這個道理，決定對武漢有機改制。

但正因為是個年輕美貌的女兒，自然就要尋個好人家。2003年8月5日，武漢市國資辦在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上發布公告，“公開競價出讓武漢有機實業公司全部3037萬國有股權”，這一做法在國內是首次。

2003年8月25日是最后的截止報名時間，上海復星、浙江升華拜克、中國遠大，有機管理層四家出現在名單之列。四家首先被要求向武漢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打進500萬元保證金之后再參加競標。由于準備標書的時間只有20天，還有許多投資公司因來不及做方案而作罷。

實際上，武漢有機國有股權要出售的消息早就傳出去了。此前兩個多月里，武漢有機公司的門檻幾乎已被各路人馬踏破，有前來考察的，有刺探情報的，還有挖人才的，單單是表達了收購國有股權意向的就 3 有近20家單位。但很多是戰略投資者，只有少數涉足化工行業。

2003年6月，在天一證券投行部的牽線下，浙江升華拜克高層親自到武漢考察，同行的是浙江大學化工學院的教授鄭津洋，他們對武漢有機的盈利情況及產品銷量均十分滿意，并向有機方面坦誠地表達了收購意向。

作為1999年11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農藥公司，升華拜克與武漢有機在產品上有很強的關聯性，如能成功收購，可以拉長產品鏈和市場鏈。升華拜克對此蓄謀已久。

由于武漢有機的產品是醫藥企業的上游產品，所以從事高科技、地產、醫藥產業的上海復星更是用心良苦。2003年5月，復星為收購武漢有機成立了化工投資部，聘請化工專業的一位博士設計方案。自此，復星同武漢有機頻頻接觸，甚至給中層以上干部講課，介紹復星的業務、銷售網絡、資產狀況、企業理念以及在業界的地位等。

事實上，在“大醫藥”戰略下，復星正從銷售、制造、研發三方面壯大醫藥產業鏈，并希望使每一業態位居國內前三名。2002年5月，復星受讓武漢中聯藥業4000萬股股權，其觸角已經伸到武漢。

中國遠大集團也同樣志在必得。2002年10月24日，與武漢有機相距咫尺的武漢制藥廠由中國遠大集團注資6015萬元進行資產重組，遠大持有72%的股份。若遠大能再控股武漢有機，不僅可以完成在華中地區的產業布局，還可以為龐大的遠大藥業提供原料。

據《經濟》掌握的資料，總資產為40億元的中國遠大集團為國務院扶貧辦下轄的大型國家計劃單列企業，以前以農業為主業，但1980年代后，在國際貿易、房地產、科技、制藥等領域迅猛擴張。消息人士透露，遠大收購國有產權，通常會由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牽頭，甚至還伴隨有政策性批文。

中國遠大的“特派員”也曾多次拜會武漢有機，他們還拋出豐厚的待遇“預訂”有機的管理層。在他們眼里，收購阻力主要來自上海復星。

但真正的對手被他們輕視了。

實際上，早在2003年2月14日，武漢有機的第四份改制申請便遞交到武漢市有關部門，他們的方案是管理層聯合戰略投資者收購國有股，將企業轉為民營機制。一個月后，武漢市高層默許武漢有機由管理層收購企業，而在武漢市國資辦等主管部門的安排下，武漢有機開始清理資產，對托管企業的處置、股權處置等均作了安排。

與此同時，有機管理層與多家戰略投資者頻頻會面。事情剛剛有了眉目時，2003年5月底，武漢市政府召開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會議規定，國有股權的購買方“可以是戰略投資者，也可以是業內龍頭企業、金融機構和管理層”，但只能單獨購買。這意味著由武漢華銳管理咨詢公司設計的武漢有機的“管理層聯合戰略投資者收購”的改制方案必須做調整。

華銳管理咨詢公司與武漢市產權交易所在同一棟辦公樓上，二者均為武漢市國資辦的二級企業。華銳管理咨詢的董事長楊樂意以“跟企業有默契”為由，婉拒了《經濟》雜志的采訪請求，但武漢有機的副總經理胡忠心并不否認該公司給予了巨大的支持。

據知情人透露，在2003年8月25日決定競標之前，武漢有機管理層為募集收購資金，已經同7家信托公司接洽過，最后敲定的是福建的一家。之所以選中這一家，一是該信托公司的老板是武漢人，與武漢有機管理層中的一些成員相交多年，知根知底；二是條件比較優惠，以8%的利息貸9000萬元，8年償清。

據武漢有機管理層的反復測算，1.5億是他們能接受的極限，有幾成勝算誰都不知道。不僅上海復星有可能也出價到1.5億元，而且當時有傳聞說，有關方面已經內定中國遠大集團。遠大當初能以“很劃算”的價格收購武漢制藥廠，說明它與當地政府的關系非同尋常。

周鴻墩的神經繃到了極限。對那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來說，失手一次還有第二次，而對于他們管理層而言，這就是最后的機會，出1.5億元的價格，“完全是被逼上了絕路”。

事后，武漢當地媒體以“清清爽爽買廠”的字眼報道有機國有股出讓一事，因為管理層對企業及產品最內行，而報價又最高，成功收購合情合理。但周鴻墩向《經濟》雜志概括這次收購是“一次艱難的歷程”。

2003年12月中旬，《經濟》記者致電升華拜克，公司董事會的唐小姐稱，畢竟收購失敗，沒什么可說的，但當初報價1.15億元，是公司“一個理性的市場行為”。

遠大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鐘鳴在接受《經濟》采訪時稱，競購武漢有機的過程持續了七八個月時間，但競標落敗的原因涉及公司“帶有商業機密性的”操作策略，加之今后還要在武漢發展，涉及到與當地政府的一些關系，他不便透露太多。

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狹路相逢的暗戰。其驚心動魄之處，恐怕只有周鴻墩能切身體會。周鴻墩自1968年進入武漢有機，當上董事長后再也沒有挪過窩，若按慣例，今年56歲的他該準備退居二線了。周鴻墩這個人是個有些刻板的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也不打牌不跳舞，晚上一般9點鐘左右睡覺，早上5點半就到公司，多年如此。

