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件惡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詐騙罪辯護案例（范文模版）

一件惡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詐騙罪辯護案例

案情簡介：

嫌疑人冬某2014年7月9日因涉嫌信用卡詐騙罪刑事拘留，8月14日批準逮捕，經兩次退偵后，由檢察院在2015年4月27日向法院提起公訴，2015年5月15日開庭審理此案，6月10日辯護人拿到判決書，判處有期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

辦案過程：

冬某在2009年、2010年左右在5家銀行辦了多張信用卡，從事類似傳銷的事業，在這5家銀行總共透支20多萬元本金，通過以卡養卡的方式循環，終于在2013年3月最后一次還款后再也無法還上信用卡透支金額了，再這之間，搬了家換了工作換了電話，銀行只有當時辦卡留下的父母家里的固定電話能聯系到其老父親，其中A銀行在2014年7月以冬某在該行開辦的一張信用卡透支34985元，經多次催收，仍不歸還欠款，涉嫌信用卡詐騙罪向公安報案，公安以信用卡詐騙罪刑事立案，在2014年7月8日抓獲冬某后進行刑事拘留，冬某家屬在2014年7月14日委托我們作為其辯護人后，我們根據其家屬提供銀行查詢記錄和本人，知道其一共在5家銀行透支本金有20多萬元現在無法償還，家里也沒有還款能力,所以在這個案子中，我們主要采取的是被動的辯護策略：

1、在偵查階段，當辦案人聯系家屬要求其歸還A銀行透支款息時（本金加利息7萬多元），一是其家庭無還款能力，更主要是我們擔心一旦冬某償還了A銀行的信用卡，可能造成其他四家銀行也向辦案單位報案，那樣會增加其違法犯罪金額，最終會加重其量刑，也會造稱后期退還壓力，所以雖然有司法解釋“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責，但在公安立案后法院判決宣告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從輕處罰，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惡意透支數額較大，在公安立案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的，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我們能在偵查階段還清全部款息，當然是個很好的不批準逮捕取保候審申請的理由，但是就本案而言，考慮前面兩個理由，我們并沒積極去爭取退款息；

2、在審查起訴時，我們也沒有積極的去催檢察機關加快進程和提出相應法律意見，大家看我其他刑事案件辦理，對于輕罪案件，我一般會積極聯系辦案單位以加快進程，這些輕罪案件判決跟關押時間有很大的關系，實際關押時間長，判決就長，實際關押時間短，判決時間就短，另外，對于案件中某些定性和情節問題，我也一般會在審查起訴時提出書面意見，以使最終起訴書中會有確定的更有利的定性和減輕、從輕的情節，而不是將這些重大的辯護意見都放到審判時去辯論，實際上我是盡量將辯護工作提前，因為越到最后，等這些證據材料沉淀下來，在庭上很難翻的動，很難去改變，在這個案子中，這樣做的一個實際好處就是，案子第一次退回補充偵查時，檢察意見沒有涉及到要對另四家銀行信用卡透支進行補充偵查，白白浪費一次補充偵查的機會，到第二次退回補充偵查檢察意見提出了對另四家銀行信用卡透支進行補充偵查時，整個補充偵查時間才只一個月，等公安給四家銀行發函要求對方提供報案、透支、催收證據材料時，只有約20天的時間，結果導致最終時間太短，這四家銀行提供的相關催收證據不足，所以最終起訴書只有A銀行的34985元，實際上就使得透支20多萬d的事實，但起訴只能起訴3萬多，這無疑是對冬某最有利的結果，在這三次審查起訴總計四個半月時間，我們只是最開始將所函，委托手續提交給了承辦檢察官，要求對方起訴狀出來時告訴我們去拿就行，因為我們不能去提醒對方還有另外四家銀行信用卡透支事情需要明確，4月29日，我們知道案子剛送到法院去閱卷，就和法官講，我們將積極去做家屬工作，爭取將全部本金34985元退還給銀行，法官也很高興，安排了5月12日開庭。這個案子開庭辯護也有獨特的亮點，A銀行在報案提交的證據中有一種《公安報案通知函》共三份，它是用來證明銀行向冬某催收過，因為根據刑法196條規定“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這個罪名成立，是必須有催收證據的，A銀行為了充實這方面證據，可能是后來補做的證據，但是補做的不嚴謹，當天開庭，質證公訴人證據時我提出來：

1、這三份函有兩份函編號和時間顛倒，開具時間在后面一個月的函，其函的編號卻在開具時間在前的前面，明顯有偽造嫌疑，2、這三份函跨度時間有一個半月，其函的編號只是缺了一個，作為一家全國性的銀行信用卡催收中心，一個半月發了四份催收函，其中三份都是發給冬某的，明顯也存在偽造的嫌疑，這個證據應該是A銀行為了報案做出來的證據，應當在訴訟中排除，當時提出來，法官很意外，因為他們之前也沒注意到這個問題，雖然最終我們結合本案其他情況做的是最輕辯護，但無疑這個質證意見在本案中是最犀利有利的，所以在最后發表辯論意見，我們提出希望判處一年以下有期量刑意見時，法官當庭問公訴人有無意見，公訴人回答是無意見，這個案子開庭前，冬某家屬一直說愿意把34985元還給銀行，爭取輕判，所以開庭前后，我們也是和主辦法官溝通，開庭后由法官來聯系銀行到法院簽協議辦理還款手續，也只需還起訴書上本機金額即可，但很遺憾，庭后雙方按法官要求去了法院，但其家屬因家庭中各幫其分擔多少出現分歧，最終放棄了還款爭取從輕的情節，最終這個案子在2015年6月10日（2014年7月9日刑拘，到2015年7月8日滿一年）判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2萬，大家從時間上可以看出來，如果能退款，最少減三個月，那么我們的辯護是非常成功的，判決結果一年，那么被告拿判決書到刑滿釋放還不足一個月時間，就會完美實現關多久判多久的辯護結果。

