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德軍事合作

中德軍事合作

中德軍事合作 1911-1941

對于中國而言，1911年至1941年間的中德兩國合作在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德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讓中華民國與德國結成了一個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戰爭之前。從清王朝遺跡上站起來的中華民國，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軍閥割據，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的生存著。國民黨通過北伐，在1928年從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蕩之中的中國。此時，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日益昭現。鑒于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供應的原料供應。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這種關系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只持續了不到四年時間。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從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關系

-----------------------最早的中德貿易線從陸路經西伯利亞輾轉到達德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8月,埃姆登普魯士王家亞洲貿易公司（KPAC）的“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中德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讓諸如普魯士等眾多歐洲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貿易關系。19世紀晚期，中外貿易一直受控于英國。而奧托·馮·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于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于1896年繼英國之后成為第二大在華貿易國。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并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伙伴。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凱請求德國幫助他建立“自強軍”和“新建陸軍”。德國的援助不僅限于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比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筑Port Arthur（威海衛？）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德中良好關系被威廉2世的帝國主義野心所徹底改變。在甲午戰爭后的三國聯合干涉中，德國強迫日本讓出租界漢口和天津；1897年，德國通過“巨野教案”獲得了對膠州灣99年的租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期，德國軍隊野蠻鎮壓義和團員的行為讓中德關系走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威廉皇帝激勵他的士兵們“像匈奴人般作戰”，由此，“Huns”成為了德國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蔑稱）。[1]（譯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論：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們應該對不公正進行報復。象中國人這樣，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于不顧，以令人發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這樣的事件，在世界史上還沒有過先例...你們如果遇到敵人，就把他殺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誰落到了你們手里，就由你們處置。就象數千年前埃策爾國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傳迄今的傳說中依然聲威赫赫一樣，德國的聲威也應當廣布中國，以至于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于對德國人側目而視。）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國協約實際上說明德國已被從政治上孤立，這使得一次大戰前期中德關系稍有改善。基于這種孤立，1907年德國希望建立一個由“德—中—美”組成的三國協約，但這個愿望未能實現。[2]在1912年，德國提供了一筆6百萬元的金馬克的貸款給新的中國民主政府換得了在山東修筑鐵路的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國提議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為協約國成員加入了戰爭并開始進攻德國在中國租界，繼而占領了青島和膠州灣。整個一戰期間，德國困于歐洲戰局而騰不出手顧及其在遠東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宣戰，并且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和青島的租界。雖然中國獲得了國聯的承諾在戰后將租界歸還中國，但是最終凡爾賽條約卻裁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強烈的被出賣感和數十年的壓抑導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系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從貿易方面。1913年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3]-----------------------20年代的中德合作

-----------------------朱家驊，后來的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曾為最初的中德接觸貢獻良多。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國的工業出口，軍隊被限制在十萬人以內，軍工生產被大量削減。但即使如此，條約并不能改變德國在軍事創新上的領導地位，許多工業企業仍然保存著設備和技術以生產軍事硬件。因此為了繞過條約的限制，這些工業企業開始與國外合作，例如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生產武器并出售給國外。在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跨臺，全國陷入內戰，各地軍閥都企圖取得優勢。因此許多德國軍火企業開始尋求重建與中國的商業聯系，以便進入這個廣闊的軍火市場。馬克斯·鮑爾（Max Bauer）和蔣介石（1929）

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后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并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不會有正面沖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范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5]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并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重建”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么說，鮑爾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于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再次回到中國，七個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并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

