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后感（大全）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后感

近日粗粗閱讀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此書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的英勇斗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始終環繞著愛國主義的思想來分析具體的歷史事件。作者評論太平天國的宗教色彩時指出，拜上帝會的創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虜了洪秀全，影響了中國的革命農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國農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壓下的中國農民革命取得了一個新穎的形式。”盡管宗教迷信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但這在當時對激發群眾和組織群眾是起了作用的。本書列舉史實說明，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并未因為外國侵略者與自己共同信仰一個上帝，就放棄了愛國主義的立場或麻痹了斗志，他們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鴉片，最后，“現實的斗爭迫使革命的農民不能不撥開宗教的迷霧而同聯合起來的一切內外敵人進行艱苦的斗爭”，表現了農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對義和團運動，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義落后性和排外主義的毒素而大張撻伐，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內外形勢，滿懷激情地描述了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壯烈斗爭，充分肯定了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是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驅。義和團運動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民不但是同封建勢力斗爭的強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國主義斗爭的強大力量。

本書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評價。作者認為，戊戌維新基本上是一場愛國主義的運動，盡管維新派敵視農民革命，只主張改良，但當時面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維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幟。他們對國勢危急的大聲疾呼，對改革主張的有力的宣傳，“喚起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因而使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本書還給予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應有的歷史地位，高度贊揚了孫中山及其同志們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和他們提出的比較完備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又專門敘述了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并指出在當時條件下，“體現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國社會在其發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正是打擊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國主義。雖然辛亥革命失敗了，但“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斗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于水火中的丑類。當我們讀到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歷史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第二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后感

讀《從鴉片戰征到五四運動》有感

摘要：《從鴉片戰征到五四運動》一書是由胡繩所著，1981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的英勇斗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本書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條線索作為這個時期的歷史的進步潮流，而堅持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主體來論述中國近代史。作者認為，在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時期，全國各地都有大規模的農民反抗斗爭，正是這些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才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給予內外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作者認為，就連戊戌變法這場由社會上層演出的歷史劇當中，“歷史的真正主角其實既不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而是成億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為求生存而斗爭的貧苦勞動人民，其中主要是農民大眾。”

正文：近日粗粗閱讀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此書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的英勇斗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與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進行英勇斗爭，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開始在中國得到弘揚和歌頌。農民站起來了，全國各地大規模的農民斗爭打擊了國內外的敵人，建立了太平天國。盡管宗教迷信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但這在當時對激發群眾和組織群眾是起了作用的，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鴉片，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始終環繞著愛國主義的思想來分析具體的歷史事件。作者評論太平天國的宗教色彩時指出，拜上帝會的創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虜了洪秀全，影響了中國的革命農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國農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壓下的中國農民革命取得了一個新穎的形式。（摘自原文第76頁）”盡管宗教迷信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但這在當時對激發群眾和組織群眾是起了作用的。

本書列舉史實說明，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并未因為外國侵略者與自己共同信仰一個上帝，就放棄了愛國主義的立場或麻痹了斗志，他們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鴉片，最后，“現實的斗爭迫使革命的農民不能不撥開宗教的迷霧而同聯合起來的一切內外敵人進行艱苦的斗爭”（摘自原文143頁），表現了農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

對義和團運動，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義落后性和排外主義的毒素而大張撻伐，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內外形勢，滿懷激情地描述了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壯烈斗爭，充分肯定了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是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驅。義和團運動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民不但是同封建勢力斗爭的強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國主義斗爭的強大力量。

