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 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是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勞動力短缺造成了勞動力工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形勢異常嚴峻。文章分析了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并指出了在此基礎上我國勞動力市場未來可能會遭遇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勞動力短缺;勞動力轉移;長期性;工資上漲壓力
中圖分類號 F24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736X(2011)11-0172-04
一、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
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異常復雜,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成為其中較為典型的特征。
(一)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表現為勞動力供給絕對總量依然豐富
2011年春節以后,全國各地又出現了新一輪的“民工荒”,除了東部沿海地區之外,包括傳統勞務輸出大省安徽等在內的中西部省區同樣遭遇了“招工難”,地區與地區、企業與企業之間紛紛展開了一場農民工“爭奪戰”。與此同時,農民工工資面臨著新一輪上漲的壓力,甚至出現提高工資也有招不到工人的情況。在如此背景下,學術界中關于“劉易斯拐點”的爭論重新浮出水面,不斷有人聲稱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中國經濟即將進入一個由勞動力短缺所導致的低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被倒逼調整的階段。而本文并不這樣認為。數據表明,由于受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伊始,我國勞動力市場有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妥善安置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吸納就業、鼓勵返鄉農民工就地創業等等,這些舉措部分解決了農民工返鄉的就業問題。但是由于基礎設施的階段性特征,農民工的返鄉就業呈現出極大的臨時性,而且。由于自身素質的限制,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成功率并不高,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的返鄉農民工滯留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趙顯洲,2010)。根據張車偉(2008)的估計,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要實現70%的城鎮化率,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能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蔡?P(2009)、袁志剛(2010)等學者也指出,2020年之前,我國不會遇到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短缺,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高速時期。因此,從總量上來看,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擁有充足的勞動供給,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仍然存在,至少目前還不能證明新一輪的“民工荒”現象就簡單的代表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二)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內生性制度演進下的長期性。在勞動力轉移的長期過程中,制度變遷作為人們對于自身生活體系的自覺架構,其過程充分體現了人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所演進的內生性使得向城市轉移成為一項大家默認的隱形制度并積累下來,而且這種制度的積累會增強農民工群體的耐久性。相對應的,由于農民工群體主觀能動勝的增強、農民工就業模式的變化、農民工的供需結構以及農民工行為選擇的理性化等因素,勞動力短缺呈現出內生性特征。民工荒因此就很有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延續下去。
第二,人口結構的影響。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越來越明顯的老齡化趨勢所孕育的未來勞動力短缺趨勢在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轉換之前是不會變的,因此,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因為經濟增長過程相對于宏觀經濟過程而言,具有比較長期的特征,而人口結構的變化過程相對于經濟增長過程而言,則更加長期而緩慢。
第三,勞動力的供給結構。現今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已經開始進入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農村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另一方面,短缺與剩余并存,農村仍有1億多富余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轉移尚在途中。根據《2007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8-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披露的數據來看,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4的村莊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這個比例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莊對于自己村莊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情況表示擔憂,認為能夠轉出的勞動力都已經轉出,再沒有可轉移的勞動力了。這種年輕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今后將會隨著人口結構轉型過程中年輕勞動力在勞動力總量中的比重進一步降低而愈加嚴重。