-----------------------30年代的中德合作

-----------------------中國代表們正在視察一架容克-52飛機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于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于困頓，但是德國工業，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發展中獲得利益。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并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里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并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8]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國的對華政策是充滿矛盾的，魏瑪政權的外交大臣極力鼓吹政府應在東亞地區保持中立，并反對國防軍工業體系直接和中國政府進行合作。那些進出口商因為擔心中央政府會在他們的生意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對。但納粹政權推行的是戰時經濟政策，動員全社會擴大生產并對諸如鎢、銻等重要的軍需材料以及各種原材料進行戰略儲備。而這些原材料中國都可以大量供應。因此，從這個時代開始，對各種原材料的需求成為了德國對華政策的推動力。[9]1933年5月間，漢斯?馮?希克特將軍到達上海并擔任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斗力在于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于優秀的軍官團[10]（參見《秘密之劍——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們》）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希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于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希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于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11]這是一架亨克爾111A，是賣給中國航空公司的11架飛機之一武器彈藥不可能永遠依賴于進口。在德國的幫助下，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國防工業。在這期間，中德兩國的工業產業被有效的組織起來，在中央集權管理下，工業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合步樓公司（Hapro）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12]這實際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殼來避免其它國家的異議。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簽訂，中國開始用戰略性原料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直到中國因內戰和國際貸款出現巨大預算赤字為止，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交換條約一直為中德合作起著良好的促進。這個時期，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任何產品。這個條約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重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希克特將軍推薦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希克特將軍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參見《二戰德軍之父——馮?西克特》)

-----------------------德國與中國的工業現代化

-----------------------駐德公使蔣作賓和隨從在參觀一間德國工廠，1928年派往德國學習機械的中國留學生，1934年1936年，中國鐵路長度只有1萬英里，遠遠少于孫中山先生“現代化中國”規劃中的10萬英里，而且其中一半位于已被日本人占領的“滿洲國”。緩慢的現代化進程是由于外國對中國的影響，例如1920年的四國借款團（英法美日），這個組織的目的是規范化外國對中國的投資，而這四個國家為中國政府提供鐵路建設的支援之前，必須先達成意見的一致。而其他國家的投資欲望則由于（來自其他大國的）壓制而止步不前。即管如此，1934-1936年中德簽訂了一系列協議，大大加速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京、重慶和貴州間建設了鐵路干線。這些鐵路建設的高速度原因在于德國需要這些鐵路線運送用于出口德國的稀缺材料，同時這些鐵路線有助于中國政府在長江以南的南方中心省份建設工業中心。另外這些鐵路線也有重要的軍事意義，例如杭州至貴陽的鐵路可用于運送軍隊至長江三角洲，即使在上海和南京淪陷后仍然能發揮作用。另一條類似的鐵路是從廣州至杭州的鐵路，提供了從東部海岸線之武漢地區的運輸能量，這條鐵路在抗戰早期體現了其價值。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建設一個工業中心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鋼鐵工業，建設發電廠和其他化工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13] 三年計劃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人員，用于建設這些國家計劃。

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而遭到破壞。[14]

-----------------------德國與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在中國的德國軍人，1936年

一個德械師中的Sd.kfz.222裝甲車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將軍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席克特的原始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60個師，全部為基于德國條例進行良好訓練和良好裝備的師。但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哪些派別的哪些師會被裁減等等。總體而言，由黃埔軍校（1927年結束）訓練出來的軍官團僅僅比軍閥的軍官好一點，不過這些軍官由于對于蔣介石的完全忠誠而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最后由8萬人所編組成的8個師，最終接受了德國標準的訓練，被視作是蔣介石軍隊中的精華。這些部隊也許部分的增強了七七事變后蔣介石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但事實證明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交鋒。蔣介石不顧他的幕僚和法爾肯豪森本人的反對，將這些精銳師投入到淞滬抗戰中，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精銳師在這場戰役中損失了超過三分之一。

馮·法爾肯豪森建議蔣介石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他建議蔣介石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但不應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擊，同時應該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東，但撤退應該是緩慢的，日本將會為他們的每一步付出代價。法爾肯豪森同時建議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建設一些防御設施。其他的建議還有在敵后組織一些游擊隊活動（共產黨對此相當熟練）。這些行動有助于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

