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赴浙江溫州掛職鍛煉調研報告,解讀溫州經濟

“適度政府”的明智之舉溫州經濟是“適度政府”起導向作用的經濟。在溫州，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溫州的政府定位比較準，執政為民的本質體現的比較好。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首先考慮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為強市的基礎，實實在在體現了為人民服務，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這個問題上，溫州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條件下，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政府是“無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開放初期，出于放松極左禁錮的考慮，政府是“無為而治”的”軟政府”，通過“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動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本著“對不該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對該管的事要認真管好”的思路，積極尋找“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適度政府”定位，多引導少干預，以服務為主。將很多管理職能放給了行業協會。對修橋、鋪路等城鎮社會事業建設，政府抓規劃，民資來操作，形成了一種政府與民間平等合作，“全民”參與社會事業建設的局面。在“有為”方面，率先出臺了很多保護民營經濟的法規和政策；開展以制止“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控制“八多”(過多的會議、檢查、評比、辦班、考試、驗收、參觀、應酬接待)為主要內容的“糾風治亂”活動；不遺余力地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維護溫州商譽；通過總體規劃和工業園區建設，引導民營產業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國際輕工城。此外，溫州各級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強化民主監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知恥近于勇學習經驗的根本目的是為我所用。但是，像沒有一個地區的資源是全面的一樣，沒有一個地區的經驗是全面的。我們山西、我們大同與溫州比，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區域文化各有特色，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們一個省內的各個市，一個市內的各個縣情況也不盡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溫州模式”既學不會，也不可能。說到底，還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學習溫州經驗，必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進一步強化發展意識和創新意識。與溫州比，我們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認為最大的差距不在經濟實力，而是在思想觀念上，在思維方式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講了多少年，道理再淺顯易懂不過，但我們沒有真正做到。溫州能夠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允許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沒規定的大膽干，創造經驗；不允許干的想辦法試著干。而我們，允許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沒規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許干的我堅決不干。這就是差距，這就使我們喪失了很多機遇。浪費政策是最大的浪費。在溫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當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頭，在社區，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當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們山西、我們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們的職工，長期以來對一生一業，一人一崗，固定不變的就業方式比較習慣，覺得其保險、規范，一旦這種就業方式發生了動搖，就無所適從，動蕩不安，不找市場找市長，上訪、告狀、“等、靠、要”。就沒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闊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實際上，到市場的風雨中搏一搏，試一試，成功的機遇很大。我們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較嚴重，很像個“官”，真拿“官”當給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吃、拿、卡、要”。在他們的思維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溫州，這方面的問題不能說不存在，但數量很少。干部的思維方式比較新，他們認為：老百姓的權力最大，只要我們政府沒做出規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與老百姓的距離比較近，百姓可以隨時進門說事情，365便民服務中心，天天有人辦公。面對新生事物，面對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規范行為，他們不是橫加指責，下手扼殺，而是先發展后規范，先繁榮后市容，先流通后變通，先放開后引導。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必要時兩只眼都閉上，允許老百姓去闖改革的真空地帶。他們說：對黨負責與對百姓負責是一致的，只有這樣才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書、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壓、只唯實、只為民。要改變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縮小差距，我們必須在思想上、觀念上進行大的轉變，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改變，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把我們山西的改革開放開得再闊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

