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營化是國企改革的重要選項

民營化是國企改革的重要選項

鄧瑤

? 2013-03-13 13:28:0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2013年03月11日

關于如何深化國企改革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但“深入市場化改革”這一命題幾乎已得到改革各方共識，關鍵是，如何實現市場化？

在國企改革者們拼命將“私有化”拒之門外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提出了一個吸引眼球的概念——民營化，并將其視為國企進一步市場化的必要前提，“沒有民營化就沒有市場化”。

實際上，張文魁所提出的民營化改革思路，并不陌生。在國資委成立之前的第一輪國企改革中，國有企業大踏步撤退的方式，實質就是民營化。不過，隨著國企改革推進，時代將賦予民營化新的內涵。

民營化是什么？與私有化有什么區別？是否將帶來國資流失？在總結國資改革十年經驗之際，張文魁接受了記者專訪。同時，他強調，所有見解只基于他自己的研究，并不代表他所在單位的政策建議。

破除偽市場化

記者：國資委成立至今已有十年，你如何評價國有企業這十年來的發展？十年的國資改革達到了預訂的目標了嗎？

張文魁：2002年秋天，黨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2003年開始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至今已經十年。對過去十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和反思，并籌劃和開展新一輪國有資產改革，十分必要。

十年過去了，我們看到，國有資產總量急劇膨脹，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和營業利潤快速增長，這些指標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國有企業的進步。從我們的觀察來看，也能感覺到許多國有企業的綜合實力在過去十年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我認為，一是要科學地分析國有部門在過去十年的發展，二是要正確看待國有部門過去十年發展與國資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從指標上來看，無論是資產，還是營業收入，國有部門這些規模指標的增長速度其實并沒有明顯超過我國GDP的增長速度，因為在過去十年當中，GDP的名義增速在很多年份都是高于15%的，有些年份高達20%左右，也就是說，國有部門的膨脹與我國GDP的膨脹是同步的，只不過是隨大流不掉隊嘛，沒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實際上，國有部門的規模指標與效益指標與私營部門相比，那就差很遠了。再看一看國有部門的虧損率，一直都比較高，我國大約12萬家國企的虧損率目前應該在35%左右，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一國企都是虧損的，一些國企的光環掩蓋了其他許多國企的暗淡。即使考慮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成本、綠色成本明顯高于私營企業，在統計上也無法改變上面的結論。

國有部門自己與自己比，過去十年比之前的十年的確有巨大的發展。新的國資體制有沒有功勞？當然有，這種專門化的管理使得考核、監督更加有效，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更加到位。然而不能不指出，2003年之前那一輪國有部門的劇烈改革為這十年國有部門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以前設想的“去行政化”的國有資產管理，現在反而變得非常的行政化甚至政治化，這與國有資產的市場化和商業化格格不入，與現代化的企業治理機制格格不入，與國有資本布局與結構調整格格不入。這些問題的存在，不但會降低國有部門自身在市場環境中的可持續性，而且會扭曲資源配置，妨害市場體制的確立，并導致宏觀經濟方面的問題，以至于在現實當中出現一些“國進民退”就毫不奇怪了。

如果我們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啟動新一輪國有部門的改革，包括啟動更深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必須列為下一步的議程。

記者：但是在過去幾年，中央一再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包括國資委在內的許多部門也多次表示要推進改革，這個表態與你觀察的結果有很大差距，問題到底在什么地方？

張文魁：中央精神是導向性、原則性的，落到實處就需要具體的政策選擇，而政策選擇沒有含糊的空間。由于中央早在1992年就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許多人就自然而然地認為下一步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選擇應該是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政策選擇應該是民營化。如果不搞清楚到底是市場化還是民營化的問題，所謂的改革可能還會停留在紙面上或者口頭上。

為什么我們的政策選擇應該是民營化而不是市場化或其他？因為沒有民營化就沒有市場化，離開民營化的市場化之路是走不通的，對于國有部門而言，尤其如此。

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表明，市場化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營化的快慢。即使早期的國有企業改革政策，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放權讓利、承包制、租賃制等等，其實都是一種輕度的非正式的民營化制度安排，因為從產權安排的角度來看，部分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讓渡給了國企的內部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股份化和改制，則將國企引向了正式的民營化道路，盡管當時的民營化很粗糙，而且也有很多漏洞需要堵塞，但正是民營化的不斷推進才使得市場化不可逆轉。

在1992年到2002年十年間，是國企民營化最快的十年，是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同時也是市場化前進最多的十年。而過去幾年里，民營化的進程顯著放緩甚至出現停滯，一些領域還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這個時期也正是市場化改革裹足不前的時期。

就國有企業本身而言，由于過去在政策上回避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的民營化，國有企業不但至今無法實行真正的市場化，甚至扭曲了市場機制和妨害了市場規則。

看一看現在的國有企業吧，在市場化的表象下，它們并不是與其他類型企業一樣地平等進入市場、平等獲取生產要素、平等競爭并平等接受市場淘汰機制、平等受到國家保護并在特定境況下平等獲得國家救助。這種偽市場化很容易蒙蔽很多人的眼睛，并容易成為獲取資源的通行證。

對央企母公司進行法人改制

記者：如果改革的政策選項是民營化，那么在實際當中應該如何推進民營化？

張文魁：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3年的改革應該有路線圖和時間表。這非常好，這是克服改革空喊癥的最好辦法。

