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農問題的要害

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農問題的要害

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農問題的要害

人民公社是解決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保證和體制支撐。農村改革以來所有的失誤中，最荒謬的是以政社分設的名義解散人民公社，這就從根本上摧毀了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從這個意義上講，甚至搞承包制都不是對農村社會主義體制的致命沖擊。農業上的退一步，只要集體經濟體制還在，集體的二三產業能夠發展，公社的工業化能夠發展，農業的承包制就有調整的條件和基礎。但是，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以后，社都沒有了，社員成了村民，集體經濟的組織主體沒有了，承包制徹底變質，徒有虛名了。土地承包權永久不變，就是土地使用權屬私有化；土地的自由化流轉就是為資本兼并土地提供政策法律依據。現在的格局，就是在這一框架中運行。什么城市化問題、農民工問題、農業危機問題、農村凋敝問題、圈地強拆的惡性案件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根子全源于此。

二、走出困局的出路在于加強鄉鎮層次的統籌

但是，人民公社畢竟已經成為歷史。農村的社會主義回歸還有別的途徑嗎？筆者認為，走出困局的出路在于加強鄉鎮層次的統籌和發展鄉鎮新型集體經濟。這是因為：

1.鄉鎮是農村工業化的主要集聚地

鄉鎮是農村工業化的主要集聚地和載體。當初，人民公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實現工業化。對此，毛澤東曾有多次明確的論述。從歷史上看，鄉鎮經濟（社辦企事業）的出現，主要是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和集聚的結果。她深刻的改變了農村經濟單純依靠農業發展的格局，沖破了我國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的二元經濟格局。但是，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后來發展起來的鄉鎮集體企業又在90年代私有化，造成鄉鎮統籌功能日益弱化，農村工業化發展成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鄉鎮企業的集中、集聚程度很低，使鄉鎮企業在產業結構升級中大量被淘汰，制約了農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壓抑了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所以，只有在鄉鎮層次集中發展二、三產業，突破村自為戰的格局，引導鄉鎮企業合理集聚，建設鄉鎮中心產業集聚區，才能帶動整個農村地區的發展。

2.鄉鎮是農村城鎮化的重要載體

農村城鎮化是農村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在原有的大中城市之外的農村鄉鎮發展一批新型小城鎮、小城市，這是我國城市化發展道路的主導形式。如果人民公社不是被解散，那么，社一級恰恰是通過工業化進而實現農村城鎮化的載體，避免農民都涌進大中城市。農民進入大中城市固然是城市化的重要途徑，但是，實踐證明只靠這一條路是解決不了農民問題的。改革的現實表明，大多數農民不愿意在失去土地的情況下轉為城市居民，因為他們解決不了高房價背景下的住房問題和城鎮社會保障及城市生活的高成本。現在的農民工市民化的口號，也多是一種忽悠。實際上，全國數億的農民工真正能夠轉為城市居民的也寥寥無幾。相反，在農民保留土地權益的情況下，推進以鄉鎮為載體，特別是以重點鎮為主要載體的城鎮化發展，到是能夠被多數農民所接受的。所以，真正汲取解散人民公社的教訓，強化鄉鎮的統籌集聚功能，并重點發展一批中心小城鎮，帶動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是農村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一個戰略性問題。

3.鄉鎮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力量

小城鎮建設既是符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戰略措施，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解散人民公社以后，農村鄉鎮一級的功能又被不斷弱化，這實際上是黨和政府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領導權的進一步退出，把農村發展的主導權讓位給資產階級。農村城鎮化發展要求突破城鄉二元體制和結構，突破村自為戰的格局，在更大的范圍內統籌規劃產業布局、村莊布局，需要進行土地整理開發，需要進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需要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沒有了鄉鎮一級集體經濟，就必然被資本主義經濟所主導。所以，鄉鎮一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從整體上看，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發展的前提條件，鄉鎮一級也是傳統村莊布局、產業布局調整的規劃者、組織者、執行者。在新農村建設中，只有鄉鎮一級集體經濟具有統籌新農村建設的能力，才能發揮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作用，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導力量。

