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方政府與巴黎和會——以代表問題為中心的探討

張金超：南方政府與巴黎和會——以代表問題為中心的探討

作者： 文章來源：《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4年11月27日

摘要：以往學者在研究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問題時，多著墨于北京政府派出的陸征祥、顧維鈞等人，而對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伍朝樞關注不夠。北京政府公布出席和會名單后，遭到南方政府抵制。王正廷未經南方當局同意，徑然加入代表團赴歐參會。伍朝樞糾結于“全權”資格，始終未能進入代表團的權力中心，致使其在和會上未能發揮作用。王、伍間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一致對外，為樹立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做出了努力，而他們群體亮相世界舞臺，自此名聲大噪。

關鍵詞：南方政府 巴黎和會 伍朝樞 王正廷

代表議題上的南北之爭

1917年9月廣州軍政府成立，南北對峙局面形成。次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告終。北京政府駐法公使胡惟德收到通知，協約國即將召開會議，商談對戰敗國的和平條件。①年底，北京政府擬派遣外交總長陸征祥、駐法公使胡惟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公使魏宸組組成中國代表團。1919年1月22日，正式命令發布：“特委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充任赴歐參與和會全權委員”。②名單中，由王正廷替換胡惟德，其余不變。

此決定招致各界、尤其是南方政府的強烈反對。皖系擬運動政府委派梁啟超任和會專使，但未成事。后來仍屢提此議，竟至運動商人支持梁啟超，據稱，“梁不日來滬，囑速籌備開會歡迎并電北京反對陸征祥為專使，其意蓋欲排去陸氏而欲為專使”。③至中日密約事件發生時，更積極主張撤回陸征祥，以梁啟超任代表團領袖。④

南方政府方面，岑春煊對北京政府的獨斷主張予以駁斥：“現在南北尚未統一，此項代表團，必須足以完全代表全國，方有發言價值。目下國內和平，正在磋議，歐洲和會，為期已迫，勢難待統一后，方議派遣。”但反對派陸征祥為專使，“以北方事前未來征求同意，遽自獨派，是置西南于不顧，要求馳電反對陸使，以明其非能代表全國。”解決辦法應為南北會同遣派代表，各派若干人，“此雙方合派人數，北方正式發表，同時南方亦正式發表，如需國會通過，亦可使北方指定之代表經南方任命，南方指定之代表亦經北方任命。照此方法，對內則法律、事實既能兼顧，彼此體面亦獲顧全。外則參與和會，南北確能一致行動。又此間所派之人，當選其資望素孚，而又最穩健者，必為中外所歡迎。”⑤軍政府擬派孫中山、伍廷芳、汪精衛、王正廷、伍朝樞為代表，因“伍秩老系自始即主張與美一致之人??先生素與美人相善，且外交信用素著。汪精衛乃最初回國運動參戰之人，王儒堂現已在美，伍梯云則于此案始終明晰，故此五人均各有所推重。”⑥此處所言先生指孫中山，王正廷字儒堂，伍朝樞字梯云。次年1月9日，正式任上述五人為歐洲和議專使，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⑦

南方輿論界有論者指出，“茲事體大，軍政府當切實表示意見，或決定對付辦法，不能聽北廷獨斷妄為也。”陸征祥是否配為專使，尚屬疑問，因為“《大陸報》曾主張中國最適于此任者，莫如伍秩庸博士，則陸之不愜于外人可知矣。”陸只能代表北京政府，并無代表全國之資格，“以萬國和平大會之尊嚴正大，于中國前途關系，至為重要，我乃以不完全之代表列席期間，不貽笑友邦，羞辱國體乎？《京津泰晤士報》對此極為非難，美公使亦有質問，則外人代為我深致不安，我軍政府豈可默然無所主張乎？”⑧

有論甚至對陸征祥發起人身攻擊：“此事實萬無承認之理由。蓋以陸氏自袁氏專政時代，即竊據外交總長。袁氏帝制自為時，且曾充國務卿，勸進最力??陸氏自長外交以來，若蒙滿藏各處之外交，舉無不喪權辱國，且曾經國會投以不同意票，足見國民對于陸氏不能勝任外交已為多數人所承認。”選派外交代表，必須經國會同意，此次議和代表，責任重大，未經合法議院的同意，更是違背法律，“故陸氏之赴法出席和平會議一事，吾人無論如何，斷不能承認。”⑨

軍政府擬任命的五位專使中，孫中山在上海專事著述，明示不愿出任。⑩伍廷芳年邁，行動不便。能赴會的，只有汪精衛、王正廷和伍朝樞。汪公開表示不愿前往：“此事關系我國前途，至重且大，弟雖無似，何忍恝然”，民元曾宣言不做官吏，“今茲若以特使赴歐，有類似官吏之嫌，與平日宣言顯成反對。”(11)對南方政府任命的專使，北京方面亦有異聲，胡惟德就公開反對。(12)至1月24日，軍政府改委王正廷、伍朝樞、王寵惠為出席巴黎和會特別專使，“然此時和會已開，北京政府所派代表亦已正式出席，上述方案遂不了了之。”(13)

王正廷赴會引致的**

盡管遭到南方政府的反對，陸征祥仍于1918年歲末率中國代表團由滬啟程赴美，再搭乘“華盛頓號”輪船橫越大西洋抵法。陸赴歐之際，曾受徐世昌之命致電南方政府，詢問是否派代表一致赴歐，但遭拒。(14)

先是，1918年8月，作為南方軍政府參議院副議長的王正廷與郭泰祺、陳友仁等，銜命往美，闡明軍政府的護法宗旨，希冀獲得美方承認。孰料王正廷在美卻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與陸征祥會合后前往巴黎出席和會，據稱：“(北京)政府將加派王正廷氏為赴歐專使，前兩日已有喧傳”，北京國務院為此致電駐美顧維鈞公使：“此次派員赴歐參與會議，關系綦重，主座以王君正廷法律外交夙著才望，茲特派為專門全權大使，務望就近敦聘，所有委任證已徑寄尊處，并請轉交。”(15)也有論指出，旅美的王正廷知道軍政府未得到國際承認，“其所任之和會代表，亦僅有虛名，則透過青年會總會會長穆德之推薦，由駐京美公使與徐世昌接洽，冀分得北政府和會代表之一席。”(16)

作為南方政府的官員，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在同僚們看來，顯屬大逆不道，不合官場倫理。顧維鈞如是憶及：“郭泰祺博士和陳友仁先生顯然對于他們的政治伙伴王正廷博士不辭而別隨陸總長赴法一事大吃一驚、極為惱火。他們的聲明不承認王正廷博士是中國代表團內南方軍政府發言人的說法，后來到達巴黎的汪精衛先生、伍朝樞博士等其他廣東軍政府領導人又不止一次地證實了這一點。”(17)

王正廷出席和會的消息甫經傳出，反對之聲不絕于耳：“查王正廷本參議院副議長，代表軍政府辦理外交職務未終，遽膺偽命，一夫失節，全體遺羞，既為護法罪人，即屬民國叛逆，應由貴院提議除名，并通電各國，申明王正廷之任務為無效，一方即致電美國取消前命，免留民國歷史上之污點。”(18)將王氏未經軍政府同意，遽然赴歐表述為“志節”問題，實為多數南方陣營的心聲。

輿論方面，口誅筆伐。有媒體追蹤陸、王接洽情形，稱陸一行“二十九日晚抵紐約，美政府已備五萬八千噸之船于三十一日開往法國??在美時，與專門大使王正廷晤談之后，即與偕行。”并披示了王正廷致北京政府的函電內容，“聲明一俟陸使抵美即同赴法。”(19)有論甚至認為王隨陸征祥出席和會是“最駭聽聞之事。”(20)

代表團抵法后，列強忽然食言，規定“美、英、法、意、日五國各派代表五人，英國之各屬地及印度另派代表，如澳洲、坎拿大、南非洲及印度派代表二名、新西蘭派代表一人，巴西派代表三人，比利時、中國、希臘、波蘭、葡萄牙、捷克、斯拉夫、魯滿尼亞、塞爾維亞各派代表二人，暹羅、古馬、奎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等派代表一人。”(21)經爭取，最后允準中國五名代表可輪換出席。為此，中國代表團在1月17日舉行了一次“排座次”的會議，議決順序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鉤、魏宸組。

軍政府不滿意王正廷的做法，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木已成舟，最終還是予以默認。伍廷芳曾接王正廷與伍朝樞來函，轉給吳景濂、林森、褚輔成等人，函稱：“頃接王、伍特使來電一通，茲譯錄一份，特送臺鑒。”(22)從稱謂上來判斷，顯然，是承認了王的代表地位。王正廷隨后與軍政府之間保持著互動。2月12日，軍政府電王，令其“照約宣言，以維主權。電末請將最近交涉真象達知，以釋疑念。”(23)王秉此意，多次向粵方匯報和談進展情況，曾稱：“廷于一月五日、三月三日郵上報告書二通，諒均達左右矣。自是而后國際間變遷更劇，雖馳電奉告，瞬成陳跡，故除關緊急者已陸續電聞外，函告遲遲。職此之由，尚祈原恕。茲將月內所經各件為諸同人陳之。”報告分“國際聯合會”、“和會各種委員會”、“和議草約”、“我國要求案”四部分。(24)4月30日，再電稱，對于日本試圖攫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謂“代表同人聞此甚憤，方設法抗議”。(25)5月3日，又通告和會不利消息，稱“廷自維奉職數月，徒竭筆舌之勞，未獲桑榆之效，負民辱命，咎實難辭。惟有電請開去全權，并付懲戒，以重責任而謝國人。”(26)6月27日、28日，王正廷迭電廣州，說明中方代表將不會在和會上簽字。(27)

伍朝樞于代表資格上的糾結

軍政府公布代表名單后，就伍朝樞赴法的資格問題希望通過江蘇都督李純與北京政府交涉，以圖轉圜。岑春煊、伍廷芳電李純稱：“梯云久歷外交，具有專長，對于歐會尤愿驅策，仰懇轉陳北京當軸，特為派充此席，藉以折沖樽俎，為國服務，俾得前往列席于歐會，不無裨益。且梯云報國心切，果能邀允，當不虛此行。”李純將岑、伍來電轉致北京，北京政府很快答復：“伍君梯云才具優長，中外景仰，國際聯盟會舉行在即，一俟議決，即當延攬。”(28)只謂“延攬”，對伍赴歐的身份并未有明示。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又致電伍朝樞，希其能赴歐贊襄陸征祥：“執事于外交久著才望，元首素所倚重，子欣總長瀕行時亦亟盼惠然一行相助為理，此事關系至重，務望不吝贊助，俾對外交大計匡益有資，實為國家之幸。”(29)函電避重就輕，對伍朝樞赴歐的身份仍然諱而不談。

