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詐騙類案件中刑民交叉問題的調研報告

詐騙類案件中刑民交叉問題的調研報告

江偉 林辛建 孫燕

? 2012-09-13 09:44:24

來源：《法律適用》2009年第2期

詐騙類犯罪[1]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較為常見的一種犯罪，其與盜竊罪、搶劫罪一起，構成了最為普遍的侵犯財產型案件。盡管數量上詐騙犯罪要少于盜竊、搶劫犯罪，但是相對于盜竊罪、搶劫罪這兩種手段簡單的傳統犯罪而言，詐騙犯罪具有手段隱蔽、犯罪對象多樣化、犯罪數額大的特點。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以下簡稱“我庭”）處理的案件中，詐騙犯罪也是出現疑難問題頻率最高的犯罪類型。

近年來，我庭在審理詐騙類案件時，相當一部分案件的處理涉及刑事、民事法律關系的交叉。這些刑民交叉的問題不僅存在于對行為性質的認定上，也存在于案件審理的訴訟程序中，還存在于贓款、贓物追繳、發還等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我們雖然進行過個案的探討和研究，但是尚未系統地進行過研究和總結，因此，本調研希望能夠對詐騙類案件在審理過程中遇到的此類問題進行分析，并總結經驗，進一步提高詐騙類案件的審理質量。

一、詐騙類案件的審理現狀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詐騙類案件的審理現狀

2005年至2007年我庭審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數分別為916、1017、1030件，其中詐騙類案件數量分別為138、148、174件，分別占當年案件總數的比例為15％、14．6％、16．9％。月年來，詐騙類案件數量增長了26％，而我庭所有刑事案件數量增長為14％，詐騙類案件數量的增幅遠遠高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增長幅度，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和日益復雜，可以預測這種趨勢在未來幾年內仍將持續。

另外，詐騙類案件的案值非常巨大，牽涉的受害人等社會因素眾多，有著重要的社會影響。從我庭近3年的數據看，詐騙類案件案值的平均數都超過了5億元。部分案件如集資詐騙、車貸詐騙等受害人、利益相關人動輒上千人，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大量的涉訴信訪。如此重要的社會影響因素也是我們必須處理好這些詐騙類案件的客觀原因。

（二）詐騙類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刑民交叉問題

近年來，在審判實踐中，通過大量的詐騙類案件的審理工作，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詐騙類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現象。這些交叉和牽連使得刑事法官們在選擇程序、認定犯罪甚至處理贓款、物時都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對這種現實問題我們缺乏統一的認識和處理方法，這些問題集中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如何區分詐騙類犯罪行為和民事欺詐等非罪行為；二是在刑事、民事就同一事實進行處理時，如何在程序上避免刑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三是在案件的具體問題處理上，例如贓款、物的處理時面臨的“善意取得”問題等，如何與民事法律規定協調一致，保護利益相關者的正當民事權利。第一個方面實屬實體性的刑法適用問題，由于學界對此有較多的討論，也限于篇幅，對此問題本文暫不涉及，而著重討論后兩個程序性問題。

二、詐騙類案件程序性刑民交叉的司法處理

在案件審理程序上就同一法律事實出現的刑民交叉現象實際上是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的交錯。而產生這種交錯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的立案標準不同；二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立案以后的處理方式也完全不同。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妥善處理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就是要協調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立案等一系列訴訟程序，進而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保護公民合法權利，同時避免刑民之間產生相矛盾的結果，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一）處理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依據及司法實踐

處理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相關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以下幾個司法解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聯合發布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聯合發布的《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頒布的《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頒布的《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五是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上五個司法解釋即是目前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據，在處理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時當然也應予以遵循。但從實踐的情況來看，以上幾個司法解釋明顯無法為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指導。1．沒有形成協調一致的司法處理方式。對于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應該“先刑后民”還是“刑民并行”，上述五個司法解釋的態度并不一致。從前四個司法解釋來看，在強調“先刑后民”的同時，也強調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刑民并行”，雖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斷標準并不明確。但在第五個司法解釋中，則片面強調了“先刑后民”的處理方式，與前四個司法解釋的態度并不一致。2．部分條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強。在“先刑后民”時民事案件的結案方式是駁回起訴、不予受理還是終結訴訟，司法解釋都沒有規定。這類案件法律文書的體例、格式也都沒有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混亂。3．部分規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釋架空或否定。《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賦予了詐騙類案件受害人以選擇權：或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待刑事訴訟處理以后單獨進行民事訴訟。[2]而在其之后頒布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詐騙等經濟犯罪引起的損害賠償問題不得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而只能由受害人在人民法院依法追繳或責令退賠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實際上新的司法解釋已改變了先前司法解釋的規定，明確將合同詐騙等經濟犯罪給受害人造成經濟損失的情形，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犯罪之外。

（二）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司法處理方式的構建

依據目前的司法解釋還不能很好的解決詐騙類案件中刑民交叉的程序問題，所以在實踐中應仔細分析，區別對待。

1．刑事立案與民事立案的關系

刑事立案不能成為民事不立案的借口，這種做法與維護公民合法權利的現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馳的，侵犯了民事主體的民事訴權。民商事案件即使涉及詐騙類刑事案件，但只要它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關于民事案件受理條件的規定，法院就應立案并進行實體審理，不能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不予受理。反之，民事案件已經立案的，也不應當影響就同一事實的刑事案件的立案。原則上，只要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立案的相關規定，有詐騙的犯罪事實發生，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就應當立案。《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1至13條的規定也間接認可了這樣的觀點：“公安機關發現經濟犯罪嫌疑，與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實的，應當說明理由并附有關材料復印件，函告受理或做出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時，通報相關的人民檢察院。”

需要立案偵查的案件與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民事案件，屬于同一法律事實，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1）人民法院決定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撤銷該判決、裁定的；（2）人民檢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機關立案的。

