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末票號盛極而衰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清末票號盛極而衰，年存放款及匯兌額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

［關鍵詞］ 清末；票號；盛極而衰；匯兌

Abstract:The Exchange shop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clined from its flourish which reflected that its storage and exchange reduced year by year.By way of analysis, we could see that its own drawbacks, the ill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od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turmoil resulted in this decline.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exchange shop;decline right after flourish;exchange

票號，又稱“票莊”或“匯票莊”，最初是經營地區間的匯兌，以后也兼營并不斷擴大存放款業務的一種舊式金融機構。近年來一些學者大體認為票號產生于19世紀20年代初，相當于清道光初年。從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號發展的黃金時期，它促進了商品流通，密切了與晚清政府之間的聯系，成為其財政支柱。陳其田估計票號最盛時，年存款總額1.5億兩，放款利息和匯費等收入每年應在200~300萬兩之間。利潤率也很高，例如平遙幫的百川通資本16萬兩，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獲利66萬兩，資本利潤率103%［1］693。但是從1900到1911年票號盛極而衰，年存放款及匯兌額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

一、票號自身的弊端是票號在清末盛極而衰的內因

在內部組織上，一個嚴密控制的組織, 必然導致自閉, 而這種自閉將給它帶來災難。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準回家的規定，是受交通條件限制的無奈之舉。可是，后來火車、輪船方便了，票號總部不顧各地員工的苦苦請求，仍然固守這一陳規，導致人才大量流失。為了實施有力的控制，票號等級森嚴。票號里70%的職工地位低下，他們在學徒期間只有飯吃，沒有工資，勞動強度很大。學徒期滿后，一年工資是幾兩、一二十兩。一份協成乾票號光緒32年的工資單顯示，工資有36個等級，其中14%的職員是沒有工資的學徒［2］。剝削嚴重，制度不健全，屢屢出現戰亂中員工攜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號東家生活腐敗墮落，紙醉金迷，吸食鴉片，不理號事［3］58，如此不務正業的所有者無法使票號延續興盛。

在業務經營上，票號墨守成規，其經營方向不能適應時代發展之需要。票號經營存放款的傳統，歷來強調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動蕩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數退還，而貸放給錢莊、商號的款項，卻極易成為壞賬，無法收回。票號比較保守，1903年，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時，曾招山西票商經辦天津銀號，晉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戶部尚書籌辦戶部銀行時，力邀山西票號入股并出人組織，也遭拒絕。1908年，山西票號內部有人提議合組銀行，遭到總號反對［4］559。老號總經理和股東們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不識時務、泥古守舊，以及各懷私心，難于理解有限責任。票號拒絕任何改革終至失敗。比如國內電報通達后，曾一度不準使用電報匯款。在近代工業已經興起的形勢下，仍窖藏白銀不敢向產業投資［3］，從而失去了廣闊的獲利渠道。

二、戰亂紛飛、財政困難及國際貿易逆差是票號所處的不良宏觀環境

從中法、中日戰爭到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略，可謂內憂外患，戰亂紛飛。因為經濟決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號的發展必然舉步維艱。戰亂直接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貿易發展，也因此間接影響到金融業，包括票號業的經營與發展，同時戰亂有時還會直接侵襲票號業。例如1900年7 月，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號紛紛撤莊回鄉，途中又有遭遇銀兩被搶、賬簿丟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繼而各省響應，清軍反撲，土匪蜂起，社會混亂，許多城市發生焚燒搶掠，殷實商號和金融業受災最重。天成亨票號僅漢口、成都、西安3處被搶現銀100多萬兩，共計虧損200多萬兩。日升昌票號僅陜西、四川就損失30余萬兩，放款無法收回，損失300萬兩以上［3］58。由此可見戰亂影響票號之慘重。

清末天災人禍接連而至，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勢衰微孱弱，財源日益枯竭，開支不斷擴大，財政極端困難。財政的突出開支有龐大的軍費，巨額的戰爭賠款等。清政府在資金緊迫之時往往對票號施加壓力。曾代理國庫的志誠信票號在庚子以后把業務重心移至北京，該號盡收國庫余資，貸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緩，在應收款400余萬兩、應付款200余萬兩的情況下，因周轉不靈而宣布倒閉，號中經理人員連同股東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為了解決軍餉匱乏的問題，增設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貨捐局嚴追捐銀。這阻礙了商業流通，加劇了“錢荒”，將許多商號推向破產，進而惡化了票號的業務環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戰爭后，貿易逆差開始急劇增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3年內，中國貿易逆差總額達1.6億海關兩，為此前37年入超總額的6倍多［5］。多年連續貿易逆差對中國經濟運行極為不利，惡化了票號的經營環境。