我認為，民營化不但應該成為首要的政策選項，也應該就民營化設立路線圖和時間表。我們可以根據中國上一輪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來制定民營化的路線圖。我所談論的民營化，不僅僅是國家所有權轉向非國有投資者，而是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當然是所有權的轉移，而第二層意思則是公司治理的轉型。

公司治理轉型，就是隨著所有權結構的變化，過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內部人控制、內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應該過渡到商業化、實質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具體而言，全國超過10萬家的中小型國企完全可以選擇整體出售的辦法，同時應該實行職工的身份轉換；而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國企，可以實現股權多元化，國家持有一定的國有股，但要盡量采用混合所有制，并要盡量推行職工身份轉換和高度重視公司治理轉型。

目前全國有12萬多家國有企業，小型企業超過10萬家，占85%，中型達到1.4萬家，占11%，全國國有企業虧損面達到35%，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所以中小企業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進。即使按照國資委分類的一般生產加工企業也達到2.5萬家，占全部國企20%以上，商貿服務和其他企業超過6萬家，占50%以上，這些行業的許多企業都可以整體出售。

記者：大型央企母公司也應該民營化嗎？

張文魁：民營化的難點是大型企業，特別是央企母公司。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體改制這條路。

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全部是國有獨資的。甚至超過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法》注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而不是按照后來的《公司法》注冊的公司制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在中國是很特殊的一類企業，行政權力和經濟權力高度結合，現在要搞現代公司治理，又不推進對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

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體改制，可以走法人整體上市這條路，但除了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等少數特殊行業的企業之外，還是要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上思想應該更加解放。

在此基礎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在比較長的時間里不會完全民營化，可能長期保持一種混合所有制狀態，但要提高國有股的流動性和證券化程度，從而改進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就長期趨勢而言，應該是產權民間化、治理商業化。

當然，民營化不是全盤私有化。有少數國企可能暫時不太適宜推行全局性的民營化產權改革。這包括三類企業。第一類是自然壟斷，包括電網、基礎電信和一些公用事業（自來水、燃氣等）；第二種是關系國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類是承擔普遍性服務和提供重要公共產品的，如郵政和市政等。對于這些企業，應該加強政府監管，并改進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規范性。當然隨著時代發展，上述三類企業也可以進行分拆和引入競爭，這樣也有可能在某些環節進行民營化產權改革。

民營化任重道遠

記者：推行民營化需要多長時間？

張文魁：下一輪民營化可以考慮設立一個5年期和10年期的時間表。在5年之內，完成中小國企的民營化和大型國有集團母公司的股權多元化，使國有經濟在工業中的比重降到15%以下；在10年之內，完成大型國有集團母公司的國有絕對控股到相對控股甚至參股的過渡，在少數關系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領域的國有獨資或控股企業要實現公司治理的現代化，國有企業在GDP當中的比重下降到10%左右。

但民營化的結果應該形成一個現代化的、具有較強流動性和合理回報率的國有資產組合，這個國有資產組合應該用完善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來納入到國家預算體系當中，并能惠及國民。

到那個時候，高度收縮的國有部門將不再構成嚴重的資源配置扭曲和公平競爭妨害，中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將得以確立。

記者：民營化有什么注意事項？

張文魁：在民營化的過程中，要進一步完善和認真執行防止趁機掠奪國有資產的各項法規制度。同時應該保持警醒的是，對于那些民營化之后的企業，以及越來越龐大的民營企業群體，并不能指望民營機制可以消除所有的負面問題。

恰恰相反，民營有民營的毛病，就像國有也有國有的毛病一樣，改革實際上是權衡一個相比較而言更好的結果。不少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營企業，合規意識和守法意識、社會責任和社會誠信是它們的弱項，因此我們還有許多艱巨的工作要做。

第二篇：人民政協報：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式

南方日報：怎樣正確推進國企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深化國企改革呈現如火如荼的態勢。我們既要看到舉國上下的改革熱情，予以鼓和呼；也要理解其中的急迫之情，提防忙中走偏差。總書記在去年底視察山東時，緊跟著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一再強調，要正確、準確、有序、協調地推進改革。

什么是正確的國企改革方向？

總書記在三中全會上做《決定》起草說明時，刻意強調了對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的理解：?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同志這一段關于?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高度概括，可以作為我們檢視一切改革舉措正確與否的標準。其中，堅持社會主義是原則，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是路徑，改善人民生活是目的。發展經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但是相對于改善人民生活這一目的而言，它只能是路徑。

以這樣的原則和目的為基準，就不難發現什么是正確的國企改革方向，什么是原則性偏差，乃至?顛覆性錯誤?。

什么是正確的國企改革原則？

總書記說：?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關于堅持社會主義原則，黨中央已經反反復復強調很多次了，可還是有一些同志重視不夠、領會不深，表現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喪失原則、迷失方向。

比如：在對待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問題上，對發展公有制經濟信心不足，不認同國有企業可以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因而表現出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單方面的?毫不動搖?，明里暗里主張?國退民進?；在對待國有企業的作用問題上，忽略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差別，總是拿歐美個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數據來作比較，不僅要求?不斷地?降低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要?嚴格地?控制國有企業經營領域和范圍；在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內容問題上，不是從?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一總綱出發，不按照?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的要求，不是將工作重點和精力放在?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這兩個完善上，而是不斷地懷疑、批評乃至否定現有的國企改革與國資監管大格局，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傾向于另起爐灶、推倒重來。