從一般邏輯上看,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是相悖的兩個概念,然而,這種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的現狀,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顯得異常復雜,而勞動力工資的上漲更是加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
二、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壓力
表面上,我國勞動力工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源于勞動力的短缺現狀,事實上并非如此。在諸多廠商開始主動提高工資待遇的情況下,許多企業依然招不到工人。由此可見,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壓力來自于多個方面,單靠提高工資并不能改變勞動力短缺的現實。
(一)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制度因素一直是阻礙我國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障礙,特別是分割性的勞動力市場。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最終結果是工資率的趨于均衡,然而,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分別決定,并且絕對水平存在差距,城市工資普遍高于農村,因此,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根據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機理,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應該是工資率低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于減少,工資率高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于增加,這種調整的最終結果必然形成兩個市場上趨于均等的工資水平。但是,這個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滯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在存在諸如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就業歧視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礙的情況下,城鄉勞動力市場呈分割狀態,勞動力的流動性受到嚴重約束。
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依然受到城鄉兩分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分割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無法實現自由流動,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經濟的不均衡發展導致了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并存,加劇了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性。這種分割性造成城鄉生產要素并不總是能按照提高市場效率的方式進行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民工向城市的轉移速度不斷下降,造成了勞動力供給總量的相對不足,農民工工資面臨上漲壓力便不足為奇。雖然我國城鎮化建設不斷加快,但是城鄉分割的制度不變,即使部分大中城市為了吸引人才和資金出臺一些條件較高的進城落戶政策,但對廣大的農民工來說,這些并沒有實質性的現實意義。
(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
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再加上沿海地區土地緊張,勞動力成本上升,為了較快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秩序,國家致力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強調中西部對東部相關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承接。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以及產業優化升級的影響,相關產業向中西部進行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涉及到的行業也呈逐步擴大的趨勢,致使勞動力需求上升,原來是勞務輸出地的中西部各省區轉而成為勞務短缺地。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司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年東部地區務工民工為9076萬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國農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則分別增長33.2%和5.8%,占比分別較08年上升3.8和4.8個百分點。因此,各地政府紛紛采取措施挽留本地農民工進行就地轉移,而原本勞動力就短缺的東部地區勞動力的價格不得不上漲,相應的中西部地區也紛紛調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撇除生活成本等因素,中西部某些地區的農民工工資甚至要高于東部地區。勞動力工資的普遍上漲,進而勞動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進總需求結構的改變,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以居民的消費需求拉動。同時,東部地區民工工資的提高,進而各項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這些城市將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從而帶來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的改變,加快產業的優化升級。
(三)農民工返城意愿不高
由于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和隱形成本的存在,農民工回流的現象日趨嚴重,回城意愿受到嚴重抑制(盛亦男、孫猛,2009)。所謂機會成本,是指做某種選擇而放棄另一選擇的最高代價,農民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則是留在農村可得到的預期收益。在遷移成本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能充分流動到滿足城市需求的條件下,糧價上漲、農業稅取消和種糧補貼等一系列政策的實行,使得農民收入提高具有了實在的可能性。這意味著,在遷移成本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向城市流動的收益不再足以補償遷移成本。