馮·法爾肯豪森同時認為中國軍隊將難以在抗戰中期待裝甲部隊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國工業才剛剛開始現代化，這要花上一段時間讓中國軍隊的裝備水平達到德國國防軍的風格。因此他強調培養部隊基于輕武器的機動化，多多運用滲透戰術，類似于德國在一戰末期創制的突擊群戰術。德國的軍事援助并不僅限于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軍事硬件。基于馮·席克特的看法，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后于時代或并不適用于現代戰爭。因此規劃了諸如對長江沿岸已有兵工廠的擴建升級和設立新的兵工廠和其他裝備生產工廠。例如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98k步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16] 另一個新設的工廠生產防毒面具，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氣生產的工廠，但最終計劃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生產例如狙擊步槍瞄準鏡等設備。其他的新建或升級的軍工廠的產品包括MG-34機槍，各種口徑的山炮，甚至還有生產在中國服役的輕型坦克備件的廠家。一些研究所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1935年至1936年，中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大量的88、98型步槍，和C96型毛瑟自動手槍。其他裝備進口包括少量的斯圖卡、容克、亨克爾和梅塞施密特飛機，部分飛機在中國組裝；萊茵金屬和克虜伯公司的榴彈炮、反坦克炮和山炮，例如37毫米反坦克炮；裝甲車輛，例如一號坦克。（參見《德商禮和洋行在華經營軍火活動》）

-----------------------中德合作的結束

-----------------------全套德式裝備的士兵-鋼盔、防毒面具、毛瑟手槍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極大的損害了近10年來一直處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系。且不提工業的損害，阿道夫·希特勒的亞洲政策則是毀掉中德合作關系的罪魁禍首。由于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17]另外，中蘇兩國于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補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向背。盡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游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德國也曾經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讓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國政府承認滿洲為獨立的國家。同年4月，赫爾曼·戈林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在日本的堅持下，所有德國顧問也被召回國。親中國政策向親日政策的調整也傷害了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從與日、滿（州）的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利益遠低于德中貿易。兩國人民在長期貿易往來中所結下的深厚友誼更是不可磨滅。德國人民為漢口的紅十字會慷慨解囊，在這里，德國捐款比任何一個國家甚至是中國政府自己都多。軍事顧問們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們在中國的使命。1938年6月末，馮·法爾肯豪斯將軍最終被嚴令回國，但在啟程之際，他向蔣介石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另一方面，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則聲明日本是中國抵御共產主義的最后防線。偽南京政府首腦汪精衛于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實際上，德國和日本友誼并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洲的資源，因此許多外國人在這些地區只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18]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議的簽署，36年簽訂的德日反共產主義協約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并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德日同盟實際上并沒有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而中德雙方都很希望能夠繼續來往，存在中德之間的聯系一直持續到1941年。但是1940年中德國未能實施“海獅計劃”讓希特勒的計劃偏離了軌道。[20]40年底，德國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軸心協議。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權，自此，德國與重慶政府繼續對話的最后一星火焰也被無情熄滅。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加入盟軍并且對德宣戰。蔣介石之子蔣緯國，他在德國接受了軍事訓練對孫中山先生而言，或許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20世紀30年代中德合作時期更符合他“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理想。一戰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殖民地，德國并不關心中國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國的原材料。那個時代中外關系大都是其他國家對中國懷有某種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德合作則是基于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合作。中國迫切的需要發展工業以便抵御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國從一戰失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也讓一部分中國人看到了統一中國洗刷近代恥辱的希望。總的來說，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長的一段時間，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國民黨在內戰失敗后將中央政府移到臺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許多政府要員、軍官、教授和研究人員都曾經在德國受訓，其中也包括蔣介石自己的兒子，蔣緯國。可以這樣說，戰后臺灣的飛速發展與1936年中德合作時期制定的3年計劃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引文出處

[1] Chen, Yin-Ching, Civil Law Development: China and Taiwan page 8.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pring 2002, Volume 2.[23] [2] Ibid., page 9.[3] Ellis, Howard S.French and German Investments in China page 12.Honolulu, 1929