伍朝樞于1918年11月15日經香港赴上海，接洽南北議和事宜。(30)12月初，錢能訓來電，催促伍朝樞出席巴黎和會。(31)12月10日，伍朝樞復電錢氏，指出南北時局尚待統一，此時若純由北京派遣代表，于事實上既不能代表全國，于法律上亦有問題，難獲國際上的承認，發言亦無充分力量，“雙方會同選派代表最為適當，辦法便如北方派若干人，南方亦派若干人，此項會同遣派之人數，北京正式發表，南方同時亦正式發表，如須國會同意，則使北方遣派之人由南方任命，南方遣派之人亦由北京任命，似此則對內于法律事實既能兼顧，雙方體面亦可兩全，對外則以表示我國參與和會，南北確能一致行動”，至于自己，“恐難肩此重任，況在派遣辦法未決以前，個人勉強附驥，于對內對外均無裨益”。(32)24日，再電北京政府：“承委赴歐，定于儉由滬啟行，惟一切辦法仍祈示”。北京政府立即致電已赴南京的議和代表施愚，令即赴滬與伍朝樞接洽。(33)施愚于27日回電北京：“當于本日夜車赴滬，接洽情形如何，俟抵滬與伍氏晤談后再行續陳。”(34)二人會談后，伍朝樞表示，“施君鶴雛蒞滬，轉述尊情，并秀帥(李純)親函，仰承推重，慚悚曷極，當即日束裝啟行。”(35)伍于次日并未動身，因“施氏赴滬已在二十七夜間，接洽事宜甚多，故二十八日之船開行，伍氏不及搭乘，二十九日特電政府呈明緩期啟行。”(36)

伍施會談后，伍朝樞基本決定赴歐參會，但究竟以什么身份，則不明確。很快，有關伍接受北京任命的消息甚囂塵上，廣州方面予以澄清，強?{伍此次赴滬，系由政務會議議決派遣，專門磋商南北協同遣派赴歐代表一事，伍朝樞抵滬后，發過兩份電報給北京，“第一電告，以擬二十八離滬返粵，催其即速派人來和衷商酌，旋接復稱，派施愚來滬，二十七日施到滬與伍君會商，頗得要領。惟?施尚須請命北京政府，伍君旋致錢第二電告，已與施接洽，因其須電京候復，故不得已南旋之期延緩數天。”(37)

伍朝樞不急于動身，軍政府內部也存在問題。軍政府將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名單咨交國會后，一直拖延未決。遠在上海的孫中山，對派代表之事，卻頗為重視，于1919年1月6日致函徐謙等，希望在伍朝樞赴歐問題上，能玉成其事：“望三兄設法疏通，以便梯云兄早日成行，亦或補救之一法也。”(38)同日，徐謙在政務會議上就此事質詢，秘書長章士釗強?{，此案雖經議決，因有人稱此案關系重大，不能遽行，而凡是議決之事，限于何日執行，沒有一定之規則可據。徐謙稱：“刻下外交緊急，此案應速執行，我知秘書廳亦無權壓擱此案，但既經政務會議決定，無論何人，不能取消此案也。”最后議定?先由軍政府將所擬派代表即行發表。(39)

1月7日，施愚致電北京，匯報與伍朝樞會談梗概，稱“此次赴滬，迭與伍君梯云協商赴歐列席事宜，伍君已遵命擔任。”(40)伍朝樞遂于1月10日由滬赴穗，擬從香港出發，前往巴黎。(41)對于伍此行的身份，有香港媒體揭載：“中央將派伍朝樞為普通代表，并無‘全權’字樣，與別代表不同。”(42)在之后的一段時間內，身份問題常常使其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2月初，巴黎和會已開幕近半個月，伍朝樞等才由香港搭乘法國郵船啟程。(43)香港《德臣西報》派員到船訪問，伍朝樞特別解釋赴歐的身份：“此行乃為南方政府之代表，非代表北京”，盡管北京有增派其為代表之議，但“受任與否，尚有所商待，抵法國時乃能定奪。因中國難題尚多，頗難遽受。”該報預言：“該代表之年輕及欠世界政治之閱歷，此行將或失所望。”(44)3月13日，伍朝樞抵達巴黎。(45)

陸征祥在3月3日得知伍朝樞啟程后，即致電北京商量伍的資格問題：“伍君朝樞以廣東所派全權名義，于二月三日啟程來法，到后如何待遇，不得不先行決定。若由此間派為專門委員，不甚合宜。如在五全權中抽去一人，以彼補入，則孰去孰留亦頗難定。現與各專使商酌，仿葡萄牙六全權之例，加派一人，于對內對外或有裨益。”(46)但北京方面未見有明確的答復。

伍朝樞抵歐后，與北京政府溝通，希望不分畛域，一致對外，要求保證“全權”代表的身份。3月22日，電稱：“弟此行，曾由干老(錢能訓)再三敦促，并述東海(徐世昌)殷勤之意乃行抵巴黎，讀國務院九日覆，頗難措辭。欣老(陸征祥)三日請加派代表電，提出疑問六端，與干老直接致弟由李秀督(李純)轉弟各電，迥不相侔，未解何故。”當今之計，惟有加派一人，“此不特對弟個人宜然，即對于南方，亦為至當不易之辦法。南方原有一部分主張單獨派遣代表赴和會者，弟以為一致對外，無分畛域，免蹈俄國兩敗俱傷無人列席之覆轍，故有此行??個人關系甚輕，影響南北甚大。”(47)

3月26日，陸征祥致電北京，曰：“伍君朝樞現已抵法??據王專使等各全權討論辦法，粵中原有主張單獨派員來歐，要求列席之議，獨伍百計主張南北對外一致，以免他國借口，足見其深知大義。”(48)31日，北京政府明示：“對外全權人數業經派定，應仍由各全權列席外，所有內部討論，伍朝樞應與胡、汪、顏、王諸使一并列席，加入可決否決之數。該參議久辦外交，中央倚畀長才，與各全權視同一體，其益攄干略，用副倚任。”(49)答案非常明確，伍朝樞未能取得全權代表資格，只能列席參與內部討論，不能出席代表大會，伍的希望徹底落空。

4月5日，北京政府吳笈孫、郭則澐秘書長復函伍朝樞，詳解原委：“承示一致對外，無分畛域，至佩偉識。曩歐會開始，元首亟思引重，迭由興老、干揆達意，倘其惠然肯來，固早在選派之列。迨全權既經出發，以公有西行意，復托鶴雛就商，翹佇德音，有逾饑渴。乃以名稱席次，商未就緒，公復返粵，和會期迫，遂已簡派全權，對外發表，主座以未能借重，輒深悵惘。”“此時全權員名，對外久經宣布，變更增派，實有困難。公既到歐，以主座倚重本旨，不能不曲為設法，昨已有電派公參與和會，于內部討論一體列席與議??我公熱誠大局，且夙從元首政幄，望以國家為重，慨為擔任。”(50)伍朝樞得此函電，內心必定相當失望，因此拒絕列席內部會議。4月8日，軍政府七總裁之一唐紹儀致電伍朝樞，勉其“與陸、顧、王諸君極力主張。”(51)

就伍朝樞的資格問題，南方政要不放棄與北京政府斡旋。4月29日，岑春煊致電南京李純，內稱“國際聯合會代表伍君最能勝任。請我公轉達當局加以任命。伍君既能出席，則報國之處正多。”希望能“仿葡萄牙六人之例，增任專使一員。”(52)同日，又致電北京谷鐘秀，請轉告當局加派伍朝樞為巴黎和會全權代表。(53)北京政府答復曰：“加添一人，因對內對外諸多窒礙，似難辦到。”希望伍氏“勉為擔任內部討論，翊贊一切。”(54)5月4日，岑再電李純，“務懇鼎力一言，玉成此舉，庶使伍君得藉以報國，不虛此行。”(55)但遺憾的是，伍朝樞的“全權”資格始終未能解決。

伍王之間及伍對和會的觀察

和會期間，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伍朝樞兩人并非密不可間，時有齟齬。在伍看來，其本人才是南方政府的合法代表，在此問題上，王正廷未起到正面作用，沒有努力去爭取。4月29日，伍朝樞就此事致函王正廷，詳告其本人出席巴黎和會代表資格問題的產生過程，并多有詰責。伍氏將北京政府給予的“會辦”資格，歸咎于王正廷的主意：“北方代表以為比較的易于解決之一法，且出自南人，遂贊成之”；和會上，王正廷曾答應幫助伍朝樞爭取全權資格，后又食言；伍朝樞試圖往見陸征祥爭取相關權利，亦被王勸退，因為王正廷認為“若爭之不已，陸必以是辭職，繼之者將不如陸”。有論者指出：“王君既先受北方任命，當然可以出席。伍純受南方任命，軍政府慮其不能列席和會，故事前曾與北方商榷，南方所派代表團仍由北方加給予證書，以為列席發言之券。惟伍君抵法終不能列席和會，國人咸歸咎北政府之蔑視南方代表。及觀伍君致王正廷書，知王正廷實為作梗伍君出席之人，固不能盡咎北京政府也。王君既得書，亦無可置答。”(56)

此外，一度有傳言說王正廷將辭職，由伍朝樞代替，“王正廷辭職消息，外間傳說不一，本社聞王氏僅露辭意，未有專電。先是伍朝樞僅有幫辦名義，頗望加派為專使，惟專使派定五人，未便加添，而伍氏又甚熱心，王君因自愿回國騰出一席，以畀伍氏，惟政府方面尚在留王，未便照準。”(57)傳言終歸是傳言，伍王間因代表資格問題心存介蒂卻是不爭的事實。

盡管如此，伍、王兩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還是表現出了較好的合作態度。即如伍朝樞所言，他本打算將其與王正廷之間存在的問題向廣州方面匯報，但“再四思維，以為此電果發，易滋流言，遠道傳聞，必將有疑為南方代表之內訌者，或泄之于報章，播之于北派，傳之于外人，究非南方之福，故爾擱置。”(58)4月16日，兩人聯名致電軍政府，匯報和會的進展情況：“我國主張廢除二十一條，幾經研究，始于日昨提交大會，但非英、美、法、義諸當局之贊助，仍恐難達目的。因與某國利害相反，阻礙伎倆，不可究極。然求各國贊助，須設法使其不能不表同情。”并請諸總裁以個人名義，并以國會名義，迅速分電美、英、法、義各國首腦，請其主張公道，維持中國主權。強?{“蓋此種密約不但為我國生死存亡所關，且為破壞世界和平之濫觴。即一則與威總統十四條之宣言沖突，二則與國際聯合會之宗旨違反。”(59)岑春煊、陸榮廷回電，囑二氏力爭青島，“如難達到目的時，萬勿簽字，即將失敗真相電覆軍政府，以便?宣傳全國。”(60)

伍朝樞因資格問題在巴黎和會上未能參與機樞，但他對和會的進展洞若觀火。伍氏于1919年4月27日向軍政府簡要匯報中方在和會上的四項提案，即“(甲)中德和約，(乙)山東問題，(丙)中德重訂新約，(丁)希望條件。”(61)5月17日又電廣州，分析和會失敗之因，稱“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換文，北京當局竟以‘欣然同意’四字載之文書，使日本在山東之地位益以鞏固。各國執此，反唇相稽，謂既已自愿，何又反悔？此為主張失敗之最大原因。”并希望將此事的真相能揭示給國民，“庶知所儆惕，使彼對于國事，不至模棱兩可，陷國家于不可自拔之境也。”(62)

6月12日，伍朝樞再電軍政府，解釋其代表資格問題的來龍去脈，并表達即將回國的愿望，稱“樞不敏，奉使來法，原期出席和會，勉竭駑駘，乃抵法之初，開會已久，我國代表早經列席，深恐蹈俄覆轍，兩敗俱傷，故未以全權代表名義徑向和會要求列席。且會期轉瞬告終，而王特使在會足代表南方，主張一切，更不忍以一人之位置，牽動我國之進行。??嗣是北方來電，委我參預會務，樞以南方威信所關，未表同意，惟就力之所及，龜勉贊襄。”又因山東問題目的未達，中德和約已交德代表，停滯此間毫無補益，“不日首途歸國，道經英美，擬向各方接洽，乘機鼓吹，期為我助。”(63)