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隱性成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身份歧視帶來的心理弱勢、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子女教育的完成度較低等非顯性成本因素。這些問題加重了農民工進城的生活負擔。實際上,這些隱性因素致使農民工生存狀況堪憂的情況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農民工工資的折扣率,它們本質上造成的結果是農民工實際收入的減少。隨著政府一系列針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優惠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在考慮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子女等諸多因素的條件下,會傾向于選擇留守生活成本較低、生活環境較為熟悉、社會關系較為簡單的農村,從而使得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城市勞動力供給不能滿足城市勞動力需求擴大的要求,況且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市的遷移成本的存在還沒有充分進行到消除城鄉工資差距的程度。
(四)農民工行為趨于理性化
農民工行為選擇的理性化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民工長時間城市生活經驗的累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從未停止過,而隨著生活經驗的累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開始不僅僅關注現實收入,也開始理性的關注成本和其他諸多因素。而且,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農民工對工資的要求不再只是簡單的縱向上的絕對量的比較。比如去年月工資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勞工成本每月增三百,這樣務工的凈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這也正是目前我國農民工的生存現狀。目前,我國大中城市房價集體上漲,而這些城市又是農民工大量積聚的地方,房價的上漲使得房屋租金也水漲船高,一線城市差不多漲了20%,而且可能會越來越高。加上近來各類生活品價格回漲、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日益突出等諸多現實,進城打工的成本越來越高,也越來越不經濟。
另一方面,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分化。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中,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出現了明顯的代際變化和更替。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于90年代中后期開始向城市進行轉移、擁有較少務農經歷的第二代農民工日益崛起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力量。調查顯示,隨著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和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農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第二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其文化程度起點高于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學及其以下的務工者比例驟減,而高素質務工者比例較第一代農民工而言有所上升。而教育水平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職業層次、工資水平、社會流動等各個方面,也是農民工行為選擇趨于理性化的現實基礎。
三、未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可能面臨的問題
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以及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的壓力這些現實問題,在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完全調整好之前是不會變的。因此,可能給我國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帶來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一)勞動力有效供給總量的限制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發展時期伴隨著急劇的人口轉變,從人口在生產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類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類型的加速過度。這個人口轉變過程通常表現為一種勞動年齡人口從迅速增長到逐漸減速的增長,直至停止增長的變化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總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5.05%。而且2008年民政部發布的《200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指出我國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隨著勞動力老齡化趨勢的日趨明顯,產業結構形成用工年齡需求與勞動者年齡結構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1990年,安徽勞動力平均年齡為24歲,而2009年,平均年齡則升至37歲,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十分明顯。根據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理,勞動力短缺的經濟含義是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這個現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轉變所引致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超越發展階段造成的,一旦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源泉不能及時替代人口紅利源泉的話,將會導致中國經濟過早喪失比較優勢。在高速經濟增長方興未艾,就業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勞動力供求格局必然發生根本性轉變。