第二篇：赴浙江溫州掛職鍛煉調研報告-解讀溫州經濟

“適度政府”的明智之舉

溫州經濟是“適度政府”起導向作用的經濟。在溫州，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溫州的政府定位比較準，執政為民的本質體現的比較好。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首先考慮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為強市的基礎，實實在在體現了為人民服務，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這個問題上，溫州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條件下，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政府是“無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開放初期，出于放松極左禁錮的考慮，政府是“無為而治”的”軟政府”，通過“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動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本著“對不該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對該管的事要認真管好”的思路，積極尋找“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適度政府”定位，多引導少干預，以服務為主。將很多管理職能放給了行業協會。對修橋、鋪路等城鎮社會事業建設，政府抓規劃，民資來操作，形成了一種政府與民間平等合作，“全民”參與社會事業建設的局面。在“有為”方面，率先出臺了很多保護民營經濟的法規和政策；開展以制止“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控制“八多”(過多的會議、檢查、評比、辦班、考試、驗收、參觀、應酬接待)為主要內容的“糾風治亂”活動；不遺余力地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維護溫州商譽；通過總體規劃和工業園區建設，引導民營產業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國際輕工城。此外，溫州各級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強化民主監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知恥近于勇

學習經驗的根本目的是為我所用。但是，像沒有一個地區的資源是全面的一樣，沒有一個地區的經驗是全面的。我們山西、我們大同與溫州比，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區域文化各有特色，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們一個省內的各個市，一個市內的各個縣情況也不盡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溫州模式”既學不會，也不可能。說到底，還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學習溫州經驗，必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進一步強化發展意識和創新意識。與溫州比，我們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認為最大的差距不在經濟實力，而是在思想觀念上，在思維方式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講了多少年，道理再淺顯易懂不過，但我們沒有真正做到。溫州能夠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允許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沒規定的大膽干，創造經驗；不允許干的想辦法試著干。而我們，允許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沒規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許干的我堅決不干。這就是差距，這就使我們喪失了很多機遇。浪費政策是最大的浪費。在溫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當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頭，在社區，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當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們山西、我們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們的職工，長期以來對一生一業，一人一崗，固定不變的就業方式比較習慣，覺得其保險、規范，一旦這種就業方式發生了動搖，就無所適從，動蕩不安，不找市場找市長，上訪、告狀、“等、靠、要”。就沒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闊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實際上，到市場的風雨中搏一搏，試一試，成功的機遇很大。我們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較嚴重，很像個“官”，真拿“官”當給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吃、拿、卡、要”。在他們的思維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溫州，這方面的問題不能說不存在，但數量很少。干部的思維方式比較新，他們認為：老百姓的權力最大，只要我們政府沒做出規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與老百姓的距離比較近，百姓可以隨時進門說事情，365便民服務中心，天天有人辦公。面對新生事物，面對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規范行為，他們不是橫加指責，下手扼殺，而是先發展后規范，先繁榮后市容，先流通后變通，先放開后引導。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必要時兩只眼都閉上，允許老百姓去闖改革的真空地帶。他們說：對黨負責與對百姓負責是一致的，只有這樣才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書、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壓、只唯實、只為民。要改變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縮小差距，我們必須在思想上、觀念上進行大的轉變，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改變，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把我們山西的改革開放開得再闊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

做大民營經濟是大同的必由之路

學習溫州經驗，必須加大國有企業的改制力度，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最大的問題是機制不活，產權不明晰。由于機制不活，干部能上不能下，職工能進不能出，工資能升不能降。由于產權不明晰，就容易使一些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發生短期行為甚至化公為私。如果把企業的資產積累比作滾雪球的話，則民營企業是冬天滾雪球，越滾越大；而我們的一些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則是春天甚至是夏天滾雪球，越滾越小。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改制力度。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魏杰，有個形象比喻，他說：我們一些國有企業的改制，好比一家人有三個姑娘，老大有50多歲，老二也30多歲了，老三20來歲，當家的千方百計，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先把老大嫁出去了，這樣老二也接近50來歲了，等再把老二嫁出去，老三也人老珠黃不吃香，沒人想要了。在國企改革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換個思維模式，誰吃香先“嫁”誰，不能等到沒人要了，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嫁”出去。該破產的就破產，該拍賣的就拍賣，該轉制的就轉制，該兼并的就兼并，該讓民資進入的就