三、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搶占了票號的市場份額

光緒末年，中國通商銀行、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及各省官銀錢局號相繼成立。中央一級的官款及大宗匯兌相繼脫離票號，各埠私人銀行、錢莊林立，都以高額利息吸收存款。從1897年到1911年，國內一共設立了官商銀行17家，都以開展匯兌為主要業務。它們大都盡量降低匯費，通商銀行不賺亦要做。1906年戶部銀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經清政府批準：凡設立戶部銀行或支行的地方，“應行匯解存儲款項，均可隨時與該行商辦。”［6］181這使票號所周轉的運營資本在數量上大為降低。1908年設立的交通銀行在第二年收匯1 970.05萬兩，其中工商業款占77%；交匯2 074萬兩，工商業款占91%［6］183。而這兩筆工商業收、交匯兌原本是各票號經營的。因此，就公私款項匯兌變化來看，票號受國內銀行和官銀錢局的打擊不小，市場份額大為下降，至清亡時它的匯兌量減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紀末外國銀行在華業務迅速發展，不僅壟斷了國際匯兌業務，也極力擠入國內匯兌，與國內錢莊票號相爭。“近來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指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奪。”［6］184試以天津匯兌情況的變化為例：天津對上海的棉紗款項的匯兌，年約1 000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即占半數，錢莊、銀號占30%，票號僅占20%［6］184。與此類似，許多通商口岸的匯兌業務被外國銀行大量侵占。外國銀行還在中國發行鈔票、吸收各種存款，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業的重要內容及表現。到清末，發行的鈔票總額約4 000萬元［4］578，并進一步插手票號的存款業務。晚清政局之動蕩，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買辦、商人將資金轉移到外國銀行以求蔭庇，這就縮小了票號資金來源，從而大大削弱了票號的經營力量。

銀行具有票號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因為銀行是有限責任的公司組織，資本比較大，以法人資格經營，管理科學且主要做抵押貸款。因此，票號的市場份額下降實屬必然。另外，隨著近代交通事業逐漸發達，火車輪船已經通行，郵

局、信局也承做匯兌業務或以減費兜攬匯兌，由此進一步減少了票號的市場份額。

四、屢次爆發的金融風潮促使許多錢莊紛紛倒閉并殃及票號

晚清屢次爆發金融風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風潮、1897年股票風潮、1910年橡皮股票風潮［4］571。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的幾次金融風潮中，外國在華銀行利用晚清金融市場中銀根緊張的局面拒不接受中國錢莊莊票，不予貸款，反而強行收回錢莊、商號所欠款項，使錢莊紛紛倒閉，也牽累到票號經營。所謂“上海市面錢莊倒閉，牽動匯號，以致金融阻滯，周轉不靈”［6］185。以下舉兩例說明金融風潮對錢莊與票號的影響之大：

1883年爆發的金融風潮是19世紀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積生絲投機失敗引起的［4］573。胡從商致富，在晚清金融領域極有影響，他所經營的阜康銀號和通裕等票號幾乎在全國各省都有分支機構。他1881年囤積生絲，受外商抵制。1883年上海絲價暴跌，胡虧損巨大，進而引發擠兌風潮，阜康總號及其各地分號同時閉歇。外國在華銀行拒絕貸款，錢莊受沉重打擊。據統計，在這次風潮中，上海南北市大錢莊從年初78家到年終只剩下10家，且波及全國其他許多大城市的金融市場。因為錢莊向票號借款數量巨大，錢莊倒閉使票號也深受其害。

