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史沿革

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史沿革

時間:2009-09-03 10:13

來源：國新辦網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處我國大陸最南部，南臨南海北部灣，西南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接壤。從考古發現的百色古人類遺址可知，早在70萬年前廣西就有原始人類生息了。距今5萬年左右的“柳江人”，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2～1萬年前的“麒麟山人”已學會和使用鉆孔與磨尖的石器。桂林甑皮巖人遺址則說明距今約1萬至6000年前，廣西古人類已開始從事原始的農業、畜牧業和制陶業。

秦始皇統一嶺南后，今廣西地域主要分屬于桂林郡和象郡，這是廣西最早納入統一的中央王朝版圖。為了解決秦軍的糧餉運輸，在今興安縣境內開鑿了人工運河——靈渠；靈渠溝通了珠江和長江兩大水系，對嶺南地區的開發具有重要的意義。漢初，代行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郡、象郡，建立南越國，今嶺南地區包括廣西大部分隸屬于南越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漢武帝平定南越，蒼梧廣信(今梧州)成為交趾刺史部9郡的行政中心。西漢時，合浦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甌駱越人從戰國時開始繪制的左江崖壁畫約完成于此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廣西先屬吳，其后歸于晉及不斷更替的南朝宋、齊、梁、陳各政權。唐咸通三年(862)，分嶺南道為嶺南東道和嶺南西道，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這是廣西最早成為一級獨立政區。唐代廣西經濟、文化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桂布”名聞遐邇；桂、邕、柳、容等重要市鎮興起；修筑了溝通桂江和柳江的著名水利工程相思埭；廣西出現了第一個狀元趙觀文和頗負盛名的詩人曹鄴、曹唐。五代十國時期，楚與南漢長期爭奪廣西，社會經濟遭受破壞。宋分廣南路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廣南西路簡稱為廣西，廣西之名始于此；宋代，先后發生了區希范起義、儂智高起兵反宋、李接起義等反抗宋王朝的事件；而交趾上層統治者則于熙寧八年(1075)大規模入侵廣西，僅邕州(在今南寧)屠城被害人數就達5萬多人；宋代邕州橫山寨(今田東縣平馬鎮)、永平寨(在今寧明縣)及欽州3大博易場成為西南民族集市或與交趾等地貿易的國際市鎮；有色金屬錫、鉛的產量居于全國前列；梧州元豐監成為江南六大鑄錢監之一；紡織品尤其是苧麻織品質量上乘，左右江出產的緂布色彩豐富，是最早的壯錦及當時的上品衣料。元朝統治廣西基本上著重于軍事控制，在各主要隘口附近派駐屯兵，實行軍事性質的屯田；至正二十三年(1363)，設置廣西行中書省，為廣西建省之始。

明初改廣西行省為廣西承宣布政使司，是當時全國13個布政使司之一。朱元璋分封其侄孫朱守謙為靖江王，于洪武五年(1372)開始在桂林獨秀峰下修建了靖江王府和王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進犯我國東南沿海，田州土官妻瓦氏夫人率一支由壯族子弟組成的俍兵赴前線抗倭，屢敗敵寇，戰績顯赫。明朝是封建社會廣西經濟開發最有成效的時期，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積顯著增加；已開始種植雙季稻，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向細致；建筑藝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代表性建筑有容縣真武閣、合浦大士閣等。文化教育與中原地區的差距日漸縮小，各州縣包括土州土縣都辦起了學校，人才輩出，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學者、教育家、軍事家和政治家，如“兄弟尚書”蔣冕、蔣昇，軍事家袁崇煥等。然而終明之世，土官對朝廷的叛亂和土官之間的紛爭不斷爆發，土地和食鹽成為嚴重社會問題，賦稅徭役苛重，致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規模較大的各族農民起義有大藤峽瑤民起義、八寨起義、古田起義等，其中大藤峽起義綿延不斷達200年。清初，廣西兵禍連年，先是桂林成為南明永歷政權駐地和瞿式耜、大西軍李定國抗清斗爭的中心；不久又爆發了平西王吳三桂等叛亂的“三藩之亂”，主持廣西軍務的孫延齡起兵從亂；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廣西才真正歸入清王朝的版圖。清代廣西的農田水利灌溉技術日臻成熟，各種陂、堰、塘、渠的修建和水翻筒車普遍使用，許多山區亦開辟出梯田、沖田等等，例如令人嘆為觀止的龍勝龍脊梯田，始造于元代，歷明至清才完成；出現了星羅棋布的農村圩市，城鎮商業的繁榮以梧州為冠。全省各地皆設書院和義學；方志的編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謝啟昆主修的嘉慶《廣西通志》被譽為“省志楷模”；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桂劇、彩調劇等民間戲劇已十分流行。清中期以后，天地會勢力在廣西發展迅速，頻頻起義，標志著一場大風暴的即將來臨。

先秦以前，廣西為百越民族聚居地。秦漢以降，漢族人民和苗、瑤、回等少數民族因軍事、經濟、避亂、仕宦、謫遷等原因源源不斷地遷入廣西。移民不僅是古代中原文化向嶺南傳播的有效途徑，也構成秦漢以后歷代中央政權對廣西進行統治的社會基礎。移民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農作物的新品種等，將漢族的封建政治和文化傳播到廣西。例如隋桂州總管令狐熙、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容州刺史韋丹、宋廣西轉運使陳堯叟等一批杰出人物來桂任職，就實行過不少發展生產、緩和民族矛盾的改革措施，對促進廣西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唐代開始在廣西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置羈縻州縣，任用當地民族首領世襲管理；宋代沿襲；元以后稱為土州土縣；明代廣西土司制度發展到了最鼎盛的時期，實行土司制度的地區占到了一半以上，土官在轄境內擁有統兵治民的大權，無異于土皇帝；清代，廣西土司制度已趨腐朽，于雍正年間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流；土司制度最后于民國17年(1928)才在廣西完全終結。