2．刑事案件審理與民事案件審理的關系

（1）“先刑后民”的適用標準

在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就同一事實立案以后，各自進行審理是否并行不悖呢？我們認為，刑事訴訟體現了對公共利益、秩序的維護，民事訴訟體現了對當事人權益的保護，二者在地位上應當是平等的，只是各自適用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權利保護的優劣和先后。但是出于效率和實踐的考慮，在部分民事案件的審理必須依據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的情形時，民事案件就須等待刑事案件有了明確的處理結果后再進行審理，即先刑后民。根據《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先刑后民”原則的標準是刑事犯罪與民事責任是否基于同一法律事實、同一法律關系。對此，應當理解為“先刑后民”取決于涉嫌刑事犯罪與民商事糾紛的關聯性質和程度。只有在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對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足以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的前提下，才應當優先處理刑事案件，然后再處理民事糾紛。[3]即應當以刑事案件的判決會影響到民事責任的承擔為適用“先刑后民”的標準。[4]

（2）“先刑后民”處理方式的例外

有規則必有例外。絕對的“先刑后民”處理方式不可避免要遇到一些難題：其一，因《刑事訴訟法》未確立缺席審判制度，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獲，民事訴訟是否就無限期的中止？其二，在一些民事訴訟中，實際上并沒有經濟犯罪，但被告通過不正當手段人為地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利用“先刑后民”的規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從而逃避民事責任，原告的合法權益如何得到保障？[5]

我們認為，為了解決“先刑后民”處理方式面臨的難題，應當確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的若干例外。

例外一：在刑事案件不能短時間內結束，甚至長期停留于偵查階段，無法破案的情況下，一味地中止民事案件，等待刑事結果，客觀上將導致當事人的民事權利被無限期擱置。因此，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對刑事案件偵查結果雖然可能會影響民事責任的最終承擔，但刑事程序在一定期限內無法進行下去的案件，也可以根據民事案件的優勢證據規則認定事實，做出判決。[6]

例外二：當民事案件的繼續審理，有利于防止某些機關或企業惡意利用“先刑后民”、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時，不宜中止民事案件的繼續審理。[7]有學者就認為，民事案件的審理基本結束，只剩下合議庭合議和民事判決的制作與宣判時，不宜中止民事訴訟程序，這樣既可以防止某些機關或企業惡意利用“先刑后民”，也可以避免完全浪費業已進行的民事審判工作。[8]

（3）對“先刑后民”的制約、救濟

確實需要“先刑后民”的案件可以大致分成兩種情況：一是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中發現案件有犯罪嫌疑需要“先刑后民”而中止案件審理，向有關機關移送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以后發現刑事案件也已立案，案件需要“先刑后民”而中止案件審理。

不管是哪種情況，實際上都涉及到法官對案件是否屬于“先刑后民”的裁量權問題，此時，法官實際上是根據其掌握的事實和證據作出的階段性的判斷，其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排除法官因為認識有偏差或掌握的事實不全面而導致的錯誤中止審理的情況。而且法官的裁量直接關系到案件是否能夠繼續審理，此時，法官的權力是非常大的。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建立一定的制約法官自由裁量的機制，同時賦予因此權利受到影響的當事人一定的救濟手段。

此外，特別是人民法院向有關機關移送案件時，可能會存在由于人民法院與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對是否涉嫌經濟犯罪嫌疑認識不一致，可能會導致人民法院認為涉嫌經濟犯罪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而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卻認為不構成犯罪而不予立案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更應妥善處理，避免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

建議完善“先刑后民”原則的適用程序，加強對之的監督、制約：規定人民法院對案件是否屬于“先刑后民”的審查期限；建立制約監督機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審查結果享有申請復查權，增加審查的透明度，可以采用聽證的方式，在經濟糾紛雙方當事人的參加下進行審查；當事人對法院的決定不服的，可以上訴。[9]

（4）刑民判決矛盾、沖突的處理

在處理刑民交叉的詐騙類案件時，常常會遇到就同一事實民事判決已經作出并生效而刑事案件仍在審理的情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由于民事判決的執行不力，被害人希望借助刑事程序向被告人施壓；也可能是偵查、起訴過程中沒有查明就該事實已經有生效判決。但是不論是何種原因，我們面臨的問題都是，此時，如果構成刑事犯罪，那么對先前的民事判決應如何處理？

對此，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主張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77條之規定，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在先的民事判決；二是主張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7項或第11項作出補正裁定，建立修正判決的裁定制度，以維護司法統一和判決的權威，使當事人免受訟累。

我們贊成第一種處理意見，因為民事裁定主要解決程序的問題。盡管對于財產保全、先予執行等問題也可適用裁定，但都不涉及實體問題的最終處理。《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7項規定的裁定，也僅僅是適用于“補正判決書中的筆誤”；第11項規定的“其他需要裁定解決的事項”屬于彈性規定，以適應民事訴訟中眾多復雜程序問題的處理。這些規定主要適用于程序事項，而非像判決那樣解決案件實體問題。在刑民判決沖突的情況下，需要撤銷在先的生效民事判決，這顯然涉及對案件實體問題的最終處理。因此，以裁定的方式撤銷生效的民事判決，顯然不妥。而且，生效的民事判決具有既判力，不能隨意撤銷，若需撤銷，只能通過審判監督程序進行，才有理有據。[10]

另外，如果是二審法院發現該情形也不宜發回重審，而應由二審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民事判決，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做出判決。因為只要在一審時已經充分保障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不存在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也就不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發回重審的規定。同時，對于存在這種情況的案件，由二審法院進行處理而非發回重審，也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避免將已進行的訴訟程序重新進行一遍，特別是詐騙類的刑民交叉案件的一審訴訟周期比較長，由二審法院對這種情況的案件直接進行處理還可以提高訴訟效率，避免案件久拖不決、被告人長期羈押。此外，從目前的司法體制來看，由上級法院來協調審判監督程序的啟動也要比下級法院更容易些，這也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