什么是正確的國企改革目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明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除了滿足于不同社會制度下國有企業一般意義上的?彌補市場失靈?和?提供公共服務?作用以外，最大的差別在于其?全民所有?的資本屬性，通過相當占比的資本，確保相當占比的價值剩余歸全民所有，抑制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遺憾的是，這一終極目的總是被忽略。

比如：為了完成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任務?，只考慮國有資本引入私人資本的單向時間表，卻沒有給出國有資本進入私人資本的雙向進度表。假以時日，一窩蜂之后，必然使得國有資本的?量?不足以支撐實現共同富裕之?質?；為了表現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誠意?，在并非擴張資本的前提下，將一些優質國有資本甚至國家壟斷經營項目售賣給私人資本，這等同于將全民所有的賬面贏利向少數人輸送；為了片面地體現國有資本的?公共性?，將出售國有企業產權所得資金，投向本應由公共財政負擔的基礎設施建設，甚至用于填補政府地方債，將資本變成資金，將提供共同富裕可能的?活錢?，變成不再產生價值剩余的?死錢?。

堅持社會主義原則與改善人民生活目的，兩者緊密關聯且高度統一，既高屋建瓴，又具體而現實。偏離了這個原則和目的，就不能保證路徑的正確方向，就很容易變成為改革而改革，為開放而開放，為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本文摘自國務院國資委網站，來源于《南方日報》）

人民政協報：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式

?在中國，改革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更加全面和深入，經濟體制改革仍是核心，國企改革仍是重點。?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誠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誠通?）董事長、黨委書記馬正武在談及國資國企改革時說。中國誠通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大型企業集團，也是國資委首批中央企業建設規范董事會試點企業之一和首家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試點企業。自2002年9月出任中國誠通董事長、黨委書記以來，馬正武一直執掌著中國誠通的大舵，對于國企改革，馬正武是親歷者、是實踐者，更是思想者。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唯一的國企改革方式，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形式。其根本是通過不同資本的結合，在市場機制下促使企業所有制進行調整，增加企業活力。這不僅有利于國有資本的放大和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同時也有利于民間資本的持續和穩定發展。目前混合所有制的討論很‘火’，但監管者怕國有資產流失；企業經營者怕改制有風險，承擔責任；民間資本怕被套牢，怕資本不被控制，怕被擔‘占便宜’的罵名……種種擔心都是客觀存在的，這就需要更加理智、更加協同的處理方式。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好，勢必會影響混合所有制。在實際操作上，則要在混上起步，在合上著力。?馬正武這樣分析。

資本形態“混起來”

任何事物的?混?，都不外乎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物質或不同來源的相同物質的混，國企改革中的?混?，就是要有不同的參與主體，不同的資本來源，也就是一直被定位的國有、民營、集體、外資等曾被認為是有區別，甚至是矛盾、不相融的各種資本方的?混?。

馬正武認為：要?混?起來，就會涉及三個問題，誰來混、在哪混、怎么混。

首先，混合所有制要有一個參加主體，資本方成為混合主體，來決定怎么混。在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下，國資委作為國有資本出資人起主導作用。另外，參加資本混合的參與方，國有、集體、非公資本等要交叉相互融合，形成多元化的資本形態，淡化其資本屬性，給國有、民營資本，甚至外資資本同樣的待遇。

對于在哪混，無疑先從國企改革入手。國企哪些地方放開，在哪個層級、哪個領域混，都應該解決。有些人認為混合所有制是給國企解困，要在缺資金的地方，困難的地方進行開放，引入其他資本，馬正武說，?我認為這個不正確。在哪些地方開放，在哪些地方混，應該有一個整體設計，應該有一個負面清單管理，保留極少數的、不宜混合的，同時更多在資本層面上混，避免出現網絡性、資源性的資產混散了，混亂了。?

?怎么混?也是大家比較關注的。這影響到是不是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或民間資本進來以后，會不會被國有這套體制套住等諸多問題。馬正武表示，在這點上，應該在規范性、提高透明度上發揮作用。特別是在投資者和價格發現上應該發揮功能，并通過資本市場、產權市場進行公開透明的交易。另外，要注重程序，包括資產評估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適當的評估方式。

混合所有制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職工問題和妥善解決國有企業歷史包袱問題，也是順利推進混合所有制的前提。這些都應該有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合起來”

混合所有制中?混?應該是基礎，?合?才是關鍵。

針對有些民營資本擔心混合后沒有話語權的論述，馬正武講道：混合所有制推進過程中更多要在合上下工夫，而不是在?誰說了算?上下工夫。在合的基礎上，應該遵循市場原則，淡化各種資本特殊性，更多地尋找資本共性，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股東的一些特殊要求可以通過合資合同、章程的特殊約定來實現。

要形成與以?管資本?為主相適應的治理結構。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進行持股管理，就是使持股人的法律地位法人化，出資人承擔的只是資本的有限責任。同時，三中全會提到所有的產權都是被保護的，產權和資本都是平等的，對所有資本的約束都將更加公平。隨著制度的不斷完善，法人財產權也將更多地受到保護。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治理結構，使公司治理成為主要的管理渠道。另外，建立中國特色的國家所有權政策體系框架也至關重要，使之成為治理的?法律語言?，明確國有資本的功能、目標和治理方式等。