審判結果：

冬某判處有期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辦案總結：

冬某案子需要具體結合案子看和分析，如果單純看34985元判有期一年三個月，可以說無多出彩的地方，但是看這個案子實際透支20多萬，最終只能起訴34985元就是一個成功的地方，另外，因為存在透支20多萬的事實，所以這種案子是注定會退查兩次的案子，所以從偵查到移送法院時間從2014年7月9日到2015年4月27日已經是9個半月也是必然（刑拘37天+逮捕2月+審查起訴三次4個半月+退查兩次2個月），到案子開庭已經是近10個半月了，我們的針對證據辯護很犀利有力，如果后續家屬還了銀行的那3萬多元，案子按一年判，2015年6月10日拿判書，被告人就只需要在里面關不到一個月時間就可以刑滿釋放，百分百實現了關多久判多久最佳的辯護結果，不過，就是因為不還多判那三個月，結合到具體本案來說，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了，在這個案件中，我們發現銀行報案材料上的矛盾地方，表面看好像很簡單，但實際上很不易，銀行催收人員都是相對比較專業的但沒有發現、銀行委托代理舉報的律師沒有發現、公安偵查人員沒發現、檢察院審查起訴的公訴人沒發現、辦理案件的法官也沒發現，我們能發現是因為我們更負責、更認真、更專業。

第二篇：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淺析

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淺析

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信用卡的使用與我們生活的聯系日漸密切,但信用卡的不當使用,不僅使持卡人與銀行之間產生民事責任,而且令持卡人觸及刑事法律規定,無可避免地承擔刑事責任,從而在其人生檔案中抹下犯罪印跡,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將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在第一款規定的條件下持卡人拒不歸還的數額或者尚未歸還的數額。不包括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超過規定限額透支。透支限額，是指發卡行規定的持卡人可以使用的超過其實際存款余額以上的最高限額，是否超過限額以透支后的信用卡存款余額作比較，而不是每次的透支數額，每次透支數額雖未達到限額標準，但余額超過限額的，也是超過限額透支。[5]根據《銀行卡管理辦法》的規定，透支限額包括單筆透支限額和月累計透支限額兩種。同一持卡人單筆透支發生額個人卡不得超過2萬元、單位卡不得超過5萬元，同一賬戶月透支余額個人卡不得超過5萬元，單位卡不得超過發卡行對該單位綜合授信額度的3%，無綜合授信額度可參考的月透支額不得超過10萬元。超過限額透支的，發卡銀行隨時都可以催收。

超過規定期限透支。持卡人雖然在規定限額內透支，但超過了允許的期限仍不予償還的透支行為即為此類。根據有關規定，透支期限最長為60日，而個發卡行一般規定為1個月，超過期限銀行就會催

收。如果透支已超過限額，就不存在允許透支的期限，更不存在超過規定期限透支的問題，發卡機構隨時可以要求行為人償還。

經發卡行催收后仍不歸還。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自收到發卡銀行催收通知后3個月內仍不歸還的行為構成惡意透支。有人認為刑法規定這一要件不合理：首先，在實踐中發卡銀行是否催收難以認定，持卡人往往以各種理由否認銀行的催收；其次，持卡人在申領信用卡時已經了解有關透支的規定，如果再附加條件無疑是對已有規定的否定；再次，由于人口流動等種種因素，銀行催收在操作中也存在種種困難。“催收不還”這一要件還是合理且必要的，因為一方面，“催收不還”要件使惡意透支行為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具備了此要件才確定構成了對財產權的侵犯，也是刑法對這種行為加以非難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對“惡意透支”這種本質上源于金融業的投機行為原則上應當限制使用刑罰，而“催收不還”這一要件便具有這種作用。那么，如何做到既遵守罪刑法定原則，又不致放縱犯罪分子呢？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對其應當靈活理解，而不應僅限于字面含義。在一般情況下，對行為人超過限額或者期限透支的，還是應該按照法律的規定由銀行進行催收，經過3個月行為人仍不歸還的，以惡意透支信用卡詐騙罪處理。在特殊情況下，比如對騙領信用卡的持卡人無法按正常程序進行催告，但是只要銀行履行了相關的催告程序，經過3個月后，“持卡人”未到銀行還款的，就可以認定為“經催收后仍不歸還”。另外，對一些有足夠證據證明的無法催收

或者不可能催收的情形，完全可以認定為“催收不還”，對其按照惡意透支構成信用卡詐騙罪處罰，也并不違背立法的精神。

數額較大。根據刑法的規定，惡意透支構成犯罪須達到數額較大，而數額較大的標準就目前而言，仍應參照《解釋》的規定，以5000元作為“數額較大”的起點。這里的數額不是單純指超出發卡銀行規定的透支限額的部分，還應當包括發卡銀行允許透支的數額，但是持卡人的賬戶余額不在此內。另外，透支犯罪數額是指透支金額本身，而不應當包括利息和罰息。

第三篇：信用卡詐騙罪案例

2002年4月26日，杜某在某機關辦公樓走廊地面拾得信封一個，內有戶名為劉某的中國建設銀行龍卡、存折和取款密碼。當晚，艾某在中國建行某辦事處的自動柜員機上輸入密碼后取款100元。隨后，杜某將該卡可以取款的情況告知艾某，兩人共同在本地另三個銀行營業處的自動柜員機上先后用該卡取款共計14600元。15日后，失主劉某發現裝有龍卡及存折的信封丟失，掛失時被告知卡內存款已經被人支取，遂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經半月偵查將兩人抓獲，追回被提取的現金14700元并發還失主。公安機關對杜某與艾某刑事拘留后，經檢察機關批準實施逮捕。