三、詐騙類案件刑民交叉的其他具體問題

（一）臟款、物的追級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詐騙類案件直接侵犯財產權利，而涉案財產往往與第三人的利益等方面緊密相關。故刑法規定的對涉案財產的強制處理方法必然涉及相關的民事法律關系中對財、物的處分。民事立法與刑事立法上的對財物（財產）的認識并不相同，這也直接影響到具體訴訟問題的解決。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涉案款物一般采取的強制措施包括沒收、追繳、責令退賠。實踐中對這三項措施的性質有所疑問。有人認為是實體性處分，有人認為是程序性處分，也有人認為是準刑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其性質的模糊性，難以受到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司法機關的沒收程序該如何規范，被害人財產權益如何得以充分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何抗辯、救濟渠道等問題都需要予以規范。其中刑民法律關系交叉表現的最為集中的即為刑事贓款、贓物追繳制度與民事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11]

善意取得是我國的民法制度，對于贓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混亂：如1992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對詐騙后抵債的贓物能否判決追繳問題的電話答復》規定：“贓款贓物的追繳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對犯罪分子轉移、隱匿、抵債的，均應順著贓款贓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享有債權的人善意取得的贓款，也應追繳”。199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行為人將財物已用于歸還個人欠款、貨款或其他經濟活動的，如果對方明知是詐騙財物而收取屬惡意取得，應當一律予以追繳；如確屬善意取得，則不再追繳”這就是對贓款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規定。在隨后的幾個法律文件中，隱約能夠體現出贓款、物的追繳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12]

贓款、贓物應當追繳，這是我國《刑法》第64條的明確規定。面對贓款、物已經流轉的情況，對于第三人惡意占有贓款、物的，無論是有償占有還是無償占有，都應無條件的追繳。這是維護公共秩序、恢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的必然要求。但是，善意取得人的民事權利也是需要保護的，因此，也不能一概否認贓款、物的追繳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目前有觀點認為針對贓款、贓物的不同特性，對贓物追繳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對贓款追繳可適用善意取得制度。贓物不僅是當事人的權利客體，更是司法機關查實犯罪的證據，這種雙重特性要求對贓物應當一追到底。同時，贓物流轉的特殊性，即物權的追及性以及轉讓人對贓物不具有處分權、不能形成合法有效的債，因此，通常情況下，善意取得制度不能阻卻司法機關的追回贓物的活動。由于贓款本身的非特定性，使第三人在交易時難以辨別處分行為是否合法、有效，如果相對人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贓款性質，那么贓款的流轉就應當認定合法有效，司法機關不宜再對贓款予以追回。應當說，這種觀點對于我們刑事判決的贓款、物處理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執行中的刑民交叉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是民事訴訟爭議的財物與刑事訴訟中被侵犯的對象相同，兩個訴訟又都在進行之中。民事訴訟中有財產保全的問題，刑事訴訟中有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性措施，此時不能籠統說刑事優先。實際上只能奉行時間優先原則，即誰先執行財產保全或查封、扣押、凍結以后，另一訴訟專門機關不得重復進行，待案件終結以后再行處理。

二是一個訴訟已經終結，另一個訴訟尚未終結，此時應當先執行確定判決。如果民事判決已經生效，刑事訴訟尚在進行之中，則先執行民事判決。即使民事判決有問題，也可以通過執行回轉來救濟。特別是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又涉及到作為民事判決執行標的的款、物時，應當繼續執行民事判決，不能“先刑后民”。這一方面是因為，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有罪判決確定以前，被告人應被視為無罪。與此相適應，根據已生效的民事判決所應得到的財產也應被視為合法財產，而不能預斷為贓款、贓物。另一方面，民事判決一經生效，具有執行力，除法律規定的特殊事由，不存在暫時停止的問題。在刑事判決生效以后，如果根據已經生效的刑事判決，在先作出的已生效民事判決確有錯誤，須經再審改判的。在此情形下，我認為，只要再審改判尚未確定，原民事判決仍應執行。但問題在于，有的案件執行以后，往往很難恢復原狀，如拆除建筑物，從而使權利人遭受明顯損失，這顯然又不盡合理。在此情形下，可以考慮作出例外處理。此外，如果已經生效的刑事判決只影響到部分民事判決，如民事案件中包含數個事實，僅有一個構成犯罪，此時，法院即使決定暫停執行，只能暫停受刑事判決影響的部分，其他部分應繼續執行。

三是兩個訴訟都終結了，針對同一財物，民事判決優先于刑事判決中罰金、沒收財產等財產刑的適用。[13]

（作者單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注釋】

[1]詐騙類犯罪包括普通詐騙、合同作編和金融詐騙等犯罪。盡管后兩者被規定在刑法第3章中，但是因為此類犯罪均侵犯了財產權利，同時具有相同的基本構造，且共同存在本報告中涉及的問題，因此，將此類案件統一為詐騙類犯罪進行調研。

[2]曹守曄：“從先刑后民到刑民并用的嬗變”，載《法制日報》2006年3月6日第6版。

[3]胡建生：“‘先刑后民’不宜作為一項原則來強調”，載《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4]朱平：“關于‘先刑后民’原則若干問題研究”，載《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5]江偉、范躍如：“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機制研究”，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6]劉建功：“刑民交叉案件若干提問問題研究”，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12日第8版。宋曉明等：“民商事審判若干疑難問題——民刑交叉案件”，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8月30日第12版。

[7]張明楷：“程序上的民刑關系”，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5月24日第9版。

[8]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審理的基本思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頁。

[9]同注[4]。

[10]同注[5]。

[11]民法上切斷物權追及性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善意取得制度，如果受讓人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轉讓人無處分權，并且已經支付了對價，受讓人可以取得該物的所有權，被害人只能要求轉讓人賠償損失。善意取得制度側重于保護善意受讓人的權益，維護交易的安全性，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參見楊學耀、吳德倫：“善意取得制度與贓款贓物的追繳”，載《湖北高等教育學校學報》2000年第4期。