要改變管理方式。對混合所有制來說，無論是國資管理體制還是國企管理方式都會發生巨大改變，所以混合所有制以后，會倒逼出資人行為的改變。要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體系。無論怎么混合，最終都要在公司治理上下工夫，實際上無論是國有控股企業，還是民營資本控股的企業，最終都要在公司治理上下工夫，實現在公司治理上融合，形成利益上一致。我們感覺包括大的國有企業上市公司，應該引入積極的民間資本進入董事會，進入監督體制，加強事后評估監督。

馬正武認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應該堅持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同時，混合所有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不要比誰放得開、誰混得快，誰干得猛，避免改革出現盲目性。建議在適當的領域可以有些嘗試性探索。社會輿論也要對混合所有制有一個積極的引導，使不同階層對改革的認識和預期能夠趨同，形成社會最大的共識。（本文來源于國務院國資委網站，摘自5月6日《人民政協報》）

前線：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新思路。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決定》中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具有什么新的涵義？中央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義是什么？在此過程中需要堅持什么原則，從而使這一改革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和探討。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深意

一般來說，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的所有者或性質不同的所有權相結合或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的性質或形態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理解。

從宏觀上說，所有制指整個社會經濟的所有制性質和結構。例如，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我國經濟目前在總體上就是一種混合所有制經濟。

從微觀上說，所有制指微觀經濟組織即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和結構。從企業所有制的發展史來看，最初出現的是單一的個人或家庭所有制，這是一種典型的私有制。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在歐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大量出現股份公司，在所有制上它是一種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不同于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股份資本是一種?社會資本?，股份公司是一種?社會企業?。

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明確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股份公司作為改革目標。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絕大多數通過改制都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其中一批國有企業成為上市公司。同時，一大批私營企業也相繼成為上市公司。因而從總體上來看，除一些中小企業和全部微小企業（嚴格來說個體戶還不是企業）仍然是典型的私有制企業之外，我國絕大多數企業已經具有混合所有制的性質和特點。那么，《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其特殊的涵義是什么呢？要正確理解這個問題，必須結合當前中國經濟的實際狀況來分析。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是由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來驅動的。所以，十八大報告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但是，眾所周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變得惡劣。其中，非公有制經濟由于規模、技術水平、管理能力等各方面的制約，其發展變得尤為艱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人認為，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由于壟斷而形成的擠壓，只有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進而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才能獲得發展。這種主張當然是錯誤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一方面，國有企業在某些方面確實還存在不應有的壟斷現象，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效率從總體上來說也有待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在新的條件下，如何進一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是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因此，如何真正進一步實現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全新課題。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決定》提出了通過?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以及?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具體方式和思路。

可見，《決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主要是指我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以及勞動者之間的融合，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并且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與以往將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分開理解和對待的思路、與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相比，《決定》的這一改革思路無疑具有創新性，是一種改革的?新思路?。

同時，在我國近些年的經濟實踐中，事實上已經存在不少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與混合發展的成功案例，《決定》提出的改革新思路旨在使這些成功經驗得到更為廣泛的推廣與運用。

正如《決定》明確指出的那樣，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目的和意義在于實現?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和?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具體而言，從國有企業角度看，通過適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進一步實現股權多元化，使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得到進一步完善，市場化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經營管理效率得到進一步提升，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得到進一步增強。從非公有制經濟角度看，通過與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實現非公有制企業的股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現代化，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個途徑，非公有制企業可以進入過去無力或無法進入的某些經營領域，擴大企業經營和發展空間。總之，實現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雙贏，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的和目標所在。

在實踐中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自《決定》公布以來，社會上流行著一些不正確的解讀和錯誤觀點。例如，有的人認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然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甚至導致國有企業的完全私有化，對發展混合所有制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有的人認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必須把所有國有企業最終都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等等。出現這些錯誤解讀說明，當下非常有必要把思想認識統一到《決定》的精神實質上來。這是關系能否使改革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重大問題。

其實，仔細研讀《決定》，我們會發現，它不僅提出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基本內容和方式，而且明確規定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即兩個?毫不動搖?：一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二是?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因此，無論是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甚至國有經濟萎縮和名存實亡，還是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導致非公有制經濟名不副實或者權益受損，都是錯誤的，不符合中央精神的。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如何使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實踐中真正得到貫徹和落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因為畢竟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經濟形態，具有不同的目標函數。具體來說，國有企業不僅追求經濟效益，而且要承擔更多的社會和政治職能；相對而言，非公有制企業則以追求經濟效益為主。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在性質、職能、目標等各方面的天然差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彼此合作與股份融合發生一些分歧和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出現雙損的結局，甚至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被顛覆。因此，為了使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沿著正確的軌道和方向穩步推進，一方面，各級國資委必須按照《決定》精神，盡快出臺相關政策要求和實施規則，使國有企業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有章可循、有規可依，避免出現各行其是、一哄而上的現象；另一方面，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避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半途而廢。

分類實施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實踐表明，根據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進行分類改革是一條十分有效的經驗。因為國有企業以及各種行業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分類實施，而不能搞一刀切。