「審判」

本案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被告人杜某、艾某犯詐騙罪。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兩名被告人犯詐騙罪的證據不足，退回案件并建議補充證據。檢察機關隨后再次提起公訴，指控兩名被告人犯信用卡詐騙罪。對于本案有的還提出兩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侵占罪。在兩次開庭審理中，被告人的辯護人以兩名被告人沒有實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偽造證件等詐騙行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龍卡為儲蓄卡而非信用卡、雖有非法占有的行為和目的但卻沒有拒不交還的情節等理由作了無罪辯護。法院采納了其辯護意見，對杜某、艾某判決宣告無罪。公訴機關未提出抗訴，兩名被告人也未提出上訴，本案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分 析」

本案事實比較清楚，認識分歧在于對杜某、艾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本文認為，應當根據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則和犯罪構成理論，對被告人杜某、艾某的行為進行分析并作出正確定性。從本案已經查明的事實來看，杜某、艾某的行為不具有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構成要件，因而不能定性為詐騙罪；其用于取款的龍卡不具有信用卡屬性且不能成為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因而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由于被告人在公安機關已經將持卡提取的款項如數退出，不具備拒不交出這個必要構成要件，也不能構成侵占罪。根據刑法第3條“法律無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的規定，對被告人杜某、艾某應當宣告無罪。

首先，杜某、艾某的行為不具有詐騙罪的客觀行為要件。詐騙罪是侵犯財產犯罪的一種古老的犯罪。針對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新刑法將原刑法規定中的詐騙罪、盜竊罪、搶奪罪分別作了規定，又根據詐騙犯罪的方法和手段的特定性，將詐騙罪分離為集資詐騙罪、金融支票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等并分別進行了規定。詐騙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采取各種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蒙蔽被害人，使其產生錯覺并“自愿”地將財物交給詐騙行為人。詐騙行為表現為兩種情形，一是虛構事實，即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的信任；二是隱瞞真相，即掩蓋客觀存在的某種事實，索取被害人的財物。與其他被害人“自愿”并親自或委托他人將財物交給詐騙行為人的行為方式相比，本案以儲蓄卡通過自動柜員機提取現金的方式具有其特殊性。銀行設置自動柜員機的目的是為了方便儲戶取款，卡密碼應當視為儲蓄款所有權人與銀行之間對取款人合法性識別標準的一種約定。自動柜員機輸出規定數量現金的唯一條件是輸入的密碼正確，對前來取款并輸入密碼正確的將一律視為合法持卡人，即銀行儲蓄卡以密碼為唯一識別標準，只要儲戶輸入正確的密碼，自動柜員機就應當按操作者的指令輸出一定數量的現金，其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對自動柜員機能否按指定數額輸出現金是沒有作用的。如儲蓄卡的合法持卡人密碼泄密且儲戶未及時掛失，銀行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持卡取款過程中，只需要按信封內記載的密碼操作即可按需取款，而不需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被害人或銀行的信任。如將“冒充”合法持卡人解釋為隱瞞事實真相，將可能對儲蓄卡所有權人委托其他人代替其在自動柜員機上取款的情形也以詐騙論處。實質上這種情形只是儲蓄卡持卡人對所有權人的卡使用上的代為行為，“冒充”與“代替”只是詞語褒貶與合法與否的差別，而不能判別是否屬于詐騙。同時“冒充”是對人騙取信任而言，而不能對自動柜員機發生騙取信任的效果。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的持卡取款行為不具有詐騙罪的行為特征，不能以詐騙罪定罪量刑。#p#副標題#e#

其次，杜某、艾某用于取款的龍卡不是刑法所規定的信用卡。我國刑法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最早源于1995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第14條規定。新刑法修訂時，除增加了關于惡意透支的解釋外，其他未作變動或修改。根據刑法規定，信用卡詐騙罪是指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本罪規定在刑法第四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位置分析，刑法規定信用卡詐騙罪的立法本意，不僅在于保護公私財產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而且還在于維護以信用卡使用及其支付活動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活動秩序。從本案認定的事實來看，被告人杜某、艾某的取款事實不可否認地具備“冒用”的行為特征，但關鍵在于龍卡是否信用卡？“信用卡是指由銀行或公司簽發證明持卡人信譽良好，可以在指定的商店或場所進行記帳消費的一種信用憑證[①].”信用卡不僅可以用于提取現金，而且更重要的它還是可以代替現金或支票使用的支付工具。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取款所冒用劉某的龍卡，只是銀行儲蓄存折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屬于僅用于存入或提取現金的儲蓄憑證，不具在指定商店或場所進行記帳消費的功能，也不能進行透支消費。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行為，充其量只能構成對劉某財產所有權的侵害，而不能對刑法所指信用卡的使用及其支付秩序造成危害。根據刑法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對信用卡不可作擴張解釋。龍卡既非信用卡，顯然不屬于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因此，對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行為不能定性為信用卡詐騙罪。