[4] China Year Book, 1929–1930 page 751–53.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30.[5] Sun Yat-sen.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page 298.China Cultural Service, Taipei, 1953.[6] L'Allemagne et la Chine, Journée Industrielle, Issue Dec.1931, Paris, 1931.[7] Chu Tzu-shuang.Kuomintang Industrial Policy Chungking, 1943.[8] Fischer, Martin.Vierzig Jahre deutsche Chinapolitik.Hamburg, 1962

[9] Ed.Wheeler-Bennet, J.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 London, 1939

[10] Kirby, William.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age 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ISBN 0804712093)[11] Ibid., page 9.[12] Ibid., page 61.[13] Ibid., page 78.[14] Ibid., page 106.[15] Ibid., page 120.[16] Ibid., page 211.[17] Ibid., page 242.[18] Ibid., page 244.[19] Ibid., page 250.[20] Liu, F.F.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age 9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21] Ibid., page 94.[22] Ibid., page 101

第二篇：中德軍事合作1911——1941

中德軍事合作:1911——1941

對于中國而言，1911年至1941年間的中德兩國合作在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德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讓中華民國與德國結成了一個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戰爭之前。從清王朝遺跡上站起來的中華民國，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軍閥割據，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的生存著。國民黨通過北伐，在1928年從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蕩之中的中國。此時，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日益昭現。鑒于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供應的原料供應。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這種關系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只持續了不到四年時間。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從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關系

最早的中德貿易線從陸路經西伯利亞輾轉到達德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8月,埃姆登普魯士王家亞洲貿易公司（KPAC）的“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中德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讓諸如普魯士等眾多歐洲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貿易關系。

19世紀晚期，中外貿易一直受控于英國。而奧托·馮·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于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于1896年繼英國之后成為第二大在華貿易國。

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并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伙伴。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凱請求德國幫助他建立“自強軍”和“新建陸軍”。德國的援助不僅限于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比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筑Port Arthur（威海衛？）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德中良好關系被威廉2世的帝國主義野心所徹底改變。在甲午戰爭后的三國聯合干涉中，德國強迫日本讓出租界漢口和天津；1897年，德國通過“巨野教案”獲得了對膠州灣99年的租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期，德國軍隊野蠻鎮壓義和團員的行為讓中德關系走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威廉皇帝激勵他的士兵們“像匈奴人般作戰”，由此，“Huns”成為了德國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蔑稱）。[1]（譯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論：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們應該對不公正進行報復。象中國人這樣，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于不顧，以令人發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這樣的事件，在世界史上還沒有過先例...你們如果遇到敵人，就把他殺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誰落到了你們手里，就由你們處置。就象數千年前埃策爾國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傳迄今的傳說中依然聲威赫赫一樣，德國的聲威也應當廣布中國，以至于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于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國協約實際上說明德國已被從政治上孤立，這使得一次大戰前期中德關系稍有改善。基于這種孤立，1907年德國希望建立一個由“德—中—美”組成的三國協約，但這個愿望未能實現。[2]在1912年，德國提供了一筆6百萬元的金馬克的貸款給新的中國民主政府換得了在山東修筑鐵路的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國提議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為協約國成員加入了戰爭并開始進攻德國在中國租界，繼而占領了青島和膠州灣。整個一戰期間，德國困于歐洲戰局而騰不出手顧及其在遠東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宣戰，并且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和青島的租界。雖然中國獲得了國聯的承諾在戰后將租界歸還中國，但是最終凡爾賽條約卻裁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強烈的被出賣感和數十年的壓抑導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系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從貿易方面。1913年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3] 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國的工業出口，軍隊被限制在十萬人以內，軍工生產被大量削減。但即使如此，條約并不能改變德國在軍事創新上的領導地位，許多工業企業仍然保存著設備和技術以生產軍事硬件。因此為了繞過條約的限制，這些工業企業開始與國外合作，例如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生產武器并出售給國外。在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跨臺，全國陷入內戰，各地軍閥都企圖取得優勢。因此許多德國軍火企業開始尋求重建與中國的商業聯系，以便進入這個廣闊的軍火市場。