鴉片戰爭后，我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兩廣是受鴉片走私危害最嚴重的地區，同時隨著封建統治的沒落腐朽，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把廣西人民推向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最前沿。1840～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廣西梧州防兵首先奉調趕往廣州前線支援，廣西前后共調集兵力數千名，還調集大炮、火炮及鑄炮工匠赴粵增援，珠江口海面防御工事“排鏈”所用的參天大木也選材自廣西。廣西成為太平天國起義的策源地：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楊秀清等領導兩萬多廣西各族兒女匯集桂平金田，誓師起義，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拉開了序幕；9月，太平軍占領永安，封王建政，頒行各種制度；繼而揮師北上，東下江南，建都天京(今南京)，迅速形成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高潮。與此同時，以天地會組織為核心的人民反清起義也在廣西勃然興起；其中尤以1854年在灌陽建立的升平天國、1855年在潯州(今桂平)建立的大成國、1860年在新寧州(今屬扶綏)建立的延陵國3個農民政權最為引人注目。隨著外國洋教勢力在廣西的發展，近代廣西民教沖突不斷，其中1856年的“西林教案”引發了中法兩國的外事交涉，法國以此為借口，與英國聯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9世紀70年代，中國邊疆危機日益加深，廣西各族兒女奮起抗擊法國的覬覦和侵略，民族英雄劉永福率領由廣西子弟組成的黑旗軍在越南屢創法軍，取得著名的紙橋等大捷；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陸路戰場，老將馮子才率部痛殲進犯的法軍，取得了號稱我國近代“中西戰爭第一大捷”的鎮南關大捷；法軍慘敗的消息傳至巴黎，直接導致了法國茹費里內閣的倒臺。中國近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先后使北海、龍州、梧州成為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帝國主義列強向廣西傾銷商品，掠奪原材料，攫取開礦、航運和修筑鐵路等特權，把持海關，操縱金融；隨著自然經濟被破壞，廣西的近代化伴隨著半殖民地化進程在血與火中生長。在世紀末變法維新的呼聲中，康有為曾兩次到廣西進行變法維新宣傳，創辦“圣學會”和《廣仁報》，開風氣之先；1895年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反對簽定對日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廣西有99名舉人參加了這次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憂時的政治大請愿。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桂西南邊境地區先后發動了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和欽廉上思起義等3次武裝起義，而云南河口起義、辛亥廣州黃花崗之役也有不少廣西籍同盟會員參加，廣西革命黨人前仆后繼，為辛亥武昌起義發揮了重要的催生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其時在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堂學習的廣西籍學生160多人直接參加了首義；在廣西的革命黨人則組織了柳州、潯州(府治今桂平)起義，廣西隨之宣布獨立。然而，廣西的軍政大權卻被陸榮廷所篡奪，形成了獨踞一方的舊桂系軍事集團；舊桂系貪婪殘暴，屠殺革命黨人，鎮壓“二次革命”，勾結北洋軍閥，破壞“護法運動”，終于在孫中山發動的“援桂討陸”戰爭中宣告崩潰。廣西平定后，孫中山曾出巡廣西，督師整軍，計劃經桂林出師北伐，但因陳炯明的掣肘而夭折。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廣西各城鎮的學生、工人和各界群眾積極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廣西的革命運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廣西的傳播，促進了廣西人民的新覺醒，1925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廣西最早的地方組織首先在梧州建立。與此同時，曾為舊桂系下級軍官的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借助廣東革命陣營的力量，統一廣西，建立了新桂系的統治。隨后，新桂系與國民政府達成兩廣統一方案，廣西歸屬國民政府領導。在聲援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的斗爭風暴中，國共合作的局面在廣西正式形成，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在全省范圍內蓬勃開展起來；新桂系軍隊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參加北伐，且屢挫強敵，成為北伐軍中最有戰斗力的部隊之一。然而，“四一二”政變中，新桂系追隨蔣介石“清黨”反共，使廣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和工農運動轉入低潮。

由于北伐戰爭中新桂系勢力的迅速擴張，同蔣介石集團發生了尖銳矛盾，1929～1930年，蔣桂連年混戰，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破壞，但客觀上也為廣西革命造成了有利時機。中共中央派鄧小平到廣西，通過對其時主政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進行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成功發動領導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了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一次光輝實踐。

“九一八”事變后，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共中央注意到新桂系與蔣介石集團對日態度的分歧，從1934年就開始了對其上層的統戰工作。中共廣西地方組織也在城鄉發動人民群眾開展普遍的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6月1日，新桂系聯合廣東發動了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中共中央在對事變表示支持和肯定的同時，向李宗仁等表明“停止內戰、逼蔣抗日”的方針，推動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全面抗戰爆發后，廣西各地掀起抗日救國的熱潮，各族青年紛紛應征入伍；廣西當局兩個月內就裝備了4個軍、48個團開赴前線，動員之迅速為全國少有。在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桂南會戰與昆侖關戰役、桂柳會戰與守衛桂林城等全國和廣西各抗日戰場，到處都有廣西子弟兵浴血沙場。1938年10月后，廣州、武漢相繼失陷，淪陷區大批文化團體和文化工作者匯集桂林，桂林成為抗戰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譽為“文化城”，名揚海內外；同時，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建立，“八辦”又是中共在廣西的公開機關和南方局駐桂林辦事處，它的建立對爭取廣西當局開放民主、宣傳動員國統區人民堅持持久抗戰，鞏固和發展西南、南洋等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籌集抗日物資，起過重要作用；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曾3次到桂林開展抗日宣傳和統戰工作。1939年和1944年，廣西曾兩度淪陷，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淫掠，廣西人民遭受空前災難；第一次淪陷期間，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廣西學生軍和戰時工作團深入桂南各縣發動群眾，掀起民眾支前參戰的熱潮；第二次淪陷期間，中共廣西地方組織動員和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武裝，開展保衛家鄉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廣西人民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實地說，新桂系統治廣西時期，在推動廣西近代工礦業、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等方面都有所建樹。然而抗戰勝利后，新桂系積極追隨蔣介石，全力轉入了反共內戰，在廣西實行“三征”(征兵、征糧、征稅)暴政，鎮壓中國共產黨、民主進步勢力和人民民主運動。隨著內戰的發展，國民黨政權陷入了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面危機當中。中共廣西地方組織以反“三征”為口號，相繼在桂東、桂北、左江、桂西、桂中、桂中南等農村地區發動和領導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在城市，則開展了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和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的斗爭。1949年1月蔣介石一度引退，為挽救國民黨的失敗，美國支持的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與中共談判，企圖實現“劃江而治”；但隨著人民解放軍4月渡過長江，新桂系“劃江而治”的幻想破滅。在中共廣西地方組織的領導下，廣西各地游擊隊開始向盤踞城鎮、交通要隘、據點的國民黨軍發起進攻，解放廣大農村，配合南下解放大軍作戰；桂、柳、邕、梧的中共組織則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地開展統戰策反工作，領導各界群眾開展護廠、護校、護路斗爭，迎接解放。10月，新桂系白崇禧集團在湖南衡陽地區被解放軍擊潰，5個兵團17萬余人狼狽逃回廣西，企圖長期經營廣西老巢，負隅頑抗。11月7日，人民解放軍集中二、四野戰軍45萬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在廣西人民群眾和各路游擊隊的配合下，發起解放廣西戰役。12月11日，人民解放軍將紅旗插上了中越邊境要塞鎮南關(今友誼關)，宣告廣西全境解放，廣西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第二篇：歷史沿革

歷史沿革 起源

關于中秋節的起源，說法較多。中秋一詞，最早見于《周禮》，《禮記·月令》上說：“仲秋之月養衰老，行糜

中秋節

粥飲食。”

一說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動。《禮記》上記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說明早在春秋時代，帝王就已開始祭月、拜月了。后來貴族官吏和文人學士也相繼仿效，逐步傳到民間。

二是中秋節的起源和農業生產有關。秋天是收獲的季節。“秋”字的解釋是：“莊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農作物和各種果品陸續成熟，農民為了慶祝豐收，表達喜悅的心情，就以“中秋”這天作為節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間的意思，農歷的八月是秋季中間的一個月，十五日又是這個月中間的一天，所以中秋節可能是古人“秋報”遺傳下來的習俗。

也有歷史學家研究指出，中秋節起源應為隋末唐軍于大業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唐軍裴寂以圓月作為構思，成功發明月餅，并廣發軍中作為軍餉，成功解決因大量吸收反隋義軍而衍生之軍糧問題。[2-5] 發展

中秋節賞月的風俗，據歷史學家推斷，最初是古代宮廷文人興起，然后擴散到民間的。早在魏晉樂府《子夜四十歌》中，就有一首《秋有月》描寫道：“ 仰頭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在唐代，中秋賞月、玩月頗為盛行，許多詩人的名篇中都有詠月的詩句，中秋節開始成為固定的節日，《唐書·太宗記》記載就有“八月十五中秋節”。傳說唐玄宗夢游月宮，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間才開始盛行過中秋節的習俗。

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為中秋節，并出現“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飴”的節令食品。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內延居民，深夜逢聞笙芋之聲，宛如云外。間里兒童，連宵婚戲；夜市駢闐，至于通曉。”吳自牧《夢梁錄》說：“此際金鳳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歡。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圍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簍之人，解農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燒不絕。”更有意思的是，《新編醉翁談錄》記述拜月之俗：“傾城人家子女不以貧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眼眼飾之，登樓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朝；男則愿早步蟾宮，高攀仙桂。??女則愿貌似嫦娥，圓如皓月。”