“全國首例”的市場化MBO

據知情人士透露，武漢有機管理層最初是希望拉一家戰略投資者，攜手協議收購國有股權，政府方面有關主管領導也有口頭承諾。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也許是有機在行業內名聲太響，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各方投資者蜂擁而至。在這種情況下，市政府才做出決定，武漢有機國有股掛牌競價，公開出讓。所以最終的MBO才有“全國首例”之說。

武漢市國資辦主任楊衛東對此的解釋是，當時覺得市場化是國有產權出讓的必然趨勢，而有機進入市場肯定會引來不少競購者，以此作一個嘗試，可以給武漢市后來的其他改制企業帶個好頭。與此同時，購買者多了，轉讓價格的形成機制并不由某一方確定，實際售價遠高于評估出來的凈資產，國有資產流失的閑言碎語就不會出現。

但武漢有機公司設備部一位姓周的干部卻認為，將有機國有股放到產權交易所的初衷不是為了多賣錢，而是為了利益平衡，因為不少投資者不僅攜有巨款，而且背后都有各自的“關系渠道”，否則出讓公告不會在各投資者與有機管理層接觸了幾個月之后才發布。

據比較了解內情的《楚天金報》一位記者說，武漢有機管理層出1.5億元的高價是迫于無奈。如果他們跟別人出一樣多錢，他們就拿不到股權，還并不是純粹的市場價格。

改制兩個月之后，武漢有機成了改革典范。“武漢有機是武漢市新一輪企業改革的亮點”等評語不斷地從政府領導們的口中說出來，甚至市里一些部門還在武漢有機公司召開現場辦公會，研究解決其法人工商登記、企業人員醫保費用減免及購買企業所占土地等問題。

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武漢企業界年度十件新聞大事、十位新聞人物評選揭曉，周鴻墩和他的武漢有機實業公司雙雙入圍，理由是“通過產權交易市場掛牌競價，4家收購方經過激烈競爭，武漢有機管理層以管理、機制、規劃、價格優勢勝出，購得有機全部國有股”，成為武漢市“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先行者”。

站在領獎臺上，身穿藍色棉質工作服的周鴻墩面帶微笑。對于有機改制前后的種種說法，他似乎已經拋在一邊。有機改制為什么花落自家，只有他知道；有機的未來會是什么，也只有他才知道。

新民營時代

武漢有機董事長周鴻墩說，如果有機是由外來投資者購買，廠子估計差不多已經垮掉。

武漢有機的“國有”這一層“皮”是從2003年10月9日起正式褪掉的，當天武漢市政府發文，批準武漢葛化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的3037萬國家股，“以8187.5萬元的價格轉讓給武漢有機公司經營管理層”。

由于企業法人變更，武漢有機重新辦理營業執照，需經省財政廳、市國資辦審批，直到2003年11月底，在市領導過問之后，營業執照終于辦下來。12月18日，武漢有機公司在武漢市工商局辦理了變更登記。

武漢有機新的民營時代開始了。

MBO內部的股權分配

武漢有機對外融資時，公司董事長周鴻墩以個人名義向信托公司借款9000萬元，在國有資產轉讓協議上簽字的，也仍是他一個人。但絕不是周鴻墩一個人購買。武漢市國資辦主任楊衛東證實，他們掌握一份48個人的名單，這是經武漢有機職代會通過的收購國有股權的管理層團隊。

2003年10月14日，武漢有機公司召開中層干部大會，主要議題是如何將購買的國有股量化到管理層個人，“按職責分擔風險”。

這一由華銳管理咨詢公司設計的股權分配辦法是，從購回的3037萬股中，安排1000萬股由管理層個 5 人認購，每股2.70元。其中，高層管理者認購60%，中層管理者認購40%。在60%中總經理認購50%，幾位副總共同認購50%；40%中每個中層管理者可認可3萬-5萬股。“認購采取自愿原則，按法定程序，以房產和土地做抵押，風險自擔。”

公司對外統一的說法，公司內部股權分配大概是“7倍的關系”，即經理一級的持股額是主管一級的7倍。

盡管周鴻墩稱自己為小股東，但通過簡單的計算便可得知，作為公司“一把手”的他持有300萬股，相當于7位副總經理的持股總額，占公司5583.6萬股的5.37%，而他需要付出810萬元的股權款。

與股權分配直接相連的是管理層人數，這關涉到還貸的壓力。周鴻墩對《經濟》說，購買股權的管理層團隊包括公司中層以上的領導、工程技術人員，及銷售、供應等經營骨干，共180人左右，占公司總人數的18%，將這一核心競爭層通過股權綁在了一起。

公司宣傳部長韓行耀透露，90%以上的武漢有機管理層將房產抵押給了銀行，實際購買了股份的管理層員工大概共有80多名，由于按規定只能上報48人的名單，周鴻墩代表大家簽字，但股權買回來之后，壓力均擔。

2003年10月底，韓行耀認購了3萬股，以房產抵押獲得的貸款8.1萬元支付，在領到一張股權證的同時，他每個月1500元的工資單上又少了200元，用于支付貸款利息。

這一切均由公司出面操辦，從聯系兩家銀行，到統一辦手續，除銀行派人挨戶評估以外，個人不用參與，管理層的抵押貸款共籌集到500萬元，這些錢立即用來償還部分信托貸款，因為信托的利息是8%，比銀行高三個點。

據武漢有機的規劃，因股權量劃到個人名下，向銀行還貸也是個人的事，但應當在三年內本息償清。

在簽訂產權轉讓合同時，武漢有機管理層承諾三年之內保持員工隊伍的穩定，但國企工齡將就此“了斷”。

平滑轉軌

按照武漢市政府的有關規定，武漢有機30年工齡以上的職工，工作到退休年齡時享受退休金；但30年以內的，一律以640元/年買斷工齡(這筆錢到退休或離開時領取)，然后跟企業簽訂勞動合同，一年一簽，“大鍋飯”不再有，不勝任者很可能面臨下崗。

武漢有機還有數百名退休職工已經進入社保，30年工齡以上的老職工在退休之后也是同等待遇，公司或者是一次性給社保交錢，或者每月繳納。此外，公司為在崗及退休職工每人出5000多元辦理醫療保險。