(二)勞動力需求的不可持續
目前呈現的勞動力供給不足部分表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伴生物,隨著經濟的漸趨平穩,市場是否依舊能夠提供這樣一個龐大的勞動力需求依然是個未知數。在經濟危機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時候,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刺激性財政政策扶持,使得我國經濟較快的走出了低谷,然而在財政支出剛性的約束下,我們不能保證政府能夠連續較長的時間出臺諸如4萬億如此大規模的投資計劃。當世界各國因為杠桿化太高而崩潰的時候,中國通過加大杠桿而暫時走出了危機,M2/GDP在2008年短暫的回落
之后,2010年將會達到1.96%,硬啟動的風險在逐步加大。有數據顯示,2010年國家綜合負債率高達86%,財政風險空前增大,這種單純依靠政府的高投資而帶來的外生性增長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農業和農村將釋放更多的勞動力,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整個社會所能提供給農民工的低技能要求崗位卻會越來越少,兩者的沖突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依然是一個長期過程。
(三)農村社會的發展與穩定
目前,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無人照看的老人等問題來講,這種轉移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以留守兒童為例,根據全國婦聯2008年2月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有5800萬人。在一些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留守兒童占當地兒童總數的18-22%。農村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其家庭問題、學習問題、安全問題、心理問題和品行問題日漸突出。假如一味的強調這一勞動力轉移過程已經完成,無疑會使我們忽視這些已經產生的社會問題,長此以往是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綜合發展的。
四、政策選擇
綜合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如勞動力短缺會加大企業用工成本,引起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加速消失,使得低水平、簡單重復過剩的生產無法維持下去,但從另一面看,可以促使企業轉向依靠自主創新、技術進步和科學管理來降低成本,形成持久的更大更強的市場競爭優勢,也可以加快技術和產業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更能夠直接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有效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也有助于把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高投資、高積累、低工資、低消費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因此,必須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合理的引導,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構優化以及持續發展。
(一)偏向“三農”的制度紅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產權保護和合約執行兩個方面的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通過制度變遷能有效減少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就說存在“制度紅利”。而截至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這種制度紅利具有明顯的偏向性。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了配合該戰略,政府把社會資源集中用于工業和城市,農業客觀上承擔了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積累的任務,由此形成了資源配置上“以農養工”的分配制度。即使到現在,這種農業和農村資源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單向流動的局面也沒有扭轉過來(蔡?P,2006)。如此偏向城市的資源分配制度長期把農村和農民排除在城市化、現代化之外,最終導致了農村和農民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在出現問題分攤成本時,成為首先被考慮的對象。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我們應該加大政策調整力度,把發展目標轉向農村,以發展農村、農業、富裕農民為中心,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所獲得的制度紅利逐步讓渡給農村、農業和農民,通過偏向性的制度安排來促進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調整與發展,最終實現城鄉發展均衡的和諧局面。
(二)技術創新
經濟組合里的生產資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說,一種資料的缺少可以用另一種資料的增加來補償,卻不必改變生產方法。放置于勞動與資本兩者的關系,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經濟組合中,無限的勞動追逐有限的資本,表現為勞資關系中資方的絕對控制優勢,這時依靠低勞動成本的生產方法也可以維持下去。一旦勞動力開始短缺,大量的資本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力,經濟組合便會受到限制,這時單純依靠資本的增加無法對沖勞動力缺失對整個經濟組合的影響,現有的生產方法也就無法繼續。這就需要我們對生產方式進行變革。無疑技術可以承擔起這樣的責任,也只有技術的創新才能成為短缺勞動力的替補,通過技術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化解目前我國勞動力短缺的有效途徑。
(三)城鎮化下移