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后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并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不會有正面沖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范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5]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并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重建”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么說，鮑爾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于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再次回到中國，七個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并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30年代的中德合作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于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于困頓，但是德國工業，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發展中獲得利益。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并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里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并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8]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國的對華政策是充滿矛盾的，魏瑪政權的外交大臣極力鼓吹政府應在東亞地區保持中立，并反對國防軍工業體系直接和中國政府進行合作。那些進出口商因為擔心中央政府會在他們的生意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對。但納粹政權推行的是戰時經濟政策，動員全社會擴大生產并對諸如鎢、銻等重要的軍需材料以及各種原材料進行戰略儲備。而這些原材料中國都可以大量供應。因此，從這個時代開始，對各種原材料的需求成為了德國對華政策的推動力。[9]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希克特將軍到達上海并擔任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斗力在于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于優秀的軍官團[10]（參見《秘密之劍——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們》）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希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于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希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于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11] 武器彈藥不可能永遠依賴于進口。在德國的幫助下，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國防工業。在這期間，中德兩國的工業產業被有效的組織起來，在中央集權管理下，工業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合步樓公司（Hapro）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12]這實際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殼來避免其它國家的異議。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簽訂，中國開始用戰略性原料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直到中國因內戰和國際貸款出現巨大預算赤字為止，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交換條約一直為中德合作起著良好的促進。這個時期，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任何產品。這個條約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重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希克特將軍推薦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希克特將軍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第三篇：美軍“重返”越南期待軍事合作

美軍“重返”越南期待軍事合作

2003年11月22日，隸屬于美國第7艦隊“小鷹號”航母戰斗群的佩里級護衛艦“范得格里夫號”離開越南胡志明市碼頭，沿西貢河而下，結束了為時4天的越南訪問之旅。當西貢碼頭上出現越南海軍、外交部和國防部代表對美艦官兵揮手道別的場景時，無法讓人不聯想到美軍在1975年4月30日撤離越南的記憶

主筆 蔡 偉

當“范得格里夫號”在11月19日抵達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后，該艦艦長羅杰海軍中校這樣敘述自己的心情:“我的第一印象是，今天在（西貢）河道內的航行非常奇妙。”羅杰說，“在我們溯河而上航行途中，官兵們都真誠地享受并欣賞了沿途美景。我的船員們對能來到這里都非常興奮。”羅杰及其官兵受到了越南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國防部和海軍司令部代表的歡迎。當天下午，該艦約200名官兵訪問了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越南海軍司令部和越南第七軍區。

近30年過去，美軍發現越南的變化是，胡志明市出現了當年越戰時期西貢的某些景象:“性、毒品和搖滾樂。”為了吸引日益增多的旅游者，類似“少女吧”之類的酒吧也開始出現。“我們希望美國人能進城，他們對我的生意有利。”11月19日夜里，一位胡志明市的酒吧女老板說，此時她店中的女服務員身著傳統白長裙正圍繞在美國水兵周圍。

“范得格里夫號”的水兵們被允許上岸自由活動直到午夜，此后水兵們被要求要么返艦，要么在市內的賓館住宿。對此美國海軍犯罪調查處的一位特派員約翰·斯默曼說:“我想他們會自律的，不過我們沒有要求他們過于謹小慎微而（將此行）變得索然無味。”情況似乎不錯，按美國駐胡志明市領事館發言人奧格本的話說，在“范得格里夫號”護衛艦官兵訪問越南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我們必須處理的事件，一切都按我們期望的順利進行”。