人們常常把國有企業劃分為競爭性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國有企業兩大類，這對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國有企業分布在很不相同的行業，分別具有各種不同的特點和地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根據行業的不同特點分別制定不同的改革思路。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混合所有制經濟沿著健康的軌道和方向發展。

其一，競爭性行業。競爭性行業又可以劃分為一般性競爭行業和戰略性競爭行業。一般性競爭行業提供的是一般性生活用品和生活服務，例如家電產品、紡織服裝、普通商業服務等。一般性競爭行業的特點是行業進入門檻低、競爭激烈。一般性競爭行業的波動和市場震蕩一般不會對經濟和社會產生很大的沖擊。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表明，總體上，在一般性競爭行業中，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具有市場競爭的優勢。從長期的趨勢看，國有企業應該盡可能減少在一般性競爭行業中的規模。存在于一般性競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可以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方式，更多地讓非國有資本和企業來經營。

戰略性競爭行業的主要特點是體現國家的工業技術水平、行業進入門檻高、規模經濟明顯，如鋼鐵、汽車、化工、電子、造船等。在這類行業中的企業雖然以營利為主要目標，但也負有發展民族經濟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任務。對于這個行業，我們必須維持國有資本和企業的支配性地位，同時大力引導和鼓勵非公有經濟成分參與，提高本行業的企業參與數量，加強市場競爭，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淘汰落后產能，提高行業整體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分布在戰略性競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具有巨大空間。因為即使是這類戰略性行業，由于其生產、研發、營銷等業務內容繁多，完全可以將核心業務與非核心業務進行分類，以確定哪些必須堅持國有企業控制、哪些可以通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方式與非公有制企業共享。

其二，戰略性資源產業。戰略性資源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主要有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和稀土、煤炭等。對戰略性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由國家通過國有企業來主導。但是，這類產業同樣存在核心業務與非核心業務的區別。在國家產業政策的規范下，可以充分利用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參與非核心業務的股份合作，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方面大量引進各種社會資本，壯大資本規模；另一方面使非國有企業甚至外資企業在這類產業中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必須注意的是，在這類產業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堅持和加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合理進行產業規劃和布局。在引入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和企業進入戰略性資源產業的過程中，必須防止反客為主、國有企業的核心地位被蠶食的傾向。因為否定國有企業在這類產業中的控制地位，是根本錯誤的。

其三，戰略性高技術產業。戰略性高技術產業不同于一般性高技術產業，其主要特點是需要巨額的開發資本、技術和產品往往與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安全具有密切聯系，例如航天航空工業、核工業、基礎電子等。在這類產業中的企業一般不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標，而是搶占技術制高點，提高國家在戰略性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毫無疑問，在戰略性高技術產業中，國有企業必須發揮主體和主導作用。當然，這類產業的發展也可以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方式，在一些配套和非核心技術環節引進非國有企業參與，以提高整體的經營管理效率。

其四，管制性壟斷產業。在我國，這類產業以電信行業最為典型。管制性壟斷產業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國家管制造成的。管制性壟斷的產生主要源于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客觀需要。從我國實際看，在一定時期內實行管制性壟斷具有必要性，但管制性壟斷也存在一些弊端，最主要的是由于壟斷而產生的價格高和服務差等方面的問題。這類產業的改革方向應該是，在保持國有資本在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前提下，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方式，在一些非核心業務環節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加強市場競爭，提高產業整體效率和服務質量。

其五，自然壟斷產業。自然壟斷產業的特點在于其業務具有必須嚴格統一的運營與管理的內在要求，而不可能分而治之、充分競爭，屬于這類產業的有郵政、電網、鐵路、港口、機場等。當然，自然壟斷產業在許多環節上也不是不可以引入多家企業（包括非國有企業）進行競爭，真正必須由國有企業獨家壟斷的環節也應盡可能減少。一些并不具有自然壟斷性的業務仍然可以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通過市場競爭提高行業的整體效率和效益。

其六，公用事業，以城市供水、供暖、供氣最為典型。公用事業往往也具有自然壟斷性，在這類行業中的企業不應以營利為首要目標，而要更多地承擔社會公共義務，不能為追求利潤而損害公共利益。在我國，目前公用事業也多由國有企業和單位經營，這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在政府管制的條件下，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形式，非國有資本和企業也可以進入公用事業的有關配套環節，以提高行業整體運營效率，同時使進入該行業的非國有資本和企業獲得適度利潤。其七，非營利行業、敏感性產業和高社會風險行業等。非營利行業以醫療、教育最為典型。目前，我國已形成了國有醫療和教育為主、民辦醫療和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非營利行業必須堅持國有為主體和主導的基本原則，不能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之機，全面市場化和私有化。

敏感性行業以新聞和文化出版業較為典型。經過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新聞和文化出版業已經形成了國家管制與市場有機結合的發展模式。一些文化出版企業已經成功上市。在敏感性行業的非敏感性業務環節，可以進一步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行業的整體國際競爭力。

高社會風險行業以金融業最為典型。此類行業不僅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而且個別企業的風險會迅速波及蔓延到行業，產生連鎖性的社會風險。所以，必須堅持金融國有為主的原則，堅決抵制金融私有化的錯誤觀點和主張，同時對這類行業實行嚴格的監管，不能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之機，使我國國有金融制度和體系被逐步瓦解。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產業和行業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地位和特點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們必須從各個產業和行業的實際出發，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原則下，在適合的領域和業務范圍內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而在不適合的領域、行業和業務范圍中，則必須堅持國有為主體和主導的原則。同時，即使是在適合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領域，也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經濟腐敗的滋生。（本文來源于國務院國資委網站，摘自《前線》第四期，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第三篇：中國國企改革是個政治問題