放開讓民資進入，該實行民主選舉廠長經理的就放手讓職工自己選擇。[本文來源于xiexiebang.com-www.tmdps.cn-xiexiebang.com，幫您找文章]同時，我們一定要認真貫徹十六大精神，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我們山西的民間資本也比較雄厚，存貸余額也不算少，只要我們充分激發民間蘊藏的積極性、創造力，讓老百姓真正成為創業的主體，進一步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減少審批項目，簡化審批程序，開辟發展非公經濟綠色通道；在融資方面給予貼息，給予方便，與國企一樣對待；在土地征用上給予支持和優惠；在稅費負擔上進一步合理規范；在合法權益上真正得到保障；在創業輔導、技術創新、信息服務、市場拓展、人才培訓等方面為民營經濟提供良好服務；為民營企業經營者的政治進步敞開大門，不另眼相看；像關心國有、集體企業一樣甚至對民營企業更要高看一眼，厚愛一分，傾聽他們的呼聲，了解他們的意愿，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從而推動民營經濟的大發展，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源流，以造福人民。

必須下決心轉變政府職能

學習溫州經驗，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優化經濟發展環境。在浙江、在溫州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站著一個個執著于重利、親商、富民的政府。在市場經濟的起步期、成長期，他們扮演了“第一推動力”的角色，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優化發展環境，放膽、放手、放開、放寬發展民營經濟，也放活了當地的經濟，與企業一并，合作從事自發的制度創新，有力地推進了向著市場經濟的過渡，推進了市場競爭主體的成長。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的政府必須要遵循市場經濟的法則，實行政企分開，還權于社會，依法行政，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我們有些政府部門辦事仍然是關卡多、程序多、效率低，“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頑癥還沒有根除，有些實權部門甚至靠“管、卡、壓”亂收費，為部門和個人謀利。有些執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并沒有認識到行政執法的本質是依法治權，規范行政行為。政府入世，轉變職能勢在必行。轉變政府職能首先要轉變觀念，樹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新理念，在政府管理上進一步由“全能政府”和“無限政府”向“責任政府”和“有限政府”轉變，改變政府包攬一切的狀況，減少審批事項，減少審批程序，減少管制，推動政府職能轉型，使政府能夠加強公共管理，完善公共服務職能。把工作重點放在如何提高綜合競爭力上，轉移到管理和引導地方經濟上來，搞好城市定位，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提高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注重維護經濟運行秩序，既要打假、治假，整頓經濟秩序，又要抓好安全生產。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在加強城建、立體交通、光電纜等硬件建設的同時，更要注重加快軟環境建設，提高辦事效率，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在山西特別要注意“放水養魚”，藏富于企，藏富于民。減少雜費，降低稅賦，使企業有個喘息、發展的機會。老實講，浙江、溫州的實際產值、收入要比上報的統計數字大的多，但人家的指導思想是藏富于民。而我們往往做不到，市、縣、鄉、村干部人人都為完稅發愁。強征橫斂，企業怎么可能做強做大。我們有能源，我們的電價低、地價低、勞動力便宜，為什么外地企業、外資企業不敢來、不愿來山西投資辦廠，與這一點有很大關系。而且我們是資源型城市、資源型經濟。長期以來，我們低價輸出原材料、粗能源，高價購入制成品，造成了經濟上的“雙向失血”，而且環境也越來越差。更何況，我們的資源終有枯竭的一天。在資源所在地，往往人員構成大部分是體力勞動者居多，適應市場經濟的人才很少。在這樣的基礎上，要在短期內振興山西經濟很難做到。因此，作為地方政府，一方面向上跑項目，跑資金，我認為更關鍵的是要政策。我人們對國家的貢獻很大，國家應該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建議設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基金，給我們資源型城市多留資金，預留發展空間，以便于我們合理利用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換代。