從農民工連續十幾年大規模的流動來看,其轉移模式主要是向東南沿海開放地區率先流動,轉向北京、上海以及各大中城市為主。然而此次民工荒卻開始向中西部蔓延,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的傾向性調整,使得農民工跨省區遠距離的大規模流動轉化為分散型的省內流動或近距離的就地向小城鎮轉移,以城鎮化下移的發展戰略來改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模式,從而改善農村長期落后、人口過分向大城市集中、形成數量大的城市貧困階層、致使經濟發展受損、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等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城鎮化下移,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拉動中小城市的就業需求,通過地方財政補貼,提高農民工工資,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局面。
第二篇: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原因分析 - 副本
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原因分析
南京的基本工資標準從去年的1350到今年的1480,保險額度也上調到720,個人承擔
252,余下的企業承擔,現在的就業者也要求頗高,在擇業方面要求有五險一金,有餐補話
補交通補貼和帶薪年假等,工人們鬧罷工嚷著加工資,一系列的社會現象都預示著我國的勞
動力成本在不斷的上升,那么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它未來的走勢如何?應對
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對策和建議有哪些。
一·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一)勞動力相對緊缺,特別是農民工供給數量的減少。
由于國家出臺很多土地政策,不少的勞動力選擇在家務農,城市的外來打工者減少了很多,人工成本自然就上升了。
(二)人口的老齡化。
計劃生育實行多年,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造成勞動力大量減少,年輕的勞動力
很少,人口老齡化,一個年輕人要養4個老人,生活壓力大,生活成本也高,自然對薪酬方
面要求也增高。
(三)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通貨膨脹率的上升,CPI的上漲,引起工資上漲。
通貨膨脹也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之一,現在100塊錢只能買到75塊錢的東西,人民幣貶值,物價上漲,造成人民生活費用方面的增加,國家開始不斷地調整各個地區的最
低工資標準,工人工資不斷上漲。
(四)輕工業制造需求的增加。
在南京就有不少開發區,例如新港開發區,高新開發區,六合開發區等,每個開發區
里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廠,它們每天都在大量的招工,競爭激烈。就業者呢對那些待遇不
好的廠不屑一顧,對那些待遇好的廠擠破頭的想進去,很多廠家被迫提高工人工資。
(五)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保障了勞動者的利益和權力。
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國家強制企業給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后面會接著強制繳
納住房公積金,國家為了保障了勞動者的利益和權力,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
二·我國勞動力成本未來的走勢
從未來勞動力數量的變化趨勢角度來看,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會一直增加,到2030年左
右達到最大值。之后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勞動
力成本的上升,因為廠家可供選擇的機會和資源多了,而勞動力之間的競爭大了。因此,我們說勞動力成本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緩慢地上升。
三·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策略和建議
1·慢慢放開生二胎,減少人口老齡化。
2·鼓勵大家自主創業,提供小額低息貸款。
3.控制通貨膨脹。
4.現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價格已變貴了,但中西部地區來此打工者的勞動力價
格還是很便宜的,中國的企業和外商企業可以考慮將企業內遷,在中國的西部和南部尋找更
為廉價的勞動力資源。
第三篇: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分析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分析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1]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2]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 1
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3]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F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
[4]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3.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目標定位。首先,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國統一的,運行有效的勞動力市場,作為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平臺;其次,通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使勞動力與就業崗位的匹配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使困擾宏觀經濟發展的失業特別是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有效緩解,從而減輕勞動就業方面的社會壓力;再次,通過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實行政府公共服務以及宏觀調控職能與市場化的就業機制相結合,實施“就業型經濟增長”戰略,克服“增長型失業”,改變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偏低的狀況。
4.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除了解決好上述幾方面的目標定位問題外,還必須努力抓好一系列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首先是加強勞動力市場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與管理。再次是勞動力市場載體建設。勞動力市場的載體主要是各種職業中介機構,例如職業介紹所等。其建設是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主要任務。具體地說,一是明確代理制,即職介所充分發揮橋梁作用,溝通供求信