本書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評價。作者認為，戊戌維新基本上是一場愛國主義的運動，盡管維新派敵視農民革命，只主張改良，但當時面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維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幟。他們對國勢危急的大聲疾呼，對改革主張的有力的宣傳，“喚起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因而使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摘自原文302頁）”本書還給予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應有的歷史地位，高度贊揚了孫中山及其同志們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和他們提出的比較完備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又專門敘述了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并指出在當時條件下，“體現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國社會在其發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摘自原文422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正是打擊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國主義。雖然辛亥革命失敗了，但“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摘自原文533頁）。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斗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于水火中的丑類。當我們讀到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歷史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對義和團運動，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義落后性和排外主義的毒素而大張撻伐，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內外形勢，滿懷激情地描述了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壯烈斗爭，充分肯定了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是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驅。義和團運動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民不但是同封建勢力斗爭的強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國主義斗爭的強大力量。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它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辛亥革命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辛亥革命還是失敗了，它是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只是剝削制度的更替。雖然辛亥革命失敗了，但“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斗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于水火中的丑類。當我們讀到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

1919年5月4日，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五四學生運動得到了工人階級的強力支持，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革命得到了勝利。經過紅四運動，中國近代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中國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成為中華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從那以后中國真正開始走上改革發展的道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而今我們己經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黨的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使我們在世界大環境下的信息交換中發展經濟，開始壯大。而這段歷史對我們走出封建主義只有重大的意義。歷史證明，我們擺脫封建社會的出路就是要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發動群眾，進行武裝革命。

總結：《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第三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后感

最近我讀了《從鴉片戰征到五四運動》，書中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的英勇斗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本書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條線索作為這個時期的歷史的進步潮流，而堅持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主體來論述中國近代史。作者認為，在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時期，全國各地都有大規模的農民反抗斗爭，正是這些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才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給予內外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作者認為，就連戊戌變法這場由社會上層演出的歷史劇當中，“歷史的真正主角其實既不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而是成億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為求生存而斗爭的貧苦勞動人民，其中主要是農民大眾。”

《從鴉片戰征到五四運動》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的英勇斗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與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進行英勇斗爭，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開始在中國得到弘揚和歌頌。農民站起來了，全國各地大規模的農民斗爭打擊了國內外的敵人，建立了太平天國。盡管宗教迷信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但這在當時對激發群眾和組織群眾是起了作用的，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鴉片，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列舉史實說明，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并未因為外國侵略者與自己共同信仰一個上帝，就放棄了愛國主義的立場或麻痹了斗志，他們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鴉片，最后，“現實的斗爭迫使革命的農民不能不撥開宗教的迷霧而同聯合起來的一切內外敵人進行艱苦的斗爭”（摘自原文143頁），表現了農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

對義和團運動，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義落后性和排外主義的毒素而大張撻伐，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內外形勢，滿懷激情地描述了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壯烈斗爭，充分肯定了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是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驅。義和團運動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民不但是同封建勢力斗爭的強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國主義斗爭的強大力量。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斗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于水火中的丑類。當我們讀到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歷史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它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辛亥革命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辛亥革命還是失敗了，它是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只是剝削制度的更替。雖然辛亥革命失敗了，但“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斗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于水火中的丑類。當我們讀到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

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

1919年5月4日，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五四學生運動得到了工人階級的強力支持，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革命得到了勝利。經過紅四運動，中國近代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中國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成為中華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從那以后中國真正開始走上改革發展的道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而今我們己經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黨的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使我們在世界大環境下的信息交換中發展經濟，開始壯大。而這段歷史對我們走出封建主義只有重大的意義。歷史證明，我們擺脫封建社會的出路就是要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發動群眾，進行武裝革命。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第四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模版]