“凡是國家規定的職工保障，我們一項不落。”武漢有機宣傳部長韓行耀“拍胸脯”似地說，職工買斷工齡后崗位不變、待遇不變，不會像附近一些企業那樣因被外來投資者收購而引起震動。

武漢市政府要求武漢有機“平穩過渡”到民營企業，但產權關系變更不久公司在管理層就開始人事行動。2003年11月，“收購團隊”中三名中層干部被免職，他們待遇不變，但工作交了出來。2003年12月中旬，公司召開新一屆股東大會，先前8個高層干部精簡為一個總經理、三個副總經理、一個總經濟師。

原來是國企時，上級有幾個部門，公司對應設置幾個部門，黨辦、團委、工會、計生辦、離退休辦等一應俱全，但據透露，2004年春節之后，一些“不帶來經濟效益”的部門，要么合并要么撤銷，“瘦身”之后的管理層將縮減三分之一。

2003年底，武漢有機的管理層取消了年終獎，今后三年的股權分紅將用來償還信托貸款，中層干部們紛紛以“就當多在國有企業干幾年”來寬慰自己。公司內部計劃形成一個按資分配、按業績分配的模式。

武漢葛化集團宣傳部部長鐘生彪說，葛化集團以前是武漢有機的主管部門，在有機將黨團關系、人事檔案轉走之后，兩家就各不相干了。

但武漢市國資辦仍對武漢有機有一項約束。在簽訂資產轉讓協議之時，有機管理層的改制計劃書也一并作為合同附件，對有機的發展規劃、職工安置、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指標等都有相應的要求，如未能達到，市國資辦可以提請實施制裁。

但這種監督一般最多3年，武漢市國資辦主任楊衛東說，3年后怎么發展是企業自己的事，國資辦管不了那么遠。

省委書記的三問

2003年12月10日，武漢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雪花飛舞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來到武漢有機，坐在簡陋的小會議室里，在拉家常式的“聊天”中俞正聲說，他帶著三個疑問而來，一是，如果有機管理層中不了標，別人中了標，你們這個廠怎么辦？二是借了這么多錢，幾年才能還清？三是稅前能否還款？

陪同的武漢市副市長李濤回答了第三個問題，他說，關于此類投資減免所得稅的問題，需同稅務部門商量之后再拿方案。

對第一個問題，周鴻墩說，如果有機是由外來投資者購買，廠子估計差不多已經垮掉。在周鴻墩看來，管理層員工在一起奮斗了10多年，不僅對公司深有感情，而且彼此坦誠相見；如果被別人購買，很多人會離開。而在幾個月前眾多企業來公司考察時，職工們也擔心像鄰近一些企業一樣，外來“老板”讓工人買斷工齡后就走人，因為更低廉的工資也能招來大量的勞動力。

俞正聲最擔心的是還款問題。

當初向信托公司借款時，周鴻墩他們對市國資辦最終能打幾折尚不清楚，他們估計在9000萬元左右，周鴻墩在貸款協議上簽字時說，這一下子身家性命全押上了。

盡管最后管理層實際支付8188萬元，但這一筆利率8%、8年期的信托貸款，每年需付息約655萬元，三年為2000萬元，也就是說，即使按照管理層三年還清的計劃，連本帶息也在1億元以上。

武漢有機2003年度預計銷售額4億元，利稅6700萬元，其中凈利潤為3020萬元，扣除按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積金、法定公益金和任意盈余公積金共計900萬元，可供分配利潤為2120萬元。此次轉讓的國有股股權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為54.39%，相應可分配紅利為1150萬元。

湖北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龔益鳴認為，若僅靠每年所分配紅利，三年根本不可能還清。在巨大風險面前，不排除公司管理層有抽逃企業生產資金來償還收購資金的可能，屆時利益受損的不僅僅是公司其他幾個股東，甚至還有持股數額不大的管理層成員，因為在內部人控制的情況下，企業資金的往來及運用缺乏監督機制。

對于這個問題，周鴻墩說，他們實際上只“支配”了1000萬股，并將其風險分解到了管理層個人，大家的房產抵押貸款500萬元已還給信托公司。另外的2037萬股質押在信托公司，三年之后可以轉讓2000萬股，轉讓收益就差不多可以還清，這樣對于管理層來說，三年里負擔幾百萬元利息即可。即使在轉讓之后，公司職工持股會還有1000萬股，也就是說，他們還持有2037萬股，仍相對控股。

武漢證券一位投行人士據此分析，信托公司估計實際貸出7000余萬元，但獲取利息回報并不是真實動機，他們很可能以私下協議進行股權的約定，成為一部分股權的真正持有者，有朝一日武漢有機上市之后，他們獲取的收益遠比單純的利息高。

周鴻墩也并未回避企業上市的話題，據他說，上市的想法由來已久，現在公司里有一幫人在專門負責，3至5年是上市的最佳時機，因為還清債務之后，企業將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

武漢《長江日報》經濟部主任李棟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是管理層買廠，還不如說是信托公司買廠，8個利潤點是對管理層真正的考驗，低于8個點就可能挨餓。但不管怎樣，他們出價1.5億元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改革的兩大轉折

武漢有機的MBO并不是一個獨立事件，對湖北地方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國企改革“新時代”的開端。

說它是一個“新時代”，主要是體現在兩個方面的重大轉折。

離當初周鴻墩第一次申請改制3年多以后，事情發生了轉折。2003年12月16日，湖北省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對2004年經濟工作部署中，強調“要敢于'靚女先嫁'，拿出一批資產狀況良好的優勢企業，吸引國內外投資者參與改制重組”。

作為“靚女先嫁”的典范，武漢有機的董事長周鴻墩被欽點在大會上發言，當著全省經濟界高層人士，周鴻墩匯報了武漢有機民營化3個月以來的成績，“實現利潤1160萬元，占1-11月利潤總額的42%”。

武漢“成建制”的國企改革應從2000年算起。依照市政府出臺的102號文件精神，改革主要集中在中 7 小企業，目前基本完成，1900多家中小企業的產權得以轉換。

從2003年開始，武漢市政府將改革重點轉移到319戶市屬大中型國有企業上，總資產達730億元。按照計劃，到2005年，武漢90%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將實現國有資本不再占據控股地位，國有凈資產總額占企業凈資產總額的比重，將從現在的73%降到20%以下。