明清兩朝的賞月活動，盛行不衰。“其祭果餅必圓”；各家都要設“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陸啟泓《北京歲華記》載：“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陳瓜果于庭，餅面繪月宮蟾免；男女肅拜燒香，旦而焚之。”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賞月之宴，或攜柏湖船，沿游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民間以月餅相邀，取團圓之義”。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稱：“中秋月餅，以前門致美齋者為京都第一，他處不足食也。呈供月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余，上繪月宮蠟兔之形。”“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相饋贈。至十五月圓時，陳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雞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云初散，傳杯洗盞，兒女喧嘩，真所謂佳節也。唯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同時這五百多年中還推出“燒斗香”、“走月亮”、“放天燈”、“樹中秋”、“點塔燈”、“舞火龍”、“曳石”、“賣兔兒爺”等節慶活動；其中的賞月，吃月餅、團圓飯等習俗，一直流傳到今天。

中秋節是中國的傳統佳節。根據史籍的記載，“中秋”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一書中。到魏晉時，有“諭尚書鎮牛淆，中秋夕與左右微服泛江”的記載。直到唐朝初年，中秋節才成為固定的節日。《唐書·太宗記》記載有“八月十五中秋節”。中秋節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時，已與元旦齊名，成為中國的主要節日之一。這也是中國僅次于春節的第二大傳統節日。[2] 假期

2008年開始中國大陸將中秋節列為法定假期，如當天與周 節日別稱

根據中國的歷法，農歷八月在秋季中間，為秋季的第二個月，稱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稱“中秋”。

中秋節有許多別稱：因節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稱“八月節”、“八月半”；因中秋節的主要活動都是圍繞“月”進行的，所以又俗稱“月節”“月夕”；中秋節月亮圓滿，象征團圓，因而又叫“團圓節”。在唐朝，中秋節還被稱為“端正月”。關于“團圓節”的記載最早見于明代。《西湖游覽志余》中說：“八月十五謂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送，取團圓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說：“八月十五祭月，其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如蓮花。??其有婦歸寧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團圓節也”。[2]

風俗習慣 傳統活動 祭月、賞月、拜月 吃月餅

中秋節賞月賞月和吃月餅是中國各地過中秋節的必備習俗，俗

月餅

話說：“八月十五月正圓，中秋月餅香又甜”。月餅一詞，源于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那時僅是一種點心食品。到后來人們逐漸把賞月與月餅結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團圓，寄托思念。同時，月餅也是中秋時節朋友間用來聯絡感情的重要禮物。

在福建廈門地區還有博餅的習俗，而且博餅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7]

? 賞桂花、飲桂花酒

人們經常在中秋時吃月餅賞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種食品，以糕點、糖果最為多見。

中秋之夜，仰望著月中丹桂，聞著陣陣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歡慶合家甜甜蜜蜜，已成為節日一種美的享受。到了現代，人們多是拿紅酒代替。[7] ? 玩花燈

中秋沒有像元宵節那樣的大型燈會，玩燈主要只是在家庭、兒童之間進行的。早在北宋《武林舊事》中，記載中秋夜節俗，就有‘將“一點紅”燈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動。中秋玩花燈，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會上，就有各種各式的彩燈：芝麻燈、蛋殼燈、刨花燈、稻草燈、魚鱗燈、谷殼燈、瓜籽燈及鳥獸花樹燈等。

花燈

在廣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進行樹中秋活動，樹亦作豎，即將燈彩高豎起來之意。小孩子們在家長協助下用竹紙扎成兔仔燈、楊桃燈或正方形的燈，橫掛在短竿中，再豎起于高桿上，高技起來，彩光閃耀，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們多互相比賽，看誰豎得高，豎得多，燈彩最精巧。另外還有放天燈的，即孔明燈，用紙扎成大形的燈，燈下燃燭，熱氣上騰，使燈飛揚在空中，引人歡笑追逐。另外還有兒童手提的各式花燈在月下游嬉玩賞。

在廣西南寧一帶，除了以紙竹扎各式花燈讓兒童玩耍外，還有很樸素的柚子燈、南瓜燈、桔子燈。所謂柚子燈，是將柚子掏空，刻出簡單圖案，穿上繩子，內點蠟燭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燈、桔子燈也是將瓤掏去而成。雖然樸素，但制作簡易，很受歡迎，有些孩子還把柚子燈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戲。

廣西有簡單的戶秋燈，是以六個竹篾圓圈扎成燈，外糊白紗紙，內插蠟燭即成。掛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給孩子們玩。[10]

? 燒塔 南方廣泛流傳著燒瓦子燈（或稱燒花塔、燒瓦塔、燒番塔）的游戲。如《中華全國風俗志》卷五記：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圓塔形，有多孔。黃昏時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燒之。俟瓦片燒紅，再潑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時四野火紅，照耀如晝。直至夜深，無人觀看，始行潑息，是名燒瓦子燈”。廣東潮州的燒瓦塔，也是以磚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樹枝燒起火來。同時還燃煙堆，就是將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結束后燒燃。而在廣西邊疆一帶的燒番塔，亦類似這種活動，但民間傳說是為了紀念清代抗法名將劉永福將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國侵略者）燒死的英勇戰斗。福建晉江亦有“燒塔仔”的活動。

傳說這種習俗與反抗元兵的義舉有關。元朝確立后，對漢人進行了血腥的統治，于是漢人便進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約中秋節起事，在寶塔的頂層點火為號。類似于峰火臺點火起事，這種反抗雖被鎮壓下去，卻遺存了燒寶塔這一習俗。中秋宴俗

古時中國的中秋宴俗，以宮廷最為精雅。如明代宮廷時興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眾

人圍坐品嘗，佐以酒醋。食畢飲蘇葉湯，并用之洗手。宴桌區周，擺滿鮮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時鮮，演出中秋的神話戲曲。清宮多在某一院內向東放一架屏風，屏風兩側擱置雞冠花、毛豆技、芋頭、花生、蘿卜、鮮藕。屏風前設一張八仙桌，上置一個特大的月餅，四周綴滿糕點和瓜果。祭月完畢，按皇家人口將月餅切作若干塊，每人象征性地嘗一口，名曰“吃團圓餅”。清宮月餅之大，令人難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儀賞給總管內務大臣紹英的一個月餅，便是“徑約二尺許，重約二十斤”。神話傳說 嫦娥奔月

遠古時候天上有十日同時出現，曬得莊稼枯死，民不聊生，一個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無窮，他同情受苦的百姓，拉開神弓，一氣射下九個多太陽，并嚴令最后一個太陽按時起落，為民造福。后羿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傳藝狩獵外，終日和妻子在一起。不少志士慕名前來投師學藝，心術不正的蓬蒙也混了進來。

一天，后羿到昆侖山訪友求道，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藥。據說，嫦娥奔月

服下此藥，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暫時把不死藥交給嫦娥珍藏。嫦娥將藥藏進梳妝臺的百寶匣。三天后，后羿率眾徒外出狩獵，心懷鬼胎的蓬蒙假裝生病，沒有外出。待后羿率眾人走后不久，蓬蒙持劍闖入內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對手，危急之時她轉身打開百寶匣，拿出不死藥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藥，身子立時飄離地面、沖出窗口，向天上飛去。由于嫦娥牽掛著丈夫，便飛落到離人間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們哭訴了白天發生的事。后羿既驚又怒，抽劍去殺惡徒，蓬蒙早已逃走，后羿氣得捶胸頓足，悲痛欲絕，仰望著夜空呼喚嫦娥，這時他發現，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潔明亮，而且有個晃動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思念妻子，便派人到嫦娥喜愛的后花園里，擺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時愛吃的蜜食鮮果，遙祭在月宮里的嫦娥。百姓們聞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紛紛在月下擺設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從此，中秋節拜月的風俗在民間傳開了。[17] 吳剛折桂 相傳月宮里有一個人叫吳剛，是漢朝西河人，曾跟隨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錯誤，仙人把他貶謫到月宮，每天都砍伐月宮前的桂樹，以示懲處。這棵桂樹生長繁茂，有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會立即合攏。李白在《贈崔司戶文昆季》一詩中寫道：“欲斫月中桂，持為寒者薪”。[17] 玉兔搗藥