盡管美國在1975年4月30日完全撤出越南，但美國海軍網站表示，“范得格里夫號”是“自1973年以來第一艘訪問越南的美國軍艦”。“由于越南現在處于和平時期，所以一艘美國軍艦來訪是很正常的。”應該說，美國人早在1995年美越關系正常化后就已經“回來”。2000年3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越;不久，美國總統克林頓也在離任前首開越戰后美國元首訪越的先河。此前，克林頓在1996年解除了對越南的貿易禁運，并與越南在2000年簽署了《美越貿易協定》，之后兩國間的聯系就不斷拓寬，尤其是雙邊貿易發展最快。據越南通訊社網報道，今年前8個月，越南進口美國的商品達9.44億美元，而2002年全年進口美國商品總額只有5.8億美元。越南貿易部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越南對美出口額已達20.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9%，預計全年對美出口將達32億美元，比上一年增加35%。而美國商務部駐越南辦事處11月16日提供的統計數據也顯示，今年前8個月，美國就進口了越南價值32億美元的商品，大大超出了越南2002年全年對美國出口總額的24億美元。美國已經超過歐盟和日本，成為越南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場。負責經濟和企業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安東尼·韋恩曾在越南美國商會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期待看到越南融入地區性和全球性體制，并在這些體制的規則范圍內進行合作和競爭。”最近，越南貿易部長張庭選在訪美期間，分別會見了美國商務部長艾文思和貿易代表左立克，向美方介紹越南經濟發展狀況和為加入WTO作出的努力，而美國則表示支持越南發展經濟，支持越南加入WTO。

與日益密切的經貿合作相比，美越在軍事上的交往卻一直小心翼翼，直到“范得格里夫號”駛入西貢碼

頭前幾天才有重大突破。11月9日，范文茶開始了自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后越南國防部長對美國的首次訪問。作為對2003年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越的回訪，范文茶的訪問拖延了3年之久，顯示出雙方在軍事合作上美國的主動積極。對于范文茶的訪問，越軍一位高級官員稱:“范文茶訪美是越南政府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軍事考慮。”他指出，“從長遠看，越南將獲得更多好處。越軍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革，如果它不想在今后一段時間落后于該地區其他國家軍隊的話。”考慮到越南的4個鄰國:中國、泰國、老撾和柬埔寨，后者曾受到過越南的入侵，老撾和泰國在軍事上都曾面臨過越南壓力，所以越南對與美國進行軍事接觸的期望顯而易見。美國對越南軍事合作的期待更是毫不掩飾。早在2002年2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萊爾上將訪問越南時就在與越南副總理阮晉勇、外長阮頤年和國防部長范文茶舉行的會談后表示，美軍希望與越南達成一項讓美軍使用金蘭灣海軍基地的安排，以便讓美軍戰艦停靠和支援美軍在東南亞的行動。作為東南亞地理位置和基礎條件最為優越的三軍聯合軍事基地，金蘭灣在越戰后一直為蘇聯和俄羅斯租借。在2002年6月6日俄羅斯政府表示無意繼續使用金蘭灣后，越南總理潘文凱當天即表示，俄海軍撤離金蘭灣后，越南不會把金蘭灣作為海軍基地租讓給外國使用。

范文茶對美國的首次訪問顯示，美國并沒有放棄對金蘭灣的期望。有報道說，范文茶在五角大樓與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會談曾討論到金蘭灣問題，但從會議議題來看，雙方分歧不少。據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在鮑威爾與范文茶會晤結束后對記者說，美方在會晤中對越南政府限制宗教自由表示關注，越方則表示反對美國國會擬議中的有關批評越南宗教自由記錄并將美對越經濟援助與改善其人權狀況掛鉤的法案。德新社報道說，范文茶在11月11日表示，他在與美國官員舉行會談時，要求美國向那些在越戰中遭受美軍化學武器傷害的人賠償損失。

《國際先驅論壇報》對范文茶訪美評論說:“人們可能對兩國關系的期望值太高了。”文章表示，越南一直在努力修復與中國的關系，卻一再拒絕美國在軍事合作上提出的建議，此次訪問只是越南在中美之間的平衡之舉。但從美國國防部名為《2020遠景》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美軍目前正盡快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同時根據伊拉克戰爭的經驗，將傳統作戰力量后撤，遠程精確打擊力量前移。在西太平洋地區，越南正是美國極力爭取的一環。畢竟與越南幾十億美元的雙邊貿易對于美國來說，幾乎是微不足道。