內心郁悶的伍朝樞乃前往美國，于7月17日應紐約中美協會的邀請，發表演說，先說明山東問題的由來，接著論及二十一條的簽訂及巴黎和會的召開，“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著名之二十一條件，第一項包含四款，為關于山東之條件，其中最重要一條為中國應承允將來日德兩國關于處分山東德國權利之任何契約??一九一九年之初中國派遣委員至巴黎請求山東之德國權利，從道德及理法上之理由觀之，應直接交還中國。”最后強?{，“現在日本自巴黎和約中獲得讓與權，包含青島及膠濟鐵路，然日本所得數倍于德，蓋日本原有許多讓與權也。”(64)伍朝樞在美期間，聞悉中方代表即將在和會上簽字，極度不安，7月23日致電軍政府，稱“深恐有人在北方運動簽押，北方柔弱不?能堅持到底，擬請鈞府維持。”(65)稍后，伍朝樞自美返國。

結語

巴黎和會上，在維護民族大義、伸張國家主權面前，南北政府表現出了難得的團結一致，對外樹立了良好的國家形象。期間，陸征祥多次報告北京政府，稱“與王正廷非常融洽，凡事有一致之精神，外論頗贊許我國黨派間互相容?{之佳象。”(66)毋庸諱言，和會上起決定、主導作用的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北京政府自接到協約國通知后，即派出以陸征祥為首的代表團，遭到軍政府的批評和抵制。銜軍政府之命旅美的王正廷未經主方同意即加入代表團，難逃被口誅筆伐的命運，但因既成事實，軍政府還是默認了他的身份。伍朝樞出席和會過程很不順利，一波三折。開始遲遲不動身，在與北方代表施愚溝通以后，方才前往巴黎，但“全權”代表資格最終未能解決。糾結于資格認同，始終未能進入代表團權力中心，抵達巴黎時人事已安排就緒，自己只能處于邊緣地位，徒有一腔熱情，在和會上卻難有作為。恰如顧維鈞所言：“伍到巴黎之后，再度被邀參加代表團，名義上取代魏任第五代表，但他并未在和會上起積極的作用。”(67)伍、王間雖有齟齬，卻表現出了難得的合作精神。

無可否認，盡管巴黎和會粉碎了國人在一戰之后的短暫榮耀感，但是外交家們充分利用國際輿論，博得世人同情，使中國國際地位“有所增進”。(68)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引起世人的關注，就連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思及巴黎和會席上之中國青年外交家如王正廷、顧維鈞諸氏，各于先進列強第一流之外交家前不屈不撓、堂堂正正，出其懷抱以與群賢舌戰，是亦可認為發揮出新式外交之真諦者，中日外交未曾有之新紀錄。”(69)

巴黎和會代表問題，對南方政府產生了另一消極影響，即兩年后華盛頓會議舉行時，嚴拒派遣代表與北方代表共同出席。1921年10月6日，北京政府公布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伍朝樞為代表。(70)伍氏堅辭不就(71)，稱“非經廣州政府通過決難承認”(72)。11月11日，伍朝樞復函北方要人，詳解不赴會原因，他指責：“誠以北廷辦理外交，向違民意，絕不可倚靠”，進而分析，“此次如果弟列席太平洋會議，計代表則南一北二，機關文件均由伊等把持，人數不敵，專權不屬，則南代表實一門外漢耳!如果南北代表意見不對而決裂，則在外國呈分裂之象，尤為不利，此赴會之無益也。”南方政府不派代表列席會議，屆時關于中國的議決案，概不承認，亦不發生效力，如是則“惟我綽有交涉之余地，不致與北庭同負責任。”(73)顯然，伍朝樞等南方政要嚴拒出席華盛頓會議，是汲取了巴黎和會的前車之鑒。

【作者簡介】張金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釋：

①(17)(6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65、179、179頁。

②《大總統令》，北京：《政府公報》，第1767號(1919年1月22日)。

③《粱啟超欲利用滬商》，上海：《民國日報》，1918年12月18日。

④《中國在歐議中之形勢》，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2月13日。

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政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40～1341頁。

⑥(56)(58)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四十八輯·中華革命黨時期函牘》，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第317、322-

326、326頁。

⑦《本社專電》，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月11日。⑧《時評·軍政府與赴歐專使》，上海：《民國日報》，1918年11月28日。

⑨《陸征祥使歐與法律問題》，上海：《民國日報》，1918年11月20日。

⑩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臺北：羅剛先生三民主義獎學金基金會，1988年，第3362-3363頁。關于孫中山不愿赴歐原因的詳細分析，見林輝鋒：《孫中山與巴黎和會——兼論第一次護法失敗后孫中山的思想變化》(廣州：《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科版)，2001年第3期)一文。

(11)《西南派遣代表之周折》，上海：《申報》，1919年1月18日。

(12)《本報特電》，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1月11日。

(13)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158頁。

(14)《陸子欣使歐出發》，上海：《申報》，1918年12月4日。

(15)《政府加派王正廷為赴歐專使》，天津：《大公報》，1918牟12月29日。

(16)梁敬鋅：《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名單審定之經過》，臺北：《傳記文學》，第25卷第6期(1974年12月)。

(18)《崔馨請懲辦王正廷之要電》，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月9日。

(19)《王正廷果有此言行耶》，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月8日。

(20)《王正廷已列席和會之駭聞》，北京：《晨報》，1919年1月22日。

(21)《歐洲和議之第一次公布》，北京：《晨報》，1919年]月20日。

(22)《王正廷伍朝樞致護法國會電》，《近代史資料》，總42號，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9頁。

(23)《護法方面之大注意》，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2月13日。

(24)《王正廷致舊國會書》，天津：《大公報》，1919年6月22日、23日連載。

(25)(61)《山東問題與我國要求》，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5月17日。

(26)《專電》，上海：《申報》，1919年5月14日。

(27)《德約不簽字之粵訊》，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7月10日。

(28)《伍朝樞參與聯盟會之徑路》，北京：《晨報》，1919年5月18日。

(29)《赴歐陸使之行訊》，上海：《申報》，1918年12月11日。

(30)《伍朝樞由港赴滬》，天津：《大公報》，1918年11月19日。

(31)《又請伍朝樞赴歐原電》，天津：《益世報》，1918年12月14日。

(32)《伍朝樞覆錢代總理電》，天津：《益世報》，1918年12月15日。

(33)《伍朝樞由政府委派赴歐》，天津：《大公報》，1918年12月28日。

(34)《施愚已由寧赴滬》，天津：《大公報》，1918年12月29日。

(35)《伍朝樞承命赴歐》，天津：《大公報》，1918年12月31日。

(36)《伍朝樞緩期赴歐》，天津：《大公報》，1919年1月1日。

(37)《為伍朝樞君釋?{》，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月15日。

(38)楊雪峰：《國父給徐謙幾封未見發表的函電》，臺北：《傳記文學》，第41卷第5期(1982年11月)。

(39)《西南派遣內外代表之停頓》，上海：《申報》，1919年1月14日。

(40)《伍朝樞赴歐事確定》，天津：《大公報》，1919年1月9日。

(41)《伍梯云君返粵》，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月11日。

(42)《本報特電》，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1月24日。

(43)《伍朝樞六日赴歐》，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2月7日。

(44)《伍朝樞已首途赴歐》，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2月6日。

(45)《本報特電》，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3月18日。

(46)(47)(48)(49)(50)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編：《秘籍錄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15～117頁。

(51)《唐紹儀發電稿》(1919-1920)，《近代史資料》，總51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77頁。

(52)(53)(55)何平、李露點注：《岑春煊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379、380頁。

(54)《加派赴歐委員之電請被駁》，沈陽：《盛京時報》，1919年4月30日。

(57)《王正廷與伍朝樞》，北京：《晨報》，1919年4月26日。

(59)《王正廷伍朝樞來電》，《北洋軍閥史料·吳景濂卷》(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2-323頁。

(60)《岑陸致電王伍力爭外交》，沈陽：《盛京時報》，1919年5月15日。

(62)《汪伍報告外交失敗原因電》，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6月3日。

(63)《伍朝樞不日返國》，上海：《申報》，1919年6月29日。

(64)畏父述：《伍朝樞君演詞》，加拿大溫哥華：《大漢公報》，1919年7月25日；《伍朝樞在美國之演說》，上海：《申報》，1919年8月20日。

(65)《公電》，廣州：《軍政府公報》，修字第九十七號(1919年8月3日)。

(66)《列席歐洲和會問題》，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2月6日。

(68)周鯁生：《中國的國際地位》，上海：《東方雜志》，第23卷第1號(1926年1月10日)。

(69)[日]日本實業之日本社：《日本人之支那問題》，中華書局編輯所譯，上海：中華書局，1919年，甲32頁。

(70)《國內專電》，上海：《申報》，1921年10月7日。

(71)《本社專電》，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10月10日、26日。

(72)《伍朝樞拒絕運動》，新加坡：《新國民日報》1921年10月11日。

(73)《伍朝樞答友人不出席太會書》，新加坡：《新國民日報》，1921年12月5日。

第二篇：開展“以問題為中心”教學活動

隨著教學改革的深入和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怎樣才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等問題，越來越被廣大教育工作者所重視。

愛因斯坦曾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這是因為思維從問題開始，創造力從問題開始，問題也是深入學習的起點。“以問題為中心”開展的教學活動是新課改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要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課本只是提供了現成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如何轉化為學生自己的知識，去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這才是教學的關鍵。葉圣陶說：“學生跟種子一樣，有自己的生命力，老師能做到的，只是給他們適當的條件和照料，讓他們自己成長。”這首先要求學生學會去發現問題，特別是針對教材提出疑問，而這并非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大多數學生習慣了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對于新的學習方法一下子很不適應。與此同時也要求我們每位一線教師改變教法，下功夫、下力氣培養鍛煉學生。根據我校學生的特點，經過幾年的摸索嘗試，探究出適合我校的具體辦法，特總結如下：

一、教師隊伍素質的提升 “以問題為中心”這個研究話題一直是我們學校重點研討內容，為了扎實有效的開展此課題研究，學校多次組織教師進行學習、培訓。并要求每位教師利用休息時間自學相關資料，加強理論學習，形成學習筆記。其次讓一線教師走出去，參加外出學習，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促進教師的問題意識。第三是以研促教。隨著教育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們采取以“問題為中心”的校本教研為手段，促進教師教學水平的提升。具體做法：

一、加強教研的日常工作，培養教師有主題式的教研活動。主題式教研活動是教師憑借扎根于自主教學實踐和有目的、有計劃、有診斷、有指導、有經驗共享的教研活動展開的課例分析。我校以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遇到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為軸心，教師自身通過自己教學問題的梳理，把具有一定典型意義和普通意義的問題，經過一定的理性加工轉化為促進自己專業成長的課題；教研組對教師提出的課題加以集中、歸納和整理，形成教師具體教學活動的主題。我們有效利用農遠這一有利陣地，把各教研組具體教研時間固定，并排入農遠課表。每周在教研組長的帶領下，由中心發言人牽頭，進行具體廣泛的教研活動。通過這樣的集備、教研，為學科教師提供了相互交流、研究的平臺，促進了教學水平的提高，深受教師們的歡迎。