選修論文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后感》

管理學院金融09-1

邢峰

0909410

3淺談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緒的宣泄”。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批判封建綱常名教等舊思想、舊傳統，但沒有完全否定傳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并逐漸在思想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到后期的一個顯著特征。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到《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再到黨的十五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一脈相承、不斷完善和發展的。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也是一次新的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發生之日起，人們就對它褒貶不一。直至如今，雖然已經過了八十年，還仍然是眾說紛紜，評價各不相同，觀點相去甚遠，需要繼續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社會現實的回應，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不是“情緒化”的產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勝利果實，登上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他破壞民主共和，實行專制獨裁，大搞帝制復辟。而與政治倒退相伴隨的則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尊孔復古的逆流。袁世凱誣蔑辛亥革命以來“綱常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土匪禽獸之國”，命令全國“尊崇孔圣”。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相繼出現了諸如孔教會、孔道會、宗圣會等尊孔復古組織。這些組織與北洋軍閥相唱和，攻擊辛亥革命，謾罵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歷史事實清楚地表明，袁世凱的所謂文廟祀孔、天壇祭天不過是恢復帝制的前奏：“武圣”張勛與“文圣”康有為更是聯手導演了一出復辟的鬧劇。既然反動的政治總有腐朽的文化為之張目，那么捍衛共和、反對倒退，就勢必要痛擊這股尊孔復古的逆流。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高揚科學和民主的大旗，對封建文化發起了猛烈的沖擊。

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隨著維新思潮的發展，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始抨擊君主專制、綱常名教，提倡民權、自由、平等，這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聲。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進一步批判封建的綱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掃蕩三綱，蕩滌五倫”，中國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氣，振獨立之精神，拔奴隸之惡根，救民眾之悲運”。他們還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學”的絕對地位。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綱常名教、反對孔教，與辛亥革命黨人對待綱常名教和孔子的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說是一脈相傳的。由此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維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

把五四運動說成是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情緒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他們對封建文化的批判，對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經過對社會現實、思想文化狀況的嚴肅思考后作出的抉擇。這種抉擇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是對現實的客觀回應。

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舊思想、舊傳統最主要的內容，是反對孔教，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并沒有完全否定傳統

五四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表現出寬闊的眼界和宏偉的氣魄，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局限在文化層面，而且是要救國，要“再造中華”。盡管《新青年》標榜“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事實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并沒有脫離政治。新文化運動就是由尊孔復古、帝制復辟的社會現實引發出來的。正如陳獨秀所說：“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凈凈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批評“舊思想”的針對性是很鮮明的。他們集中反對將孔教定為國教并列入憲法，指出孔教是維護專制制度的，與民權、平等思想背道而馳。

李大釗指出：“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當存于憲法。”陳獨秀也強調說：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級，“若一方面既然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他們還指出，尊孔是為了復辟帝制，“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思想學說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會為不適于生存”。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反對將孔教列入憲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綱五倫。他們認為孔教的核心是禮教，是別尊卑、明貴賤的等級制度，“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魯迅的名著《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禮教的罪惡，尖銳批判忠、孝、節等封建倫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對將孔教列入憲法、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中反對舊思想、舊傳統最主要的內容。但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對于孔子及其學說并沒有完全否定。如陳獨秀就肯定了孔子的歷史地位和孔學的歷史價值，表示“反對孔教，并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并認為孔子學說也有優點，不是“一無可取”。李大釗也明確表示：“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完全否定傳統，沒有視中國傳統文化盡為糟粕，說不上是全盤反傳統。新文化運動沒有也不可能使傳統文化中斷，即使是儒學也沒有中斷。如果說有“中斷”，那斷掉的只是儒學獨尊的正統地位。

以五四運動為界，新文化運動分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發展。談論新文化運動不能只談前期不談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除原來的資產階級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漸在思想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在人們心目中對曾經被奉為效法榜樣的西方資本主義產生了懷疑，以致破滅。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民終于在絕望和彷徨中從十月革命學到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面貌就起了變化。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主要是通過李大釗等這樣一些在前期新文化運動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驅者傳播開來的。1918年，李大釗就撰文歡呼和論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第二年，他主編出刊了《新青年》的“馬克思研究”專號，并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比較系統、準確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此后，許多報刊相繼發表了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也被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這樣，就使19 15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運動發展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新文化運動。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之所以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決非由于幾個知識分子一時的感情沖動。中國人民是在與各種主義的比較、實踐之后，才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其間貫穿始終的是先行者對社會現實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沖動，更不是簡單的盲從。它是思考后的選擇，是對現實的回應。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嚴重的斗爭和艱辛的歷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種種主義，諸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實驗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