4.鄉鎮是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中心

鄉鎮（原來的公社一級）本來就是農村地區的行政和經濟文化中心，這也是人民公社的社一級的功能之一。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公社被解散，也是改革以來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不起來的根本原因。隨著農村城鎮化進程的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推進，鄉鎮作為農村地區經濟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會更加突出。農村的城鎮化集聚，會進一步強化鄉鎮的科技中心、教育中心、醫療衛生中心、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功能。鄉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水平的提高和進一步完善，既可以避免在農村地區遍地開花式的低水平重負建設，也能夠帶動農民向城鎮化社區集中居住，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提升農民的生活質量。

5.鄉鎮是農村社會管理的穩定器

鄉鎮作為國家的基層政權，其執政能力的強弱是農村能否穩定的關鍵。鄉鎮政府作為最基層的政府，直接面向農民群眾，直面大量的社會矛盾，解決問題往往沒有回旋的余地。鄉鎮層次社會管理職能的弱化，將直接威脅農村社會的穩定。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社會的利益主體多元化，是矛盾的多發期。近年來大量上訪事件和群體性沖突事件的加劇，說明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職能在弱化，很多問題不能在基層解決。實踐表明，僅靠區縣直接管理農村，弱化鄉鎮層次的社會管理職能是不行的，鄉鎮是農村建設和諧社會的穩定器。

三、“三個一批”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整體戰略

所謂“三個一批”，是指靠“城市化轉移一批、城鎮化聚集一批、新農村建設提升一批”，基本解決三農問題，這應該成為一個整體戰略。

城市化轉移一批有兩層含義，一是已經列入城市規劃范圍的農村地區，其發展目標就是完成農村的城市化轉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成為城市的集體經濟，農民完成市民化轉型。城市化轉移一批的另一層含義是，多年來已經在城市實現較穩定就業和居所的農民，需要逐漸在自愿的基礎上實現市民化轉移，即真正的離土進城，放棄農村土地權益，同時實現城鎮社會保障的對接。

城鎮化集聚一批，是指在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的鄉鎮，發展二三產業，實現農村地區經濟和人口的城鎮化集中、集聚，帶動農民在本鄉本土城鎮化。同時，逐漸合并、改造勞動力大量外流、人口大量減少的空殼村，幫助保留村莊發展現代農業，建設新型農村社區。這里的關鍵是發展鄉鎮層次的集體經濟，雖然人民公社不存在了，但可以采取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創新集體經濟新體制。

新農村建設提升一批，是指在廣大農村加快現代農業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和區域化的產業基地，提高農民的產業化組織程度，同時改造傳統農村，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完善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而這一切的關鍵在于強化鄉鎮統籌功能和發展鄉鎮集體經濟。否則，難以避免資本圈地，農民淪為雇傭勞動者的結局。

第二篇：什么是三農問題

什么是三農問題？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的總稱。1996年以來，農業步入一個困難時期，農民收入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平在給上總理書中列舉了農村中觸目驚心的危機：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李昌平的上書通過媒體震動了全國，“三農問題”的危機暴露在公眾面前。

為何“三農”問題成為關注熱點

影響社會穩定

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290余人。嚴重超編的吃飯人頭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壓力，一部分政府機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入不敷出，而這種財政狀況正是農村濫收費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增幅過快，也遠遠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關鍵是看“三農”問題能否得到很好解決。

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農村發展形勢的惡化，誘發的農民反抗時間逐漸增多，規模逐漸加大，出現了反抗形式逐漸升級，出現暴力化趨向。“三農”問題不解決，長期來看，不利于社會穩定；從短期來看，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勞動力過剩就業壓力大

據測算，中國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億農業勞動力，而目前農村總計有勞動力約5.5億，以吸收1.2億計，依舊有近3億剩余勞動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和提供的勞動機會，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國還依然面臨著的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問題。眾多的勞動力農村無法消化，只能向城鎮轉移，如何解決3億人口的就業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巨大困難。

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關于“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學者們爭論不已，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觀點，因為，每種觀點都既有說服力又有其難以應答的“死穴”。但是學者們卻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上完全一致，即，所謂的“三農問題”的其實就是農民問題，而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