精品文檔就在這里

-------------各類專業好文檔，值得你下載，教育，管理，論文，制度，方案手冊，應有盡有------------------------------

中國國企改革是個政治問題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立偉

近來，國資委黨委撰文稱“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又刺激了各種反對的聲音，國企改革的論戰進入白熱化程度。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數據的全面下滑，國企改革已經刻不容緩，中國經濟應該開放由國企壟斷與行政管制的市場空間給予民間資本，才有可能產生新的經濟增量。

其實，有關國企改革的分歧，主要發生在政府部門內部，由此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人民日報》經常發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國研中心與國資委觀點對立。民間輿論關于國企改革的紛爭，更多體現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種意識操縱。

中國執政黨合法性的鞏固，是通過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發展求穩定”的邏輯。當經濟增長放慢時，這種政績型合法性就會受到挑戰，并暴露出社會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發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與國企壟斷，讓市場自由配置資源，令人炫目的“中國快車”將很快熄火，政權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過國企改革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并實現社會公平，而保守派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維護團體的既得利益，這種邏輯的盡頭是重返計劃經濟與經濟崩潰。

但是，國企改革之所以艱難，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門的阻礙，而是其關系到中國權力結構的變動，從而形成事實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國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變得更為謹慎，在體制內的爭議也就更加激烈。

黨國體制的基礎是黨（黨政不分）控制一切資源（所有權）。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直接掌握企業所有權并通過這種產權來控制企業與職工。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出現了產權結構的雙軌制，即公有制與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將黨組織建立在國有部門并直接控制這些資源（所有權），賦予他們壟斷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顧，但在非公有制經濟部分，黨因不掌握所有權而無法直接管理。

中國政治教科書長期傳播馬克思的一個觀點，即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中國政府不會放棄對經濟資源的直接控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但是，中國的權力體系在結構上與非國有經濟部門沒有聯系，這形成了一道獨特的中國景觀，社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部分，而區分它們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權。

在啟動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基礎，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減政權的治理能力與合法性，就像蘇聯那樣處于短缺經濟的窮苦之中，這構成了改革的最初壓力，但對國有企業治理上的“放權讓利”并未涉及產權，國家財政越來越無法負擔沉重的國有企業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國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國企產權改革，其重要的邏輯是，放棄對龐大的國企職工的社會保障責任而將資源轉移到對經濟“制高點”的控制，并讓出部分--------------------------精品

文檔-------

精品文檔就在這里

-------------各類專業好文檔，值得你下載，教育，管理，論文，制度，方案手冊，應有盡有------------------------------

市場刺激經濟增長。為了防止壟斷導致低效，中國政府在同一壟斷領域設置了兩家或多家國有企業構成內部競爭（比如通訊、電力、能源等領域），試圖保持活力。

盡管市場部門在國家權力結構中沒有位置，對市場發展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缺陷和障礙，但是，由于中國政府釋放出來的市場增量空間快速成長并實現規模膨脹，而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吸引力大量國際產業資本以及政府大規模進入市場投資，政府失去了改革動力而享受“中國奇跡”帶來的榮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國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啟動的大規模國企改革之后，在產權雙軌制的市場里，政府在經濟快速發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縮減后的國有經濟，以防止外資公司與民營企業相對過快的增長主導經濟，從而威脅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第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結構……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等等。市場感受到國有經濟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實施的一場具有爭議的宏觀調控之后。一家民營鋼鐵企業被強制關閉，第一次引起市場關于“國進民退”的討論，這種質疑一直持續到今天。

而在本世紀的前八年，全球處于一輪繁榮周期之中，刺激了對上游資源的龐大需求，出現持續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國入世帶來的外部需求、基礎設施建設熱潮以及重工業投資，讓處于資源壟斷地位的央企水漲船高，為財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貢獻。這種順周期的繁榮，讓一部分人誤認為是央企經營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發西方金融危機，讓體制內對國有企業的崇拜達到了高潮，華爾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國的官僚們則看到了央企對于經濟穩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擁有信貸優先權與政策資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請去投資，“國進民退”現象在煤炭、電力等領域明顯增加。一種被西方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成為全球爭議的對象，有的后發展國家開始模仿，而市場國家則抨擊這種模式的不公平性與不可持續，這又被意識形態者加以排斥并認為是陰謀。這是一種明顯的誤解，是被意識形態與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實上，中國模式已經暴露了不可持續的危機，生產要素的壟斷與行業管制，已經讓這個國家的生產效率越來越低，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的研究認為，國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應該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他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個目的則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并增加國家的稅收。

但是，諾斯發現，統治者尋求租金最大化的產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且不可調和的沖突，從而難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為，政府面臨著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國有壟斷性的低效率產權與能使國家經濟可持續增長以及國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產權之間進行選擇。

他推論說，為了使壟斷租金最大化，統治者將避免觸犯有勢力的選民，因為如果這些有實力的集團財富與收入受到產權的不利影響，會威脅到統治者的地位，因此，統治者會同--------------------------精品