例如：讓教師明確

（一）“問題設計的幾個原則”。1．科學性原則。教師必須對課程標準和所任學科的教材準確理解、充分掌握，在此基礎上設計好每一個問題，不能違背課程標準的主旨精神和要求。2．梯度性原則。人們認識問題時往往由淺入深層層推進，由表象到本質，由已知到未知，因此在設計問題時，問題要由易到難，由感性到理性，由現象到本質。

3．層次性原則。學生的知識維度是多層次的，有優秀的或相對落后的，設計問題時需讓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自己解決幾個問題，問題過難過易都不利于學生思維的發展，知識的掌握。

4．啟發性原則。問題教學法是一種啟發式教學，層層設問即層層啟發，提出的問題不是由教師越俎代皰，而是誘導學生思維，啟發他們跟著老師，跟著問題的思路，進行邏輯推進得出正確結論。

5．全面性原則。問題教學法的課堂教學，設計的問題盡可能要涵蓋每個課時的全部知識點，這樣解決全部問題的過程就是完成教學任務的過程。

6．開放性原則。設計好的問題不一定只有一個答案，有的問題會有幾種結論。教師要鼓勵學生大膽探索，對不同的結論可以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學生各執一詞時，教師既可以放手讓學生去自由爭論，也可以參與辯論，但不能壓制學生的思維，這樣，既活躍課堂提高了學生的思辯能力，又可留下一定的課后問題將課堂教學引向深入。

（二）問題的類型研究

1．判斷型問題。這是指對事實、概念、結論等作出判斷或識別的一類問題，設計有“對不對”、“是不是”、“是這樣，還是那樣”等問句。

2．敘述型問題。這是指對事實、概念、結論以及階段特征、基本線索和發展過程等進行敘述的一類問題，設計有“是什么”、“怎么樣”等問句。

3．述理型問題。這是指對事物發生的條件與原因、條件與條件之間、原因與結果之間等關系進行綜合分析的一類問題，設計有“為什么”等問句。

4．評價型問題。這是指對人物、現象等進行綜合評價的一類問題。設計有“對??你有怎樣的評價”等問句。5．運用型問題。這是指對擬定的情景或可聯系的現實，要求學生用新獲得的知識和過去所學的知識去解決問題，設計有“當你??你該怎么辦”等問句。

二、發揮骨干教師的示范引領作用。按我校實際特點，為培養新教師，我們側重抓中年段語文閱讀教學。可我校中年段都是剛上任的年輕教師，連基本的課型還搞不懂，又怎能很好的完成研討任務呢？于是我們大膽的起用老教材、老教師來承擔重任。王鵬老師-------省級優秀教師每次接到任務后，都能認真鉆研教材，積極主動備課，做好課前功。平時我們要求老師集體備課、資源共享、個人加減、課后反思，同時必須考慮自身的優勢和本班的實際，在教學設計上可以有自己的獨樹一幟。對于骨教師激發他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為他們提供廣闊的自主設計空間，鼓勵他們撰寫總結優秀的教學案例和教學設計，并在教師中交流、推廣。于是在周二的集體備課時間大家積極探討，出謀劃策，使教案圍繞“以問題為中心”展開，具有可操作性、實效性。老教材，新講法。在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我校于2008年9月20日由六年王鵬老師執教進行了“以問題為中心”語文閱讀觀摩研討課，受到在場領導與教師的好評。

眾所周知語文的教學研究，應該著眼于小課堂服務于大課堂，語文的教學科研的本質就是：追問實踐。課堂教學的返璞歸真。讓課堂教學遠離虛偽的美麗，讓學生擺脫被追問的境地，以學得促進習得。本著這樣的觀點，導入環節王老師采用“回憶性問題”展開-------“在我們偉大祖國的悠悠歷史長河中，涌現出很多英雄豪杰，他們給祖國的歷史畫卷描上了濃濃的一筆-------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你對他有多少了解呢？請說一說。”為突出教學重點，王老師在這一環節中采用“理解性問題”--------“請同學們速讀課文，看誰找出文章的中心句”；“分析性問題”--------“從帝國主義阻撓、要挾、嘲笑你想到了什么？”；“綜合性問題”--------“在勘測線路時，詹天佑是怎樣勉勵工作人員的？他是怎么做的？心里是怎么？”、“人字形線路是怎么回事？火車怎么走？”“面對崇山峻嶺險惡的地形，詹天佑采用什么方法開鑿隧道？說明什么？”這樣的研討課，老師引導學生圍繞問題積極自主探究，新課改理念在教學中得到嘗試，學生學習興趣濃、熱情高、效果卓著。活動中也看出教師有課改意識，敢于嘗試，敢于創新，敢于向新課程挑戰，為我校課程改革的探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會后，我們又利用教研時間對這節觀摩課進行了反思、點評。

總之，這次“以問題為中心”語文閱讀研討會的召開，對于新課程改革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它進一步推動了我校課改進程，并使教學活動沿著科研的軌道有序進行。

三、充分發揮教師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作用。

教學活動是師生共同參與的雙邊活動，教師在課堂上有意識的引導、啟發學生學會如何發現有意義、有價值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去尋找答案。久而久之，就強化學生的問題意識，學生就會展開想象的翅膀，自由探討，積極思維，大膽提出問題，揭示問題之間的聯系。雖然有些問題可能是錯的，毫無根據的，有的問題可能很稚嫩、淺顯，沒有太大價值，但教師也應積極鼓勵學生去想、去問。雖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有滿意的答案，但問題鍛煉了學生的思維，即使是錯誤的問題，學生也能從為什么錯中吸取有益的東西。因為，科學的發展歷史就是對奧秘的探索和問題的解答史。這一點正是教師在教學中應該重視的。素質教育要求有高素質的新型教師，要求教師擺脫工匠式向創新型過渡。所以我們鼓勵教師每節課后都應檢查自己是否采用啟發式，問題意識強不強。在啟發引導學生思考上是否到位、有沒有成效。教師首先強化問題意識，對問題設計、新問題的處理，對不能肯定的未知問題的態度都會影響學生。學生也就從你那里學會想問題、解決問題、揭示問題之間的聯系。漸漸地就學會思考、分析、判斷，并漸漸具有了創新的能力。敢想別人沒想的問題、敢問不懂的問題、敢去解決新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能屢遭失敗，但失敗過后，他們會總結經驗教訓，重新確定探索問題的方向。再實踐、再總結，直到有明確的結果。學生從這個過程中學到了書本上找不到的思考問題的方法和解決問題的手段，思維得到了鍛煉。這是一個人終身受用的財富。當前素質教育的要求正是要一個人具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用創造性的思維方法去服務于社會，這也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強盛的根。

當然，任何一種教學模式的推行和使用必須因人、因時、因內容而異，根本目的是達到教學的最優化，達到教學和育人雙豐收的目標。我們只是作了一些膚淺的嘗試，發揮學生主體作用的教學模式遠不止這么一種，這有待于我們在以后的教學中不斷摸索和實踐。

第三篇：教學初探：“以問題為中心”三步教學法

自從提倡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以來，我在各種期刊上仔細研究了相關理論，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大膽嘗試了一個領子福三步教學法具體過程如下：

衣領是第一步，也就是教師的整體命題。由于剛開一個新的教學模式，學生覺得不熟悉，所以老師帶領學生走，教學生提問題，具體做法是：每個學校一篇文章，由老師用文字內容，類的預覽提示和課后問題，設計的文章緊密相關的文章的問題，類產生這些問題，使學生有問題閱讀，圓圈繪圖注釋，思維，溝通，查詢，報告，通過獨立合作學習解決這些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學生基本上有能力提問，然后嘗試練習第二步幫助，也就是教師半職，學生嘗試問題，老師幫助梳理問題。這個問題可以用來學習預覽提示和課后問題，也可以圍繞文章的主要內容提一提，學生可以提出思考的價值，足以證明他對一定程度的理解文本內容。

當學生可以獨立地提出問題時，也就是說，嘗試練習第三步，放在什么時候，當學生通過獨立問題，找到自己的答案。如學習讀寫字，我讓學生自己根據每個內容嘗試問問題，自我回答形式向你報告，然后由學生選擇最好的問題，出出最好的問題明星，以鼓勵學生提出興趣的問題，幫助學生發展，只要學習提出問題，解決好的閱讀習慣的問題。

問題伴隨著內容和問題伴隨的閱讀解決方案，我相信以問題為中心的語言課堂教學模式將伴隨每個老師的教學，與每個學生的學習，每個學生的成長。

以問題為中心是最好的教學模式和最好的閱讀方式。教學嘗試使用并繼續創新，你會收到乘數效應。

第四篇：以問題為中心討論——PBL小組討論流程

PBL小組討論流程 第一階段：50分鐘

1.選出主席1名，書記1名。2.分發教案。

3.先發第一幕，討論分析10分鐘，4.再發第二幕，討論分析10分鐘。5.此過程中主席要主持整個討論，要注意把握時間。書記要記錄學生提出的問題，假設，思路等。

6.大家最后討論總結，提出主要問題以及次要問題，主要問題所有人需思考，次要問題主席分給大家。課后查閱文獻

第二階段：120分鐘 1.主席主持，大家就上次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次要問題每人報告3~5分鐘即可。書記在問題匯報時無需記錄。50分鐘

2.依序發第3,4幕，討論確定主次要問題。課后查閱文獻。50分 3.主席分配問題。

4.書記在會后需要構思機制圖。

第三階段：50分鐘

1.主席主持復習整個教案，學生做報告。2.大家就書記所做的初步機制圖討論，完善。3.主席帶領全組人員總結評價。

回饋：

主席同學匯集同學的次要問題的書面報告，加上全組主要問題的討論記錄（含機制圖——最終由書記繪制），總結做成電子版文件。（具體要求討論時說）注意：主要問題是大家討論解決的，每人都要給主席發主要問題的總結。

這是一般PBL的流程,我們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加以修改。

第五篇：二戰時期中英關系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為中心

二戰時期中英關系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為中心

林孝庭

? 2013-04-16 09:27:07

來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04期

摘要：二戰時期中英兩國關于西藏和南亞問題的爭執，反映出丘吉爾的英國政府對于蔣介石插手印度內政的極端猜忌和不滿。當時為歐洲戰事所困的英國政府，無力阻止戰時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逐漸向印度和南亞殖民地推進，因而謀求在西藏和中國西南劃界問題上予以反擊。另一方面，英國對中國勢力南進所采取的“報復”舉措，則被國民政府視為傳統帝國主義對華野心的明顯證明，并另謀反擊。中英兩國皆以各自的國家利益和政權安危作為處理印度和西藏問題的最大考量，然而就在中英雙方皆以國家政權安危為出發點來面對南亞問題的同時，兩個盟邦之間本來就不穩定的互信和合作關系，卻也一點一滴地被消蝕了。以英國作為一個觀察例子可看出，在近代中外關系的互動過程當中，中國并非永遠只是西方列強沖擊下的被動接受者(recipient)。戰時中英兩國在印度、西藏和南亞次大陸等問題上的爭議，清楚地反映出一個西方強權因疑懼中國力量的崛起，而欲對中國展開有效的反擊。