在1910年，上海發生了橡皮股票風潮。風潮的起因，是英國人麥邊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橡皮（橡膠）公司”，發行股票，他大造輿論，鼓吹經營橡皮可獲巨利。1909年世界橡膠漲價，于是購買橡皮股票的人大增，許多商人向錢莊貸款購買，錢莊本身也投以巨資，橡皮股票遂上漲20多倍。麥邊趁機將股票全部賣出，卷款潛逃，股票價格一落千丈，大批錢莊與票號因此倒閉［7］。有人估計，華商在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了上海市場的金額約為2 600萬-3 000萬兩之譜［6］169，投入倫敦市場的約為1 400萬兩［6］169。因此，投入資金的總額約在4 000萬-4 500萬兩左右，從而上海錢莊手中可以調動的資金幾乎完全被橡膠公司所吸收了。其后果是正常的貿易強烈地感到缺乏資金的支持［6］169。到了1910年9月，正屆每年繳付庚子賠款的期間，當年應支付190萬兩。不料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庫竟是“庫空如洗”；而上海市面因正元等錢莊破產而資金緊張，蔡所撥給源豐潤等莊號的官款一時也無法收回。迫于政府壓力，蔡乃煌只得向貸用官款的錢莊限期歸還借款。這迫使源豐潤周轉失靈，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其在北京等地的虧欠公私款項達2 000余萬兩①。延至1911年3月下旬，又有李鴻章之子李經楚經營的大票號義善源受源豐潤銀號倒閉的牽累，雖經各方羅掘，盡力支撐，終以負債1 400萬兩而破產［8］，其19家分號也隨之閉歇。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全國響應，各省票號毫無準備，放款無法收回，擠兌成風，在兵亂中受損慘重。而由于各省官錢局濫發紙幣，湖北、河南等地立即出現擠兌風潮，票號為顧全信譽，盡力維持兌現，收進大量紙幣。這種紙幣在民國初年兌換現金必須貶值折扣，往往不及原來價值的一半，票號損失嚴重。據統計，革命興起時即倒閉的票號有17家，革命后接連倒閉的有3家，以后幾年又倒閉2家［1］694。票號從此一蹶不振。

在晚清時期，票號對國內國際貿易的結算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清末票號的發展面臨著內憂外患，因為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票號盛極而衰。

① 參見《東方雜志》第7卷，1910年第10期，130頁。

［參考文獻］

[HJ*6]

［1］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 范衛鋒．晉商票號的衰亡宿命［J］．商界，2006，（5）：44．

［3］ 孔祥毅．山西票號衰亡的原因與教訓［J］．中國金融，2003，（19）：58．

［4］ 馬 敏，朱因英．中國經濟通史：第八卷下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5］ 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18．

［6］ 張國輝．晚清錢莊和票號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7］ 楊曉焱，童元松．金融市場學［M］．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7：11．

［8］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上海錢莊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88．

第二篇：清末新政破產的原因真相

清末“新政”破產的原因

改革畢竟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清末新政由一批曾仇視改革或與改革為敵的人物完成了一場帶有革命內容的改革。在這種意味深長的矛盾背后是歷史造成的兩個原因：其一，庚子之變以后的局勢是一種真正的統治階級再也無法照舊統治下去的時局。1901年2月頒布的上諭中說：“無事且難支持，今又構此奇變。”正是對這一點的承認，新政在主觀上是為了防止革命掀揭屋頂而挖開的一個窗洞，但在客觀上卻成為時勢假手不愿改革者而實現的一場改革。歷史常常會使動機與效果大相異趣，對于一個沒落的階級尤其如此。其二，有人說過：戊戌政變殺青年人、南方人多；八國聯軍殺老年人、北方人多。透過這種南北方和青老年的對立，是改革人物與頑固保守人物的對立。侵略者用暴力消滅了后一類人物中的一部分，同時又以此震懾了其他一部分人。這并不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但它導致的結果卻是為中國的改革消除了一些阻力。許多歷史的是非是隱藏在深處的，只有透過某些歷史細節的表象，才能把握歷史邁進的步伐和節奏。