好酒也要常吆喝

學習溫州經驗，必須加大對外宣傳力度，讓全國、全球的人認識山西，了解山西，共同發展山西。在浙江、在溫州，甚至在沿海其他省市，接觸的好多干部、企業老板中，一問人家，一般都說沒去過山西，有時加一句，全國就沒去過山西和西藏。這是我們山西人的悲哀。說明我們山西的知名度不高，吸引力不強。浙江、溫州三天五日一個節，一個會，著力宣傳自己。中央電視臺每天有10多家溫州企業或產品在打廣告。好多企業請國內外的各種明星做形象代言人。僅溫州就有11個“國字號名片”，待批的還有四、五個。其實我們山西是個好地方。我們有豐富的礦產資源，煤、鐵、鋁、銅、金、銀包括有色金屬應有盡有；我們有豐富的旅游資源，自然景觀、山林水洞在全國位居第7，人文景觀、重點文物總數在全國首屈一指，僅國家級重點文物就有119處之多；我們有獨特的土特產品，紅棗、核桃、小米、黃花享譽全國；我們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有厚重的黃河歷史文化；我們有盛極一時的晉商，走遍天下全國知名；我們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大賽精神；我們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我們的品牌并不少，經濟總量曾占到全國經濟總量的10％以上，我們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所以，我們并不比別人矮多少，差多少，只是我們沒有好好地把自己“吹”出去，推出去，以致人們不了解，甚至有誤解。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外宣傳力度，讓外邊了解山西，認識山西，熟悉山西，向往山西。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不能滿足現狀，甘于人后，更不能喪失信心；我們沒有必要自卑，更不要氣餒；我們承認落后，但我們不甘心落后。只要我們真正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大膽創新，以發展論短長，按真才用干部，上下一條心

第三篇：赴浙江溫州掛職鍛煉調研報告

“適度政府”的明智之舉

溫州經濟是“適度政府”起導向作用的經濟。在溫州，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溫州的政府定位比較準，執政為民的本質體現的比較好。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首先考慮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為強市的基礎，實實在在體現了為人民服務，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這個問題上，溫州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計劃

經濟條件下，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政府是“無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開放初期，出于放松極左禁錮的考慮，政府是“無為而治”的”軟政府”，通過“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動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本著“對不該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對該管的事要認真管好”的思路，積極尋找“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適度政府”定位，多引導少干預，以服務為主。將很多管理職能放給了行業協會。對修橋、鋪路等城鎮社會事業建設，政府抓規劃，民資來操作，形成了一種政府與民間平等合作，“全民”參與社會事業建設的局面。在“有為”方面，率先出臺了很多保護民營經濟的法規和政策；開展以制止“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控制“八多”(過多的會議、檢查、評比、辦班、考試、驗收、參觀、應酬接待)為主要內容的“糾風治亂”活動；不遺余力地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維護溫州商譽；通過總體規劃和工業園區建設，引導民營產業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國際輕工城。此外，溫州各級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強化民主監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知恥近于勇

學習經驗的根本目的是為我所用。但是，像沒有一個地區的資源是全面的一樣，沒有一個地區的經驗是全面的。我們山西、我們大同與溫州比，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區域文化各有特色，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們一個省內的各個市，一個市內的各個縣情況也不盡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溫州模式”既學不會，也不可能。說到底，還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學習溫州經驗，必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進一步強化發展意識和創新意識。與溫州比，我們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認為最大的差距不在經濟實力，而是在思想觀念上，在思維方式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講了多少年，道理再淺顯易懂不過，但我們沒有真正做到。溫州能夠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允許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沒規定的大膽干，創造經驗；不允許干的想辦法試著干。而我們，允許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沒規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許干的我堅決不干。這就是差距，這就使我們喪失了很多機遇。浪費政策是最大的浪費。在溫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當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頭，在社區，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當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們山西、我們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們的職工，長期以來對一生一業，一人一崗，固定不變的就業方式比較習慣，覺得其保險、規范，一旦這種就業方式發生了動搖，就無所適從，動蕩不安，不找市場找市長，上訪、告狀、“等、靠、要”。就沒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闊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實際上，到市場的風雨中搏一搏，試一試，成功的機遇很大。我們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較嚴重，很像個“官”，真拿“官”當給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吃、拿、卡、要”。在他們的思維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溫州，這方面的問題不能說不存在，但數量很少。干部的思維方式比較新，他們認為：老百姓的權力最大，只要我們政府沒做出規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與老百姓的距離比較近，百姓可以隨時進門說事情，365便民服務中心，天天有人辦公。面對新生事物，面對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規范行為，他們不是橫加指責，下手扼殺，而是先發展后規范，先繁榮后市容，先流通后變通，先放開后引導。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必要時兩只眼都閉上，允許老百姓去闖改革的真空地帶。他們說：對黨負責與對百姓負責是一致的，只有這樣才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書、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壓、只唯實、只為民。要改變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縮小差距，我們必須在思想上、觀念上進行大的轉變，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改變，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把我們山西的改革開放開得再闊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