嫦娥身邊有只玉兔。據說嫦娥身體變輕，開始升空時，惶恐中抱起了一直喂養的白兔。白兔便隨她一起上了月亮。玉兔在月宮有一只搗藥杵，夜晚在藥臼中搗制長生不老的靈藥。這個神話傳到日本后，變成了玉兔在搗年糕。玄宗故事

相傳唐玄宗與申天師及道士鴻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興起游月宮之念，于是天師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宮。但宮前有守衛森嚴，無法進入，只能在外俯瞰長安皇城。在此之際，忽聞仙聲陣陣，唐玄宗素來熟通音律，于是默記心中。這正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日后玄宗回憶月宮仙娥的音樂歌聲，自己譜曲編舞，創作了歷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月餅起義

中秋節吃月餅相傳始于元代。當時，中原廣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統治階級的殘酷統治，紛紛起義抗元。朱元璋聯合各路反抗力量準備起義。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嚴密，傳遞消息十分困難。軍師劉伯溫便想出一計策，命令屬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義”的紙條藏入餅子里面，再派人分頭傳送到各地起義軍中，通知他們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義響應。到了起義的那天，各路義軍一齊響應。

很快，徐達就攻下元大都，起義成功了。消息傳來，朱元璋高興得連忙傳下口諭，在即將來臨的中秋節，讓全體將士與民同樂，并將當年起兵時以秘密傳遞信息的“月餅”，作為節令糕點賞賜群臣。此后，“月餅”制作越發精細，品種更多。之后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便在民間流傳開來。[17] 詩詞 民謠

關于中秋節的民謠、童謠眾多，如《拜月娘》、《椅仔姑》、《中秋拜月歌》、《拜月娥》、《全家拜月》、《中秋夜》、《月姐姐》、《月光光》、《月餅》；臺灣民謠《中秋旅思》、《月夜思鄉》、《煎熬》等。諺語

中秋月餅

八月十五的月亮——正大光明 八月十五吃月餅——節日的美食 八月十五辦喜事——人月共團圓

古朗月行(李白)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⑴。又疑瑤臺鏡⑵，飛在青云端。仙人垂兩足⑶，桂樹何團團⑷。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⑸？ 蟾蜍蝕圓影⑹，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⑺，天人清且安⑻。陰精此淪惑⑼，去去不足觀⑽。憂來其如何？凄愴摧心肝

白話譯文

小時候我不認識月亮，將它呼作白玉盤。又懷疑是瑤臺仙人的明境，飛到了天上。在晚上觀看月亮，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兩足開始慢慢地出現，接著一棵團團的大桂樹也出現了。傳說月中有白兔搗仙藥，請問它是搗給誰吃的？又傳說月中有一個大蟾蜍，是它蝕得月亮漸漸地殘缺了。以前有位后羿，是他將九個太陽射落了，只留下了一個，才使得天人都得以清平安寧。陰精的沉淪蠱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便再也不值得觀看了。對此我覺得憂心非常，凄愴之情，真是摧人心肝啊！作品鑒賞 整體賞析

這是一首樂府詩。“古朗月行”，是樂府古題，屬《雜曲歌辭》。鮑照有《朗月行》，寫佳人對月弦歌。李白采用這個題目，故稱“古朗月行”，但沒有因襲舊的內容。

詩人運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通過豐富的想象，神話傳說的巧妙加工，以及強烈的抒情，構成瑰麗神奇而含意深蘊的藝術形象。詩中先寫兒童時期對月亮稚氣的認識：“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云端。”以“白玉盤”、“瑤臺鏡”作比喻，生動地表現出月亮的形狀，顏色和月光的皎潔可愛，使人感到非常新穎有趣。“呼”、“疑”這兩個動詞，傳達出兒童的天真爛漫之態。這四句詩，看似信手寫來，卻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寫月亮的升起：“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古代神話說，月中有仙人、桂樹、白兔。當月亮初升的時候，先看見仙人的兩只腳，而后逐漸看見仙人和桂樹的全形，看見一輪圓月，看見月中白兔在搗藥。詩人運用這一神話傳說，寫出了月亮初生時逐漸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長，月亮漸漸地由圓而蝕：“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蟾蜍，俗稱癩蛤蟆；大明，指月亮。傳說月蝕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嚙食而殘損，變得晦暗不明。“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表現出詩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個太陽，只留下一個，使天、人都免除了災難。詩人在這里引出這樣的英雄來，既是為現實中缺少這樣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這樣的英雄來掃除天下。然而，現實畢竟是現實，詩人深感失望：“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月亮既然已經淪沒而迷惑不清，就沒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開吧。這是無可奈何的辦法，心中的憂憤不僅沒有解除，反而加深了：“憂來其如何？凄愴摧心肝。”詩人不忍一走了之，內心矛盾重重，憂心如焚。

這首詩，大概是李白針對當時朝政黑暗而發的。唐玄宗晚年沉湎聲色，寵幸楊貴妃，權奸、宦官、邊將擅權，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詩中“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似是諷刺這一昏暗局面。然而詩人的主旨卻不明說，而是通篇作隱語，化現實為幻景，以蟾蜍蝕月影射現實，說得十分深婉曲折。詩中一個又一個新穎奇妙的想象，展現出詩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第三篇：廣州歷史沿革

傳說廣州最早的地名為“楚庭”(或“楚亭”)。現在越秀山上的中山紀念碑下，尚有清人所建一座石牌坊，上面刻著“古之楚亭”四字。不少史籍將“楚庭”視為廣州的雛型，是廣州最早的稱謂，距今已有2847年。“楚庭”又與一個古遠的傳說相連，傳說有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騎著五色羊，拿著一莖六穗的優良稻谷種子，降臨“楚庭”，將稻穗贈給當地人民，并祝福這里永無饑荒。說完后，五位仙人便騰空而去，五只羊則變成了石頭。當地人民為紀念傳播優良谷種的五位仙人，修建了一座五仙觀，傳說五仙觀即為“楚庭”所在。由此，廣州又有“羊城”、“穗城”的別名。

春秋戰國時期，嶺南泛指今兩廣和越南北部地區，當時居住在這里的民族稱為南越(又稱南粵)。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在主帥屠睢率領下首次進軍嶺南，但秦兵最終被當地越人擊敗，屠睢被殺，趙佗等收拾殘部北逃。稍后，秦朝派遣任囂、趙佗等率兵再次分兵數路挺進嶺南，經過多年征戰，終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統一嶺南。旋即建立政權，設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同時建立番禺(今廣州)等縣。南海郡含今廣東大部，郡治番禺，首任郡尉任囂，這是嶺南歷史上第一次劃分的行政區，亦是廣州歷史上最早的行政建置。從此，廣州進入其歷史發展的新階段。

秦代的廣州城。因秦將任囂主持修筑，故名任囂城。正式名稱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任囂平定嶺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縣內建城作為郡治。城址在今廣州市區倉邊路一帶。