城鎮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發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鎮化，創造有效的就業崗位，把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上，最關鍵就是要提高制造業的效益。從國外的發展歷程來看，都是通過實現現代化來帶動城市化，最后解決農村問題。徐宏源還指出，對于現在各大城市實行放開城鎮戶口的戶籍改革，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城鎮戶口放開以后，農民只不過是從農村潛在的失業人員變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這樣的先例。治標也很重要，但從長期來看，還是要治本。

國民待遇

相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個農村居民無論是剛出生還是年過百歲都得交納稅費。另外在義務教育的權利、社會保險、醫療等一系列權利的落實上也有待完善。

減稅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我國的農業稅、特產稅加在一起大約400億元，而我國一年有1萬億元左右的稅收，完全可以免掉幾百億的農業稅。農村費改稅的問題，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來保證，農民減負涉及的農村教育、政府經費問題也要妥善解決。

厲以寧還認為，增加農民收入，首先應該是政府加大投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良種基地的建設；二是農田水利的投入；三是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四是對農民的技術培養。其次是要發展優勢產業，如蔬菜、水果、花卉、茶葉、中藥材、養殖等。各地可以積極推行“公司＋農戶”的模式，農民按訂單安心生產，公司負責銷售。政府措施

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二是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三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四是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五是加強農村扶貧開發。六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

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效益，關鍵要在調整農業結構。我認為，要解決好“三農”問題，必須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創新理念、創新思維。

簡單的講就是要用工業化思維謀劃農業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產業化經營又必須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合理配置資源，確立主導產業，重點發展市場容量大、單位產出高、經濟效益好的區域優勢產品。一是依托市場，定位產業。清遠是一個欠發達貧困山區，起步較晚，但這里有豐富的土地資源，也是一塊待開發的處女地，所以說，清遠有一塊廣闊的豐富資源等待我們去開發，為此，我們必須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因地制宜，不斷培育和優化我市的主導產業。而當前我市農業重點要發展的是水果、蔬菜、水產養殖、雞、鵝、豬、茶葉、竹木和筍竹等八大農業主導產業。二是整合資源，布局產業。按照不同的地理優勢和資源條件，做好特色經濟文章。三是打造品牌，壯大產業。清遠也有自己的品牌，但不多，沒有很好的充分利用。為此，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優勢，圍繞創“品牌”這一環節，積極調整產品品種結構，大力發展名、優、特、稀、新品種，使之盡快成為我市的品牌，以整體形象去參與市場競爭。

二、注重化解和規避結構調整中的各種風險。

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風險，主要是市場風險、技術風險和自然風險，必須積極化解和規避這些風險，讓農民在調整中得到實惠。

1、著力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積極化解市場風險。市農業和農村經濟步入新階段后，很大多數農戶還處于單打獨斗的境地，“小而全”的生產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經營形式，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面對變化的大市場，亟須一種經濟載體把千家萬戶的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實行專業化生產和規模化經營，提高整體抗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農業產業化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重要途徑，龍頭企業能把千家萬戶聯系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既能解決生產經營小而散的問題，解決農產品加工難的問題，還能有效地化解規避市場風險。

2、加大技術培訓，推廣和服務的力度。著力化解技術風險和調整結構意味著必須掌握新的技術，化解技術風險是結構調整中必須越過的一道坎。

3、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努力規避自然風險。在結構調整中，我們力求最大限度地減少減輕自然災害所帶來的風險，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因地制宜地發展避災農業。

三、要確立新的定位、新的定型。

根據我市的實際和發展戰略，我們應把農業重點定位于增加農民收入繁榮農村經濟、保障國家食品安全、創造就業機會、保持社會穩定和保護資源與生態環境這五大功能，構建現代農業發展新格局。以土地使用權資產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償流轉體制；以“龍頭企業”為主導，整合鄉鎮企業；以“名、優、特、稀、新”為標準，優化農產品結構；以城鎮化建設為契機，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從而，為本地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在農業的定型上，要著眼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目標，使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機結合，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的生態環保型效益農業。有了這樣的定位、定型，確定發展新的思路就有了明確的思考依據。