做大民營經濟是大同的必由之路

學習溫州經驗，必須加大國有企業的改制力度，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最大的問題是機制不活，產權不明晰。由于機制不活，干部能上不能下，職工能進不能出，工資能升不能降。由于產權不明晰，就容易使一些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發生短期行為甚至化公為私。如果把企業的資產積累比作滾雪球的話

第四篇：溫州工業園調研報告

溫州工業園調研報告

近年來，隨著地方招商力度的不斷加大，加之我縣優越的投資環境，我縣經濟開發區成長迅速，各地投資商紛紛來我縣投資建廠，其中尤以浙江溫州客商居多。開發區為更好、更有針對性的凸顯其服務職能，計劃強力打造溫州機械產業園。安徽青陽農村合作銀行作為開發區企業重要的融資平臺，更是在此項計劃中擺出當仁不讓的態勢，主動與企業對接。

目前，在開發區落戶的溫州投資商企業共有6戶，他們分別是昌利鍛造有限公司、京信汽配有限公司、瑞泰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久松機械有限公司、日隆汽配有限公司以及福萊因有限公司，這六戶企業均為鍛壓機械制造產業，截止目前，暫時與我行建立合作關系的為瑞泰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到2011年4月份，我行對其授信額度為650萬元，其中貼現貸款300萬元。

現以瑞泰汽車零部件公司為代表，通過實地調研，將該公司目前生產經營狀況、發展中遇到的困難以及今后發展規劃，分析匯報如下：

一、基本情況簡介：

該公司是青陽縣2005年招商引資企業，由浙江省溫州市瑞安廠商投資興建，專業生產汽車零部件及航空部件的企業，也是目前安徽省唯一一家生產高強度螺栓及航空部件的企業。公司廠區占地面積33000平方米，建設有標準化廠房4幢和一幢綜合辦公樓，總建筑面積6224.3平方米。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肖楷，注冊資本伍佰萬元，其中：朱肖楷出資460萬元，占比92%；池旭荷出資40萬元，占比

8%。公司全體職工一百余人，其中行管技術人員25人。

該公司主要經營汽車零部件、標準件的制造、銷售，生產的主要標準件產品有：各種型號的六角法蘭面螺栓、六角頭螺栓、六角法蘭螺母、內六角螺釘、輪軸及標準件、非標準件、沖壓件等；汽車零部件主要包括：轎車、微型車、直升飛機等專用緊固件、沖壓件，共有2000多個品種，10000余種規格的產品。

二、經營情況：

安徽瑞泰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通過近幾年的經營和積累，建立了一條比較成熟和穩定的銷售渠道，截止目前，主要服務廠家有：奇瑞汽車、合肥昌河汽車、昌河武裝直升飛機公司、洪都集團教練機公司等十多家企業。從2007年9月份起，該公司成為池洲市唯一為“奇瑞”配套供貨的一級供應商，批量供貨。隨著公司實力的壯大，市場份額逐步擴大，目前已經同江淮汽車公司成功對接，建立供需關系。