韓國媒體透露說，美國政府正計劃從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內增設一個以日本為據點的獨立的“東北亞司令部”，把美國在日本與韓國的軍事基地連成一體。此前美軍已將B－2隱形戰略轟炸機、洛杉磯級核潛艇和AGM－86A型空射巡航導彈等戰略武器進駐關島;近日又將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運抵臺灣地區。11月13日，美海軍第一批最新式的4架F/A-18F“超級大黃蜂”戰斗機抵達日本厚木機場，開始進行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永久性前沿部署。在美國在西太平洋建立的環形島鏈包圍圈中，如何使用更少兵力達成更快的部署速度，一切都仰賴于高質量的前沿軍事基地。過去美國在東南亞海域曾有越南金蘭灣基地、位于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泰國的梭桃邑海軍基地和烏塔堡空軍基地，但在越戰后美軍撤出越南和泰國，1992年又撤出菲律賓。盡管近年來美軍開始利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但金蘭灣無疑在地理位置和設施條件上超過所有其他基地。

在越南歡迎“范得格里夫號”來訪儀式上，美國駐越南大使雷蒙德·伯哈德發表講話說:“我認為今天這里所傳達出的一個信息就是，我們美國和越南向世界表明，昔日的敵人可以成為朋友。”越南方面則為200多名從未經歷過越戰的美國人安排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參觀——距胡志明市西北約70公里的古芝地道。該坑道在越戰高峰時期長度達到250公里，主要為了隱蔽越共部隊免遭美軍空中和地面打擊。在那里，據一張美國報紙的描述:參觀者（對地道）進行了“頗為吝嗇”的恭維。

2003年11月19日，“范得格里夫號”駛入越南西貢港，這是美國軍艦30年來首次駛入西貢河

“范得格里夫號”的水兵們允許上岸自由活動直至午夜

2003年11月9日，范文茶開始了自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后，越南國防部長對美國的首次訪問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第四篇：發展中德學術交流

發展中德學術交流，共創綠色知識文明----在中德學術交流四十周年慶祝會的致辭

路甬祥 2012/06/01

尊敬的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教授，尊敬的德國駐華大使Dr.Michael Schaefer閣下，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人類文明源于全人類的共同創造。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和創造構成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最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交流、學術交流和創新，它們往往成為相互理解的基礎，相互吸引的要素，交流合作的紐帶，共同繁榮發展的動力。中國與德國分處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但兩國人民各具特色的燦爛思想文化和創造力始終彼此欣賞和相互吸引。

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1770—1831)曾經在《歷史哲學》中說：“中國人承認的基本原則是理性——稱之為'道’”；“道為天地之本、萬物之源。??。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經》，最受世人崇仰。”

中國知識界也普遍認為德意志民族是一個嚴謹敬業、勤勞智慧、富于理性的偉大民族。在德國這片土地上，曾經誕生了許多哲學、科技、文化、藝術的巨人，他們以自己的杰出智慧和創造，為近現代人類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幾個世紀以來中德兩國人民相互吸引，展開了持續交流合作的歷史畫卷。湯諾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萊布尼茲、蔡元培、李國豪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自1972年中德建交四十年來，兩國關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兩國不僅成為最富成效、最具持續增長潛力的經貿合作伙伴，而且已經成為最富成效、最具發展潛力的科技、文化交流合作伙伴。交流領域不斷拓展、合作不斷深化、方式更加豐富，機制更加穩定而充滿活力。促進了相互了解，孕育了累累碩果，不僅給兩國人民的今天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還為中德世代合作共同創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德經濟、文化、科技合作如揚子江和萊茵河之水源遠流長、奔騰不息，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更世無前例。人類已進入知識文明時代，知識已成為人類文明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資源和動力，而知識比較傳統物質資源更具共創共享的特點。展望未來，人類將走一條綠色、智能、可創共享、可持續發展之路。時代需要我們更緊密地攜手合作，我們，尤其是今天的中德青年學人將承擔起共創綠色知識文明的歷史重任。中德學術交流合作前景必將更加美好。