關鍵詞：中英關系 蔣介石 丘吉爾 中印關系 麥克馬洪線

作者簡介：林孝庭，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關系史學者們都知悉，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促使蔣介石領導的中國與美、英、蘇成了戰時同盟，也扭轉了重慶國民政府面對日本軍事侵略的壓力苦撐待變的局面。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們也都無法否認，1943年10月舉行的開羅會議，將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推向了百年來的新高點，而蔣介石夫婦與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開羅會議時的合照，不但塑造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躍升為世界強權之一的形象，同時也深刻地向世人傳達了當時中、美、英三個盟邦之間，立場堅定攜手對抗日本的訊息。然而歷史的真相，往往與官方宣傳所呈現出來的政治表象之間，有著一段差距，近來學術界已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之間臺面下的種種矛盾和沖突，并且探索這些沖突對于戰后國際政治局勢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① 這些年來也不斷有外交和國際關系史的學者，開始對中英這兩個戰時盟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復雜關系，加以重新分析和評價，譬如蔣介石和丘吉爾兩人對于歐亞戰場孰輕孰重的爭執、英國對華未曾實現的貸款問題，以及中英兩國在爭取美國戰略軍事資源上的暗中競逐等。② 本文將利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中文史料匯編、庋藏于英國倫敦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大英圖書館東方和印度事務部檔案部門(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British Library)、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等地未出版的官方解密檔案及私人檔案，以戰時中英兩國有關印度、西藏和南亞問題之互動為中心，探討戰時這兩個盟邦之間復雜而微妙的外交關系。

一、珍珠港事變前的中英關系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也迫使國民政府遷都西南大后方。過去的研究曾指出，英國為維持在華商業利益，以及維系其在遠東地區的殖民統治不受影響，決定對日本采取妥協的立場，例如，1938年5月，倫敦當局不顧國民政府的嚴重抗議，徑與日本簽訂關于中國海關之協議，同意在日本占領區內的所有海關稅收，一律由日本政府管理并存放于日本銀行。到了1939年夏天，英國因歐陸局勢日趨緊張，大戰一觸即發，為避免其在遠東地區與日本發生摩擦，形成腹背受敵之勢，乃決定進一步對東京讓步，一個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1940年初，當時日本為謀取戰前國民政府存放于天津英租界交通銀行之白銀，徑自封鎖天津英租界，并對英國政府施以強大壓力，迫使倫敦最后屈服于東京的要求，以換取日本解除對英租界的封鎖。③ 同年5月，英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以應付歐戰不當，辭去首相一職，改由丘吉爾接任，然而此一局面并未能夠立即改變英國在遠東地區對日妥協的立場；丘吉爾上臺兩個月之后，英國政府為了繼續維持當時在香港和東南亞的殖民統治地位，乃再次屈服于東京的施壓，宣布關閉滇緬公路，這不但使得重慶國民政府當時陸上對外的聯系管道幾乎完全被封鎖，戰時中國所亟需的外來軍品物資之運輸，也宣告中斷，而對當時中國上下民心士氣而言，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④

近年來英國解密的官方檔案則進一步顯示出，直到珍珠港事變前，英國政府不但愿意在遠東地區對日本采取容忍妥協的立場，事實上還曾經考慮暗中與日本軍部進行全方位的軍事情報交流合作，來抵消抗戰初期國民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密切往來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欲對大英帝國在中亞地區的傳統勢力遭受蘇聯驅逐的趨勢予以反擊。1937年8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訂，隨后國民政府的數個代表團先后路經迪化(今烏魯木齊)前往莫斯科訪問。為了抵抗日本勢力進逼中國西北邊疆從而危及蘇聯在中亞的利益，斯大林慷慨給予蔣介石軍事武器裝備和財政上的援助，大批戰時物資則藉由陸運的方式，從中亞經北疆運往中國西南，也因而當日軍于1938年10月占領廣州并封鎖中國大部分海上運輸線時，由西南大后方經甘肅、新疆通往蘇聯中亞的運輸路線，儼然已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外國際交通要道。一時之間，基于防御日本的共同利益，國民政府與蘇聯建立起自1928年以來最密切的互動關系。⑤

另一方面，在蘇聯的授意下，由盛世才所主導的新疆省政府開始有計劃地對英國在南疆的傳統勢力加以打壓和排擠。自1937年起，南疆各地的反英宣傳就從未停止過，許多來自英屬印度的僑民和商人，不斷地因間諜罪和反新疆政府罪而遭到拘捕羞辱，其財產亦被南疆地方官員沒收。當時英國駐喀什的外交官員，不但得不到新疆地方政府的保護和尊重，甚至到最后連日常生活用品的供應亦成了問題。這種局面迫使倫敦在1939年初曾一度考慮撤出這個當時英國乃至西方國家在整個中亞地區的惟一外交據點。⑥ 有不少英國政府高層決策人士深信，英國駐南疆的外交人員遭受新疆省政府的壓迫，乃是國民政府在與蘇聯關系明顯增進后蔣介石暗中授意迪化方面的結果，目的在于報復英國不顧中國利益而對日本過于遷就的立場。倫敦的部分英國官員因而力主立即關閉滇緬公路以為反擊。⑦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在面對英國駐華大使卡爾(Sir A.Clark-Kerr)的質疑時，曾極力澄清國民政府并未暗中授權盛世才打壓英國和英印政府在新疆的商業和外交地位，王甚至還私下向英國大使表示，當時重慶事實上并不具有左右新疆省政府的能力。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中英兩國間自抗戰以來本已微妙的互動關系，更形雪上加霜。⑧

隨著蘇聯勢力在中亞和中國新疆地區的大幅擴張，英國政府非常擔心其在南亞次大陸的殖民統治會因此受到嚴重威脅，有鑒于此，1939年冬天英國內閣在一連串機密會議討論之后，決定在中東和中亞各地強化原有的情報網，并且在尚未建立情報站的地區建立新的據點，與所有反蘇和反共政治團體聯合抵抗蘇聯的勢力。這些據點也包括駐喀什的總領事館。⑨ 更引人注目的是，為了對抗重慶國民政府、新疆省政府與蘇聯三方在南疆對當地英屬印度公民的“聯合打壓”，在1939—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倫敦方面甚至已經決定在不讓蔣介石和美國政府知悉的前提下，答允日本軍方一再提出的與英國展開情報合作的要求，彼此交換有關蘇聯在中亞和新疆活動的情報資訊，以對抗共產黨勢力對遠東地區和印度所可能造成的威脅。⑩

二、蔣介石訪問印度的外交角力

1941年12月7日，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部，以海、空軍突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一時之間中、美、英成了戰時的盟友，而英、日之間秘密軍事情報合作的可能性，也隨著中英兩國于12月13日簽訂《共同防御滇緬路協議》并形成軍事同盟的關系，而煙消云散。另一方面，南亞次大陸的政局，自英國政府于1939年宣布對德作戰以來，就呈現相當不穩的狀態。以甘地(Mohandas Gandhi)和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為首的印度國大黨(The Congress Party)人士，對于英屬印度政府未正式咨詢印度立法議會就把印度卷入戰事極為不滿。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迅速席卷香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并于1942年春攻陷緬甸，進逼滇西，戰事已直逼印度東部邊境。(11)此一局面對英帝國在全南亞地區的統治造成了嚴重威脅，而且，印度和喜馬拉雅山麓地區的安危也同時影響到西南中國的戰略安全。1940年秋蔣介石在重慶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會談時，就對當時部分印度國大黨人士正在與日本政府暗通款曲之事深表憂慮，而日軍在東南亞勢如破竹的攻勢，將會對尼泊爾、不丹、錫金和西藏造成骨牌效應，并使西南中國嚴重暴露在敵人的威脅之下。(12)

印度內部政治情勢的高度不穩定，促使蔣介石夫婦決定于1942年2月前往印度訪問，欲說服當時與英印政府水火不容的印度國大黨領袖們，如甘地和尼赫魯等，參加同盟國陣營，而不為日本所分化利用。蔣介石當時不但向英國政府要求前往甘地故鄉、同時也是印度國大黨大本營的瓦爾達(Wardha)訪問，而為了贏得國大黨人士的好感和支持，蔣介石還央請英屬印度政府不要安排他下榻于印度總督豪華氣派的官邸，而是安排進駐一般的平民旅社，他并且希望印度總督歡迎他的官式排場，能夠愈簡單樸素愈好。(13)

對于蔣介石提出的訪問印度的要求，倫敦決策高層普遍表示歡迎，認為這將有助于扭轉中國官民對于英國先前“親日”的負面印象，同時也可以讓蔣介石有機會體驗到英國對華的友好態度，然而丘吉爾本人對于蔣介石夫婦提出的諸項請求，特別是前往瓦爾達與甘地會談，以及婉謝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私下卻感到十分不悅；在蔣介石一行準備啟程飛往印度的前夕，丘吉爾親筆擬了一封措辭與口吻甚為突兀的信函，除了希望蔣介石一行接受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之外，還要蔣好好思考，一旦他執意前往瓦爾達會晤甘地等國大黨人士，對中英兩個戰時盟邦的合作關系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丘吉爾還特別提醒蔣介石，印度國大黨的不合作主義對英殖民母國與戰時中國所帶來的麻煩和危害是相等的。(14)

然而丘吉爾的這封信函在轉呈給蔣介石之前，被即將擔任東道主的印度總督林里資哥(Lord Linlithgow)和陪同蔣訪印的英駐華大使卡爾給攔了下來，在事后致英國戰時內閣的機密報告中，印度總督婉轉地提醒丘吉爾，這封措辭強硬的信函將會給來訪的重慶友人極為不良的印象，他因而建議改為由他本人代表首相與戰時內閣，向蔣介石口頭傳達來自倫敦的勸告。印度總督同時也指出，若一味堅持不讓蔣介石一行在印度會見任何國大黨人士，將會使蔣介石有“被玩弄了(being tricked)”的感覺。(15)印度總督的這番言論，令丘吉爾相當冒火，他一方面質疑林里資哥，蔣介石憑什么認為若見不到甘地，會覺得自己被英國政府所“玩弄”？另一方面則嚴厲斥責印督本人已在渾然不覺當中，讓蔣介石成為英屬印度政府與印度國大黨之間爭執的最后“仲裁者”，而這也將是大英帝國最為不幸之事。雖然丘吉爾最后在信中勉強同意不再追究印督與駐華大使的擅作主張，不讓蔣介石夫婦讀到他那封措辭不太友好的信函，但他也下令英印政府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蔣介石前往瓦爾達會晤甘地。(16)

盡管英國政府內部為了蔣介石的到訪鬧得不可開交，然而當蔣氏夫婦一行于1942年2月9日抵達新德里之后，英屬印度當局仍給予他們最高規格的接待和最熱忱的歡迎。(17)在與蔣介石的閉門會談當中，印度總督雖避免直接勸阻蔣前往會晤甘地，不過在會談結束后，印督卻私下求見蔣夫人宋美齡，希望她能夠轉告蔣介石，英國政府將無法同意中國的貴賓們前往甘地的故鄉，因為此舉將會讓全英上下感到極端尷尬和難堪。蔣夫人當即表示諒解，而幾乎在同一時刻，蔣介石也收到丘吉爾一封措辭較為婉轉的私人信函，勸阻蔣介石不要前去會見甘地，而是應以中英兩國戰時合作關系的大局為重，蔣介石立即回信表示同意，而會晤甘地的計劃至此已幾乎胎死腹中。(18)