秦末，中原**，封建割據代替了統一，劃地為王代替了中央集權。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趙佗乘中原楚漢相爭之機，派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地區建立了南越國，定都番禺，自稱南越武王。南越國疆土“東西萬余里”，包括今廣東、廣西大部分、今越南北部。是為今嶺南地區第一次建立古都政權。

漢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國丞相呂嘉叛亂，殺國王趙興、太后以及漢使，立趙建德為南越王，并聯絡東越(今福建境內)發兵反漢。次年，漢武帝調集大軍10萬分兵數路進軍南越國。元鼎六年(前111)冬，兩支主力部隊抵達番禺外圍，攻破設置在石門一帶的防線后，兩軍匯合一起從東南、西北兩個方向攻城，捕殺呂嘉和趙建德，南越各地守將紛紛降漢。歷經五世93年的南越國最終滅亡。漢武帝進一步健全行政建置，把南越國土地劃分為9郡。從此，嶺南地區直接歸中央政府統一管轄。

東漢時嶺南隸屬交州管轄，州治設在廣信。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孫權任步騭為交州刺史，略定嶺南。步氏來到南海郡治番禺，見巨海浩蕩，原野殷阜，大為贊賞，認為其自然、經濟和政治條件均適合設立州治。于是報請孫權批準，修筑城廓，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州治由廣信東遷于番禺。

后梁貞明三年(917)，清海、靖海兩軍節度使劉巖立國，國都廣州。國號初名大越，年號乾亨，次年改國號為漢，史稱南漢。南漢立國后，承襲唐朝典章制度，并大體沿用唐代官制。升廣州為興王府，在粵東和粵北增置一府四州。啟用幕府士人分領諸州，刺史不用武官，從而擺脫唐后期藩鎮割據之弊。仿唐制開科取士，擴大地方士人的仕途。大規模鑄銅、鉛兩種“乾亨重寶”。這是嶺南首次大規模造幣，促進了嶺南地區商品流通。積極開展對外商務活動;又與鄰國創造良好外交關系。南漢歷四主55年。南漢國的建立，促進了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清順治三年(1646)，朱元璋后代在廣州稱帝，年號“紹武”，史稱“南明”政權，僅存在40天。1921年2月15日，廣州市市政廳成立，下設公安、公用、財政、衛生、教育、工務等6個局。孫科為第一任市長。是為廣州建市之始。此前于1918年10月成立廣州市政公所，開始進行現代的市政設施建設。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軍占領廣州，開始了長達7年的淪陷時期。

1945年9月16日，侵粵日軍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投降簽字儀式。日本第21軍司令官田中久一和中國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分別簽字。廣州宣告光復。這是近百年來廣東人民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

1949年10月14日18時，解放軍占領廣州各重要機關，殲滅國民黨殘敵2000多人，解放廣州的戰斗勝利結束。解放軍在府前路市政府大樓前臺舉行了隆重的進城閱兵式。

廣州是國務院頒布的全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先民們就在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創造了燦爛的史前文明，揭開了廣州人文史的初頁。廣州又稱為羊城、穗城。傳說古代有5位仙人，騎五色羊，羊銜谷穗，降臨廣州，把谷穗贈與百姓，祝愿這里“永無饑荒”。如今，越秀公園的五羊雕像已成為廣州的象征。

廣州自秦漢至明清2000多年間，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漢武帝時期，中國船隊從廣州出發，遠航至東南亞和南亞諸國通商貿易，東漢時期航線更遠達波斯灣。唐代，廣州已發展成為世界著名的東方大港，也是當時世界最長的海路航線“廣州通海夷道”的起點，中央王朝首先委派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官員市舶使到廣州。宋代，在廣州首設全國第一個管理外貿機構市舶司。明清時期，廣州更是特殊開放的口岸，一段較長時間曾是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城市。

廣州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在近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抗英斗爭、孫中山領導的反對封建統治的“三·二九”起義(又稱黃花崗起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州起義。所以，廣州既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英雄城市。

廣州歷代名人輩出，代代相傳。秦朝任囂，漢朝趙佗，清朝學者屈大均，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思想政治家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推翻幾千年封建統治的孫中山等，為廣州名城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廣州的文物古跡眾多。截至2010年，已公布的國家、省、市三級文物保護單位共322處。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4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5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53處。南越王墓、光孝寺、六榕寺、懷圣寺等都有1000多年的歷史。此外，還有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廟，明朝的五仙觀、鎮海樓、蓮花塔，清朝的陳家祠、余蔭山房等。近代革命歷史紀念地有毛澤東同志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廣州起義烈士陵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黃埔軍校舊址、中山紀念堂、洪秀全故居等。廣州還有眾多的風景名勝，自古以來享有很高的聲譽。宋、元、明、清歷代都有評選“羊城八景”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州城市建設與發展日新月異。1963年、1986年，廣州兩次重新評選“羊城八景”。2001年8月，廣州又舉辦“新世紀羊城八景”評選活動。2002年7月26日，評選揭曉，新八景為云山疊翠、越秀新暉、珠水夜韻、古祠留芳、黃花皓月、天河飄絹、蓮峰觀海、五環晨曦。2010年11月，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組織“羊城新八景”評選活動，至2011年5月18日，評選結果揭曉，新入選的“羊城新八景”為：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疊翠、越秀風華、古祠流芳、荔灣勝境、科城錦繡、濕地唱晚。

第四篇：中華全國總工會歷史沿革

【歷史沿革】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特立任總部主任。1922年7月遷到北京后，鄧中夏任總部主任。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73余人，代表有組織工人30余萬人。會議決定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人團體的總通訊機關，并由它負責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10項決議案，其中的《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規定了籌備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方法和步驟。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281人，代表有組織工人54萬余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信祝賀。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選舉產生了全總領導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告正式成立。選出全總第二屆執委會委員25名，林偉民當選委員長，劉少奇、鄧培、鄭繹民當選副委員長，鄧中夏任中共全總黨團書記。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502人，代表有組織工人124萬余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祝詞。選出全總第三屆執委會委員35名，候補執委17名，蘇兆征當選委員長，項英當選副委員長，劉少奇當選秘書長。1926年9月，全總在漢口設辦事處。1927年2月，全總機關由廣州遷到漢口，在廣州設辦事處。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漢口召開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420人，代表有組織工人300余萬人。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致詞。選出全總第四屆執委會委員35名，候補執委20名，蘇兆征當選委員長，李立三當選秘書長。大革命失敗后，各地工會開始轉入地下活動。1927年9月，全總機關秘密遷到上海。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選出全總第五屆執委會委員27名，候補執委18名，項英當選委員長，林育南當選秘書長，羅登賢、羅章龍先后擔任中共全總黨團書記。

1933年初，全總領導機關被迫遷往中央蘇區瑞金。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劉少奇任委員長，陳云任黨團書記。1934年10月，全總領導機關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隨紅軍長征。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成立全總西北執行局，劉少奇、劉長勝先后任委員長。

抗日戰爭時期，工會一部分人在敵后領導抗日運動，參加游擊戰爭，一部分人在敵占區堅持地下斗爭，另一部分人則到國民黨統治區與朱學范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聯合，進行合法運動。1937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康生任主任，張浩任副主任。1939年，劉少奇任書記，張浩任副書記。1940年，鄧發任書記，張浩、崔田夫任副書記。

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都建立了工會組織，1945年5月成立了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鄧發任主任，崔田夫任副主任，李頡伯任秘書長。1946年劉寧一任主任。

中華全國總工會歷史沿革

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爾濱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518人，代表全國有組織工人283萬余人，中共中央委員會致祝詞，李立三致開幕詞，陳云作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報告，朱學范致閉幕詞。大會決定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并通過了新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選舉產生全總第六屆執委會委員53人、候補執委20人；常委15人、候補常委6人；陳云當選主席，李立