自從國家實行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政策后，國內汽車消費潛力被成功激發出來，2010年，我國成功取代美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汽車消費市場，受益于國內汽車市場的快速發展，作為產業鏈上游配套供貨商，瑞泰汽車2011年生產銷售勢頭良好，呈現出可喜的發展局面。2011年前四個月，該公司累計實現銷售收入1100萬元，主營業務利潤總額102萬元，上繳企業所得稅達25萬元，凈利潤77萬元。同比2010年，銷售收入增長幅度超過25﹪。

三、公司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難：

1、用工難，缺乏熟練工人。企業當下面臨工人流失速度快，尤

其是熟練技工難招，跳槽頻繁，在實行新的《勞動法》后，企業同樣面臨被勞動力選擇的問題，熟練工人流動快，普通工人工作效率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影響到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

2、受制于銷售模式，隨著業務量快速增加，導致資金緊張。作為一家專業生產緊固件和沖壓件的廠商，所有產品基本上銷往行業大型汽車制造企業，為大型組裝企業提供配套服務，普遍存在一段結算期，從銷售到資金回籠，需要時間。同時原材料基本從上海寶鋼和馬鋼購入，需要現款，有時需要預付款才能得到生產用原材料，這種購銷結算模式，考驗企業的資金實力。隨著公司業務的快速發展，無形之中導致流動資金緊張。

四、公司發展規劃。

該公司秉承“質量即生命”發展理念，高度重視產品質量，以產品為先導，立足省內市場，放眼全國，謀求進一步的發展。該公司根據安徽省汽車零部件產業發展的市場需求，并經認真調研和分析，決定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增加投資5000萬元人民幣，在現有基礎上增加設備、增加人員、做大做強，逐步形成年產各類標準件1萬噸、沖壓件200萬件、各類模具1000套的生產和制造能力。最大限度的滿足奇瑞、江淮等汽車企業集團不斷發展的需求，努力將公司打造成為青陽縣乃至池洲市汽車零部件行業的龍頭企業。

第五篇：赴溫州“效能革命”專題調研匯報

推進機關效能建設 促進***經濟發展根據縣委、縣政府的統一安排，現將赴浙江考察學習第一小組，就溫州“效能革命”專題調研匯報如下：

一、溫州“效能革命”的起因2002年底，新一屆溫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根據多方信息反饋，特別組織一個專門班子，對溫州企業發展環境，尤其是軟環境進行一次深入而真實的調研。調研結果顯示，溫州一些政府機關的“衙門痼疾”令人深惡痛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溫州經濟發展的嚴重隱患。企業普遍反映：最艱難的是用地，最麻煩的是審批，最頭痛的是檢查，最反感的是“三亂”，最害怕的是報復。2003年春節期間，來自全國各地溫州商會的70多位會長回鄉過節，市委與他們座談時，會長們對溫州一些機關部門工作作風提了不少意見。新一屆溫州市決策層強烈意識到，溫州要在新一輪發展中贏得主動，機關效能已到了非“動手術”不可的地步。由此，為了打造溫州“一港三城”的發展戰略，一場以硬措施改善軟環境，以軟環境促進硬發展的“效能革命”，在溫州機關各部門蓬勃開展。2003年8月15日上午，面對市直機關6000多名干部，溫州市市長劉奇宣布：溫州“效能革命”開始。在半年時間內共辭退機關工作人員29人，撤職或降級、降職29人，行政告誡90人，此外還有260多人被通報批評。此舉受到浙江省高層的高度肯定。

二、溫州“效能革命”的做法及成效效能革命是一場特殊的革命，革命的主體是機關干部，革命的對象也是機關干部。溫州決策層在整治機關作風的策略上，采取了較為科學的方法。早在2003年初，市委市政府就組織市機關各部門及各縣、市區黨政部門全面開展“全國看溫州，溫州學全國”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反省溫州經濟軟環境的差距。爾后，市委又針對性地組織各有關部門到蘇州、威海等同級先進地區考察。同時組織本市5家新聞媒體走出去，專題報道全國各地改善投資軟環境的先進經驗。這些大動作給整治工作適度“加溫”。有了半年多的深厚鋪墊，“效能革命”呼之欲出，噴然礴發。