對于這些“武字頭”的大中型企業集團，武漢市的思路是實行“高位嫁接”，即在戰略投資者的選擇標準上，“武字頭”企業將主要瞄準世界500強，如果是國內100強、國內行業前3位的企業和企業集團，也可以重點考慮。顯然這是一個政府主導的思路。

武漢有機的MBO讓武漢國企改制思路發生了另一個重大轉折。武漢市政府規定，國有獨資或國有股一股獨大的企業的產權均在市產權交易市場公開掛牌出讓，不管是外資、內資、民間的企業，有實力的都可以參加競買。

2004年元旦后的第二天下午，武漢市國資辦主任楊衛東到市委大院匯報工作，市委副書記張代重聽后說，2003年武漢國企改革的亮點是武漢有機，武漢市今后只要是好的國企，只要有兩家以上的購買者，均將啟動公開競價程序。

目前武漢市國資辦二級單位武漢產權交易所已經收集了第一批醞釀出售的企業，涉及近20個行業，可采取整體出售、分拆改制、分塊出售、企業經營管理層和職工收購、參股、控股等各種形式。

管理層收購

管理層收購后，粵美的的總股本沒有變，各類股份的比重也沒有變，沒有涉及控制權稀釋、收益攤薄等問題，只是股權在兩個法人實體之間的交換，這種轉變的好處：

這里面的“法人股”非別樣的“法人股”可比，它們中的很大部分是由粵美的管理層控制的，這標志著政府淡出粵美的，經營者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

管理層在實質上成為粵美的的第一大股東。兩次收購之后，盡管從表面上看股權轉讓的結果只是股權在兩法人實體之間的變換，盡管看起來美托投資有限公司是作為一個法人實體成為粵美的的第一大股東的，但美托投資實際上是由粵美的的管理層和工會控制的，所以最終管理層確立了對粵美的的所有權。粵美的管理層通過美托投資間接持有了粵美的17．3％(78％×22．19％)的法人股，粵美的的工會則間接持有粵美的4．88％(22％×22．19％)的法人股。這時的法人股已經從簡單的為一個經濟實體所控制的股份，變為控制在管理層人員的手中。在粵美的的管理層中，法人代表何享健通過美托持有了粵美的5．5％的股權(25％×22．19％)，持股2690萬股，按照2001年1月1日到6月30日期間每星期五的收盤價的算術平均值(13．02元)來計，市值達到3．5億余元。雖然目前我國的法人股不允許上市流通，但同股同權、同股同利必然是一個發展趨勢。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減少了代理成本。管理層收購實現以后，以何享健為代表的粵美的管理層具有了雙重角色：從性質上來說變原來的代理人為現在的委托人，但同時他們又在充分了解企業內部的各類信息。雖然其他中小股東對粵美的的一些信息不是十分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信息不對稱依然存在，但第一大股東能夠獲得充分的信息對整個股東集體來說已經比原來進步了。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代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

第二篇：案例分析：全國首例訴政府立法行政不作為案

全國首例訴政府立法行政不作為案

案情：南京江寧區美亭化工廠長楊春庭于2003年3月接到通知，該化工廠要拆遷，但在補償數量上存在嚴重分歧，原因在于雙方所依據的法律根據不同，政府根據1996年發布的《江寧縣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應補償130萬，而原告楊春庭根據現行的《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應得到補償是400多萬。經研究發現，1996年發布的《江寧縣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被媒體稱之為地方政府規章）是依據1996年3月《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制定的，然而該辦法已于2000年3月廢止。上面提到的南京市的有關規章是根據2000年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的。

原告于2003年4月23日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之訴，狀告南京市江寧區政府不按上位法規及時修改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致使自己損失慘重。南京市中院依據有關規定將此案移交江寧區法院審理，2003年5月26日江寧區人民法院向原告發出受理通知書，并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裁定，駁回起訴。理由是政府發布的1996年《江寧縣城鎮房屋差遣管理辦法》是屬于抽象行政行為，被行政訴訟法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同時向江寧區政府提出司法建議。

——該案例源于法制日報2003年3月－6月的相關報道

問題：

1、《江寧縣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是否有效？

2、行政主體怠于行使立法職權的根本原因？

3、本案是否可以通過改變訴訟請求而勝訴有望？

第三篇：全國首例英烈保護公益訴訟案

全國首例英烈保護公益訴訟案

“今年5月12日，消防戰士謝勇在淮安市恒大名都小區執行救火任務時不幸犧牲。我針對謝勇烈士救火犧牲一事在微信群中發表對其侮辱言論，傷害了謝勇烈士的名譽，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我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現誠懇地向謝勇烈士的家人和社會各界表示歉意，在此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保證學法守法，不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6月16日，在《淮安日報》要聞版顯著位置刊登的這篇《公開道歉書》，是江蘇省淮安市檢察院提起的全國首例英烈保護公益訴訟案判決后，被告曾某履行生效判決確定的義務。為什么提起公益訴訟

謝勇烈士追悼會上，數千名干部群眾自發前往悼念，表達對烈士的崇敬之情。

5月12日，消防戰士謝勇在執行救火任務，解救被困群眾時，將自己的空氣呼吸器讓給向其求救的戰友使用，并要求戰友立即撤離。在火情復雜、濃煙彌漫的情況下，謝勇在通過滑繩下撤過程中因濃煙熏嗆墜樓，后經搶救無效犧牲。5月13日，謝勇被公安部批準為烈士。5月14日，謝勇被江蘇省公安廳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追記一等功。當地數千名干部群眾自發前往悼念謝勇，表達對烈士的崇敬之情。

就在社會各界沉浸在悲傷憐惜之中時，卻有極少數人發表不實甚至污蔑救火英雄謝勇的言論。5月12日，王某在其微信群中，接連發表極端言論，公然侮辱犧牲的消防英雄。5月13日，王某被公安機關以涉嫌尋釁滋事行政拘留15日，并被處以1000元罰款。

5月14日，在淮安打工的曾某針對謝勇烈士救火犧牲一事，在微信群中發表“不死是狗熊，死了就是英雄”等侮辱性言論，歪曲謝勇烈士英勇犧牲的事實，并在他人提醒王某已被處理，對其進行勸阻時還宣稱“別說拘留，坐牢我都不怕”。5月15日，公安機關以曾某涉嫌尋釁滋事罪對其刑事拘留。