再次，杜某、艾某不具有侵占罪“拒不交出”的構成要件。我國以立法形式正式確立侵占罪這種犯罪形態，源于1995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根據《決定》精神，侵占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自己合法持有的公共財物和他人財物轉為己有或擅自處分，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②].”根據新刑法第270條的規定，侵占罪是指行為人將保管物、埋藏物、遺忘物非法占為已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的行為。因而，此“侵占罪”不同于彼“侵占罪”，《決定》所指侵占罪已由新刑法確定為職務侵占罪。刑法除對侵占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對象具有明確界定外，司法實踐中的其他立案和定罪標準基本沿用了職務侵占罪的規定。“普通侵占罪的性質和危害近似于盜竊罪，侵占拾得物的性質和危害則近似于貪污罪。因此，……對普通侵占罪的起點數額應參照適用盜竊罪的起點數額為宜，侵占拾得物罪的起點數額則可以參照貪污罪現行起點數額[③].”本案杜某在某機關辦公樓走廊地面拾得的中國建設銀行龍卡顯然為所有權人劉某的遺失物，如杜某拾得后未為取款的惡意占有行為，僅對儲蓄卡的持有還不能認定其行為違法。當杜某與艾某持該卡共同在銀行自動柜員機的取款數額已經達到了數額較大的標準后，兩人的行為才轉化為非法侵占。但侵占罪是以“拒不交出”為必要成立要件的，否則就會形成拾得他人遺失物即為犯罪的觀念。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1995年《關于辦理公司、企業負責人受賄、侵占和挪用公司、企業資金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對“拒不交出”、“拒不退還”主要采取了時間界定方式，即“超過三個月未歸還”或“人民檢察院起訴前不退還的”。依文義理解，這種界定應當包括三個解釋，一是被告人的歸還或退還應當是一種主動行為，而非通過司法機關的搜查、查封等途徑所繳獲；二是被告人的歸還或退還以超過三個月或提起公訴前為時間界線，超過該時間界線的應當視為拒不歸還或拒不退還。三是提起公訴前的最后期限，應當理解為法院受理立案之日之前。因此，可以認為該規定主要強調的是歸還或退還的時間界線。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公安機關偵查時已經將所取款項退還，雖然并非出于本人的完全自愿，但確實是被告人在三個月內或提起訴訟前以自己的行為所交出和退還，而不是公安機關通過搜查、或查封等其他途徑所繳獲。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惡意侵占行為，由于其在公安機關全額退款的彌補，使之侵占罪的定性也不能成立。#p#副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侵占罪是刑法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法院對本案的宣告無罪判決和檢察機關提起的抗訴，只能針對公訴機關指控的詐騙罪或信用卡詐騙罪。如認為被告人犯侵占罪，應當由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并告知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刑事自訴。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后，被害人以侵占罪另行提起刑事自訴的，同樣也只能得出宣告無罪的結果。而本案存款損失已經通過公安機關追贓挽回，被害人此時已經沒有提起刑事自訴的必要了。

「結 論」

遺失物并非無主物。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拾得人在拾得遺失物后應當及時通知所有權人，所有權人不明的應當收歸國家所有。綜觀本案查明的事實和訴訟過程，被告人杜某、艾某拾得劉某遺失的龍卡后，明知遺失人姓名卻仍然實施了提取數額較大款項的行為。與侵占他人遺失的數額較大的財物且不予退還的典型侵占罪相比，本案被告人持卡取款這個特殊情節更能體現被告人對他人財產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其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是不可否認的。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盡管被法院宣告無罪，卻無權要求國家賠償。假設本案未經公安機關偵查破案和追贓，兩名被告人是不可能將非法獲取的14700元予以退還的。此時，本案兩名被告人的行為符合侵占罪的構成要件且應當依法定罪量刑。但是，因侵占罪屬于刑法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訴訟程序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刑事自訴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難以落實。本案幸得公安機關“錯誤”地定性為刑事詐騙，才得以立案偵查并將兩名被告人抓獲歸案后及時挽回了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如公安機關在被害人報案后即認定本案性質為侵占，那么被害人只能通過刑事自訴尋求保護和救濟。在根本不具備調查取證能力、也不知侵占其合法財產的為何人的條件下，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是不具備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的，其結果必然是被駁回起訴，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護。

二是司法機關履行偵查職責的程度難以界定。依國家權力的法治理念，對于公民而言，法無明令禁止就意味著有權；對于國家機關，法無明確授權就意味著無權。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管轄，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間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統內審判第一審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屬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侵占罪案既然為刑法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當然為人民法院直接管轄的自訴案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偵查機關可以完全一推了之，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偵查活動界入此類罪案的深度。#p#副標題#e# 本文認為，刑事訴訟法設置管轄制度的宗旨在于提高刑事訴訟效率。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訴案件而言，具有案情簡單、情節輕微和被害人具有證明能力等特點，法律并不完全排斥司法機關的依法干預。如被害人因受到強制、恐嚇而無法告訴的，檢察機關和被害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告訴。同時，案件已經公安機關偵查且決定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被害人可以直接提起刑事訴訟。因此，對于被害人確無能力調查取證的侵占罪案，公安機關應當根據報案進行偵查，查明侵占犯罪事實和獲取相應的證據后，如果可以確認其性質為侵占，應當告知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刑事自訴。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由人民法院根據被害人申請向公安機關調取證據。

信用卡詐騙案例

來源:未知 作者：l 日期：10-07-13

【案情摘要】 公訴機關：江蘇省蘇州市虎丘檢察院;被告：洛某

2007年4月16日，駱某在拖欠他人巨額債務無力歸還的情況下，向民生銀行信用卡營銷中心申請辦理白金信用卡。在向銀行提交證明其資產狀況的房屋買賣置換合同(實際未能履行)等文件后，銀行向駱某核發了一張白金信用卡。兩天后，駱某又再次提供虛假收入等證明材料向招商銀行申請辦理信用卡。在隨后的幾個月中分別通過刷卡消費、ATM機取現及向他人支付費用后在特約商戶處刷卡套取現金等方式，使用民生銀行的白金信用卡透支299306.34元，使用招商銀行的信用卡透支150518.81元。駱某將這些錢一部分用于歸還債務和日常消費使用，另一部分用以償還先期的透支。但是隨著雪球越滾越大駱某漸漸的無力償還。銀行多次催收，駱某仍不歸還透支的款項，并化名潛逃至外地躲避債務。直至2008年11月被公安機關抓獲。

【裁判】

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判決被告人駱某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九個月，并處罰金。