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動和自上而下的改革雙向互動的形式出現的。清政府原想借此實現王朝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沒有延長它的壽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還加速了它的滅亡。他推行教育改革，是想造就“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但無論是在國內新式學堂中還是在留學生中，清政府并沒有獲得多少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現了一個不同于傳統士子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在全國各省擴編新軍，原本是要以此來彈壓各種可能出現的變亂，卻又給革命黨人在各省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機會，新軍絕大多數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獎勵實業，原想借此擺脫嚴重的財政危機，卻導致了“資產階級利益、知識分子利益與專制制度沖突越來越大”。所有這一切，都走向了清政府預想的反面。何以會如此？歷來論者大都從其推行新政的動機來說明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這并沒有錯，但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悅列強、拉攏立憲派、打擊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統治階級變法自強的一面；它有欺騙、拂逆輿情的一面，更有符合歷史邏輯的具體內容。歷史的效果往往不以人們的動機為轉移。清末官制改革，在客觀上推動了國家體制的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基礎；軍制改革，推進了中國軍事的近代化；法律改革，開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先河；獎勵實業，則直接促成了創辦實業的高潮。因噎廢食，防弊廢事，并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人們習慣于用御史歐家廉的幾句話“易私塾門榜即為學堂，改親兵衣飾即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學生，即是崇奉西法”，來說明新政的有名無實。這段話固然反映了當時的一些實況，但遠不是新政的全部。清政府“清理財政而漏卮愈大，編練斯軍而嘩變愈眾，改輕刑律而斷獄愈多。事事有盡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

第三篇：論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及教訓

論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及教訓

清朝最后十年堪稱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的歷史時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時期。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西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滿清皇室威嚴喪盡，顏面掃地。而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徹底淪為洋人的走狗，使國人對清政府更為失望，社會矛盾加劇。在統治內外交困之際，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實行“新政”，企圖力挽狂瀾，延續統治。然而事與愿違，“新政”非但沒有能夠鞏固清政府的統治，反而半路夭折，連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風暴中垮臺。這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么比洋務運動更能體現清政府學習西方的決心與實效更具有社會轉型色彩的“新政”會失敗，而成為清朝滅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個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騙性

亨廷頓認為，“改革者必須比革命者具備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個成功者必須是一個一流的政治家。”⑴ 細數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國有“鐵血宰相”俾斯麥，俄羅斯有彼得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而中國恰恰缺少這樣的人。主持這次改革的最高統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攝政王載灃。先看慈禧，雖不能說慈禧沒有做過一點好事，但作為封建專制最高統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絕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引導社會前進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權力中度過，她關注的是如何維護自身權力，如何讓清政府免于滅亡，至于救亡圖存不過是為了應付眼前的危機。她或許具有改革的意識，但是她并沒有領導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國人心中，她只是個擅玩小聰明的權利狂，“但知權利，絕無政見”。再看載灃，他比慈禧太后沒有能力也沒有手段還沒有威望。他主持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驅逐袁世凱、重用親貴、成立皇族內閣、拒絕立憲派的請愿及實行鐵路國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會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這樣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敗之理？

再者說，“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清王朝統治，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責為“假維新”“偽變法”，陳天華曾說﹕“見從前守舊惹的禍來，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過是掩人耳目”。⑵從1901年1月頒布了所謂變法詔，說要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但是回避了變法自強的關鍵——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國的五個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幾個月回國后，向慈禧太后力陳實行憲政以達到皇位永固，內亂可彌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預備立憲”上諭，宣稱要“仿行憲政”，這才勉強與政治改革沾點邊。但其根本原則仍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對于何時實行立憲，上諭中根本沒有提及，實際是一張空頭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沒有什么實際的作為。所謂“新政”做的不過是發展實業、充實武備以及辦學堂、辦警察、清查戶口、釘門牌等等。更何況新政還有討洋人歡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簽訂和約的用意。買辦官僚盛宣懷看到前引變法上諭后即說：“今兩宮一心，已飭議行新政，將來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釋前嫌。”他為清廷草擬致列強政府的信稿中這樣寫道：“敝國現議實行新法，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于后日。”正式發出的國書中“實行新法”四個字改成了“力行實政”。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實質。

二、國內財政拮據，社會矛盾全面激化 自從甲午戰敗和義和團運動，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后，“天下之財，悉應賠款”。清朝財政已是油干燈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但改革本身需要錢款。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層層攤派，“部臣籌費無出，責之疆吏，疆吏責之州縣，州縣舍百姓將誰責耶？”“自近時新政試行，于是立學之費取之農，練兵之費取之農，其他雜款加稅無一不取之于農”。清政府承認：“各直省自攤還賠款、舉行新政以來，用如泥沙，取盡錙銖，搜括已不留余力，額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賠款攤派各省之后，民間搜刮殆盡，商業蕭條，倒閉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各地無不哀鴻遍野。新政不但未給人民帶來實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災難。加上官吏橫暴，未能愛惜民力，引發人民對改革的普遍不滿和反政府斗爭。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間，以抗捐抗稅為內容的民變遍及全國城鄉。據不完全統計，十年間，全國大小民變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變給人們展現了一幅亂世景象，給改革蒙上了一層陰影，但也給反清革命造成了強大的聲勢，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勢。“昔漢臣賈誼陳時局之危，譬謂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數月以前，我國時勢，蓋有類于是，今則火既燃矣，且將燎原矣”。