三、朱學范、劉寧一當選副主席。李頡伯、許之禎、賴若愚先后擔任秘書長。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期間，朱學范代表中國勞動協會聲明作為團體會員加入全總。1949年11月，中國勞動協會在北京召開代表會議，決定結束其組織，實現了全國工會運動在組織上的完全統一。

全總機關1948年12月遷到沈陽，1949年3月遷到北平。

1949年5月30日，全總常委會擴大會議推選劉少奇為全總名譽主席。全總六屆三次執委會議決定，從第七次全國勞動大會起，將全國勞動大會改稱為中國工會全國代表大會。

1953年5月2日至11日，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代表830人，代表全國1020萬名工會會員。劉寧一致開幕詞，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詞，賴若愚作工作報告，劉長勝致閉幕詞。選舉產生全總第七屆執委會委員99人、候補執委42人、主席團成員24人。賴若愚當選主席，劉寧

一、劉長勝、朱學范當選副主席，劉少奇繼續擔任全總名譽主席。推選賴若愚、劉寧

一、許之禎、陳少敏（女）、李頡伯、劉子久、栗再溫、董昕為書記處書記。1955年8月，張維楨任書記處書記。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正式代表989人、候補代表100人，代表全國1630萬名工會會員。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出席了開幕式。劉長勝致開幕詞，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作關于國家經濟建設的報告。賴若愚作工作報告。朱學范致閉幕詞。選舉產生全總第八屆執委會委員136人、候補執委69人、主席團成員31人。賴若愚當選主席，劉長勝、朱學范、許之楨、陳少敏（女）當選副主席。推選賴若愚、劉長勝、許之禎、栗再溫、董昕、張維楨、張修竹、顧大椿、康永和、郗占元為書記處書記。

1958年5月賴若愚逝世。1958年8月，全總八屆二次執委會議選舉劉寧一為主席，李頡伯為副主席。1962年11月，全總八屆四次執委會議選舉馬純古為副主席。推選張天民、狄子才為書記處書記。1963年12月，全總八屆五次執委會議推選黃民偉為書記處書記。1966年3月，全總八屆六次執委會議選舉顧大椿、康永和為副主席，推選趙國強、王志杰、王家揚、栗樹彬、陳宇為書記處書記，邵井蛙、李春明為候補書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全總及其所屬各級工會組織遭到了嚴重的沖擊、破壞。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封存全總金庫，停止全總作為全國工會領導機關的活動。隨之，各地工會也被造反派組織的工代會代替。1973年起，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整頓健全工會的通知，先后恢復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其以下各級工會組織和活動。1977年11月，在全總機關建立了領導小組，逐步恢復了全總與各產業和地方工會的聯系，并為召開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代表1967人，代表全國5000多萬名工會會員。馬純古致開幕詞，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倪志福作工作報告，朱學范致閉幕詞。選舉產生全總第九屆執委會委員193人、候補執委85人、常務委員29人。倪志福當選主席，朱學范、馬純古、康永和、黃民偉、陳宇、宋侃夫、王崇倫、韓榮華、劉玉娥（女）、章瑞英（女）當選副主席。推選馬純古、黃民偉、陳宇、宋侃夫、王崇倫、韓榮華、章瑞英（女）為書記處書記，邢方群、齊平、韓西雅、王家寵為候補書記。從此，工會工作全面恢復，中國工會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

1979年9月，全總九屆執委會第二次常委擴大會議推選李望淮為書記處書記，張維楨為全總顧問。1979年10月，全總九屆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擴大會議推選顧大椿、金直夫、蔣毅、邢方群、齊平為書記處書記，穆其彬為候補書記。1979年11月，全總九屆二次執委擴大會議選舉顧大椿、金直夫為副主席。1980年4月，全總九屆四次常委擴大會議推選張祺、烏蘭（女）為書記處書記。1981年10月，全總九屆三次執委擴大會議選舉張祺為副主席，推選王家寵、穆其彬、陳用文、劉實為書記處書記，王永成、蔣永清、王申詳、王繤為候補書記。王崇倫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齊平、蔣毅、王家寵為常務書記。

1983年10月19日至29日，中國工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代表1998人、特邀代表328人，代表全國7693萬名工會會員。李先念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倪志福作工作報告，顧大椿致閉幕詞。通過了《中國工會章程》。選舉產生全總第十屆執委會委員241人、候補執委83人、主席團成員34人。倪志福當選主席，顧大椿、尉健行、羅干、王崇倫、章瑞英（女）、王家寵、蔣毅當選副主席。推選倪志福為書記處第一書記，尉健行、羅干、王崇倫、章瑞英（女）、陳秉權、劉實、王申詳、王繤、張富有、李雪瑩（女）為書記處書記。

1984年12月23日至27日，全總十屆二次執委會議選舉陳俊生為副主席。1984年12月，全總十屆執委會第五次主席團會議推選陳俊生為書記處書記。1985年7月，全總十屆執委會第六次主席團擴大會議推選方嘉德為書記處書記。1985年11月，全總十屆三次執委會議選舉陳秉權為副主席，全總十屆執委會第八次主席團擴大會議推選李容光、于慶和為書記處書記。1988年10月，全總十屆六次執委會議選舉萬紹芬（女）、鄭萬通為副主席。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中國工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代表1515人、特邀代表282人，代表全國9336萬名工會會員。趙紫陽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倪志福作工作報告，朱厚澤致閉幕詞。大會通過了中國工會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選舉產生全總第十一屆執委會委員229人、主席團成員27人。倪志福當選主席，朱厚澤、王厚德、陳秉權、章瑞英（女）、鄭萬通、李容光、李沛瑤當選副主席。推選朱厚澤為書記處第一書記（1988.10-1989.12），王厚德、陳秉權、章瑞英（女）、鄭萬通、李容光、李沛瑤、方嘉德、張富有、于慶和為書記處書記。

1989年12月，全總十一屆二次執委會議選舉于洪恩、楊興富為副主席，全總十一屆執委會主席團第五次會議推選于洪恩為書記處第一書記（1989.12-1991.12），楊興富、薛昭軻（女）、張國祥為書記處書記。1991年12月，全總十一屆四次執委會議選舉張丁華為副主席，全總十一屆執委會主席團第十二次會議推選張丁華為書記處第一書記。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中國工會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代表1600人、特邀代表296人，代表全國10176萬名工會會員。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劉華清、胡錦濤、尉健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會前接見了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江澤民作了重要講話。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倪志福主持大會，張丁華作工作報告。朱镕基作經濟形勢報告。尉健行致閉幕詞。選舉產生全總第十二屆執委會委員241人、主席團成員34人。尉健行當選主席，張丁華、楊興富、李奇生、劉珩、江家福、張國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龍當選副主席。推選張丁華為書記處第一書記，楊興富、李奇生、張國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龍、肖振邦、李永安、單亦和為書記處書記。

1995年12月，全總十二屆三次執委會議選舉倪豪梅（女）為副主席，全總十二屆執委會主席團第九次會議推選倪豪梅（女）為書記處書記。1996年12月，全總十二屆執委會主席團第十四次會議推選李永海為書記處書記。1997年12月，工會總十二屆五次執委會議選舉徐錫澄為副主席。1997年12月，全總十二屆執委會主席團第十七次會議推選徐錫澄、紀明波為書記處書記。

1998年10月19日至24日，中國工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到會代表1652名、特邀代表207名，代表全國8913萬余名工會會員。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開幕式。胡錦濤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張丁華作工作報告。朱镕基作經濟形勢報告。尉健行致閉幕詞。選舉產生全總第十三屆執委會委員258人、主席團成員37人。尉健行當選主席，張俊