文檔-------

精品文檔就在這里

-------------各類專業好文檔，值得你下載，教育，管理，論文，制度，方案手冊，應有盡有------------------------------

意這些集團的產權結構而無視它對效率的影響。在中國，最有勢力的選民無疑是具有壟斷地位的國企集團，而且他們幾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實上，隨著來自市場部門的資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現存體系變得不再穩定，固有的政治權力結構會被削弱。如果繼續打破國有壟斷與行業管制，國家權力基于產權結構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穩定性，這就是執政黨在當前國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與潛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滯、國進民退以及社會矛盾激化，相當一部分民間資本隨著移民潮而出逃，因為他們與執政黨同樣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執政黨鞏固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在江澤民時代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想從黨的組織與國家權力結構上與非公有經濟的部分發生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實際內容，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國所發生的，民營企業家與社會精英移民的數量遠遠高于進入體制內的規模。

近日，中辦要求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要求實現50人以上非公企業有黨員。這種在非公企業加強黨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開始推進，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不可能處理好黨對社會的控制與產權保護、經濟增長、階層和諧等之間的關系，而且只會增加非公企業的不安全感。

問題的根源在于，黨以產權為基礎，很容易演變成特殊利益團體。執政黨真正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應該超越產權結構，為全體國民與市場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規則，并接受國民的監督。也就是說，黨應該是“全民黨”，其執政基礎是國民的支持而非對資源與產權的控制，否則，市場經濟的演變必然與上層建筑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

--------------------------精品

文檔-------

第四篇：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工商管理 >> 企業研究 >> 論文正文→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未知發布時間：2007-3-17

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摘要] ,資人缺位，應當學習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口，采取聘任制的辦法,[關鍵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對前一階,可以找出不足之處,把改革更好地推向前,以及下一階段如何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國企改革至今沒有取得預期成效,關鍵在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滯后

前一階段,我們把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口確定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強調要明晰產權,確保國有資產出資人到位,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措施實施后,國有企業效益低下的狀況沒有得到多

大改觀,反而出現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現象,加劇了社會矛盾。社會各界對此議論頗多,有的人甚至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質疑。改革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對部分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引進多元化投資主體,這是必要的。在實施過程中,有些做法確實不夠科學,有些相關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時跟上,需要改進。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從最初的承包制、簡政放權、實行廠長負責制，減員增效,成立企業工委,年薪制,再到現階段的成立國資委，引進獨立董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招數不可謂不多。雖,國有企業還沒有真正走出困境，國有企業還是發展最慢、效益最低的。年全國私營企業實現利潤1975億元,增長47.3%,集體企業實現利潤551億元,增長7420億元,增長28.7%;國有及國6447億元,僅比上年增長17.4%。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國有企業贏利主要靠的是中央直屬的資源性、壟斷性企業,面上企業則虧損嚴重。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的虧損企業虧損額達到1026億元,同比增長56.7%,增幅同比上升49.1個百分點。虧損額接近1998年巨虧時的水平,是歷史上第二個虧損高峰,虧損額增幅則創下了近16年來新高。

為何時至今日,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取得預期的成效?我們認為,主

要原因在于改革過程中未能抓住最關鍵的一個環節——國有企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任何一個企業,能否搞好,關鍵在于企業領導人。這既有一個如何才能挑選到合格的企業領導人的問題,又有一個如何激勵和約束企業領導人,使他們的聰明才智充分為所有者所用,而不以權謀私,中飽私囊,侵害所有者權益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都是現有的國有企業干部人事制度無法解決的。因此，好國有企業,實現改革的預期目標,我們認為,下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管理企業的成功經驗，改變對國,采取聘任制的辦法,[1] [2] 下一頁

突破口 干部 人事 改革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困境與出路

構建面向現代化的政府權力――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理論研究人民法院管理體制改革的幾點思考

試析我國稅制進一步改革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淺談政府會計改革

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定位和推進

農村稅費改革的制度創新分析與對策

中國地方政府層級改革與農村行政管理體制創新中國鄉鎮改革的歷史階段劃分與現實問題研究當代中國地方政府改革：權力、權限和責任本篇論文關鍵詞

國企改革 突破口

人事 改革

干部

第五篇：神州大地：整合人力是國企改革關鍵（本站推薦）

align=left>

改革開放20多年來，為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中國國有企業經歷了一系列的改制與轉型，目的在于打破大鍋飯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入激勵競爭機制、充分挖掘企業潛力和效率，努力提高經濟效益。實踐證明，總體成效顯著，但局部領域仍出現一些問題，如：利用改制渾水摸魚，管理松懈、貪污腐化，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導致企業破產倒閉等。究其原因，關鍵還是用人和管人的問題。現代企業的管理組織和運營發展，離不開‘資本、網絡信息資源、戰略規劃和人’等基本要素，而這些要素的獲取、整合、組織和運用，都離不開人的活動。因此，人是企業經營管理中最具活力和決定作用的要素，是企業組織發展中最核心的資源。一個企業營運質素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保有和聘用人員的整體素質。得到并保持能干優秀的員工，是每個企業成功的關鍵。因此，建立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是確保國企改革成功的關鍵，其核心，就是選對人才、優配人力（將合適的人員配備到合適的崗位）、留住人才、拓展潛能的管理活動和過程。