三、用人不當，貪污腐化現象嚴重

政府腐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清末社會是一個賄賂公行和升官發財的社會，整個官場賄賂成風,腐敗透頂，官員們整天忙于逢迎拍馬，受賄行賄，搜斂民財，又怎么會把主要精力用于實行新政，籌備立憲呢？“新政”非但沒有解決腐敗問題，反而貪官乘機再撈，“既增添了?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正因為任用的官員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專制時代都得到了好處,因而他們對待預備立憲也以是否對其有利為標準，他們害怕民權發達以后再不能為所欲為,一招不慎,還要喪失名位利祿，所以清末大小官員們大都視預備立憲如洪水猛獸,嫉之如仇,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將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預備立憲葬送在艱難的實施途中，同時,在清末敷衍塞責成為政府機構中的普遍現象；當權者視御旨若一紙空文,從不認真貫徹執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試,對籌備憲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學會了粉飾成績，虛應故事的本領。對于吏治腐敗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進行整頓，僅1909年和1910年兩年,經載灃批準革職的大小不稱職官員就達千人以上，然而,積重難返,病入膏肓,各級官員上下左右之間互相勾連。盤根錯節，彼此庇護,根本無法改變，腐敗不除,敗局難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來，山東萊陽除繳納正賦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如地畝捐、學捐、戲捐、警捐、戶口稅、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廟捐等等，不勝枚舉。在“新政”籌辦前，全縣正雜各款不過數萬，“新政”實施后，人民負擔“驟增至數十倍”(見1910年8月13.14日《大公報》)。這年又遇春荒，農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該縣縣令與四大劣紳勾結一起，狼狽為奸，借興辦“新政”，派差役巡警四鄉催繳捐稅，額外多收，敲詐勒索，逼得群眾奪了下鄉官員的槍械，加上土槍土炮，集合數萬人與省里派去的軍隊搏斗，暴動鄉民被屠殺千余人。此事曾震動全國，許多地方群眾起事，聲稱為萊陽被殺群眾復仇。在抗捐抗稅風起云涌的同時，又爆發席卷全國的饑民搶米騷動，也是群眾反對清朝所謂“新政”的自發斗爭。

曾參加戊戌變法的黃遵憲也批評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輾轉遷延，卒歸于絕望。然后乃知，變法之詔，第為辟禍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叢報》第24期)曾對“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啟超也感到失望。他說：“外國侵壓之禍又如此其亟，國內種種社會又如此其腐敗，靜言思之，覺中國萬無不亡之理。” 清朝統治者的素質與個性表現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敗了想一二了。

四、喪失改革的社會基礎

首先，滿漢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籌備憲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發的政壇紛爭結果卻是漢族官員大受排斥。在十一個部院中、漢

4、滿

6、蒙1。滿漢的比例是六比四，還不如原先規定的各部均設滿漢尚書各一員的清朝舊制。特別重要的幾個部，如度支(財政)部、陸軍部都由滿人掌管。皇族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從袁世凱手里收回了北洋陸軍四個鎮的指揮權，同時宣布各省新軍統歸陸軍部管轄。這一切都明顯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權的趨向。擔任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的瞿鴻□和歷任兩廣總督、郵傳部尚書的岑春煊等漢族重硻，被清廷罷免官職。原任廣西巡撫、后任軍機大臣的另一漢族官員林紹年被逐出樞機，袁世凱則被迫辭去八項兼職，并交出北洋四鎮兵權，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經由此次所謂的官制改革，最終是滿族親貴“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連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也評論說：“此次中國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滿漢，與各部長官不兼任他職外，無改良之可觀。”漢族官員對此結局必然耿耿于懷，效忠清廷之心也隨之大打折扣。另外，立憲派背棄。作為國內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憲派，曾對清廷的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們盼望清廷能進一步加快預備立憲的步伐，多次舉行國會請愿運動，但屢遭清廷拒絕，這本已使立憲派嘖有煩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發布內閣官制和任命內閣成員上諭，在欽定的13名內閣成員中，滿族共計9人，而且有7人屬皇族，總理大臣也由慶親王奕劻出任。因此，這個內閣在當時被立憲派稱為“皇族內閣”，漢族官員由此進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憲派對清遷組織“皇族內閣”極為憤慨，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上書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國些一之原則”。但清廷卻呵斥立憲派干預朝政，“議論漸近囂張”。立憲派對清廷更感失望，公開發表宣告全國書，闡明滿清王公親貴組成的所謂內閣完全是“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就這樣，本應贏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卻由于滿清統治者的舉措乖張，愈來愈引起國內政治力量對清王朝的痛恨。