息,協調供求關系,代表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進行誠信高效的招聘或求職;二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檔案管理,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檔案進行科學的分類處理,并進入勞動力市場信息庫,實行嚴格的管理和及時的更新;三是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進行必要的就業培訓,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狀況,有針對性地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培訓,為勞動力順利實現就業或再就業創造條件;四是對職介所的經營行為進行規范化管理,嚴禁信息欺詐、違規收費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五是加快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在各地方、各行業、各部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基礎上,強化其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實行資源共享和互補,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網絡;最后是培育真正的、成熟的市場主體。勞動力市場的主體是勞動力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具體地說就是用人單位和勞動力的載體—勞動者。其中政府是勞動力市場特殊的主體。這是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政府機關用人也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招聘,也是勞動力的需求方之一,但同時政府又是獨立于市場之外、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國家機器,代表國家行使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職能。[5]所以,政府應建立必要的績效評價機制和行為約束機制,以保證其管理和調控職能的公正和高效,從而推動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斷走向健全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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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家勇:轉型、發展與政府[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
2目錄
摘要
關鍵詞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
3.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目標定位。
4.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
參考文獻
第四篇:當前我國人力資源市場用工情況分析
當前,我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回升,企業產品訂單數量逐增,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需求旺盛,人力資源市場供求關系緊張,部分企業用工缺口較大,出現階段性、臨時性招工難現象。本文利用全國人力資源市場監測數據,并結合部分省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分析研討會的相關內容,對當前我國人力資源市場用工特點及成因進行了分析。
主要特征
1.2011年上半年用工短缺問題依然存在,但用工缺口有所減小
全國人力資源市場監測數據顯示,2011年二季度,全國用工總需求525.8萬人,求職人數492.9萬人,求人倍率1.07,市場總體需求略大于供給。本季度,人力資源市場的需求人數、求職人數分別比上季度減少了24.6萬人和7.3萬人,各下降了4.9%和1.6%,用工缺口較上季度有所減少。多數省份談到當前用工形勢時,紛紛表示企業存在招工難問題,尤其是沿海城市以及中小企業招工壓力很大。從浙江、江蘇、福建和安徽四省一季度、二季度的市場供求數據中看出,二季度用工缺口較上季度均有所減少.2.區域性缺工范圍擴大,由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蔓延
全國人力資源市場監測數據顯示,2011年二季度,東、中、西部地區市場求人倍率分別為1.08、1.07、1.04,與往年中西部地區市場供大于求的情況相比,中西部用工也逐漸趨緊,市場總體缺工范圍逐漸擴大,正由東部地區逐漸向中、西部區域蔓延。從研討會情況看,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經濟回升,浙江省市場求人倍率由2009年二季度的1.41上升至2011年二季度的2.06。廣東省近兩年的求人倍率也在2左右浮動,尤其是中小企業市場更表現出供小于求的特點。2011年二季度,佛山市的中小企業用工需求為42467人,較一季度增長40.9%,求人倍率2.51,比一季度提高0.29。湖南省長沙市市場數據顯示,2009年三季度之前長沙市各季求人倍率均小于1,而之后隨著經濟企穩,用工需求量不斷擴大,求人倍率提高,開始大于1,市場表現出供小于求的局面。安徽省市場也反映出2011年人力資源市場逐漸出現結構性招工難現象,2011年二季度,安徽省求人倍率1.22,較上季度提高0.02。用工難、招工難問題逐漸影響我國的中西部地區,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困擾各個企業的一大難題。
3.生產性和服務性普工需求旺盛,具有一定技術等級的專業技術人員供需矛盾較突出
全國人力資源市場監測數據顯示,2011年二季度,67.7%的用人需求集中在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兩大職業,其需求所占比重分別為31.9%和35.8%,且求人倍率最高,分別為1.12、1.22。按技術等級分,企業對技術等級無要求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對具有職業資格五級(初級)的人員需求較大,職業資格二、三級的市場求人倍率最高,分別為1.77、1.71。當前市場主要以生產性和服務性的普工為主,具有一定技術等級的技術人員供需緊張。福建、江蘇、安徽和重慶市對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需求比重最大,均超過整個需求市場1/3的比例;北京和天津兩市則主要對商業和服務人員需求旺盛。從各省分職業求人倍率看,專業技術人員供需相對緊張,求人倍率較高,需求量較大的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和商業服務人員的求人倍率在1左右浮動。這說明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服務人員的需求量、供給量都較可觀,供需兩旺,而專業技術人員盡管在整個市場中的需求比重不是很大,卻是相對最緊缺職業。