馬克思主義開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馬克思主義與這些思潮在社會改造的浪潮中競相傳播，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從1919年到1 923年，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了三次大論戰，先后戰勝了以胡適為代表的實驗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以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以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在思想理論的斗爭中，其他各種主義很快便銷聲匿跡，只有馬克思主義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并且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中國人民正是經過研究、比較和鑒別，最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理論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人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俄國十月革命后從蘇俄接受來的教條主義。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實際，把問題簡單化了。十月革命無疑對中國影響很大，它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煥然一新。但是，中國人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并不只是從蘇俄來的。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顯然是受日本學者河上肇的影響。楊匏安、李達、李漢俊等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都是在留學日本期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而周恩來、蔡和森等許多留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則是在法國研究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共產黨宣言》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國內，1920年，陳望道全文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據羅章龍回憶，當時在北京也有據德文版《共產黨宣言》翻譯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為《共產黨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確指出，包括階級斗爭學說在內，是“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這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接受的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蘇俄的教條主義。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和民主，到黨的十五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一脈相承、不斷完善和發展的。

最后感謝老師對我們的辛勤教導，讓我受益匪淺，祝老師身體健康，闔家幸福！

第五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后感1

近現代史綱要實踐活動之讀書報告

近現代史綱要實踐活動之讀書報告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專業班級： 水工四班

姓名：冷俊杰

學號：080201042

3一開始上近代史的時候，我并沒有想讀這本書，甚至都沒有聽說過它。后來我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我的1919》，觀看電影之后我突然想到去了解一下當時人們的生活，于是我去上網查了相關的資料，結果就發現了這一本書，網上的評價都很高，于是我便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拿到手之后才發現這一本書竟有600多頁，共70萬字，我不禁打了退堂鼓，直到上個星期，老師給我們安排了讀書報告的任務，我才拿起了它慢慢的讀了起來，結果一發不可收拾，短短一個星期就把它讀完了。

我看的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書的簡本，根據序言所說，大約刪減了三分之一，參與編寫的也從胡繩一人增加到了八人。

首先我瀏覽了本書的目錄，全書包括緒論共六篇二十七章。

緒論部分主要講了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差不多就算是鴉片戰爭的背景吧。從中我了解到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之前，中國已經在過去在長達兩千年中建立了極其完整的封建制度，在地方她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央她有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資本主義雖有萌芽但是卻發展很慢；社會矛盾也只限于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發生的農民革命也非常局限。同時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雖然有些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侵犯我國邊界但是受到了有力的反擊，在進行貿易時甚至出現了貿易逆差，而且隨著侵略者的數量增加，清朝統治者也進行了一些防御措施，但是由于地方官員的腐敗和盲目自大，很多禁令都沒有真正的起到作用，就如胡繩在書中所說“有禁令規定外國船只上的炮位必須在黃埔卸下，才準進入，可是很多時候都沒有實施”。在這一篇緒論中我看到了古老中華在過去中的成就，也看到了它的統治者的盲目與自大，原本的反抗和自衛行為逐漸變成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這些事實無處不體現了封建體制的腐朽，預示封建王朝的覆滅。

第一篇講的是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胡繩先是講述了在鴉片戰爭前期，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向中國販賣鴉片，以索求高額的利潤。當朝廷發現問題時，它也采取了一些禁令，但是效果卻很小，腐朽的官僚機構完全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甚至想到了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這是多么可笑的方法啊！他們只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絲毫沒有考慮到廣大的群眾的切身利益。直到林則徐的出現，真正的禁煙才真正的開始，英國商人的利益因此才受到了侵犯，于是虎門銷煙自然成為了鴉片戰爭的導火索。在戰爭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始終沒有堅持住自己的立場，忽而主戰忽而主“扶”。就像胡繩說的“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身的痼疾”，當曾經在平民面前囂張跋扈地軍隊遇到來自遙遠的英國軍隊時，雖然擁有十倍軍力，占據天時地利，卻節節敗退，這是為什么？是腐敗，是懦弱，是軍紀混亂，是沒有得到平民的幫助！