淮安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張劍斌向記者介紹，該院在履職中發現上述線索后，高度重視，該院檢察長肖天奉第一時間要求關注并依法保護烈士名譽，并向江蘇省檢察院匯報。江蘇省檢察院檢察長劉華專門作出批示，要求迅速介入、依法履職。在整個案件辦理全過程中，江蘇省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處積極指導，淮安市檢察院主動請示，形成了檢察機關上下聯動、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

據介紹，針對王某散布污蔑謝勇烈士言論的行為，5月15日，淮安市檢察院立案審查，向王某送達訴前告知書，告知其如不能充分認識自己的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檢察機關將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以下簡稱英雄烈士保護法）第25條規定，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

經教育，王某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行為，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將遵紀守法，積極弘揚正能量，悔過自新，并在媒體上公開發表道歉信，向謝勇烈士的親屬及社會表達其真誠的歉意。檢察機關鑒于其悔過態度較好，且愿意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決定不對其提起訴訟。

5月17日，淮安市檢察院又對曾某線索迅速進行了立案審查，收集相關證據。在查清基本事實后，依法履行了民事公益訴訟訴前程序，就是否對曾某侵害烈士名譽的行為提起民事訴訟，該院首先當面征求了來淮安參加追悼會的謝勇父母意見，謝勇父母當時沉湎在傷痛之中，加之路途?b遠，表示不提起民事訴訟，相信并支持檢察機關運用專業知識提起訴訟，追究曾某的侵權責任。

記者了解到，針對曾某的行為，謝勇近親屬在5月18日向淮安市檢察院出具的一份聲明載明：“我們系謝勇烈士的近親屬，曾某近日在網上捏造事實、侮辱謝勇烈士的言論，嚴重侵害了謝勇烈士的名譽，對曾某的侵權行為，我們作為謝勇的近親屬，聲明不對曾某提起民事訴訟，我們相信并支持檢察機關提起訴訟，追究曾某的侵權責任。”謝勇父母等近親屬在這份聲明上簽了字。

淮安市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處處長唐昕介紹，英雄烈士保護法第25條規定，英雄烈士沒有近親屬或者近親屬不提起訴訟的，檢察機關依法對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謝勇的父母雖然出具了不起訴聲明，但他們并不能代表謝勇的‘所有近親屬’。”唐昕告訴記者，為了征求謝勇所有近親屬的意見，辦案人員又專程前往湖南衡陽謝勇的家鄉，逐一找到謝勇的爺爺、奶奶和弟弟等所有近親屬，當面征求他們的意見，并請每一個人在謝勇父母之前所寫的聲明中簽字。

5月21日，經江蘇省檢察院批準，淮安市檢察院針對曾某污蔑烈士的行為，根據英雄烈士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提起侵犯英烈名譽的民事公益訴訟。此案即成為英雄烈士保護法自今年5月1日實施以來，全國首例由檢察機關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什么不主張和解

6月12日，淮安市檢察院提起的這起全國首例英烈保護公益訴訟案在淮安市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淮安市檢察院檢察官張劍斌、唐昕作為公益訴訟起訴人依法出庭履職。

庭審中，檢察機關與被告曾某圍繞公益訴訟主體、案件基本事實、造成社會公共利益損害以及被告應當承擔的責任等焦點問題，逐一進行舉證、質證、辯論。

“從看守所出來到現在，我每天都在想這個事情，我真的非常后悔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譽，我感到對不起謝勇烈士，對不起他的家人。造謠害人害己，我以后一定遵紀守法，多傳遞正能量……”庭審中，被告曾某對自己發表不實的侮辱言論深感后悔，當庭宣讀了道歉信，希望得到謝勇烈士家人及社會公眾的諒解。

當被問及雙方是否接受調解時，檢察官陳述了不主張和解的理由：“鑒于本案是檢察機關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涉及公共利益和公眾情感，該案又是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以來全國首例英烈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通過判決的形式從法律層面對曾某的侵權責任予以確認，可以更好地對全社會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在最后的陳述中，檢察官發表出庭意見，請求判令被告曾某通過媒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并再次呼吁大家尊重英雄、愛護英雄。

經合議庭合議，淮安市中級法院當庭作出判決，支持檢察機關全部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認為，被告曾某利用微信群發表帶有侮辱性質的不實言論，歪曲烈士英勇犧牲的事實，給社會輿論帶來負面影響，已經超出了言論自由的范疇，構成了對烈士名譽的侵害。詆毀烈士形象是對社會公德的嚴重挑戰，曾某的行為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根據民法總則以及英雄烈士保護法的規定，判決曾某于七日內在本市市級報紙上公開賠禮道歉（賠禮道歉內容先由法院審核）。如曾某拒不履行，法院將在市級報紙上公布判決的主要內容，相關費用由曾某承擔。

為什么只起訴曾某

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負責人指出，英烈名譽保護是一個體系。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和一些社會團體組織都具有相應的職責，比如公安機關對王某的行政拘留，側重于對個人行為的懲戒，而民事公益訴訟，除也有一定的懲戒意義外，重在恢復被侵害的公益，重在教育和引領社會價值。

也有網友提出疑問：王某和曾某都對謝勇烈士公然侮辱，為何王某未被檢察機關起訴，而曾某則相反？

“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不為訴而訴，訴訟不是目的，訴前程序亦是其應有之義。”張劍斌指出，對王某的行為，檢察機關向其發出了訴前告知書，經教育，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并已在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公益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所以，沒有必要再對其提起訴訟。

“而曾某的情節相比則更惡劣，在他人提醒王某已被處理，對其進行勸阻時，曾某還宣稱‘別說拘留，坐牢我都不怕’，這表明了他公然挑釁法律的囂張態度。”張劍斌說，依法對曾某的侵權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是檢察機關貫徹《英雄烈士保護法》具體的直接的舉措，真正使新出臺的英雄烈士保護法發揮法律的指引和規制作用，教育引導全社會捍衛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

“我們的訴訟請求是要求其承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其意義重在以法律確認的方式，警示全社會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張劍斌補充道。為什么僅請求判令公開道歉