1、用“四項禁令”高壓革除機關陋習。溫州市在機關部門實行嚴禁有令不行、嚴禁辦事拖拉、嚴禁吃拿卡要、嚴禁態度刁蠻的“四項禁令”，設置“帶電的高壓線”，確保令行禁止。市委、市政府為此專門實施了機關效能監察、領導干部管理監督、公務員績效考核3個“配套工程”，特別是對禁止的行為作了具體、明確、可操作的規定。如針對辦事拖拉和態度刁蠻問題，明確規定機關工作人員違反辦事時限制，對違反首問負責制、一次性告知制或違反工作日午餐禁酒令等，這些辦法、制度的出臺實施，有效糾正了少數干部職工的不良行為，規范了行政運行方式，改變了干部形象。

2、將機關作風的評判權、監督權交與全社會。溫州市堅持把機關作風的評判權交與群眾，交與基層，交與企業，交與服務對象，使每一個領導干部、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內加壓力、外增動力。一是通過發放調查問卷表、設立意見箱、開設投訴電話、召開座談會、上門訪問和開通市長專線等多種方式，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并責成職能部門整改落實。二是專門設立效能監察中心，全權負責接受投訴和查處工作，做到“有訴必理、有理必果、有果必復”。三是組織全市行風參評單位開展“陽光投訴”活動，主動公開接受群眾的投訴咨詢。四是成立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老干部代表、企業代表、群眾代表和新聞媒體參與的督察巡視組，經常性地進行明查暗訪，定期、不定期地進行民主評議、社會考評。五是動員全社會對重點部門和窗口單位進行“挑刺”，對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采取切實措施進行“拔刺”。同時，各新聞單位開設了“效能革命”專題、專欄，迅速全面地報道了開展“效能革命”的成功做法和社會群眾的參與情況，為整個活動的有效開展營造了濃厚的氛圍。

3、厲行規章制度更具有持久剛性。溫州市在糾正干部職工不良行政行為，努力提高辦事效率與服務質量的基礎上，根據部門特點和崗位實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辦事公開制、“窗口式”集中辦理制、首問負責制、一次性告知制、AB崗工作制、否決事項報告備案制、市直機關領導干部引咎辭職制等一系列章制度，并積極探索長效管理機制，做到有規可依、有章可循，明確工作規范，明確獎罰標準，使“效能革命”常抓不懈，具有持久剛性不反彈。許多“窗口”單位還通過“效能革命”，減少審批環節，縮短審批時限，提速減負，切實推動第三輪審批制度改革。樂清推出“行政審批授權委托制”，10多顆大印“捆”在行政服務中心窗口一起蓋，把局長、科長們的審批權充分下放給窗口辦事員。在做好個體層面規范與優化的同時，積極探索組織層面的改革與創新，力爭在根本上通過提高員工素質、優化內部結構、完善運行機制來提高行政效能。

4、把維護實現群眾利益作為最大己任。在“效能革命”中，溫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積極為群眾解決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一是暢通為民服務熱線。僅市長專線、“96150”熱線、溫州電視臺“零距離”、《溫州日報》黨報熱線等各類為民服務熱線，就協調和解決了1000多件群眾反映的事情。二是開展“化糾紛、解難題、辦實事”專題活動。市四套班子主要領導帶頭，先后組織市、縣、鄉三級10000名干部深入基層一線，進村入戶，幫助解決難題。采取“一個問題、一名領導、一套班子、一個方案、一個口徑、一抓到底”的辦法，實行掛牌督辦。三是實施一批為民辦實事項目。近幾年溫州市委、市政府堅持每年實施十大為民辦實事項目。最近又推出安置房建設、“食無憂”工程、溫瑞塘河整治、停車泊位建設等一批為民辦實事項目。