四、抓住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確立新的方向、新的目標。根據農業發展新階段的新形勢、新任務，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攻方向，就是圍繞“三增一穩”（即：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縣域經濟實力增強，從而實現農村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基本目標，突出抓好“三精產業”，即精細種植業、精品畜牧業和精深加工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應服務于農產品加工業，因為農產品加工業一頭聯系市場需求，一頭聯系農戶生產，它根據市場的需求來組織生產，也就能指導農業生產，成為市場需求和農業生產的中間環節。農產品加工把農業生產作為第一車間，通過加工生產適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再通過銷售實現商品價值，這就形成了產工貿的經濟鏈，三者之間存在著制衡和循環關聯，成為一種新的農業體制，實現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的渠道由少到多、專業化生產規律由小到大、產業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由弱到強，社會化服務水平和農民組織化程度由低到高、農產品加工轉化和產品質量由粗到精的歷史性轉變，全面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在此基礎上，還必須建立和完善中介組織，建立和完善中介組織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五、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關鍵是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現代農業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放活農村經濟。必須發展優勢產業，實現主導產業率先突破；必須注重發展民營經濟、民本經濟、民生經濟，鼓勵科技能人、經營大戶加快發展，實現優勢群體率先突破。還要加快小城鎮建設，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條件。必須建設農產品優勢產區，形成優勢產業帶，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使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雙重優勢得到更充分的發揮。要把農業產業化經營作為增強農業發展能力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作為提高農業市場化程度和科技水平的有效途徑，作為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有效途徑，不斷創新機制，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業綜合效益。還必須精減鄉鎮機構，減輕農民負擔。目前，農民負擔最重要的不是“皇糧國稅”，而是教育雙達標、水利建設、鄉村道路和電網改造等集資收費。針對上述問題，必須進一步推進體制和機制創新，逐漸使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

第三篇：阿信：信樂團解散是必然

信樂團：解散是必然

聽你的歌總能感覺到你是一個特別有故事的人？

阿信:對啊，那個是不能騙人的，就是社會歷練，這么多年熬下來的情感注入在里面。我多人就可以感受得到。

哪段故事是讓你最刻骨銘心的？

阿信：刻骨銘心啊？臺中吧，那段日子世界無敵超級辛苦，我就是在那段日子學會抽煙上都沒錢，都沒錢吃飯，身上大概只有幾十塊，朋友和我說，抽煙可以降低食欲，呵呵摩托車，每天都要走好遠去上班，其實也沒有班可以上，只是代班，這個歌手可能今天說這邊來了一個會唱的，沒有聽過，去試試，然后那個老板起初也不是很放心，讓我先慢才放心。我這樣走路上班大概走了幾個月吧，每天都要提早一個小時出發，走到那個吧的老板在上班的時候看到我在走路，他就叫我，他就問我，你怎么走著去上班啊？我這個老板人很好，他家有一臺摩托車，他就借給我了，那段日子過了蠻久的，后來就慢的那種頂樓加蓋的房子，破破的，下雨天還會漏水，里面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張床，沒已，連枕頭上還有臟臟的東西，房間里總是有一種發霉的味道，這樣的環境大概待了一講講你曾經在PUB的一些經歷吧？

阿信：那是一個沒有什么未來的工作，一場又一場，一定要唱六個小時，六場，那個時機會，唱了十幾年，就覺得難道一直這樣唱下去嗎？后來慢慢地時機成熟了，到了2002是人生蠻豐富的一段日子。

是駐場歌手嗎？

阿信：每天晚上都要去的，駐場，一場600臺幣，合人民幣150。那個時候是騎摩托車去完去下一場。那個時候只是單純的喜歡唱歌？

阿信：沒有啦，還是為了生活。

有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成為大明星？

阿信：每天都在想(笑)，因為我覺得自己唱得不錯，我也不會客氣，但是我就覺得為什么在PUB里唱的，大家都往這方面(演藝圈)發展，而且都發展得很好，迪克牛仔啊，張惠車。我就以他們為目標，我就覺得我要好好努力，我不要一輩子都待在酒吧里面。那時發展，這個就回到剛才那個問題，信樂團是一通電話就來的，所以那個成熟度和力度都人無百日好，花無百日紅

在經歷了懷疑，流言，詆毀之后，現在的阿信看上去輕松了許多。阿信說9月29號，在個人第一次站在大舞臺，看到那么多歌迷的理解和支持，自己很感動。在采訪的過程中他表示對于未來就是把歌寫好唱好。