重慶國民政府高層在戰時不惜碰觸英帝國殖民統治上的敏感禁忌而如此積極地要求往訪甘地并調停英印政爭的努力，似可從更寬泛的地緣政治和戰時中國的戰略觀來加以理解。1942年初，印度國大黨部分激進民族主義分子在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領導下，公開與日軍合作并對抗英國殖民統治，早已不是個秘密，博斯等人當時手中曾握有一支“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接受日本的軍事武裝援助，并且在淪陷后的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維持當地秩序和政治宣傳的積極角色。(19)而國民政府在1942年底的諸項機密情報里，也證實由日本所扶植，由印度、西藏的親日反英分子與周邊團體所組成的“第五縱隊”，早已深入藏南、印北邊境。這些報告并且評估，印度政局如果持續不穩，導致英國殖民統治的垮臺，恐將影響西藏政府的政治動向，而一旦拉薩方面決定改與日本合作，則中國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其安危將受到嚴重威脅。(20)這似乎也可以解釋，盡管蔣介石對于順利調停英印之間的爭執并無把握，但為了戰時西南中國的安危不因印度政局的動蕩而受到威脅，他仍要積極前往印度訪問并會晤甘地。

另一方面，雖然丘吉爾曾努力勸阻蔣介石一行前往瓦爾達與甘地會面，但是他本人卻不會不清楚，當時英國在印度和東南亞的殖民統治已是岌岌可危，英國在遠東的戰場上必須深深仰賴中國軍隊來牽制日本敵軍。換言之，在此一危急關頭，倫敦當局事實上并無開罪蔣介石的本錢。(21)也因此當蔣介石于2月15日有機會與印度總督林里資哥和駐華大使卡爾長談，并再次向英方試探安排他本人與甘地會面的可能性時，英印政府決定不再堅持原議，主動提出折衷方案，希望蔣與甘地能在瓦爾達以外的第三地會晤。英印當局還希望蔣介石能夠先與全印穆斯林聯盟領袖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22)會面，以沖淡中國領導人與甘地會談所帶來的強烈政治意涵。(23)最后蔣介石夫婦一行于離開印度前夕，總算如愿在第三地的加爾各答與甘地會談，而倫敦與新德里高層則私下評估，如此的安排，既能夠保住大英帝國的顏面，又讓來自重慶的貴賓見到了想見的人，可以說是能被各方接受的結果。(24)

三、中國軍事力量進入緬、印的折沖

蔣介石1942年2月的短暫印度之行，雖然最后突破英國政府的政治禁忌，見到了甘地，但終究未能成功化解英國政府與印度國大黨之間長久以來的歧見和對立。蔣介石夫婦這一趟訪印之旅，原本應該增進中英兩個戰時盟友間的關系，然而其結果卻是加深了彼此間的猜忌、誤解和鴻溝。在回到重慶之后，蔣介石曾向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透露他的訪印觀感，蔣除了極力貶抑英屬印度政府在當地的種種不當措施之外，還極力貶抑英國政府，認為丘吉爾與他的內閣要員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務，蔣并大膽預測英國在南亞的殖民統治很快將會全面崩潰。(25)蔣介石雖不斷在公開場合強調他在調解印度問題的態度上，完全以同盟國合作為考量，沒有一己私心和偏見，然而英國政府上下卻毫不領情，不論在倫敦或是新德里，皆有不少人視國民政府“善意與積極”的調停為嚴重侵犯英國內政。到了1942年夏天，當英國政府與印度國大黨談判破裂，以及英印政府逮捕甘地和尼赫魯之后，中英間的這種猜疑與缺乏互信，愈形嚴重。8月，蔣介石在重慶召見英駐華大使薛穆(Sir Horace Seymour)，表示關切印度局勢。這位剛履任不久的英國大使立即婉轉“提醒”蔣介石，認為他似乎過分關心印度國大黨的事務了。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得知蔣介石召見駐華大使關切印度政局之后，更是毫不客氣地要薛穆轉告重慶高層，同盟國之間的相處之道，應是彼此間互不干涉對方內政，丘吉爾也指出，即使當中國內部國共意見分歧最尖銳之時，英國政府也從未曾加以任何最輕微之評判。(26)

蔣介石除了親自關切英印政爭之外，亦曾電令當時在美國交涉盟邦事務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向羅斯福總統游說支持重慶對于戰時印度問題的立場和主張。(27)1943年春蔣夫人宋美齡訪問美國時，更公開發表講話大談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對同盟國的重要性，并呼吁英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甘地和尼赫魯等“有遠見”的印度政治領袖。(28)蔣夫人在美國的幾番談話，讓倫敦和新德里的反華情緒達到了戰時的最高點，并視她有關印度事務的發言是“至為可議(most objectionable)”和令人反感的。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并要駐美大使向宋子文表示英國政府最嚴重的關切，同時考慮向重慶國民政府提出正式抗議。(29)首相丘吉爾在致艾登的私人信件里直指在美國的蔣夫人是一個“麻煩”(a problem here)，其言行舉止像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小孩”(a spoilt child)。(30)然而回顧歷史，也許對中英兩國關系最為不幸的是，二戰時期蔣介石夫婦和國民政府對印度問題的積極關注和介入，讓英國體認到所謂“中國帝國主義”(Chinese Imperialism)在南亞的迅速滋長，以及未來一個強大統一并具有國際地位的中國，在戰后對于英國在印度和東南亞的殖民統治所可能帶來的巨大威脅和挑戰。此一體認讓英國政府決定在西藏和中印邊界等問題上進行反擊。(31)

英國政府對戰時中國的不信任，首先表現在拒絕同為盟軍的中國部隊進入緬甸戰場參加對日作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為了保護滇緬公路不受日軍破壞，曾經下了許多功夫，如成立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動員國軍第五、六、六十六軍準備入緬作戰，并且積極征調滇川、滇康和滇黔邊境其他部隊以為后援。然而，英國政府卻遲遲不愿意下令讓早已集結在云南邊境的中國軍隊進入緬北。(32)到了1942年3月，當日軍攻陷仰光、戰情已到萬分危急之際，丘吉爾才不得不勉強同意中國部隊進入緬甸協助英軍對日作戰。盡管如此，英方卻又不愿充分供應中國軍隊所必需的油料和補給品。同年5月，日軍攻陷密支那，中國數萬名遠征軍被迫撤退至印度東部，而當時英方駐印軍事當局還曾一度拒絕遠征軍的主力進入印度境內。(33)一份戰后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明白地揭示，當年英國政府高層對于中國軍隊入緬作戰遲遲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憂懼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將不可避免地藉由對日作戰而進入緬甸和東南亞其他地區。這份備忘錄并且舉證指出，1942年初中國遠征軍進入緬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區向當地部落發布政令，任命該地區的地方首長并執行征兵令。雖然中國在緬北的短暫統治因日軍隨后的反攻而暫告中止，然而中國部隊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緬北，國民政府的勢力也重返此一地區。此外，英軍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區與入緬的中國游擊隊不期而遇。直到二戰結束之后，國民政府的軍隊仍不斷在緬北地區活動。(34)

倫敦和新德里高層對于戰時中國政、軍勢力南下的高度恐懼和擔憂，并非全然捕風捉影，特別是當戰時中國的此一“南進”運動獲得美國的極力支持之后。(35)1942年3月，美國派遣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來華，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總參謀長，以及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此舉也標志著中美兩國戰時在亞洲戰場上聯手抗日。對于二戰時期史迪威在華事跡，以及他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過去已有許多論著加以研究，然而這些論著卻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對戰時中英關系所扮演的角色。在初抵重慶不久，史氏就向國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組織訓練中國軍隊的構想。根據史迪威的看法，勢如破竹的日軍很可能最終截斷緬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線，以阻隔積累在印度的美國援華物資運往西南中國。史氏因而強烈建議國府調遣約10萬中國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資裝備。史氏表示他將協助訓練這些中國兵士成為一支優秀善戰的軍團。(36)史迪威的建議原則上受到重慶高層的接受，而在美國的主導之下，英國政府最后勉強同意在印度東部比哈爾邦(Bihar)的藍伽(Ramgarh)設立訓練中國部隊的營地。1942年秋，9000名自緬甸撤退的中國遠征軍成了首批在藍伽受訓的中國部隊。(37)

倫敦的戰時內閣和新德里的英屬印度政府雖然無法公開拒絕中國軍隊在印度受訓的提議，然而英國內部上下卻從未懷疑此一計劃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印度總督林里資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為數如此多的中國部隊駐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極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況當時中國政府正欲積極插手調停英印政爭，蔣介石本人還對印度國大黨懷著高度的同情心。(38)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斷說服重慶派遣更多的中國軍隊前往藍伽受訓。從10月開始，平均每天約有400名國軍前往印度，兩個月內，共有約2.3萬名國軍抵達藍伽。此事曾令倫敦的印度事務決策官員相當憂慮，認為不論從政治上或是從單純的軍事補給運輸上來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該接受如此多的中國部隊。(39)到了1943年夏天，總共有約3.3萬名中國部隊在印度，而史迪威還希望把總數增到10萬名，他還準備利用這些訓練過的精銳部隊，來反攻緬甸和滇西。至此，英國政府已無法再容忍和坐視，當史迪威于1943年7月訪問倫敦時，英國的最高軍事當局正式拒絕了他所提出的讓中國在印部隊的總額達到10萬名的構想。(40)

四、英國加緊拉攏西藏

前曾論及戰時英國政府在面對戰時中國勢力全面地向南亞次大陸的可能延伸時，曾決定在西藏問題上作出反應，以對抗倫敦和新德里官員眼中的“中國帝國主義”。一個最明顯的標志出現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齡在美國公開對印度問題發表看法之后不久，倫敦高層決定以具體措施來鞏固英國在中印邊界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地位。“麥克馬洪線(The McMahon 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東，約可分為3個地段，包括印度東北的阿薩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門隅(Monyul)，阿薩姆省中段與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區，以及阿薩姆東部與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區。(41)自清末以來，這一地帶的邊界從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兩國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國雖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會議上從西藏代表那里取得這一地區的“主權”，然而歷屆中國政府卻從未正式承認英藏之間任何協議之法理有效性，這些所謂的已被“割讓”給英印政府的領土之中，除了與不丹接壤的門隅地區之外，在民國時期同時被劃為中國的西康省版圖，而直到二次大戰初期，英印政府事實上也從未真正對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土地進行有效管轄。(42)

英印政府對于中印喜馬拉雅山麓邊界地區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觀。盡管倫敦高層深為歐戰所羈絆，其仍決定在中國勢力尚未全面進入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之前，先行鞏固英國在這些邊區的傳統地位。1943年3月，印度“東北邊境行政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負責掌管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各項行政事務，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來，首次將這塊主權歸屬仍備受爭議的地區納入其正式管轄范圍之內。(43)邊境行政特區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層立即派遣了數個軍事勘探隊，分頭前往門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區活動，而從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倫敦當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會重慶國民政府的情況下，先后在察隅地區的重要據點瓦隆(Walong)、洛隅地區的里嘎(Riga)，以及門隅地區提朗宗(Dirang Dzong)以南的盧帕(Rupa)等地分別設立了軍事要塞，并且在當地積極修筑軍營、房舍、公路和小型機場等工事。(44)