5、“效能革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經過近一年的“效能革命”，溫州出現了喜人的變化。據統計，目前溫州全市平均每天增加個體工商戶121戶，平均

在參與中監督，在監督中服務，達到提高行政效率和質量，一要圍繞機關行政效率進行選題，要加大懲治力度，以外制力促進內約力的增強；二要圍繞機關工作紀律進行選題，做到效能建設與勤政建設相結合，與抓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結合，與執法監察、民主評議政風行風相結合，實現相互促進；三要圍繞縣委、縣政府重要工作進行選題，要抓住當前時機，突出工作重點，采取有力措施，著力推動中心工作；四要圍繞企業軟環境進行選題。要以效能建設為載體，真正做到以硬措施改善軟環境，以軟環境促進硬發展。

6、整合資源，為效能建設提供有力度的監督。要整合監督資源，將效能督查與縣委的督查、政府的督辦、紀委（監察局）的執法監察以及各部門的業務監管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與效能督查有關的任務分解制度、匯報制度、通報制度、整改制度，形成上下聯動、左右協調的督查機制。要針對效能建設中的重點環節和重點部位，綜合運用黨內監督、國家專門機關監督、社會監督等多種形式，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對重點部門、重點單位要優化權力，對重點科室中層干部手中的“大權”，要弱化分化權力，監督制約權力。一是整合部門力量，共同參與監督。要在單位內部建立嚴密的制約機制，加大制度執行的力度，發現問題及時糾正解決。二是整合媒體力量，共同參與監督。要在政務網上開通網絡投訴信箱、在廣播電視臺開辟專題專欄、拓寬監督渠道，強化外部監督。三是整合群眾力量，共同參與監督。要加強社會輿論監督，廣泛發動社會各階層力量，激發群眾積極主動參與監督的積極性。四是整合監督員力量，共同參與監督。要組織行風監督員參加“陽光投訴”活動，同時對他們明查暗訪的結果要進行有效處理。

7、嚴格考評，為效能建設提供懲處依據。要積極探索機關績效量化考核，按照合法、合理、合情的要求，建立科學、量化和可操作性的績效考評辦法，制定出效能激勵機制和告誡誡勉、末位淘汰制等懲罰措施。一要把績效考核與工作目標考核、黨風廉政責任制考核、領導干部述職述廉、公務員考核等結合起來，通過組織考評、社會評議和明查暗訪等多種手段，實施對機關干部的有效管理和科學考核。二要把考核結果作為業績評定、獎勵懲處、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激勵干部奮發工作。三要完善公務員考錄制度，研究建立分類型、分層次的績效考核機制，實行離崗培訓制度和辭退制度，努力形成能者上、平者讓、不稱職者下的用人機制，進一步激發公務員隊伍的生機和活力。要充分運用考評結果，切實實現“三掛鉤”：一是與干部任免使用掛鉤。對認真執行機關效能建設，并取得明顯成效的，要進行表彰獎勵，給以重任提拔；對不實施機關效能建設的，要進行批評教育，經過教育仍不思改正，造成不良后果的，要予以處理。二是與評先創優掛鉤。要把機關效能執行情況作為評先創優的重要條件之一，實施不好，責任范圍內發生嚴重辦事拖拉、吃拿卡要等問題的，堅決取消先進單位或先進個人的評比資格，已經獲得先進單位或先進個人稱號的，應取消其榮譽稱號。三是與經濟獎懲掛鉤。可將第13月工資作為“績效工資”來進行管理運作，對效能建設落實好，成效大，要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否則，要大膽運用經濟處罰手段。總之，機關效能建設，就是要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建設，規范機關行為，改善運行機制。通過扎實抓好制度建設、推進政務公開、深入開展民主評議機關作風、建立效能監督機制、完善考核評比辦法等途徑，轉變作風，提高效率，優化服務，努力實現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機關管理體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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