你喜歡了解外面的事情嗎？

阿信：喜歡啊，這個是當然的。

通過什么樣的方式？

阿信：就是和別人相處啊，對啊，現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會比以前少，現在大家都是通會并不多，我倒覺得我進這行之后，因為工作關系認識了很多人，要不然其實我是一個就是那么小的范圍了，一般人都是這樣子。現在為什么網絡這么盛行，因為大家都是透管道比以前多很多，但我喜歡面對面的交流方式。

你覺得在演藝圈可以做到本色藝人嗎？

阿信：可以啊，我一直都是這樣子的，只是外面看我的角度不一樣，但我自己一直都是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毫無掩飾？

阿信：為什么要掩飾？你去掩飾的話，有一天被人家戳破了會很難看的，所以沒什么好所以你不要去掩飾什么。

和朋友在一起玩游戲的時候會玩真心話大冒險嗎？

阿信：不會，因為沒有人玩，別人比較怕，哈哈哈！

在你歌里能感覺到來自心底最深層的一種吶喊，是對自己生活能量的一種釋放嗎？阿信：是啊，你說得沒錯。

哪首歌能代表你的這種心情呢？

阿信：《天知道》吧，這是我自己寫的。這首歌像是一種自我反省，對這個圈子、對整個第一句就是“天知道掌聲之后還能剩下什么”，這是我自己的反省，人不能永遠都站得子，所以要讓自己做好每一件事，讓自己看清這一切，人無百日好，花無百日紅，你要新專輯里有一首歌《你說的都對》，里面很多歌詞都有很意思，“我沒有天分/沒有智慧阿信：天分和智慧和努力是沒有關系的，呵呵，天分和智慧是不需要努力的。其實這首我什么都不對，我什么都笨。(表現對生活的一種無奈？)對對對，工作啊，壓力啊，都會無奈的時候多嗎？

阿信：不會啦，偶爾會有一小下，要是無奈的時候很多的話我就會離開這一行，你工作感的，那很快就會過去。

評價一下自己？

阿信：就是一個看起來很難摸透，但實際上很好相處又很簡單的一個人。

這種性格適合在演藝圈里發展嗎？

阿信：每一種性格都會存在于演藝圈，只是說觀眾怎么去看，有的人很和善，那可能就的人天生在鏡頭前就是吊兒郎當的，不理人家，但他也是有人支持的，所以沒有所謂適他獨特的吸引力，在這個圈子里都會有人喜歡。但是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喜歡你，這也你最不能容忍的是哪種人？

阿信：笑里藏刀、背后藏箭的人，這種人不單單只演藝圈啦，各行各業都有。那天演唱會有擔心過嗎？

阿信：有。那個是我單飛之后自己一個人第一次站在大舞臺上，一個人面對所有的人，象深刻的歌迷們都很支持我，都很熱情，因為我之前會擔心那天會不會沒有人來，會不因素，可是那天卻讓我很感動。

有哭嗎？

阿信：沒有啦，我不會哭的。

當時會緊張嗎？

阿信：有一點，因為那天有跳舞，哈哈，全世界最難的事情就是跳舞。

那個舞蹈學了幾天？

阿信：兩天。

有沒有想過要舉辦一場特別的演唱會？

阿信：其實有啊，場景就是在水里，有一個玻璃板，旁邊都是水，還有鯊魚游過去，我方很漂亮“水立方”，我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在那舉辦演唱會，不過，這個有點困難，呵

第四篇：“過程精品”是建設新農村的要害

在工程質量得以保證的前提下，人民的生命、財產才不會受到損失。迄今為止，這一理念仍風行于大批工程建設中。建設新農村也需要打造“過程精品”

從今年“兩會”過后，近半個月來，我們不難發現各地方政府為建設新農村積極預熱、動作頻頻。“兩會”剛落幕，四川就攜手國家質檢總局，預備以發展現代農業推進新農村建設，一時成為傳媒看

點。根據四川省與國家質檢總局簽署的合作備忘錄，質檢總局將從農業標準化、促進食品農副產品加工轉化和出口、扶持食品農副產品實施品牌戰略、強化食品農副產品質量監管、提升質檢事業發展水平等５個方面重點支持四川省農業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四川省迅速出臺“１號文件”，為整個“十一五”時期建設新農村畫好藍圖，確立農業增加值年均增長４％，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６％以上的具體目標。