有網友認為，既然是首例英烈保護公益訴訟案，是否對曾某“判得太輕”？僅僅是公開道歉，能起到足夠的震懾作用嗎？

唐昕解釋道，這起案件是該院在取得烈士近親屬的信任和支持后，依法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并不是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機關是基于民法總則規定的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的司法解釋、侵權責任法等，綜合考量請求法院判令被告通過媒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侵害英烈名譽的行為所造成的公共利益的損害，主要是社會價值觀和一般公眾的情感傷害，既不是物質損失，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精神損害。”國家檢察官學院教授邵世星認為，侵害英烈的行為挑戰的是社會價值觀和民族精神，主觀惡性大，影響壞，懲戒措施中應包括經濟內容。因此，檢察機關可探索提出賠償損失的請求，內容上應定位于懲罰性賠償的性質，以此作為對侵害英烈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行為的懲戒。

唐昕也坦言，曾某案是在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后不久發生的，作為全國首例，檢察機關辦案也在積極探索中。理論上說，有懲罰性賠償或者精神?p害撫慰金是英烈保護的最佳措施，但考慮到目前法律并未明文規定，檢察機關提起該領域訴訟亦無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基礎，且被告積極認錯，烈士的近親屬亦表示不再追究，檢察機關因而并未將此作為訴訟請求提出。

“我們將加強研究和探索，今后辦理此類案件也將考慮提出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我相信，首例的特殊意義在于提出問題，推動全國其他檢察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能夠積極探索。”唐昕說。

第四篇：全國首例“霧霾公益訴訟案”始末

霧霾，是一種大氣污染狀態。自2013年12月9日一場罕見的大范圍霧霾籠罩了大半個中國之后，霧霾被我國越來越多的省市地區納入自然災害預警。

7月20日上午，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庭，媒體記者云集。9時許，該法院對中華環保聯合會與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振華公司）大氣環境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一案，依法公開作出一審宣判，判決被告振華公司賠償因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損失2198.36萬元，用于德州市大氣環境質量修復，并在省級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駁回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后，截至8月9日，各方當事人均在法定期限內沒有提出上訴，現該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由于該案件是我國新環保法面世后首起針對大氣污染行為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因此備受社會關注。

超標大氣排污，被“抓”個正著

霧霾，是一種大氣污染狀態。自2013年12月9日一場罕見的大范圍霧霾籠罩了大半個中國之后，霧霾被我國越來越多的省市地區納入自然災害預警。

2014年10月20日至25日，為保障北京apec會議期間空氣良好，環保部曾派出15個督查組對京津冀以及山西、內蒙古、山東等六省（區、市）的24個重點地市空氣質量進行督查，振華公司的大氣污染問題名列批評之中。環保部有關負責人在向媒體通報中指出“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玻璃窯二號線無治理設施，煙氣直排，三號線氮氧化物排放濃度超標”。

振華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從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產品制造的企業，共有三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其中，三號線的脫硫除塵設施已建成投運，二號線的脫硫除塵設施建成但運行不正常，但二者均未建設脫硝設施。

“振華公司在全國玻璃制造企業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卻是當地大氣污染治理的‘老大難’！”媒體記者現場看到，該公司四周已被大批新興住宅建筑群包圍。廠區南面一墻之隔就是晶華集團的職工住宅區，西側和北側社區接連成片，東側高層住宅正在施工。附近居民反映，振華公司日夜不停地排煙，煙氣有時帶有明顯的顏色，晚上都不敢開窗戶，窗臺、車上盡是落下的煙塵。

“環境保護監測工作一般是每年四次。”根據德州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的監測，2012年3月、5月、8月、12月，2013年1月、5月、8月，振華公司廢氣排放均能達標。而2013年11月、2014年1月、5月、6月、11月，2015年2月，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煙粉塵均存在超標排放情況。

“工業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霧霾天氣的重要原因之一。”據2014年9月環保部公布的161個城市空氣質量數據，德州空氣質量排名非常不理想，部分時段跌入了全國倒數的行列。如，當月23日下午5點德州空氣質量等級（aqi）為219，甚至超過了河北省邯鄲、邢臺等空氣質量“老大難”城市，排在國內城市倒數第二名。

針對振華公司煙氣長期嚴重超標排放問題，省市環保部門及當地政府始終高度關注，一直督促企業完善污染治理設施，協調企業實施搬遷。德州市環境保護局曾先后于2013年12月、2014年9月和11月、2015年2月對振華公司進行了四次行政處罰，處罰數額均為10萬元。2014年12月，山東省環境保護廳對振華公司超標排污行政處罰10萬元，并使其一條生產線停產治理。

2015年3月20日，德州市政府約談了德城區政府和振華公司主要負責人，要求振華公司務必于3月底前完成整治。據此，德州市環保局全程跟蹤、每日調度，責令振華公司“立即停產整治，2015年4月1日之前全部停產，停止超標排放廢氣污染物”。

當年3月27日，亦即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起訴之后，振華公司生產線全部放水停產，并在德城區天衢工業園以北養馬村新選廠址，原廠區準備搬遷。

新環保法下，啟動公益訴訟

2015年3月19日，中華環保聯合會向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訴狀，對振華公司污染大氣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索賠近3000萬元。

中華環保聯合會成立于2005年4月22日，是由與環保相關的企事業單位、團體和熱心于環境事業的人士自愿結成的聯合性、全國性、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據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服務中心副主任兼督查訴訟部部長馬勇介紹，2015年春節以前，中華環保聯合會接到振華公司附近居民對該企業的多次舉報，隨后，他們派員實地調查，確認投訴內容屬實。

2015年1月1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簡稱新環保法）開始正式施行。該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

（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第二款規定“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也曾作出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支持。

以此為依據，中華環保聯合會一紙訴狀將振華公司推上了被告席，從而成為新環保法正式施行后全國首起“霧霾公益訴訟”案，引起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廣泛關注。

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有五項：

一、被告立即停止超標向大氣排放污染物，增設大氣污染防治設施，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驗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進行生產經營活動；