【法理分析】

本案屬于利用虛假信息騙領信用卡，然后惡意透支以填補之前的虧空，最后導致構成犯罪的情形，案情較為簡單，條理也較為清晰，在分析時需要梳理如下線索：

性質認定：即信用卡詐騙罪的含義及構成要件的認定。

所謂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行為。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包括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其次，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利用信用卡騙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再次，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亦即年滿16周歲的完全刑事責任人;最后，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并且一般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

信用卡詐騙罪的具體表現行為有四種，分別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使用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其中，透支是指在銀行設立賬戶的客戶在賬戶上已無資金或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經過銀行批準，允許客戶以超過其賬上資金的額度支用款項的行為。透支實質上是銀行借錢給客戶，而惡意透支則是指為了將透支款項占為己有，根本不想償還或者也沒有能力償還，在行為上采取潛逃的方式躲避債務的透支行為。

事實認定：即本案中被告人洛某的行為界定。

在本案中，被告人洛某利用虛假的資產證明騙取了不同銀行向其核發的信用卡，然后通過刷卡消費、ATM機取現及向他人支付費用后在特約商戶處刷卡套取現金等方式大肆透支信用卡上金額，用于自己日常消費和填補之前虧空，其本身并不具備償還的主觀意志。在銀行催收賬款以后，仍然不予歸還，并且采取了潛逃至外地躲避債務的行為，可知其透支行為是惡意透支，且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其他三個構成要件，故本案法院的判決是適當的。

【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

信用卡作為持有人信用的體現，是現代消費領域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慮所催生的產物，它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使人們擺脫了現金支付周轉不足和攜帶不便的困境，但是信用卡在我國畢竟屬于新興事物，門檻較低，導致在使用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故應當注意如下幾點：

1.首先，在消費使用時，簽單前要注意核對單據上記載金額是否正確，確認無誤后方可簽字，切不可簽署金額空白或者填寫未完全的簽賬單。簽帳單要妥善保留，除了以備日后查核外，也可避免被仿冒使用。

2.其次，若發生錯誤或者交易取消，一定要當場將錯誤的簽單撕毀，如果商家使用的是電腦聯線刷卡終端，務必要求銷售員開立一張抵銷簽帳單以抵銷原交易，再重新進行一次交易，或取得商家的退款證明。

3.最后，持有人應當妥善保管信用卡及身份證，丟失后應當立即掛失，避免他人拾到后冒用或者惡意透支。信用卡注銷后，應當及時剪斷該卡，以免因為冒用等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總而言之，信用卡是方便生活的工具，也是個人商業誠信的記錄，除了預防他人冒用的情形外，更應當樹立自己的誠信意識，及時還款，不要惡意透支。

第19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

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陳榮明信用卡詐騙案

【提示】

惡意透支是信用卡詐騙罪的表現形式之一，但何謂惡意透支?它與善意透支有何區別?

【案情】

被告人：陳榮明，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漢族，江蘇省無錫市人，原系江蘇省南京市天梯系統工程控制有限公司職員。2002年9月11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8年三四月間，被告人陳榮明在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的情況下，仍持其牡丹卡、太平洋卡先后在江蘇省無錫市和常熟市、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廣東省深圳市和東莞市等地，采用小額取現、刷卡消費等手段，惡意透支190筆，共計透支數額181008.82元。

【審判】

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陳榮明犯信用卡詐騙罪，向張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陳榮明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未提出辯解；其辯護人主要提出被告人陳榮明用太平洋卡透支后，發卡行并未向其催收，其行為不屬惡意透支，此事實不構成信用卡詐騙。

張家港市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陳榮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信用卡，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成立。關于被告人的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陳榮明用信用卡透支后，發卡行并未向其催收，不屬惡意透支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陳榮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明知無力償還，透支數額超過規定限額達到數額巨大，為逃避追查而潛逃在外，故被告人的行為屬惡意透支，辯護人的此項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四項和第二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決：

被告人陳榮明犯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

宣判后，被告人陳榮明未提出上訴，人民檢察院也未提出抗訴。

【評析】

本案的焦點是如何認定信用卡詐騙中的惡意透支。

利用信用卡詐騙犯罪，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出現，但在罪名的使用上一直沿用普通詐騙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此種情況一直延緩到1995年《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頒行為止。1997年《刑法》也將信用卡詐騙列入其中。《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有4種情形：（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惡意透支的。很顯然，本案被告人陳榮明的信用卡詐騙是屬于第4種情形，即惡意透支。筆者下面就結合本案簡單闡述一下如何認定信用卡的惡意透支。

透支的信用卡的一大特色功能，是指持卡人在發卡機構信用賬戶上資金不足或已無資金時，經發卡行批準，允許其以超過信用卡余留資金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的活動。善意的透支，既有利于持卡人的方便使用，又有利于增加銀行的利息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信用卡的這一功能，騙取銀行資金，將其非法占為己有，這也就是所謂的惡意透支。惡意透支詐騙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客觀行為往往被表面的民事法律關系所掩蓋，與善意透支相混淆，因此準確地認定信用卡惡意透支對區分信用卡惡意透支詐騙罪與非罪具有重大意義。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體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所謂合法持卡人，是指直接向銀行申辦并核準領取信用卡的人，也即享有該信用卡使用資格的人。如果非持卡人包括銀行內部工作人員與持卡人合謀，互相串通和勾結，為持卡人惡意透支活動提供幫助的，則是共犯。非合法持卡人不能構成、不能成為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體：如行為人使用盜竊的信用卡惡意透支構成犯罪，則以盜竊罪論處；行為人使用偽造的、作廢的、撿來的信用卡惡意透支構成犯罪的，則以詐騙罪論處。本案的被告人陳榮明在任張家港市海德鍍層有限公司總經理期間，分別向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申辦信用卡，工商銀行、交通銀行在依法核準后分別發給陳榮明牡丹卡和太平洋卡，被告人陳榮明是兩張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構成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體。信用卡惡意透支的主觀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即明知信用卡賬戶中沒有備用金，或備用金不足的情況下仍繼續透支，且具有非法占有銀行資金的目的。如果是因為過失造成透支，則不構成惡意透支。行為人的主觀思想是靠客觀行為反映出來的，其特征一般有以下幾點：