[12]如《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以及《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

[13]陳光中、陳桂明：“是否‘先刑后民’要酌情而定”，載《檢察日報》2006年8月6日第18版。

第二篇：淺談民刑交叉案件應怎樣加強法律監督（范文）

正確處理民刑交叉案件，是—個關系公民權利和社會穩定的重大議題。由于民刑交叉案件紛繁復雜，相關立法、司法解釋尚不完善，以及受地方保護、利益驅動等因素影響，當前執法、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主要包括:—些公安機關“以刑代民”，插手經濟糾紛，將不構成犯罪的民商事糾紛案件作為刑事案件立案偵查;或“以刑助民”，濫用偵查

權為民事訴訟收集、調取證據;—些人民法院“以民代刑”，將刑事犯罪作為民商事糾紛處理，不向公安機關移送案件;或者“以民止刑”，故意縱容當事人惡意利用民事訴訟來阻止刑事案件立案，逃避刑事追究等。

這些問題，不僅嚴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侵犯相關公民的合法權益，而且助長了執法、司法腐敗，影響到法制的權威和執法、司法機關的公信力。解決這些問題，—方面，需要完善有關立法及司法解釋，針對不同類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明確規定相應的處理方式和程序要求;另—方面，必須加強對執法、司法機關的監督制約，及時發現和糾正民刑交叉案件處理中的—些違法及不當問題。在監督方面，除強化執法、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外，當前更為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能和作用，進—步強化對相關執法、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這種監督，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對公安機關執法活動的監督

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活動，檢察機關有訴訟監督權。在立案活動中，對于公安機關接受控告、報案或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后“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檢察機關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應當發出《通知立案書》，公安機關接到《通知立案書》后應在15日內立案。對于公安機關濫用立案權，“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雖然刑事訴訟法并未將其納入立案監督范圍，但根據人民檢察院對刑事訴訟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的原則和職責，此時，檢察機關仍可以向公安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要求公安機關撤銷不應當立案的案件。對于公安機關濫用立案、偵查職權，實施的其他“以刑止民”、“以刑助民”等違法活動，檢察機關基于其法律監督職責，也有權發出口頭或書面通知，要求予以糾正。

為保障上述監督活動有效實施，在制定和完善我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的立法、司法解釋時，應明確以下要求:—是在人民法院發現相關民商事糾紛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向公安機關移送案件時，應同時通報給相關人民檢察院，以便檢察機關掌握情況、實施監督;二是對于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報案人、控告人或相關人民法院，都有權要求人民檢察院實施立案監督;三是對于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活動中的其他違法行為，相關公民及人民法院均有權向檢察機關反映，要求實施監督、依法糾正。

■對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但從目前立法及司法實踐看，人民檢察院監督民事審判活動的方式和途徑十分有限，主要有二:—是對確有錯誤的生效民事裁判，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二是對人民法院及其審判人員在民事訴訟中的違法行為，提出糾正意見。鑒于在民刑交叉案件處理中，存在人民法院及其審判人員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現象，而且又缺乏有效監督制約的實際情況，有必要進—步強化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除對確有錯誤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訴外，針對人民法院及其審判人員在審判活動中可能出現的“以民代刑”、應當移送案件而不移送，或縱容當事人惡意濫用訴權、實施“以民止刑”、“訴訟詐騙”等違法行為，人民檢察院應及時發出“檢察建議”或“糾正意見”，要求予以糾正。

第三篇：《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礎法律關系應如何認定》

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礎法律關系應如何認定

郭晶*

在檢察機關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辦理中，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往往有必要析明案件的民事基礎法律關系，并將其作為認定案件刑事責任的前提或參考。在我國傳統“先刑后民”訴訟順序模式下，一般沒有既存的已決民事裁判文書可作遵循。考慮到對后繼民事審判的既判力影響，為了使刑事案件對民事法律關系的預斷不過度限制后繼民事審判的自由度,檢察官如何才能較妥當地考量案件民事基礎法律關系并準確做出刑事定性呢?這是一個亟需探討的問題。萬某某詐騙案，既直觀地反映了司法實踐就此類問題的普遍處理方式，又表現出了既有訴訟順序模式的局限，恰是此類刑民交叉案件的典型。“先刑后民”的訴訟順序，強行要求刑事訴訟發揮自身所不具備的民事法律關系認定功能，客觀上扼殺了對較為復雜民事關系進行審慎考量與判斷的可能性，難以避免武斷的民事預斷對后繼民事審判的干擾，其科學性值得商榷。

[基本案情]萬某某，原系北京市J超市H品牌電視機促銷員。2009年2月，萬某某擅自使用替H公司收取的電視機貨款七萬二千元在河北省某地為自己購買住房。由于H公司促銷員向客戶銷售電視機時是采取先收款后發貨的交易方式，但公司庫存管理卻允許促銷員先提貨，后向公司付款的。于是，為避免貨款虧空被H公司發現，萬某某利用H公司貨款收付的時間差，循環使用后一名客戶訂購電視機的貨款貼補前一筆貨款虧空，并每次都采取預提再后一批貨物的方式向后一名客戶發貨。如此持續至2009年4月下旬，萬某某收取客戶尚某的七萬二千元貨款貼補前一筆貨款虧空，但因“五一”期間貨源緊張，萬某某無法預提相應貨物及時向尚某交貨。為拖延時間以避免事情敗露，萬某某再次聯系另一客戶席某，主動向席某推銷H品牌電視機，并從席某處收取貨款五萬元退還給尚某。之后，因貨源緊張，萬某某遲遲不能從H公司處預提貨物按時交給席某，且尚余兩萬余元貨款未退還給尚某，故兩客戶報案，至此案發。在向兩名客戶銷售電視機過程中, 萬某某利用促銷員的身份，向客戶與H公司隱瞞貨款流向，使客戶誤以為貨款已交給H公司,但事實上卻由萬某某中途截留。此外,案發地點為J超市,H公司與J超市為合作關系，J超市收銀臺代收款，后期由J超市帳戶向H公司帳戶轉賬貨款。