二、被告賠償因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損失2040萬元；

三、被告賠償因拒不改正超標排放污染物行為造成的損失780萬元；

四、被告在省級及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

五、本案訴訟、檢驗、鑒定、專家證人、律師及訴訟支出的費用由被告承擔。上述第二、三項訴訟請求中的賠償款項支付至地方政府財政專戶，用于德州市大氣污染的治理。

這近3000萬元的索賠依據是什么？馬勇說：“新出臺的最高法院環保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23條規定，如果難以進行生態損害評估的，可以通過企業運營成本進行核算。根據公開資料，被告企業沒有安裝治污設施的生產線，換算起來有2000多萬元；另外，該企業因拒不改正超標排放污染物行為造成的損失約780萬元。” 鑒定評估一出，庭前準備就緒

2015年3月24日，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提起的訴被告振華公司大氣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一案，決定登記立案受理，當天下午3時40分依法向中華環保聯合會的委托律師送達了受理案件通知書等材料，并于第二天按辦案程序發出了關于該案受理情況的公告。

“由于這是全國首起針對大氣污染的環境公益訴訟案，法院審理沒有先例可循，有關證據的調取、收集、認定等工作專業性很強、非常復雜！”德州中級法院民三庭主審法官張小雪介紹說，法官們曾多次深入到振華公司和當地環保部門，調取監測數據，實地考察勘驗，舉行咨詢座談會，并認真聽取他們對本案的看法、意見和合理化建議。當年9月和今年2月，法官們先后召開了兩次庭前會議，組織各方當事人相互交換證據。

“原告需要更多的時間就證據問題向有關專業機構和專家證人征求意見！”今年2月，中華環保聯合會向法院提出延期開庭審理的申請。原來，為證明被告振華公司超標排放造成的損失，自2015年12月起，中華環保聯合會已經與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訂立技術咨詢合同，委托其對振華公司排放大氣污染物致使公私財產遭受損失的數額，包括污染行為直接造成的財產損壞、減少的實際價值，以及為防止污染擴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產生的費用進行鑒定。

直至今年5月初，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環境風險與損害鑒定評估研究中心終于作出了《鑒定評估意見》，鑒定結論為被告振華公司在鑒定期間超標向空氣排放二氧化硫共計255噸、氮氧化物共計589噸、煙粉塵共計19噸，單位治理成本分別按0.56萬元/噸、0.68萬元/噸、0.33萬元/噸計算，虛擬治理成本分別為713萬元、2002萬元、31萬元，共計2746萬元。

根據鑒定結論，5月13日，中華環保聯合會向德州中級法院提交了《變更訴訟請求申請書》，提出將訴訟請求的第二項即被告振華公司賠償因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損失“2040萬元”變更為2746萬元。

至此，本案開庭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開庭“陽光”審理各方據理力爭

今年6月24日，德州中級法院對中華環保聯合會與振華公司大氣環境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一案，依法公開進行開庭審理。

在法庭上，被告方振華公司的代理律師張順華認為，企業于2015年3月27日全部停產，且企業在此之前積極整改。按照省環保廳的整改要求，德州振華的整改期限為2015年3月底，中環聯在省環保廳規定的整改時間內提起訴訟，不符合整改要求。

“企業有排放指標，每年繳納巨額排污費，環境沒改善不是振華一方的責任。”振華公司的代理律師劉洪贊說，企業排污沒有超過德州市德城區人民政府“十二五”規劃所規定的排污總量，對于超標排放的部分，也已經給予行政處罰。繳納的排污費是為了治理環境，單單將責任歸咎于被告，他們無法接受。

據了解，德州振華在德城區“十二五”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中，被允許的排放總量二氧化硫2010年為2539.4噸，2013年為2539.4噸，2015年為2081.3噸，氮氧化物均為403噸，每年繳納的排污費在200萬元左右。

被告振華公司還答辯稱，原告所訴因果關系難以判定，大氣污染是動態的，無法確定大氣污染是由被告一家企業造成的；對原告單方作出的鑒定評估意見不認可，原告所訴損害賠償金額及要求在媒體公開道歉沒有事實依據，原告在索賠時應當考慮被告已經實際投入的運營成本。

開庭審理期間，經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申請、法院予以準許，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專家吳瓊出庭，并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粉塵超標排放給大氣造成的損害、生態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等問題提出了專家意見。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煙粉塵是酸雨的前導物，超標排放肯定會對財產及人身造成損害，進而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使大氣環境的生態附加值功能受到損害，影響大氣環境的清潔程度和生態服務價值功能。”吳瓊在法庭上介紹，因被告單位項目區域周圍多為居民社區、屬于環境保護域內保護的敏感點，按照環境損害評估推薦方法虛擬治理成本可取3-5倍，可取較高值為參數5；被告已經投入的運營設備對虛擬治理成本的計算不會產生影響，且虛擬治理成本中不包含懲罰性賠償因素。

另經法庭審理查明，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已支付技術咨詢合同費用10萬元。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與山東康橋律師事務所訂立委托代理合同，約定代理費用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主張的第二項賠償損失數額2746萬元參照山東省律師協會關于律師收費指導意見的計算標準（低檔）計算，律師費43.61萬元”，但未提交交款憑證或發票，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亦承認至開庭之日該費用未發生。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主張為訴訟支出交通住宿等費用1萬元，但在法庭上亦未提交證據。

“希望法院審判以法律為依據。”庭審結束后即當天下午，被告振華公司負責人接受了齊魯晚報記者的獨家采訪，首次就環保公益訴訟案表態。在他看來，企業建廠之初時周邊是水塘和野地，后來才建了居民樓，先有工廠后有小區，污染責任不在振華。此前，振華公司已投3000萬元建成了大部分治污設施，沒有無視環保與法律，“振華公司是民生工程，按玻璃生產工藝要求只能邊整改邊生產，若停產整改，每條生產線損失上億元”。

法院條分縷析，依法公開宣判

7月20日，德州中級法院對中華環保聯合會與振華公司大氣環境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一案，依法公開作出一審宣判。

法院審理認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和第十八條規定，被告振華公司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可以請求其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

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被告振華公司已于2015年3月27日放水停產，停止使用原廠區，可認定被告振華公司已經停止侵害。因被告振華公司已超標向大氣排放污染物，其行為侵害了社會公共的精神性環境權益，應當承擔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