（1）透支超過限額包括每次在限額內透支但累計超過了限額；（2）透支款逾期未還又繼續透支；（3）透支數額有規律或在短時間內大量透支。本案被告人陳榮明在1998年三四月間，在其特丹卡上僅余98.64元、太平洋卡上僅余1.11元的情況下在授權范圍內，先后至上海市、廣東省等地采用小額取現、刷卡消費等手段實施了其透支行為，其中牡丹卡透支146筆，透支額132793.74元，太平洋卡透支44筆，透支額48215.08元。在發卡行發覺后準備向其催討款項時，陳榮明即潛逃在外，躲避偵查，其一系列的行為無不反映出非法占有銀行資金的目的，符合惡意透支的主觀要件。信用卡惡意透支行為侵犯的客體是銀行財產所有權及社會主義的金融管理秩序。本案被告人陳榮明的行為完全符合信用卡惡意透支的客體要件。信用卡惡意透支從客觀方面看，表現為行為人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數額較大，并且在發卡銀行催收的期限內拒不歸還的，或逃避追查的。超過規定限額，是指超過信用卡章程中規定的透支限額，而不是每一次的透支數額，只要信用卡透支后賬戶的余額超過限額，就構成超過限額透支。超過規定期限是指超過信用卡章程規定的允許透支的期限，期限是針對限額內的透支而言的，超過規定限額的透支，則談不上有透支期限。透支超過限額或雖未超限額卻超過規定期限，二者只要具備其一即屬于惡意透支。所謂“數額較大”，是指刑法意義上的數額較大，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之一。按照有關的司法解釋，這里的數額較大是人民幣5000元，如果信用卡惡意透支達到人民幣5000，則構成犯罪，反之，則不構成犯罪。另外，信用卡惡意透支犯罪，還必須具備一個要件，即經發卡行催收仍不歸還或逃避追查。本案被告人陳榮明透支共達181008.82元，大大超過了規定限額，且事后為了逃避追查，潛逃在外四年有余，其行為完全符合信用卡惡意透支的客觀要件。

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本案被告人陳榮明潛逃在外逃避追查，就不存在“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這一要件，其行為就不構成惡意透支的信用卡詐騙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太教條、太死板，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所以將“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寫進去，主要是方便界定惡意透支的范圍，更清楚地反映出行為人內在的主觀惡意，使司法實踐有直觀的衡量尺度，便于操作。如果經發卡銀行催收后，在規定期限內歸還了透支款，就說明持卡人透支是非惡意的。

但行為人惡意透支后，為了逃避銀行催收而潛逃在外，只能更加反襯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意，其社會危害性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更大，如果就此認定行為人不構成惡意透支的信用卡詐騙罪顯然是不合法理的，也不利于打擊犯罪，防范金融風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規定了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騙取財物金額5000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經銀行催收后仍未歸還的應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一般也是如此操作的。

發現ATM機上的信用卡而冒用取款應定信用卡詐騙罪

2008年08月22日 14:56:17 來源： 字號：〖大 中 小〗

裁判要旨：行為人發現他人遺忘在自動取款（ATM）機上的信用卡處在自動取款狀態，便冒用該卡取得大額現金，此行為為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的行為，應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案情] 2007年12月14日下午，商某到建湖縣城湖中南路縣農業銀行森達分行自動取款機上取款轉賬后，沒有將農行金穗卡從自動取款機上取出就因事離開。不久，被告人龔建榮準備在該取款機上取款時，發現商某的信用卡處在自動取款狀態，就冒用該卡在銀行取款機上取得現金17000元。案發后，贓款已被追回發還給被害人商某。

[審判] 建湖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龔建榮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建湖縣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被告人龔建榮犯信用卡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應予支持。鑒于被告人龔建榮認罪態度較好，并退清全部贓款，故酌情對其從輕處罰。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的規定，以被告人龔建榮犯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四千元。（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龔建榮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即被告人龔建榮的行為是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還是盜竊罪。

解決以上爭議，應首先從概念上區分一下信用卡詐騙罪與盜竊罪，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信用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客體為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財物的所有權； 其客觀要件表現為行為人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惡意透支等方法，使與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對的當事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數額較大的資金或財物的行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竊取的行為。其客體為受刑法保護的財產性的權利，其客觀要件表現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公私財物秘密地轉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達到法定數額或其他定罪條件的行為。由此可見，盜竊罪與詐騙罪最關鍵的區別是，盜竊罪違背被害人的意志，而詐騙罪是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認識自愿處分財產。對本案的處理，一種意見認為構成盜竊罪。理由主要有：信用卡是一種支付憑證，占有他人的信用卡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占有了他人的財物。本案被告人在自動取款機上發現他人遺忘的信用卡處在自動取款狀態，就利用該卡在銀行取款機上取得大額現金。本案雖然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但結合刑法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規定的 “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的要件，必須是被害人產生了認識錯誤，并基于認識錯誤而作出處分財產的行為。而取款機不可能產生認識錯誤，也就不存在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使他人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地向行為人交付財物的行為，相反，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的行為，故此種行為應以盜竊罪論處。