九、盧展工、李奇生、劉珩、張國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尤仁、王東進、徐錫澄當選副主席。推選張俊九為書記處第一書記，盧展工、李奇生、張國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徐錫澄、紀明波、周玉清、蘇立清、董力為書記處書記。10月26日，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全總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和部分工會十三大代表并進行座談。

2001年6月，全總十三屆執委會主席團第七次會議推選孫寶樹為書記處書記。2002年1月，全總十三屆四次執委會議選舉孫寶樹、周玉清、蘇立清為副主席。2002年12月，全總十三屆五次執委會議通過了尉健行不再擔任主席職務的決定，選舉王兆國為主席。

2003年9月22日至26日，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代表1698名、特邀代表252名、列席人員23名，代表全國1.34億名工會會員。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式。曾慶紅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王兆國作工作報告。溫家寶作經濟形勢報告。王兆國致閉幕詞。大會通過了《中國工會章程（修正案）》。選舉產生全總第十四屆執委會委員167人、主席團成員39人。王兆國當選主席。副主席為孫春蘭（2005年12月當選）、張俊

九、孫寶樹、周玉清、王東進、蘇立清、張榕明（女）、王瑞祥、徐振寰、陳秀榕（女）、徐德明（滿族）、黃彥蓉（女）；主席團委員為王玉峰、尤仁（蒙古族）、白錄堂、劉文、劉玉明、湯維英、陽安江、買買提江·艾買提（維吾爾族）、楊衍銀（女）、宋大涵、張立軍、張宏遵、張鳴起、張春生、張秋儉（女）、陳豪、陳希明、陳榮書、趙永金、祝晏君、賈艷敏（女）、郭永平、黃四川、黃燕明、閻啟俊、散襄軍、董力；書記處第一書記為孫春蘭（2005年12月當選），書記處書記為孫寶樹、周玉清、蘇立清、徐振寰、徐德明（滿族）、黃彥蓉（女）、張鳴起、張秋儉（女）、陳榮書。

2008年10月2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十五屆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全總十五屆執委會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委員。王兆國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根據《中國工會章程》規定，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團由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委員組成。孫春蘭、喬傳秀、徐振寰、馬培華、孫寶樹、陳秀榕、黃丹華、張鳴起、倪健民、王炯、陳榮書、爾肯江·吐拉洪等12位同志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馬蘭翠等54位同志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委員。主席團成員產生后，接著舉行的主席團第一次會議推選了書記處書記：孫春蘭為第一書記，喬傳秀、徐振寰、張鳴起、倪健民、王炯、陳榮書、王瑞生、李世明、喻紅秋為書記處書記。

全總機關內設15個部門和機關黨委。15個部門為：辦公廳、組織部、宣傳教育部、研究室、基層組織建設部、集體合同部、民主管理部、保障工作部、勞動保護部、經濟技術部（加掛中國職工技術協會辦公室牌子）、法律工作部、女職工部（加掛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辦公室牌子）、財務部、國際聯絡部、全總經費審查委員會辦公室。還有離退休干部局、事業發展部。

有10個全國產業工會，其中中國教科文衛體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海員建設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能源化學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機冶建材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國防郵電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財貿輕紡煙草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農林水利工會全國委員會為駐會全國產業工會；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中國民航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國金融工會全國委員會為不駐會全國產業工會。還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會聯合會、中央國家機關工會聯合會。

全總直屬單位有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工人日報社、中國工人出版社、全總文工團、中國職工對外交流中心/中國職工交流中心、中國職工國際旅行社總社、中國職工之家、全總機關服務中心、中國職工電化教育中心/中國職工音像出版社。

中國工會已同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個全國性工會組織以及國際和區域性工會組織建立了友好關系。

第五篇：煙臺歷史沿革

煙臺歷史沿革

國土資源網(2005年3月16日

16:57)

煙臺市因有煙臺山而得名。煙臺山原無名，古為荒丘，三面環海，海拔53.5米，占地7.07公頃，因位置在北海岸，當地人稱“北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為防倭寇襲擾，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戶所 城的同時，在“北山”設熨斗墩，亦稱狼煙墩臺、烽火臺，發現敵情，晝則升煙，夜則舉火，以為警報，簡稱煙臺。當地有人稱“熨斗山”“煙臺山”。

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今煙臺山西部建成海關碼頭，東海關在熨斗墩上建燈樓和旗桿，指揮進出碼頭船只。此后，又稱煙臺山為“拉旗山”。

1905年，煙臺山建起燈塔，命名為“煙臺山燈塔”。此后其他名稱逐漸消失。到20世紀30年代，統稱為煙臺山，成了煙臺市后來的標志。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芝罘島、商埠區（東至今廣東街，西至今海防營，南至所城，北達海岸）改為原福山縣所轄的芝罘區、煙臺區。這是首次以煙臺山命名的行政區。1913年，煙臺區改為原福山縣煙臺特別區，亦稱煙臺警察特別區。1934年春，山東省政府建山東煙臺特別行政區，直屬山東省政府管轄。1945年8月24日，煙臺第一次解放，成立煙臺市人民政府。

商代西周時稱東夷。春秋時，為**、牟、萊族移民區，屬東萊地。秦時地屬齊郡縣。漢時，先后屬青州東萊郡縣地和牟平縣地。自三國后多為變化，至元、明、清、民國屬福山縣。1934年，改為煙臺特別行政區，直屬山東省政府，始獨立行政建置。1938年為日本侵占。1945年8月，煙臺第一次解放，屬膠東行政區。1947年10月，煙臺被國民黨軍隊占據。1948年10月，煙臺第二次解放。1950年5月，屬文登專區；9月改為省轄市。1958年6月，改為萊陽專區轄市。10月18日，萊陽專區改為煙臺專區，為煙臺專區轄市。直至1983年11月，組建地級煙臺市，原煙臺市改為芝罘區。

青島地區昔稱膠澳。因膠州灣入口處北側的小青島得名，該島對岸的原青島村、青島口、青島山一帶均沿用青島之稱。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議決在膠澳設防，青島由此建置。翌年，調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部移駐膠澳。1897年11月，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強占膠澳，并強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從此，膠澳淪為殖民地，山東也劃入了德國的勢力范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國侵占膠澳，進行軍事殖民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人民為收回青島進行了英勇的斗爭。1919年，由于青島主權問題，引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迫使日本于1922年2月4日同中國政府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同年12月10日，中國收回膠澳，辟為商埠，設立膠澳商埠督辦公署，直屬北洋政府。其區域與德膠澳租界地相同。

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膠澳商埠，同年7月設青島特別市。1930年改稱青島市。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島。1945年9月，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接收青島，仍為特別市。

1949年6月2日，青島解放，改屬山東省省轄市。1981年被列為全國15個經濟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4月，被列為全國14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986年10月15日，被國務院正式批準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賦予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1994年2月，被列為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之一。煙臺風物志紛繁多樣的煙臺古錢幣 作者:佚名 時間:2008-6-4 0:0:0

錢幣知識 太平天國

當遠古人類只會用大自然現成的石塊應用于生產生活時，貨幣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還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當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們有了交換的需求，一般等價物作為交換中介物開始出現。隨著歷史的演進，一般等價物逐漸固定，貨幣才正式躍上人類歷史發展的舞臺。

在膠東大地，出土了大量先秦時期的貝幣、刀幣以及秦以后的各類鑄幣。與此同時，鑄錢模具錢范、冶煉爐的發掘出土也極大豐富了煙臺地區的冶煉鑄造史。

貝幣的流行一時

在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品除去消耗的幾乎沒有剩余。當生產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產品數量增加，除了人們消耗的東西，還有一定的剩余產品，交換就開始了。