接下來，山東拿出新農村建設的一條探索路徑——以土地置換作為建設突破口。對所謂的“希森模式”進行細致的剖析，新華網對此也大篇幅進行報道。雖然時下對于用大片農村土地（耕地、宅基地）建別墅是否該推崇還沒有明確的定論，當地市委書記在談“希森模式”時仍強調其中最具實質的內容：一是以生產發展為龍頭，形成生態產業鏈，讓農民就業，改善他們的居住和生活條件；二是對土地的置換，并肯定認為，這個突破口是個創舉。

針對城鄉接合部如何找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途徑，天津市在調研的基礎上認為，要打造“８大體系”讓農民群眾得到實惠。如就業服務體系、農民增收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村容整治體系、治安防控體系、思想文化建設體系和民主管理監督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民增收體系，力圖使農民在新形勢下擁有薪金、股金、租金、保障金。然而如何落實這些體系建設，當地還沒有細化方案。

農業大省黑龍江近日專門出臺《黑龍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充分發揮工商職能作用大力支持“三農”工作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施意見》，共５方面、涉及４０條具體內容。包括：對農村流動小商小販、農民在集貿市場或地方政府指定區域內銷售自產農副產品，免于工商登記和免收工商行政管理的各項收費；鼓勵并支持“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鼓勵農民和涉農企業對具有區域優勢和特色的農產品及地理標志及時申請注冊商標等具體意見。

此外，不少省份還投重資建設新農村。甘肅計劃５年投資４０多億元解決當地農民看病難問題；河北省要在“十一五”期間投資１８０億元改建農村公路５００００公里；陜西拿出６０億元在未來５年中改造低產田５５０萬畝，扶持產業化經營項目２６０個；內蒙古也宣布今年拿出６．６億元建設新農村新牧區。

有記者就新農村問題走訪福建農民時，當地農民明確表示他們的擔心：最怕基層干部“胡來”。正如南平市嶺炳洋村一個農民所說，“中央和省級部門的政策很好，但有時到了基層就走了樣。”這也是中央農村領導小組主任陳錫文擔心的“誤讀新農村”。

實際上，這種擔心不僅來自中央領導和基層農民，行業主管部門也感到壓力異常。針對在新農村建設中最敏感的土地問題，國土資源部門幾經思量后，日前正式下發《關于堅持依法依規管理節約集約用地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通知》，并要求各地方全力貫徹執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表示，下發《通知》的意義，是在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前提下要更加重視依法依規管理、節約集約用地的原則。對于仍發生的“圈地”、“以租代征”以及違反規劃私建別墅行為，要嚴厲查處、抓典型。

任何一項政策要落到實處，最難的恐怕就是“貫徹”和“執行”，正像工程建設孜孜以求的“過程精品”，只有把握好建設過程中的每個細節，才能避免產生貽害無窮的“豆腐渣”工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具有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的一項大工程，要完成這一偉大工程最關鍵的仍是“貫徹”和“執行”過程中的每個細節，做好這些細節，需要的不僅是中央政府、職能部門以及基層農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的正確理解、全力貫徹和穩健執行，進而從上至下打造新農村建設的“過程精品”。

第五篇：三農問題實質上是三民問題

我國的“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社會的“老大難”問題，很長時間以來受到國家上下、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改革開放以來連續幾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的。各級各種報刊、電臺、電視臺發表和播放關于“三農”問題的文章和節目不計其數。說“三農”問題是中國的“頭號”大問題也不為過。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其核心是“農民”問題。

農業是農民從事的勞動職業，但從事農業的并不都是農民，如原國營農場的職工不叫農民卻稱為“農業工人”。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產品短缺，計劃經濟下主要表現為農產品低價格問題，農業勞動低生產率、低收入問題，農民勞動低積極性問題，其根本原因是計劃控制過死；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許多農業基礎設施仍然落后，抗災能力低，但農民勞動積極性低的問題解決了，農產品短缺問題基本解決了，反而出現了農產品剩余、賣難；農業勞動生產率雖然提高了，但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勞動資源嚴重浪費，歸根到底導致農民低收入問題不得解決。