下述兩點案件事實需要特別注意：（1）客戶席某向萬某某交款是在J超市當* 北京大學法學院2011級刑事訴訟法學碩士研究生[100871]

場進行，萬某某在席某面前把收到的錢交給J超市收銀臺的出納，并對席某說收銀臺已經收款。但對出納所述的卻是讓其幫忙數錢。待席某離開后，萬某某立即從收銀臺將貨款取走。（2）萬某某給尚某與席某開具的送貨單實系J超市已廢止使用的舊送貨單，從而使兩客戶誤以為自己的貨款已經通過J超市交給了H公司。由于萬某某出具的是廢止的送貨單，J超市沒有相應記錄，導致J超市與H公司長期無法發現萬某某私收客戶貨款的情況。

一、問題的提出

本案的處理有兩個核心問題：（1）客戶通過萬某某向J超市款臺交款，并收取超市提貨單的行為是否已致涉案貨款的貨幣財產權向J超市（H公司）轉移，如何定性被告人萬某某所侵犯涉案財產的實際權屬？（2）被害人是H公司還是尚、席兩客戶的問題，直接影響定性萬某某的行為是詐騙行為、職務侵占行為、抑或挪用資金行為。

針對上述問題，主要有三種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案發于2009年4月，被害人是客戶尚某與席某。萬某某利用H公司促銷員身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采取虛構電視機交易事實、開具虛假提貨單的方式，向客戶尚某、席某騙取錢款，應認定為詐騙罪。第二種意見和第三種意見均認為本案實際案發于2009年2月，被害人是H公司。以此共識為基礎，第二種意見認為，2009年2月之后，萬某某采取的用新貨款填補舊貨款虧空的行為，僅是在掩飾之前的犯罪行為。萬某某利用H公司促銷員身份與客戶尚某、席某協商，并在J超市款臺佯裝收款，且開具了過期J超市提貨單，其行事方式已滿足民事權利外觀的構成要求，且H公司、J超市在人員管理、貨款收付管理方面對客戶存在過錯。因此，應認定客戶尚某、席某的貨款交付行為具有轉移貨幣財產權的民事效力，H公司與J超市應連帶對尚、席兩客戶承擔交付電視機或返還貨款的債務。萬某某本質上是利用職務之便侵吞H公司貨款，應當認定為職務侵占罪。第三種意見認為，2009年2月之后，萬某某利用私收貨款方式填補在先貨款虧空，僅是以后賬補前帳的方式避免其私用公司貨款的行為敗露。雖有弄虛作假成分，但本質上屬于循環挪用貨款，其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明顯。既未對H公司的賬目與相關單據進行涂改，也未在帳面上掩蓋其自身退還公司貨款的義務，難以構成其對貨款的侵吞。因此，萬某某的行為是挪用資金行為而非職務侵占行為。且本案行為實際發生時間為2009年2月，案發時間為2009年4月，未滿挪用資金罪犯罪構成中“三個月不歸還”的法定要件。因此，萬某某不構成挪用資金罪、也不構成職務侵占罪，應作無罪處理。

二、案情分析

本案在事實認定層面并無分歧，分歧產生于對民事基礎法律關系的不同定性。本案的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可歸納為三方:甲方萬某某，乙方J超市和H公司，丙方客戶尚某及席某。甲方在乙方不知情的前提下，代表乙方與丙方洽談業務，并且超越自身職權收取了丙方的貨款。而甲方與丙方之間所發生的交易行為，由于甲方的“后賬補前帳”操作，亦難以為乙方所覺察。也就是說,萬某某同時對乙方與丙方進行了欺詐，并且在欺詐過程中利用了自身作為H公司促銷員的身份。

本案在刑事定性上的爭議，根源于民事法律問題分歧。即,甲方代表乙方而與丙方進行的交易行為是否成立且具有民事效力？丙方交付貨款的行為是否系對該合同的有效履行？乙方是否應當因甲方的締約及丙方的付款而承擔對丙方的合同義務？

(1)如果傾向于乙方對丙方不承擔合同義務，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貨款的行為僅發生于甲方與丙方之間，甲方行為不會導致乙方因被丙方主張相應義務而造成經濟損失。即，無法認定涉案錢款的權屬已經轉移給乙方，本案純系發生于甲方與丙方之間的詐騙行為。

(2)反之，如果傾向于乙方對丙方承擔合同義務，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貨款的行為將導致乙方與丙方之間合同關系的成立。即可認定丙方交予甲方的貨款，其權屬實際已轉移于乙方。本案系甲方對乙方所實施的職務侵占行為或者挪用資金行為，丙方則為甲方與乙方之外的第三方，無論甲方與乙方的糾紛最終如何解決，乙方都應當對丙方承擔合同義務。

三、處理意見

本案初看系因民事爭議而導致的刑事定性分歧，但審慎觀之，此疑難的根源在于如何協調案件的民事處理和刑事處理，實質上是刑民交叉問題表層下的訴訟裁處問題。如要妥當處理該案，必須貫通刑事定性、民事考量以及訴訟裁處等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一)在刑事定性層面，第三種意見認為萬某某是挪用行為且不構成犯罪的主張不成立，可首先予以排除。

如前文分析，萬某某所采取的行事方式，系采取虛開提貨單的手段向乙方隱瞞其與丙方達成交易并收取貨款的事實。因此，萬某某的行為已使乙方喪失了依靠自身能力而獲知萬某某截留貨款行為的可能性。即使事后萬某某私人占有貨款而不再交付公司，如無丙方舉報，乙方也不會主動向萬某某追索貨款。由此可見，萬某某對涉案貨款的非法占有目的已非常明顯,即使乙與丙之間交易行為的民事效力能夠獲得認可,也不可認定萬某某是挪用行為，更不能據“三個月不歸還”的要件而認定萬某某無罪。因此,第三種意見不應采納。