事實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就像一個爛掉的蘋果，就算是給它洗洗，還是改變不了它被拋棄的命運。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清末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訓。

首先，要重視民意，從“民本”角度出發，傾聽民意，讓百姓參與其中，而不是百姓當做改革失敗的承擔者，取信于民，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畢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成果理應由全體國民共享；第二，要重視行政人員作風問題，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加大貪污腐化懲治力度，有效的預防腐敗，增強政府威信，確保政府的政策號召力和影響力；第三，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關系，建立新的社會機制來吸附和制衡大量疏離社會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機遇推進政治改革。要求領導人必須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危機意識，改革要在情況尚好的時候展開。同時在每項政策出臺前要充分斟酌，廣泛征求意見，調動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加大宣傳力度，考慮社會各階層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漸進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實推進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緩，但是不要冒進，而是一個一個腳印的來。

以現代化的視角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國社會新舊變遷的重要環節。近代中國這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這一現代化的嘗試，只是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下的被動行為，失敗似不可避免，可無論如何它唱響了一曲走向近代化的悲歌，“悟以往之不見，知來者猶可追”希望能給我們當今改革一些啟迪

第四篇：試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內容及其失敗原因（模版）

1、試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內容及其失敗原因

從1901年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到1905年12月成立學部，清政府發布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法令，逐步推出了各項新政，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調整機構，整頓吏治。1901年7月，撤銷總理衙門，改設外務部，位列六部之上。1903年，設立商部，后來與工部合并，改為農工商部。巡警部是隨著軍事改革設立的。在軍事改革中，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兵制，將軍制分為常備軍、續備軍和保安三種，把維持治安的軍隊分立出來，專門負責地方治安。為了適應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設立了學部，在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時，清政府還采取措施整頓吏治，裁汰各衙門胥吏差役，停止捐納買官。

（2）經濟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設立了商部。其管轄范圍不僅包括工商業，還包括農業。商部在各部中位于第二位，僅次于外務部，反映了清政府對農工商業的重視，1906年，商部擴展為農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著手建立聯系官商的機構，以溝通商情，推動工商業的發展。商部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法令，改變了中國社會長期視工商為末業的現象，促使當時出現了一個舉辦工商業的熱潮，使中國廠礦企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諸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

（3）軍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詔停止武舉，并令各省裁撤綠營防勇，改練常備、續備、巡警等軍，操練新式槍炮。1902年底，清廷在北京設立練兵處，派奕劻總理其事，袁世凱充會辦練兵大臣。1902年袁世凱練成北洋常備軍一鎮，約12500人。張之洞也練成湖北常備軍兩翼，約7000人。袁世凱在1905年編成北洋新軍6鎮。直到清朝滅亡，總共編成14鎮和18個混成協，約17萬人，稱為新軍。袁世凱通過其勢力控制著北洋新軍的實權。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創辦新學堂、鼓勵留學和改革科舉等，目標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廢武舉，1905 廢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失敗原因：（1）失去權威，由興到衰。西太后和光緒帝先后離世，清王朝沒有一個權威人物能夠駕馭新政，故新政不可避免要失敗。

（2）上層不和，元氣大傷。統治者上層滿族貴族與漢族官僚的矛盾，及滿族貴族內部的矛盾不可調和。特別是溥儀上臺后，載灃與袁世凱的斗爭更加激烈。

（3）軍隊失控，無以保障。北洋新軍的實權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袁世凱尾大不掉。另外對革命黨人對爭取新軍的活動防范不夠。