英國侵略者在中國沿海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當他們認定清朝官兵并無任何抵抗能力的時候，他們在1841年5月30日在廣州城北約五里的三元里遇到了他們所沒有料到的敵人，打了一場特殊的仗——那便是三元里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普通的農民群眾不顧官方已經屈膝求和，自己起來懲罰侵略強盜。三元里的戰爭，參加的除農民外，有當地的絲織工人、打石工人、人數近萬。用書上的話講“三元里的斗爭，是中國人民長時期的、大規模的反帝斗爭的最初的胚芽，它基本上是農民群眾的自發斗爭，而且地主階級還在里面起著領導作用”。

提到鴉片戰爭，不得不提到<<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他們充分暴露了封建統治者完全沒有能力抵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經過鴉片戰爭，英美法者三個西方的主要資本主義強國迫使中國開始套上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他們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門戶，為的是要奴役這個古老的國家”。從此，中國社會不可能不發生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系列的變化。”

戰爭以后，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又出現了什么事呢？中國對外正式開放而來五個港口，不平等條約賦予外國商人以許多有利條件。戰后最初的若干年頭里，中國的對外貿易的情況如下：

1.鴉片仍然源源不絕地經過走私商人輸入中國。

2.外國資產階級在廉價搜刮中國的農產品的同時，也要是中國成為他們的是工業產品的市場。

外國資產階級本來以為只要大批了中國的“頑固”的政府的封鎖，中國就能成為他們的 工業產品的最廣闊的市場。他們沒有料到中國的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相結合為基礎的經濟節后，對于工業品有這樣頑強的抵抗能力。“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解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總過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除此以外，在五口通商時期，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即買辦資產階級的開始出現。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的同上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一邊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上，反復發生的農民革命，既沒有資產階級的領導，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我們現在所要考察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國農民大革命，他們是在和游民的破壞性進行了必要的斗爭而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領導權的。參加革命的也有地主階級分子，但是人數很少，在革命的初期，不足以形成影響運動發展方向的力量。太平天國的興起和衰落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1.金田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最早的組織者是洪秀全和馮云山。他們都是廣東人。

2.向南京進軍：太平軍在金田村起義以后，兩年多的進軍，總的說來，是勝利的進軍，但是其中經歷了多次嚴重的風險。

3.北伐和西征：毛澤東在論述戰爭中建立根據地的問題時指出：“歷史上存在過許多 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太平天國排除了一支有二萬人左右的軍隊繼續北上，方針是乘虛而入，直搗清朝首都。1853年5月，在出動北伐部隊的同時，太平天國發動了西征。在這方面，太平天國進行的是爭城奪地的戰爭。

4.天京城內的大變亂：當太平軍向南京進軍的過程中，好像用篩子把舊社會篩了一遍 篩出來的跟著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舊留在本地。這場天京大變亂成為太平天國從飛躍發展的形式轉向下坡路的標志。干部的損失、軍事力量的削弱，固然是直接造成的后果，但更嚴重的后果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危機的加強。但是，由金田起義和向南京勝利進軍而興起的革命勢頭還沒有因這次天京大變亂而完全打斷，太平天國在總的衰落過程中還能取得某些勝利，并且繼續維持八年之久。