按技術等級劃分,以安徽、福建和江蘇三省為例,企業對技術等級無要求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具有職業資格五級(初級)的技術工人。安徽省職業資
格三級的求人倍率最高,福建省以職業資格二級的求人倍率最高,江蘇省職業資格一、二級的求人倍率都比較高。當前企業的用人需求仍以普通工人為主;具有一定級別的技術工人的求人倍率相對較高,供需矛盾更為突出。
4.16歲-34歲青壯年供需旺盛,用工缺口較大
全國人力資源市場監測數據顯示,市場對16歲-24歲和25歲-34歲的用人需求最大,分別占總體需求的27.3%和34.9%,且25歲-34歲人員的求人倍率最高,為1.20。16歲-34歲的青壯年逐漸受到市場的青睞,供需旺盛。從研討會的情況看,浙江、福建、重慶、安徽和天津五省市人力資源市場對16歲-24歲和25歲-34歲的青壯年需求最為旺盛,需求比重占到整個市場的60%以上;福建省和天津市對16歲-34歲人員的需求比重超過80%,16歲-24歲人員的需求比重均在60%左右。從供需結構看,16歲-34歲人群的需求略高于供給,求人倍率相對較高,用工缺口較大。
原因分析
1.經濟回升及產業結構區域性調整,促使用工需求旺盛
由于經濟復蘇和國內經濟刺激計劃發揮作用,各大企業尤其是制造業,訂單回升,紛紛開始加快生產,使得用工需求急劇上升。同時結合國家出臺中部崛起、西部開發等一系列區域性發展戰略,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造成中西部地區勞動力需求增加,出現局部性用工短缺現象。
2.東部競爭優勢地位下降,勞務輸入相對減弱
首先,東部地區農民工薪酬的優勢地位有所下降。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部地區打工者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為1389元、西部為1382元。東部比西部僅高5%,而5年前為15%。其次,隨著金融危機后期外出人員返鄉創業擇業的契機,中西部地區等勞務輸出省份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就業環境,并提供大量的工作崗位來吸納本省市及農村富余勞動力。重慶市實施了在外省務工人員的 “回引工程”,通過住房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權益維護、農民工子女入學以及社會保障各方面的舉措,為來渝務工人員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雙重因素作用下導致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務輸入相對減弱。
3.企業提供的待遇與求職者職業訴求不匹配
“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求職人員主體,職業訴求發生變化,在求職中更加注重工資水平、就業環境、個人發展空間等多重因素。而當前的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仍然依靠低廉的人力資本賺取利潤,提供的薪金水平及工作環境與求職者的預期有一定差距,造成招工難。據安徽省滁州市對家電制造企業用工狀況的調查,企業薪酬比員工期望工資平均低500元左右,有部分企業還要求加班,造成大部分求職人員用腳投票,加大了企業用工流動性。
4.崗位缺工情況被部分放大
當前企業上報用工需求信息較為主動,但求職人員信息登記卻較被動,造成求職人員信息口徑小于需求信息口徑,使求人倍率被部分放大。另外,有部分員工流動性較大的企業,由于擔心全年用工計劃完成情況,長期在人力資源市場登記求人信息,部分放大了企業的用工需求。
趨勢判斷
2011年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整體回升,同時,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繼續處于高位,7月CPI同比上漲6.5%,經濟已進入通脹高風險期,控通脹的財政金融政策將進一步加大力度。這使得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生產成本增加、融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壓力。經濟通脹的風險加大,人們生活
成本壓力增加,要求加薪的愿望會更強烈,企業與求職者間的矛盾,使形成用工缺口的風險加大。2011年7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7%,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連續四個月回落,但仍位于臨界點——50%以上的擴張區間,表明中國制造業經濟總體呈增長態勢,但增速繼續趨緩。從業人員指數為50.5%,高于上月0.3個百分點,表明制造業勞動力需求有所上升,升幅比上月略有加大。預計下半年我國制造業經濟發展平穩,從業人員需求保持穩定增長。綜合分析當前經濟發展趨勢,預計下半年我國人力資源市場需求情況不會出現明顯減少,供需保持適度緊張。同時,我國人力資源市場帶有明顯的季節周期性,預計四季度隨著春節返鄉潮臨近,春季用工壓力依然會較大。隨著區域產業結構調整,東部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步伐不斷加快,中西部地區對農民工需求的高峰期將逐步到來,下半年中、西部用工狀況值得進一步關注。
下一步,應繼續密切關注人力資源市場變化,高度重視企業用工情況及變化趨勢,并適當組織開展企業用工需求調查工作,適時跟蹤了解企業的用工動態,完善創新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幫助企業完成產業結構升級等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來緩解用工矛盾問題。
第五篇:基于當前我國水污染現狀及原因分析
基于當前我國水污染現狀及原因分析
[摘 要]文章對當前我國面臨地下水污染環境的問題詳細分析了西部沖積地下水污染現狀、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防治措施。
[關鍵詞]水污染現狀、防治措施、原因分析
中圖分類號:X321;X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2-0325-01
一、引言
縣年平均降雨量650mm,多年平均地下水資源量2.01億m3,2008年全縣人均占有水資源量390m3,畝均水資源量343m3,屬于嚴重缺水地區。河南岸,上層為第四系沖、洪積層,厚度約20~213m,由北向南漸厚,主要巖性為亞砂、細砂及粗砂礫石,含水層厚度平均8m,含水層為砂及粗砂礫石,賦水系數大,地下水徑流和開采條件較好,單井出水量一般大于50m3/h。含水層透水能力強,滲透系數在100~150m/d之間。地下水流向由北向南,水力坡度1/1000。地下水的主要補給來源主要有:大氣降水,大口河側滲,水利工程滲漏補給,灌溉回歸。主要地下水源為上層的第四系沖洪積層的潛水和下層伏山-茅莊隱伏灰巖的承壓水。上層潛水的地下水開發利用程度較高,目前共有深淺機井3170眼,實灌耕地面積30多萬畝;深層伏山-茅莊地區隱伏灰巖的承壓水,目前為縣城生活飲用水水源,供水對象為縣城居民、部分農村居民,供水人口20余萬人,是該縣十分重要的生活飲用水水源地。
二、地下水污染現狀