（4）處置不當，丟失民心。解散政聞社，鎮壓國會請愿運動，成立皇族內閣，這些違背民意的做法，使得各階層人民都開始反對清政府。

（5）操之過急，欲速不達。立憲改革出臺過于迅速，鐵路國有政策嚴重失誤。因小失大，給整個改革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第五篇：清末的留學生選擇回國的原因探討論文

近日一位朋友回國，在一起喝茶時，談論到“清朝的留學生為什么不留在海外”這個話題。清朝末年，中國積貧積弱，留學生卻大部分選擇回國，尤其是精英分子基本上全回來了，中國近代史那進步文明的一頁，無不用濃重筆墨書寫著他們的業績。而改革開放多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么中國出去的留學生大多數不回國，反而削尖腦袋去混一個外國的綠卡？這個話題有些沉重，卻令人深思。

這是一組令人揪心的數據：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2年年底，中國已有超過58萬人出國留學，有15萬多人回國工作(其中公派生為5萬多人)，另外16萬多人畢業后選擇留在國外就業，約27萬人還在就讀。截至2013年，留學生累計總數達到了150萬人，居世界之最。去年的數據顯示，歸國留學人員卻只有39萬，滯留在海外的留學生已經超過百萬，無論數量還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見。

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稱，當時中國出生而移居美國的博士約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國公立研究機構中的博士總數才不過18493人。2007年，被美國高校研究生院錄取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居世界各國留學生之首。

自1985年以來，清華大學高科技專業畢業生80%去了美國，北京大學這一比例為76%。不得不承認，我們的高校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為發達國家培養人才。

話題再回到清朝后期，看看那時候國家是如何吸引人才回國的。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前，清政府對數量稀少的回國留學生實行直接授官的政策。1871年，清政府陸續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學，政府規定：這些官費留學生不準半途而廢，不準加入外國國籍，學成后不準在外國自謀職業。1877年，沈葆楨對福建船政局派遣的35名留學歐美人員規定：對每一位學生建立檔案，記載他們的學習成績、肄業學堂、實習工廠、畢業文憑、可勝任何種工作等，以此作為回國后任職、獎勵的憑證。1890年，總理衙門又對留學生規定：出洋留學3年，回國后可保送各道府直接任職。

根據這些規定，清政府對陸續回國的部分留學生實行了直接授官。1879～1880年間，當首屆32名留歐學生相繼回國后，清政府對其中成績優異的7名留學生，授予了一定的官階、軍職。如劉步蟾、林泰曾、陳兆翱給予游擊軍職，魏瀚被任為知縣，留德學生袁雨春為守備，查連標、劉芳圃為千總。1886年、1890年，清政府分別對第二批、第三批留歐學生給予官階、軍職。另外，清政府對回國不久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留學生給予直接獎勵。1886年，閩浙總督楊昌浚對中法戰爭中表現優異的11名留學生通令嘉獎：提拔鄭清廉為游擊、陳兆翱為參將、魏瀚為知州、陸麟清為都司、陳和慶等4人為守備、程好等3人為千總。

20世紀初，清政府對日益增多的回國留學生實行考試后給予文憑和官職的政策。起初是舉行一次性考試，即舉行給出身（文憑）與授官職合二為一的考試。1905年7月，學部對回國留學生進行了審查，并在保和殿舉行了考試。考試內容按理化、經史分別命題，其結果有13名留學生通過考試，獲得出身和官職的獎勵。其中金邦平、唐鍔兩人被授予進士出身，被任命為翰林院檢討；曹汝霖等4人被授予舉人出身，被任命為主事分部學習行走；陸宗輿被授予舉人出身，被任命為內閣中書；林啟等6人被授予舉人出身，被任命為候補知縣。

后來，清政府發現一次性考試存在很多弊端：回國留學生日益增多，來不及考試；考生資格不嚴格，造成學年、專業不分，導致一些學習速成科或普通科（培訓班）的留日學生考場走運；給予文憑和官職混為一談，導致獲得文憑者越多，授給的官職也越多，以至于官太多無法安排。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清政府決定將學業考試和授官考試分開。學業考試定期舉行，被錄取者由學部統一頒發文憑，分別授予進士、舉人出身。該文憑可作優先分配工作的條件，又可作參加授官考試的依據。授官考試不定期舉行，被錄取者，可直接獲得各種官職。1906～1909年，清政府對回國留學生先后舉行了4次學業考試，共有432名留學生獲得學業文憑（出身），從考試科目來看，參加法、工、農、商科的考生較多；從留學國別來看，留日、美的學生錄取者最多。這些情況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留學教育發展的特點。