農民大革命失敗以后，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封建主義統治者，聯合了外國侵略勢力，鎮壓農民革命，對廣大人民進行了極端殘酷的殺戮，嚴重地摧殘了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各少數民族的群眾起義失敗，封建統治階級總是對少數民族實行歧視、欺凌和壓迫，于是連續發生了貴州苗族起義，云南彝族、回族的群眾起義。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掠奪的加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發展，他們在全世界范圍內更劇烈地展開了對殖民地的爭奪和瓜分。封建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接著書上提到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先是俄國對中國西北邊疆的侵略，沙皇俄國排除的全權代表巴夫科夫在他所著的《我在西西伯利亞的服務》一書中供認了俄國政府和官員們如何挖空心思進行欺詐，利用北京條約第二條利用漢文本和俄文本有些用語的不同來搗鬼，占據伊犁地區達十年久。郁卒同時，英國也加緊了對中國西部邊疆的侵略，光緒二年六七月間的煙臺會議上，李鴻章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要求，簽訂了煙臺條約。侵略中國的列強

既相互配合、勾結，又相互排擠、競爭。

提起近現代史，大家都會想到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中日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了掠奪，使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險，清朝政府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稅吏，；由于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便浩浩蕩蕩地開始了，那便是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它是一場爭奪權力的斗爭，慈禧太后本身被那個不反對洋務派的路線和政策，但是她為了自己的權力，“采取了三項措施：1.命人’開缺回籍’，2.以容祿為直隸總督3.命二品以上達成到太后前謝恩。”就這樣，在慈禧的打壓下，維新變法最終失敗，康梁跑到海外后的活動漸漸變成了主要反對新型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維新派并不是白白地付出了鮮血，但付出鮮血的結果并不是譚嗣同所設想的，維新變法運動能由此高漲而直到勝利，恰恰相反，倒是證明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

1899年一個稱為義和團的自發農民運動像火山突然爆發一樣，以山東味中心涌現出來，是中國近代史十七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組成部分。義和團發展越來越壯大，帝國主義列強看到清朝政府已經控制不了局勢，義和團勢力逐漸深入北京、天津的時候，就決定出動兵力，直接出面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義和團的愛國群眾，沒有正確的領導，誤信清朝官方真是要和洋人打仗，“有勇無謀”，官方正式利用他們的“無謀”，而把他們碾碎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機器里。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們在一夜間取得了起義的勝利，為清朝統治敲響了喪鐘。但是，這些取得了勝利的士兵們沒有堅強的領導者，同盟會的領袖們或在國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沒有多年間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的宣傳、組織工作和前赴后繼的斗爭，不會有武昌起義；為了保持這個勝利，他們面臨著更嚴重的考驗。新政權成立起來了，袁世凱成了內外一切反革命勢力的中心人物，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迅速上升到權力的中心。武昌的政權落到了反革命手里，舊巡撫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2月25日，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局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革命勢力由于有了孫中山的回國，而有了一個有力的中心人物，這是反對革命的方面感到震驚。但是議和已經在12月18日在上海開始。12月2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進行臨時縱容的選舉，孫中山以16票當選，次日，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在1911年11月16日組成以他為首的內閣后，迅速把清朝的全部政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政府沒有能力解決它面臨的許多困難，處于極其軟弱的地位。最終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辛亥革命失敗了。它的失敗是由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者具有他們自己克服不了的弱點的緣故，是由于中國廣大下層群眾——主要是農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確和堅強的領導，沒有能充分發揮出來的緣故。辛亥革命的失敗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

辛亥革命以后的幾年間，中國思想界處于很混亂的狀態，這時，1915年9月創刊的《新青年》雜志發起了沖決這種精神網羅的斗爭。在它的影響下，形成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思想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5月4日，北京學生的行動在黑夜沉沉的中國發出一聲響亮的春雷，立即震動了中國。在五四運動中學生群眾起了先鋒作用。它的后兩年，1921年，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五四運動宣告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近代歷史展開了新的篇章。

在讀這本書的一個星期里，我經常想，那時候的人民確實是在水深火熱中生

存的，中國的近代史是一個悲傷史，而中國發展成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中國著實不容易，曲曲折折的斗爭，與外國列強的斗爭，它是在斗爭中不斷走出陰影，在奮斗中努力找到自己的道路，而我，更加珍惜現在的生活，現在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