英印政府除了決定全面地將政、軍觸角向北延伸至中國西南邊境，以作為對抗中國影響力南進的反擊措施，同時也積極對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強化英國的一貫政策，讓西藏成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緩沖區。例如在軍事上，盡管外交部門態度消極，英國戰時內閣仍于1943年底批準售予西藏一批總額藏銀10萬兩的軍事裝備，其中包括500萬發步槍子彈和1000發山炮炮彈。這批軍火于次年夏天陸續自印北經藏南的亞東、帕里等地運抵拉薩。(45)在外交和政治層面上，1944年8月，英印駐錫金的政治專員古德(Sir Basil Gould)銜命專程前往拉薩訪問。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層解釋英印當局決心增強其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統治之外，還提出一系列財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屬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財政援助，以補償其以后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將要失去的稅收，以增強拉薩當局的實力，來對抗國民政府在中國西南地區逐漸增強的影響力。(46)英方也鼓勵拉薩高層考慮在戰后派遣外交使節常川駐印，以增加西藏在國際上的知名度。(47)

獲悉戰時英國在中國西南邊境政治和軍事上的新舉措和對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積極拉攏活動后，重慶高層幾乎毫無例外地將此解讀為“英帝國主義”對于中國西南邊疆的領土野心，因而謀思報復。1944年11月7日在重慶外交部召開的一個跨部會“藏案會議”，即是此一背景下的產物。國民政府高層在此次會議上做出了幾項重要決策，包括進一步推動西藏與中國內地的經貿、政治和宗教聯系，更積極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層面上拉攏尼泊爾、不丹和錫金等喜馬拉雅山麓三小國，甚至暗中鼓動這些國家于戰后脫離英殖民帝國勢力而追求真正的獨立自主。(48)正因為如此，當軸心國力量對于印度次大陸和緬甸的軍事和政治威脅逐漸消退之際，中英兩國之間因印度問題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卻仍未見和緩。只不過諷刺的是，在中英雙方的認知里，由印度問題所衍生和反映出來的種種爭議，皆不約而同地被彼此解讀為來自對方的“威脅”，然后在中英各自認為其政權和國家安危已受到嚴重挑戰的考量下，又不約而同地準備向對方采取反擊和報復。

五、結語

1945年3月，一份英屬印度政府內部擬定的預測中國戰后在亞洲地位的極機密文件，曾廣泛地在新德里和倫敦的決策層中流傳。這份文件明確指出，戰時國民政府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努力，對于英國在印度和東南亞殖民統治而言，乃一極大的挑戰；戰時中國對于英國在亞洲殖民統治所可能帶來的威脅，事實上并不亞于日本軍國主義對于遠東地區，以及希特勒對于歐洲所帶來的威脅。此外，在英印官員的普遍認知里，蔣介石雖然在政治宣傳上對于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極盡詆毀之能事，但對“中國帝國主義”給印度和東南亞所可能帶來的威脅，卻不予反思，甚至視為理所當然。蔣介石的這種思維，充分地反映在其1943年所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當中。(49)此份文件同時特別擔憂中國的崛起對于英國在印度利益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譬如國民政府持續不斷地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將有助于中國逐漸將其勢力延伸至印北和緬北，從而對印度的國防造成嚴重威脅。此外，一旦新疆地區的政治情勢不穩定，也可能導致蘇聯力量的再次進入，并成為另一個危害印度安全的重要因素。這份報告力主戰后英國應團結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英聯邦成員，共同對抗中國勢力的向南擴張。(50)由于這份文件的內容具有外交和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英國政府高層曾一度下令嚴禁外傳，甚至還指示外交部門暫時不要讓英國駐華大使和印度駐華代表知悉其內容。(51)英屬印度政府1945年的這份文件，似可對戰時中英兩國間存在的問題做一歷史的注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一時之間讓中英兩國成為戰時盟友，然而此一表象卻無法掩蓋兩國之間因印度和西藏的地緣政治及戰略安全所發生的摩擦；戰時國民政府因極度擔憂自身政權的安危會隨著印度國大黨人士與日本的妥協而受到嚴重威脅，因此欲積極介入并調停英、印之間的政爭。然而，丘吉爾的英國戰時內閣則將國民政府的此一“自衛”舉措，以及中國部隊在印度和南亞其他地區的活動，視為在戰時國際地位日漸提升的中國欲向外擴張其勢力的明顯證據，故決定在西藏和中印邊界問題上采取反擊措施。英國的反應，反過來又被國民政府解讀為英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主權的野心和企圖。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中英兩國都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來看待對方，并進而采取“防御性”的措施，而這些舉措卻又成為彼此眼中來自對方的“威脅”。中英雙方本已不強的互信關系，就在這種惡性循環的互動模式下被消蝕殆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研究近代中國對外關系，總脫不出費正清(John K.Fairbank)提出的“沖擊—回應(Impact-Response)”模式，在這個大的理論框架下看待中國如何處理對外關系(52)，鮮有論著以反向思考的方式考察西方強權如何面對一個在國際社會逐漸崛起的中國。本文以英國為觀察實例，指出在近代中外關系的互動過程當中，中國并非永遠只是西方列強沖擊下的被動接受者。戰時中英兩國有關印度、西藏和東南亞事務的爭議，清楚地反映出一個傳統西方強權對向外擴展的中國勢力的憂慮和疑懼，以及因此對中國所采取的“再回應”和反擊措施。近代史上西方列強如何看待中國的對外關系，如何將其認知反映在對華政策上，似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課題。

注釋：

①有關這類著作，參見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Clement Leibovitz, The Chamberlain-Hitler Deal(Edmonton, Alberta: Les Editions Duval, 1993);Clive Ponting, 1940: Myth and Reality(Chicago: Ivan R.Dee, 1991);Andrew J.Whitfield, Hong Kong, Empi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at War, 1941—1945(New York: Palgrave, 2001)。

②有關戰時中英關系與太平洋戰爭的研究，參見Judith Brown and Wm.Roger Louis(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chapters 13, 20 and 28;Anthony Best, Britain, Japan and Pearl Harbor: 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 1936—1941(Lon 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95);李世安《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英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③Bradford A.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17—125;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72—102.④N.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London: Longmans, 1967), pp.149—150;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16.⑤宋子文的私人檔案表明，1937年10月至1939年6月之間，莫斯科曾經三度給予國民政府貸款，總數高達2.5億美元，當時中蘇之間亦簽有一個為期10年的秘密航空協議，蘇聯政府實質上壟斷了阿拉木圖(Alma Ata)至哈密的航線。Memorandum on the Barter Transactions with USSR, undated, 1944;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vil Aircraft of the USS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r Ai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ami and Alma Ata, Chungking, 1939, T.V.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有關抗戰初期國民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合作，另見John W.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⑥Kashgar Diary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1938, enclosed in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1, 1938, British Library(London),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OIOC), L/P&S/12/2332;Report from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6, 1938, L/P&S/12/2358.⑦Kashgar Diary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1938,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5, 1938, OIOC, L/P&S/12/2332;Special Survey of Intelligence: Condit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Sinkiang, 1939, conducted by Office of the Deputy Director,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13, 1939, L/P&S/2275;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January 15, 1939;Foreign Office(London)to Sir A.Clark-Kerr(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April 4, 1939, L/P&S/12/2358.⑧British Embassy(Chungking)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6, 1940, OIOC, L/P&S//12/2358.⑨India Office Minute Paper, dated October 3, 1939;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Soviet Threat to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Office, dated October 28, 1939;Office of War Cabinet to India Office, December 16, 1939, OIOC, L/P&S/12/2277.⑩日本外交和軍事部門早在1935年就曾以意識形態為由，積極要求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但這項提議卻同時為倫敦和英屬印度政府所婉拒。Government of India Minute Paper, dated January 24, 1935;India Office Minute Paper, dated February 14, 1935, OIOC, L/P&S/12/2368。然而到了1940年春天，在日本不斷透過英國駐東京、阿富汗等地使領館的秘密游說和南疆事件的影響下，英國軍方、外交部門和英屬印度政府同時贊成進一步與日本在“防共防蘇”的目標下，在政治和軍事上進行密切合作。果真如此，則1940年夏英政府突然封鎖滇緬公路的舉措，就不算是個令人感到突兀的決定了。F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 April 8, 1940;India Office Memo, dated May 14, 1940, L/P&S/12/2368.(11)M.E.Chamberlain, Britain and India: The Interaction of Two Peoples(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4), pp.186—226;Stanley Wolper, 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29—349.(12)Clark-Ker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19, 1940,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 London), 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436/16158 F4817/57/10;Clark-Ker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24, 1940, F4890/57/10.有關蔣介石與卡爾會談的中文摘要，另見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38—42頁。

(13)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Chungking)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4,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ime Minister' s Office Records(PREM), 4/45/3.(14)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dated February 3, 1942, PREM, 4/45/3.丘吉爾在致蔣介石的信函末端，再次警告蔣介石必須考慮會見國大黨領袖，特別是甘地，所帶給同盟國的不良后果，其警告的原文如下: “ I must therefore beg that Your Excellency, with whom I hope to collaborate in the closest possible way in conjunction with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Premier Stalin, not only in this war but in the world settlement which will follow it, will be so very kind as to consider these serious words of mine.”

(15)Viceroy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5, 1942, PREM, 4/45/3.與印度總督持相似觀點的，尚有印度事務大臣愛默利(Leopold Amery)，他認為讓蔣介石有機會親眼瞧瞧甘地和尼赫魯這兩個“矯情和不切實際的家伙(niggling and unpractical creatures)”，也不是件壞事。Mr.Amery to Lord Linlithgow, February 2, 1942, OIOC, MSS.Eur.F.125/11.(16)Mr.Churchill to Viceroy, personal and secret, dated February 6, 1942, PREM, 4/45/3.丘吉爾致印度總督林里資哥有關蔣介石會見甘地的信函原文如下: “ On what grounds would he(Chiang Kai-shek)regard himself as having been' tricked' ? He proposed himself and will be an honoured guest, but he has no right to interven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Emperor and any of the King' s subjects.It would be disastrous if you(Viceroy)put your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we had Gandhi and Nehru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Viceroy of India on the other, with Chiang Kai-shek arbitrating between the two.” 然而倫敦和新德里的不少英國官員則替林里資哥叫屈，認為事實上是丘吉爾本人誤會了蔣介石會見甘地的動機，他們認為蔣只是希望印度內部能夠團結一致對抗日本，而印督林里資哥本人則無意替英國政府找麻煩，他只想盡好主人本份，讓蔣介石一行訪印能夠圓滿順利。Mr.Amery(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to Viceroy, February 6, 1942;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6, 1942, OIOC, L/P&S/12/2315.(17)對于接待蔣的規格和禮儀，當時英印政府曾有不同的意見，此乃因為當時中國的國家元首是林森，而非蔣介石。盡管如此，英國最后仍決定給予他最隆重規格的歡迎。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7, 1942;Mr.Amery' s Instruc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7, 1942, OIOC, L/P&S/12/2315.(18)從蔣介石致丘吉爾的這封充滿客套與外交辭令的信函來看，吾人并無法知悉蔣介石此時對于丘吉爾勸阻他前往會見甘地的真正反應和看法為何，然而從后續的發展來看，蔣介石在此刻仍強烈希望有機會見到甘地。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11, 1942, OIOC, L/P&S/12/2315;Churchill t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12, 1942;Chiang Kai-shek to Churchill, February 13, 1942, PREM, 4/45/3.有關蔣介石與印督會談的中文節錄，另見《戰時外交》，第351—358頁。