決策管理層是戰略核心

首先，企業決策管理層（董事會、CEO）作為企業的戰略核心，應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董事會、CEO應扮演好作為企業管理‘代理人’的角色，企業所有權屬股東會，所以董事會應圍繞‘確保股東利益和企業可持續發展’這一核心價值，建立共同愿景目標和價值理念，如：以人為本、發展與創新、尊重與互信、團隊與智慧和共同致富等理念。給員工予希望，激發員工的價值認同感，增強團隊的凝集力，形成積極向上、催人奮進的企業文化。

二是應根據企業的愿景目標和圍繞產權多元化、業務歸核化，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戰略調整，落實企業‘集中優勢、成本領先和差異化服務’等競爭策略，并圍繞這一目標構建企業科學的‘人力資源戰略’系統，從體制和結構上根本改變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的傳統配置格局。

三是應建立高效嚴謹的組織文化系統，如：團隊的紀律和員工的行為規范，以及公正透明、賞罰分明的調控保障機制，以確保組織的戰斗力、工作效率和績效品質，從而保障企業經營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

人力資源部是經管核心

第二、企業經營管理層（核心是人力資源部門）應落實以下工作：

一是應根據企業愿景目標和宏觀戰略（包括人力資源戰略）的輸入，構筑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操作平臺，即建立落實企業管理流程的‘四定’系統：定崗位（崗位與目標掛恥）、定職責（職責與崗位掛恥）、定薪資（薪酬與職責掛恥）、定人員（人員與職位薪資掛恥，檢測員工有無能力勝任職位和享受相應薪資），進一步完善按勞動要素和職能要素分配薪酬的績效結構。

二是應根據市場化和職業化的原則，建立科學的甄選用人機制，面向市場公開招聘甄選企業運營管理所需的高級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并逐步完善崗位薪酬體系，實現勞力成本與市場價格的接軌，增強以人才戰略為主導的企業核心競爭力。

三是應健全完善科學的員工績效分配管理和考評系統。完善績效財務分配與非財務分配的細分，實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考評，績效薪酬為主、企業福利為輔、配套精神與物質獎勵，加強計劃目標的執行、監督、調節與控制和績效考評。并輔予‘適時獎勵、精神鼓勵、擇優提拔、期權激勵、學習與授權激勵’等措施。如：對管理部門實行‘德、能、勤、績’考評與綜合績效考核提成獎，對高級管理者實行認股權激勵和工作成就獎；對研發機構實行特殊崗位津貼和科研成果創新獎；對生產、營銷部門落實任務指標分解，實行達標獎、超標超額提成獎、合理化建議獎、技術革新獎。若不能完成考核目標，將配套以適當比例的扣薪和降級處罰。

四是為確保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以及不斷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結構，須立足于物質文化（完善的工作學習環境與獎勵）、制度文化（完善的培訓體系與制度）和實踐文化（學習與實踐融合，將學習內化為企業發展的動力資源，發揮組織成員良好的團結互動，及人際網絡關系），并圍繞‘職業能力提升、學歷教育和專業技術資質培訓’，建設完善企業內部持續性的學習型組織。

員工自我定位

第三、員工應清晰認知自己在企業的角色定位：

一是要正確解決好自身思想觀念的導向問題。即：‘我’到企業的動機是什么？我所追求的目標同企業的目標理念是否相互融合、一致？如何與企業共同發展，并實現自我價值。

二是要正確認識自身在企業的角色和定位。人職是否匹配？自身能力是否勝任現有崗位？是否建立起企業與員工的互信和滿意度，并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和處理好個體與群體、自我與團隊，及組織部門間良好的互動關系？

三是應采取正確的行動，履行自己的義務與責任。力求物善其用、人盡其才，團結合作、盡職盡責，努力實現自己對組織的承諾，以達致考核目標和組織愿景的實現。因此，正確解決‘思想、定位和行動’的系統思考與實踐，是實現個人績效目標和企業發展愿景的關鍵。

員工管理體現企業績效

由上分析可見，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系統是國有企業發展戰略的核心。是實現組織愿景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心環節，是企業創新發展的內在要求。沒有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就不可能實現企業創新與利潤最大化的基本目標。而員工作為企業運行的構成要素和基本動因，其在組織內的定位與盡職狀態，往往決定著企業的發展命運。企業的最終績效，正是通過對員工的績效管理來體現和落實。因此建立完善科學的績效管理系統，亦是有效實施企業人力資源戰略的關鍵。企業績效管理的實質，就是員工與團隊和各部門，為實現組織目標而進行的有管理的互動過程。因此，只有確保優秀的員工，才會有組織內部高效、團結和良好的互動，才會有健康和持續增長的企業績效。因而，員工的績效管理活動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是一個由實踐活動到經驗總結，到學習思考，再到更新知識與能力，及進行更有效的實踐活動的內循環學習過程。一個企業要因應環境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需要，保持健康持續的競爭優勢和發展動力，就要不斷實現企業的變革與創新，實現這一變革創新的關鍵，就是實現人的思想觀念的創新，實現人的行為能力的創新。而這種創新能力正是來源于組織內部‘系統、規范、持續和有效’的培訓學習。正如一代管理學宗師彼德圣杰所說：‘企業唯一持久的競爭優勢，正是源于比競爭對手學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學習型組織正是人們從工作中獲得生命意義，實現共同愿望和獲取競爭優勢的組織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