為了方便交換，參加交換的人們把自己的產品先換成大家共同需要的產品，然后再用它來交換自己真正需要的產品。這種共需產品就成為一般等價物，固定下來以后便成為實物貨幣。

膠東半島因其地利富產漁鹽，食鹽作為人類的必需品自然地成為膠東地區實物貨幣的一種。在我國古代，最主要的實物貨幣也和海洋有關，那就是“貝”。

煙臺博物館考古研究員侯建業介紹說，“雖然煙臺本土也有很多種貝殼，然而作為貨幣使用的‘貝’并非本土產物，而是一種產自南洋的特定海貝。它小巧美觀，夏商時期的奴隸主甚至將這種海貝作為貴重的裝飾品。” 由于這種海貝產地遙遠數量不多，后來便出現了石貝、骨貝、玉貝、金貝等仿制貝。

上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長島南長山島王溝村發掘東周墓群時，在十號墓中發現了50枚真貝。經青島海洋研究所鑒定，認為其屬于海南貝，產于廣東沿海。長島出土的真貝體形較大，長3厘米，最寬處為2.7厘米。在蓬萊村里集墓群中，還出土了一種“滑石貝”，都是按照海南貝的大小、形狀磨制，數量比較多。

侯建業介紹說，海貝作為貨幣可能開始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夏商時代流行。到了商末至西周時期，貝幣漸漸被青銅貨幣所取代，淪為不太貴重的裝飾品。

金屬貨幣的出現

實物貨幣雖然出現早期給人們的交換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然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對于貨幣有了更高的要求———容易保存、方便分割，金屬貨幣開始出現。最早流行的金屬鑄造貨幣———刀幣形狀與工具刀類似，春秋戰國時期普遍采用它作為流通貨幣。

1972年，海陽行村鎮汪格莊村北的小山坡上發現了一處窖藏，長寬不足1米的土坑中放置了刀幣等古錢幣共計兩三千枚。考古人員證實此處為東周遺址，錢幣排放整齊并且有覆蓋物應該是當時的人們有意埋藏的。這批刀幣中包含有齊之法化、齊返邦之法化、節（即）墨之法化、安陽之法化等眾多類別。（返邦、節墨、安陽均為古代膠東地名）

據介紹，齊國的刀幣刀身有一定弧度，刃部凹陷彎曲。其中“節（即）墨之法化”刀體重大，通常18厘米左右，最寬處可達到3厘米，是齊國鑄造發行較早的一種刀幣。

1956年，招遠曲侯屯出土了160多枚刀幣。比較特殊的是，這些刀幣有的從背部直接向前部斜直切去，形成尖細的頭部。“考古人員注意到這些刀幣刀尖部分的長短、寬窄并不一致，有的地方甚至有剪損的銘文，有的專家分析認為這些都是由于小額交換而被分解后的刀幣。”侯建業說。

秦始皇一統天下后，統一了貨幣以及度量衡。圓形錢幣成為中國貨幣的基本形制，貫穿中國封建社會沿用了兩千多年，并影響到相鄰國家和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蓬萊興無村村民在取土時發現了一處銅錢窖藏。在離地表深30厘米的窖藏中，發現的錢幣總重300多公斤，包括了西漢至金代的6萬多枚錢幣，令人嘆為觀止。漢代沿用到唐代的“五銖錢”、王莽時期的“貨泉”、“布泉”、唐代的“開元通寶錢”都在此處窖藏中有所發現。

鑄幣工藝大幅提升

到了元朝，非金屬貨幣的紙幣成為基本貨幣制度，政府開支、稅收用紙幣，民間交易也用紙幣。明太祖頒行的大明寶鈔就是一種政府發行并強制推行的不兌換紙幣，發行無限額，難以流通。

為了推行紙幣，明朝政府曾經禁止金銀流通，多次停止鑄造銅幣，但是民間交易中私用白銀、鑄幣的情況卻屢禁不止。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間，紙幣流通已經名存實亡。

明代稱本朝官爐所鑄的銅錢為“制錢”，以此來區別以往流傳下來的錢幣，清朝沿用了這一傳統。雖然明代的制錢鑄造較少，但是鑄造工藝大大提高。

明嘉靖時期開始用黃銅鑄錢，黃銅和錫的熔鑄比例為10：1。為抑制民間私自鑄幣，嘉靖年間開始鑄造金背、鏇邊等錢幣。“金背”是用經過4次精煉的合金銅鑄造的制錢，有著黃金的金屬光澤。“鏇邊錢”是用鏇車削磨銅錢的外緣使其外側光滑、輪廓周正，具有較高的工藝價值。清朝建立以后，貨幣大量使用滿文，用來記錄錢幣的鑄造地點。

出土錢幣豐富多樣

宋代商品經濟開始出現，鑄錢數量為歷朝之冠。蓬萊興無村窖藏出土的銅錢，大部分都是北宋的錢幣。由于繼承了五代時期的貨幣制度，宋朝時期銅錢和鐵錢同時使用，還有鉛錢、紙幣等幣種。興無村窖藏出土的都是宋朝錢幣均為銅錢，考古人員推斷在宋朝煙臺屬于銅錢行用區。

和出土的唐朝貨幣多以“元寶”命名不同，煙臺芝罘區出土的明代銅錢主要有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萬里通寶、崇禎通寶等。“明代的銅錢之所以不像以前一樣叫‘元寶’，可能是為了避諱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考古人員這樣推測。

隨著中外交流的發展，在煙臺地區也發現了不少國外的貨幣。在煙臺發現最早的外國鑄幣是越南在公元984年開始鑄造的“天福鎮寶”，發現最多的則是日本1625年開始鑄造的“寬永通寶”。這些貨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外形均呈現為中為鏤空方洞的圓錢。

盡管農民政權太平天國存在時間較短，然而在煙臺還是發現了不少當時發行的“太平天國”和“太平圣寶”錢幣。

鑄錢模具———錢范

金屬錢幣的鑄造離不開澆筑的模具即錢范，錢范的材質有陶土、石頭、銅等。

膠東半島礦藏資源豐富，銅礦尤為突出，牟平、福山、招遠等地目前仍是重要的產銅基地，考古工作者還曾經在煙臺發現了早在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時期的銅器。距今4500年的棲霞楊家圈龍山文化遺址出土過冶煉銅塊，牟平照格莊岳石文化遺址出土過青銅錐，煙臺與鑄幣的淵源在這些出土文物中逐漸明朗。

“這些遺跡及其出土文物說明膠東地區的青銅生產既有悠久的歷史，又有優越的技術條件，這些都是鑄造金屬貨幣必不可少的基礎。”侯建業解釋說。

福山區三十里堡村古遺跡還出土過漢半兩錢石范、三銖錢石范。據介紹，三銖錢為漢武帝時期鑄造，發行的時間比較短，在膠東地區發現三銖錢的石范證明三十里堡在當時是一處十分重要的鑄幣地點。

除了錢范，膠東地區也發現了諸多冶鑄遺址。在牟平的冶頭村，考古人員發現了多處熔爐群的殘跡，單行排練的熔爐有長期使用的跡象，這些熔爐都有著圓坑形的爐膛以及斜坡式的出液口。這里同時出土的有西漢、新莽的貨幣以及漢代的半兩錢范。冶頭村南的“鐵官山”還發掘了4.5萬平方米的遺跡，發現了眾多鑄幣遺物。

今天的冶頭村，北有牟平鐵廠、南有孔辛頭銅礦。從漢代至今，這里的人們借著大自然慷慨賦予的資源繼續著熔煉、鑄造的傳統。這也讓我們看到，雖然膠東文明相對于中原文化稍顯孱弱，然而正是這微弱的文明之光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留住了中原文明的過去和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