(二)就第一種意見和第二種意見之間的分歧，初看似存在于刑事定性層面，但其爭議僅有深入到民事考量層面才能獲得解決。

必須確定甲方代表乙方而與丙方形成的民事合同關系是否成立，借以判斷丙方繳款行為是否為完備的合同履行行為，進一步才能辨明涉案錢款的貨幣財產權應歸屬于乙方或是丙方。針對該問題的民事評價，須考量一系列復雜因素，主要包括：

1、乙方的過錯程度。乙方疏于對失效的提貨單據進行銷毀，導致甲方繼續利用失效單據與丙方締約。且在丙方交款過程中，乙方出納的收款行為支持了甲方代表乙方締約的權利外觀，使丙方產生了合理信賴，促成了詐欺行為的成功；

2、萬某某對乙方的隸屬關系和乙方的內部情況。萬某某隸屬于H公司，H公司與J超市是合作關系。丙方信賴甲方而與甲方進行締約，其締約對象卻是與甲方沒有隸屬關系的J超市。為此，需審慎分析H公司與J超市之間的合作關系，借以明悉雙方的責任范圍劃分；

3、丙方的過錯程度。甲方作為促銷員，本沒有收取貨款的權利。丙方對于超市出貨交易流程及促銷員的職權范圍沒有最基本的了解，又或是為圖折扣而降低對交易安全的防范意識，其既未與甲方簽訂正規的合同，也未審慎甄別甲方的締約行為，而僅是據個人信賴就向甲方交錢，使自身陷入風險；

4、丙方兩客戶之間的交易情況不同，影響其民事評價。席某的貨款是直接交付給J超市出納人員的，并且出納也當面“收款”了，因而席某的過錯程度顯然要比尚某輕。在民事考量層面，可能僅有席某的交易關系能獲認可。在刑事定性層面則需考慮，針對席某的5萬貨款，萬某某可能構成職務侵占罪，而針對未曾退還尚某的2萬2千元貨款，萬某某則可能構成詐騙罪。

(三)在訴訟裁處層面，刑事訴訟受制于其功能上的局限，無法承擔準確認定

民事基礎法律關系的繁重任務。

1、刑事訴訟在訴訟規則、功能及結構上的限制，使其無法認定較為復雜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以檢察官與法官為訴訟主導的刑事訴訟程序雖有權進行民事

[1]事實的認定，但因其既缺乏本案中丙方或乙方（民事訴訟中原告）的積極作用，又無法統和關注本案中的三方關系，故無法運作民事意義上的證明責任、證明標準與舉證規則，無法承擔較為復雜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認定任務；

2、在刑事定性層面的考量中，缺乏既存的已決民事裁判文書可作遵循或者參考。受制于我國在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先刑后民”順序模式，民事訴訟如遇相關刑事訴訟的同時進行，需要中止，等待刑事判決先行做出，或者在刑事判決審理過程中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解決民事糾紛[2]；

3、如果依靠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既存訴訟順序模式過于高估刑事訴訟認定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能力，故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可提起范圍劃定得極為狹小，只有“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3]，如本案情況，純粹的侵財型犯罪，且涉案財產系現金，被害人無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僅能依靠后繼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解決民事爭端。

(四)刑事判決對后繼民事審判的既判力影響，一方面使刑事案件的辦理處處掣肘；另一方面，也難以消除對刑事判決后繼民事審判的不當干擾。但若中止刑事訴訟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作為支持，卻又存在訴訟操作上的多重障礙。

刑事訴訟的功能局限使其無法準確認定較為復雜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但刑事判決的民事預斷卻對后繼民事審判存在既判力約束。在后繼的民事訴訟中，即使存在與在先刑事判決不同的民事基礎法律關系意見，從維護司法的統一性角度

[4]出發，也很難在民事訴訟判決中進行更改。因為如若推翻刑事訴訟判決的基礎

事實認定，將會造成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之間的矛盾，質疑既有刑事判決的權威性。就此問題，能否暫時中止刑事訴訟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做出呢？民事訴訟的訴訟中止事由包括“本案必須以另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

[5]但是類似規定并不見于刑事訴訟的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刑事訴訟中止包括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中止偵查[6]、審查起訴階段的中止審查[7]和法庭審理階段的中止審理[8]三種情形。但是，刑事訴訟中止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不在案或者患有精神疾病為適用前提，無法針對本案情況中止訴訟。此外，由于我國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比較粗糙，刑事訴訟中止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強制措施應當如何變更，中止事由消失后應依據何種程序恢復審理，都缺乏相應規定。如果對案件貿然實施中止，亦有可能存在超期羈押的風險。

上述就案件刑事定性、民事考量和訴訟裁處三個層面的四方面分析，已揭示出檢察機關在本案辦理中所遭遇的尷尬境地：由于沒有既存的生效民事裁判文書作為參考，也無法中止訴訟而等待民事基礎法律關系的先行厘定。因此，審查起訴階段無論傾向于第一種意見、還是第二種意見，即使事后被刑事判決肯認了，其所附隨的民事權利義務預斷也均具有武斷性，難言公正。然而，受“先刑后民”訴訟順序模式之制約，無論該種預斷存在多大程度的不準確性，此民事預斷所衍生出的刑事定性如獲判決之認可，那么該預斷在后繼民事訴訟中一般均將獲得遵