(19)有關二戰時期軸心國欲拉攏印度國大黨人士對抗同盟國，以及印度民族主義分子與日軍合作的相關研究，參見Milan Hauner, India in Axis Strategy: Germany, Japan and Indian National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Peter Ward Fay, The Forgotten Army: India' s Arme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2—1945(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而根據已經出版的中文檔案資料，蔣介石在新德里與尼赫魯會談時，尼赫魯亦曾主動向國府高層說明博斯等人與日本人合作的情況(《戰時外交》，第424—426頁)。

(20)《行政院致外交部函》(1942年11月10日)，《外交部檔案?西藏內情》，臺北，“國史館”藏檔(以下簡稱“臺北檔”)，172—1/0016；《軍事委員會致外交部函》(1942年12月24日)，《外交部檔案?美總統派軍官二人入藏》，臺北檔，172—1/0012。

(21)Prime Minister' s Personal Minutes, February 12 & 13, 1942, PREM, 4/45/3;India Office Minute, dated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22)真納所領導的全印穆斯林聯盟(Muslim League)乃英國在1906年所扶植創立的團體，意在制衡印度國大黨的勢力。真納最后成為巴基斯坦獨立建國后的首任元首，有關真納與全印穆斯林聯盟之研究，另見Stanley A.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Minute by the Secret of State of India Office(Mr.Amery), dated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根據中文資料所顯示，會晤甘地的計劃后來能夠峰回路轉，在于英駐華大使卡爾的極力促成，而英印當局似乎也有意以重新安排蔣介石與甘地的會晤，來換取蔣在他的《告別印度同胞書》中，采取較為中性與溫和的措辭(《戰時外交》，第390—394頁)。對于卡爾和新德里方面立場的轉變，丘吉爾和倫敦方面并未加以反對和阻撓。

(24)Viceroy to Mr.Amery,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有關蔣介石與甘地的會談紀要，見《戰時外交》，第411—424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官方私下對蔣介石夫婦的這趟印度之行，普遍反應不佳，認為此行對于中英兩國在遠東戰場上的協調事宜，根本毫無助益，雙方也浪費太多時間爭辯一些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問題。為此，丘吉爾還曾指示英國駐美大使必須向美方強調，蔣介石這次訪印之旅是“成功的”。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21, 1942;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7, 1942, OIOC, L/P&S/12/2315.(25)British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Office, March 20, 1942, OIOC, L/P&S/12/2315.事實上，除了向美國方面抱怨在印所見所聞之外，蔣介石回重慶后亦曾不只一次提醒丘吉爾和英印高層，應對印度國大黨采取更寬容的政策，認為若當前印度政治問題不立即解決，則危機將日甚一日，待日軍侵印后再言解決，將為時過晚。《戰時外交》，第434、437—438頁；Lord Linlithgow to Mr.Amery, February 23, 1942, OIOC, L/P&J/8/509。

(26)Note by Mr.Hollington Tong, enclosed in Seymou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12, 1942;Churchill' s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enclosed in India Office to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7, 1942, OIOC, L/P&S/12/2315;《戰時外交》，第476—481、485—487頁。

(27)《戰時外交》，第466—467頁；Sir R.Campbell(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to Foreign Office, July 31, 1942, OIOC, L/P&S/12/2315。不過在爭取美國支持戰時中國對印政策方面，國民政府是失敗了。羅斯福總統明白告訴蔣介石，對于英、印糾紛，美國將不提供積極調解，對于印度內政問題，美國將謹慎自持，避免任何輕微之干預(《戰時外交》，第482—484頁)。

(28)Lord Linlithgow to India Office, April 16, 1943, OIOC, MSS.Eur.F.125/24;Viscount Halifax(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to Foreign Office, April 20, 1943, L/P&S/12/2315.(29)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pril 28, 1943;Mr.Eden to Viscount Halifax, April 29, 1943;Mr.Amery to Lord Linlithgow, May 12, 1943, OIOC, L/P&S/12/2315.英國政府最終并未向重慶提出抗議，因為倫敦方面考慮到宋美齡當時雖貴為中國第一夫人，但卻未擔任任何官方職務，她大可表示其有關印度的言論僅只是她的“個人意見”。

(30)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to Foreign Secretary Eden, May 22, 1943, PREM, 3/90/5B.(31)英國政府的此一“報復”說以及“中國帝國主義”的看法，充分反映在印度總督和倫敦高層之間、英國駐美外交官員與國民政府外長宋子文之間的私人信函，以及戰后英國外交部回顧文件當中。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ndia, FO Research Department Memo, dated January 8, 1964;T.V.Soong Papers, Box 26, T.V.Soong' s Memo, May 1943, undated, FO 370/2753/LR2/4;Lord Linlithgow to Mr.Amery, April 16, 1943, OIOC, MSS.Eur.F.125/24.當時英國外交決策圈里的另一個普遍看法則是，若蔣介石希望英國允許印度獨立，則國民政府亦應同意西藏脫離中國獨立。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Philip Broad(Foreign Office Far Eastern Department)to G.F.Hudson(Foreign Research and Press Servic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6, 1942, FO 371/31700 F4214/2768/10.(32)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頁；孫克剛：《中國遠征軍在緬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3)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臺北，綜合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116頁；楊大鎮：《中國遠征軍印支征戰紀實》，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版。

(34)Foreign Office Memo entitled“ Relations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 written by B.R.Pearn, Foreign Office Research Department, dated May 31, 1948, FO 405/17912 F7962/359/79.(35)譬如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對丘吉爾施加壓力，要求他在亞洲戰場上給予蔣介石全面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印度和緬甸戰場。來自美國的壓力迫使丘吉爾于1943年1月致函蔣介石，保證英國對中國的支持。President Roosevelt to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January 8, 1943;Churchill' s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enclosed in Churchill to Eden, January 25, 1943, PREM, 3/143/6.(36)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 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53), pp.134—136.(37)有關二戰時期中國駐印軍隊的編練和整訓，另見徐康明《中國遠征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10頁；鄭洞國、覃異之：《中國駐印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78—92頁。

(38)Lord Linlithgow to India Office, October 2, 1942, OIOC, L/P&S/12/2320.(39)Minute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India Office to Consider the Proposal of China that Additional Chinese Troops Should be Flown to India for Equipment and Training, October 2, 1942, OIOC, L/P&S/12/2320.雖然印度事務部官員力主婉拒中國和美國增加受訓中國軍隊的名額，英國最高軍事參謀本部最后仍不得不加以妥協，同意史迪威的方案。Chief of Staff(London)to Commander-in-Chief India, October 10, 1942, enclosed in 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Chungking), October 11, 1942, L/P&S/12/2320.(40)Government of India to War Office(London), June 10, 1943;Memo by Mr.Peel(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dated June 15, 1943;India Office Memo, dated June 3, 1943;Minute of Chiefs of Staff(London), July 31, 1943, OIOC, L/P&S/12/2320.有趣的是，這些文件反映出英國當局除了畏懼中國政治軍事影響力在印度的增強之外，也把矛頭指向史迪威，認為他的個人野心太大，一旦有更多的中國部隊在他手下，他將更能夠在戰后南亞和東南亞的政治版圖上扮演關鍵角色。易言之，當史迪威堅稱他讓中國軍隊在印受訓的主張是為了同盟國在亞洲戰場上的戰略利益時，英國高層卻認為他的提議帶有濃厚的個人考量。

(41)這一片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新月狀地區，向來亦被西方學術界及英印當局稱之為“東北邊境行政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有關“麥克馬洪線”以及英國在西姆拉會議上向西藏代表交涉取得這些土地的相關研究，詳見Parshotam Mehra, 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 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47(London: Macmillan, 197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42)Manilal Bose, British Policy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75—208;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fordshire, England: Roxford Book, 1989), pp.12—21.(43)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March 11, 1943;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pril 17, 1943, OIOC, L/P&S/12/4200;J.N.Chowdhury, Arunachal Pradesh: From Frontier Tracts to Union Territory(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s, 1983), pp.240—243.(44)此一時期英印政府在中印邊境的各項活動，反映在下列中英文原始檔案和報告當中：Report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for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23, 1943 to June 30, 1944, OIOC, L/P&S/12/3114;Sir B.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July 16, 1944, L/P&S/12/4214;《軍令部致外交部函》(1944年5月30日)；《西康省政府致外交部電》(1944年7月7日)；《蒙藏委員會致外交部函》(1944年7月20日)；《外交部歐洲司備忘錄》(1944年9月2日)，《外交部檔案?英印侵略西康邊境案》(一)，臺北檔，172—1/2670。值得一提的是，從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中卻也顯示出，在未能真正有效統治金沙江以西的西康地區的情況下，重慶高層事實上并無法在第一時間內取得英國人在中印邊境活動的第一手情報，而是必須仰賴往來于康印藏邊區的康藏商人們的口述報告，而各方敘述的出入之大與錯誤之多，使得國府高層最后也不得不懷疑這些情報的確切性和真實性。見《駐印度專員沈士華呈外交部》(1944年8月29日)；《外交部歐洲司簽呈》(1944年10月9日)；《云南省政府致外交部函》(1944年1月29日)，《外交部檔案?英印侵略西康邊境案》(一)，臺北檔，172—1/2670。

(45)Government of India to British Political Officer at Sikkim, November 3, 1943;Extract from Yatung News Report for the Period Ending July 31, 1944, OIOC, L/P&S/12/2175;《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保君建呈外交部》(1944年4月17日)；《蒙藏委員會致外交部函》(1944年9月4日)，《外交部檔案?英售藏軍火案》，臺北檔，172—1/0009。

(46)根據英國檔案，古德向拉薩重申1914年西姆拉會議上英印當局自西藏全權代表倫欽夏札所取得的領土權益，而西藏政府雖曾向他表示不能接受其在門隅等地的傳統稅收權利遭到侵犯，但拉薩高層并不打算向英方反駁1914年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Sir B.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1, 1944;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November 15, 1944, OIOC, L/P&S/12/4217.(47)《蔣委員長致外交部長宋子文電》(1944年12月26日)，《外交部檔案?英對藏宣傳獨立案》，臺北檔，172—1/0014；《外交部藏案會議節略》(1944年11月7日)，《外交部檔案?關于藏案會議》，臺北檔，172—1/0017。有關1944年古德使團訪問西藏之研究，另詳見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p.465—471;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406—419。

(48)《外交部備忘錄》(1944年6月)，《外交部檔案?關于藏案會議》；《外交部簽呈》(1944年11月)，《外交部檔案?藏案紀略》，臺北檔，172—1/0017、172—1/0002。

(49)英國政府官員對于《中國之命運》里關于中國傳統疆域及于西藏、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以及緬甸北部地方的說法，尤其感到反感，英內閣甚至預言，未來戰后中英兩國在外交上最大的爭執和沖突來源所在，將會是西藏與香港問題。Hugh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Calcutta, 1945)pp.85—86;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Office Record, 134/277/FE(O)(45)3, H.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May 16, 1945, OIOC, L/P&S/20/D222.(50)Government of India group paper entitled“ Modern China' s Asiatic Empire” , dated March 20, 1945, enclosed in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June 19, 1945, OIOC, L/P&S/12/729.(51)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July 4, 1945;Colonial Office to India Office, July 12, 1945;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August 22, 1945, OIOC, L/P&S/12/729.(52)有關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的討論，可參見他如下的作品：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