農村是農民居住、勞動、生活的場所，農村的衛生環境臟、社會治安亂、文化教育條件差，無非是大多數農民的生活處境臟、亂、差，農村的貧困、落后無非是農民的貧困、落后。所以說，農村問題歸根到底也還是農民問題。“三農”問題表面看來是“農”的問題，而其實質是“民”的問題，是“三民”問題：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低，新的就業門路少，收入少；賣難、買難，消費水平低；繳稅重、繳費多，負擔沉；出入行路難，就醫看病難，子女上學難，文化素質低，是農民的生活問題，是“民生”問題。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戶口”條件，農民就業備受歧視，因為身份的限制缺乏勞動就業選擇權；居住受戶籍制度的制約，長期以來動輒被收容遣送，沒有遷徙權；農民基本上沒有社會保障，一旦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沒有“避風港”，甚至失去“生存權”；計劃經濟下對自己的產品沒有討價還價權即自由處置權；改革開放至今農民對承包土地只有經營權沒有所有權，即使經營權也常受侵犯；對本應是自己的土地沒有自由處置權，只有辛勤種植或被動接受“國家”低價征用的義務；農民還沒有組織自己協會的權利。這是農民的“民權”問題。農民雖然從法律上可以自己選舉村民委員會、但這種村民自治組織的選舉常常受到鄉鎮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預、選舉出來的村委會成員要從鄉鎮政府那里領取“補助”、接受“指示”，還時刻接受同村的黨支部的領導；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真正是農民的代表極少，而且越到高層越是稀少，說話的份量也越輕；在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各級政府中，干部是專職的，是“國家財政供養”的、“吃皇糧”、“吃財政飯”的，他們根本不是農民；他們也不是農民選的，而是上級指派、上級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農民。農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間接選舉各級政府甚至最基層的鄉鎮政府的領導；政府決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員，農民不能參與決策、只有被動接受既定政策，這是農民的“民主”問題。山西華圖供稿

然而，“民主”問題也是“民權”問題，也就是農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問題。現在選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層選舉，往往是上級指定候選人。選民們對這些候選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認識，所以選舉時無所謂參加不參加；因為沒有競爭，沒有比較，參加也是只能選舉已經指定的候選人；不是上級指定的候選人而被選上的機會即使不說沒有，也是鳳毛麟角。至于政府領導成員和主要領導者，當然更是上級委派或任命，選舉只不過是走走形式，很難說有哪一位主要領導是通過真正的選舉產生的。被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公開點名批評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維高，曾經在河北省由省長、書記一直任到人大主任總共長達十來年，河北群眾對他早就議論紛紛，但別說農民，就是全體河北人民，長期以來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給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之后，才由中央給以“開除黨籍，撤消正省級待遇”的紀律處分。現在的選舉機制和程序不能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際上也就是架空了農民的這種“民主”權利。

孫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那是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說的。現在這里所說的“三民”問題，顯然不能與那時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相提并論。但是，“三民”問題與“三民主義”也不是毫無相通之處。要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三民”問題，就是要把“農民”首先認定是國家的“公民”，是社會的“人”、社會的“民”，而不單純是農業、農村的“農”。

“民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這是中國古代文人對人口流動規律的淺顯認識；“人挪活，樹挪死”，則是普通百姓對人口流動意義的樸素說法。然而，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對戶籍的管理，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從根本上說，這也是自給自足的小土地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時代提出了對人口流動的要求。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問題。他猛烈抨擊當時歐洲殘留的封建制度說：“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主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讓勞動者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鄰人的條件下，使用他們的體力與技巧，那明顯是侵犯這最神圣的財產”；他嚴厲批評當時英格蘭的法令“妨礙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轉移到其他職業，由一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從而使勞動和資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時候出現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別指出“獲得居住權的困難，甚至妨害一般勞動的自由移動。英格蘭的亂政，恐以此為最”。（《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斯密的立場是革命的，觀點是鮮明的。山西華圖供稿