[9]行。從檢察機關的角度出發，檢察官受制于公訴人地位，其起訴意見必須在刑事訴訟中尋求審判機關的支持。若認定乙、丙兩方成立合同關系而追訴甲方職務侵占罪的話，如上所述，乙方與丙方之間的合同關系缺乏既存民事裁判的支持，審判機關受制于刑事訴訟功能上的局限也難以對較為復雜的民事訴訟關系做出認定[10]，故而檢察機關的該種意見將面臨巨大的證明困難與訴訟風險。受制于現

狀，檢察機關不得不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將需要借助民事訴訟功能才能查清的問題一概摒除。就基礎民事關系做出最為簡單明了的認定結論，并據此選擇適用罪名，以期最大程度規避訴訟風險。因此，在該種情況下，選擇不認定乙、丙之間的民事合同關系，支持第一種處理意見而以詐騙罪起訴萬某某，更具可行性。據此可得出如下結論：“先刑后民”順序模式，試圖借助刑事訴訟以實現民事訴訟效果，本質上是強行要求刑事訴訟發揮自身所不具備的功能。但這種理想化的預期，在司法實務中卻是無法實現的。其所引發的訴訟裁處疑難，致使本案在民事考量和刑事定性層面的爭議均難獲解決。為規避刑事訴訟的功能缺失，檢察機關不得不對民事基礎法律關系做出消極的簡單化評價，被迫采納第一種處理意見而以詐騙罪起訴萬某某。

四、后繼情況

檢察機關以詐騙罪對被告人萬某某提起公訴。法院經初步審理，初始意見傾向于萬某某構成挪用資金行為。經進一步審理以及對檢察機關起訴意見的審慎探討，法院最終采納起訴意見，判決被告人萬某某構成詐騙罪。被告人萬某某未提起上訴。刑事判決做出后，因萬某某唯一可執行財產系位于河北省的住房，跨省執行難度較大，被害人經濟損失難以獲得追繳。后被害人席某提起民事訴訟，狀告J超市，訴請J超市履行合同義務。J超市提出萬某某系H公司員工，其私人行為J超市不負責任。且案件刑事判決的財產追繳部分執行不力，相關民事主體財產責任范圍亦難以確定。民事訴訟審理因之陷入膠著狀態，后被害人席某撤訴，經濟損失未能獲償。

五、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評價

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進行簡單化評價并以詐騙罪起訴萬某某的處理方式，扼殺了對較為復雜民事關系進行審慎考量和判斷的可能性，系受制于“先刑后民”訴訟順序模式而做出的次優選擇。該種處理方式的合法性雖無可爭議，但因其考量取向并不是實現刑民法律定性的銜接與協調，而是追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訴訟風險。故而，該種處理意見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均值得商榷。

第一、在法律效果方面，該種處理意見限制了后繼民事審理的自由度，使民事法庭陷入要么放棄進一步舉證而遵從該種民事預斷，要么顛覆在先民事預斷的兩難境地。如果傾向于后一種方式而對刑事判決預斷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進行變更的話，那么將意味著動搖在先刑事判決的基礎事實關系認定，導致在先刑事判決陷入“事實認定不清”的窘境。

第二、在社會效果方面，該種處理方式使各方當事人失去了積極舉證以厘清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機會，尤其是使被害人喪失了一個獲得充分救濟的途徑。如上所述，萬某某是經濟實力單薄的個人，而無論H公司還是J超市都是具有雄厚經濟實力的企業。如果能夠認定被害人與J超市合同關系成立的話，被害人得以直接向企業主張合同義務，這將比依靠刑事追繳而向萬某某追討損失更有保障。

注釋:

[1]參見《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知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或者扣鉀被告人的財產”。第78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

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

[2]參見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在審理經濟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該通知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時，一般應將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訴訟法》第53條和第54條(即1979年刑事訴訟法，現行刑事訴訟法則為第77條、第78條)的規定辦理。如果經濟糾紛與犯罪必須分案審理的，或者是經濟糾紛案件經審理后又發現有經濟犯罪的，可只移送經濟犯罪部分。

[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

[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9條: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5]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6條。

[6]參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41條。

[7]參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73條。

[8]參見《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81條。

[9]后審法院要冒著喪失司法統一性的風險，才會做出與刑事認定完全不同的事實認定，而這是極其少見的。

[10]否則有可能無法獲得后繼民事裁判的一致評價。

第四篇：最高法院關于借款合同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審判意見及公報案例集成

民間借貸行為中涉及刑事犯罪時，法院如何處理?本文分二部分，其一是最高法院的相關指導意見;其二是最高法院判決中的相關司法觀點。

第一部分：指導意見篇

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張勇健在全國高級法院民一庭庭長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2013年4月12日)

…在刑民交叉的程序處理上，對于尚未形成群體性、大面積糾紛事件的個別案件，要慎用駁回起訴和中止審理。之所以強調尚未形成群體性的大面積糾紛，是因為群體性的大面積糾紛，常常都已經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機關往往已經介入。在民間借貸行為涉及合同詐騙等刑事犯罪時，實踐中一些法院采取的辦法是先刑事后民事。當然，先刑后民在保證認定案件事實統一，及時懲罰犯罪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等方面有其優勢和合理性，特別是對于涉嫌非法集資的群體性、大面積借貸行為。

…最高法院對刑事附帶民事程序有專門的司法解釋，我們認為，刑事附帶民事程序本質上是兩個程序的結合。刑事程序體現的是公權力對于犯罪行為的懲戒，并通過個案對社會起到教育和引導作用。所附帶的民事程序，是對犯罪行為或者從民事角度說是侵權行為對于受害人民事權利傷害的救濟，這兩個程序有本質的不同，把它們結合在一起，有它的優勢和便利，但是絕不能因為有刑事附帶民事而妨礙了我們全面、綜合和徹底地對受害人權利進行救濟。在處理個案時要準確把握什么時候可以中止訴訟，什么時候可以先啟動民事程序，允許當事人通過民事程序進行救濟。例如黑龍江的高山詐騙案，中行一個支行的行長高山以中行的名義吸納多個企業存款，后卷款長期在逃，犯罪事實短時間內難以查清，但是存款企業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關系，而且當時的證據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這種情況下，存款企業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人民法院應予審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來附帶民事程序。