地下水污染危害巨大,嚴重威脅著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地下水污染與地表水污染明顯不同,即其隱蔽性和難以逆轉性。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便很難治理與恢復。在我國尤其是北方地區,地下水是重要的生產和生活用水,地下水污染嚴重地影響了地下水的使用價值。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地下水水質良好,水量豐富,是縣城和西部工農業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到上世紀90代中期,地下水水質明顯惡化。從1986~2005年20年的時間,井水中離子總量從585mg/L增長到1045mg/L,平均每年增加23mg/L,總硬度從10mg/L增長到590mg/L,平均每年增加10mg/L,而且還呈緩慢增長趨勢。現地下污染現狀較為嚴重,據現有的監測資料分析,主要的超標項目有硝酸鹽氮、總硬度、硫酸鹽、氟化物、氯化物、大腸菌群等。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群眾的癌癥發病率較高,據有關醫生分析,與地下水污染有較大關系,主要與硝酸鹽氮的含量較高有關。深層承壓水的水質較淺層地下水為好,但由于大規模開采地下水,引起降落漏斗,受到地表水和淺層地下水的補給,水質也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三、地下水污染的原因分析
(一)大口河側滲
大口河在六十年代以前,河水清澈見底,水質良好,隨著工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大口河也已成為嚴重受污染河流之一,特別在枯水季節,天然徑流少,大口河水基本上為上游工礦企業所排廢污水,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和身體健康。
由于特殊的水文地質條件,地勢北高南低,兩側地下水補給河水,自城里以下,北岸地下水補給河水,南岸河水補給地下水。與大口河的補給邊界長達11000m,地下水多年平均補給量達903萬m3,大量河水補給,造成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大幅增加,水質狀況不斷惡化。
(二)污水灌溉
隨著水資源的日益緊張,污水灌溉增多,污水灌溉面積大幅度增加??h建有兩大引口工程:東引口灌溉工程和西引口回灌補源工程。兩項工程自建成以來,增加了的農田實灌面積,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發揮了較大的經濟效益。但由于地表水灌溉,無論是提水還是自流,相對于井灌,灌溉成本較低或甚至是零成本,部分地區甚至在枯水季節也大量依賴引口干渠水或?埠?、箼n群擁賴乇硭?,導致大量污水灌溉。利用污水灌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水資源短缺的矛盾,但由于為沖洪積平原,上層覆蓋著較厚的砂、粗砂礫石,經分析滲透系數高達0.3~0.35,灌溉污水大量下滲補給地下水,造成了地下水污染進一步加劇。
(三)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的大量排放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企業廢水和城鎮污水大多未經處理隨意排放,導致排污河道兩岸大面積污染。任意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又通過地表水下滲而嚴重污染地下水體。同時,近年來由于農村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所產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不斷增多,而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又缺乏必要的垃圾和污廢水處理設施,大量的垃圾任意堆積或直接投入河道,垃圾經雨水淋溶后污水與農村生活污水直接流入河道,成為了水環境污染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地下水超采引起的地下水污染
近年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生產和農業灌溉大量開采地下水。年均地下水開采量已達9286萬m3,年均超采地下水1779萬m3,致使地下水位不斷下降。據觀測資料分析,在過去的26年中,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4m的速度下降。據監測目前在縣城區已經出現20km2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降落漏斗的出現,使遭到污染的地表水加速補給地下水,加劇了地下水的污染。
四、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一)治理大口河
治理大口河首先要從污染物排放根源抓起,首先要減少工礦企業污廢水的排放量,抓好入河排污口的監督管理工作,加大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其次要加大對河道的治理和管理,規范河道的采砂和取土,加強河道兩岸的綠化,增強河道自身的自凈能力。
(二)杜絕污水灌溉
由于河流水量季節性變化明顯,枯水季節徑流量很小,大口河和區內的河溝等河流的主要水源來自沿河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污徑比增加,因此,在枯水季節要堅決杜絕利用污染的地表水灌溉農田;而豐水季節降水增多,河水徑流量大,污染物擴散稀釋較強,濃度明顯下降,水質明顯好轉,因此,在豐水季節要加大引口水量,大量利用引口客水,對進行回灌補源,補充地下水,以便枯水季節來臨時有充足的灌溉水源。
(三)控制污染源
加強污染源的排查,特別是要做好入河排污口的監督管理工作,嚴把入河排污口審批關,堅決控制入河排污口污廢水排放量,興建農村垃圾處理廠,做好水域納污能力分析,通過擴建城市污水處理廠和興建農村城鎮污廢水處理設施,削減水體污染濃度。
(四)合理施用農藥、化肥,減少的農藥、化肥流失
一是控制化肥、農藥的污染流域內要科學合理施用化肥、農藥,降低化肥、農藥使用量。發展高效、無污染肥料和有機肥料,大力推廣配方施肥、化肥深施和平衡施肥技術。大力推廣使用生物農藥,推廣粉塵法噴霧,適當減少施藥次數;要控制使用高毒、高殘留的有機磷農藥,把化肥、農藥污染控制在最低限度;二是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是實現農業生產、農村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成功模式。
(五)完善地下水監測網絡
根據地下水開發利用情況和地下水超采現狀,核定地下水動態監測區,分區分層建立永久或臨時的水量和水質監測站,從源頭上對整個地下水開采實施動態監測和嚴格控制,優化地下水監測網絡,統籌地下水的區域監測與典型監測、常規監測與專門監測、客觀需要與實際可能,用1~3年的時間,逐步完善的地下水監測網絡。
一是加強對深層地下水和縣城城市飲用水水源地的監測。二是提高專門監測井的比例。三是提高自動化監測的水平,通過安裝自動監測儀,實現自動化監測,逐步減少人工監測的比例。
通過完善地下水監測網絡,合理開發利用地下水資源,科學制定水資源保護措施,防止地下水過量開采與污染,保護地質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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