另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理由主要有：就本案而言，表面看來與刑法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特征不符，但行為人從取款機中取錢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雖然行為人是從不具有人的靈性的ATM機上取款，但是ATM機能為客戶服務，是建立在人為設置的程序基礎上的，按照信用卡的有關規定，只有持卡人本人才能使用此信用卡，ATM機為客戶服務亦需驗證身份

后進行，對于ATM機，客戶的密碼即等于客戶的身份，客戶輸入密碼進入程序其實就是驗證身份的過程。因此，此時行為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實質上是冒用他人身份證的行為，而使用他人密碼支取款項，與冒充他人身份占有財物無異，主觀上具有冒用意思，將財物騙到手，在客觀上積極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非法以持卡人的名義使用信用卡，在自動取款機上取款，使銀行取款機的電子識別系統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自愿”交付錢款，至此信用卡所承載的經濟利益發生了轉移，沒有該欺騙行為，信用卡所代表的財產權利就不能成為現實，故本案應定為信用卡詐騙罪。

綜上所述，本案被告人龔建榮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行為完全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特征，認定其行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更能體現刑法關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本義。

第四篇：惡意透支信用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司法解釋信用卡惡意透支將

被追究刑責

根據《解釋》，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惡意透支”。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介紹，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6條規定，“惡意透支”屬于信用卡詐騙的犯罪行為。這次“兩高”司法解釋對“惡意透支”構成犯罪的條件作了明確的規定：

第一，在司法解釋中，對“惡意透支”增加了兩個限制條件：一是發卡銀行的兩次催收；二是超過三個月沒有歸還。這里面就排除了因為沒有收到銀行的催款通知或者其他的催款文書，而沒有按時歸還的行為，持卡人沒有接到有關通知或者文書，過了一定的期限沒有歸還的，不屬于“惡意透支”。

第二，因為“惡意透支”這種信用卡詐騙犯罪是故意犯罪，因此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這是該行為非常重要的構成要件。“非法占有”是區分“惡意透支”和“善意透支”的一個主要界限，只有具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進行透支的才屬于“惡意透支”，才構成犯罪。

這次司法解釋中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合近年來的司法實踐列舉了六種情形，比如明知無法償還而大量透支的不歸還；肆意揮霍透支款不歸還；透支以后隱匿、改變通訊方式，逃避金融機構的追款等。這些情形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表現。

第三，這次司法解釋明確了“惡意透支”的數額，“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拒不歸還和尚未歸還的款項，不包括滯納金、復利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

第四，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法院未判決或者公安機關未立案之前，償還了這些透支款息的，從輕處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責任，這樣既依法追究那些“惡意透支”的詐騙行為，同時又發揮法律的警示和教育作用，盡可能地縮小刑事打擊面。

第五篇：探討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立法規定

探討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立法規定

摘 要：根據現行刑法及司法解釋對惡意透支犯罪行為的規定，構成惡意透支犯罪，主觀上必須以非法占有目的為要件；客觀方面必須有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數額較大的行為。“規定限額和規定期限”的認定應當以發卡機構與持卡人之間的約定為標準；“催收不還”應成為認定惡意透支的必備要件，對于透支后逃避追查的持卡人可以公告催收；應規定單位可以成為惡意透支犯罪行為的主體；惡意透支犯罪行為不同于其他類型的信用卡詐騙行為，對惡意透支犯罪行為可單獨定罪。

關鍵詞：惡意透支；信用卡；詐騙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惡意透支與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起作為信用卡詐騙罪的法定行為表現。2009年兩高出臺的《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作了更為明確的規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本文旨在對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及完善作一粗淺分析，拋磚以引玉。

一、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一）超過“規定的限額、期限”透支

根據現行刑法的規定，構成惡意透支的條件之一是“超過規定的限額、期限”透支。透支限額指持卡人可透支的最高限額；透支期限指持卡人可透支款項的最長期間。如果持卡人超過規定的限額透支，發卡機構可隨時催收持卡人償還透支款項，如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不予償還透支款，則構成惡意透支。如果持卡人在規定的限額內透支，發卡機構也會按約定給持卡人寄送對帳單，催告持卡人在一定的期限內歸還透支款，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規定的期限內沒有償還透支款，也構成惡意透支。

（二）經過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

“經過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是構成惡意透支的關鍵要件，而且也是有關惡意透支的構成條件中爭議最大的一個要件。一種觀點認為，以催告次數為標準，銀行對持卡人的透支一般實行三次催告，第一次發出書面通知催告還款，第二次工作人員上門索要，第三次訴請法院發出支付令，若三次催收無效，即可認定拒不歸還。另有學者認為，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作為認定的標準，即“收到發卡機構催收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仍不歸還的行為”是催收不還。第二種見解是學界的通說。筆者認為，一般情況下，由于是否構成超期限透支要等到發卡行規定的還款時間才可以確定，而且相對來說，這種類型的透支數額不大，要最后認定持卡人的行為構成惡意透支，必須經過三次催要；對于一般的超限額透支也應該堅持三次催收；對于盡管持卡人并沒有超額透支但是由于信用卡本身信用額度大，因而透支款數額巨大，而有明顯超期限惡意透支嫌疑的場合，或者持卡人短時間內頻繁透支，超過規定限額因而具有很大超限額惡意透支的場合，可以適當放寬上述標準。解釋第六條中的“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說法顯然是對這兩種觀點作了折中的選擇。

（三）數額較大

只有催收不還的透支款項達到數額較大的，才可能構成惡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詐騙罪。至于數額較大的具體標準是什么?根據解釋，惡意透支，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而且解釋還對惡意透支的數額范圍作了限定，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在第一款規定的條件下持卡人拒不歸還的數額或者尚未歸還的數額。不包括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