二、最高法院關于我國民間借糾紛案件的審判意見

…關于民刑交叉的問題：在借款方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集資詐騙等罪的情況下，其與自然人訂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實踐中，有些法院傾向于認定借款合同無效，認為借款人已構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們認為，在此類借貸合同糾紛中，違反強制性規定的僅為借款人一方，認定合同無效并不有利于相應強制性規定規范目的的實現，并且認定合同無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應當認定合同有效。

來源：《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2年第1輯;《人民司法·應用》2012年第9期

三、《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的理解與適用(作者：羅東川 吳兆祥 陳龍業||最高人民法院)

要依法妥善處理涉嫌經濟犯罪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這些規定對于妥善處理民間借貸案件涉嫌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高利轉貸、洗錢等經濟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應予嚴格適用。

來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7期

第二部分：最高法院案例篇

一、涉嫌或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民間借貸當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并不當然影響民間借貸合同以及相對應的擔保合同的效力

案例：吳國軍訴陳曉富、王克祥及德清縣中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民間借貸、擔保合同糾紛案

裁判摘要：民間借貸涉嫌或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一方當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并不當然影響民間借貸合同以及相對應的擔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并不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無須中止審理。

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合同效力的認定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只要訂立合同時各方意思表示真實，又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當確認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本案原審被告陳曉富觸犯刑律的犯罪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借款合同無效。因為借款合同的訂立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的強制性規定。效力上采取從寬認定，是該司法解釋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原審判決陳曉富對本案借款予以歸還，王克祥、中建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并無不當。王克祥、中建公司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11期

二、雖然貸款流向與犯罪分子約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沒有證據證明本案貸款銀行貸款過程中有任何違法犯罪問題，故借款人的還款義務不能免除

案例：上訴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薩市康昂東路支行與被上訴人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成都達義物業有限責任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法院判決書(2010)民二終字第69號)

裁判要旨：本案屬于刑民法律關系交叉的案件，涉案銀行的上級主管領導存在經濟犯罪，雖然貸款流向與犯罪分子約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沒有證據證明本案貸款銀行貸款過程中有任何違法犯罪問題。若非貸款銀行明知經濟犯罪的事實并指令借款人將所貸款項劃轉給實際用款人的情況，借款人的還款義務不能免除。

根據合同約定的借款用途以及合同法律關系的相對性原理，作為“流動資金”借款，無論借款人將其直接用于自身生產經營的項目或是轉借他人抑或代他人清償債務，均符合流動資金使用性質，不能當然地構成其免除向貸款人償還借款之合同義務的事實根據。故本案如不存在其他合法有效的抗辯事由，借款人華西藥業公司依法應當向貸款人農行康昂路支行承擔償還借款本息的責任。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商事審判指導》2011年第1輯

三、行為人以單位名義對外簽訂合同進行犯罪，單位有明顯過錯的，應對被害人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興業銀行廣州分行與深圳市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法院判決書(2008)民二終字第124號)

裁判摘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過錯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單位規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對其高級管理人員監管不力，屬于單位具有明顯過錯的具體表現。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9年第11期

四、用人單位以內部工作人員涉及刑事犯罪為由，要求免除民事責任的，應當對其主張進行嚴格審查;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為判定當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實、善意的重要依據

案例：沈陽市松園實業公司與深圳亨聯工貿公司、沈陽圣蘭德裝飾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法院判決書(2007)民二提字第21號)

裁判要旨：當事人以內部工作人員涉及刑事犯罪為由，要求免除民事責任的，應當對其主張進行嚴格審查，既要考慮當事人自身對于犯罪行為防范不周所具有的過錯，也要考慮對方當事人在交易中是否是正常的交易行為及有無過錯。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為判定當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實、善意的重要依據，但不是決定民事行為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依據。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編著：《全國法院優秀再審裁判文書精選》，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543頁

五、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義涉嫌合同詐騙的，將該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機關處理，同時繼續審理民事糾紛部分

案例：廣東黃河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北京然自中醫藥科技發展中心一般股權轉讓侵權糾紛案(最高法院判決書(2008)民二終字第62號)

裁判摘要：擔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該法人的名義，采取欺詐手段與他人訂立民事合同，從中獲取的財產被該法人占有，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是該自然人涉嫌合同詐騙犯罪，同時該法人與他人之間因合同被撤銷而形成債權債務關系。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條的規定，將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機關處理，同時繼續審理民事糾紛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終審認為：黃河公司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其與然自中心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書》，理由是該協議系受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劉先其欺詐而為，違背了黃河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為查明該事實，原審法院向偵查劉先其涉嫌犯罪的朝陽公安分局進行了調查。朝陽公安分局根據劉先其的供述以及對相關部門的調查，確認劉先其在為然自中心與黃河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時，虛構身份和事實。原審法院依據現有證據，作出關于劉先其以虛假身份采用欺詐的手段騙取了黃河公司的信任，簽訂了協議書，使然自中心從黃河公司獲得1000萬元股權轉讓款的認定，并無不當。然自中心上訴主張認為本案認定事實證據不足，但其并不能提供否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故其上訴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劉先其作為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以然自中心的名義，采取欺詐手段與黃河公司簽訂民事合同，所獲取的款項被然自中心占有。上述事實產生的法律后果是除劉先其個人涉嫌詐騙犯罪外，然自中心與黃河公司之間亦因合同被撤銷形成了債權債務關系，然自中心依法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故原審法院依據本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條的規定，將劉先其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機關，而繼續審理本案民事糾紛部分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然自中心以本案與公安機關認為的犯罪嫌疑基于同一法律關系，應當裁定駁回黃河公司起訴的上訴理由沒有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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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間借貸中刑民交叉問題的紀要-地方司法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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