欲求農民“民生”問題的解決，除了在具體的就業政策方面放棄只對城里人優惠、而對農民歧視的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變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讓廣大農民能夠享受“國民待遇”。我國的所謂“農民”正是相對于城市居民來稱呼的，它早已不再單純是一種職業者的名字，而是一種身份的稱謂。長期以來，農民難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產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由國家承擔經費，而農村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卻由農民自己承擔經費，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導致中國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農村，使得農民就業更加困難。再比如，近年來發達地區盲目“造城”、“造鎮”，大中城市隨意地擴大面積，征用農村土地，農民無法抵擋，很多被迫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田地，他們中一部分不能進行正常勞作，淪為公開失業者。據專家估算，目前我國失地農民逾2000萬。又據統計，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線的群體中，約有20%是失地農民。在無任何保障情況下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實際上變成不折不扣的失業者，他們成為“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人員，生活處境非常艱難。在國債資金使用方面對比城市與農村：近5年里國家在6600億元的國債中僅為農林水等安排建設資金2800億元，而其中真正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不多，效果不大。這幾年，國債資金帶動城市的水、電、路、通訊、醫院、學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給越來越充足，而我國農村的差距卻越來越大。（宋斌文：《經濟轉型過程中農民失業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國經濟時報》）再對比干部與農民：在1998年至2001年間，中央政府連續幾次給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大幅度增加工資，使得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水平比前幾年漲了近一倍，并拉動其他行業也調高職工的工資水平。而廣大農民不僅一點也不沾光，相反這一時期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下降，還使得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如此等等。這樣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政策不改變，農民的“民生”問題就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政策法規的制訂和執行者，政府首先應充分考慮政策的公正性，要給每個階層和每個人以平等的發展機會。首先應在全社會建立一個保障窮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網”。比如，在城鄉普遍建立醫療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對窮人就醫和子女就學提供保障性補貼。目前我國小城鎮和農村這兩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幫助的人最多。要改革農村稅制政策，有步驟地消除城鄉不平等的二元稅制結構，實行城鄉統一的稅收制度，實行統一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政策，近期應先將全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農業各稅免掉，給農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政府應該制訂針對低收入者的培訓計劃，免費或減費的形式為他們提供專業技能培訓，幫助低收入者提高就業和自我創收的能力。（馬曉河：《對當前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分析》，《紅旗》雜志2003年第16期）山西華圖供稿

為了切實解決農民問題，保證我國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全社會穩定，除了諸如就業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應是啟動和利用財政稅收這個最直接、最有力的經濟杠桿，調整財政稅收政策，調整財政收支結構，來幫助低收入者，保護弱勢群體，幫助和保護農民。例如，實行城鄉統一的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調整財政的收入結構，解決農村義務教育問題主要是調整教育資金的投向和結構，解決農村建設問題可以主要是調整國債資金的投向和結構，改善農民的衛生醫療條件主要是調整社會事業費的投向與結構，等等。任何改革政策與措施的實行都關系到現存利益格局的調整，而財政政策和財政收支結構的改變對利益格局的調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繞不過財政稅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財政收支結構的變動。

欲求農民“民生”問題的根本解決，必須先維護農民的“民權”；欲要維護農民的權利，必先爭取農民的“民主”。“求民生”、“維民權”、“爭民主”，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試想，如果農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發言權、決策權，那么對原來的特別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會強烈抵制，使之獲得通過和實施推進更加困難，而對改革政策一定會大力支持，實行起來一定會更快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教授認為，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一種義務文化。中國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沒有獨立的人格，臣民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地位表現為服從。封建社會是以國家權力為中心，制度的設置以人的義務為中心，對公民來講履行義務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權利為中心重新構筑國家制度，以絕大多數人的權利為基礎來建立法律制度，切實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強權的侵犯，徹底解決“民權”問題。他還認為，近代文明社會追求的三大目標，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發言權，完善選舉法體現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選擇，就是多數人說了算，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經濟上財產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錢稅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錢都必須經過議會討論；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隨意的監禁。（徐顯明：《保障人民權利是依法治國的本質》，2003年6月24日《學習時報》）這也就是“民生”、“民權”“民主”問題。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決“民生”、“民權”“民主”問題的必要條件，也是保持社會正常發展和穩定和諧的必要條件。山西華圖供稿

以上所說的解決“三民”問題的辦法，其實，也不止限于農民。對于處在社會底層的公民，弱勢的群體，“三民”問題也同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