（四）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構成惡意透支犯罪，行為人在主觀方面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何認定惡意透支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解釋也作了比較周延的規定：“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筆者認為，主要還是結合持卡人的客觀行為及其他主客觀因素綜合加以認定。如果持卡人超過規定的限額或規定的期限透支，經過銀行的催收后仍不歸還，一般就可以推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從而成立惡意透支。但是如果被告人確有事實證明其不歸還的原因不是主觀上不想歸還，而是由于其他客觀因素導致無法返還或不能返還，則因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而不成立惡意透支。

二、惡意透支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構成的完善

1.“透支限額、透支期限”標準的明確

《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關于信用卡透支最高限額（包括單筆透支限額和月透支限額）和透支最長期限的規定是其他發卡機構制定信用卡章程的規范，發卡機構關于信用卡透支限額和透支期限的規定可以在《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規定的范圍內浮動。因此便出現了不同的發卡機構信用卡章程規定的透支限額、透支期限各不相同的現象，同一銀行發行的不同種類的信用卡透支限額和透支期限也不相同。

透支限額和透支期限究竟以什么為標準呢？有學者認為應統一以《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規定為標準，而不能分別以發卡機構與持卡人之間簽訂的信用卡領用合約的規定為標準，主要理由是領用合約本質上是民事合同，以民事合同規定的標準作為刑事犯罪的罪與非罪的衡量尺度之一，從法理上看不盡合理。筆者認為，認定透支限額和透支期限應以信用卡領用合約的規定為標準。理由是，首先，信用卡領用合約的規定并不會成為認定惡意透支犯罪罪與非罪的尺度。構成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要以“數額較大”為要件，此“數額較大”指的是持卡人經發卡機構催收后不予歸還透支款的“數額較大”，而不是指超過規定的限額透支“數額較大”，因此，認定罪與非罪最終是看持卡人惡意透支的數額是否達到了入罪的標準，與信用卡領用合約對透支限額和透支期限的規定無關。其次，如果以《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規定作為認定透支限額和透支期限的標準，將導致許多實際上的惡意透支犯罪行為不能得到刑法制裁。因此，為了避免司法實踐中的爭議，應該明確規定“透支限額、透支期限”的認定應以各發卡機構的信用卡章程或者發卡機構與持卡人之間簽訂的領用合約為標準。

2.“催收不還”規定的完善

根據刑法的規定，行為人盡管已經實施了超額或超期的透支行為，但經發卡機構催收后加以償還的，則不能認定為犯罪。“催收不還”這一限制性條件的設置一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業帶來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對惡意透支這種本質上源于金融業固有風險的投機行為，應限制使用刑罰，而“催收不還”這一要件恰有此功能，而且“催收不還”要件使惡意透支發生了質變，使它由不確定的金融風險變成確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對這種已確定的關系的標的――財產權的侵犯，是刑罰發動之源。立法的這一規定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但是，“催收不還”作為認定惡意透支必備要件的規定確實給司法實踐帶來難題。筆者認為，這里可以進行公告催收，即對于在超限額或超期限透支后無法找到持卡人的，發卡銀行可以進行公告催收。司法實踐的困難不能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眾所周知，刑法是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違法行為進行最為嚴厲的打擊，因此不能隨便定性為犯罪，否則公民的權利便會輕易被侵犯。

3.犯罪主體的完善

現行刑法規定惡意透支犯罪行為的犯罪主體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單位在內。對現實中存在的單位犯罪行為，不能追究單位信用卡詐騙罪的刑事責任，也不能追究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信用卡詐騙罪的刑事責任，而只能按一般的民事案件處理。

筆者認為，應規定單位可以構成惡意透支犯罪行為的主體。首先，單位惡意透支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其次，單位惡意透支行為相對于自然人惡意透支而言，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因為單位可透支額度更大。最后，對單位惡意透支行為予以犯罪化可以更好地維護信用卡管理秩序。

（二）惡意透支犯罪行為罪名的完善

雖然我國刑法將信用卡惡意透支型的犯罪與“使用偽造的、作廢的或者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這幾類具有明顯詐騙特征的信用卡犯罪規定在一起，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惡意透支型信用卡犯罪畢竟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典型的信用卡詐騙犯罪。首先，犯罪主體的不同。惡意透支行為人只能是信用卡的合法使用人，其他人只能作為犯罪參加人加以考慮；而后者則是非合法持卡人所為。其次，前者的實質是非法透支，它以真實有效的信用卡作為犯罪工具，主要侵害的是信用卡發行人與持卡人之間的信賴關系，從根本上破壞了信用卡制度，妨礙了利用信用卡從事正常的交易活動；后者的實質是欺詐，發卡機構與詐騙行為人本來就不存在信賴關系。再者，犯罪客觀方面的特殊性。從司法認定的角度，惡意透支有一個從民事法律關系到刑事法律關系的轉化過程（但從存在論上，不存在此轉化）；而后者則是直接構成刑事法律關系。

從國外立法來看，許多國家刑法是將這種實為惡意透支性質的濫簽信用卡的行為作為獨立犯罪規定的。當中以德國為代表，德國第二次抗制經濟犯罪法案將有權利的所有人濫用支票卡和信用卡的行為，作為單獨的犯罪構成規定進德國刑法典第266b條，該條規定：因持有支票卡或信用卡，而被授予權利，在消費后，由發卡機構擔任付款，如持有人濫用此種權利，并導致發卡機構的損失，處3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罰金。此外，瑞士刑法典第148條規定：雖無支付能力或無支付意愿，但仍使用信用卡或類似支付工具，意圖獲得財產價值上的好處，并因此損害支票出具商的財產利益，如果支票出具商和協議企業采取針對濫用支票的措施的，處5年以下監禁刑。行為人以此為職業的，處10年以上重懲役或3個月以上的監禁刑。

基于上述理由，筆者認為，將惡意透支犯罪獨立出來是比較適宜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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