第五篇：中德文化交流會

中德文化交流會

活動背景:由中國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加強中外文化交流，益處不僅僅局限在文化發展層面，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都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從廣義點來說，加強中外交流，是一項近期也是長遠的投資，是關系到全人類共同發展的必然舉措。當今時代，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和諧發展是全人類共同的理想。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勢必對世界各國都將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

活動目的和意義:引導德國友人走向中西文化差異的源頭，啟發德國友人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質和精髓，促使德國友人相互借鑒、彼此“揚棄”。使“嫻靜”的中國傳統文化與“躍動”的西方文化相映，使東方的責任意識和西方的權利思想相輔，從而生成絢麗多彩的人類文明圖畫。為了更好的弘揚中國文化，讓更多的外國友人學習使用中國的筷子，特此邀請了20對德國有人來石家莊文化交流。接待時間：2013年8月11日

接站地點：北京國際機場轉高速至石家莊（54座奔馳豪華大巴）接待人數：20對德國友人

活動時間：8月12日—14日（13日為七夕）

活動地點：主會場：石家莊市人民會堂；分會場：藁城國大御溫泉度假小鎮、正定大佛寺和榮國府。

入住地點：石家莊市燕春大酒店

活動安排：

一、8月11日入住燕春大酒店，晚上六點半安排聚餐，為國際友人接風。

二、①8月12日上午九點在人民會堂舉行中德文化交流會開幕式，領導發言。進行傳統文化藝術表演，雙方互相了解各國以及部分地區的民族風情。參觀河北省博物館。

②8月12日下午2：30在人民會堂進行游戲互動：1.以情侶為單位分成二十個小組進行2人3足游戲，比賽以淘汰制進行，每輪淘汰五組，確定前三名并分發獎品，以達到暖場目的；2.以兩人為單位分成二十個小組進行用筷子吃面條比賽：每組兩小碗面條，小組兩人一前一后吃面條并計算累加時間，前三名分發獎品。

三、8月13日早八點，驅車前往藁城國大御溫泉度假小鎮，讓國際友人享受溫泉;并進行吃餃子大賽：以情侶為單位分成二十個小組，互相喂對方吃餃子，每組一盤餃子，用時短的小組獲勝。規則：喂對方吃餃子不許用筷子插餃子吃和弄爛餃子，違者加罰倆個餃子：取三名勝利者，獲贈藁城宮燈一個。而后吃農家飯，喝農家自釀白酒。住豪華情侶套間，感受中國情人節的特色。

四、8月14日早晨八點，驅車前往正定榮國府，參觀榮國府，感受紅樓夢中人，體驗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了解中國古代建筑，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參觀完以后進行游戲互動，以情侶為單位分成二十個小組進行夾花生豆比賽，從一個盤子里夾到另一個盤子里（每盤有定量花生），先夾完者獲勝，并贈送德譯版《紅樓夢》一本，每位參與者贈送青花瓷筷子一雙。下午3點前往正定機場，送走國際友人。

預算：燕春酒店大標間（貴賓樓層）：498元/天*20人=39840元

國大御溫泉：186元/位*50人=9300元

榮國府門票：30元/位*50=1500元

奔馳豪華大巴：1000元/天*4=4000元

比賽所用道具：100元

藁城宮燈：80元/個*3=240元

紅樓夢：100元/本*3=300元

青花瓷筷子：30元/個*40=1200元

共計： 56480元

注意事項：1.注意德國文化禁忌；

2.制定相應的應急方案，出現意外能迅速果斷的做出處理措施； 3.活動物資需要在活動開展之前1天準備好，以便提前檢查活動物資是否齊全和可用，包括準備備用物資；

4.人員分工需提前，如有任務安排，需要主動了解進度及可能遇到的困難；

5.活動開展提前1個小時，集合工作人員，確保工作分工，講解注意事項；

6.多拍照，多記錄，以便活動后宣傳。

7.活動后要與工作人員及時總結記錄，如問題及建議、較好的地方、目標完成情況等等。

1101181105 許云輕

1101181113 許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