關于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委托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作出的鑒定評估報告，雖系單方委托相應機構作出，但評估機構具有法定資質，評估事項與待證事實有關，且被告振華公司未舉出相反證據推翻該鑒定評估報告，法院認為該報告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

根據上述鑒定報告，法院認定按虛擬治理成本的4倍計算被告振華公司生態損害數額，即：2198.36萬元（142.8萬元×4+400.52萬元×4+6.27萬元×4）。

關于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要求鑒定費、律師費及訴訟支出費用由被告振華公司承擔的訴訟請求，因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已經支付鑒定費10萬元，該費用確已發生，法院予以支持；對律師費40萬元及訴訟支出費用1萬元，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承認關于律師費僅訂立委托合同，未實際支付，且未就訴訟支出1萬元提交支付憑證，法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等有關規定，作出一審判決：

被告振華公司賠償因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損失2198.36萬元，用于德州市大氣環境質量修復；被告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在省級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駁回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其他訴訟請求。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宣判后，原、被告及各方的訴訟代理律師均在法定期間內沒有提出上訴，該案判決已具有法律效力。

“對于這個判決我們感到很欣慰。”該案原告委托的公益律師山東康橋律所高級合伙人李樹森在宣判當天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說，這是他看到判決結果時的第一感受。“特別是判決書要求被告在省級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李樹森格外看中這一點。他認為，在媒體上道歉，某種意義上這個價值更大。“一個地區性的企業，因為污染問題在省級以上媒體上因為污染道歉。”李樹森說，這對其他污染企業的震懾可能更大。在他看來，“負面廣告作用”可能比金錢懲罰效果還好。

第五篇：案例8-4中國建設銀行首例MBS簡析

案例8－4中國建設銀行首例MBS簡析

2005年12月15日，中國建設銀行以其發放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為支持資產，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建元2005－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這標志著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我國正式建立起了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市場。

交易結構

建設銀行作為發起機構，將其上海、無錫、福州、泉州等四家分行符合相關條件的15162筆個人按揭貸款共計 37.12億元，集合成為資產池，委托給受托機構——中信信托投資有限公司，受托機構以此設立信托，并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信托收益憑證形式的MBS，MBS的持有人取得相應的信托收益權。交易結構見下圖：

與此次資產支持證券發行有關的機構

建行該此推出總額超過30.16億元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信托的法定最終到期日為2037年11月26日。建行本身將購買其中9050萬元的次級資產支持證券，其余的29.26億元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將按照不同信用評級分為A、B、C三級。A級為26.69億元，B級為2.03億元，C級為5279萬元。MBS將和按揭貸款一樣，采取每月付息還本，并采用浮動利率。各級別的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的本息支付先于次級資產支持證券。定價機制

證券浮動的票面利率為“基準利率”加上“基本利差”，計算票面利率的“基準利率”采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每天公布的7天回購加權利率20個交易日的算術平均值，而“基本利差”則是通過“簿記建檔”集中配售的方式進行最后的確定。同時發行人為規避

自身的風險，對A、B、C檔債券的票面利率設置了上限(CAP)，分別為資產池加權平均利率減去1.19%、0.6%、0.3%。債券首次付息還本日為2006年1月26日，按照債券起息日確定的首個計息期基準利率1.42%計算，A、B、C檔債券的票面利率分別為2.52%，3.12%。4.22%。提前償還風險分析

由于MBS的現金流來源于最開始的抵押貸款，如果按揭貸款人提前還款，就會影響貸款，從而影響現金流和MBS的價值。建行根據自身發放的按揭貸款提前還款的歷史數據，給出了提前還款的假設，為每年有固定的12.98%按揭貸款人提前還款。按照這一假設，A級證券的平均回收期為3.15年，B級為10.08年，C級為12.41年。利率變化對提前還貸率的影響在國內和國外有所不同：國外，當市場利率下降時，就會導致貸款人提前償付，轉而借入利率更低的貸款，但是國內貸款人由于缺少其他融資模式，市場利率下降并不會導致大規模的還貸，反而是當市場利率上升時，國內貸款人傾向于提前還貸。

MBS層次設計

區域結構分布

“資產池”情況介紹

資產池中的按揭貸款的抵押物來自上海、無錫、福州、泉州四地。這些貸款均為建行在2000年1月1日到2004年12月31日之間發放，單筆貸款金額最高為200萬元，貸款期限在5到30年之間。在這些貸款中，大部分的貸款期限在20年之內，貸款人

年齡大部分在30－35歲，貸款金額在20萬元到30萬元以及50萬元到100萬元之間的比例最高。其中，抵押物在上海的個人按揭貸款余額為16.94億元，占所有貸款余額的比例為56.17％，平均每筆貸款余額為28.9萬元。

按照建行2004年12月31日的統計，建行按揭貸款的不良貸款率為1.23％，另外，根據建行上海長寧支行、徐匯支行、普陀支行、浦東支行，江蘇無錫分行、福建廣達支行和福建泉州分行進行的預期貸款統計數據表明，一般拖欠1－3個月的貸款本金余額在整個貸款本金余額中的比例在8％左右。一般逾期6個月的貸款，才會進行起訴、仲裁等法律行動。但建行的數據也表明，拖欠6個月以上按揭款的比例遠小于1%。總的來說，按揭貸款的壞賬率很低。

A級證券票面利率在2.52％左右，這一資金成本比銀行從市場可以融到的資金成本高。對建行來說，短期來看，發行MBS所得收益可能并不如持有這些按揭貸款收益高，但從長遠看，將按揭貸款證券化，為銀行提供了經營上的另外一種盈利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和不足

首期建元MBS的發行開創了我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市場的先河，對我國債券市場的金融創新有著重要意義。但是，作為新生事物，首期建元MBS本身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一是資產池的加權平均利率與MBS的基準利率不相匹配。前者是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利率，一年調整一次。反映的是較長期限的利率水平；而后者是7天回購的加權平均利率，反映的是貨幣市場短期利率水平。兩者的調整頻率不一致，反映的利率期限不同，將兩者匹配起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二是可流通的MBS規模過小。根據規定，只有A、B檔債券可在銀行間市場流通，兩者合計規模僅有28.7億。

資料來源：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5年12月12日的報道整理。文中圖表或直接來自《建元2005-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發行說明書》或根據發行說明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