為了對回國留學生實行官職獎勵，學部仿照中國歷代廷試和外國文官考試辦法，制訂了授官考試章程11條，其中規定：廷試由欽差大臣和學部共同主持；廷試參加者必須事先獲得學部頒發的學業文憑；廷試錄取者可直接獲得官職，并加以委用。1908～1911年，清政府對歸國留學生先后舉行了4次廷試，錄取了824名，其中799名被授予官職。

授官考試后，清政府對被錄取的留學生分別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內閣中書、七品小京官、知縣等，并按所學專業，將他們中的大多數分配到外務部、度支部、學部、陸軍部、法部、郵傳部、民政部、農工商部等中央政府部門，少數則被分配到各省任職。

清政府采取考試給予留學生文憑和官職的辦法，對回國留學生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千百年來官本位盛行，許多青年學生都把科舉做官作為唯一上進的出路，正當老式科舉制度壽終正寢之時，清政府開辟了留學做官的新路子，這無論對鼓勵青年學子出國深造，還是吸引留學生回國做事，都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對于回國多年，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留學生，清政府實行了間接提拔的政策。早期留美學生表現優異得到提拔的很多。在郵電管理方面，吳煥榮負責鋪設了江西第一條電報線，后任該省電報局長、漢冶萍煤鐵公司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陶廷賡先執教于上海吳淞學院，后任湖北電報局局長；此外，袁長坤、唐元湛、周萬鵬均擔任過郵傳部（交通部）電報總局局長。在工礦界、鐵路界，他們都得到重用，比如詹天佑。早期留歐學生表現優異者也得到重用，如留歐的劉步蟾、林泰曾、葉祖、薩鎮冰、劉冠雄、魏瀚、陳兆翱等，在海軍界均獲得重用，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其中魏瀚等人于1883年自行制造了“開濟”號鐵甲快船。該船擁有2400馬力，載重量為2200噸，時速為15海里，均超過以前所造各船。緊接著，他們又造出了均為2400馬力的“寰宇”“鏡清”兩艘鐵甲快船。中法戰爭后，魏瀚等人又赴英國考察更為先進的鋼甲快船，并采購了相關原料和配件，經過3年精心設計制造，終于在1887年年底建成了第一艘鋼甲快船——“平遠”號。

此外，回國留學生在文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如嚴復早年留學英國時，兼習文學、法律，回國后歷任福州船政學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京師大學堂教習、校長、編訂名詞館總辦、學部丞參上行走。他學貫中西，博綜經史，譯著最多，風行國內，成為我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家。

對歸國多年，在工作中貢獻卓越的留學生，清政府除了間接提拔外，還實行授予文憑出身的獎勵。1907年4月，直隸總督袁世凱上奏朝廷，建議將回國10年以上、政績突出的留學生詹天佑等人，免試破格授予進士出身。隨后，學部向朝廷提議將袁世凱這一建議推廣到全國，命令各省督撫廣加察訪，對歸國10年以上、貢獻大的留學生賜予出身，以獎勵后進。后經朝廷批準，各省督撫推薦了23名預備人選，其實績、著述均上報到學部。1908年11月，朝廷委派欽差大臣梁敦彥等人會同學部，分別對這23名預備人選進行了反復審查，最后確定了19名回國留學生免試獲得出身，其中詹天佑、魏瀚、鄭清廉等7人獲得工科進士，嚴復等5人獲得文科進士，劉冠雄等7人獲得工科舉人。

總之，清政府以文憑、官職為誘餌，刺激了留學生回國投身洋務和新政活動，也提高了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社會地位，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對清末乃至中國近現代留學教育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一個國家的發達與否取決于人才，人才立國這是人所共知的。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曾經多次呼吁留學生學成回國報效祖國，然而，這種呼吁收效甚微。

原因何在？有數據顯示，當教育經費占GDP5%以上、研究開發經費占1.9%以上、科學家工程師人均研究開發經費6萬美元以上、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每百萬人口有1500人以上時，歸國的海外人才會大幅增加。其實，這僅僅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國家對確有真才實學的國內大學畢業生和海外留學生是不是做到了人盡其才，給他們提供了可以施展才華的公平競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